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本页是勤劳的小编帮大家收集的15篇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论文论文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 环境经济核算体系 水资源核算体系 论文论文摘要：基于建立综合环境经济核算、完善现代水利统计体系和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的需要，我国应创建水资源核算体系。对环境卫星帐户的子系统水资源核算帐户进行了初步探讨，介绍了水资源核算体系的由来、基本构成和特点，并结合现状分析了在我国开展水资源核算面临的问题。 近30年来，世界人口激增，生态被破坏，环境恶化，经济发展受阻，使人们开始全面而深刻地反省自身的发展方式。在1992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上发表的《21世纪议程》中就明确提出进行资源与环境核算是世界各国的迫切任务，并作为重大战略行动来实施。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中也明确提出：“研究并试行把自然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使市场价格准确反映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代价”。 资源环境核算(亦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日益关注和急需建立的统计领域。水资源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抓紧研究和建立水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以下简称“水资源核算”)制度及体系框架，已成为当前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l水资源核算体系的由来 1．1国民核算中心框架及其局限性 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ofNationalAccounts(SNA))，这也是大多数西方国家所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是对一个国家经济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核算，只有经济活动才能够纳入核算之中。 国民经济核算的内容以两个平衡关系为框架。第一是围绕国内生产总值(GDP)所形成的当期流量平衡，即： GDP=总产出一中间投入(1) 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净出口(2) (1)式反映国内生产总值的形成过程；(2)式反映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去向。通过这一平衡，国民经济的生产与使用被连接起来。 第二是关于资产从期初到期末的动态平衡关系，即：期初资产存量+资本形成一固定资本消耗±其他物量变化±重估价引起的变化一期末资产存量(3) 基于上述基本框架，可以发现：第一，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核算没有体现环境因素的投入。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所扣除的中间投入仅限于产品投入，并不包括环境等自然因素的投入；相应地，所谓资本形成，仅限于产品对生产资本的积累，不体现生产造成的自然环境的变化。第二，围绕资产核算，主要限于经济资产，尤其偏重于生产资产，没有将自然环境完整地纳入核算范围，同时也没有直接反映经济过程对环境变化的影响]。这导致了两个严重缺陷：一是忽视了自然资源的耗减，遗将危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二是忽视了环境质量的下降，这将会影响人类的健康和福利 为了使人们能够看清楚隐藏在中心框架账户中及其表露出的局限性，并能更加深入地加以描述，联合国93’SNA(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出了针对某些重要领域建立与中心模式框架不完全统一的特殊框架(结构)即附属框架方法的建议。一方面附属账户与国民经济核算账户的中心框架发生联系，并通过它们与综合经济统计资料的主体发生联系；另一方面，由于附属账户是特定领域或特定专题所专有的，因而它们也专门与该领域或专题的信息系统相联系，它们也要求货币价值量数据与实物量数据能更好地结合。由于附属账户保持与中心账户的密切联系，所以，它们在宏观经济账户和分析的范围内加强了对专有领域的分析。此外，不同领域的附属账户还有助于将其中某些领域的分析联系起来。因此，附属账户一般具有双重作用：既作为分析工具，又作为统计协调的工具j。典型的例子当属环境卫星账户。 1．2环境卫星账户——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 环境经济核算缘起于两个相互联系的事实。事实之一是环境问题越来越深入地介入了人类的社会经济生� 在国际社会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处理好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与上述事实相联系的另一个事实是，为管理所必须的信息数据系统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管理之需要，尚没有一个数据系统能够较好地反映出经济与环境之间
国民经济核算的论文范文一：国民经济核算
[摘要]中国处于世界经济大形势之下，所以为了更加完善的认识中国居民消费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我们通过居民消费水平的国际比较、支出法核算的三大需求对GDP的影响等分为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居民消费问题并提出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居民消费；三大需求
首先，从GDP的国际比较入手，在汇总《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0年的数据后，分析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差距(见下图)。
2001―2010年各国GDP比较
从GDP数值方面分析，中国GDP的总体走势是上升的，但是同经济大国美国同期比较，虽然在增长幅度上占优势，但是总数值仍有极大的差距需要跨越；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仍是全世界GDP强国，尤其在2009年经济危机的时候，在世界平均GDP负值的情况下，我国仍然保持了92%的同期增长率。由上图可以看出，中国的GDP的发展情况与世界各国相比较仍处于比较靠前的位置，我国2005年GDP首次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而且通过GDP增长率分析可以看出，中国GDP在2001年到2007年一直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但是，我们不得不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自2008年开始，中国的GDP增长率开始下跌，虽然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处于优势，但是我们应当正视问题，从中找出原因来。
我国想要继续扩大GDP,加速国内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就要从宏观的方面看待这件事情。受金融危机冲击，美欧发达国家消费需求大幅下降，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增长，中国经济增长转向国内投资与消费需求的支撑，国际社会更对中国消费需求寄予厚望。与此同时，中国人均GDP正式迈入3000~6000美元阶段，这 但是，如何转型为以内需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我们仍需借鉴有关国家扩大消费的政策经验与教训，厘清各种认识误区和政策取向。所以，居民消费低已�
1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
我国居民消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际对比分析显示，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较低、增速较慢、消费能力较弱，消费结构有待优化升级。
2008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为353%,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而且，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我国居民消费规模较小、增长缓慢。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量在世界的位次要低于GDP总量的国际地位，增速要慢于GDP的增速。
自1995年以来，各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一直保持在55%~57%,美国的最终消费率则保持在60%以上，并在2001年后上升至70%以上；与中国同处亚洲地区的日本，其居民最终消费率也保持在50%~70%的水平。而中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则始终处于低迷水平，长期停留在50%以下，并自2004年起降至40%以下。
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其发展趋势也与其他国家相左。各国居民消费率均保持平稳甚至小幅上升的态势，整体居民消费率也保持平稳；而中国居民消费率水平则从2000年起步入下降通道。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呈现出水平低，同时发展趋势向下的特征。
2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
中国的GDP即使已成为世界第四，但我国人口众多，普遍收入不高，且巨大的收入差距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严重问题，所以有效市场规模也就大打折扣。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收入差距对需求的影响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收入差距是影响市场需求规模的重要因素。
在最终分配中，居民消费倾向低、储蓄倾向高的现象十分明显。经过收入再分配以后，2005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594%,但仍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我国居民消费和储蓄比重分别为644%和356%,而主要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在80%以上，美英等国家更是达到了95%的消费比重，差距十分明显。
各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抑制消费支出。由前述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分析可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对居民消费的增长也有极大的影响。
3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和拉动
现阶段我国的收入分配机制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城乡之间的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交流，并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农产品市场难以扩张，农业生产难以持续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农村消费品市场与城市消费品市场的等级在不断拉大，农村需求结构得不到提升，必然影响与需求有关的供给结构。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和拉动的中美比较对GDP增长的
贡献率%对GDP增长的拉动
(百分点)最终消费资本形
成总额净出口最终消费资本形
成总额净出口GDP
年均
增长
率%中国3920398021004604602401170美国80702980-980240100-030320
如上表所示，在初次分配方面，劳动者所得偏低、企业所得偏高的问题比较突出。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417%,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在50%~57%。营业盈余占GDP比重为296%,明显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固定资产折旧比重为15%,低于日本，高于美国、英国、法国；生产税净额比重为136%,低于韩国，高于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且由上表可明显看出，我国与美国的最终消费所占GDP比重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4结论
综合分析来看，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的因素很多，既有经济发展水平因素，也有发展战略因素；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体制和机制因素。应注重短期刺激和长期调整政策相结合，通过提高居民收入、调整消费结构、加大民生工程投资力度以及改革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等综合措施，充分挖掘我国居民消费潜力，提高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推进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性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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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核算的论文范文二：森林综合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的意义
摘要 将森林核算结果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目的是在传统经济核算中对森林的处理方法加以扩展，对森林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做更加全面的整体评价。
关键词 森林 综合 核算
在支撑当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等三大类产品中，生态产品已成为社会最短缺、最急需和大力发展的产品，提高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已成为林业部门极为重要、艰巨和迫切的任务。因此，必须及时开展森林价值及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客观地评价，林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所做出的贡献，准确地反映森林资源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对森林资源的影响，反映森林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力，为国家制定促进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将森林核算结果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目的是在传统经济核算中对森林的处理方法加以扩展，对森林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做更加全面的整体评价。森林综合核算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是要对森林自身的价值进行核算，要将其包含在国民财富之中，第二是要对森林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即森林的产出进行综合核算，并尝试与国内生产总值衔接起来。
一、森林总价值与国民财富
森林是一个国家所拥有自然资源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核算森林的总价值即森林的存量价值，并将其纳入国民财富。
1.森林总价值核算
原则上，森林总价值应该是森林所具有的全部功能的价值，包括提供物质产品的功能价值和提供生态服务的功能价值。但是，从目前核算所能够实现的程度看，森林存量价值主要是指林地和林木价值总和。
2.森林总价值对国民财富总量的调整
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中，国民财富的核算对象是各种所有权确定、可以为其所有者在目前以及一定时期内带来经济收益的经济资产，其中包括各时期生产活动产出成果被积累起来形成的生产资产，以及一部分符合经济资产定义的非生产资产；而且，核算中以市场价格作为财富的基本估价原则，核算的是各种资产的市场价值。就森林主题而言，上述基本原则会在两个方面导致无法在国民财富中体现森林的重要性。第一，从内容而言，一般来说，人工林属于生产资产，可以包括在国民财富核算范围内，但天然林却有可能因为不符合经济资产的定义而被排除在国民财富范畴之外，即使包括在其中，也会仅仅作为非生产资产，与作为生产资产的森林割裂开来；第二，从估价方法而言，侧重于经济价值的估价原则无法体现森林的生态功能价值。因此，要在国民财富核算中显示森林的重要性，需要在核算方法上做以下改进：第一，扩展核算范围，使之包括所有森林；第二，将属于生产资产的森林和属于非生产资产的森林合并在一起，创建完整的森林资产概念；第三，延伸经济价值，使之包括森林的生态功能价值。
二、森林产出与国内生产总值
森林功能的实现在于它为人类和经济体系提供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产出，特别是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本项目研究创新性地提出并定义了森林产出概念，并尝试将其与反映国民经济最终产出的国内生产总值衔接起来。
1.森林产出的定义
森林产出是指依托森林和林木形成的产出，主要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为国民经济提供的森林物质产品，二是为社会提供的森林生态服务。
森林产出没有全部包括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的范围之中。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原理，产出代表经济生产活动成果，一般是指物质产品产出以及通过市场提供给他人使用的服务产出。据此，森林生态服务不能作为经济产出，除非这些生态服务通过市场实现了其服务价值，比如通过森林旅游业实现的森林景观价值；当期林木自然生长
即使是已经包括在其中的部分，森林产出也没有作为林业产出加以核算。在现行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由于林业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相当一部分依托森林和林木形成的物质产品产出没有作为林业产出看待，而是被归纳到农业、畜牧业以及工业等部门产出统计之中了，比如各种干鲜林果、森林花卉、林间养殖等等。
可以说，森林产出是一个突破了现有经济活动产出计量的概念，相当于大林业(林业及其他相关产业)计算的初级林产品产出与森林生态服务产出的总计。
2.将森林产出与国内生产总值衔接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衡量一个时期国民经济生产最终产出成果的指标，在经济管理中发挥着核心指标的作用。由于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没有全面地反映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国内生产总值在反映现实经济活动成果方面具有很大局限性，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核算，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调整，得到所谓绿色GDP。
结合森林主题看，所谓GDP总量调整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将当期对森林资源的耗减价值作为经济活动成本从GDP中扣减，得到经济资源耗减价值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对GDP做减法。一般地，作为扣减项的资源耗减价值是指净耗减，即林木资源采伐量与其自然生长量抵减后的净变化，如果该净变化非负，即可认为不存在森林资源耗减，森林发展是可持续的。
(2)将森林提供的、没有被国民经济核算所认可的生态服务产出作为与经济产出并列的组成部分，尝试作为加项纳入GDP。
论文摘要：在经济高速增长，能源与资源浪费严重，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在全国十省市试行了绿色GDP核算，发现存在着核算资料缺乏、环境损耗难以量化等不利因素，既而转向绿色会计、单位GDP能耗等。本文丰要就绿色会计、绿色GDP.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内涵及三者之间的联系做了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但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能源与资源的浪费严重，环境问题突出。以此，中国开展了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试图测算出环境的破坏对经济的影响，在经济增长中计人环境成本，从而提倡更为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
2006年，英国《金融时报》有关《中国放弃“绿色GDP”计划》的报道，对此，国家统计局则表示先做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实物测算方面，暂时不做价值的估算，作为需要给出一个数字的绿色GDP，现在确实难以实现。并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及”绿色会计”作为绿色GDP的替代方式。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就绿色会计、绿色GDP、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做一研究。
1.绿色会计、绿色GDP、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内涵
1.1绿色会计及主要内容
绿色会计的研究始于本世纪70年代早期，最为突出的是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政府间专家工作小组在连续几次的会议上讨论过绿色会计问题，并建议各国研究相关的准则。
绿色会计是会计学、环境科学、现代经济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相互结合，运用一定的方法，以货币单位、实物单位计量或用文字表达的形式，反映、报告和考核企业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生态环境资源等成本价值，平衡人工资本和自然资本，全面反映自然资本和企业、社会效益的一门新兴会计科学。绿色会计突出核算企业自然环境成本，在提高企业自身直接效益的同时，更注重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而全面监督反映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其基础内容可分为三部分：自然资源消耗成本；环境污染成本；企业的资源利用率及产生的社会环境代价评估，同时包括对国家经济发展宏观决策的评估。其区别于传统会计的显著特点是增加了自然环境内容，特别重视环境科学与会计实务的结合。由于与自然环境关系复杂，考虑到目前的绿色会计核算技术方法的可操作性，其核算对象主要是：绿色成本，包括自然资源成本、自然资源损耗、环境保护支出等；绿色收入，包括自然资源收人、环境污染收人、资源环境保护收人等；绿色会计收益包括资源环境收益、绿色利润等。
1.2绿色会计的核算方法
绿色会计的确认计量是将涉及自然环境的经济业务也作为会计要素，经过辨认确定其数量、价格，加以正式记录并人会计报表的过程。价值计量公式简列如下：
现实使用价值=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总用户价值=现实使用价值+未来使用价值自然资产价值=总用户价值+存在使用价值
其中：间接使用价值、未来使用价值和存在使用价值又是自然资产价值计量中最困难的内容，需要借助于价格替代法、支付意愿法、接受意原法等。确实难以计量的环境污染，可用数学模型适当测算估计量化。
1.3绿色GDP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
传统的GDP核算一方面没有扣减环境降级成本，另一方面将环境保护支出作为投资活动，结果是污染物排放越多，环境保护支出就越多，GDP也就越大。绿色GDP就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从概念来理解，绿色G DP是建立在GDP基础之上的，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指标；从核算方法上看，绿色G DP是在传统GDP核算的基础之上，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纳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此，绿色GDP并非一种全新的概念，也不是对传统GDP的颠覆性变革。应该说，绿色GDP是一种对待人与自然的新态度，一种人类对以往高消耗、高污染发展模式的反思。
一般来说，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退化成本为虚拟成本，环境保护支出为实际成本，由于资源环境问题是非市场化的，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这就给估算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退化成本带来很大的技术困难。可见，绿色GDP核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目前，其核算方法还很不成熟，依旧处于探索过程之中。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就是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将经济活动中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污染代价予以扣除，进行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形成一套能够描述资源环境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能够提供资源环境核算数据的核算体系，
如同，GDP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绿色GDP则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
2.切实推苛侧录色会计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绿色GDP核算提供坚实基础
论文摘要：绿色国民经济�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意义表现在：完善和发展经济核算的理论与方法建立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相适应的经济核算与分析体系；推动经济学的发展；改革与完善经济核算制度，建立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经济核算制度；明确各部门之间的资源资产的产权关系，建立自然资源高效使用、合理补偿和法制化管理制度；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环境问题没有受到国民经济核算部门的重视，绝大多数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经济信息没有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反映出来，如为减少和防治环境污染以及恢复生态环境而发生的成本与费用没有在生产成本中体现出来，因环境污染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或因治理环境对社会的贡献没有确切的计算和评价，忽视了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从而就造成了人们对经济指标的片面追求，再加之人口的膨胀，社会需求的膨胀，使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作为解决可持续发展的良方，一旦建立起来，将会在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质量的提高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
1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基本理论
资源与环境价格的确定，是资源环境经济一体化核算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自然资源与环境定价，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且涉及经济体制、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问题，被众多学者称之为“两难的选择”。国内外学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但是，迄今为止尚未达成共识。
1．1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
马克思曾高度抽象地把社会再生产过程划分为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并且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生产决定分配、消费和交换，而分配和交换、消费反作用于生产。再生产四环节的活动构成了国民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并把它看成是揭示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作为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指导思想。
对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来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认为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是无限的。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随意地使用资源并且不用考虑它的价值损失。因此，以前国民经济核算基于这种理论大多数没有考虑环境与资源给国民生产总值带来的损失。
1．2价值补偿理论
价值补偿理论的提出是与社会经济发展，资源加速消耗，生态环境恶化相伴而生的。经济发展依赖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支撑，同时又对资源存量和环境质量产生严重影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感到资源短缺和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经济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前列，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然而在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即资源的加速消耗，生态环境趋于恶化。
长期以来，中国的资源全部归国家所有，许多自然资源低价，甚至是无价开采使用，致使财源流失现象十分严重。按照传统财政理论，财政分配只局限于国民收入分配领域，对于自然资源配置，资源耗费一直是被忽视的。资源的乱采滥伐，国有资源价值的流失，必然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仍是一个价值补偿问题，只有对资源进行合理的价值补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
1．3效用价值论
资源价值核算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主观价值论，即效用价值论。资源价值效益可以通过支付意愿、消费者剩余和影子价格来表达。
1)支付意愿。支付意愿是指消费者为获得一种商品、一次机会或一种享受而愿意支付的货币资金。它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用以表达一切商品、效用或服务的价格，是资源效益核算的根本。目前，支付意愿已被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法规和标准规定为资源及环境效益核算的标准指标，并用来核算各种资源和环境的效益。
2)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为获得一种商品、一次机会或一种享受而愿意支付的资金与实际支出资金之差。在西方经济学中，私有商品的消费者剩余可以通过其价格资料求得，而公共商品的消费者剩余主要通过两种方法求得：①利用“影子价格”，与私有商品类似，可以根据公共商品“影子价格”来求其消费者剩余。②利用支付意愿，询问人们对某商品的支付意愿和实际支出的费用，从而求出消费者剩余。
3)影子价格。由于资源效益属公共商品，没有市场交换和市场价格，但可以利用替代市场技术，先寻找替代市场，再以其“影子价格”来表达资源的效益。例如，计算森林产生氧气的价值，可先计算森林每年产生氧气的总量，并假设这些氧气可用于市场交换，再以氧气的市场价格作“影子价格”来计算森林产生氧气的价值。
1．4可持续发展理论
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的几种观点可表述为：①不重视可持续性：追求资源开发与纯经济增长；②重视可持续性：注重资源节约与管理；③强调可持续性：强调资源保护；④极端强调可持续性：极端强调资源保护。目前，中国实行的可持续发展属于重视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主张在生产和消费活动中发展循环经济，以解决当前的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环境退化等危机。
2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基本方法
作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方法应该与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方法相一致，包括数据来源的调查方法，整理汇总方法和分析研究方法。这里所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是指分析研究方法并为此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表1)。
2．1自然资源核算基本方法
自然资源价值核算方法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自然资源的核算，是在自然资源成本定价的基础上进行的核算，既包括存量的核算，又包括流量的核算；既要有实物形态的核算，又要有价值形态的核算；既要对各类自然资源分别进行分类核算，又要进行综合核算。由于核算的内容与要求不同，其核算的计算方法也各不相同，一般可采用供求定价模型法J。同时，要把自然资源核算同国民经济增长变化核算以及国民经济运行中的投入、产出核算联系起来。自然资源的核算可分3个层次进行：第一，对每一种自然资源进行核算，包括自然资源的存量价值核算和耗竭损失价值核算，反映其增减变化；第二，对自然资源进行综合核算，反映自然资源总量的变化；第三，把自然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全面地反映国民经济的增减变化，资本形成的规模以及国民生产总值(GNP)与净值(NNP)的实际状况。这3个层次的核算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2．2环境保护基本核算方法
2．2．1环境保护与治理支出核算
环境保护与治理支出包括企业投入、政府投入、居民投入和各种环境保护治理设施捐助，这部分投资支出以实际发生额为准。环境保护与治理支出主要用于：①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投资，如污水处理厂、集中供热工程、气化工程、生活垃圾处理工程等；②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③环境管理服务支出；④基本建设“三同时”环保投资；⑤居民环保支出等。环境污染治理的费用和投资按实际费用支出和投资的性质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为治理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它将形成固定资产，是治理环境污染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它的支出具有资本性质，因此，应按照固定资产折旧率计算的折旧额作为当期的经济损失。第二部分是当年为维护环保设施、环境费用的支出和为监测管理污染治理情况和科研费用的支出。这部分应当作为当年的经济损失。第三部分是当年治理污染时的费用支出，它是对污染物排放的直接治理费，应作为当期的经济损失。计算公式为：污染治理总费用=已治理费用+虚拟治理费用=实际污染治理投资额／已达标率或实际污染处理率。
2．2．2环境质量降级核算
环境质量降级主要是由生产中所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以及环境噪声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一方面生产中的原材料使用量越大，生产规模越大，自然资源的消耗也越多，排放的污染物也越多，造成的环境质量降级也越快，如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等。环境质量降级核算可采用恢复法进行，如大气环境质量由二级降到三级，水环境由Ⅲ类水体降到Ⅳ类水体等。治理大气环境质量由三级升二级，进行污水处理使水环境质量由Ⅳ类水体升到Ⅲ类水体的费用即为环境质量降级的损失。
2．2．3环境污染损失核算
环境污染损失可分为以下及部分：
(1)环境污染造成的生产损失：环境污染造成的生产损失包括对工业、农业、畜牧业、养殖业及其他行业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表现在2个方面：一是环境污染使产品减产，二是环境污染使产品质量下降。可以用市场法对这部分损失进行核算。
(2)环境污染对固定资产造成的损失：固定资产主要是指各类机械、仪器、厂房及其他公共建筑物和设施等。环境污染对固定资产造成的损失主要是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缩短使用寿命，以及增加维修保养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用市场法对环境污染造成的固定资产损失进行核算。
(3)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失：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经济损失的核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可考虑环境污染造成的医疗费增加、直接劳动力和间接劳动力损失等几部分，可采用人力资本法进行核算。
(4)水污染损失核算：根据环境规划最终目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应为100％，生活污水处理后应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排放标准，把此目标作为理想状况，对比现阶段与目标值的差值，算出应处理的污水量，并根据一定的处理费用，核算出水污染损失的价值。计算公式为：水污染损失价值=(生活污水排放量+工业废水未达标排放量)×污水处理费。
(5)大气污染损失核算：污染物的排放是造成大气环境质量退化的主要原因。排污收费为对环境外部影响附加一个真实的价格提供了一种机制，从而确保环境影响被纳入到污染者的决策框架之中。理论上，理想的收费水平应该反映与污染物有关的边际损失成本。但实际上，目前各省都用征收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污费来弥补对大气环境造成的污染损失，实际征收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污费都远远低于大气污染环境损失成本。
(6)固体废物堆放污染损失核算：工业固体废物的污染损失，主要为工业固体废物的堆存费用堆存费用是指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或堆存直接造成的人、财、物等方面的额外费用，估算方法采用“工程费用法”。计算公式为：堆存费用=堆存量×堆存系数。
论文摘要：1992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3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宣告MPS退出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舞台。文章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模式的变迁进行分析。
一、供需框架
为了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主体的不同，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在这一领域成� v·w·拉坦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舒尔茨和诺斯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
二、主体博弈
一般来讲，SNA供给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官方)。供给结构单一、成本巨大、投资期长，风险远高于收益。官方供给SNA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因而SNA在此具有公共品的性质。相比而言，SNA需求主体则不同，它由政府、企业、个人所组成。需求主体多元化，因而需求的利益目标(动力)不同(注：在此所言的需求利益目标，类似诺斯的术语“外部利润”)：对政府而言，其需求目标基本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比较；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目标包括企业管理、经营的市场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以及企业家个人努力的社会实现；对个人而言，其对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需求是为了寻求完备信息，减少市场交易的环节和风险，即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加其经济利益，实现其个人经济目标函数最大化。
SNA供给与SNA需求主体、目标既然存在上述差异，同时，SNA所具有的巨大信息含量和丰富的方法，使人们在考虑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时，必须首先对SNA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引导机制加以重视。
三、基于需求缺口的变迁方式
由于需求主体多元化、需求目标函数多层次化，相对于供给主体的单一结构及目标函数的单层次化，就存在一个需求缺口，这反映在对SNA信息的总量及结构需求分布上。可以说，SNA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这种需求缺口。
消除需求缺口，从理论上讲应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减少SNA供给，二是增加SNA需求。然而对于SNA来讲，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的供给如果是理性原则下的行为，一般是增加而不会减少。由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因而最好由政府来承担，在此政府不妨进行“垄断生产”。客观地讲，消除SNA需求缺口最好由增加SNA需求着手。潜在需求主体、目标的显性化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在SNA中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并且，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古典经济学中萨伊定律(Say’sLaw)所描述的现象，即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政府可以通过特殊功能，扩大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及优势的宣传，以及安排相应配套的措施来进行SNA的强制性推扩，即强制性变迁。因此，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变迁，最主要的特点是强制性变迁。
四、为什么是强制性变迁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维护宏观经济管理的有力工具，其作用就在于减少国家机器运行的交易费用。因此，以制度变迁为背景考察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强制性的特。
此外，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的认识，制度安排中“搭便车”的问题也是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强制性变迁的原因。
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认识：
(一)国民经济核算是公共产品
这一观点最早是由邱东教授提出的。因为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在属性上就具有了公共产品最根本的特点。论文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变迁论文摘要：1992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3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宣告MPS退出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舞台。文章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模式的变迁进行分析。
这一论述可以归结为两个理论：一是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制度安排的公共产品性质。作为第一个理论基础，来自信息经济学关于“信息作为一种商品”的研究，信息是商品的关键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在这方面有杰出贡献的有萨缪尔森、海德和阿罗。信息是公共产品，自然以信息库出现的国民核算体系也就具备了这种特点；第二个理论基础，来自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而这个公共产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
两种理论基础，决定了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这一性质。所以，不管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还是单独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国民经济核算变迁就应该是强制性的。
(二)解决制度安排中“搭便车”问题
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产权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公共产品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之一。“搭便车”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可以简单地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从而使创新者缺少激励。
五、较为一般的集体行动(注：此说法是为了区分统计与一般制度分析中的集体行动)
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诱致性安排，可能会是政府更看重的。因为，政府需要了解权力以外的变迁因素。在强调制度变迁主要力量的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变迁是强制性的；而在强调核算变迁的目标等方面时，这种诱致性变迁就更重要了。
诱致性变迁的主体一般是一群人或一个团体，通过诱致性安排所达成的变迁，其制度结构的稳定性也更高。这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整个社会的市场应用结合更接近。而根据杨仲山的论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部本身是市场化的。
在改革初始阶段，政府的强制力是最突出的，其他经济主体的作用在这时是较难发挥的。因而，有关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各种利益团体、利益个人可能会感到，这种变迁的起始与他们无关。他们作为个人的、集体的行动并不会影响改革的发生，但接下来情况就会有变化。在目前情况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是为政府管理经济服务。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会增加对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他们需要通过这种工具(或制度)提供的相关服务，来帮助自身增强竞争的实力。因此，各经济主体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方法的需要会增加。而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来说，其实提出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宏观核算微观化要求”。
对核算信息与方法的大量需求，是目前核算体系的“外部利润”之一。由此，除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经济主体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起到相应的作用。而由各相关利益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就会形成有关核算改革方面的集体行动，以便使这项改革按照满足他们要求的方向去演进。他们会提出各种变革的具体措施，如变革现有的调查方式以得到更为准确的市场数据；对服务行业新的分类与核算；非正规部门活动进入核算范围；增加信息产业方面的新内容，等等。总之，集体行动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发挥作用。
【关键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 绿色GDP;可持续发展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与绿色GDP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被人类的接受，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以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出发点，将自然资源与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化”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绿色国民经济经济核算、构建绿色国民经济分析方法体系就成为研究热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即是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考虑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将经济活动中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污染代价予以扣除，进行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描述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关� 为进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而确定的一整套理论方法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称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有关文献使用的概念是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缩写为SEEA)。
如同GDP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SNA)的核心指标，绿色GDP则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绿色GDP是在对现行SNA中GDP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前学术界对绿色GDP尚无一个权威的定义，但各种定义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即它们都是在考虑了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破坏的基础上对GDP进行修正来定义绿色GDP。目前，国内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绿色GDP是在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后得到的一个总量指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以后的经济活动之最终成果。绿色GDP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保护和谐度越高，反之亦然。
在人们对绿色GDP的种种争议中，有四种观点值得特别关注，即绿色GDP万能论、绿色GDP迫切论、绿色GDP简单易行论和绿色GDP无用论。绿色GDP万能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是完美的、是万能的，他们把目前经济建设中产生的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欠缺，认为只要进行了绿色GDP核算，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就可以转变目前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绿色GDP迫切论的持有者主张应尽快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并以其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在短期内迅速以此来衡量经济运行情况和政府的能力。绿色GDP简单易行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这个指标能否计算只是资金投入的问题，只要政府肯投钱、研究人员肯出力，环境成本和资源损耗就能得到合理的量化。与绿色GDP万能论相反，绿色GDP无用论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没有什么用处，没有必要核算，根本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统计指标，对绿色GDP持有抵制的态度。
笔者认为，绿色GDP是在GDP的基础上考虑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是一种兼顾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保护的指标。其反映的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是效率与速度的协调发展。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对绿色GDP进行了近40年的不懈探索，我国对绿色GDP的关注与研究也有20多年的历史，这本身就说明绿色GDP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必要性。此外，不少人把绿色GDP核算等同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认为只要有了绿色GDP就可以反映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就像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产物一样，绿色GDP来自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核算离不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因此，应当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绿色GDP,即不能人为地夸大其作用，盲目崇拜，也不能消极地认为其无用甚至抵制，既不能轻言简单，也不能急于求成，应当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相当艰巨而又复杂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完善其理论基础，积极稳妥地推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状况
(一)国外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各国政府、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和学者一直为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着艰辛的探索。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了“生态需求指标(ERI)”,试图利用该指标定量测算与反映经济增长对于资源环境的压力之间的对应关系。1972年托宾(James 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将家务劳动价值、地下经济创造价值、闲暇以及环境成本考虑到GDP核算中。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 National Welfare),主要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1989年卢佩托等(Rober Repetoo)提出国内生产净值(Net Domestic Product,简称NDP),重点考虑了自然资源的耗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 B. 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并于1994年进行修改，该指标考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损失。1995年9月，世界银行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4大组要素构成。同年，世界银行提出了“真实储蓄率”(Genuine Saving)指标，真实储蓄率是从国内总储蓄中扣除人造资本、自然资源和环境折旧，它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与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评判依据。
近年来，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在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西蒙等人(Simon,2000)的《绿色国民核算》就综合反映了绿色核算的最新成果。他从国民账户的历史出发，提出了绿色国民核算的方法、模型、构造与应用等。哈特维克(Hartwick,2000)的《国民经济核算与资本》分析了纳入环境资本后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账户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和经济方法的改进。巴特尔穆茨等人(Bartelmus,1998)的《环境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了国际收入与财富在资源环境方面的应用，提出了关于资源环境核算的框架、理论与方法。马肯亚等人(Markandya,1999)在《欧洲绿色国民核算――四国案例研究》中，根据荷兰、英国、德国、意大利四国绿色核算实践，对自然资源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进行了研究。在上述理论推动和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及多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目前已逐步形成若干重要的核算体系，包括：联合国等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缩写为SEEA)、美国亨利・佩斯金(Henry Peskin)教授的应用于菲律宾的《环境与自然核算项目》(缩写为ENRAP)、欧盟统计局的《欧洲环境的经济信息收集体系》(缩写为SERIEE )、荷兰统计局的《包括环境账户的国民核算矩阵体系》(缩写为NAMEA )。相比之下，当前比较权威的是SEEA核算体系。SEEA体系是惟一获得国际权威性机构认可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统计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且其卫星账户与总量指标相协调，该体系的编制方法已被20多个国家或地区采用。目前SEEA已经有了1993- SEEA , 2000-SEEA和2003-SEEA共3个出版物，它们分别标志着SEEA发展的不同阶段。1993- SEEA提供的是理论框架，2000-SEEA提供的是操作指南，2003-SEEA则是实践经验的总结，SEEA已从理论走向实践。但就目前来看，SEEA仍然处于研究过程中，其中一些内容至今还存在争论，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随着对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日益重视和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核算方法研究的不断完善，一些国家在资源与环境核算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挪威、芬兰、德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澳大利亚、日本、前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菲律宾、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印尼海地、萨尔瓦多、泰国、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政府或研究机构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或环境核算理论、方法的研究与实施方案的探索和试验，目前探索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国家的数量呈上升趋势。
(二)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我国关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研究起步略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目前，中国的环境资源核算研究大多分为环境污染损失核算研究和资源核算研究两个方面。对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最早也比较全面的研究是过孝民、张慧勤于1984年开始主持的《公元2000年中国环境预测与对策研究》。该项研究在计量方法、数据处理、结果表述方面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被冠以“过――张模型”,该模型重在对污染损失的计量。1988年由李金昌主持进行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侧重探索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90年代初由金鉴明主持的“中国典型生态区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研究，在生态损失的计量研究上取得了进展，使得人们对中国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有了一个大致的量化概念。
从国内的各学术研究机构来看，1988年受国际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首次尝试进行了关于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1996-1999年，北京大学研究小组应用投入产出技术，提出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即对资源、环境、经济的综合核算，重点对核算模式、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2000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设计了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核算体系，并以北京市为对象，系统地进行了1997年的环境质量和资源资产的经济价值和绿色GDP测算，得出在扣除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带来的损失后，北京市的绿色GDP为当年核算GDP的74.9% 。
在政府层面上，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部门主要是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做了大量的研究实践工作。2004年3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简称绿色CDP核算)研究》项目，开展环境污染核算研究工作，初步建立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并于2005年在北京、天津、重庆、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四川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是依据《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而建立的。《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对资源的核算，同时兼顾了环保支出与环境成本，主要对资源耗减价值核算、环境退化价值核算和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支出核算进行研究。《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以及环境保护成本的核算。基于环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是一份可以为全国及局部地区进行环境核算提供具体指导的框架性指南，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上述两个核算体系框架的基础上，完整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分为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和环境退化成本核算两部分，其中环境退化成本包括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具体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五大类；环境污染损失具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污染等三大类。
2006年9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手首次正式了《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报告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 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该报告是第一份基于全国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环境污染核算报告，是迄今为止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最新、最权威的研究结果，标志着中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过，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此次核算未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是计算了部分环境污染损失，一个完整的绿色GDP还需要更为艰苦的工作。
考察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较为完善，国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有待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配套机制的完善上加强研究和规范。二是国外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成果尽管丰富，但相当多的指标体系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在具体的实施上需要有所发展。三是从指标构建来看，各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容虽不相同，但指标构建方向都是社会、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体系。四是核算方法总体上讲侧重于实物核算，价值核算由于涉及内容的复杂性，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核算方法的多种多样，导致了计算结果难以统一，相互间的可比性差。五是从目前国际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和效果看，虽然在具体核算项目选择、定价方法和评价有效性方面各有千秋，但普遍存在具体核算过程的实现和核算精度受数据资料基础约束的问题，而且往往编算范围越宽泛，这种影响越突出。总体来看，由于绿色GDP在数据获取和核算方法上存在很多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形成一套国际公认的绿色GDP核算制度，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数据。目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仍然是一个充满探索、实验的研究领域。
三、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的问题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
目前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基本上处于对国际成果的跟踪状态，还不能全面、系统地把握整个SEEA(2003)所提供的理论与方法。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初步构筑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与基础，但它们对实际数据测算工作的理论支持和指导程度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很多技术挑战
一是资源环境的产权划分难以实现。除了已探明、确定归属的自然资源，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产权归属确定十分困难。二是资源环境的定价较为困难。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关键点就是资源和环境的价值计量，资源和环境大多数无法从市场价格中寻找参照，而目前所提出的各种估算方法还难以形成统一的、举世公认的标准。三是资源环境损失与经济发展缺乏同步性。通常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直接环境损失人们往往能够计算，但却很难预料到间接的后果和长期的损失。四是按地域扣减资源环境损失很难实现。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开放性”,当环境损耗跨地区时，无法确定该损耗的具体归属。
(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基础薄弱
资源和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渠道还不健全，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的核算资料主要靠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广泛设立网络式检测站点直接进行测量来取得原始数据，这就使得有些资料难以全面采集，有些数据的采集成本非常昂贵，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存在很大的缺陷。
(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制度安排基本空白
一是环境法规、统计法规的不完善，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有关的环境统计规划、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还未出台，导致统计的不完整和不精确。二是评价标准的不完善，资源环境核算本身就极具复杂性，而我国还没有建立针对资源环境核算的工作规程、制定评价和评审的标准。
四、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完善和发展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和实践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合作与努力。
(一)加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完善资源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
加强对森林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地上资源耗减的估价方法研究，实现宏观耗减核算与微观企业耗减核算工作一体化。目前对环境损失的估价方法都具有很强的个案性和特殊性，应进一步探讨模型化、标准化的评估方法。加强对生态成本计量和评估研究，使其研究成果能够应用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领域中。
(二)建立绿色会计制度，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微观基础
会计核算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微观基础，借鉴国外经验，加速我国绿色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系统完整并符合国情的企业绿色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建立完整的绿色会计信息系统和企业绿色报告信息披露制度，设计与制定具有操作性的绿色会计准则。
(三)建立环境资源核算指标体系和数据采集系统
从反映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环境污染等角度建立起一套科学、完整的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统一统计调查方法，完善统计报表制度，对核算口径、核算方法、数据质量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和标准，相关部门建立必要的数据信息交换机制，为后续研究和核算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和数据保证。
(四)加强合作与交流
搭建相关部门统一的工作平台，下设若干核算专题小组，在统一协调部署下，共同制定工作方案和目标，负责组织试点和实施工作。继续加强国际合作，从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统计能力等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外的经验，采用适合我国实际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
综上所述，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任重道远，应坚持科学性、理论性、前瞻性和适用性原则，以联合国SEEA2003为指南，加快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设，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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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市场；自律监管；行政监管
证券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及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证券市场特有的筹集资金、资产重组、公司价值发现及风险提示等功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健康、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由于证券市场运作机制复杂、资本虚拟性等原因，产生风险的可能性极大。实践表明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可以提高运行效率，防范和化解风险，使证券市场更�
一、公共利益论简述
公共利益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之后提出的。这种理论认为，监管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而公众利益涉及千家万户、各行各业，维护公众利益只能由国家法律授权的机构来行使。市场难免存在缺陷，纯粹的自由市场必然会导致自然垄断与社会福利的损失，并且还存在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公平问题。在现实经济中通常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市场失灵：自然垄断。假设在社会理想的产出水平下，只有一个厂商从事生产，该产业的生产成本最小化，那么此时的市场就是自然垄断市场。处于该行业中的每个公司都会在利益驱动下争相兼并扩张，之后形成垄断市场而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垄断者通过限制产量、抬高价格，使商品价格超过边际成本而获取超额利润，必然带来导致市场效率的丧失。"外部效应。外部效应是指未被交易双方包括在内的额外成本或额外收益。在提供商品及服务时，如果社会利益或成本与私人利益或成本之间存在差异，那么自由竞争就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尽管私人之间可能通过协议来解决外部效应问题，但达成协议的交易费用往往过高，而市场监管却能有效地消除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在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分布往往不对称，一般而言生产者比消费者拥有更多的信息。生产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不是按优质优价的原则来出售商品。这样在相同的价格水平下，销售质量更好的生产者被迫退出市场以逃避损失，而质量较差的生产者则乘机占领市场，出现“劣货驱逐良货”的现象。信息不对称要求更多的信息披露，使消费者能够据此区分产品质量的高下，监管正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方法。由于市场存在上述缺陷，公共利益论认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对其实施监管能提高公共利益。
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前，证券市场监管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体改委、国家工商局等其他政府机构及上海、深圳两地地方政府参与管理的形式。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以后，证券监管由国务院证券委负责，中国证监会作为证券委的执行机构，承担起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任务。国务院撤销了证券委，同年确认中国证监会为证券监管的主管机关。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我国证券法律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如《公司法》、《国库券条例》、《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证券市场禁入制度》等一系列证券法律法规均已颁布执行。作为根本大法的《证券法》的出台，进一步确立了中国证券市场法律规范的框架。以沪深交易所设立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短短十几年走过了国外证券市场上百年的自然演进的发展过程，应当说政府的积极推进功不可没，然而毋庸讳言，年轻的中国证券市场在快速成长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监管制度缺乏长远规划。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成绩斐然。然而，由于市场发展迅猛，政府监管部门疲于应付大量繁杂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不经意忽略了对市场发展急待解决的根本的监管制度建设。为了尽快解决一些短期凸#显的问题，往往采取急救办法，甚至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调控市场，虽然暂时缓和了事态，但是很可能为日后的市场发展和监管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隐患。监管存在滞后性和弱效性。尽管我国证券监管机构近年来加大了对欺诈与操纵的打击力度，但行政监管往往是事后监管，监管存在显著的滞后性和弱效性。
滞后性。从违规行为的发生到监管机构做出处罚，往往历时弥久，监管行为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如“中科创业”、“亿安科技”操纵股价行为在发生数年以后才被发现，而“琼民源”事件的查处过程竟长达两年。另一方面，监管力量相对有限，调查费用不菲，一些市场欺诈行为未被处理，成为漏网之鱼，使违法者产生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弱效性。对违规行为处罚显得过轻。如民源海南公司动用银行贷款和透支操纵“琼民源”股价非法获利))万元，查处后除了没收非法所得以外，仅处以警告和罚款了事。实际上，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却转嫁到公司股东身上，并无过错的中小股东往往受害最深。对应承担直接责任的违规公司的高管人员处罚过轻，弱化了监管效果。"证券监管决策缺乏科学性。目前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决定了中国证监会是证券市场的唯一监管机构，一方面提高了证券监管决策实施的权威性，但另一方面却可能有损决策的科学性。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作为政府代表，除了承担监管职责以外，还担负着培育和完善证券市场的职能，而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焦点问题———金融体系的创新与改革———是一项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这些背景决定了不同领域的金融法规政策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和制约性。比如，证监会的某项措施可能符合单一证券监管目标的最优化，但由于与其他金融管理机构处于分割状态，其监管决策未必能达到国家整体金融及经济发展的最佳效果，因此证券监管决策缺乏科学性在所难免。对投资者的保护机制不够完善。海外成熟的证券市场对投资者的保护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
投资者教育机制。对投资者在证券市场基础知识、证券法律法规等方面加强教育，尤其是加强市场风险教育，有利于投资者熟悉市场、认识市场运作的客观规律，就像对适龄儿童进行系统的免疫接种一样，打预防针对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大有好处。投资者诉讼机制。投资者可以通过集团诉讼等方式，对作出虚假信息披露的公司提起诉讼，并且比较容易获得相应的赔偿。投资者赔偿机制。国外的证券市场通常设有赔偿基金：一方面，可以提高投资者入市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构建防范系统风险的缓冲机制，由市场风险引起的损失可以得到有效的赔偿。目前，我国的投资者教育机制刚刚起步，投资者诉讼机制和赔偿机制还未真正建立并发挥作用。
三、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对策建议
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可以预见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监管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高效率的证券监管是保障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以下从监管法律制度建设、上市公司监管、独立董事制度、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等四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对策和建议：对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建设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确立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证券监管机构法律地位的条款和细则；加强立法建设，增强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备性和配套性，提高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增强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化法制内容的实效性；-’建立健全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实施机制，杜绝有法不依的现象，加大执法力度；适应证券网络化和市场开放的发展趋势，尽快制订适宜的相关监管规章制度。!从规范和发展两方面抓好上市公司的监管工作。在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同时，努力为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监管激励上市公司持续发展。加强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能，建立健全派出机构监管绩效考评机制。重点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增强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制度建设，切实搞好上市公司监管工作。"独立董事制度。首先，确立独立董事应有的社会地位，提高独立董事参与上市公司最大决策的程度，培育并建立独立董事人才库；其次，明确区分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不同职责，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的作用；最后，加强关于独立董事的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落实的监督，完善独立董事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建立一个主体多元化，结构多层次，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的高效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逐步改变目前仅由证监会单方面垄断监管规则制订的局面，缩小行政监管直接作用于市场的范围。让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监管主体来填补行政监管收缩后留下的空白，强化自律监管对行政监管的制衡，多方面约束并尽可能减少政府机构执法中腐败现象的发生。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以外，值得一提的是，对监管者的监督在我国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因此要努力推动监管的法制化和市场化，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包括内部制衡机制和外部制衡机制，保障公众及媒体的监督权力，强化社会舆论监督。
参考文献：
曹凤岐等，证券投资学（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郑燕洪，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与市场纪律———国际金融监管新趋势的模型解析特区经济
目前国内有关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的研究比较多，学者主要研究了农业的地位以及在具体国情下农业地位的相关变化。学者韦克甫( 1963) 从五个方面论证了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王亚军( 2001) 讨论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人创造农业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农业愈发展，一切事业就愈发展； 农业愈衰退，一切事业也就随之而衰退。［1］这些学者都充分肯定了农业的基础地位，看到了农业不可动摇的地位。也有学者认为要辩证地看待农业的地位，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的主导地位和基础地位相互分离，虽然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工业占据了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 吴祥玉，1999) 。也有很多学者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论证了农业的重要性，陈永飞、孙波、( 2006) 用增长速度方程建模，论证了农业技术进步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进一步论证了农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从而提出要改进农业技术的政策建议。董舟、田千喜( 2011) 则进一步从农业技术进步的内涵和方式入手，运用Lewis 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从理论上推导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动作用。［2］这些学者对农业作用的实证分析使得农业的作用和地位更加具体化及数量化，使得分析更加具体和直观。学者还对如何促进农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学者郑良泽( 2007) 认为必须推动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并从促进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转变农村经营模式等角度论证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意义。本文将运用投入产出的分析方法，通过模型和数据具体分析农业的地位和作用，并试图提供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扭转农业弱势地位的一些政策建议。
二、实证分析投入产出法是通过投入产出表分析行业的相互依存、制约关系
以及各个部门的不同影响力程度及诱发、依存结构。通过以上分析，基本能解释各个部门的重要性，以及其所处的行业地位，概括出整个经济的大致运行特征。对投入产出表进行分析的两个重要的方法是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用来分析各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现考察我国国民经济一共为 17 个部门，分别用 Xi表示，其中 i =1，2…17。
( 一) 影响力系数影响力系数是反映国民经济某一个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
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2］假设国民经济一共有 n 个部门，则影响力系数 Fj的计算公式为：Fj= ∑ni = 1bij/1n—∑nj = 1∑ni = 1bij其中，bij为第 j 部门对第 i 部门的需求总量，分子为列昂惕夫逆矩阵的第 j 列之和，分母为列昂惕夫逆矩阵列和的平均值。当 Fj大于 1 时，表示第 j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超过社会平均影响水平( 即各部门波及影响的平均值) ; Fj等于 1 时，表示第 j 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与社会平均影响水平持平；Fj小于 1 时，表示第 j 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低于社会平均影响水平。对于影响力系数而言，侧重的是第 j 部门对各部门的拉动作用，这就需要用基于完全需要系数的公式进行计算。基于直接消耗系数计算的影响力系数仅反映了部门间的直接联系，而部门间广泛存在的间接联系被排除在外，所以在选取影响力系数的计算方法时应该从基于完全需要系数中进行选择。［3］因此，采取完全消耗系数比直接消耗系数更加合理、科学。完全消耗系数，是指第 j 产品部门每提供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对第 i 产品部门货物或服务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之和。［4］计算影响力系数要借助里昂惕夫逆矩阵，矩阵里的元素为里昂惕夫逆系数，记为 bij( i，j =1，2，…，n) ，也即为完全消耗系数，它表明当第 i 产品部门的最终使用增加一个单位时，对第 i 产品部门的完全需求量。则有里昂惕夫逆矩阵中的逆系数用表格表示为： 上表第
( 二) 感应度系数
感应度系数是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均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某一部门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也就是该部门为满足其他部门生产的需要而提供的产量。感应度系数越大，说明该部门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越大，感应度系数越大的部门就越具有基础产业和瓶颈产业的属性。［5］感应度系数公式式中，分子为完全需求系数矩阵的第 i 行之和，分母为完全需求矩阵各行和的平均值。当感应度系数大于 1 时，表示该部门的需求影响程度超过社会平均水平，说明该部门所提供的需求对其他部门的推动作用较大； 当感应度系数小于 1 时，表示该部门受其他部门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低于社会平均水平，需要该部门所提供的需求越少，对其他部门的推动作用较小。由表 2 中的数据可以计算出农、林、牧、渔也的感应度系数，为 1. 09，大于 1。表明国民经济各部门均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农、林、牧、渔部门受到的感应程度较大，且大于社会的平均水平，表明其具有基础产业和瓶颈产业的属性。
( 三) 综合分析将所有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都计算出来
再对他们进行比较，我们得到如下表格： 可以看到，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都是排名第一，这与实际也是相符的，但是农、林、牧、渔业的影响力系数为 0.58758055，排名为第 15 名，感应度系数为 1. 09051，排名为第 6名。表明农、林、牧、渔业虽然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比较大，但是其对各部门的拉动作用比较小。
三、主要问题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还有待提高，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先天不足，客观条件决定了其拉动作用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是后天缺失，我国对农业的投入不足导致其长期成为弱势产业。
( 一) 先天不足
1、我国农业生产率低
我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且多山地、丘陵，导致耕地面积少且分散，我国的小农经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农业耕作形式，其他国家虽然有些 我国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是一个经济奇迹，维持了几千年且养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但是不可否认，农业一向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弱势产业，靠务农为生的农民只能够满足家人的温饱，并无多少积蓄，一旦面临突发性困难，农民通常是无力抵抗的。尽管从 2006 年免除农业税以来，农民的收入一直有所增加，但是农民的收入与投入相对城市居民而言明显是极不相称的。
2、抵御风险能力弱
农业是典型的“靠天吃饭”的行业，气候、光照、水源等对农产品的生产至关重要，而且光照、水源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必须恰到好处。一旦光照、水源等不合适，或者是遇到恶劣的气候，也就是遇上农民通常所说的“凶年”，农民极有可能会颗粒无收。此外，农民种植的农产品是作为原材料的产品，收购的价格通常比较低，而且农产品作为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比较小，难以通过提高价格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即使收成较好，农民的收入也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可见，农业是极度脆弱的行业，农民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
3、农业经营粗放、附加值低
我国的小农经济维持了几千年，但是农业的技术进步却很缓慢，普遍实行粗放式经营。从事农产品初级加工的比较多，从事深度加工的比较少，加工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不高，没有形成专门的农业产业链，农产品目前仍然扮演着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材料的角色。
( 二) 后天缺失
1、工业对农业的不断索取
虽然中央连续六年的“一号文件”都是三农问题，并且强调工业应该反哺农业，但是我国当前的城镇化，却仍然是对农业进行“掠夺”。城镇化需要增加建设面积，但土地数量既定，要增加建设面积就必须减少土地其他用途的使用，而耕地首当其冲。首先被侵占的是城市郊区的耕地，这些耕地大都是水利排灌设施齐全、交通便利的良田，郊区农田利用殆尽便向农村伸手，耕地面积不断减少，逐渐碰触着国家 18 亿亩耕地的红线。此外，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也使农村人口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过程中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2、对农业支持保护水平低
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但由于制约农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一些政策诸如农产品的征购价格的非市场化、传统的户籍制度、农地产权制度等政策没有完全取消，国内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度相当低，长期实行负保护。20世纪 80 年代政府通过定价政策、农业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村储蓄、利息倒挂等措施，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净转移出财政性资金约 1400 亿元； 进入 21 世纪后，尽管政府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并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民进行了直接补贴，取消了农业税，但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政府补贴政策的积极作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大大高于政府的直补。对农业保护政策的不完善，使投资过度向工业倾斜，农业部门投资严重不足，农田水利等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农业抗灾能力小，农业基础地位脆弱； 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和各种不合理负担，使农民收入降低，农业投入能力削弱； 最终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和农业生产能力水平的提高，从而加剧了中国农业的弱质程度。
四、政策建议
( 一) 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改进农业技术
首先要对农业的各个方面进行技术开发，以增加农产品的产量，重点集中在种子、节水灌溉以及农机方面。其次要做好农业技术的转化和推广工作。我国农业科技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某些地区农业的生产率得到了有效地提高，但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仍然偏低，因此，可以成立专门的科技推广小组和学习小组，将国内外各地的成功经验进行推广。此外，农民必须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农民拥有祖祖辈辈的经验，且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应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提高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 二) 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加附加值
当前我国农产品的深度加工不足，导致农产品大都充当工业原材料，因此必须延长农业的产业链，增加附加值。首先，新建农产品加工企业，对农产品进行深度加工，增加农产品的产成品种类，如兴建面粉厂、牛奶厂、食品厂等。其次，要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我国目前大部分农民还是进行家庭经营，组织化程度很低，导致个别农民没有能力兴建加工企业，只能将初级加工后的农产品出卖给企业。发展农业合作经营，将农民联合起来，就可以解决单个农民的困境。此外，面向市场，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增加与其他产业的联系。农业不是独立于其他产业的，因此农业产业化经营必须与市场为导向，为市场提供优质的产品，从而加强农业对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
( 三) 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扶持力度
论文关键词：宏观调控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
一、建立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的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国家需要衡量各方面的利益与关系，制定经济发展的决策。在宏观调控法的概念中，我们知道其具体目标是经济增长、币值稳定、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经济运行中，这四个目标是相互关联并且存在着矛盾。宏观调控各项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关系，与这些目标相对应的是，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由于是不同的部门制定与实施，也常常会出现作用方向不匹配，作用力度不一致的情况，甚至出现“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的自我较劲现象。如何发挥宏观调控各手段的组合效应，需要政府把握好当前国民经济运行的具体形势，确定一个主要的宏观调控目标，在这个目标指引下，各项政策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才有可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各项政策之间需要配合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需要配合。这两项政策是宏观调控中的两大工具，二者之间的配合基于这两项政策调节的不同点：就作用时效来说，财政政策起效的时间相对较短，对经济存在着直接的拉动效应，而货币政策的作用较为缓慢；就作用杠杆来说，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的增减，国债的发行等手段来影响社会总需求，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流通中的货币量来影响社会总需求；就调节侧重点来说，财政政策对资源配置与结构优化能起到更为明显的效果，货币政策更侧重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摆脱经济危机所带来的阴影，刺激经济的繁荣与复苏。面对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造成的不利影响，我国政府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日前国务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税收政策方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作出了一系列的税收调整，如2008年11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宣布适当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通过这项举措应对我国贸易出口下滑的境况。这些政策分别在经济总量与结构调整方面起着相互配合的作用。（2）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需要为产业政策的实现提供支持。产业政策一词，源于日本。在下河边淳、菅家茂编纂的《现代日本经济事典》认为，“产业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为了实现某种经济与社会目的，以全产业为调整对象，通过对全产业的保护、扶植、调整与完善，积极或消极参与某个产业或企业的生产、经营、交易活动，以及直接干预或间接干预商品、服务、金融等的市场形成和市场机制的政策的总称。”1国家财政的投资规模和和投资结构、财政补贴与中央银行所制定的信贷利率与规模及商业贷款的政策都会对产业政策产生影响。日前全国发展改革会议指出，“着力推进经济结构改革战略性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大力支持重点产业发展，保护和发展好支柱产业、骨干产业、重要产品和重要生产能力。”针对这一产业政策，财政部应加大对支柱产业的投资规模，在税收政策上应给与这些产业优惠；中央银行应放宽对属于支柱产业中企业的信贷约束。
二、建立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具体措施
笔者认为，要避免宏观调控政策之间的矛盾对经济目标的实现造成反作用的冲击，使宏观调控达到综合协调，除了应以遵守宏观调控法原则为基础，具体来说应该建立宏观调控综合协调机制，这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尤为重要，上面已经述及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有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相应的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主要由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组成。宏观经济调控的决策、规划、实施、协调等工作，也是由这几个经济职能机构共同来完成的，因而有必要在组织机构上建立起综合协调的机制，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以控制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其一，在制定决策时，各个部门之间应该进行沟通，向其他部门论证自己部门实施此项决策的可行性、目的及具体的实施步骤，并且说明这项政策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影响及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如产业政策的制定部门必须与财政、货币的宏观调控部门进行协商，以取得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支持。对于将要确定的政策，由相关专家及部门进行评估，明确利弊，在国务院批准此项政策后，针对此项决策将要产生的消极影响，建立一套预警方案，由此确立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及颁布流程，确保此项措施不对其他部门的决策造成破坏性作用，以致影响宏观调控整体目标的实现；其二，不同的宏观调控部门拥有巨大的宏观调控权，其使用的经济变量如利率、税率非常敏感，这些变量对价格、成本及利润的变动起着决定性作用，对经济、市场主体和普通的民众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以国家立法机关及审判机关为核心，针对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权力应该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并且各部门之间达到相互监督与制约。
三、结语：
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是为了客服单一宏观调控手段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建立的，其职责是为不同宏观调控部门之间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使之协调的程序和措施，避免宏观调控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影响宏观调控总体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宏观调控各部门之间权力的制约与监督，防止出现宏观调控权力的滥用，使其最大限度的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
参考书目：
【1】张守文主编：《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丘本著：《宏观调控法轮》，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版
【3】邢会强著：《宏观调控权运行的法律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关键词：无效经济；总产出；GDP
中图分类号：F22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1096(2003)01-0078-03
这里所说的"无效经济"，是指发生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中的无效的、甚至有害的经济活 动，它按活动者的原定意图，通过物质和劳动的投入，以某种预定的方式进行，但最终却没 有达到预定的效果，或者在其达到预定目的和效果的同时，对以往经济活动创造出来的、已 经存在的物质性或服务性成果产生副作用或造成破坏。它完全不同于各种"地下经济" 活动。由于这些经济行为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总产出和GDP等国民经济核算总量指 标的不准确、不真实，有损于国民经济核算在生产、分配和使用三方面的等价。因此，对这 些经济行为的分类剖析，对提高国民经济核算指标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改进和完善国民经济 核算体系具有现实意义。
1工业生产中的无效经济行为。如生产废、次品的经济行为等，这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 原因：(1)由于原材料等的质量不过关；(2)由于产品设计方面存在缺陷；(3)生产技术不过 硬；(4)工艺过程出了问题；(5)管理等其他方面存在漏洞。废品的出 现是和人们生产的意愿相反的。但是，这种经济活动虽然产出了与人们意愿相悖的"成果" ，却同生产的合格品一样，耗费了一定的经济资源如料、工、费等。从整个国民经济来 看，这种行为耗费了有效的生产成果，产出了无效成果，并没有增加任何社会财富，是一种 浪费和损失。但从生产企业的角度来看，生产中发生的这些成本可以分摊到本期经济活动产 出的其他合格产品上去，并通过合格产品的销售而收回全部(含废品的)生产成本，生产废品 而造成的损失也因此被收了回来。于是，生产废品的劳动也成了"有效劳动"。实践中将分 摊在企业合格品上的这些"附加价值"彻底剥离是可能的，那就是从企业的销售收入中扣除由于生产废品而发生的费用--这就意味着企业的 总产出要相应减少，否则，就是将"无效劳动有效化"，这同国民经济核算所计算的"社会 产品"的定义是相左的。如果企业不提高其合格品的出售价格(将损失"内部消化"掉)，从 价值上看总产出虽然没有虚胀，不用从其销售收入中作废品费用的扣除。但从投入产出的角 度看，将产生企业实物投入与产出上的不对应，即实物投入多，实际产出少，相应地，当期 的GDP(即企业的增加值)就要减少。如果不将生产废品的成本计入产品的总价格中，那么至 少应将投入的物质产品作为企业资产和国民财产损失来处理才比较恰当。建筑业和农业中无 效经济活动的计量同于工业，不再赘述。
2商业经济活动中的"价格战"和削价处理也是一种无效经济活动。这里说降价销售和削 价处理是无效经济活动，并不是就经营者的经营目的(比如薄利多销、占领市场、消除积压 等)而言，而是这种活动对在全社会核算总产出时的影响而言的。因为这些活动可能使得社 会产品价值在生产分配和使用全过程中产生不对称。通常，商业部门经销的是工业生产活动 的成果，包括国内生产的和进口的。为便于说明问题，这里假定国内商业部门经销的 商品都是国内工业企业当期生产的，并假定各商业企业不会将商品降价或削价的损失转嫁到 所经销的其他商品上去(实际上，由于激烈的价格竞争，一些企业要转移这种损失也 是困难的)。当工业企业生产过程完成以后，其最终产品的价值便按照出厂价格(市场价格)被计入总产出之中，从而计入了本行业乃至全国的工业总产出之中。经过流通环 节的劳动，商业企业出 售商品的价格高于其购进价格(工业企业的出厂价格，加上运输邮电费)，由此产生商业总产 出和增加值。而这部分价值是通过消费者(购买者)的支付得以实现的。因此，一种工业产品 的供给(工商业部门的出售)和需求(生产者和居民的购买)在实物数量上一致，同时该产品的 供给价格(出厂价格加流通价格)也与其需求价格(购买价格，也即出厂价格加流通价格)一致 ，从而达到商品实物量与其价值量在生产、分配和使用三个阶段的完整与统一。但是，商业活动中的"价格战"和商品削价处理会打破这种完整统一，当商品被以等于或低 于其购进价格出售(商品经销如此行事时，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无效活动)后，无论是站在 供应者还是站在购买者的角度，从实物形态考察的商品数量仍没有改变，即商品实物量供需相等。但从价值形态考察，商品的供需数量就不再 相等，即生产者和消费者购买同样数量和质量的物品的支出减少了，或者说支付同样数量的 花费购买到的商品数量增加了。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生产、分配和使用三个 环节按价值量计算得到的总产出和GDP就不会再相等，按支出法计算的GDP相对较小。
3银行利率调整。金融业的总产出通常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金融媒介的服务产出=(应收贷款利息-应付贷款
利息)-(贷款额-存款额)×参考利率
这里的"参考利率"可用银行间的拆借利率或中央银行的贷款利率作为计算依据。但银行业 毕竟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其产出的大小同银行存贷款利率的高低密切相关。在银行业务量 和参考利率不变(假定存贷规模相等)的情况下，即银行的劳动量不变的情况下，利率的调整 将会使其总产出发生变化，进而使其增加值发生变化，并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从国民 经济核算的角度来看，银行利率的调整是一种"无效经济活动"。它对总产出的影响一般有 以下几种情况(设Lr为贷款利率，Dr为存款利率，P为产出)：(1)贷款利率Lr提高，存款利率Dr不变，则产出P增大；(2)Lr提高，Dr下降，则P增大得 更多；(3)Lr不变，Dr提高，则P减少；(4)Lr下降，Dr提高，则P减少得更多；(5)Lr和Dr 都提高，但前者的提高幅度高于或等于后者，P也增大；(6)LT和Dr都提高，但前者的提高 幅度明显地低于后者，则P减少；(7)Lr和Dr都降低，但前者降低的幅度高于或等于后者， 则P减少；(8)Lr和Dr都降低，但前者的降低幅度明显地低于后者，则P增加。
可以看出，只要对银行的利息率进行调整，就可能会对银行业的总产出产生影响，而总产出 的这种增加或减少，同银 行的服务量的大小毫无关系。我国曾在1年内7次降息，美国更 是在1年之内11次降息。不论这些措施是否达到了调控宏观经济的预期目的，它们都使得调 息期内的金融业总产出及增加值产生了"无效变动"，背离了客观实际。
4城市建设中经常发生的"垒了拆，拆了垒"和"挖了填，填了挖"也是"无效经济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的城市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仅城市数量增加，而且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城市的品位也 有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然而，"垒了拆，拆了垒"和"挖了填，填了挖"就 成了这个 大背景下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通常人们看到的往往是新建的高楼、扩宽的马路、如流的人 群、如织的车辆、日益丰富的现代化城市生活。但很少有人注意与此相伴而生的"无效经济 活动"及其对国民经济核算的影响。这种无效经济活动的产生多半是源于城市规划的短视和 不科学，源于城市建设和管理上的无序，源于施工组织的混乱。这种无效经济活动的进行是 以破坏已有的、计入GDP的经济活动成果为代价的。比如修筑一条城市道路，路基整平、路 面铺上了沥青或水泥、人行道上也铺好了水泥砖，总之，一条道路已经完成。道路两边也相 继出现了店铺等。这条完工的道路和新建的店铺作为当期完成的社会产品其价值便被计入国 民经济总产出和GDP之中，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过不多久，人们接着进行道路绿化，将两 边的人行道挖开，埋上树桩或低矮的灌木丛、铺设电缆、安装电灯、铺设天然气管道或暖气 管道等。这种情况在全国有许多城市中并不少见。从经济意义上来讲，这种活动存在着如下 弊端：(1)产品价值的多次重复计算。这种活动不会 增加社会产品的实物量，在活动中被破坏的产品(比如道路)已在其建成时计算了价值，在拆 除时要计算其被拆除的价值，当其被复原后，复原的价值仍然要再计算一次。（2）这样的 行为反复浪费我们有限的物质资源，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3）容易产生经济漏洞，极少 数人中饱私囊，并因此而"先富起来"。
5铁路客运业务调价。在限制性生产概念下客运业的活动是不创造价值的，因此也不存在总产出和增加值的计算问题。但是按照现今的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客运业的活动收入必须纳入整个国民经济的核算之中。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不需赘言。但问题是客运部门也在按"市场规律"办事，在客运高峰时涨价，而在客运淡季却不降价。价格保持稳定，当客流高峰时，每一列车都是人满为患，在不增加任何成本、不提供任何更加优质的服务(相反旅客们 受到了更加劣质的待遇）的情况下，铁路部门已经收益颇丰，这符合市场规律。如果由于客运服务供不应求，在保证服务质量不降低的前提下通过涨价来调整供需关系也是可以的，也是符合市场规律的。然而，现实中的情况却是旅客越多获得的服务越差，铁路部门赚得钱越多，越要提价赚更多的钱。从"绿色GDP"的观点来看，这样得到的总产出和增加值是完全有害的。
6行政事业性活动中的无效经济活动。和上述几种活动相比，行政事业性活动中的无效经济活动更不易被人察觉，如"待业"或"隐性失业"等。这里所说的"待业"，是指在行政事业机构供职的在业人员等待工作的一种状态，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隐性失业"状态。但它和一般经济意义上的待业或失业之间有根本的区别：通常的待业或失业是一个没有收入的痛苦等待的过程，而这里所说的"持业"或"失业"则是一种拿工资不干活或少干活的"休闲状态"。在我国，在精简机构之前，政府部门"待业"人员近乎一半(以机关人员减半后一切工作仍能正常甚至更加高效的运转为检验标准)，其活动的无效性由此可见一斑。即使到今天，行政事业机构中的无效活动仍然随处可见。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待业"现象，不仅存在于行政事业机构之中，而且也广泛地存在于公有企业之中。前些年在企业实行的"减员增效"实质上可以看成是为消除、至少是减少无效经济活动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综上所述，无效经济活动大量存在于国民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它们的发生和存在对总产出、GDP及国民财产核算的客观和真实都产生影响。因此，笔者建议对既往的总产出和GDP采取"适时修正"的办法。总的来说，适时修正至少可以在两个层面 上进行：(1)当期修正。即在国民经济核算的当期，对已经获得的核算资料进行复核，并通 过专门调查等方式取得典型材料，再结合整体情况，对总产出和GDP进行折扣计算(这种折算 只针对无效经济，而不管从其他方面考察的国民经济核算资料是否真实和准确)。(2)事后修 正。这种修正的对象主要是建筑业。因为建筑规模巨大，问题较多，而且许多建筑活动的无 效性当期难以观察到(许多建筑产品要在一年以上才能完成；而交付使用不久，即在远未达 到预定的使用年限前，一些建筑产品就已经报废)，需待事后才能判定其是否有效。
通过对一国或地区特定时期内总产出和GDP中存在的"无效"部分进行适时修正，定会增强 国民经济核算总量指标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而且有利于加强对经济活动的科学管理，完善经 济活动成果的计量办法。
参考文献：
［1］颜日初，徐唐先国民经济统计学［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 99
Invalid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the National Accounting
ZHAO Le-dong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Henan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 mics, Zhengzhou 450002, China)Abstract: this essay takes an analysis on the probably negative influence which the invalid activities act on the national accounting, and puts forward some mea sures to correct the accounting of total output and GDP.
Key words: invalid economic activity; total output; GDP;
收稿日期： 2002-11-14
资金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角色，缺乏资金将会导致经济发展的迟缓。资金永远是一种稀缺资源，用尽量少的资金办效益最大的事，是资金配置的内在要求，也是节约资源，提升国民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传统的专业银行资金配置有效率低、产品功能单一、缺乏生存危机与发展动力，银行在客户需求的不断满足中难以持续提升收益，这对于银行微观与宏观经济都是不利的，因而商业银行的改革势在必行，只有经过商业化改革，才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我国的信用主要形式为国家信用和银行信用，其发展都不够充分，商业银行作为资金配置的重要部分。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奉行效率优先的原则，追求资金的最优化配置是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可以使客户的价值最大化，而这也是商业银行的经营的基本理念。国民经济需求和商业银行的改革密切相关，商业银行的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商业银行本质上是一种高风险的经营模式，不仅涉及到银行的生存发展，而且关系到客户的收益风险。在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的约束是非对称的，资产对客户的约束是软约束，受市场风险、经营风险、政策风险、道德风险、价格风险等方面的因素影响，决定着国家金融风险的程度，对安全性影响明显。而对客户的负债是硬约束，必须偿还。要规避金融风险，必须基于稳定的银行经营，商业银行体系能够抵御各种风险损失，并且保证充足的盈利，极力消除金融风险。传统的专业银行的经营往往不求盈利、不计成本，无法承担防范国家金融风险的责任，因而从化解金融风险出发，国民经济需求和商业银行的改革相关联，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运行的角度出发，商业银行的改革是银行理性的选择。
二、国民经济需求与商业银行改革的研究
1.商业银行的改革刺激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
资金在市场经济中是作为经济活动的纽带，用户（企业和居民）对金融的需求不只是简单的停留在存取上面，在获取收益时以更小的资金使用量为追求，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各种金融的需求不断涌现。传统的国有银行一线业务员配置偏低，产品创新的能力较弱，以行政区域为基础设立分支结构、管理机构过滥、过多，大部分营业以客户的结算和存取为基础，产品缺乏开发的深度和经营的广度，与国民经济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除储蓄之外的金融资产形式过少，金融体系的发展不够健全，国民金融需求过于压抑，无法使金融发展多元化，增加了发展的风险，这种银行模式不利于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而商业银行的改革可以促进集约化经营和扁平化管理，推进扁平化管理增加直接从业人员的比例，消除功能单一、低效的储蓄所等结构，转而发展全功能的营业结构，在最广大的程度上实现银行的功能。目前我国的金融压抑不利于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而银行商业改革为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等提供了关键的保障，在银行的微观经营上，可以增强其竞争能力，在宏观上，集约化和扁平化管理将促进银行功能的扩展，用户可以选择的范围较广，有利于内需的扩大，实现金融对经济的良性协助，化解当前储蓄额过高的风险，储蓄逐步向消费和投资转化，有利于直接融资比例和内需的扩大。因而，从微观和宏观上而言，商业银行的改革刺激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
2.满足国民及中小企业日益增强的金融需求。
在市场经济中，资金作为稀缺资源，是银行业务的基础，因而要推进国民经济的增长，需要以有效合理的方式，将资金配置到最急需的部门，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在资金的配置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我国的商业银行在资金的分配上，过分关注大公司、上市企业和大项目上，但对国民及中小企业的关注度低，但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所创造的GDP占全国的50%以上，但其获得银行的资金配置的比例却过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欠缺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的成长受到制约，只能向非法金融机构等进行借贷，提升了成本，并且风险增加，不利于中小企的发展。因而商业银行的改革要更多的面向中小企业，对中小企业进行理性的服务和指导，而这种纠正也是符合国民经济发展需求的，其理由主要有几个方面：其一，当前大型企业和上市企业迫于业绩压力，利润虚高，而中小企业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其发展的质量并不低，有的甚至前景非常广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可以为其提供资金保障，降低运行成本，提高发展的效率；其二，虽然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的免债空间大，反而降低了其资金利用的效率，中小企业迫于生存的压力，资金配置的有效率会更高；其三，随着信用制度的建立，在评估企业的偿还能力时，并不完全依赖于企业的规模，而中小企业管理的灵活性和其制度建设的规范化，风险控制并不弱于大型企业，商业银行在改革中加大对其支持力度也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其四，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出发，银行要降低经营的风险，就不能经营过于单一，在资金配置上要更多的向中小企业倾斜，实现资金配置的均衡，降低其非对称性，银行与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建立伙伴关系，实现共赢；其五，我国的储蓄额过高，风险大，资金过剩、流动性差也会降低其利用率，不利于财务状况的改善，因而商业银行的改革可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资金利用率，提升其发展的质量。
3.提升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需求。
传统的银行过于保守，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过弱，更多的是依靠政策性的保障生存，但随着我国的经济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要提升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使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着手对商业银行进行改革。中外银行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会促使中国金融业的借贷压力增加，必然要提高资金的配置率来应对竞争，对于商业银行的服务水平和业务能力的提高是不言而喻的。而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业的主体，其经营能力的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的加强，必然能够促进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在市场中只有利益，没有永远的对手，商业银行在与国外的银行进行竞争的同时，也会借鉴与合作，提高自身的经营能力，也是国民经济需求增长的内在要求。
三、结语
我国中小企业以其规模小，产品单一、交易成本低，经营灵活，适应市场变化快等特点在夹缝中生存，在竞争中成长壮大，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据我国有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0月底，我国中小企业数已达到4242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6%，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6%，创造了75%的城镇就业岗位。中小企业已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提高我国中小企业的整体实力，对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和大量涌入国内的外国公司及其先进的科学的管理方法，中小企业自身的弊病、问题和缺陷也越来越突出，其
一、信息在中小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工业性社会正步向信息型社会，企业资源也由资本转变为信息、知识和能力，市场需求瞬间万变，企业竞争最关键的问题是及时满足客户的需求，甚至了解客户超过了解自己。正如比尔。盖茨在其《未来时速》一书中写道：“将您的公司领先于众多公司的最好方法，就是利用信息来干最好的工作。您怎样收集、管理和使用信息将决定您的输赢。”著名管理学家Simon也认为“信息是影响人改变对于决策方案的期待或者评价的外部刺激”。信息影响决策，信息对管理各环节各步骤都有重要的作用，没有信息，各级管理者就无法做出有效和正确的决策。信息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可以指导生产计划的制定，产品设计、研发、组织货源，优化资源包括人财物的合理配置，减少生产环节不必要的浪费，降低成本，赢得竞争优势，获取最大利润。
二、中小企业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分析
中小企业获取信息的途径一般有以下几种：第一独自调查研究收集（包括从报纸杂志等媒介收集）；第二，企业领导层通过社交活动收集；第三，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第四，用户或客户反馈信息；第五，交易会、展览会、专业会议；第六，科技文献、专利文献；根据2004年有关部门进行的样本抽样调查得知采用第一种方法获取信息的中小企业占42.6%，采用第二种方法获取信息的中小企业占19.1%，采用第三种方法的占2.3%，采用第四种方法的占30.4%，采用第五种方法的占5.3%，采用最后一种方法的占0.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中小企业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是企业自己从报纸杂志上收集，其次才是直接从客户获得反馈信息。获取信息的方法比较间接、传统、原始，与国外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信息管理系统采用网络技术直接获取信息相比具有速度较慢，获取信息量小、不全面、不完整、较分散、针对性不强，信息滞后、及时性和适时性较差、表现形式单一、心理获取的中间环节容易出现差错等特点。在全球商业竞争白热化的今天，谁及时拥有高质量的信息就意味着谁拥有了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信息获取方法的选择和速度及信息的质量关系着企业的生死存亡。
三、促进信息化建设对策
政府出钱扶持中介机构，为中小企业买服务。
1.转变管理观念，强化信息意识。中小企业家族式的管理模式比较严重，任人唯亲，劳动力素质低，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随意性强，人财物浪费比较严重，虽然也逐步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但从根本上还没有树立利用信息管理的思想。企业内部上至管理层下至一般员工都应转变观念，充分利用信息、采集信息，对信息进行分析，进行资源合理配置，优化整合企业生产组织结构，合理制定生产计划，进行事前预算、事前控制和事中控制，降低企业营运风险，经营风险，利用信息创造价值，增加利润，提高劳动生产率。强化信息重要性观念，使其深入渗透到每一个员工的意识中，增强企业凝聚力。
2、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增强信息的及时性、适时性、准确性和表现形式多样化。及时性是指你需要的时候拥有它，适时性是指拥有最新的信息，准确性是指没有差错，表现形式是指不仅仅是报纸杂志还可以是影碟、声音、图像等等。信息技术已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商业领域，成为实现管理控制的手段，企业所需信息包括市场信息、内部管理人力资源信息、成本信息、销售信息、库存信息、客户和合作伙伴信息等等。中小企业目前绝大多数没有实力引进ERP先进管理信息系统，但可以从成本效益原则出发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通过普及电脑的使用建立企业信息网站，客户信息数据库、员工信息数据库，合作伙伴数据库，通过网络手段与内部员工、客户、合作伙伴进行交流和沟通，实现资源共享，应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到各组织模式中，对中小企业的组织分工进行有效整合，使各种职能和企业充分发挥优势，提高营运效率，对供、产、销、及售后服务各环节加以监控，同时建立密切联系，加快流通速度，减少库存成本，消除作业连中不能增加价值的作业，促进企业整体价值链的优化。同时可以及时了解产品市场信息变化，及时将信息反馈给决策者使决策则及时做出调整，推出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缩短产品生命周期，确立企业竞争优势。建立研发、生产设计、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一体化的跨部门的横向组织。竞争优势不仅来源于成本价格，重要的是维护客户的满意度、忠诚度。信息缺乏是中小企业发展得主要障碍之一，所以随时了解市场变化、客户的信息、内部人员、资源信息和资金金融信息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建立有关政府服务机构和中介机构。使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针对中小企业资金不足，管理方式落后，人员文化素质低，很多中小企业大规模地使用计算机系统条件还不完全具备的特点，政府应为其获取信息增加渠道和方便，提供各种经营信息包括提供市场信息、技术信息、金融信息和人才信息，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服务机构和中介机构，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其发展创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
4、提高劳动者素质。中小企业一方面应淡化家族式管理模式，大量引进人才，特别是IT人才，同时对内部员工建立人才激励机制，普及电脑知识，加强并组织在职培训，接受各种专业训练，激励员工积极参与学习，提高管理水平和专业技能。通过对有重大贡献的员工委以重任，授权、授股等方式留住人才，为其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制度环境。在企业内部建立良好的学习氛围。引导企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1]林汉川。中国中小企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2004.
[2]刘东杜占元。中小企业技术创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为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增强国民经济核算在总体框架、基本原则、计算方法上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以及指标的国际可比性，20**年以来，我们对1992年颁布实施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做了重大修订，形成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新体系在结构上更加严谨，充分反映了国民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在内容上更加丰富，涵盖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运行的主要环节和主要方面；在方法上更加科学，既考虑到需要，义考虑到可能。新体系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和对外交流工作的需要。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由5张基本核算表、一套国民经济账户和2张附属表组成。5张基本核算表包括国内生产总值表、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国际收支表和资产负债表；一套国民经济账户包括经济总体账户、国内机构部门账户和国外部门账户；2张附属表即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和人口资源与人力资本实物量核算表。
十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其特有的功能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财政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的全面实施，将更全面、更系统地反映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将于20**年开始逐步实施。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工作涉及面广，技术要求高，实施难度大。为此，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并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必要的支持。要加强对新体系的宣传和业务培训，加强相关的统计、会计和业务核算基础工作。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及时提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所需的有关财务、统计和业务资料，以及有关的行政记录，保证全面实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任务的顺利完成。
1.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现状跟据中国房地产协会的相关信息，我国房地产市场近年来的发展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新的房地产项目开发面积增大与竣工面积的增长幅度减缓并存；二是各地房地产项目拆迁规格的增长放缓，但对土地使用的控制情况恶化。原因在于，一是在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之下，开发企业对土地囤积的空间越来越小，相应的土地利用效率在提高，促使项目开工的比例提高。但仍然有一些开发企业为了确保项目收益，控制项目的建设进度，延缓项目的开发时间，从而使得竣工面积的增长速度减缓。二是国家针对拆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出台了文件政策进行规范，使得拆迁增长速度减缓。但土地使用情况仍然需要进一步进行规范。从投资角度看，目前我国对房地产的投资热情仍然持续高涨，对房地产业的投资在整体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也较大。从投资构成角度看，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国内民间资本，其投资占到国内房地产市场投资总份额的绝对比例。据2011年的统计，这个比例超过76%。在最近十年的统计数据中，除2008年存在回落之外，国内民间资本对房地产业的投入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状态。
2.我国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国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导致问题较多，从社会整体来看，目前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存在以下问题：
（1）对自然资源的浪费较为严重伴随着近年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土地资源、木材建材资源的浪费较为严重，政府有关部门及房地产开发企业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工作不到位，房地产开发企业节能技术较低，节能材料及可再生材料使用率较低，管理措施不到位。
（2）对文化环境的破坏较为严重特别表现为在城市规划及具体拆迁过程中对具有文化、历史内涵，具有较高文化、艺术特色的老城区、老街区、老建筑物的保护不力，随着城市开发的程度加深，高层建筑数量不断增加，城市的文化氛围文化底蕴也越来越淡，各城市外貌在不断趋同。
（3）对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部分开发企业片面追逐经济利益，盲目增加开发项目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由于城市建筑密度的增加，住宅小区建筑物容积率的增大，从而致使城市的绿化空间变小，城市空气质量问题和气候问题突出，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4）商品房的空置率较高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城市的商品房空置率较高，甚至有些地方商品房开发的面积、数量已经超过了当地的人口规模，鬼城频现。高居不下的空置率给经济社会带来较多的问题。
二、房地产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及重要作用
1.房地产业特征显著，一是与数量众多的行业的高关联性，二是创造财富的巨额性，三是产品的基础性，从而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平稳不变的，它的发展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一样，也会受到资源、消费因素的影响而起伏。当受到资源、消费的约束时就会收缩，当受到资源、消费的刺激时就会扩张。
（1）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存在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和规律，与我国宏观经济周期具有较高对应性。研究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及影响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以便采取相关经济手段，并制定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对于房地产业可持续及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协调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发展周期，目前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正处在第四个周期。第一个周期从1981年到1983年；第二个周期从1984年到1990年；第三个周期从1991年到1996年；第四个周期从1997年开始至今。通过对比我国房地产业的这四个发展周期，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存在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房地产经济周期的长度每经过一轮都在变长，波动的幅度在不断减小；二是房地产经济的衰退周期与扩张周期的比例是在不断减少的。
（2）影响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因素
①内在因素主要包括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市场供求房地产投资规模波动是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引擎。房地产企业在作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其投资回报率。房地产投资回报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房地产企业的投资增加或减少，这个对房地产业投资规模的周期波动会直接影响到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房地产市场供求波动对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影响巨大。因市场价格、居民收入、政府政策、对市场预期变化等因素影响，房地产需求总量会发生波动；因资金、技术、管理、人力资源等因素影响，房地产供给总量会发生波动。这些波动会对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产生巨大影响。只有在房地产供需总量保持平衡，同时供需结构保持平衡的情况下，房地产经济发展才能保持平衡；只要房地产供需总量失衡，或供需结构发生失衡，就不可避免的影响到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波动。
②外在因素包括政策因素和社会经济与技术因素政策因素指国家制定的有关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等。这此宏观政策因素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对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波动的影响是直接的、显著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因素。房地产经济发展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率相关性极高，当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率高的时候，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呈现快速发展势头；反之亦然。此外，我国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房地产业的技术变革、经济政治体制的变化等，都会对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使得其发生周期性的波动。
③偶发因素是指自然灾害、社会突发事件，及其他不可预测的因素，比如技术的根本性变革等。这此因素对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是突然的直接的。房地产市场与我国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牛雨来（徐州市观音机场有限公司，江苏徐州221006）
2.房地产经济周期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关联性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具较大关联性。在对房地产业进行宏观调控时，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有效预防房地产经济大起大落，力求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对经济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
（1）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性与房地产经济周期差异性方面我国房地产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各地区发展水平、程度有很大差异，这也导致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既有全国性的，又有区域性。这在客观上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对房地产业的市场调控要结合以上特点，采用科学的理念制定政策，避免一刀切。
（2）货币政策灵活性与经济形势的变化性方面货币政策对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为预防房地产经济的大起大落，客观上要求货币政策要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并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灵活调整。要控制货币政策的调整幅度，控制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灵活调整利率，连续微调调控方式及松紧程度，以充分发挥房地产业的经济增长点作用，扩大内需，延缓波动的周期。
（3）财政政策的稳定性与房地产经济的波动性方面积极、稳定的财政政策对治理经济衰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有重要作用，要谨慎权衡制定紧缩财政政策、扩张财政政策和稳定财政政策，防止财政政策的调整引发房地产经济周期大幅的波动。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及房地产业现状，应当主动进行结构性的调整，采取中性、稳健的财政政策，适度紧缩由财政资金支持的房地产投资项目。
（4）政府引导的价格体系及市场需求多样性与供应市场相对单一性方面价格因素对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影响较为突出，政府应当引导制定合理的房地产产品的价格，避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不稳定。对房地产供应市场与房地产需求市场严重失衡问题，要建立健全居民住房保障体系；保持合理的住房投资建设规模；调整住房的供给结构；适当引导市场形成一种梯级消费；促进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的合理化。
3.房地产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带动作用房地产业因其自身规模较大，因此，其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总体影响非常强，其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非常大。据有关资料显示，1998年-2011年，房地产业包括建筑开发对GDP的直接拉动作用呈上升趋势，从1998年的0.43%上升到2011年的0.65%，房地产业每年平均拉动我国经济增长0.64%。房地产业对GDP的间接拉动作用也越来越大，从1998年的0.81%上升到2011年的1.21%，年平均拉动经济增长1.19%。直接拉到与间接拉动合计，房地产业每年平均拉动我国GDP增长1.84%。同期我国平均经济增速为年9.86%，房地产业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超过19.7%。房地产业自身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9年起已经超过9%，2009年到2011年这个比例平均为9.6%。房地产业自身增加值加上间接带动产业的增加值一共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起已超过30%，2009年到2011年这个比例平均为30.1%。
（2）对关联产业具有需求拉动作用据有关资料显示，抽样调查2002年、2005年和2007年这3年，房地产业对我国42个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之和分别是1.6339、1.7977和1.9526，这意味着房地产业每增加1个单位产值，2002年拉动关联产业增加1.6339个产值，20005年数据为1.7977，2007年数据为1.9526。证明房地产业对关联行业的需求拉动作用越来越大。从拉动的行业种类来看，主要受益的是物质及原材料型行业。这3年，受房地产业需求拉动影响最大的前10个产业中2002年有6个是物质及原材料型产业，2005年有8个，2007年有9个。2002年房地产业对这些关联产业的单位拉动作用占所有产业单位拉动作用的61.5%，2005年占63.2%，2007年占66.5%，呈逐步上升趋势。
（3）对关联产业价格的影响突出房价的变化对其关联产业产品价格的变化影响突出，根据有关资料对房价上升10%，其对关联产业产品价格的影响，及对物价指数的影响，排名前10的产业列表如下：从上表可以看出，价格上涨幅度最大的主要是服务业，在服务业的成本比重中房地产所占比较高，因此房价的变化对服务业的影响更大。
三、促进我国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与我国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1.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内涵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有丰富的内涵，它涵盖了社会、经济、文化、技术、环境等领域，总体来说，包括其一，要能够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二要能够保护环境，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及持续发展，其三是能够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也就是说，实现房地产经济可持续发展，既要能够满足目前人民的物质需求，并能给今后预留发展空间，还要能够使得房地产业与社会各产业协调发展。
2.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及对策
（1）加强对房地产业的市场监管力度政府要加大对房地产业的市场监管力度，理顺行政管理和企业自主经营的关系，管好政府的份内工作，引导房地产市场向规范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要加强对房屋质量检测力度，确保开发项目的质量；要努力提高土地利用率，避免土地空置现象；加强管理监督的同时必须杜绝对项目的暗箱操作，减少并消灭对房地产业的不合理收费。此外，还要积极引导房地产企业适应市场需求，促使开发项目与当地的环境资源人口等相协调，控制房地产开发的投机行为和短期行为。
（2）重视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一是优化税收结构，除对增量房产进行征税外，对存量房产征税要进入议事日程；二是开发企业的观念创新、产品创新，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进行环境成本核算，改变过去片面追求环境、低容积率、人均居住用地超规范的做法；三是消费观念创新，考虑潜在需求如何转化为有效需求问题；四是服务创新，创新中介、经纪、物管的内容和形式，简化房贷、产权登记等事项繁琐的手续，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利于操作的流程。科技创新。要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方法，利用新能源，使用新材料，争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要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改善人们的居住、办公条件，优化城市环境，从而增进人与自然的亲和力，使得房地产业的发展与人民居住文明协调发展。
（3）建立健全房地产业法律法规，规范和指导房地产市场积极推进房地产市场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对房地产业经济活动整个流程的各个环节，都要有规定明确具体、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法规和准则，从而引导和规范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对该流程中的买（拍）地环节、行政审批环节、企业融资环节、开发建设环节、质检环节、商品房预售环节、销售环节、售后环节、物管环节等几大重要环节的法律法规进行建立健全完善。特别要注意对法规准则的细化，如买（拍）地环节中对土地市场信息公开的法规准则，应细化说明规划结构、土地储备量、在拍土地、规划评估价格等；行政审批环节中审批程序和监督机制应细化；融资环节中指定金融机构、指定金融监控机构及金融秩序的监管制度应细化；开发建设环节中房地产税收的细则要细化；销售环节中对价格标准应细化。
（4）创立房地产金融二级市场，完善房地产金融体系据有关资料，其他国家居民个人住房的贷款占社会总贷款的比例大约为20%，而我国的比例仅为1.6%，这可以解释为我国房地产业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有必要把房地产金融信贷更多的转移为房地产消费信贷，以实现我国房地产业生产-消费的良性循环。制约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就是金融信贷问题，我国房地产业一直被资金来源、资金流动性、期限错配等等因素的制约，为确保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完善现有的房地产金融体系，打通房地产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具体讲就是建立和完善我国住房抵押贷款的二级市场，争取将抵押贷款实行证券化，把住房抵押贷款的一级及二级市场纳入到金融的整体大循环之中。
（5）做好房地产信贷风险的预防及管控工作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与房地产业的联系是如此紧密，房地产业的行业风险会传递到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成为它们的信贷风险，要做好预防及管控工作，一是，要抓紧做好自身信贷结构的调整，自身资料缺课大，规模小的开发企业，抗风险能力不强，必须严格控制信贷；二是控制好个人住房贷款的风险，重点支持自住房及改善型住房的贷款需求，同时还要严格执行贷款审查，坚决杜绝开发企业假按揭真贷款的风险做法；三是要加强贷后的管理，做好信贷资金的跟踪、调查工作。
（6）制定合理规划，提高资源有效利用率房地产业要改变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合理规划，提高对土地资源及其他各种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一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土地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开发过程中必须加以合理利用的资源；土地资源也是我国实现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我们改善人居环境的的前提。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必须首先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来开发利用；其次，对城乡结合地区的土地开发，要对土地征用许可证进行严格把关；再次，对已经转为建设用地的，政府有关部门必须要督促开发企业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最后，要对各类用地合理配置，以实现土地资源高效配置。二是抓好空置土地的处理工作首先要调整土地的存量，避免闲置，其次，需要从法规制度的角度妥善处理闲置的土地，对通过招拍挂手续以后超时限的土地，要通过回收、收购、兼并、拍卖的方式来使土地重新回到市场，从而使土地的利用率得以提高。
（7）抓好环保工作，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一是在房地产开发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对生态的保护，生态环境直接影响人们身心健康，是我们生活的重组成部分，是一直以来人类发展关注的重点，因此，房地产开发建设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开发建设过程中抓好对环境的保护工作。二是要发展低碳房地产，积极提倡使用节能材料、可再生能源。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变迁
一、供需框架
为了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主体的不同，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在这一领域成� v?w?拉坦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舒尔茨和诺斯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
二、主体博弈
一般来讲，SNA供给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官方)。供给结构单一、成本巨大、投资期长，风险远高于收益。官方供给SNA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因而SNA在此具有公共品的性质。相比而言，SNA需求主体则不同，它由政府、企业、个人所组成。需求主体多元化，因而需求的利益目标(动力)不同(注：在此所言的需求利益目标，类似诺斯的术语“外部利润”)：对政府而言，其需求目标基本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比较；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目标包括企业管理、经营的市场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以及企业家个人努力的社会实现；对个人而言，其对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需求是为了寻求完备信息，减少市场交易的环节和风险，即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加其经济利益，实现其个人经济目标函数最大化。
SNA供给与SNA需求主体、目标既然存在上述差异，同时，SNA所具有的巨大信息含量和丰富的方法，使人们在考虑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时，必须首先对SNA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引导机制加以重视。
三、基于需求缺口的变迁方式
由于需求主体多元化、需求目标函数多层次化，相对于供给主体的单一结构及目标函数的单层次化，就存在一个需求缺口，这反映在对SNA信息的总量及结构需求分布上。可以说，SNA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这种需求缺口。
消除需求缺口，从理论上讲应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减少SNA供给，二是增加SNA需求。然而对于SNA来讲，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的供给如果是理性原则下的行为，一般是增加而不会减少。由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因而最好由政府来承担，在此政府不妨进行“垄断生产”。客观地讲，消除SNA需求缺口最好由增加SNA需求着手。潜在需求主体、目标的显性化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在SNA中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并且，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古典经济学中萨伊定律(Say’sLaw)所描述的现象，即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政府可以通过特殊功能，扩大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及优势的宣传，以及安排相应配套的措施来进行SNA的强制性推扩，即强制性变迁。因此，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变迁，最主要的特点是强制性变迁。
四、为什么是强制性变迁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维护宏观经济管理的有力工具，其作用就在于减少国家机器运行的交易费用。因此，以制度变迁为背景考察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强制性的特。
此外，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的认识，制度安排中“搭便车”的问题也是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强制性变迁的原因。
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认识：
(一)国民经济核算是公共产品
这一观点最早是由邱东教授提出的。因为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在属性上就具有了公共产品最根本的特点。
这一论述可以归结为两个理论：一是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制度安排的公共产品性质。作为第一个理论基础，来自信息经济学关于“信息作为一种商品”的研究，信息是商品的关键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在这方面有杰出贡献的有萨缪尔森、海德和阿罗。信息是公共产品，自然以信息库出现的国民核算体系也就具备了这种特点；第二个理论基础，来自制度经济学的研究。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而这个公共产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
两种理论基础，决定了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这一性质。所以，不管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还是单独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国民经济核算变迁就应该是强制性的。
(二)解决制度安排中“搭便车”问题
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产权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公共产品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之一。“搭便车”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可以简单地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从而使创新者缺少激励。
五、较为一般的集体行动(注：此说法是为了区分统计与一般制度分析中的集体行动)
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诱致性安排，可能会是政府更看重的。因为，政府需要了解权力以外的变迁因素。在强调制度变迁主要力量的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变迁是强制性的；而在强调核算变迁的目标等方面时，这种诱致性变迁就更重要了。
诱致性变迁的主体一般是一群人或一个团体，通过诱致性安排所达成的变迁，其制度结构的稳定性也更高。这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整个社会的市场应用结合更接近。而根据杨仲山的论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部本身是市场化的。
在改革初始阶段，政府的强制力是最突出的，其他经济主体的作用在这时是较难发挥的。因而，有关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各种利益团体、利益个人可能会感到，这种变迁的起始与他们无关。他们作为个人的、集体的行动并不会影响改革的发生，但接下来情况就会有变化。在目前情况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是为政府管理经济服务。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会增加对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他们需要通过这种工具(或制度)提供的相关服务，来帮助自身增强竞争的实力。因此，各经济主体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方法的需要会增加。而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来说，其实提出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宏观核算微观化要求”。
对核算信息与方法的大量需求，是目前核算体系的“外部利润”之一。由此，除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经济主体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起到相应的作用。而由各相关利益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就会形成有关核算改革方面的集体行动，以便使这项改革按照满足他们要求的方向去演进。他们会提出各种变革的具体措施，如变革现有的调查方式以得到更为准确的市场数据；对服务行业新的分类与核算；非正规部门活动进入核算范围；增加信息产业方面的新内容，等等。总之，集体行动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发挥作用。
为此，需解决制度供给与激励安排的问题。这体现在：一是SNA改革不仅需要持续的制度供给，以提供SNA体系发展的稳定外在环境，而且就SNA体系内部也需要持续的制度供给，特别是加大开发核算与实际经济联系的力度，拓宽核算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范围，而不仅仅是满足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这有助于SNA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体现联合国1993年版SNA所倡导的主旨：更新、澄清、简化、协调。无论是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实践中，SNA都须达到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这需要通过制度来安排一种有效的激励结构。例如，SNA的持续修订就是制度化的原始体现。二是由于制度能够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这种激励结构使得SNA所提供的信息流在流量和流向上与市场的信息流相适应。这不仅反映在SNA不同需求主体与SNA供给主体对SNA信息流的要求上，而且还体现在市场自身对信息流分割的程度与SNA所能提供的信息流相吻合的程度上。衡量一个激励结构的安排是否更为有效，这取决于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是否能够对现实SNA改革在方向上的锁定程度。由于SNA各种主体一般都具有经济理性，他们都期望自身经济效用最大化，因而信息博弈显然呈多元化，并出现多态均衡，这使得SNA进一步的改革也必须要持续而稳定地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