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精神”勉励我们坚持崇高的政治理想
在党的初创时期，全国只有几十名党员。经过长期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同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早期的革命先驱不顾个人安危、在白色恐怖中完成建党伟业，靠的就是崇高的政治理想。97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未放弃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也要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强调，在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克服这些困难，更加需要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需要指出的是，实现崇高的政治理想，是以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为物质前提的。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就无从谈起，崇高的政治理想就会变成空中楼阁。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弘扬“红船精神”，坚定理想、艰苦奋斗，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文化是民族的身份特征和灵魂血脉，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实践智慧和历史记忆，维系着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命运。任何一个有文化自觉意识的民族都会珍视自己的文化，高度认同自己文化的价值，精心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对自己文化的发展前途满怀信心。这种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理性心态和坚定信念就是文化自信。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创造和培育了辉煌灿烂、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并对自己的文化高度珍视，充满自豪。但近代以来，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有的中国人曾一度对民族文化的前途和命运感到迷茫。回望这一文化心路历程，可以发现，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振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担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和文化贡献，中华民族才走出了文化迷茫，重振文化自信，追求文化自强。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并走向强起来的愿景，为重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奠定了国力和心理基础。文化境遇与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兴衰相互依托，没有民族的独立和国力的强盛，就不可能有文化的自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化始终居于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并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由此涵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豪感。但鸦片战争以后，在饱受列强欺辱、奴役后，有的中国人逐步丧失了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正是中华民族国运衰微、惨遭欺凌，在文化方面陷入困顿迷茫的境遇下登上历史舞台、担负起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使命的。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奋斗，找到了一条异于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终结了中华民族受宰制、受奴役、受屈辱的命运，把落后挨打、被列强视为“东亚病夫”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诠释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为重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奠定了国力和心理基础。
第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清泉活水，激活了中华文化的生命活力，为重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华文化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但清代以后，封建统治者的文化专制和闭关锁国所导致的文化封闭不仅窒息了中华文化的生命活力，也遮蔽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视野。近代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欺凌，古老的文化已难以承担起为民族安身立命和救亡图存提供智力支撑以及方向引领的使命，中华民族被迫从域外先进文化中苦苦寻求民族救赎的智慧和药方。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登场，才出现了希望的曙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积极引领和实践先进文化，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观照并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中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运用中国文化诠释和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深度融合，使古老的中华文化焕发出生机活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也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嬗变，为坚定中国文化自信提供了历史和现实依据。
第三，中国共产党创新培育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民族精神，激发了民族精神的巨大能量，增强了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和核心，是彰显民族精神气象和性格特质的文化依托，也是民族文化自信的思想基础和动力之源。中国共产党在担当历史使命的进程中，一方面自觉地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科学精神注入民族精神之中，创新培育了以“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北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改革开放精神为表现形式、富有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的民族精神的当代形态，为中国人民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和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充分发挥了民族精神的文化功能，也增强了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
第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培育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为重振中国文化自信培植和积淀了更加深厚的文化基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中华民族是富有文化创造力的民族，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绵延古今的中华文化，不仅支撑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也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和认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文化落伍的历史境遇下，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在担当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大任的同时，也自觉地担负起延续发展和复兴民族文化的使命。既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富强和复兴提供了智慧滋养、智力支撑和方向引领，也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为重振民族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智慧和方法，为中华文化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也一直是让中国人纠结的理论和现实课题。对于这两大难题，五四运动以后，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还是文化激进主义都没能作出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回答。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在肩负民族复兴使命的进程中也一直在探索民族文化发展之道。在文化建设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的实践探索，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的智慧与方法，先后悟出了“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方针和坚守中国文化的立场，确立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一价值目标，明确了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也为重振中华文化自信提供了理想和信念。
中华民族走出文化迷茫、告别文化自卑、经历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追求文化自强的历史逻辑昭示我们，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担当，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民族文化的自信自强。
“通，达也。”自古以来，互联互通就是人类社会的追求。指出：“互联互通是释放发展潜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联动发展的基础前提。”“一带一路”建设和互联互通相融相近、相辅相成，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一带一路”建设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其中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和人文基础，是最基础、最坚实、最持久的互联互通。增进民心相通需要统筹协调各种关系，如对象上要协调主体多元与目标一致的关系，机制上要协调政府主导和民众参与的关系，时间上要协调传承历史与建构未来的关系，才能汇聚起民心相通的最大合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持续发展。
1.善于在多元主体中达成一致目标
民心集中体现为一定社会范围内的民众对触及其共同利益、价值观念的问题、现象、事实所产生的意志，具有一致性、广泛性和长期性等特点。民心相通是特定人群内或不同人群中人与人之间心理意愿的交流融合、同向一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民心相通与社会生活环境密切相关。跨文化境遇中，实现民心相通更要熟悉彼此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社会心理、交际用语等诸多因素。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进民心相通，必须积极应对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交融与交锋。据统计，“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地跨中亚、东盟、南亚、中东欧、西亚、北非，直接相关国家有65个，总人口约44亿。既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实行西方式政党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实行君主政体的阿拉伯国家。跨越不同文明区域，存在多种不同宗教信仰，使用50多种国家通用语和200多种民族语言。多元化民众、多样化国情，加之沿线民众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认知、接纳层次不一，均给民心相通带来诸多机遇与挑战。
“通者，同也。”面对多样化的沟通主体，只有找到共同点才能形成交集，互通互印。从一定意义上讲，实现民心相通就是寻求一致性、培育共同点的过程。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各地区都希望发展进步，但不同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发展阶段导致各自的发展目标不尽相同。除培育共同的利益诉求外，还需要挖掘其他共同点。可以是相同的历史记忆，在继承发扬历史传统中实现民心相通;可以是相近的生活环境，在日常往来的守望相助中实现民心相通;可以是相似的价值理念，在互学互鉴中实现民心相通;可以是趋同的愿景目标，在携手同行中实现民心相通……民心相通中的相同点因人因地因事而异，是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的一致性，是点与点串联中形成的互通性。
相互达成一致、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是共商。正如所指出的，“就是集思广益，好事大家商量着办，使‘一带一路’建设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体现双方智慧和创意”。共商需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包容互鉴。民心相通的前提是接纳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既有国情，认同各个国家、地区的不同文明。文明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指出：“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只有保持互相欣赏、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姿态，才能在协商中找到共同的契合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二是平等协商。“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都是平等的，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平等参与者，都可以就双边、多边合作发表意见。指出：“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涉及大家的事情要由各国共同商量来办。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三是换位思考。推己及人、设身处地是民心沟通必备环节，“不能以己度人、一厢情愿”。换位思考不只是转化立场，更重要的是通过交际语言、思维方式的转换找准彼此的文化差异，用对方的母语去熟练表达，用对方秉持的文化价值理念弥合差异，以此通人心、换真心，恰如所言：“互联互通是一条心灵之路，你了解我，我懂得你，道理就会越讲越明白，事情就会越来越好办。”
2.善于在政府主导中融合民众互动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由共商达成共识、达成一致意愿使民心相通具备意向性，而从愿景转变为现实、从理念转化为行动，还需要有直接的、鲜活的载体和推动力。增进民心相通的现实力量大体分为两类：政府的力量、民众的力量。其中政府部门掌握丰厚的人财物资源，具有决策和执行的行政权，能够调动各方力量有计划有组织有目标地开展民心相通工作。自20xx年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来，党和国家运筹帷幄，先后成立“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近6年的时间里，“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民众的认可度、参与度大幅提升，民心相通工作取得巨大进展。对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已牵头把众多好经验、好方法、好探索结集成《“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报告》。
当然，在注重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也要避免政府“唱独角戏”。政府出台的方针政策最终要落实到具体项目上、分担到个人上，因此一定要善于挖掘民间力量。从内涵上讲，民心相通中的“民”不仅包括政府官员，还包括普通民众、企业家、专家学者、媒体记者、海外华侨等各阶层人士。民众是民心相通的主体，没有广大民众的参与，民心相通就会浮于表面、失去根基。实际上，民众在民心相通中自有优势，内容多样、形式灵活、平等自愿、直接接触的民间往来有利于增进了解、沟通思想、深化友谊。
实践证明，政府和民众的良性互动才能让民心相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民心相通的“通”是过程，产生的力则来自于“合”。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呼应联动，能让民心相通聚成有效合力。为此，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要发挥政府把握方向、统筹协调作用，又要发挥市场作用。政府要在宣传推介、加强协调、建立机制等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同时要注意构建以市场为基础、企业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广泛调动各类企业参与，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投入‘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形成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的合作模式，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民间促进的立体格局。”
3.善于在传承历史中建构未来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传承历史与开创未来的伟大倡议。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古代中国在建设“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时，孕育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千百年来，丝路精神沟通东西方文化、交融多元文明，沿线各国以此为纽带，互联互通，共同发展。岁月变迁中，丝路精神在沿线国家和地区民众心中代代积淀，形成了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对此，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唤起了沿线国家的历史记忆。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友谊之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丝绸之路精神，把我国发展同沿线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梦同沿线各国人民的梦想结合起来，赋予古代丝绸之路以全新的时代内涵。”放眼世界，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表现出浓浓的丝路情结，推出了不同的“丝绸之路”建设规划，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开发计划署的“丝绸之路复兴”计划、伊朗的“铁路丝绸之路”、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斯坦—新丝绸之路”计划……历久弥新的“丝路精神”已成为推动现代国际社会合作发展的重要纽带，成为塑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原则。
在积极传承丝路文明、弘扬丝路精神的同时，要注意“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各国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曾经出现过的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积累下的历史恩怨。传承历史友谊有利于民心相通，消解历史恩怨更有助于打开心扉。要坚持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对历史上的矛盾问题加以梳理总结，以发展的眼光解开存在于“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民众之中的“心结”。同时，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也发生重大变化，需要不断推动传统丝路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要把丝路文明最核心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丝路精神弘扬起来，以人们喜闻乐见、广泛参与的方式推广开来。
历史可鉴，未来可期。指出：“这一倡议源自中国，更属于世界;根植于历史，更面向未来。”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也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向世人阐明：“丝绸之路的历史是一部浓缩的世界史，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最耀眼的舞台。它不仅塑造了人类的过去，更将主宰世界的未来。”面向未来的“一带一路”建设在“空间”和“本质”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它以亚欧大陆为重点，向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开放，不排除、也不针对任何一方。”“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互相对接、优势互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从本质上看，“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以全球为基础、以平等自愿关系为纽带、以“互信、互通、共享”为特征的治理模式，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置身其中的民心相通不止于结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关键是要形成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生活在共同的家园，拥有共同的命运，人类历史始终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遇相知中向前发展”。
国之交在民相亲，民相亲在心相通。民心相通不会一蹴而就，需要精耕细作，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推动民心相通建设，需要大力促进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命运与共，让各国民众在实现共同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好朋友、好伙伴，逐步构建责任共担、利益共享、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强调：“我们正走在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上。我相信，只要我们相向而行，心连心，不后退，不停步，我们终能迎来路路相连、美美与共的那一天。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像古丝绸之路一样流传久远、泽被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