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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口腔正畸学研究生进行口腔医学美学教育的必要性。方法 结合当前国内口腔正畸学研究生的美学教育现状，分析口腔正畸学与口腔医学美学的关系，讨论口腔正畸学研究生口腔医学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结果 口腔医学美学教育有利于提高口腔正畸学研究生的综合素质。结论 口腔正畸学研究生应加强口腔医学美学教育。
【关键词】 口腔医学；正畸学；美学；教育，研究生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中美学教育工作日益受到重视。21世纪是审美的时代，美学教育要把培养“审美的人”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与此同时，审美时代也给美学教育提出许多新的课题。口腔医学美学是口腔医学与美学交叉和结合的边缘学科，是医学美学中的一个应用分支，口腔正畸学作为口腔医学的一个分支，与美学关系十分密切，并与美学相互渗透。口腔正畸学在世界医学教育中属于毕业后教育，目前我国的临床口腔正畸医师的培养主要是通过研究生教育或进修生教育，其中研究生教育是较为理想的一种口腔正畸学医师教育方式。因此，在口腔正畸学研究生中普及和加强口腔医学美学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1 口腔医学美学及口腔医学美学教育概念
口腔医学美学是医学美学中一门具有直接实践性的应用分支，是一门研究在维护、塑造口腔颌面部健美的创造性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一系列医学美现象和医学审美规律的科学[1]。口腔医学美学教育即口腔医学审美教育，是指从口腔医学领域的特殊性出发，通过各种形式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教育措施，培养和发展口腔医师的专业审美意识和审美心理，提高他们在医学审美实践中感受美、鉴赏美、运用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2 口腔正畸学研究生进行口腔医学美学教育必要性
口腔正畸学与美学的关系
美国著名牙医、美学牙医学创始人PINCUS指出，美学牙医学是继生物学、生理学、机械学之后的第四维临床牙医学。西方和日本均将美学作为牙医学院的必修课程。口腔正畸学是口腔医学中的一个专科，是研究各种错畸形的病因机制、诊断分析及其预防和治疗的科学。其研究的解剖范围是人类容貌的敏感区之一——口腔颌面部；其研究内容——错畸形是一类影响外貌和功能的畸形，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其定为“牙面异常”。口腔正畸学的基础理论、科学实验和临床实践中蕴含着许多美学的思想和原理，著名正畸学家GRABER曾指出，口腔正畸学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这高度概括了正畸学与美学两者密不可分的关系。
口腔医学美学在口腔正畸学中的作用
口腔医学美学作为一种方法手段对口腔正畸学临床具有实践和指导作用。利用美学手段可以处理正畸学中的一些单纯用医学手段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牙齿与颜面审美的协调关系是口腔正畸治疗的目标[2]，在临床正畸学的诊断，矫治方案的设计，临床矫治技术中，处处可见美学踪迹。如面部的对称性，前牙的中线，牙齿与面部以及病人的性别、年龄、身高等的协调性，个体弓形的设计，微笑的美学设计，严重骨性畸形病人术前术后的矫治等均离不开口腔医学美学理论的指导。
口腔正畸学研究生进行口腔医学美学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提倡的是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为了适应当今的形势发展，我国口腔医学教学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高素质的、适应当代社会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要求的口腔医学专门人才。
美学教育是一种高形态的素质教育，一个适应时代发展的高素质的正畸医师必须具备良好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口腔正畸医师只有很好地掌握了口腔医学美学的知识和原理，才能对病人做出正确的诊断、设计并进行合理的治疗，从而最终取得令病人满意的既美观协调又具有良好功能的牙列和颜面。如果一个口腔正畸医师没有扎实的美学知识作指导，只会简单地排齐牙齿，而不顾牙齿的垂直向位置、近远中位置、唇齿关系、笑线的问题、微笑的问题，那这只能是一个牙匠而非合格的正畸医师。
口腔正畸学研究生是未来的口腔正畸医师，只有加强他们的口腔医学美学教育，才能使研究生的人才培养真正实现由“单一型”向“复合型”、 由“技能型”向“艺术型”、由“匠人型”向“文化型”的转变。
3 目前我国口腔正畸学研究生口腔医学美学的教育现状
口腔医学美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目前在我国各医学院校口腔正畸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中口腔医学美学课程的开设尚不统一，只有少数院校在本科教育阶段将其设为必修课，如安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系、大连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系等，是国内比较早将口腔医学美学作为必修课的医学院校[3,4]，但大多数医学院校仍把医学美学或口腔医学美学作为选修课，而且教学力量薄弱，专职的美学老师很少，多由其他专业的教师兼职，尚无统一规范的口腔医学美学教材，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在摸索之中。
4 加强口腔正畸学研究生口腔医学美学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普及口腔正畸学研究生的口腔医学美学教育
虽然有些医学院校已经在本科生教学中将医学美学或口腔医学美学作为选修课，但选修率并非100%，而且学时有限。口腔正畸学在世界医学教育中属于毕业后教育，因而口腔正畸学在整个口腔医学本科教育中的学时不多，主要介绍口腔正畸学的检查诊断以及各种错畸形的矫治原则，而对于临床各种矫治技术的讲解比较简单。本科期间也没有正畸专业的实习，学生对涉及口腔正畸临床方面的美学知识的学习和认识无法深入，所以有必要在研究生阶段进一步加强和普及口腔医学美学教育。 普及口腔正畸学研究生的医学美学教育，就应将口腔医学美学课程列为必修课，使每一名口腔正畸学研究生都能接受这方面的的教育，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健全审美观，提升审美境界，为以后的临床和科研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目前，我国各医学院校口腔医学美学的师资力量还不够均衡，大多数院校这方面的人才比较匮乏，是由其他专业的教师兼职，如美术老师、音乐老师、中文老师等，但是这些老师对口腔科学的知识了解较少，在讲解与口腔知识有关的美学知识时，不能和口腔正畸临床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就不能保证讲解的针对性和生动性。所以有必要加强口腔医学美学的师资队伍的建设，应对美学教师进行口腔相关知识的培训，或对口腔正畸学教师进行医学美学知识的培训，使教师首先做到能将医学美学的理论和原理同口腔正畸实践融会贯通。
口腔医学美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口腔医学美学教学内容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4]。①美学的理论：该部分是整个课程的基础，通过美学理论启迪建立积极有序的美学思维，健全学生的哲学审美观和艺术审美观，提高对美的感悟、认识、品鉴能力。②医学美学：指导学生探索口腔医学与美学的结合点及其内在联系、规律，熔铸医学审美能力的基础。③口腔医学临床审美的理论和应用：这是口腔医学美学的最终目标。这一部分内容要结合正畸临床讲解，针对与美学有关的正畸问题，如牙齿排列的美学问题：牙冠的长度和宽度，牙齿的垂直向位置，近远中向位置，唇舌向位置；并强化责任意识[3]。严格出科考试和毕业前的临床技能考试与评价。这样，不仅考核了学生的临床技能水平，也评估了临床教学质量，对规范教学管理、加强教学工作有积极意义。颜面软组织与牙齿的美学关系：唇齿关系、与微笑美学有关的笑线、切牙曲线、负性空间等进行讲解。
口腔医学美学的教学方法应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将一些与正畸美学有关的现象的照片和图片，以及矫治前后病例的牙齿和颜面改变的资料等直观地呈现出来，结合临床实践讲解，便于学生理解。
在学生当中组织一些病例讨论，选择典型的病例，先让学生利用课堂所学的口腔医学美学的理论知识，独立分析诊断病人所存在的美学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处理措施和矫治方法，然后由教师进行讲评，并给出实际临床矫治方案、矫治方法以及最后的矫治结果，最后让同学根据该病例的矫治前后的过程写出总结和体会，这种病例讨论可以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参考文献】
[1]孙少宣。 口腔医学美学的理论探讨[J]. 口腔医学， 1992,12(2):105?106
[2]孙少宣，唐丽丽，王光护。 美学在牙医学中的地位和功能[J]. 中华医学美学美容杂志，2000,6(5):261.
[3]曲晓娟，刘铁玉，张丽君。 口腔医学美学课程的设置探索与研究[J]. 中华医学美学美容杂志，2001,7(4):207?208.
[4]孙少宣。 口腔医学美学教学中若干问题的探讨[J]. 中华医学美学美容杂志，2003,9(6):363?364.
[5]陈杰，刘君，徐宏。 PBL教学法在口腔正畸研究生教学中的应用[J]. 青岛大学医学院学报，2006,42(2):177
关键词：文艺美学方法论；电视新闻；研究
最近几年，新闻事业发展非常迅速，数字技术和卫星电视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等一些相关的高新技术在世界相继出现，成为电视新闻传播领域的新浪潮[1]。但是，对于电视的新闻节目进行分析和研究，就会发现一些节目内容大同小异，没有新意和新鲜感。
一、电视新闻节目形态受“反常化”的影响
对于“节目形态”而言，反常化具有很大的帮助。“反常化”是俄文坛在本世纪初思想活动一大转折的伟大产物。无论对于后来的俄国文坛，还是世界文坛，“反常化”的形式主义研究法前期积淀，都是分析文论的一个重要方法。形式派认为，在现实的世界中，对于许多事情，人们都会迫于压力或者主动地做，这些事情既是机械的，也是长久的[2]。通过长时间的磨炼，人们会进入到无意识的领域，也就会变得麻木而冷漠，对于生活中的审美能力失去了。因此，“反常化”就是将人们对世界及生活陈旧的感觉进行更新，将人们从各种利害关系及狭隘的实用中进行解脱，将司空见惯的束缚进行摆脱，对于无意识性的自动化和机械化的控制进行摆脱，对于各种事物都应该有新的发现，对于世界的观察，使人回到最初的感受之中。用反常化对新闻的吸引力及创意进行增加，如何将这个度进行把握，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
其一，对于新闻的从业者，相关机构应该定期组织学习和培训，将综合素质和业务素质不断地进行提升，用科学知识对自己进行武装，从而使自己的理论素养得以有效地提升。对于各个方面的知识都应该广泛地进行涉猎，充分利用可以借鉴和融合的知识，对于新闻节目的每一个环节不断地进行充实。在审查后期节目中，无论是各个部门，还是各个环节，都应该负起责任，严格把好审查环节的质量关，对于低质量的新闻节目，要扼杀掉，不能在民众的视野中出现。
其二，无论是新闻的节目制作者，还是新闻的从业者，对于自我的学习能力都需要加强，在日常的生活中，要努力学习，提高自身的能力，与圈内人士的沟通与交流也要加强，严禁闭门造车。
二、新闻节目稿件受“写作的零度”说的影响
客观性是新闻的主要特点，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就是对于客观事实进行中庸之道地报道[3]。对于新闻稿件的撰写也是如此，“零度状态”是新闻从业者应该具备和保持的，也就是客观而中立的状态，不能将个人的感情添加进去。如果撰写人将个人的情感色彩带入其中，在报道中很容易感染和影响到民众，致使传递新闻的意义失去了。新闻报道与搞创作和写小说不同，理性不能受感性的支配。
对于报道者本身的立场与报道客观性，我们必须要明确地进行区分。由于客观性是新闻的主要特点，因此，报道者在对新闻事实进行广泛了解和吸取以后，中庸之道，对于新闻事件不带个人情感地进行报道，将信息传达给民众。新闻稿件既是零度的，又是客观的，对于其中的是非曲直，民众自然可辨。
三、新闻节目受“张力论”的影响
对于新闻节目和新闻调查，它们的共同点，就是新闻报道只是一个引子，报道以后，会将社会大讨论引起，报道对于各个方面的反映，民众都会发现，并追踪进行分析和研究。通常内涵和外延是诗歌的两个重要因素。也就是既要有概念意义，又要有丰富的联想。同样，出色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节目，也不只是一则简单的新闻，而是利用新闻将一些问题反映出来，它具有非常广泛的外延性，利用对一个点的报道，将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面引出来，这就是新闻报道所具备的庞大力量[4]。例如“新闻调查―眼球丢失的背后”，这期节目对于器官移植的立法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新闻报道以后，对于拆迁户的艰难和无奈，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对于房地产行业规范的发展进行监督；新闻报道以后，无论对于乡村的教师，还是乡村的医生，人们都能够更加深刻地进行理解，许多人受到激励后，都愿意主动加入到为人民服务的行列中，这些就是节目所产生的外延力量。
如果想要将新闻节目做得有影响力，其一，对于标识要明确。栏目的名称应该具有让人过目不忘效果，人们就会进行搜索和观看及关注；其二，策划和定位栏目。在人们的生活中，新闻随时都会出现，无论老年人、年轻人，还是孩子。因此，需要适度掌握节目的语言色彩，不能过于呆板；扩大节目的影响力，但是，也不能过于夸大；其三，还要注意外在的形象。对于新闻报道原则，节目必须要严格地遵守，不能低俗和造假。
四、总结
综上所述，只有环环相扣地做好新闻节目的各个环节，才能够将电视新闻节目的做好，给观众以美的享受。
参考文献：
[1]张琪。美学视阈下“电视新闻文明”的建构[D].渤海大学，2016.
[2]徐慧媛。接受美学视角下的《极限挑战》节目研究[D].安徽大学，2016.
关键词：音乐情感审美
摘要：优秀的音乐作品具有永恒美的特质，有时我们可以凭直觉感受到，有时需要一个学习、理解，逐渐深入，领悟的过程。如何去表现音乐作品，领悟作品中的情感，使之更生动真切，这就需要对其尽可能的理解准确，感受得深，音乐作品的情感表现与倾“听”是分不开的。
音乐是文化形式中最纯粹的精神文化形式和精神活动方式，同时又是最直接的情感活动形式。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强调音乐的内容是感情的表现，说：“在这个领域里音乐扩充到能表现一切各不相同的特殊感情，灵魂中的一切深浅不同的欢乐、喜悦、谐趣、轻浮、人性和兴高采烈；一切深浅不同的焦躁、烦恼、忧愁、哀伤、痛苦和惆怅等，乃至敬畏崇拜和爱之类的情绪都属于音乐所表现的特殊领域。”
一、作品的情感
音乐的情感表现，是把我们内心从音符中感受到的东西，通过弹奏乐音的方式显现出来。简言之，就是内心感受在乐音上的显现。音乐作品的情感表现具体是通过旋律、节奏、音色、等音乐**来实现的。而音乐风格是指音乐作品来表现音乐内容的方式、形式、方法等方面的总的特征。古典**的音乐风格讲究形势美，它美化生活，从理想的高度观察生活，给生活以永恒，感官上易于听辩强弱；古典**的音乐作品遵循美学的原则，对称、平衡，具有唯美**特点；浪漫**更像是一种年轻，充满对未来欲望的表现；表现**强调艺术表现人的情感，体现情感论音乐美学的观点。
个性也可称为人格，反映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面貌，它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人受到的文化环境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审美认知和审美习惯，展现出不同的审美特征。例如，现在多数年轻人难以接受传统戏曲音乐，老人一般也都不能接受前卫的摇滚音乐，认识这样的音乐过于嘈杂喧闹，毫无音乐美感，因此他们对音乐作品的情感审美力也会千差万别。现代社会中，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压力不断增大的人们越来越需要音乐，这种贴近于情感的艺术来调节，而对于那些充斥着不协调的、冷冰冰的、机械的现代“纯音乐”，除了好奇和惊讶之外，便不会再有更多的兴趣。在我个人看来“音乐是情感的艺术”应该是一条永远不变的真理，它抓住了音乐最本质的东西，它有丰富的内涵并与人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某种角度来讲，在音乐中，人的情感才是最重要的！这就要求表演者无论是从演奏技术上还是音乐美学思想上都有有所研究，才能更好地表现作品的情感。
二、作品的倾听
音乐是声音艺术，听觉是人类最重要的感官之一。音乐是一种抽象的声音表现，要掌握其特点只有依靠听觉的记忆。如果我们没有把所选择的乐曲仔细消化吸收，很容易就会变成走马观花，只知其貌而感觉不到内涵。对一首作品要有深刻的了解和印象，主要的就是多次的反复聆听。一般来说，在反复聆听的过程中，已经能够逐渐了解到音乐作品中的细腻变化。比如《夕阳箫鼓》，这首*经典的钢琴曲，旋律委婉质朴，节奏多变，虽为钢琴曲，但依然能够听出弦乐器特有的音调。我们注意到了旋律线的起伏，感受到了节奏的转变，随后注意到音色的转化，脑海中展现了一幅夕阳映江、晚风轻抚、江楼钟鼓的画面，这就是真正进入了音乐。 好的音乐作品是人对生活感受的抽象反映，具有强有力的听觉、视觉等感官冲击力，让听众产生强烈的情感激荡，当它能够满足听众需要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期待感，刺激着听众的感官期待下次的继续聆听。好听即为美，但真正做起来却很难。美为**，不仅是作品表现的自然，身心也要融入到其中，是听还是看，一切皆为自然流露，达到一种赏心悦目。音乐使听者的心灵得到提升，给人一种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共鸣。它比一般的语言更为深刻，比文字更为动人，音乐翩然而来，令人无法抗拒的感觉，不自觉的融入其中。日常语言是具体的，有条件的、有限度的；而音乐语言则是抽象的、感性的，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且难以捉摸。音乐的语言，不是任何单纯的“说”就可以表达的情绪语言，它是思想上无法用具体语言表述的。
平时还要注意多收集不同风格的各类作品，多听，多分析，多比较，来加强内心对音乐的感受和理解，提高自我的情感审美能力。把乐曲中体会到的美和自己在生活中亲身经历过的体验融合起来。比如，当我们从一首乐曲中体会到一种欢乐的美感时，很自然地，也会联想起我们自己曾经有过的欢乐情绪。当我们在弹奏中把这两种欢乐合而为一时，那就既表现了乐曲的，也表达了自己的欢乐。对作品多加揣摩，主动参与把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表现出来，力求真实再现作品风格。一部好的音乐作品，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听众可以在欣赏作品的第一时间里感受到作者的情思，乐曲很好地表达了作者想要抒发的意境和思想，使整部作品犹如作者自身命运和心灵的写照，让人为之动容。音乐作品的情感表现不仅要合二为一，还要注意必须忠实地反映原作者的创作意图，除了内心对音乐的感受和理解外，还必须结合扎实的钢琴弹奏技术，才能真正有效的表现好音乐。
音乐情感表现是目的，弹奏技术是**，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只有具备了乐曲的内涵和个人的体验，才能生动感人，令人信服。一部好的音乐作品，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听众可以在欣赏作品同时感受到作者的情思，乐曲很好地表达了作者想要抒发的意境和思想，使整部作品犹如作者自身命运和心灵的写照，让人为之动容。音乐改变的不是人的心态，而是在音乐中提升人使其状态与理性，更完美的结合。
中华民族几千年持续发展的文明传统，从“有无相生”注重整体功能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和谐观等文化观念，到具体的审美方式，都有着大量可供汲取的民族智慧的精华。中国影视艺术与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国古代就有灯影、皮影、木偶戏等艺术样式，反映了人们对活动影像的追求愿望。中国古典戏剧、诗词、绘画等艺术作品，在处理时间和空间的技巧上，常常与蒙太奇镜头语言处理画面的方法神似；细加分析也常有运用特写、远景、中景等画面和画面组接的技巧，这为我们影视艺术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美学的启示。当然，在影视这一最现代化的艺术样式中，如何运用中国传统艺术的手法，还有待于深入探讨与试验。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中尚有许多命题与范畴，可以通过对影视作品的考察给以现代诠释。比如“情理”这对范畴，如果我们从某一个角度对“情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便不难发现“情”与“理”的二元对立、力量消长，其实是发生在一个巨大的抒情文学传统之内。相比于拥有强大的叙事文学传统的西方文化，这一抒情传统实际上造就了“主情”的民族文化精神。从《诗经》和楚辞中埋设的最早的情感模式，经由魏晋六朝的率意创造，以及无数唐诗、宋词的斟酌推敲，中国审美意识中对“情”的把握，达到了极其细致精妙、极其复杂成熟的程度。及至元、明戏曲文学兴起，以汤显祖的“因情生梦，因梦成戏”、“事总为情，情生诗歌”的美学思想为代表，中国的叙事文学也显示出强大的抒情倾向。在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历史变迁和“情”与“理”不同时期的变奏之后，我们看到，从谢晋电影到知青题材电视剧，从《焦裕禄》、《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到《凡人小事》、《蹉跎岁月》、《渴望》，其间可以清楚地辨别出“主情”的美学传统。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着健壮的生命力与宽厚的包容性。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不断吸收异域文化、不断创造新文化的历史。但是，吸收是为了创造，而不是取代我们固有的文化。所以，如何吸收就成了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为，吸收必须以本民族的审美心理为支点，寻求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通过吸收异质文化，进一步加强本土文化，使之焕发出更为灿烂的生机。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不断融会、改造外来文化，逐渐确立了自己独有的美学范畴、审美方式、美感构成和审美价值取向。这一美学传统，已经深刻地体现在我国的影视创作和观众评价之中，亟待梳理成型，并进行中国影视艺术学科的系统理论建设。
我们看到了进行这样一项研究的必要性，同时也看到了它所面临的巨大困难。首先，就此命题而言，当前国内外的基本状况大体有三：一曰现状关注较多，文化开掘较少。影视从业者一般来说已经注意到影视文化发展中的实践困惑及周边压力，但如何从一以贯之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寻求出路，尚未完全形成共识。二曰实践积累较多，理论提炼较少。长期繁忙而紧张的创作实践、创作任务，使从业者整日整月不得清闲，难以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理论研究。三曰从作品角度研究较多，从传播角度研究较少。影视文化既体现为艺术创作的作品形态，也是大众传播渠道中的社会存在物。但由于资料及方法等原因，至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者，而对后者的考察则显得相对贫乏。其次，进入研究将会面对诸多的难题：一是中国传统美学体系模糊，基本上处于潜藏散布的状态，对其本体特征的把握有很大困难；而影视艺术是一种具象的、综合的视听形态，需要由表及里去发现二者的内在联系，这将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探索过程。二是当代影视文化并非一个静态的研究对象，在高新技术层出不穷的今天，需要相当的条件才能紧密跟踪中国影视文化发展的各种新动向。三是对于影视艺术这一以图像为主的文化样式来说，目前的资料环境和技术条件还相对匮乏，亟待进一步加强，使之得以健全。
我们认真分析了有利条件与现有优势，在于：我们背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悠久、根基扎实的综合学科背景，有文学、历史、哲学、心理、电子、信息等人文社会学科的大力支持，可以进行角度更高、视野更开阔、思考更深入的影视文化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为主，已连续举办了四届大学生电影节，其间集中放映最新的国产影片，并举行专题电影回顾展；召开由专家、创作者、大学生参加的座谈会、研讨会，讨论国产片的现状与前景，探讨对策，提出意见和建议；开展问卷调查活动，认真设计问题，回收统计，并作出调查报告，向创作者、理论界提供第一手数据资料。这些情况也使我们更有信心从事这一课题的学术研究工作。正是基于上述判断与基本事实，我们经过慎重的考虑，下决心选定这一课题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进行“中国影视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现已获得三个正式批准的、由笔者主持申报的项目：国家“九五”规划“全国艺术科学规划研究课题”项目“中国影视和中国文化传统研究”，北京市“九五”规划“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重点项目“中国影视美学研究”，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中国影视民族化研究”。我们为此组织了包括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博士生、硕士生共15人的课题组，集中力量集体攻关。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强调历史回溯和时代前瞻、微观视点和宏观视野、理论分析和决策研究、理性思考和调查统计的有机结合。除了常规性研究之外，我们还将力求做到：一、有主题成系列地针对观众和媒介作两次社会抽样调查；二、分别在北京和全国举行不同范围的专家研讨；三、在可能的条件下，通过国际互联网络，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征询意见。
我们将努力从纵横两个维度进行研究。在纵向方面，对中国影视发展史作整体及分阶段的考察，观察传统文化在其间的承传与变奏；在横向方面，以香港、台湾及海外华语、华裔影视为参照，分析民族文化传统影响下的影视文化特色及使命等等。我们以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必将有助于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我们自身。
如前所述，影视艺术是一种世界性的艺术样式，但它同时又以美学特征和文化性格区分了不同民族与国家的艺术风格，如电影在发展中形成了苏联学派、美国学派、法国学派、日本学派等等。而中国电影也以一批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优秀作品，为世界电影“中国学派”的创立打下了基础。但是，中国电影理论界对本土创作缺少全面的、系统的、本质的、富有理论高度的研究与总结，更缺少以中国影视艺术实践为支点，提出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影视理论。虽然有志于此者不乏其人，但由于种种原因，致使这一理想至今未能实现。面对争奇斗妍的西方影视理论，我们总不免有些尴尬。
如今，我们明确地认识到，应当以中国美学的独特视点去研究中国影视艺术现象，既吸收世界影视艺术的精华，又坚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征，实现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在中国当代影视艺术实践中的融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出具有现代意识与民族风格的影视作品，建立影视艺术的“中国学派”。我们愿意和影视界的艺术家和理论家一道，在影视领域里摸索一条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中国之路。我们将就中国影视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作出系统研究，尝试建立本土化的影视文化理论体系，为影视文化的研究开辟一条新路。我们将在中国影视美学、中国影视史、当代影视文化、中外影视比较以及跨国传播等方面积累资料，开展研究，尽力为今后的拓展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我们相信，建立中国影视美学理论研究体系，深入探讨中国民族影视文化，将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作出有益的奉献。在影视走向市场的今天，本土文化意识将有助于我们在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之间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们希望中国本土影视文化的提出，将对中国影视的创作实践作出理论指导，纠正目前普遍存在的浮躁与媚俗，提高影视创作队伍的理论素养和自觉意识，并以良好的创作面貌为世界影视发展提供新的参照系。
影视艺术“中国学派”的诞生，需要影视艺术家的努力，也需要影视理论家和有关学者的深入研究。只有影视艺术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都达到相当的高度，才有可能创造出富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影视艺术精品。
关于中国影视美学研究的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周星
当我们确立了中国影视美学研究这一课题，也就意味着必须把建立民族化的影视美学体系作为目标。中国影视美学的研究重点之一，就是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民族文化心理的构成与影视艺术形式的对接。因为从中国电影产生之始，民族文化的背景就渗透在银幕上，无论是《定军山》的戏剧内容还是观众的接受习惯，以及茶楼戏场的观赏方式，都是这块土地上黄皮肤子民特定的，因而从中探讨一以贯之的民族审美心态是自然的。我们在比较展开的电影创作期如二三十年代的银幕上，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民族文化的内容和表述方式，如《孤儿救祖记》、《弃妇》、《儿孙福》、《神女》、《都会的早晨》、《姊妹花》、《天伦》等。而40年代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等则把中国电影的民族审美特点发展到比较成熟的程度。
然而，影视艺术从某种角度看是相当“现代”的，被称为“第七艺术”和“第八艺术”，同此前早已产生的其他艺术种类相比，它是完全建立在现代生活和技术手段的基础上的，因此现代和外来的美学传统无疑会影响甚至改变着传统的价值构成。辨别传统文化在现代条件下的美学传承及创造性转化，结合近百年来的中国电影创作和几十年的电视创作，梳理影视叙事特点、叙事母题、大众传媒时代的电影流向、电视的现代传播方式对观赏艺术的改变等，都有广阔的研究空间。我以为，中国影视美学决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影视化，还应当包括中国影视现实的审美化概括研究。简言之，中国影视美学是现实化的，而非保守、排外的。我们当然要本着拓展影视表现形式的眼光，进一步开掘传统美学厚积深藏的巨大潜能，但决不是画地为牢只重传统。
中国影视美学研究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就是关注时代变迁对审美的阶段性影响。由于近代社会的剧烈变动，也由于影视是特别接近现实社会思潮的艺术，比起过去的古老艺术来，影视审美的阶段性转化是相当明显的。比如30年代以前的电影创作处在政治局势动荡、军事纷争、新旧文化相持不下的社会背景中，渴求生活和睦，躲避现实纷争，期求惩恶扬善就是明显的创作缘由，我们从滑稽片、古装片、武侠片的潮起潮落中不难看到和谐美的古典化追求。而30—40年代的中国电影则更深地卷入阶级斗争和民族抗战的硝烟烽火之中，意识形态的对峙使电影进入悲剧美学的表现范畴，生离死别的凄惨，战争风云的血腥，阶级压迫的残酷，构成社会悲剧美的艺术画面。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新中国的勃勃朝气和隐含着巩固政权树立时代新风的社会政治背景，对电影创作无形规定了“忆苦思甜”的套路，“弃旧迎新”的主体思想和歌咏英雄新人的趋向，中国电影的整体模样大大改变，浪漫化的英雄美学时期确立无疑。80年代的社会思想改革，把中国电影推向还原人真实本身的现实主义之路，纪实美学（80年代前期）一生命美学（80年代中后期）的电影形态，为中国电影的巨大飞跃提供了可堪叹赏的许多出色作品。90年代的中国电影变化是为急速变化的改革时世所左右的，发行制作方式的变化，合作制片的时兴，大片引进的冲击，尤其是社会生活的极大改变和人们观念的迅疾转向，都对电影创作带来猛烈的冲击，关注平凡生命的价值，着重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表现，把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作为至高无上的艺术表现对象，就是看似散乱却生动的生命—自由美学的电影状况。所以，历时态的影视美学描述和研究也是课题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最后，发掘中国影视创作的艺术形式规律，也是中国影视美学研究的必要内容。从电影创作看，不同审美阶段的艺术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一些特点，比如第五代造型—影像时期注重色块造型，人与自然关系的镜像处理等，第四代纪实美学追求长镜头生活实录等。电视的一些艺术门类也有自己明显的艺术规律，如中国记录片的常用方式，不同长度电视剧的表现特点，电视诗歌散文的独特艺术表达等。
总之，中国影视美学从不同方面对影视民族化审美的研究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关注艺术和现实的关系，是中国影视美学研究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现实主义传统的流变是中国影视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一问题上恰恰可以看到中国电影美学特征的变化。30年代形成的现实主义电影传统，不仅仅是表现方法，而且首先是看待生活和对待艺术的观念，它反映出中国电影的基本形态，也标识着中国电影的历史沉浮。大体来说，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可以表述为以下几个发展变迁阶段：
（一）30年代的苦难现实主义电影，以描述人生疾苦为主，中国电影的悲剧美学形态初步形成。这一时期对现实的人生的关注第一次达到艺术的深度，《神女》、《狂流》、《春蚕》、《小玩意》、《桃李劫》、《压岁钱》、《姊妹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代表影片中，人生苦难的表现最见艺术功力，苦难表现的本质就是人对生存的思考，电影美感构成主要是从受压迫者苦不堪言的生存困境和人生悲哀中生发出来。
（二）40年代战后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揭示造就苦难现实的缘由，对统治势力给予毫不留情的讽刺批判。较之战前的现实主义电影，这一阶段的同类影片有了明确的鞭挞统治政权、反对现实黑暗的意味，深究造就灾难根源的意向日渐明确。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三毛流浪记》、《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松花江上》、《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影片中，现实主义的深度和悲剧美的深刻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三）50—60年代的浪漫现实主义，歌咏时代的蓬勃气象，表现人民的安居乐业，颂扬现实英雄的高尚伟大，造就了崭新而奇异的电影表现规范。在类乎“忆苦思甜”式的套路中，我们看到凡是旧社会的现实表现都是以阶级压迫的残酷和百姓愁苦哀怨无处诉说的悲惨为模式，而新生活的到来才有“变鬼为人”的欢欣雀跃，《我这一辈子》、《农奴》、《龙须沟》、《白毛女》、《枯木逢春》、《不夜城》等就是各种类型的典型代表。而对于新时代现实的表现，突出了主流意识的浪漫色彩，强烈的歌咏态度突出的是社会主义新人，豪迈无私，战天斗地，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今天我休息》、《李双双》、《老兵新传》、《北大荒人》等。这一时期突出了对“英雄”的审美塑造，无论是古代英雄、革命战争年代英雄还是社会主义时代英雄，多有动人超拔的形象刻画，如《林则徐》、《甲午风云》、《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风暴》、《》、《小兵张嘎》、《红旗谱》等。
（四）70年代现实主义断流，中国电影隔绝于历史传统与世界潮流。
（五）80年代现实主义回归，是冷峻现实主义的时期。混杂着前述的现实主义多种形态的新现实主义蔚为大观。第四代电影人历史地承担了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其发展深化的重担。他们以坚实的创作为现实主义电影观念打开通路，为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多种形式电影探索作出了贡献。第四代电影人的现实主义是情感内敛的，不动声色的，道义责任明晰可见，平民眼光和诗化意识相交融，构成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写实中暗含抒情的倾向。
（六）80年代中期，伴随第五代电影人的出现，现实主义有了某种转化，即不仅追求画面和事件的真实，而且企求富有升华性的生活写照，表现富有文化韵味的现实生活。其间个性化的精神张扬和哲理思考显而易见。在第五代电影人的创作中，看待生活多了冷眼旁观的味道，表现的真切是为了对现实予以重新注解。因此，不妨用写意现实主义来概括第五代电影人的一般创作。
（七）90年代的现实主义潮流呈现为时断时续的状态，纷乱嘈杂、幽默调侃、原生态展示和冷酷揭示是电影人看待现实的基本态度。《秋菊打官司》、《背靠背、脸对脸》、《站直喽别趴下》、《埋伏》、《民警故事》、《混在北京》、《家事》、《红西服》、《有话好好说》、《甲方乙方》、《安居》、《没事偷着乐》等代表作展现了当代现实主义的芜杂状态。称之为现实表现主义可能更为合适。
显然，作为中国影视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探讨艺术和现实的关系，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国电影的艺术审美变迁。
20世纪中国美学变迁与影视艺术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副教授张同道
20世纪中国美学生成于20世纪中国独特的现实与文化状态，而与世纪同行的影视艺术则生成于中国美学语境。因此，研究中国影视艺术必须探讨20世纪中国美学特征。
20世纪对于中国艺术而言意味着毁灭与创生，古典美学尾随庞大的古老帝国趋于瓦解，西方美学进入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退守折衷策略很快为狂热西化所取代，20世纪中国美学正是在中西美学碰撞与融会中开辟了一条艰涩的道路。与中国古典美学相比，20世纪中国美学发生了三个系统迁移：
首先，价值系统由内圣外王、天人合一转向参与社会、改造自然的人生社会态度，最高审美理想也由和谐转向崇高，矛盾成为现代美学的核心法则，悲剧意识深入现代美学观念。中国古典美学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山水画、山水诗、古典音乐是这一理想的集中体现。20世纪中国社会形态急剧变异，亡国灭种的危机迫使现代艺术从田园山水进入血与火的时代，矛盾在现代艺术中得到充分呈现。如鲁迅的《阿Q正传》、曹禺的《雷雨》、徐悲鸿的《马》、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作品都突出了人与社会、人与命运的矛盾。这种矛盾贯穿整个20世纪，从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到阶级矛盾再到多元矛盾，中国现代美学始终淹没在矛盾的漩涡，再难回复到和谐的审美理想。
其次，思维系统由象形思维转向逻辑思维，这是20世纪中国美学的重要特征。中国古典美学大都散落于鉴赏、品评之中，少有严谨探讨美学原理之类的著作，并且美学理论多以象形思维的面貌出现。这种象形思维特征也同象形文字一样，强调对物象的直观感受与精神交融，而不以推理、解剖为手段。即便是《文心雕龙》，也基本上属于象形思维范畴，而《诗品》、《二十四诗品》则是诗化理论的代表——后者本身就是品位极高的诗，以感性形象阐释艺术风格。进入20世纪，中国美学理论转为逻辑思维，层层分析，步步推理，将康德、黑格尔的思维方式移过来，朱光潜、蔡仪是这一风格的突出代表。不过，这种转变并不是切割式地整齐完成的，感性的象形思维方式依旧渗透于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常常是西方构架与中国阐释的融合。宗白华《美学散步》、李泽厚《美的历程》和高尔太《美是自由的象征》都在逻辑论述中浸入象形思维，保留了浓郁的感性特征。
最后，20世纪中国美学理论的建立过程几乎就是西方美学理论的移植过程，而中国古典美学则在沉重挤压与围困中以融入的方式改造西方美学，形成一种奇特的含混组合：中国现代美学以西方美学理论架构为主体，却又含纳中国古典美学理论。世纪之初，王国维引进尼采、叔本华的学说，提出悲剧、写实、理想等概念，其后宗白华、朱光潜等人译介康德、黑格尔、克罗齐等西方美学理论。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美学成为主导理论，蔡仪、王朝闻主编的《文学概论》和《美学概论》以教科书的方式占据中国现代美学主流。80年代以后，各种西方现代美学思潮涌进中国，美学理论呈现多元化趋势。纵观中国现代美学史，其理论构架与术语基本上是西方的。
然而，中国古典美学并没有消亡，有些理论概念和范畴经过转化后重新焕发活力，汇入现代美学体系。如意境这一古典美学术语由宗白华先生提炼成为现代美学术语，气韵生动经现代诠释之后依然活跃于现代艺术理论之中，与美国艺术理论家苏珊·朗格提出的生命幻象学说有着本质相似。当然，20世纪中国美学理论体系还未建立，这取决于在中国现代艺术实践支点上的西方美学理论的本土化与中国古典美学理论的现代化。
中国影视艺术是20世纪的产物。电影诞生于1905年，电视诞生于1958年，它们在本质特征上必然受20世纪中国美学影响。作为技术，影视艺术确实是完全从西方输入的；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它不可避免地受孕于20世纪中国美学语境。它的审美观念、美学形态与表达方式都不可能不沾染中国泥土的气息。因此，研究中国影视艺术美学必须从美学语境中辨析其特质、形态与表达策略。
中国影视美学发展历程明显留有中国现代美学演进的刻痕，从美学观念、美学形态与表达策略等方面都呈现了中国影视美学的独立特征。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历史的复杂性与社会的包容性，一种占据主流地位的美学思潮并不是唯一的，也未必是第一的，因为许多不同的美学思潮常常共时并存。因此，这里勾勒的仅仅是一个精略线索，并不全面。
其一，从美学观念来看，中国影视艺术所表达的不是和谐，而是矛盾。这种矛盾不是西方人与命运、人与自然的冲突，也不是古代道德伦理的冲突，而是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各种矛盾的汇聚与冲撞——这正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基本精神。自诞生起一直到世纪末的今天，中国电影主流从未抽离出社会矛盾与文化矛盾，相反，它紧紧贴在矛盾的胸口，倾听着时代的脉搏。如《桃花泣血记》中的爱情矛盾，《十字街头》中的社会矛盾，《春蚕》中的阶级矛盾，《风云儿女》中的民族矛盾，《艳阳天》中的革命与******的矛盾，《天云山传奇》中保守与解放的思想矛盾，直到《有话好好说》中人与人沟通的矛盾等。电视剧从一开始就在演绎各种矛盾，且不说《敌营十八年》这样直接描写革命斗争的电视剧，即使盛行日久的历史剧也大多包含现代矛盾观念，如《宰相刘罗锅》、《雍正王朝》等。这些不胜枚举的作品都在阐释20世纪中国美学的特征。这说明中国电影自觉地浸入现代美学观念，表现中国社会在特殊历史时期呈现出的复杂风貌。这些作品不可能出现在田园牧歌的古代（排除技术的原因也是如此），也不会出现在沉溺于现代主义的西方，因为它聚焦的是中国社会现实，现实主义雄赳赳气昂昂地长期占领中国现代艺术主潮，这也使得某些具有明确现代主义意识的中国艺术也无法摆脱泥土的纠结与缠绕。当然，与中国现代美学的含混性相应，中国影视美学也非一种声音，而是众声合奏。
其二，从美学形态看，中国影视艺术追随现代美学形态变化而变化，走完并不漫长的世纪之路。封孝伦在《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一书中将20世纪中国美学分为四个时期，即世纪初审美理想转型期（1900—1919年）、悲剧美学期（1919—1949年）、英雄美学期（1949—1979年）与自由美学期（1979年—世纪末）。这种分期大约也是中国影视美学发展的轨迹。1949年以前，除了武打片、鬼怪片、言情片之外，中国电影主流大多在美学特征上呈现出悲剧色彩，揭示社会矛盾，描写人生现实，传播反抗、向上的情绪与思想。如默片《神女》中阮嫂的悲剧故事，《渔光曲》中徐家儿女的不幸生活都暗示了社会的不公，在美学上具有明显的悲剧意味。此后，伴随新政权建立，英雄主义成为美学理想，一系列电影艺术形象逐步从有缺点的英雄变成完美的英雄。《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林则徐》中的林则徐、《红旗谱》中的高老忠、《早春二月》中的肖涧秋等英雄形象，也还稍稍具有人性的一面，到了《金光大道》、《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的高大泉、郭建光、杨子荣则已是完美英雄，没有任何缺点，包括人性的欲望都不再存在。从70年代末开始，伤痕、反思、寻根、躲避崇高等美学思潮都在电影和电视上得到回响，《牧马人》、《黄土地》、《老井》、《红高粱》、《黑炮事件》、《大撒把》、《编辑部的故事》、《围城》等影视作品不再统摄于一种美学基调，而是姿态横生，自由发展，多元共存。从上述简略分析可知，中国影视美学与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可谓交互相融。
第三，从表达策略看，中国影视艺术既吸纳西方电影观念与美学思潮，也化用中国古典艺术表达策略，从而形成了中国影视艺术独特的美学风格。它并不体现在一招一式的模仿——这些太露痕迹的地方恰恰是艺术表达的败笔，而是浸润于作品中的情调、气韵、精神与风格。如《城南旧事》里中国古典抒情诗传统的延伸，《红高粱》里中国古典写意传统的呈现，《背靠背、脸对脸》里中国文化的智慧，这些都不坐实于一点一滴，而在整体风格上体现着中国艺术的美学韵味。但这并非中国古典美学复归，而是古典美学的转化与延展。
20世纪已接近尾声，中国影视艺术也处于一个特殊时段。从这重意义上说，对于发展了一个世纪的艺术样式进行研究和总结也许是必要和有益的。
民族生命哲学与中国影视母题选择的内在关联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副教授于丹
在20世纪异彩纷呈的艺术景观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趋势：当各个艺术门类的“语言”日趋国际化的同时，这些语言的“语法”却越来越呈现出民族化特征。换言之，当20世纪人类共有的痛楚和欢欣跨越了国家疆界，成为各个艺术门类共同关注对象的同时，这些艺术门类的形式特征上却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个性，对于民族化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探索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觉。“中国影视美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一个新范畴，尽管它的内涵和外延都还有待于界定和论证，而且这种论证将是一个繁复而艰辛的过程。
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影视美学的关系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切入角度。起码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已经生成了自觉的审美主体，建立了约定俗成的审美方式，并积淀了丰厚的审美趣味；这一切可以作为论证中国各个艺术门类美学的基础依据，影视美学也不例外。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仅探讨由中国审美主体特性——生命哲学所决定的影视母题选择特征。
任何一个艺术门类所选择的母题，归根结底都是关于“人”的母题，而这些具象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依附在一种特定的民族文化系统之中，他们血管里流动的是由历史长河中承袭下来的基因，每一个民族的生命哲学都会决定这个民族的生命面貌。也许“生死”与“爱情”是无论疆界无论古今都在发生着的，但它发生的方式却呈现出了令人惊异的差别。黑泽明在银幕上铺开的《乱》显然不是莎士比亚在舞台上铺开的《李尔王》，尽管一文字秀虎与三个儿子的故事原型几乎是李尔王与三个女儿故事的翻版，但是太郎次郎的叛逆与三郎的孝顺中都浸透了东方伦理的评价，伦理冲突代替了莎翁原作中人与神秘命运关联的探讨。同样，贝尔托卢奇塑造出的“溥仪”也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个中国末代皇帝的名字和身世而已，从那身世中流露出的意味显然布满了一个意大利人的审美观念。在这两个例子中，电影的题材并不等于电影的母题，题材是可以通用的，而母题则经过了一种特定的民族审美的处理。
不可否认，任何一个民族在叙事母题的选择上都有其固执的偏爱，这是由它的审美主体决定的。
世界上最早发现文明的地方，都保留了关于造人的神话，一个民族血脉的滥觞或可从中略见端倪。《三五历纪》上有过这样一段记载：“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厚，盘古极长。”从这个朴素而优雅的神话当中，我们起码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首先天地人三才的观念是亘古已然的，人与天地共生共长，以“神于天，圣于地”为最高境界，其中的默契关爱不亚于血肉融通，因而后世智者动辄“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也就顺理成章了。其次，天地自然之于个人永远是宽敞的怀抱，永远是悲悯含情的托身之所。当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遭遇困顿时便可以到自然怀抱中寻求慰藉解脱，因为在“万八千岁”****同孕育成长起来的那种天地深情是始终不渝的。那个漫长的历程滋养了一种从容、淡定、细腻、优雅的审美趣味，它在后世的文章家中手中演化为：“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西京杂记》引司马相如语）；在诗词家手中演化为：“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张孝祥《水调歌头·过洞庭》）；在画家手中演化为：“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云而秀媚”（郭熙《林泉高致》）。看到这样的描述，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龙卷风》、《天崩地裂》之类的灾难片为什么不会出现在中国的银幕上。这并不能单纯归结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制作方面的原因，而应该看到作为审美主体的中国人在电影母题选择方面的主观色彩，这类由于自然灾难狂暴肆虐而对于人类生存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故事，从情感上来讲是中国人难以接受的，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习惯于将自我与自然融合在一起，他们宁可疏离人群，而独自“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去领略那份“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贺新郎》）的感动与安闲。同样，深刻反省工业文明的艺术影片《红色沙漠》也不会出现在中国本土电影中，安东尼奥尼所制造出的那片“鲜血淋漓的沙漠，上面布满了人类的尸骨”绝不是中国人所创造出的心理环境。
中国生命哲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生生不息的往复循环和一切如新。大到天地自然，可以五百年沧海、五百年桑田地轮转容颜：小到个人生死，也可以有“三生石上旧精魂”的来生期待。所谓“无往不复，天地际也”（《易经·泰卦》），早已经奠定了这种达观、乐生的生命基调。因此，在中国的文学和影视母题中，鲜见悲怆淋漓的惨烈终结，反而总是能够以睿智化解了冲突，使结局呈现为段落式的消歇，成为新一轮再生的起点。《老子》中对“道”的描述或可作为对于生生不息的注解：“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没有什么是真正可以穷尽的，也没有什么不能在循环往复中获得新生。“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绝句》）是一种潇洒，“流水澹然去，孤舟随意还”（郑板桥《绝句》）是一种通脱；乾坤阔大，玄道空渺，无垠的世界都处于心灵的照耀之中。生命往复，开合自如，少了许多惨痛，多了一些从容。因而，《呼喊与细语》只能是伯格曼式的思考，那种鬼气萧森的大庄园，一个大家族最后的三姐妹面对迫近的死亡，濒死的女人对于一生苦痛的回忆，在无爱的绝望中号叫，亲生骨肉间的冷漠与残忍，僵尸的挣扎，幽灵的细语……这样的情节和这些情节所着意勾勒的终极时刻都不大可能出现在中国的电影中。而富于象征意味的《推手》则属于那种一望可知的华裔导演的作品，而且是真正高明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的导演才可能创作出的作品，两种文化的隔膜与冲突在中国的太极招式中被不动声色地化解，智慧的力量含蓄而深沉，以守为攻，呈现出不可思议的魅力。恰如《老子》所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这种审美倾向不仅存在于母题的选择之中，它同样左右着形式层面的表现，在电影中构成了完整清晰的镜语表达方式。从谢铁骊的《早春二月》，吴贻弓的《城南旧事》，直至谢飞的《香魂女》、《黑骏马》，均呈现出散文式的电影结构，过程与细节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不急不迫，舒缓雍容，许多处理“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表现出极大的弹性。
我没有学习高深的美学，当然只能在此随拈错弹。
先拈来一个故事。
苏东坡与佛印开玩笑比输赢，他们互说对方各是什么。佛印说东坡是一尊佛，东坡说佛印是一堆牛屎。东坡满以为他赢了，然而他的小妹却说他彻底输了。小妹的话令人心服口服：东坡心里想到的是“牛屎”，嘴巴说出的是“牛屎”，眼睛看到的还是“牛屎”——从头到末整个儿都是“牛屎”——丑；而佛印心里、口里、眼里都是“佛”——从内到外全部是“佛”——美！
这就告诉我们美丑都在各人心里，把握了这点学问，我们就能很好地做人。美愿成就善心，善心成就真人，真人就是好人，好人自得其乐。否则，恰恰相反。
再拈来两句古诗。
“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这是杨万里极尽伤春之名句。其实一个人如果老是像杨氏这样没育“看花眼”，只有“愁”和“病”，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生活是真的，世界是实的，可它们又都是死的，只有人才是活的。我们怎能让死板板的东西主宰了活灵灵的人写巫好，杨氏的“名句”能从反面告诉我们，人要学会调节自我，把持心舵，学会乐观豁达、直面现实，学会欣赏和趣味思维，对生活充满信心和热爱。“愁”和“病”永远找不到美，只有“年年都带看花眼”，才能不断获得人生美学之真谛，才能经常扬起人生之风帆。
然后拈来现实生活中的三个凡人。
我有两户邻居，一户邻居有一位十四岁的小姑娘。小姑娘又黑又矮，再加上年幼时两下眼皮生疖子留下的两个大疤，面容哭笑难分，相当丑陋，当时人们戏称之为“两个疤”。可是由于她天真无邪，聪明伶俐，见事做事，见人帮人。现在我们都不叫她儿时留上的“两个疤”，而是人见人爱地褒称她为“一枝花”了。同时这“一枝花”也由于感受到了大家对她的呵护和爱怜，而“开得越发鲜艳美丽”。另一户邻居住着七十多岁的大爷和大娘。由于儿时闹麻豆病没有好药，大娘全身都留下了麻豆坑洼。人说女大十八变，可她却越来越糟糕。后来她竟嫁上了当时我村唱大戏演小生出了名的美男子——我的大爷，并且这两口子自结婚到现在一直恩恩爱爱，和和美美。我问他们这是为什么？“外表不能决定美丽，互相欣赏互相取悦互相爱护才能铸造成美的永恒！”这就是我要寻找的答案。没想到竟是这平平凡凡的农家人给我提供了最实在最生动的美学读本……
美，方方面面，无处不有；美学，博大精深，无尽无穷。若说探讨，我还在门外。
一、关键词释义
1.美学本文在哲学意义上、在美的本质意义上谈论美学，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人文，与此相关，文中的生态，所指也不仅仅是自然环境，而是指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人类生命和生存的状态，是本体论上的美学、存在论上的生态。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研究人如何通过感官来认识世界并发现生存的确切意义，研究观念如何通过感觉和知觉而碰撞、综合和形成。当美学观照艺术实践时，它同时观照艺术生产和消费双方。新媒体展现的感官摄取情景，提供了艺术实践的新类型和艺术生产与消费的新形式，美学研究理应予以关注。
4.瞬间失意一种心理学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美学现象。意，指意象。这一概念是本文探讨的重点，将在文中详述。
二、数字化时代存在观念的变革
上世纪末，尼格罗庞蒂（Negroponte，N.）在他风靡全球的《数字化生存》（BeingDigital）一书中，通过原子（Atom）与比特（Bit）的区分，向我们描述了一个数字化的跨越时空的存在，他在回答为什么“要把《数字化生存》作为原子而不是比特来发行”的问题时说，“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可以轻易地转化为数字形式，而它原本也是从数字化世界中来的”。他还描述了数字化对人类生存的翻天覆地的影响，并且认为“数字技术可以成为带领人们走向伟大的世界共荣与和谐的自然力量”[1]（P3、P230）。很明显，人类科技的发展把我们推入今天这样一个数字化的生存状态，仅就与审美有极大关联的艺术创作和消费来说，数字技术革命已经对传统的艺术本体观念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强烈冲击，并对建立在纯粹映象、纯粹文本、纯粹客体或其他形式之上的，包括戏剧、电影、音乐、文学、建筑表现手法等在内的传统美学观念和审美理论形成解构之势，而伴随着数字革命产生的新媒体及其提供的赛博空间不仅在这个强大的数字化革命洪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同时为我们的美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空间和研究领域。那么，新媒体的赛博空间中艺术生产和消费以及美感经验具有怎样的特性，它与传统美学理论中精神与物质的、主体与客体的、灵与肉的哲学命题又有怎样的关联呢？
新媒体的交互性交流与现代媒体单向性的传播相比，把美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其共同参与美感体验，甚至难分彼此。这样的审美不是静观和沉思，也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多元的和动态的，是无边的和开放的，生产和消费存在于一种流变的动态关系之中。似乎可以这样说，“审美”更多地是在“感受美”，美感产生于感受的经验而非审视当中。当我们认真审视新媒体艺术生产和消费形式时，我们会发现，新媒体已不再只是一种传播工具，新媒体艺术也不是肉身世界艺术品的数字翻版或模拟，我们不能把电脑屏幕上的数字照片等同于洗印照片，数字照片的任意开合，以及放大、缩小、美化和变型，在无质感的空间中可以轻易实现，而艺术生产和消费的身份则相互交织，水乳交融，难以分辨。
三、赛博空间的美感特征
赛博空间的真实性不仅表现在它的存在在本体论上是真实的，还表现在其中的审美体验同样是真实的。虚拟世界的审美体验紧密关联着生理的美感，或愉悦或痛苦，或快乐或伤心，或喜忧参半或悲喜交加，虚拟空间或数码幻觉可以在使用者或参与者（传统概念中的读者、观众或审美主体）身体上生成伴有意识和意义的特殊审美感受。类似的情景，可以在这样的状态下体验：长时间滞留在驾驶模拟器或航空模拟器之中，在生理上你会产生高速奔驰的或运动的眩晕、恶心。也就是说，虚拟的存在同样作用于生理和感官，也同样作用于知觉和意识。
1.赛博空间里的瞬间失意为了方便对赛博空间审美经验和美感的把握，我们可以使用保罗·维里奥（PaulVirilio）在《消失美学》（TheAestheticsofDisappearance）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瞬间失意”（picomolepsia，又译“走神癫痫”）来进行描述。所谓“瞬间失意”，是指人所经历的一种生理的和认知的缺席状态，是认知形式的不在场或从身体中消失，精神和肉体此时出现分裂。保罗·维里奥说：“这类不在场的情形，可能大量出现……我们将用‘瞬间失意’来称它。但是，对于这种状态，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真正发生，消失的时间根本就没存在过，每一次过程，在意识不到的情况下，他或她的生命长河中极其微小的片段简单地溜掉。孩子经常成为受害者，而且‘年轻的’‘瞬间失意’状态很快会变得难以（被大人）忍受，大人总是试图提醒他或她，这种他们没有看到——但有实际效用——的情况的发生。”[5]（P9-10）根据保罗·维里奥的描述，这种情形常常可以从白日梦中观察，或者从剧烈的可以使感官暂时丧失能力的走神状态中观察。许多情况下，一个思想链，一个会话，或者一个姿势在短暂的失意活动出现时中断，之后仍可恢复。保罗·维里奥举例说，瞬间失意常常会突如其来地发生在吃早餐的时候，而握在手里的杯子经常从主人手中脱落、打翻，往往延续几秒，其开始与结束都是突然的。诸感官保持警惕，然而却对外在感受封闭。复原也如开始一样瞬间发生，停住的言谈举止从它们被中断的地方重新拾起，意识的时间自动重新粘合，并且组成连续的表面上无断裂痕迹的时间。
对这种心理现象的捕捉为我们研究赛博空间中的美感经验提供了启示。把保罗·维里奥瞬间失意的研究放置在对新媒体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新媒体技术完全能够在其使用者身上诱导和持续瞬间失意现象。在新媒体的技术、内容和空间之中，认知主体包含在交互状态的瞬间失意情形之中。这样的审美状态形象地表明肉身生活的数字式中断。在视频和电脑游戏中，在赛博空间中，不在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无害的想象力下降，而对于那些认为创作活动需要中介并把失去自我看作创作方式的艺术家来说，它或许是一种意识的变形。为了评鉴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必须认识到瞬间失意是从身体的知觉意识中的生理脱离，但在这种状态下，它对型构意义仍发挥着积极作用。在赛博空间如果其技术内容和界面足够诱导一种审美经历的话，那么，这种不在场状态提供了一种可以构成审美体验唯一特殊形式的潜能，即变异的潜能。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在他的《单面人》（One-DimensionalMan）中将艺术变异潜能描述为一种综合的科技实践，他说：“科技文明在艺术和技术之间打造了一种特殊关系……艺术的合理性，它的投射于现实生活的能量，界定尚未意识到的可能性的能力，从此可以受到正视。它对世界科学技术革命发挥了和正在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而不再是既有工业机器的婢女，不再是用以美化商业交易并抚慰其不幸的婢女。艺术将成为一种摧毁这种商业交易和不幸的技术。”[6]（P239）
2.虚拟和肉身之关联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新媒体赛博空间的审美经验毫无疑问是不仅关联着，而且深重影响甚至改变着肉身世界的现实生活的。我们来观察一下在当代世界少年中风靡的一种游戏《口袋怪兽》（也称宠物小精灵，分游戏机GAMEBOY版和电脑模拟器版），通过虚拟世界中生动精灵造型的不断进化，使孩子们废寝忘食地沉浸其中。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精灵的进化需要遗传因素，需要努力来完善自己的能力，需要智力和艰苦奋斗来实现目标。这简直就是一幅现实世界的真实图画，是人生的旅程，虚拟世界中的精灵如同肉身世界中的人，游戏者渴望进步的人生目标幻化为精灵，在精灵的进化过程中得以实现。精灵的每一次进化，都给少年们带来激动人心的感情波澜，有时是无与伦比的兴奋和快乐，有时是大失所望的沮丧和遗憾，有时是百感交集。这样的虚拟世界，一方面能使孩子们从肉身世界繁重的作业负担和学习压力中临时脱离，另一方面又能使他们通过自己的操作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同时使整个人生历程的时间和空间浓缩。所以，在现实肉身世界和数字虚拟世界的矛盾中，孩子们奋不顾身地选择了后者。我们再考虑经历另外一种游戏的过程，这种游戏设计的就是搏击和打斗场面，比如KOF（KingofFighters，拳皇，分街机版和PC版，而且不断升级），与其说它是对现实真实的逃离，不如说它是一种更为真实的真实，孩子们渴望在虚拟社会成为掌控世界的霸主。为了保持这种从肉身世界的逃离和不在场状态，在这样一个场景和氛围中，这种持续的击打和厮杀活动，必然影响其回归到肉身世界之后的行为。这种逃离和不在场欲望与审美体验必然相关。如何精确描述这种在场和不在场情形中的审美体验的区别，回答为什么人类（特别是孩子）会有这种无法抵抗的欲望，这种从我们复杂的肉身世界综合真实中逃离，而进入一个单纯的真实事物的虚幻模本之中的欲望，无疑应该成为我们当代美学和美育不容忽视的课题。
这两段内容反映出的美感经验尽管有所不同，但是，每一种都卷入了感受的真实和一定的变异瞬间。前者是阿波罗神卓越的灵性，后者则是酒神的狂欢，意识受幻觉引诱而改变了状态。两种经验发生的空间也有根本不同，家屋保持着庇护式的内部空间，赛博空间则将沉重而呆滞的肉体移入无肉身的世界。两者的静寂都强调了美感的瞬间，但前者是依赖于现世的力量，而后者则努力摆脱肉身的真实。当然，如前所述，赛博空间的体验同样与感官的功能相关联，不可能实现与肉身世界的永久分离。
四、呼唤新媒体美学
虚拟空间的审美关系研究，对我们反观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特别是艺术想象和美感的判断提供了借鉴，同时，这种存在于虚拟社会、赛博空间中的变异美感体验和形式，也呼唤着我们的美学予以关注。新媒体带给我们的技术冲击需要美学说话，需要我们建立一种针对后现代社会和新媒体审美特性的美学。
他们的看法给我们的美学建设提供了信息，当晚期资本主义经历伴随着现代真实概念崩溃的本体位移时，中国美学理论建设更需要前瞻性。在享受现代物质的舒适和自我价值的同时，资本主义世界其实正付出着后现代刺痛人心的代价，人类并没获取理想的和谐、宁静与生态平衡。无论西方和东方，无论正在经历还是即将经历，今天的现实都反映出新媒体美学某种程度的缺席，在中国社会的过渡时期，我们的美学和文艺理论是否可以绕过险滩，少走弯路，补位缺席呢？流变状态正在重塑全球生态的均衡，人类生活的意义由信息和映象的符码来记录，我们的生存与这个数字空间本质地关联在一起，但是，在这个流变的舞动中，人类仍是谱写旋律的主人，美学仍然能够担当起型构流变理论的重任。新媒体提供了比现代媒体如广播、广告、电影、电视、电台及其他大众传媒所造就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更为广泛的可能性选择，尽管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很难在这种流变的媒体方式中永久保持其统治地位，但是，在现代媒体和新媒体的语境中，审美对意识领域的主要冲击仍然是一个人的问题。面对人类未来多种可能性的困惑，也许会误导我们的非理性本能，也许会羁绊我们幻想和发明的创造力，甚至消蚀人类对未来生存的理想和渴望；新媒体生态和审美的精神与道德上的不确定性，也许会成为艺术世界失去幻想、希望和激情而无所作为的借口，然而，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是需要我们的艺术家、思想家、美学家设想未来并为实现目标而努力，需要我们建立一个安全航行于虚拟领域的灯塔。
存在——肉身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存在，为我们的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以及艺术家们提出了复杂的课题，也为我们的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和建设提供了新领域、新视野，这也应是我们当代美学和文艺学建设的机遇，我们期待着这方面的研究能够更加深入。
美学从诞生到今天，伴随着人类思想的不断提升和人类审美实践的日益丰富多彩，经历了多次转型，也产生了以不同研究对象命名的审美观念和美学学科，如文艺美学、技术美学、生活美学、环境美学等等。当前，面对这样一个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社会后现代化的人类语境，特别是面对数字革命给整个人类带来的似乎已经超越了人类智力想象范围的发展和变化时，更多的学者对美学体系已经被彻底解构、美学在今天已无话可说、美学转向了穷途末路的看法持肯定态度。这表明我们在认真总结过去的美学，同时也表明我们仍在积极思考美学的今天和未来。今天的知识是建立在技术和信息基础之上的，但它同时不可否认地要以人类有史以来的整个知识体系和思想宝库作参照。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思考被解构的传统美学，美学作为一种哲学概念到底还可以做什么？美学的目光应该投向何处？本文试图通过对当代虚拟领域的一些审美现象和审美经验的描述，探讨美学将虚拟空间美感经验作为研究对象的可能性，并进而提出拓展美学当代研究视阈的设想，以期引发对传媒研究、美学和美育研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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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护理美学是由护理学和美学交叉组成的一门学科，该门学科渗透到护理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中，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整合护理工作人员、患者及社会间的审美关系，让患者得到美学的护理及美的享受，进而产生良好的心理状态，形成生理、心理满足，最终提高治疗效率，加速患者康复。随着人文精神在医学界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医学界对护理的美学需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的应用并推广护理美学成为临床研究的重要内容，笔者现对我院护理美学应用情况进行如下总结分析，旨在为相关部门提供参考。
【关键词】护理美学；医学；应用
医学工作不但是一个治疗与被治疗的过程，还是一个维护和塑造人体美学的过程，是一个追求美、创造美的过程。人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任何一个部位或一个器官的功能障碍均对人体美学存在极大损伤[1]。患者来院治疗时，不但需求快速的治愈损伤的机能，更希望治疗工作可以从美学角度出发，以提高治疗满意度及疗效。由此可知，临床工作中治疗疗效不仅表述为疾病的转归，还体现为人体美学的重现，这也是护理美学的根本出发点。
1、护理人员的审美修养
美学教育事实上一直贯穿着整个护理教育工作中，但就实际临床需求而言，院校的美学教育仅能奠定护理人员的基础美学修养，而进一步的美学修养还需在工作中加以培养和升华[2]。因此，相关医疗机构需将美学教育工作纳入到护理人员日期工作中，并通过护理人员的职业道德、职业风貌以及职业行为等具体内容来表现，以提高护理人员的美学鉴赏、表现以及创造能力吗，并反过来指导护理工作。
2、营造良好的护理环境美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形式美有对称、层次、和谐、多样、统一等多种表现方式。这就要求医院环境布局、病房内部布局，甚至小到病床桌上的小物件布局均需从这些表现方式来合理布置。如医院可为病房窗台摆放了盆景、鲜花等，墙上悬挂木雕、油画，这些均可有效提供病房的层次美及色彩美。现代医学研究认为，美好的色彩可刺激人体分泌一些有益于健康的激素、酶，合理的多颜色布局有利于患者改善患者身心健康。现在医院护理人员工作服的多颜色化也正体现了这一点[3]。此外，医院还需为患者提供宽敞、整洁、安全、安静、通风以及温度适宜的外部环境，这些大环境的优化不但可减轻患者对疾病的恐惧，还可为患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医疗及护理环境。
3、塑造护理人员的形象美
现代美学将人的形体美、动作美、语言美、外饰美以及行为美划归到外在美的范畴中，而认为学识、道德、情操、修养以及心灵美是人的内在美。这就意味着护理人员的形象美需从内在美和外在美两个角度来共同塑造。护理人员的相貌身材是外在美的基本条件之一，在这个基本条件上，护理人员还需从仪表、姿态、语言、行为等方面来强化自身的形象美。在实际的工作中，护理人员需保证衣帽整洁、留海不得过长、淡妆上岗、端庄大方、语气轻柔、神态温和，并多应用如“您好，谢谢，请”等礼貌用语，让患者感受到亲切、可信赖，进而保证治疗、护理工作顺利开展，最终加速患者康复[4]。例如在给予患者输液操作时，护理人员可于穿刺操作时轻声对患者道：“对不起，可能有些痛”，这简单的一句抱歉必然能赢得患者的理解和宽容，护理依从性将极大提高。
4、护理技术操作美
在日异月新的今日，医学技术发展极快，护理技术更迭也极为频繁，新仪器、新疗法不断应用于临床治疗工作中。在这种情况下，护理人员需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技术，并积极通过自学、单位培训等方式更新护理知识，以保证技术的先进之美。护理人员在技术操作时还需以规范、整洁、端庄、有条不紊的职业风范为指导，保证护理技术有限、周到、准确实施。这不但是体现护理人员精湛专业技术的要求，也是提高患者安全感和信任度的必然要求[5]。
5、结论
总而言之，护理美学的发展和应用是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也是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实际工作中，护理人员需从美学修养、医院环境美学、形态美以及技术美等方面入手，以最大程度提升自身素养，提升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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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谁不喜欢？我们应该把天生的感受力变成自觉的、有意识的作为，自觉的按照美的尺度来建造我们美好的每一天，而不只是在美术馆才能感受到没美的现象，不只是在电影院、音乐厅才能知道美的存在，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能按照美的尺度去生活，去感受。
那些原始人用来装饰身体的贝壳、石珠、兽牙，以及史前陶器上巧妙的线纹和图形、岩画和洞穴壁画的造型等，就充分表明，早在人类产生装饰和娱乐自己的最初意识之际，人便不仅同动物生存状态有了质的区别，而且其审美意识的最初萌芽也已诞生。
可以这么说，只要有人和人的活动存在，就有人对美的感受、追求、创造以及对美的问题的不断思考。审美是一种人类精神活动，是一种给活动主体以丰富而复杂的心理感受的精神活动，并且还是一种通过这些主体的心理感受而获得其意义的活动。因而研究审美，首当其冲应该研究的，就是人类在这种特殊的精神活动中获得的各种各样的心理感受，人们将这种感受称之为“美感”。
研究“美感”，我们却很难直捷地用一两句话给出“美感”的定义。这不仅是因为在漫长的美学发展史上，就此曾经有过许多的争论与异议，而且还因为美感的定义其实也与美的定义一样，涉及到美学领域里几乎所有重要方面的重要问题。对“美感”的理论界定，与此前美学家们致力于对美的界定一样，实际上正是美学中有限的几个最核心的问题中的一个。美学中所有不同理论、不同观点的争辨，只要是具有理论意义的争辨，大致只能出于两种最基本的分歧。
其一是缘于各人欣赏趣味的不同，其二，则是缘于理论出发点的差异甚至对立。休谟说“趣味无争辨”。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不会有人去为了趣味的事而争辨，实际上因为趣味不同而引起的争辨确实太多太多。休谟的意思是，当某种争论涉及到趣味的方面时，恐怕就很难以轻易地得出谁是谁非的结论。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的个体在趣味上的差异可以是巨大的，也可以是微小的，但是在这“众口难调”的差异之中，如果各执一端，难免有“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弊病，美学史与艺术史中曾经出现过，以后必定还会继续出现的诸多理论、观点、风格与流派，其中都或多或少包含有趣味上的差异性。
不同风格与流派的代表人物经常互相攻讦。古典主义者看不起罗可可风格，现实主义诋毁流漫主义，托尔斯泰极不喜欢莎士比亚，其间的是是非非，更不能一言而尽。纵然我们能够找出许许多多理论上的根据，来证明某一种艺术风格比起另一种风格来更有生命力，或者说某种风格在某个特定的场合显得更加适合时宜，我们亲身的审美感受却好象并不受这些理性的证明的左右，它似乎超越于理性的思考之外，而直接在心灵中与对象产生碰撞。面对这样一些不受理性控制的审美感受，如果我们不想变成为感性领域里的暴君就只能这样说，因趣味不同而产生和出现的感受的不同之间，恐怕并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只要是真实的而非虚伪的审美体验，就是正确的。
在真正的审美感受领域里，没有错误可言。正因为此，休谟才说“趣味无争辨”。中国的美学研究虽然走过那么漫长、曲折的路，然而比起西方来，时间还是短得多。中国美学研究到现在才100来年，西方美学研究到现在已有250多年，这是从美学诞生算起的。西方从20世纪开始，美学研究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向，我们称之为“语言学转向”。就是说基本上从20世纪以后，再去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研究什么是美，给美下定义，这样的努力已经大大减少。
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诸如审美心理学、艺术心理学等等的研究上。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更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美学，但几乎没有一派美学再花很多精力去研究美的本质。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比他们晚了很多。之所以落后，有很多原因，一个原因是建国后我们受前苏联的影响比较大，有很多东西没有跳出传统的框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闭关锁国。跟西方有比较大的隔阂，存在所谓“铁幕”，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被割断，对西方一些新的东西疏离已久。审美活动也就是审美。
首先我觉得把审美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有着现实的根据。在现实中，在我们生活中间，审美现象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这些现象不过是我们要探讨的或者我们要进行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每个人的一生中，生活的内容极为丰富驳杂。
审美的活动，审美的文化，审美的现象，可能到处都有，甚至可以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不可能离开这些审美的活动，审美的氛围。第一个就是自然美，就是对自然界的审美。随着人类文化的进展，越来越多的自然界的东西进入了我们审美的视野。我们原来强调的一种自然美是山水的秀美，但另外一种我们或许不一定看成是很重要的自然对象的，如某个山石的怪形怪状，有些看起来很怪诞的东西，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审美视野。
自然界的很多东西，都能够进入我们审美的范围，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艺术美，这是艺术活动的产物。各个方面、各种题材、各种体裁的艺术作品给我们带来审美的愉快，现在已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间不可缺少的部分。虽然每个人审美趣味不一样，对有些艺术的对象可能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同一个人对有些东西欣赏对有些东西不欣赏，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艺术天地，艺术活动的天地。我们如果真的完全离开了艺术活动，如果全部艺术生活真的都从我们的生活中剥离出去，那我们就很难活下去了。
刘勰的《文心雕龙》包含的美学思想，是“龙学”研究中有待进一步开拓的领域。本文论述了刘勰对美的本质、审美原则和标准、审美感知等问题的认识；对刘勰美学思想研究中的不同见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对刘勰美学思想的方法论及其思想来源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美美感方法论
刘勰的《文心雕龙》博大精深，历来被认为是我古代最系统、最完整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自60年代以来，“龙学”研究者开始从美学角度对《文心雕龙》加以研讨，开掘其中深邃的美学思想，成果显著，遂使这一当代显学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澄清，另有些问题则有待深入开掘和拓展。这里谈谈个人的见解，补苴罅漏，故名之曰“发微”。
一
对美的本质，作为一种美学思想是必须首先加以界定的。刘勰一方面从宇宙本体论出发，认为美就是“文”，而“文”则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作为“道”的一种形式原出于“自然”。这就肯定了美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他又从人类中心说出发，认为美是作为万物的中心的人创造的，“文”作为心灵的显现原出于人。这就又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美的主观性。同时，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美划分为三种范畴，即自然美、人文美、艺术美。从宇宙本体论出发，他认为自然美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人类中心说出发，他认为艺术美是人的创造，带有主观性；而人文美则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这就是刘勰对美的本质的认识。
对自然美，他认为这是先于人类，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它不是精神的产物，而是自由自在的。《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
在他看来，天地、日月和动物、植物即天下万物都有它美的形式，它不但不是人工所为，而且为人的创造所不及。这种认识源出于老子的“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荀子的“王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一类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
对人文美，他从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出发，认为人文美是与人类的生成所俱来的，天地万物都有其自然之美，天与地之间出现了人，也就有了人文之美。《文心雕龙·原道》：“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人文之元，肇自太极。”
在他看来，天、地、人是所谓“三才”，即构成世界的三种本质因素，而人在三才之中是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的精华所在，是有性灵之物。人有性灵，便会有语言文字借之以表达思想感情，这种用以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文字就是人文之美，这也是自然而然的。这种认识源于《易传·系辞》所表述的宇宙生成观：“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即天、地万物的本源是“太极”。如果我们把“太极”理解为一种精神实体的话，那么这种观点显然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但这种客观唯心主义与前面所说朴素唯物主义也不无内在联系。或者可以说刘勰朴素唯物主义的美学观中不无唯心主义成份，客观唯心主义的某些观点中又不无唯物主义的含理内核。
至于他把人文美与自然美合而为一，相提并论，则是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哲学观点，《庄子·齐物》说：“天地与我并在，万物与我为一。”这种物我同一，人与天合为一体的境界为最高境界的观点，即天人合一的观点。既然天人合一，那么人之外的自然有其美，人也有其美，人文美也可以说就是一种自然美。这也是合乎逻辑的推论。刘勰把人文美等同于自然美虽然不尽科学，但人体之美，语言文字之美说它具有客观性也是不无道理的。其实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来说，人体自身也是一种物，不过是属别于“无识之物”的“有心之器”罢了。
对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美，他从人文合一的角度出发，认为艺术美是人的创造，人具有这种创造能力和需要这种创造也是很自然的。《文心雕龙·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情采》：“若乃综述性灵，敷写气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在他看来，人受之于天而有喜、怒、哀、惧、爱、恶、欲等种种情感，人与外界相接触或受到某种刺激，就会有所感发，通过不同形式的感发来表达思想感情，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也即人文合一的观念，它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有更为明确的表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他还认为这种性灵的抒写就是一种美。显然，如果说《文心雕龙·原道》所说“文之为德”之“文”指自然更美，“人文之元”之“文”指人文美，那么这里的“立文之道”之“文”就是指艺术美了。而且艺术之美既包括文学之美的“辞章”，也包括美术之美的“黼黻”和音乐之美的“韶夏”。它们都是人的创造，而人之所以能有这种创造性，则为“神理”所支配。这“神理”便是天道自然的宇宙本体论，由天道自然的宇宙本体论而天人合一，由天人合一而人文合一，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
在对刘勰的美学思想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刘勰论美的出发点是“心”，美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产物，就此提出，在《文心雕龙》中“‘心’是美的内核。”〔1〕与此相近的观点，还有人认为“刘勰把感情视为艺术的本源，灵魂和血液。”〔2〕这种观点似有以偏概全的弊端。我们肯定刘勰把艺术美视为人的创造，但同时也肯定刘勰把这种创造的本源归之于客观世界，这在前面的阐述已清晰可见。那么，如果把美或艺术美的核心、本源仅止于艺术家的内心或感情，那就不仅不符合《文心雕龙》的本意，而且无异于把刘勰对美的认识归之于唯心主义的一派了。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
二
美学原则和审美功能是美学的基本问题。对美学原则，刘勰认为创造艺术美尤其是文学之美应当以圣人为楷模，以经籍为典范，象他们的作品那样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即自然和谐之美。这也就是《文心雕龙》在《原道》之后设《征圣》，《宗经》的本意。《文心雕龙·征圣》：“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圣人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文心雕龙·宗经》：“致化归一，分教斯五，性灵熔匠，文章奥府。”这就是说，追求文学之美就应当向圣人学习，应当以他们的《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为典范。它们的创作原则都是一致的，作品既要有深刻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又要有华美的语言和巧妙的表达方式，此乃金科玉律。《情采》所说“文附质”，“质待文”；《才略》所说“文质相称”，“华实相扶”也都是此意。完美统一亦即“自然”这美的最高境界。
对审美标准或批评标准，刘勰提出了“六义”说和“六观”说。《宗经》“六义”是：“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里的“情”、“事”、“义”主要是从思想内容方面提出的标准，即感情深厚而不做作，事实具体而不虚妄，观点正确而不诡诈。
“体”、“文”主要是从艺术形式方面提出的标准，即文风简炼而不繁冗，语言华美而不靡丽。“风”则主要是指作品在社会中能产生积极的教化作用而不致造成思想混乱。《知音》“六观”是：“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位体”是谋篇立体，“置辞”是遣词造句，“通变”是继承与创新，“奇正”是新奇与雅正，“事义”是选材与用典，“宫商”是平仄与韵律。这里包括了文学作品的诸多方面，既有题材、主题问题，又有语言、风格问题，乃至创造方法问题等，刘勰对审视文学作品考虑得是非常全面的。
现在的问题是，对“六义”和“六观”到底什么是审美标准或批评标准，过去曾有些不同的看法，学术界引起过一些争议。郭绍虞和罗根泽等人认为“六观”是批评标准，赵盛德等人沿用此说。而陆侃如、牟世金等人则提出异议，认为“六义”既是刘勰对创作的要求，也是论文的六个批评标准。“六观”则是需要考察的六个方面。后来牟世金又在《刘勰论文学欣赏》一文中说：“六观，不过是从六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方法，而不是六条衡量优劣的标准。”“‘六观’就与批评标准毫不相干。”〔3〕马白进一步指出：“‘六义’是刘勰所主张的文艺批评标准。其中‘情深’、‘风清’、‘事信’、‘义直’是政治标准，‘体约’、‘文丽’是艺术标准。”〔4〕如何看待这一分歧？我们肯定《宗经》“六义”是批评标准，也可以说是审美标准，但从《文心雕龙》全书总体来看，它主要是从作家的创作角度来要求的，所指艺术范围也更大些，而不是就文学作品的鉴赏与批评来谈的，所以它出现在总论《宗经》之中。然而我们也没有理由就此来断言“六观”与批评标准“毫不相干”，因为刘勰在《知音》提出“六观”之后，紧接着就说：“斯术既形，优劣是矣。”这里的“术”固然可解释为方法、方面，那么，这里的“形”也不可忽视，“形”即表现。因而，这两句话就应当疏解为：看看这六方面的表现怎么样，作品的优劣也就显现出来了。如果作此疏解，刘勰所说“斯术既形”的本意就不能说无涉批评标准，因为人们常说的“这方面的表现怎么样”本身就是标准，自不待言。只不过是“六观”主要从读者鉴赏文学作品这个角度看问题罢了，所指艺术范围也狭窄一些。
如果我们再在内涵上把“六义”和“六观”加以对照，就会发现它们存在着一致性，即都强调了要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诸多因素中来要求和衡量文学作品，都强调了艺术的和谐完美。不同之处在于“六义”突出了作品的思想情感和社会效果问题，而“六观”则补充了创作方法（通变）和艺术风格（奇正）方面的问题。综观“六义”与“六观”，它们与前面所提审美原则是一致的，不过是在和谐统一这一美学原则下所派生的具体命题，“六义”侧重于创作方面来谈，所指范围大些，“六观”侧重于品评方面而言，所指范围小些，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刘勰的审美标准和批评标准。
对审美功能，刘勰很强调文艺的美感作用，认为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文心雕龙·征圣》：“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文心雕龙·宗经》：“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文心雕龙·程器》：“禽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刘勰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教化，表彰功德，修身养性，乃至军事都贵于有文采。特别是人文关系，文章因人的德行产生，人的德行又借文章以流传。所以孔子在文、行、忠、信四教中，把文放在首位，足见它的重要。
三
美感是美学中在研究美这个对象而外，需要研究的另一个对象，美感研究包括研究审美活动中的感知、移情、联想、思维及情感等实践活动内容。关于刘勰的美感论以前人们论及较少，一般都以为在刘勰所处的时代，对美感这一较复杂的美学问题还难以从理论上加以把提。我们认为，虽然《文心雕龙》中并未提到“美感”一词，“美感”只是在近代我国译介西方美学著作时产生的一个概念，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文心雕龙》并未论及有关美感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实际上，对美感接受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审美的认识过程，美感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等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都有所论及，只是尚未运用“美感”“审美”等现代美学概念罢了。刘勰美感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反映在《知音》、《神思》、《物色》、《总术》、《养气》等篇目之中。
美感的接受基础包括人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等。生理基础即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我们对客观世界的一切感知、认识和理解，首先要借助于感觉器官，美感自然也不能例外。感觉器官是我们产生美感的窗口。从这个角度来说，感觉正是产生美感的源泉。没有感觉器官也就无所谓美感。感官的审美感知只是美感的第一步，它还有待于深入到人的内心，即实现对美的心灵观照，从而成为特定的思想感情，这便是美感的心理基础。刘勰《文心雕龙·养气》说：“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就是讲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美感的心理基础不仅是生理基础的高级阶段，而且是生理基础的依存条件和原动力。马克思曾说：“对于非音乐的耳杂，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5〕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多处论及创作和鉴赏中美感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的这种关系。他这样论及创作中美感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文心雕龙·神思》：“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刘勰认为，文学家作为创作主体对客观世界产生美感而后才能萌发创作冲动，而文学家之所以能对客观世界产生美感，首先要借助于感觉器官，即“物沿耳目”，“目既往还”，通过听觉和视觉捕捉、接受客观世界美的信息。舍此，无所谓美感，也无所谓创作。同时，刘勰还认为，感觉器官的审美感知还需要上升而为审美的心灵观照，即“神与物游”、“心亦摇焉”、“心亦吐纳”。这种心灵观照也就是现代美学所说的“内在感官”或“黑箱装置”对客观世界所存在的美的深层感知。如果说感觉器官的审美感知只是知觉到客观世界的现象，那么通过心灵观照所构成的则是审美意象了。
他这样论及艺术鉴赏中美感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文心雕龙·知音》：“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文心雕龙·总术》“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刘勰认为，无论对自然美、人文美还是艺术美的鉴赏，美感的产生也都首先起自作为生理基础的感觉器官，即“目”、“视之”、“听之”，舍此，无法进入鉴赏过程，美感也无从谈起。但在鉴赏中感觉器官的审美感知同样有待于上升到作为心理基础的心灵观照，即“心敏”、“味之”、“佩之”，通过心领神会，通过咀嚼和把玩，才能真正触及美的意境和真谛。无论在艺术创造中还是在艺术鉴赏中，刘勰认为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在敏锐的洞察力和较高的审美情趣。
美感在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中都有一个心理过程，即审美认识过程，只有通过这一过程在创作中才能构成艺术形象，在鉴赏中产生审美愉悦。审美认识过程是复杂而微妙的。刘勰对此也有形象的描述。《文心雕龙·物色》：“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知音》：“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泽方美。”
刘勰认为，在创作中创作冲动由客观世界美的事物所引起，文辞这种美的表现形式则产生于作家由美的事物所激发的思想感情。在创作中美感表现为“物——情——辞”这样一个心理过程。而在鉴赏过程中，审美主体首先接触到的是文辞，由文辞而在自己的心灵中唤起作家所体验过的情感，由此而认识世界。在鉴赏中美感表现为“辞—情—物”这样一个相反的心理过程。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对由审美鉴赏所唤起的审美愉悦，即“深识鉴奥”“欢然内怿”。刘勰引用了《老子》中的两段话来作比喻，一是第二十章中的“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一是三十五章中的“乐与饵，过客止”。这两个比喻形象而恰切地说明了艺术鉴赏中的审美。
在美感的心理过程中离不开移情和联想。所谓移情就是审美主体把情感外射到与“我”相对立的“物”上去，使审美主体的情感也为外物所具有，即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刘勰对这种移情现象也有生动的描述。《文心雕龙·物色》：“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文心雕龙·神思》：“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刘勰认为，“情”本为人类所有，自然物无所谓“情”，但在审美的心理过程中人的情感便会自觉不自觉地转移到物上。譬如，无论春暖花开之日还是秋风萧瑟之时，都会牵动人的感情，在观赏自然景物之际把自己的特定情感象馈赠那样赋予自然物，自然物引起自己的兴致又象它对自己的酬谢一样，通过心与境的交融达到了物我同一。再譬如，富于情感的艺术家，登上高山似乎山都化作自己的情，面临大海似乎一望无际的海面都洋溢着自己的情。只有通过这种移情才能创造出美的意境，假若置身于良辰美景之中无动于衷，泰然处之，也就不会有美的创造。
所谓联想就是由此一事物而想到彼一事物，由彼一事物又想到相关的其他事物的审美想象，通过这一桥梁构成的以少总多，以一统万的意象。对此刘勰也有论及。《文心雕龙·物色》：“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刘勰认为，诗歌的艺术美的创造正是在移情的基础上，通过无穷无尽的由此及彼的联想，才能构成具有美学意义的意境。其实这也就是在现代美学中所说的艺术想象或形象思维。
美感有其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使审美成为全人类的活动，使艺术创造和艺术鉴赏在人与人之间沟通起来，但美感又有其差异性，它使艺术创作五彩缤纷，也满足了人们在艺术鉴赏中的不同需求。刘勰论美感的共同性已如上文所论，它是全人类相通的“性情之数”，即人的共同生理和心理所构成的客观规律，亦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刘勰还注意到了美感的差异性。《文心雕龙·知音》：“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刘勰认为，由于美感的差异性不仅创作会有不同的风格，鉴赏也会有偏爱和异趣。
四
刘勰的美学思想在我国6世纪空前地达到了时代的高度，可谓独步当时。对其后的美学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为后来的中国古代美学论著所难以企及。先进的理论成果总是与先进的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文心雕龙》美学成就的取得与刘勰掌握了比较科学的方法论分不开。
早在50年代范文澜就已指出：《文心雕龙》既是文学批评，也是“文学方法论”〔6〕。60年代刘永济也认为，“彦和此书，思绪周密，条理井然，无畸重畸轻之失。”〔7〕70年代杨明照也曾盛赞“他那严密细致的思想方法。”而后王元化、马宏山人也都就其方法论有所论及，但专门进行探讨的论文还较为少见。80年代马白的《论〈文心雕龙〉的系统观念和系统方法》及《从方法论看〈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两文则是以新的科学方法探讨《文心雕龙》的方法论的专论。他认为，“从方法论着眼，我们不难看出，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一条红线便是朴素的初步的辩证思维方法。正是这种辩证思维方法，不仅使全书结构严密完整，而且分析剖视鞭辟入里，思想闪闪发光；也是这种辩证思维方法，引起中国美学史第一次历史性的转折，从而使《文心雕龙》独立于世界美学之林，占踞极其重要的地位。”〔8〕应当说这是一个十分大胆而有见地的论断。还有人认为，刘勰的方法论是“折衷”思想：‘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确实是贯穿于《文心雕龙》的基本方法。这个方法要求看到事物不同的、互相对立的方面，并且把这些方面统一起来，而不要只孤立地强调其中某一方面。”“也正是由于采取‘折衷’的方法，使得刘勰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是比较全面，客观的。”〔9〕如果这里的“折衷”并非指不偏不倚调节过与不及的“折中”，而另有深意，那么，“折衷”也就是其辩证思维方法的一种含意。
总体来看，辩证思维方法是《文心雕龙》阐述其美学思想的最基本、最深层的方法，也是它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文心雕龙》的辩证思维方法表现在刘勰论美和文学的各个范畴和命题之中。诸如美与丑、道与文、心与物、情与采、文与质、通与变、古与今、奇与正、形与神、风与骨等相对范畴及相关论断，他都能够“撮举同异”（《明诗》），“左右相瞰”（《熔裁》），“会通合数”（《体性》）“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附会》），即把握它们的对立统一和相反相成。具体来说，诸如文学活动中的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作品与读者的关系，文学创作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的关系，文学风格的异同关系，创作方法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等等，他都能够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来加以考虑和阐述。
例如就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刘勰是这样论述鉴赏与批评的。《文心雕龙·知音》：“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这里一方面谈到作品本身的复杂情况，即文体的驳杂，内容与形式的诸多方面结合等；另一方面又谈到读者的复杂情况，即人们审美情趣和学识见闻的差异等。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复杂情况造成了鉴赏与批评的见解多异，因而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样也就避免了片面性。
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刘勰是这样论述作家创作的决定性因素的。《文心雕龙·体性》：“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这里刘勰视文苑为一整体，每一个作家都是一个局部，文苑的整体是由每一个作家的作品所构成的，所以出现了丰富多彩而又五花八门的局面。同时，他又视每个作家为一个整体，每个作家的创作又由他的才、气、学、习这四个局部因素所决定，所以出现了风格各异的作品。这样就把问题看得很全面了。
对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的关系，刘勰是这样阐述情与采的关系的。《文心雕龙·情采》：“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郭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刘勰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剖析，首先看到了它们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接着指出了内容对形式的决定性作用，这样就使人们对作品的构成有一个全面、透彻的认识，而且在论述中，他把理论与意象的对立统一起来，给人以十分生动形象的理解，不可不谓手段高超。
再如《通变》中的“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则从历史的纵向阐述了继承与革新的辩证关系。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刘勰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在不同角度上，不同层面上展开的，而且有其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
五
刘勰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对儒、道、释的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并在汲取它们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美学思想自然也受到儒、道、释的深刻影响。如儒家的天人合一，以意逆志，共同美感和论自然美等，道家的天道说、辩证法思想等，对此前贤已有所研究，但对其美学思想方法论渊源的研究却有待深入和拓展。
关于刘勰美学思想方法论的渊源，60年代刘永济就曾指出：“其思想方法，得力佛典为多。”〔10〕而后，杨明照也认为“他那严密细致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受了佛经著作的影响。”〔11〕王元化和马宏山等人则对此进一步指出是受了佛家因明学和“中道”论认识论的影响。这一点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但其说憾在阐发欠详。我国南朝佛教盛行，梁武帝曾推尊佛教为国教，而佛学中的因明学在当时的哲学领域还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方法论。古印度在公元5世纪由哲学家无著和世亲汲取了重逻辑和认识论的正理派的学说而构成的因明称为古因明。古因明继承了正理派的五支作法来进行推理，五支即：宗（论题）、因（理由）、喻（例证）、合（应用）、结（结论）。6世纪古印度的陈那及其弟子将古因明发展而为新因明，新因明推理用三支作法，三支即：宗（论题）、因（理由）、喻（例证）。比起五支作法更为简捷明了。如：“宗”为某处有火，“因”为发现了烟的缘故，“喻”为若是发现了烟就会有火，象厨房等处。这“喻”、“因”、“宗”，其实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形式逻辑所说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所组成的三段论。这是一种科学的演绎推理方式，它的特点在于通过中项把大项和小项联系起来，从两个前提必然地推出结论，它反映了事物属与种之间的包含关系。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时正是古因明学随佛教传入我国的历史时期。刘勰在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十余年，精通佛典，自然也就谙熟因明，运用自如，这也就必然使《文心雕龙》说理合乎逻辑，部类分明，严密细致，有条不紊。
另外，佛门的“中道”说也使刘勰的理论不偏激、不片面，做到他所说的“圆照”、“圆览”。佛典《大智度论》卷四十三：“常是一边，断灭是一边，离是二边行中道，是为般若波罗密。”佛门的“中道”论认为，“常见”和“断见”都是偏执一端的，只有离开“常见”和“断见”二边而取中道，即看到事物的迁流无常和又相续不断，才能把握真谛。这其实与儒门的伦理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中道”或“中庸”相暗合。
在《文心雕龙》中对因明和中道的运用，可以说俯拾皆是。《原道》中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便是明显运用因明所作的演绎推理。《序志》“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便是对因明学中属种关系划分的运用。正因如此，所以全书在整体上“上篇以上，纲领明矣”，“下篇以下，毛目显矣”。至于“中道”论也是贯穿全书，《序志》批评“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却又不无自负而自信地说，“岂好辩哉？不得已也”。那么，他不同于他人的立论方法就在于“弥纶群言”，“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衷”。但是，他又并非不偏不倚，骑墙式地“折中”，而是“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同地，理自不可同也”。其“中道”的核心还在“势”与“理”。
《文心雕龙》美学思想方法论的第二个来源是以《周易》为宗的儒、道、玄各学派中的比较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对此一来源，80年代之前人们关注不够，专门研究甚少，范文澜和王元化等人对《文心雕龙》继承《周易》中的某些观点，曾有所提及，但尚未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加以评说。马白的《从方法论看（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首辟此说并加以探求，他说：对刘勰而言，“蕴含于《周易》、《老子》、《庄子》等典籍中的儒则是他辩证思想的重要渊源。”〔12〕该文从刘勰分析文学现象本身的矛盾，提出一系列对立统一内容的命题，指出了他对《周易》中“分而为二”的思想方法的运用；从刘勰考察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勾勒“变动不居”的思想方法的运用；从刘勰辨别文学发展史的轮廓，指出了他对《周易》中事物的异同，深入揭示艺术思维规律，建立完整的文体论，指出了他对《周易》中“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思想方法的运用。这些都是颇为深刻的。关于“分而为二”的观点和方法，除贯穿于刘勰的文学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和批评论中而外，似还应补充上：刘勰对创作与鉴赏、批评中的主观因素的辩证思维，即对主观因素的对立统一问题的分析，也是运用了“分而为二”的观点与方法。关于主观因素中的对立，《周易·系辞》：“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运用此法，刘勰在《体性》中分析创作风格的不同时，认为由于作家“才”、“气”、“学”、“习”的不一，“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四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在《知音》中分析鉴赏与批评中的不同见解时，认为“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这一切情况都是由“分而为二”的方法推演而出。关于主观因素统一方面，《周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运用此法，刘勰在《体性》中分析不同创作风格的相反相成时，认为“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这是它们统一的一面。在分析鉴赏与批评中又需有大体一致的标准时，他于《知音》中又认为，“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这“衡”与“镜”则是它们统一的一面。只有把握创作与鉴赏、批评中主观上的对立与统一，才能全面地、客观地把握创作与鉴赏、批评，这其实也就是《周易》中的“分而为二”。另外，刘勰对儒、道、释、玄的认识，也是把握了“见仁见智”和“殊途同归”这两面的，因而能有一个空前透彻的看法。
六
我们认为《墨经》中墨家的形式逻辑应当是《文心雕龙》方法论的第三个重要来源。这一点似乎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墨家的形式逻辑大体分为六个部分：明辩，言法，立名，立辞，立说，辞过。所谓“明辩”，《墨子·小取》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异同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云云。“明是非之分”即确立是非的标准，否则无是非可言；“明异同之处”即在“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事物中，把握同在何处，异在何处。他把“同”分为四类：“重同”即二名称一实体，“体同”即部分在全体之中，“合同”即共同组成为一集体，“类同”即以类相从而同。“异”也分为四类：“二”却二必异，彼不是此，此不是彼，“不体”即不由“兼”分出，不连属之体，“不合”即不同所，集合的范围不同，“不类”指分属各类。“察名实之理”即考察名与实的关系，概念与对象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之，“明辩”讲逻辑的对象意义。
所谓“言法”，《墨子·非命上》说：“言必立仪”，“言”是立论，“仪”是法度。确立思维的两大原则，即理由原则和同异原则。理由原则是“立辞必明其故”，同异原则包括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等。《墨子，经上》说：“同异而俱于之一”，这是同一律，大体如我们所说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个思维形式保持自身同一。《墨子·经下》说：“彼彼、此此与彼此同，说在异”，这是矛盾律，大体如我们所说在一个思维过程中，一个思维形式不能既是A又是非A。《墨子·经下》还说：“合与一，或复否，说在拒”，这是排中律，大体如我们所说在一个思维过程中，一个思维形式不能既不是A又不是非A。总之，“言法”是讲思维规律。
所谓“立名”，《墨子·小取》：“以名举实”，即通过下定义来确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他把“名”划分为三种：达名，即范畴；类名，即普通概念；私名，即单称概念。至于下定义的方法，《墨子·大取》又划分为三种：“以形貌命者”，“以居运命者”，“以举量数命者”。确定概念的外延离不开对概念的分类即属、种划分，《墨子·经下》：“区物一体也，说在俱一唯是。”这就是说要把同一属的事物划分为若干种。总之，“言辞”是概念论。
所谓“立辞”，《墨子·小取》：“以辞抒意”，即联合两个概念来反映事物的本然的联系，属判断论。所谓“立说”，《墨子·大取》：“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即演绎推理。“故”类于因明之“因”，“理”类于因明之“喻”，“类”类于因明之“宗”。《墨子·经下》：“在诸其所然未然者，说在于是推之。”即归纳推理。所谓“辞过”则为谬误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运用墨家的形式逻辑之处也贯穿于全书。如关于“明辩”中的“明是非之分”，即确立是非标准，刘勰论创作与鉴赏、批评所确立的《宗经》“六义”和《知音》“六观”即是非标准。“明辩”中的“明异同之处”，即把握同在何处，异在何处，《序志》所说“同之与异，不屑古今”的方法就本源于此。再如关于“立名”中的属种分类“区物一体也，说在俱一唯是”，《序志》所说“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即是此法的运用，刘勰把天下文章分为“文”、“笔”两属，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又各分为20种，每种里又有子目，如《明诗》中再将诗分为四言、五言、杂言、离合、回文、联句等，十分细密。“立名”中的“以名举实”下定义并以实加以说明，《序志》所说“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即是此法的运用，刘勰在论及每种文体时都首先下定义加以规范，并例举典型篇目加以说明，如《明诗》“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再如“立辞”中“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的演绎推理，《物色》所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即是此法的运用。“立辞”中“在诸其所然未然者，说在于是推之”的归纳推理，《比兴》中“宋玉《高唐》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比貌之类也；贾生《鹏赋》云：‘祸之与福，何异纠缠’，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茧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即是对此法的运用。
刘勰的美学思想及其方法论都空前地达到了时代的高度，它不仅对我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且对我们今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体系也有着重要意义。而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只能说是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决不是它的终结。（收稿日期：1995年12月2日）
注释：
〔1〕胡学远，赵伯英：《“心哉美矣”》，《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2〕易中天：《刘勰论美的原则》，《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3〕牟世金：《雕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4页。
〔4〕〔8〕〔12〕马白：《美学纵横论》，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52、306、310页。
〔5〕《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44页。
〔6〕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31页。
〔7〕〔10〕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