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的小编为您带来的法律诉讼论文最新4篇，您的肯定与分享是对小编最大的鼓励。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宪法司法
新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以来，在促进了刑事司法制度的民主化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甚至有些问题急待解决：
一、再次修改应以人为本，加强对人权的保护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己经写入宪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己发生深刻变化。以人为本，体现在刑事司法上，就是要把公民、当事人视为刑事司法诉讼的主体，尊重和维护其做人的尊严，保障和维护其基本权利，决不能再把公民和当事人看作刑事诉讼的客体而肆意处置。以人为本反映了现代刑事诉讼理念的基本要求，把它视为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的指导思想，是合适的。
“以人为本”是以公民的权利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不能狭隘理解为“以个人为本”。刑事诉讼法修改还要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统一起来，兼顾各种诉讼价值，在保护人权与惩罚犯罪、公正与效率、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保持适度平衡。马克思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要体现现代性和具有前瞻性，但是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历史条件，必须考虑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的可承受能力，不能超越历史阶段。
二、再次修改应通盘考虑，维护国家法律体系的统一
刑事诉讼法是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修改中必须以宪法为核心，并注重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以维护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致性与统一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刑事诉讼法修改必须在现行宪法框架内进行，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按现代诉讼理念，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应消积、被动、中立，与其它司法机关之间不应主动配合，这样才能实现司法公正；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应隶属于行政机关，不应属于司法机关。但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与法院并列为司法机关，存在两虎相争的格局。在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方面应是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宪法中的这些规定，虽在理论上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但宪法的最高权威在没有修改之前必须得到尊重，刑事诉讼法不管如何修订，都不能出现同宪法明显矛盾的条款。
三、再次修改应考虑周全，条文数量应该有所增加
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指导思想是：考虑到全面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条件尚不成熟，这次不是全面大改，只是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太多、非改不可的地方进行修改：凡是可改可不改的都暂时不做改动。刑事诉讼法的条文虽然修改了一百四十多条，但原来的体例和框架仍被保留。学界认为此次修改，比较准确的提法可算作“中改”。我国刑事诉讼法条文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条文太少，许多程序规定的相当简单，许多情况下出现容易产生歧义。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条文较少，不便于操作，于是公检法三大机关又分别制定了本部门的“实施细则”。主要有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规定》和公安机关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三家的内部规定分别是468条，367条和355条，加起来共有1190条，是刑事诉讼法本身的条文的四倍。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比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4月4日经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它的诞生在我国民主与法治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注：《人民日报》评论员曾指出：一个国家是否建立行政诉讼制度是衡量这个国家民主与法治发展的重要标志。）标志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初步建立。台湾地区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以历时11年之久修订，并于1998年10月2日得以通过。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建立了不同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区别也较大。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大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经验，（注：台湾蔡志方在其《行政救济与行政法学（一）》一书中就用较多的篇幅介绍大陆行政诉讼法并对其进行评析。一些台湾学者也曾来大陆实地考察行政诉讼制度。）甚至在某些方面已超出了大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水平。对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比较研究，既有利于了解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利于大陆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大陆和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出台背景比较
1.大陆行政诉讼法的出台背景
新中国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既没有行政诉讼制度，也没有行政诉讼法。虽然建国初在《最高人民法院组织条例》中存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行政审判庭的规定，但实际上长期以来不存在行政诉讼。直至1982年《民事诉讼法》出台才正式开启行政诉讼的历史。但行政诉讼基本是沿用民事诉讼程序。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大陆的法学也得到蓬勃发展。在广大行政法学者的理论研究推动下，在理论界与实际工作部门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在1989年终于出台了新中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而且这部法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是一次成功的立法。但也不可否认，由于我们没有长期充分的行政审判实践为依托，也没有行政诉讼法立法经验，甚至当时民事诉讼法自身也处于待修订状态，使得这部行政诉讼法在立法技术上显得有些粗糙，有些规定显得过于理想，在操作性方面也还存在一些欠缺。
2.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背景
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前一直沿袭使用1933年6月23日政府平政院成立的同时施行的行政诉讼法，后经多次修订，最近的一次修订是在1975年。台湾地区行政审判的历史较长，所以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既有着长期的行政审判实践为依托，又有着行政诉讼法立法经验为基础，并且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较为成熟，有利于行政诉讼法引用一些相关规定，还有大陆行政诉讼法立法经验可供借鉴，台湾地区行政法学研究历史没有中断，这些都有利于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完善。
另外，台湾地区行政法学界长期以来受西方法学思想影响较大，这些在其行政诉讼法立法中也有所体现。
二、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总体比较
1.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比较注重对公共利益的保障
台湾地区法律制度具有典型的大陆法系的特征。在行政法中表现为尤为注重保障公权力之有效行使。在行政诉讼法中处处体现以保障公共利益为第一要旨。例如其在：第9条、第35条有关资格的特殊规定，第114条对原告撤诉权的公益限制，第116条原告申请停止执行时需考虑公益是否受到伤害，第133条行政法院为保障公益依职权调查证据，第183条停止诉讼涉及公益时的处理，第219条当事人对诉讼标的处分权的公益限制，第282条再审之诉之判决是否应对第三人因信赖确定终局判决以善意取得之权利予以保护的判断依据等。可见，在行政诉讼中不管是当事人的诉讼行使还是法院行使审判权均以不侵害公益为原则。甚至在第198条规定：“行政法院受理撤销诉讼，发现原处分或决定虽属违法，但其撤销与变更于公益有重大损害，经斟酌原告之受损害，赔偿程度，防止方法及其他一切事实，认原处分或决定之撤销或变更于公益相违背时，得驳回原告之诉。”充分体现其公益优先原则。
大陆行政诉讼法中也有保障公益的规定，但条文很少，仅在第44条中关于诉讼期间原告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可裁定停止执行的条件中明确指出须不损害公共利益。而在其他情况下是否应考虑公共利益则纯属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但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可以看出，只要行政行为违法均会被人民法院撤销或部分撤销。由此可见大陆行政诉讼法控权色彩非常明显，是不会因保障公益而默认违法行政行为的。
2.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十分注重对当事人诉权之保障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中有许多大陆行政诉讼法所没有的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规范。如第96条规定：当事人得向行政法院书记官请求阅览、抄录、影印，或摄影卷内文书，或预纳费用，请求付与缮本、影本或节本。而大陆行政诉讼法仅赋予当事人阅读笔录之权利。与大陆行政诉讼需征收裁判费并且没有诉讼救助所不同的是，台湾行政诉讼不征收裁判费，并且对当事人无资力支付诉讼必要费用者，行政法院应依申请，以裁定准予诉讼救助（第98条与第101条），第125条还要求审判长使当事人为事实上及法律上适当完全之辩论。关于判决书告知上诉期间有错误时的处理等也体现充分保障诉权的立法指导思想。
再如，第113条规定，原告于判决确定前撤回诉之全部或一部时，被告若已为本案之言词辩论者，应得其同意。大陆行政诉讼法中原告撤诉是否允许则纯粹由人民法院裁量决定，与被告无关。这不仅体现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注重对当事人诉权的保障，同时也体现两岸对行政诉讼所持态度不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规定将部分决定权交予被告，充分尊重被告方当事人诉权，仅由行政法院就是否违反公益作出裁量，相形之下，大陆人民法院就撤诉问题的自由裁量权则显得过于宽泛模糊。
3.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较大陆的更为具体
大陆行政诉讼法仅有75条，加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仅有190条，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共计308条，不仅条文比大陆的多，在内容上也较大陆更为详尽。如二审程序的相关规范大陆行政诉讼法只有3条，台湾地区则有26条之多。有关再审程序的规范大陆也只有3条，台湾地区则有11条之多。依据其规范完全可以满足二审、再审的需要。而大陆行政诉讼中需广泛依赖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范。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的引用比大陆更为明确。大陆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114条中原则性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外，对本法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事实上行政诉讼程序的每一具体步骤可以参照哪些民事诉讼法条文很不确定，可见大陆引用民事诉讼法条文实际上是一种弥补行政诉讼法不足的手段，由于被引用的条文并未明确下来，这些条文并未成为行政诉讼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相比较而言，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中每一具体程序可以引用哪些民事诉讼法条文均一一列出，便于操作，从而使这些条文成为行政诉讼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体制以及行政诉讼法结构之差异
1.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体制的区别
目前较为典型的行政诉讼体制有两类，也称为行政诉讼的一元制与二元制。一元制又称合并主义，以英美为典型代表；二元制为分离主义，以法、德、奥等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体制属于典型的分离主义。行政诉讼案件由高等行政法院与最高行政法院管辖。行政法院独立于其他普通法院（但较为独特的是它与普通法院均隶属于“司法院”）。并且将行政诉讼由以前的一级一审改为两级两审。这既是适应时展的需求，（注：在政权盘踞大陆时期，行政案件数量很少。从1933年至1947年15年间，行政院年均受理案件不足48件，最少的年份仅有2件，最多也仅为82件。故只设中央一级行政法院足以应付需要。政府到台湾后沿用旧的行政诉讼体制，一级一审体制只到近二、三十年才暴露出其不足。数据引自《行政救济与行政法学（一）》，第313页。）也是为了进一步给予当事人以充分救济。当然这也与台湾地区行政法学者大力推动有密切关系。大陆地区行政诉讼体制则属于合并主义即一元制。行政案件与普通案件均由普通法院管辖。但较为独特的是在普通法院内设有行政审判庭，具体负责行政案件的审判。虽然大陆也有学者呼吁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1]，但在目前情况下难度很大。大陆普通法院共设四级，也是两审终审制，存在着级别管辖的问题（台湾地区行政法院共设两级，一审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辖，不存在着级别管辖的问题）。
台湾地区行政法院隶属于司法院，且司法院大法官有违宪审查权，因此其行政诉讼法第252条规定：最高行政法院就其受理案件，对所适用之法律确信有抵触宪法之疑义时，得裁定停止诉讼程序，声请大法官会议解释。大陆法官没有违宪审查权，并且在第53条规定，行政规章之间相互矛盾时，得声请国务院予以裁决。这一规定被学者们认为是大陆行政诉讼法中最不和谐的音符。
2.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结构存在差异
大陆行政诉讼法与大陆民事诉讼法的结构相似，分为总则、受案范围、管辖、诉讼参加人、证据、和受理、审理和判决、执行、侵权赔偿责任、涉外行政诉讼、附则等共计11章。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则分为：总则、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审程序、上诉审程序、抗告程序、再审程序、重新审理、保全程序、强制执行程序、附则共计9编。
台湾地区以不同审级的、不同性质的审判程序为单位架构其行政诉讼法体系。将受案范围、管辖、当事人，以及共同的诉讼程序如送达、当事人书状、期间、诉讼卷宗、诉讼费用等均归之于总则内容。这样简洁明了，便于操作。
另外从总体上看，双方行政诉讼法均有对方所不具备的内容。大陆行政诉讼法所独具的内容有：侵权赔偿责任，涉外行政诉讼，以及总则中关于行政案件审理所应遵循的原则等。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所独具的有：一审通常诉讼程序中的和解，一审简易诉讼程序、抗告程序、重新审理等。
大陆行政诉讼法虽然也有总则，但其内容不似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总则那样将所有共同的不属一审、二审、再审等程序的规范均包容在总则中。大陆行政诉讼法总则实际上只有三部分，即行政诉讼的目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的原则。可见大陆行政诉讼法总则实质上是该法的纲领，双方对总则的认识存在明显差异。
四、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之差异
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均于总则第一条简明概括了立法宗旨。大陆行政诉讼法指明其目的是：“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依此规定，立法者赋予行政诉讼法鲜明的控权色彩。这也与大陆行政法学的主流思想相合拍，即不管是控权论还是平衡论均认为行政诉讼法的主要功能为控制、监督行政权的有效行使。正因为此，使得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在中国行政法学乃至整个法学发展中具有开创中国民主、法治新局面的里程碑式意义。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指出其目的为：“行政诉讼以保障人民权益、确保国家行政权之合法行使，增进司法功能为宗旨。”相较之下少了“监督”二字使具控权色彩较淡，更侧重于行政诉讼法作用的均衡发展，既保障行政权的有效运行，同时也注重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但其多了“增进司法功能”一语。将其列入总则中体现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立法注重其司法的可操作性。
总之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看似相似，但实际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对以后的条文产生较大影响。
五、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差异
1.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不同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为概括式。在其第2条中规定：公法上之争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诉讼。并对两种特殊情况作出处理，即第9条规定可受理自身利益并未受到侵害的人民，为维护公益提起的诉讼。并规定选举罢免之争议由行政法院受理（这些也均属于公法上的争议）。
大陆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采用结合式即首先在该法第2条作了概括式的规定，并在该法第11条作了列举（先作内容列举，再作法律列举，最后在该法第12条作了具体排除列举）。
2.受案范围不同
大陆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有权依本法提讼。这里它要求首先应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抽象行政行为则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其次，权益受到侵害者才有权，再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又将“合法权益”限定在人身权益与财产权益这两类，而政治权益、受教育权益则无形中被排除在外。并且对于非行政主体的公法人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等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时，对他们提起的诉讼是否可以受理，法律依据不很明确。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则比大陆广得多，认为公法上的争议均可提讼。有些台湾地区学者将公法定义为规范公权力的法。由它引起的争议，其范围显然要比行政权行使引起的争议范围大得多。（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规定对公法契约争议与选举争议也可提讼。甚至利益未受侵害的人民对公法上的争议所提起的诉讼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受理。）
我国大陆地区不承认公私法的划分，所以在行政诉讼法中将其受案范围定义为公法上之争议显然不恰当。但我国大陆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所采取的混和式规定的模式其缺点也十分明显，正如台湾地区学者管欧所言：“列举主义其优点在于规定明确，防止滥诉、杜绝纷扰。唯社会新兴事业日多，行政事项极繁，列举既难免遗漏，且无法适应变动不居的行政事项，若不在列举的范围之内，则因违法行为所受的权利损害，即无法定的救济。至于概括主义，其得失则与列举主义相反。唯就行政诉讼制度的趋势及法制思想与社会进步的情形言之，则由列举主义而趋向于概括主义。”瑞士公法学者鲁克认为列举主义是行政诉讼达成概括主义的一种过渡手段。事实上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也是从列举主义经过司法机关不断地突破，如早期司法院与行政法院的见解均认为公务员与国家关系乃特别权力关系，公务员不得对其身份上所受处分提起行政诉讼，但经大法官屡次解释之后，公务员对于公法上财产权之争议，以及免职处分或对于公务员身份有重大影响之处分，均得提起行政诉讼以资救济，最终导致由列举主义过渡到概括主义。大陆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实际上也在不断突破列举主义给出的界限。走向概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再有，抽象行政行为最终也应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之内。目前英美等国已有条件地将其纳入到行政诉讼范围之中。台湾地区由于采用概括主义，实际上也已把它纳入到行政诉讼范围之内，大陆在这方面与其相比已有些差距。
六、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管辖的规定不同
大陆由于地域广大，并且设有四级法院，其管辖较为复杂。可分为级别管辖、地域管辖与裁定管辖。地域管辖适用原告就被告原则，但也规定了几种特殊的地域管辖，主要有：经过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由原告选择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大陆行政诉讼法尤为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凸现其控制监督行政权有效行使的功能。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为两级两审制，一审均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辖，因此不存在级别管辖的问题，地域管辖则普遍适用原告就被告原则。虽然比大陆简单，但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对行政权的监督控制力度显然不如大陆行政诉讼法的大。大概由于其受大陆法系影响较深之故。
七、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参加人制度之差别
1.原告资格的区别
大陆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提出严格限制。原告只能是认为其自身合法的人身权益与财产权益受到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诉讼中行政主体只能是被告。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中原告的资格是依据诉的不同而不同的。撤销之诉与请求处分之诉之原告只能是行政相对人。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原告可以是行政相对人，也可以是行政主体。这与大陆行政诉讼法有很大的区别。尤为独特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提起行政诉讼不以其权益受到侵害为前提。如台湾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为维护公益，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项，对于行政机关之违法行为，得提起行政诉讼，但以法律特别规定者为限。第25条，以公益为目的之社团法人，于其章程确定目的范围内，由多数共同利益之社员，就一定之法律关系，授与诉讼实施者，得为公共利益提讼（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该社团法人没有原告资格）。可见，现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诉讼利益的保护范围进行了重大突破，逐步将部分反射利益、事实利益纳入诉讼利益范畴，且这些利益并非仅局限于某特定个人，可以为他人甚而是社会大众之共同利益。考虑到具体受行政侵害之个人未必会提起行政诉讼，立法者承认公益社团的诉讼主体资格，允许它为其成员或社会上更广泛抽象之集团利益提起行政诉讼。这也是一大突破，也有利于更好地监督行政机关合法行使职权。
相形之下大陆行政诉讼适格原告条件过于苛刻。正如韦德所指出的：对于原告的适格，采取限制性规定，有害行政法的健康发展。大陆行政诉讼适格原告条件应该降低，以保障人民充分实现诉讼权利。
2.适格被告条件存在差别
在大陆，当被委托机关或者个人因行使被委托的职权而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时，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时以原行政机关为适格被告，受委托组织或个人为第三人。
在台湾地区，人民与受委托行使公权力之团体或个人因受托事件涉讼者，以受托团体或个人为被告，而不像大陆以委托机关为被告。
3.诉讼人资格的区别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规定，除律师外，依法令取得诉讼事件人资格者、因职务关系为诉讼人者、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者可以为诉讼人。
大陆行政诉讼法规定：律师、社会团体、提讼的公民的近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可以受委托为诉讼人。相比而言，可供选择的诉讼人的范围比台湾的要大得多。
另外，在大陆，作为诉讼人的律师在行政诉讼中被赋予一些优于其他诉讼人的权利。如可以依照规定查阅本案有关材料，可以向有关组织或公民调查收集证据。而一般当事人行使上述权利需人民法院批准，并且不得查阅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台湾行政诉讼法则未授予作为诉讼人的律师优于其他诉讼人的权利。
4.当事人诉权存在差异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授予当事人的诉权比大陆为多，而且当事人的诉权不仅平等，而且近似于对等。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原告有权，被告有反诉权。原告撤诉权的行使在某些情况下也应征询被告的意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得以合意停止诉讼等等。而大陆行政诉讼法控权色彩十分浓厚，它追求当事人诉权实质上的平等，为保障原告诉权的有效行使，往往对作为被告的行政主体的诉权作某些限制，如诉讼中不可自行收集证据，需负举证责任等。可见大陆行政诉讼法在这个问题上的立法理念仍然优于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理念。
八、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中前置程序之间的区别
大陆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行政诉讼前置程序的规定较为复杂，采用自由选择为主，先行强制为辅的方法。哪些行政案件需复议前置由各具体法律加以规定。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行政诉讼前置程序的规定则较为简单，它将行政诉讼分为撤销诉讼、给付诉讼与确认诉讼。对于撤销诉讼一律需要先经过诉愿程序，即复议程序。而确认之诉中虽未明确指明需诉愿前置，但实际上也有诉愿前置的要求。给付之诉在实务上往往与确认之诉或撤销之诉密切相关，因而可以认为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以诉愿前置主义为其基本原则。这与台湾地区行政法受大陆法系行政救济制度传统影响较深有关。对于前置程序目前有两派截然相反的意见：赞同者认为诉愿前置更有利于尊重行政权，维护行政统一，并且经过诉愿程序的过滤淘汰将大大减轻法院的负担。从整个救济系统来说，此设置也便于协助人民澄清疑点，扩大救济机会以及加速救济程序。反对者认为：将诉愿列为行政诉讼之先行程序究其实际，实有先行强制主义与行政选择式任意主义之别。诉愿制度日益完善，使其与行政诉讼制度并存，孰曰不宜[2]？主张以先行选择主义代替先行强制主义，使诉愿成为与行政诉讼、请愿鼎足而立的行政救济制度。也有学者建议，对有些情形的违法处分得不经过诉愿或再诉愿程序，迳直提起行政诉讼。
目前在世界各国中诉愿自主选择主义已成为主流。即使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国，原则上也采用自愿选择主义。德国行政诉讼法中就确认诉讼，一般给付诉讼及除法律别有规定外，对联邦最高官署或联邦最高官署所为之撤销诉讼或义务诉讼，均采用直接诉讼。大陆行政诉讼法较为充分地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意志。相形之下，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则显得过于保守，但与1975年版的“两级诉愿一级诉讼”体制和“再诉愿前置主义”相比无疑已有进步。显然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在这一问题上还应有所发展。
九、证据制度之间的差异
1.举证责任之间的差异
大陆行政诉讼中由被告负举证责任。行政主体在诉讼期间应举证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事实上与法律上的理由。（人民法院认为必要，亦可自行收集证据）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奉行职权主义原则，（注：事实上现行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台湾行政诉讼法并无举证责任的规定。基本只能依照民事诉讼法来确定举证责任。但司法实践中也出现由被告负举证责任的案例。参见［台］陈清秀：《行政诉讼之理论与实务》，三民书局1994年8月版，第316页。）即行政法院就诉讼关系所依据重要之法律事实上收集及澄清负完全责任。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25条规定：行政法院依职权调查事实关系，不受当事人主张之拘束。第133条规定：行政法院于撤销诉讼，应依职权调查程序，其他诉讼为维护公益者亦同。第134条：当事人主张之事，虽经他造自认，行政法院仍应调查其他必要证据。甚至人民无法对其主张举证，而需借重法院之职权时，亦可请求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以维护人权。虽然职权主义的本义为更好地调集证据，但其效果显然不如大陆的由被告负举证责任的规定。
2.证人作证责任的差异
大陆将作证作为知情者的法定义务，任何知情者均有作证的义务，唯一的例外是涉及国家机密时可以免除作证的义务。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45条规定：证人恐因陈述致自己或与之有亲密关系之人受刑事追诉或蒙耻辱者，得拒绝证言。即使自愿作证亦不得令其具结。显然这与受西方人权思想影响较深有关。
3.证人作证范围之差异
在大陆，证人作证仅限于与案件有关之事实，而不涉及法律问题。与案件有关的法律问题由被告举证，原告亦可就法律问题举证证明其主张。
台湾行政地区诉讼法第162条规定：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时，得就诉讼事件之专业法律问题，征询从事该学术研究之人，以书面或于审判期日到场陈述其法律意见。可见就法律问题，台湾地区可以要求证人作证。
事实上大陆在这方面也有所突破，在一些行政诉讼中，法官往往会接受法学专家对法律问题提出的意见，但目前尚未见诸于法条。
4.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时间限制不同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中未对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时间予以限制。大陆行政诉讼法对被告收集证据的时间有严格的限制。要求其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或证人收集证据（第33条）。其目的为更加严格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5.对诉讼参与人妨碍证据调取的处理方式不同
大陆对妨碍证据调查的诉讼参加人的处理方式为处罚，如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罚款、拘留等。台湾地区则遵循“任何人不得从其不当行为中获利”这一古老法律原则，对此作出截然不同的规定，其第139条规定：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匿或致困难使用者，行政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该证据应证之事实为真实。这一规定显然比大陆单纯使用处罚这一方式更为科学。
十、一审程序中存在的差异
在一审程序中，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之间存在诸多差异。最为明显的为台湾地区一审通常程序中可以和解，同时也不排斥行政法院调解。台湾地区行政审判一审中还有简易诉讼程序。之所以会存在这种情况是因为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为给予当事人以充分的司法救济而不似大陆将其定位于控权法。因此只要能达到给予当事人以充分司法救济这一目的，简易程序以及和解、调解等并非不可接受。而且由于其迅速、简便，处理小型公法上的争议优势尤为明显。但缺点是对行政主体的监督不力。因此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不宜引进这些制度。（注：由于大陆法系国家较为强调其保权功能，和解程序在大陆法系的国家中被广泛采用。参见陈清秀：《行政诉讼之理论与实务》，三民书局1994年8月版，第343页。）尤其是在有些行政机关法治意识还不十分强的今天。
另外在裁判时，大陆要求法官应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原则。而台湾地区则遵循法官自由心证原则。其行政诉讼法第189条规定：行政法院为裁判时，应斟酌全辩论意旨及调查证据之结果，依论理及经验法则判断事实之真伪。依前项判决而得心证之理由，应证明于判决。显然大陆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裁量标准太理想化了，实际上也难以完全达到，尚不及台湾“法官自由心证”这一规定科学。
十一、二审程序之区别
1.上诉理由的区别
大陆行政诉讼法规定：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可见其上诉理由为不服一审判决，并不要求其提出明确的事实上或法律上的证据。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41条规定：于高等行政法院之上诉，非以其违背法令为理由，不得为之。可见台湾地区以一审违法为上诉必要理由。
由此可见就上诉权而言，大陆赋予了当事人更多的权利。
2.二审审查范围不同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二审是法律审，不包括事实审，并且在其第251条规定最高行政法院应于上诉声明范围内调查之。可见上诉审不仅是法律审，而且审查范围局限在当事人上诉声明范围之内（与公益有重大影响者不在此限）。
大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75条指出：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的审理，必须全面审查第一审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有无违反法定程序，不受上诉范围的限制。可见大陆一审既是事实审，又是法律审。并且要全面审查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不受当事人申请范围的限制。
由此可以看出，台湾地区行政审判的二审实质上是给一审诉讼当事人又一次救济的机会。其目的在救济而不是对一审法院的监督。而大陆二审既是给当事人又一次救济的机会，又是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监督。
3.审理形式不同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二审以书面审为原则。其第253条规定：最高行政法院之判决不经言词辩论为之。（注：在新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前，台湾行政诉讼的一审实际上也以书面审为主。参见管欧：《行政法论文集》，第554页。）这亦与其仅是法律审有关。而大陆由于存在事实审，故以言词审理为原则，书面审理只有在事实清楚时方可为之。
十二、再审程序之区别
1.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存在区别
大陆行政诉讼中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有：原审人民法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当事人（通过申诉的方式），上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中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只能是当事人。台湾地区对于能提起再审的理由规定得很清楚，其第273条中列举了15种可以提起再审的情形。
2.再审范围存在区别
大陆再审需全面审查，包括事实审与法律审。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71条规定：本案之辩论及裁判以声明不服部分为限。
3.台湾地区有关再审的特殊规定
以下两项为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较为独特的规定。其一为确定终局判决所适用之法律或命令，经司法院大法官经当事人声请解释为抵触宪法者，其声请人亦得提起再审之诉。对于这项规定，由于两岸政治体制不同，故难以借鉴。其二为其第282条之规定：再审之诉之判决，对第三人因信赖确定终局判决以善意取得之权利无影响（但显于公益有重大妨碍者不在此限）。有关信赖保护方面的规范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结语
大陆行政诉讼法是10年前颁布的，由于前面所分析的原因以及时代的发展，该法中的一些规范存在不足也不足为奇，但其所显示出来的现代法治精神至今仍熠熠生辉。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风格显然不同，但毕竟大陆和台湾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法治的本土资源相似，对大陆和台湾地区法律进行比较研究，借鉴对方成功的立法经验，无疑可以推动法治进程。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制度的深入比较研究还有待我们继续努力。
关键词： 课程建设；精品课程；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DF 42304
文献标识码：A
课程建设是高等教育的基础性工作之一。一所学校的教学水平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每门课程的教学状况。课程建设搞得好，教学质量就有保障。笔者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西南政法大学从事诉讼法学的教学工作，80年代中期起担任诉讼法学科学术带头人。2004年度笔者负责的“刑事诉讼法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课程建设的初步成绩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谨将粗略情况介绍如下，以就教于同仁。
一、秉承优良教学传统，注重优良作风传承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是我国最早开设的法学课程之一，自老一辈教学集体起，就很重视该课程的建设，形成了优良的教学传统和教学作风。早在1980年，我校就编写了全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教材及相关案例集、习题集。当时的任课教师教学都非常认真，一个主讲教师至少有三至五个辅助教师协助其对学生进行课外辅导。当时就已经很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任课教师每年都要亲自带领学生到法庭观摩审判，不少教师还亲自担任辩护人，真正做到言传身教，增强学生对刑事庭审的感性认识。教师每年还通过带领学生走上街头进行义务法律咨询，亲自组织、导演模拟法庭等方式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把握，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精编教材、认真施教、注重实践”等优良的教学传统和作风一直为本课程的教学集体所传承，成为推动本课程建设不断发展最为宝贵的原动力。经过几代教学集体的辛勤耕耘和不懈探索，本课程才形成了一套具有西南政法大学特色、享有较高声誉的教学模式，并为某些法律院校借鉴和推广。如1998年5月，参加西南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教材与教学方法改革师资讲习班”的全国26个法律院校45名专家学者就认为：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代表了一种改革方向，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读书热情，提高学生的思辨、演讲能力，更有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本课程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成为“精品”，与几代教学集体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
二、及时总结教学经验，积极开展教学研究
在本课程教学过程中，我们一直注意及时总结教师们的教学心得和经验，并且无保留地相互进行交流，共同切磋，取长补短，从而推动了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础上，我们
还就本课程教学中急需解决的问题积极展开研究，其基本方式包括召开专题研讨会、撰写教学改革方面的专题论文，及时就教学中需要调整、改革的问题向教务管理部门提出合理化建议等。此外，对于教学中一些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的重大问题，我们还采取自立课题等方式积极主动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并组成专门的课题组进行攻关。例如，1989年，本课程自主进行的重点研究课题《观摩、模拟、案例教学法》对法学本科教育中如何有效地进行法庭观摩、组织模拟法庭、开展案例教学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其最终成果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评价，获得了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7年，本课程建设中我们针对研究生教育中如何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模式进行的专题研究《诉讼法专业研究生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获得了四川省普通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自1995年起，本课程建设中我们设立了《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和教学方法改革研究》课题，在总结教学经验和研究心得的基础上，通过编写一套新的教材，为本课程构建了新的理论体系，设计了新的教学方法。《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和教学方法改革研究》课题于2001年12月获重庆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2年6月获部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依据该课题研究成果而编写的教材《刑事诉讼法学》（上、下）先后被国内数十所大学采用，受到法学界普通好评，被誉为“新中国第三代教材的首创之作”，先后获得“司法部优秀教材一等奖”、“教育部优秀教材二等奖”。对教学研究的一贯重视，使本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能够及时找到解决的对策，而且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拓宽教学思路和方法，促进教学水平的不断提升。
三、重视人才梯队建设，培养一流师资队伍
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是检验一个学科、一门课程建设成效的决定性因素。没有高素质的人才，是无法创精品、出精品的。本课程建设中我们充分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高度重视梯队建设，着力培养一流的师资队伍，为此采取了各种积极有效的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优化教师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形成合理的人才梯队。长期以来，本课程一直重视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为教师的进修、求学尽量创造有利的条件。目前教师队伍全部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大多数教师具有高级职称，一半以上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有多数教师曾经到欧美、日本等国家进修或攻读学位。在学术领域，教师队伍除专攻刑事诉讼法外，不少人还对古代诉讼制度史、律师学、检察学、外国刑事诉讼法学、证据学等学科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使得整体知识结构更为合理。在年龄结构上，本课程教师队伍一直保持了老、中、青合理搭配的良好态势，在不同年龄段均培养了骨干力量，承前启后，相得益彰。
其次，建立激励机制，推动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教师是引导学生走入知识殿堂的引路人，只有一流的教师才能培养出一流的学生。在教学中，教师除了自身必须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外，还应当注重教学方式方法。如果教师教学方法陈旧古板，教学水平落后低下，就无法激起学生的求知欲望，学生就会丧失学习兴趣。因此，本课程建设中我们一直强调教师在教学方法上要不断探索革新，教学水平不能踯躅不前，为此建立了一系列激励机制。如本课程近几年来一直推行的“学生选老师”的“选课制”就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基本运作方式是：在每学期开学后两周内，学生可以自由选听任一教师的“刑事诉讼法学”课程。然后，根据自己听课的情况，在教务部门的组织下，按照一定的程序，挑选自己喜欢的教师，选定后即在该教师授课时听课。学生选课的情况则与教师的自身利益挂钩。如果选该教师授课的学生人数超过基数的一定比例，则在计算教师课时报酬时其报酬相应提高；如果选听该教师的课的学生达不到规定人数，则该教师在本学期不能开课，当然也就没有课时报酬。“选课制”打破了以前教学上“计划分配”的体制，实现了学生和老师的“双赢”：对学生而言，通过选课，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教师授课，从而更加激发了学习兴趣；对教师而言，选课的压力迫使其必须不断充实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从而吸引学生来听课。有的教师还“发明”了“师生互评”的新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完一段课程后，由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点评，或者课程的某些章节由学生来进行讲授，教师对其讲授情况进行点评。这种新的教学方法形成了师生之间的良好互动，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受到了有关媒体的关注。本课程通过“选课制”等一系列优胜劣汰的激励机制，使一些优秀的教师脱颖而出，教学水平有了极大地提高，受到了师生的广泛欢迎。
四、教学科研立足前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本课程建设过程中，特别重视教学科研的前瞻性，强调教学科研必须立足前沿，力争在国内外同领域研究中处于领先水平，做到及时把握时代脉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在教学方面，本课程建设中我们要求教师不能拘泥于传统的教学方式，必须学习使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将先进的科学技术运用于教学科研。例如，本课程抽选了一些优秀青年教师进行攻关，专门制作了配套的教学课件，每一章节不仅有文字说明，还附有结构图等辅助材料，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在授课时播放，使教学内容更为生动形象，得到了学生的好评。再如，本课程建设中我们利用部分中青年教师曾经到国外进修，外语基础好的优势，在讲授“外国刑事诉讼法学”时推行用中英文授课的“双语教学”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又如，本课程建设中我们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开展网络教学，并筹建了专门的刑事诉讼法教学网站，教师将自己的授课教案、教学要求、教学案例等信息到网上，使学生知悉并征求学生意见，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和教师进行交流。利用网络这一高科技渠道在网上授课和辅导，网上答疑解惑，极大地拓展了本课程的教学空间。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所确定的14门核心课程之一，随着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快速发展，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同时，这门课程需要面对不断更新的教学内容，实践性日益增强，教学的难度也不断加大。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无法满足课程教学的需要，将案例教学与互动理念融合的互动式案例教学法应该成为下一步教学改革的方向。 一、互动式案例教学法的内涵与优势 1.互动式案例教学法的内涵 案例教学法(CaseMethodsofTeaching)是通过典型案例进行教学的方法，通过组织学生讨论一系列实际案例，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使学生掌握有关的专业技能、知识和理论(周川，2002)。1869年，时任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兰德尔教授首次将案例教学引入法学院的教学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在案例教学已经成为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法学教育的重要方法。而互动式教学理念是一种改变课堂教学中教师绝对权威的主导地位，创造出师生平等、合作、和谐的课堂氛围，使师生在知识、情感、思想、精神等方面的相互交融中实现教学相长的一种新的教学理念，它的本质是平等与相互尊重(王伟伟，杨秀丽，2005)。 因此，互动式案例教学法是指以互动式教学理念指导案例教学的整个过程，改变以往学生被动接受案例分析的单向模式，让学生成为案例教学的主体，全面参与案例的搜集、整理、分析与评价，通过师生互动完成案例教学的方法。 2.互动式案例教学法的优势 (1)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互动式案例教学改变了以往学生被动接受案例分析的模式，主动地参与到案例的选择和分析过程中，让他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社会热点案例，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互动式案例教学能够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释放他们的能量，发挥他们学习的自主性、创造力和批判精神(孙枝俏，2010)。 (2)自主分析案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和动手能力。互动式案例教学强调学生的独立分析、独立思考，将搜集资料、分析复杂法律关系的重任部分或者全部交给学生自己完成，有助于培养法科学生必不可少的法律思维能力，锻炼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动手能力。 (3)师生互动，有利于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提高知识传授的效果。互动式案例教学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热烈讨论，能够在不断思考和相互辩难的过程中将抽象复杂的理论知识具体化、生动化，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加深同学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二、行政法学互动式案例教学的流程设计 1.案例的选择与课前准备 (1)案例的选择。选择合适的案例是有效利用课堂时间实现案例教学法功能的前提。由于学生是《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课程内容的初学者，因此教师必须进行充分的指导。笔者认为，在案例的选择上，教师和学生应该合理分工，协调互补。 教师负责对部分经典案例的分析。对部分经典案例进行讲解是教师的责任，一方面这些案例重大复杂，对于同学们掌握相关知识点十分重要，必须详细分析讲解；另一方面，也是给同学们作出示范，有利于案例教学的进一步开展。 教师为学生列出备选的案例信息，指出案例搜集渠道，指导选择方向。互动式案例教学区别于传统案例教学的主要特点就是突出学生的主体性，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因此教师可以为学生列出备选的不完全列举的案例信息，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主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主次程度，结合社会热点，作出合理的指导。 (2)案例的课前准备。案例教学的信息量很大，如果课前不能很好地归纳提炼，讲解的效果就无法保证。对于需要精讲的案例，教师应该仔细剪裁，既不遗漏重要信息，也要做到言简意赅、简明扼要，尤其是要理清复杂案件的脉络，归纳出主要争议点，为接下来的分析讨论打好基础。案例展示的形式主要是PPT课件，应该努力做到图文并茂，必要的话还可以包括简短的音频和视频资料。 教师对部分经典案例的介绍应该放在学生自主分析案例之前，给学生以必要的示范。在学生准备的过程中，教师要及时指导，比如背景资料的补充、不必要信息的删减、显示效果的调整等，都会对案例教学的效果产生影响。尤其是要注意指导学生控制时间，避免内容过多匆匆讲完或者拖沓冗长占用大量课堂教学时间。 2.互动式案例教学的课堂实施 (1)引入案例的时机。教师除了在课程开始时选择一两个经典案例介绍课程的主要内容外，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适时提出案例，供大家讨论。但是学生自主讲解案例的时间不宜过早，因为案例涉及的行政法知识点比较多，课程刚开始时学生掌握的知识往往不够，所以学生自主讲解案例应该在课程进行了一半以后进行，之前主要还是参与教师介绍案例的互动讨论。 (2)课堂互动讨论。不论是教师选择的案例，还是学生自主选择的案例，一般都可以按照“介绍案情—提出问题—表明观点—课堂互动—重新评价”的步骤进行。为了使讨论更加深入，可以将案例在课前发到班级公共邮箱，让大家有所准备。为了使讨论更加集中，也可以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分组，先小组讨论，再推举代表集中表达观点。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必须要保持“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开放氛围，鼓励同学们表达自己的见解，即使这些见解不够成熟全面，但这种“头脑风暴”式的讨论对于启迪思考、探索新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教师在讨论的最后应该给出总结性的评述，对讨论中出现的各种观点要及时回应。当然，对于一些复杂案例，教师应该强调讨论结果的开放性，鼓励学生以此作为学年论文甚至毕业论文的题目继续深入研究。 3.课后的修改完善与成绩评定#p#分页标题#e# 如果案例的讨论仅限于课堂，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互动式案例教学法要求课堂讨论后的“二次互动”,即负责主讲的同学根据课堂讨论的情况，进一步修改案例分析，作为作业上交，讲师对作业进行批改，并以此作为评定学生本门课程成绩的依据之一。 实践证明，由于学生们重视平时成绩，对案例的修改完善起到了很好的知识巩固和复习的作用。同时，教师通过批改案例分析作业，能够了解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评估案例教学的得与失，有利于接下来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另一方面，这种“二次互动”也使平时成绩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学生平时学习的努力程度，较为公正合理，避免了由“书面考试成绩决定一切”的片面考核方式带来的弊端。 三、互动式案例教学法在行政法学教学中的进一步深化 1.互动式案例教学与司法考试复习的结合 自2008年以来，为了缓解法科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国家司法考试政策放宽，法学专业本科四年级的学生可以参加国家司法考试，这也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司法考试主要通过简短的虚拟案例考查学生对于现行有效的法律条文的理解，与以前偏重理论分析的课堂教学存在很大差距，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行政法学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 互动式案例教学应该努力使理论教学与司法考试考核要求相结合，使学生不仅掌握本门课程的基础理论，也具备相应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要求在案例教学中，除介绍经典案例外，还应引入“虚拟案例”、“微型案例”甚至司法考试真题，模拟司法考试的情境，锻炼学生的实战能力，为学生将来参加司法考试作好准备。 2.互动式案例教学与“法律诊所”教育的结合 “法律诊所”教育(ClinicalLegalEducation),又称“临床式法学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该模式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指导法学院学生参与处理实际的法律案件来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 即将学生安排在直接面向社会从事法律服务的法律诊所中，让学生承办真实案件，面对真实的客户和真实的对方当事人，学生在教师的具体指导下经历整个办案过程，使学生掌握办理法律案件的技巧和技能，增强对法律职业的真实感受，从而为培养高水平的法律人才打下基础(马海发•梅隆，2002)。 为了更好地贯彻法学实践教学的教育方针，笔者所在学校的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已于2009年建立了法律诊所。诊所的常规活动包括组织模拟法庭、组织学生到法院听审、在校内外提供法律援助等，这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课程深化互动式案例教学提供了载体，借助这一平台，将鲜活的实例引入课程教学，让学生在法律援助实践中学习，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3.增强互动式案例教学的时效性 近年来，《行政强制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先后出台，《行政诉讼法》正酝酿大幅度的修改。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发展迅猛，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就要求案例教学必须与时俱进，增强时效性，才能充分发挥案例教学补充教材、拓展视野、激发兴趣的作用。比如，在讲到行政征收的时候，笔者结合举国瞩目的“新拆迁条例”的立法进程进行分析，结合“重庆最牛钉子户案”、“成都唐福珍案”介绍了2001年旧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出台背景和在现实中产生的弊端，对2010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破天荒地两次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条文进行分析比较，使大家了解了行政征收制度的重要意义和关键因素，对社会问题的观察也有了新的、专业化的视角。 4.建立互动式案例教学的反馈机制 互动式案例教学的关键在于“互动”,在课堂教学完成后，互动交流也必不可少。从交流的效果来看，由于本身就是互动式案例教学的主体，学生对于这种教学方法成效与不足的评价非常中肯，大多数学生认可这一教学方法，并提出了进一步改进的具体建议。 这一反馈机制的建立，体现了互动式案例教学法师生平等与相互尊重的本质，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