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其中也涌现了不少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本页是细致的小编阿青给大家分享的11篇近代史人物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参考阅读。
近代史人物是历史长河中的中流砥柱，他们的事迹和思想触动着每一个人的灵魂。作为普通人，当我们回顾历史，探究人物的功过得失，同时也需要从中汲取一些心得体会，来启迪我们自己的人生。在下面的五段式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对近代史人物的心得体会。
近代史人物的一生都是奋斗的历程，他们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比如孙中山，他开辟了中国革命道路，推翻了清朝封建王朝，让中国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还有毛泽东，他带领中国人民在长达20年的斗争中战胜了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他们都深深地激励着我们，让我们学会自强和追求自由民主的权利。
第二段：对特定人物的感悟。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钦佩毛泽东这位伟大的领袖。尽管我们身处现代，但世界上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公和不平等。毛泽 他的一生是奉献，他的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精神给了我们无穷的启示。
第三段：对人物的创新和机遇的思考。
历史的洪流犹如滔滔江水，一代又一代人在其中奋斗。近代史人物成功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充分利用机遇并走创新之路。比如，在发展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毛泽东及其同志们开创了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功创新。我们应该学习他们走创新之路的勇气和毅力，在机遇面前不退缩，在困难面前不气馁，不断推进自己的思想创新和实践探索。
第四段：追求卓越的道路。
近代史人物的生命中充满了挑战和选择，更充满了追求卓越的道路。他们执着于自己的愿景，对于理想果敢前行。比如，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经历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苦苦寻找，才有了其伟大的成就。他们教会我们，只有不怕困难和挫折，充满热情，对自己的观念执着追求，才能取得卓越的成就，实现人生价值。
第五段：人物的力量在于行动。
近代史人物是志存高远、才华横溢的社会名流。但他们最真正的贡献与意义，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才华和名声上，而是在于行动。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重要的，并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推动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事业中。他们的榜样力量，鼓舞和激励着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人生的精神高度和幸福感。
致力于理想，追求辉煌，人生需要不应满足于安逸的生活，而应该是一种激发个人潜能、挑战极限的过程。从近代史人物中汲取智慧，从中汲取力量，珍惜人生、去追求卓越成就是每一个人应该为之努力的目标。
［关键词］抗战时期；延安；史学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以延安为政治中心，经略陕甘宁边区及其他若干根据地。从历史的前后延续来看，延安根据地政权建设其实已启动了对新型国家机器的全面打造。这种全面性，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制度领域，还表现在极富远见的新文化建设领域。史学建设作为当时红色政权制度建设中的一环，实已具有一种新文化体制的特征。延安的史学建设，不仅顺应国内局势的需要，体现了学术研究为抗战服务、学术中国化和学术思想通俗化的趋势，并且还在观念、方法、功能和体制上，都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运作模式。
延安史学建设主要表现为在健全历史教育、运作研究机构、畅通交流渠道三个方面擘画长效机制。本文仅就其中的一个方面来探讨“延安史学成果的传播机制”。在战争形势下，必要的史料往往不可能获得。“为要预防书籍和原稿遭受敌机的轰炸，就得取出图书馆和藏书室中最有价值的书分散到各个地方。如果研究结果获有一定的成就，那要把这些著作印刷出来又会遇到不少的困难。”1尽管如此，延安史学界依然秉持着学术敏感，并以非常有限的报纸期刊作为传播载体，表达自己的理论见解和研究成果，向全国学术界发出了不同凡响的声音。
一、延安史学成果的主要渠道
延安出版的报刊杂志，不仅是红色根据地的政治喉舌，同时也是向全国其学术见解和成果的主渠道。当时，在延安新华书店，有《解放》、《中国文化》、《八路军军政杂志》、《团结》、《群众》、《国防卫生》、《通讯战士》、《前线画报》、《敌国情报》、《新文字报》等十大定期刊物。在延安主要院校图书馆陈列的报刊一般都有中共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出版的《解放日报》和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其中，历史类文章主要发表在学术刊物《中国文化》、理论刊物《解放》、《群众》上。同时，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副刊也不时地有一些刊载。
《中国文化》是抗战时期延安出版的唯一一份学术刊物。由中国文化社创刊于1940年2月，每卷六期，出至第三卷第三期，1941年8月停刊。《中国文化》作为综合性学术杂志，其文章选题的涵盖可谓面面俱到，史学论文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0％，较之文艺类和哲学类作品的数量，还看不出对历史学科有特别关注。但这只占《中国文化》全部文章总数10％的12篇历史论文之所以能成为管窥抗战时期延安史学研究的重要依据，是因为其中涵盖了唯物史观的运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最新成果等当时最为热门的几大课题。
《解放》是中共中央的理论机关杂志（1937年4月创刊至1941年7月）。设有“时事短评”、“论著”、“通讯”、“来件转载”、“文艺”等若干栏目，主要特点是代表中共中央的主张，讨论一般原则的理论问题。因此，《解放》周刊刊发历史类文章，通常都是一些有关史学理论的作品。其内容涉及史学著作、历史人物思想和史学方法论等比较宏观的层面。
《解放日报》（1941年5月至1947年3月）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主要任务是反映党的方针、任务、政策、策略，报道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国际关系等情况，特别是当时党中央和各根据地的人员活动，以及当时国内外的重大事件。日报信息的即时特点，使《解放日报》选登历史类文章的内容更为多元，形式更加灵活。依据“短、平、快”的一般办报原则，大量历史知识和著作点评都紧抓时间序列，以最快的速度新鲜出炉。尤其是当副刊的有限版面多为专家、名家抢驻之时，一些文章的重心也不再囿于发展趋势的整体鸟瞰和泛泛而谈，开始逐渐转向对个别问题的深入探讨。
抗战时期的延安，在一书难求、一书难印的情况下，其史学成果通过学术刊物、政治和时事报刊多渠道的格局，�
二、延安史学界的争鸣聚焦
见于报刊杂志的延安史学论文，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理论问题的探讨。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关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问题。
延安史家在强调历史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时，还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学术科学化的主张。对此，杨松的《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一文曾从意义、历史发展、中国化的成绩和缺点、当前具体任务和方法论等六大方面作了讨论，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2中国学术的马列主义化，就是要学会一种“把握着全人类社会、历史和思想发展的共同规律性”的科学理论与方法，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要求运用这种方法去“把握和发现中国社会、经济、历史和思想发展的特殊性”。3
与此同时，杨松还提出了一个“中国学术科学化”的概念，要求纠正在经济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以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艾思奇也撰文对“怎样用唯物论的观点来理解社会历史现象”和“怎样用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问题作了论述，重申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4
金灿然的《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则从史学史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他把整个中国史学史分为三个阶段：即封建时代的历史学、资产阶级方面支配下的历史学和唯物史观初步运用下的历史学。指出封建史学存在三大缺点：第一，他们都为封建统治者辩护。第二，注重个人，尤其是帝王的丰功伟业、言论行为，忽视广大群众的活动。第三，注重文物制度（上层建筑），忽视食货经济（下层基础）。5晚清以来，中国史学虽然出现了历史观的改变、中国通史及各种历史的编著、专题的研究与实证等具有近代意义的史学发展趋势，但其致命伤是“以精神、心、道等唯心的观点来说明中国的历史，过分估计了英雄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民本的意义”。在他看来，唯物史观的输入和运用，使中国史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面貌，它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已经经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个阶段，目前则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渡阶段”的判断，被认为是最有力、最科学的划分。6并说，今后中国史学的方向：“便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今后的历史研究者，要越过那种以社会发展史的公式随便配合上一点历史材料便算解决了中国历史问题的低级阶段，他们要从具体材料出发，在具体材料中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7
叶蠖生的《抗战以来的历史学》则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立场出发，着重对各派历史观及其党性展开分析。他认为，各派政治力量在抗战中无不注意运用历史学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其学术无不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不但抗战营垒和日寇及投降派营垒之间存在着激烈斗争，即使是抗战阵营内部，也存在着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斗争。文章猛烈抨击了日本军阀御用学者秋泽修二和国内对日妥协派种种谬误的历史理论，肯定了翦伯赞、吕振羽、吴泽、华岗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建设历史学科理论和反对各种日寇汉奸及投降方面所作的贡献，强调了未来史学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唯物史观学派渐走向主导的地位。”
他们还对历史研究应取的一般方法提出了意见。如吴玉章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中指出：“现在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主要地是研究阶级社会底产生、发展和衰落底科学；是研究阶级斗争底科学。”8他希望人们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了解人类真正的历史，深刻研究我们的历史，把历史科学作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斗争工具。
叶蠖生的《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对历史研究中的史料运用和研究程序等提出了一些看法，主张对旧有的史料严加判别而取舍，因为“第一，它们真伪相杂，错误难免；第二，无论官修私造的历史著作，皆常有一定的阶级意识；第三，旧史著作包括很广大的范围，许多部分在今天用处很小；第四，封建时代的历史著作，社会情形只能附见而已；第五，史料的深厚非常不平衡；第六，愈是接民生活的记载，愈容易为当年的历史家吐弃。”9又说：“我们研究历史，最主要的，不在于记诵故事，批评人物，而是在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求得其一定的法则。” 10
这些，都体现了延安史家试图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
（2）有关古代社会性质和分期的争论。
八年抗战期间，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成果相当丰硕。国统区和延安史家承接社会史论战的余绪，对古史分期继续有所争论。1941年的《中国文化》几乎全程载录在延安史学工作者对于上古历史阶段的辩驳。其
第一回合是范文澜与尹达之间的商榷。1940年5月，范文澜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文章赞成吴玉章关于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的主张，对郭沫若“西周奴隶社会说”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从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工具、生产部门等方面来考察“奴隶社会的基本条件，考之殷代盘庚以后，无不具备，因此我们可以判定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虽然仍有奴隶，“但主要的却是农奴”，从有关材料看，“西周文王时代，农奴已是主要的生产者”。11
同年9月，范文澜的观点遭到了其延安同事尹达的反对。考古学者出身的尹达在《关于殷商社会性制争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传世文献有关殷代历史的记载，大多出自后世文人之手，其中有不少“修饰和重编”的成份，因而不足为据。他批评范文澜“以后代史料移置于前代”，以致对殷商社会性质判断有误，高估了殷、周社会的发展程度。并认为，从考古材料看，殷代“社会组织结构基本上还是以血缘关系为其纽带之氏族社会的组织”，即处于氏族社会的崩溃阶段。12
与此同时，《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在重庆《群众》周刊转载，郭沫若并未予以直接的正面回答，而是对殷代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新的论证。他于次年起陆续发表《由诗剧说到奴隶制度》、《屈原研究》等文，明确表示：“关于殷代是奴隶社会这一层近来已得到一般公认，”13范文澜的商榷文既引发尹达与之疑义相析，又促使郭沫若正式抛弃旧说，重新认识殷代社会性质，由此可见延安史学成果、争鸣聚焦的积极影响。
继尹达文章发表之后，第二回合的争论旋即爆发。谢华和叶蠖生分别撰文提出相左意见。谢华在《略论殷代奴隶制度》中认为《尚书》、《诗经・商颂》、《史记》等记载“是殷代最宝贵的直接史料”，14片面地用甲骨文来反对古书是“一种很幼稚的办法”。根据“最可靠的纸上材料和地下材料”，谢华对殷代奴隶国家提出三个论据，进而强调“在某种程度的生产力之下，必然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工具之存在的。”15紧随其后发表《从安阳发掘成果中所见殷墟时代社会形态之研究》的叶蠖生更是紧扣地下史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指出：“研究这些史料必须注意到材料的缺陷性，即是发掘成果还很小，所发掘的遗址半在盗掘破坏之后。”16从殷墟发掘的考古史料中，完全可以找到“奴隶与奴隶主、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对外贸易、贫富之差、强迫劳动、金属制的生产工具”，“因此，我们说它不是原始公社，而是奴隶占有制。”17此后，答辩还在环环相扣得进行着。尹达在《关于殷商史料问题――兼论殷商社会性质》一文中认为，意见之所以分歧的中心环节，在于对殷代史料的看法或多或少有些出入。
在这场争论中，《中国文化》为延安史学界提供了一个相互启发、相互质疑、相互争鸣的平台，较全面地反应了该问题的研究状况和学术走向。在这场活跃的讨论中，各家的观点虽相持不下，但学术方法论上却日趋于一致，即都认识到，“如果想正确地把握社会的本质，必需依据正确的史料，必需正确地分析史料本身的可靠程度，才可能得到相当安定性的结论。”18
（3）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有关这方面的理论，主要反映在一些具体评价历史人物的论文中。如《屈原思想》、《王充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纪念孙中山特辑”和《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研究》等。
在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陈伯达、艾思奇特为《解放》撰文《孙中山先生关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和《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19对孙中山学说提出了供大家研究与讨论的新见解。陈伯达通过梳理孙中山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进程，指出“民族统一战线”对中国命运和三民主义有着决定一切的历史意义。
何思敬的《论孙中山先生底思想底研究问题》则对孙中山评价中存在的“隐恶扬善、牵强附会、前后颠倒”倾向提出了批评，要求从“民族大众的立场”和“发展的唯物论辩证法的观点”出发承认一个事实，即“孙中山在他生存期间实在亲自改变过他自己的历史。因此，在他的生活史进程有过一个划时代的改变，有过很伟大的发展。我们不能改变他的历史，也不能改变他自己改变的那段自己的历史。”20
叶蠖生撰写《抗战以来的历史学》却从唯物论的立场上，批评“中山先生民生主义中一些消极的二元的观点。”说民生史观是“某些人们为着政治作用，企图向科学的历史方法反攻”，因而“他们的成就，除去玩弄太极、诚、动静、体用、生这一套玄虚的名解去建立不可捉摸的民生史观的体系外，便是对唯物史观的武断歪曲和攻击。然而，除此外还没有谁能应用民生史观的法则去研究历史和写成历史作品。”21这种批判的激烈态度固然事出有因（主要是针对陈立夫等人把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发挥为“唯生论”的做法），但对于孙中山民生史观本身的评价则并不公平。
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更是当时延安史学界评价历史人物的代表作。该文最先连载于1944年7月25、26日的《解放日报》。同年，延安新华书店印出单行本。文中针对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1943年）中大力吹捧曾国藩的做法，斥责“曾国藩是百年来一切反动派的开山祖师，直到今天还有人继承他的汉奸刽子手衣钵，决心充当他的末代裔孙。”22表达了他对曾氏血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阶级义愤。同时也有借用历史批判蒋介石的用意。范文澜对曾国藩的这一定性批判，对建国以后史学界有关曾氏乃至晚清洋务大僚的评判都起了深远的导向作用。
此外，这些报刊杂志作为延安史学界的窗口，还做了这样几项工作：一是经常选登一些延安史家的史学作品，如范文澜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初稿）、陈伯达的《中国近代地租概说》（《近代中国农业与中国农村各阶级》草稿）等。在出版的物质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解放日报》等通过节选等方式，把延安史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及时公诸于世，对于扩大这些作品的影响，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二是以文化新闻事件或历史纪念日为背景，通过“历史知识”专栏，刊载相关评论，有针对、有时效地介绍历史知识和研究成果的概况，用快速反应机制吸引读者、凝聚人气。如1943年5月1日的《“五・一”劳动节历史》、1943年5月9日的《“五九”》、1943年9月7日的《“九七”国耻故事》、1943年4月28日的“纪念李大钊同志专刊”《李大钊同志革命史略》、1944年10月7日的《辛亥革命》和1945年11月3日的《十月革命的故事》等。这类文章紧扣历史时间表，以简明扼要的史实和晓畅生动的表述，担负起了日常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某些关键词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历史著作发行难、历史知识普及难的矛盾。三是历史作品评论。如金灿然的《“中国通史简编”是怎样写成的》、《介绍〈中国史话〉》，刘亚生的《略评几本外国人著的中国历史》和燕庐的《读了〈中国历史讲话〉的意见》、尹达的《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研究》等。这些评论不再仅限于传递信息的初识层面，而是融真实性和思想性于一体。撰文者往往以较高的理论水平和细腻的感受，解读着历史著作的核心要义。或赞成、或反对的读后评议，对延安地区所能见到的历史著作开展了有益的价值判断和学术论证。
三、在内外沟通中发展和壮大自己
传统学术相对封闭的形态因报纸期刊的出现而改变。抗战时期，延安地区虽然处在一个被封锁的境遇中，但正是以报纸期刊作为传播载体，区域内外的各类信息才如缕不绝地相互传递，而有关学术活动、学术成果也在其中占据着一定比重。
1945年2月17日《解放日报》刊发《关于〈盟利社〉和〈延安一月〉》，回答读者有关重庆出版《延安一月》的主要内容；1946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第3版《陈伯达等撰著“社会科学读本”》；1941年1月6日《新华日报》第2版《延安文化零讯》介绍延安新华书店最近发行了杨松、邓力群等合编之中国近代史参考材料上册……就都属于“短平快”的文化资讯。
而在行文中涉及某个学术成果的单篇文章也是不胜枚举。例如，刊于1942年第七卷第九期《群众》的《如何研究中国近代史》，作者张燕西就先后提及“延安《中国文化》杂志，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叶蠖生著《抗战以来的历史学》”、“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著作中，已经有了何干之编著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和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杨松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近代历史事迹的论著，［群众］周刊曾经转载过一些”……文章围绕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动态综述的手法密集介绍了延安地区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把这些学术信息相应地贯穿到自己的行文结构中。再如，1944年6月15日《新华日报》第四版《关于学习历史的问题》和1946年8月1日《中国学术》刊发的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都提及有一本中国通史连载于从九卷十期开始的《群众》上。借助两篇文章的他证、互证，便为后人了解《中国历史讲座》的作者情况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背景资料：即一部叫做“中国通史简编”，是延安的历史家范文澜、吕振羽和尹启明合写的。其中一部分已发表在重庆出版的“群众”杂志上。23
文化信息、学术成果的异地，不仅综合反映了史学研究成果和文化领域的即时动态，也使学术交流能够很快得到学界反馈，这对引导当时历史研究的学术走向有着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延安区域内外历史研究论文的异地转载主要就发生在《解放日报》、《群众》、《新华日报》等报纸刊物之间。其中，《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大型日报。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汉口，至同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迁至重庆继续出版。直至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政府强行停刊。共出版3231号，出版时间经历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迄解放战争初期。《群众》周刊1937年10月筹办于南京，同年12月创刊于汉口，1938年10月25日从武汉撤退，继续出版于重庆。是在抗战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地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的党的理论刊物。
相互间转载最为频繁的要数延安的《解放日报》和重庆的《群众》周刊。报纸看重的是文章借古说今、鼓动舆论的煽动效应，而期刊瞄准更多的还是文章所具备的学术理论水平。抗战时期的历史研究论文一般都有既政治又学术的双重属性，因此，相应出现了一些重要文章即被机关报刊发、又被理论刊物选用的普遍现象。其一是延安地区的史家文章多为《解放日报》首发后，再由其他报纸刊物转载；其二则是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文章均有延安区域外的报纸杂志首印后，再传入延安地区。这就构成了真正意义的“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交流。互动区域内外皆有源头活水，使历史研究成果在抗战时期也处在了一种良好的循环状态。走出去，可以把延安地区史学建设的成果和机制辐射到全国；引进来，可以确保延安地区始终还能与学界前沿保持密切连通，不断有新的碰撞。双向交流构筑了学术成果及时、辩论驳难的平台，这对促进中国史学的长远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抗战时期，这两大传播路向表现最为集中的个案就是有关郭沫若的研究文章之转载。以延安为考察定点，既有“引进来”的郭沫若所写《甲申三百年祭》、《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等文章，也有“走出去”的《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研究》。
《甲申三百年祭》为郭沫若研究农民战争的第一篇专门论文，用于1944年3月19日纪念明末农民战争胜利三百周年。文章“一方面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指出崇祯及其臣属应负亡国的主要责任、打破历来统治阶级的‘明朝亡于流寇’的歪曲历史的论调，推翻流俗关于‘李闯造反’等许多无知胡说。另一方面，也极严格的批评了李自成的失策，作为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重要的经验教训。”24当时，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以起于陕北的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来比附陕北根据地的革命力量，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为宣传唯物史观和驳斥各种谬论，郭沫若中断从事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转而撰写了这篇既具学术意义和又有战斗性的论文。文章发表不到一月，即被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除肯定它的历史价值外，毛泽东还向党的高级干部要求：“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25于是，党中央将其列为整风文件，在延安及各解放区�
1944年，郭沫若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在重庆的《群众》和《新华日报》发表之后，《解放日报》也作了全文转载。延安《解放日报》社要延安地区的史学工作者就此发表意见，尹达遂在1945年3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研究》一文，并于四月间被重庆的《群众》所转载。尽管，大家对中国社会发展在个别阶段的形式和顺序并未形成最后共识，但就是在这样轮回的循环交流中，唯物主义历史这一基本思想，已为史学界绝大多数人所认同和运用。所以，周恩来也对此颇为赞赏，要求尹达“继续写文章，以便使重庆和延安两地文化工作者相互配合，开展工作。”27
行文至此，延安史学成果传播机制的概貌已依稀可辨。抗战时期，无论是为了阶级革命，还是为了民族救亡，研究工作的“致用”目标始终都是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紧密结合。研究成果通过报纸期刊的传播，使延安史学的影响得以向外辐射，但当史学工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范围有限的选题上，刊发大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刻板解释，那么学术传播渠道再畅通也只徒有一个大的流量，而无法使交流双方真正实现研究成果的存量递增。所以，有人总结说：“在抗战时期，空间的分离和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工作关系，不仅影响到这个时期历史学家的历史理论观点，而且对于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学术讨论和政治争论也具有重要意义。28
在大政方针尚属试验阶段的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便在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中得到了重点扶植。虽然，制度保障确实激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抗战时期的快速发展，可当历史学介入政治事务、融于现实斗争过深后，完备的建制带来权威的导向，由体制派生而出的战时标准、战时要求导致历史视角为之一转、研究风气为之一变，意识形态的考虑渐占上风。解放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无论是处于巅峰、还是跌至谷底，也就因此都能从延安史学觅得直接或间接的渊源。
注释：
1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学术》，1946年8月1日。
2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五期，1940年7月，第9页。
3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五期，1940年7月，第15页。
4艾思奇：《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解放》第126期，1941年3月，第26～28页。
5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解放日报》，1941年11月，第4版。
6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解放日报》，1941年11月，第4版。
7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解放日报》，1941年11月，第4版。
8吴玉章：《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解放》第52期，1938年9月，第7页。
9叶蠖生：《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解放》第133期， 1941年7月，第33页。
10叶蠖生：《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解放》第133期，1941年7月，第34页。
11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三期，1940年5月，第18页。
12尹达：《关于殷商社会性制争论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一期，1940年9月，第37页。
13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8页。
14谢华：《略论殷代奴隶制度》，《中国文化》第二卷第四期，1940年12月，第13页。
15谢华：《略论殷代奴隶制度》，《中国文化》第二卷第四期，1940年12月，第19页。
16叶蠖生：《从安阳发掘成果中所见殷墟时代社会形态之研究》，《中国文化》第二卷第六期，1941年5月，第39页。
17叶蠖生：《从安阳发掘成果中所见殷墟时代社会形态之研究》，《中国文化》第二卷第六期，1941年5月，第46页。
18叶蠖生：《关于殷商史料问题――兼论殷商社会性质》，《中国文化》第三卷第一期，1941年6月，第14页
19 《纪念孙中山先生特辑》，《解放》第33期，1938年4月，第5～14页。
20何思敬：《论孙中山先生底思想底研究问题》，《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第47页。
21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中国文化》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1941年8月，第54、55页。
22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页。
23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学术》，1946年8月1日。
24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民国丛书》第四编，野草出版社1945年版，第74页。
25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8页。
26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馆1946年版，第166页。
2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学史研究会编：《尹达史学论著选集》1989年版，第423页。
用。
阅读文献资料，也有决窍。若要取得满意的效果，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1).又读中文数据，后读外文数据。
(2).先读综合性数据，后读专题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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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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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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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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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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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等。
)相比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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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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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人物传记论文（热门【优秀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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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史料考订派／唯物史观派／学术体制化／现代学术史
史料考订派与唯物史观史观派的冲突是理解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基本线索之一。[1](第3页)在20世纪上半阕，史料考订派占据史学界的正统地位，唯物史观派受到他们的轻视和排斥。然而到了20世纪后半期，唯物史观派却一跃成为史学界的主导性力量，控制史坛数十年，史料考订派则被放逐到学术界边缘地带，几乎销声匿迹。这一戏剧性的逆转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影响长达半个多世纪。当前学术界已对史料考订派从主流走向边缘这一现象进行了若干梳理，颇具启发意义，但大多尚停留在史料层面上，对历史细节关注较多，理论分析相对缺乏。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这一时期史料考订派衰落的原因、一步步被“边缘化”的过程及其当时的生存状况、学术努力，对影响学术的外部因素及学术内在属性的关系进行申论。
一
早在抗战初期，史料考订派就显露出衰落之象。卢沟桥事变后，平津一带的大学被迫南迁，其中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随着国土的丢失，南方的大学也陆续西迁。这些大学虽以坚毅之精神，维系了学术命脉，但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之中，文献资料失散甚多，人心难定，依赖于文献资料的传统学术备受打击。抗战胜利后，各大学虽陆续复校，但学术创伤短期内难以抚平。何况新的战事旋又开始，史料考订派们虽大多不问政治，但时局的影响也使他们难以重振二三十年代鼎盛时期之精神。而当时唯物史观派重在理论阐发，并不像史料考订派那样过多依赖于对文献资料的使用，中华民族抗战救亡的精神氛围更有利于这一学派发挥其宣传鼓动方面的特长，所以就学派的发展而言，唯物史观派不像史料考订派那样损失巨大，实际上还获得一定发展。40年代中后期，两个学派之间还出现了种种互动迹象。[1](第92-140页)最终，随着1949年江山易鼎，唯物史观派从异端走向正统，从边缘走向中心；[2]史料考订派则从主流走向边缘。
史料考订派的被“边缘化”首先从学术机构控制权的转移开始。其标志性事件是中国史学会的重组和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组成人员的评选。1949年前后中国史学界的最权威的学术团体都叫“中国史学会”，然而这两个“中国史学会”面貌迥异。1943年在重庆召开的中国史学会筹备会及成立大会中基本上见不到唯物史观派学人的踪影。但仅仅6年后(1949年7月)在北平宣告成立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头面人物却全是唯物史观派(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时，基本上沿用的是这个班底)，相差极其悬殊。再来比较中央研究院人文组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这两个1949年前后分别组建的国家最高人文类学术机构。1948年评议出的中央研究院人文组28人中，唯物史观派仅有郭沫若1人入席，入选凭的还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成绩。然而到了1955年6月，原来在野的唯物史观派史家如吴玉章、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尹达、胡绳、胡乔木、刘大年、邓拓等(甚至包括一些负责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的官员)一跃而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原来占主流地位的史料考订派头面人物几乎全部被扫地出门。大相径庭的两个权威学术机构组成人员名单表明，两大学派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于史料考订派这些传统学人来说，或许他们可以对史学会、科学院这些新生组织抱持淡泊心情或漠视态度，但随后于1951年开始、1952年基本告一段落的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却使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受唯物史观派管辖这一事实。1951年11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定工学院调整方案。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工作大规模展开。调整的指导思想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与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等等。其中，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确定为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等改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辅仁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等教会院校被撤销。改为工科或撤销的大学的历史系合并到综合性大学历史系中。如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合并给北京大学，齐鲁大学历史系合并给山东大学，岭南大学历史系合并给中山大学，等等。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唯物史观派学者纷纷出任学校校长或系部主任等管理职务。院校调整将原来自由流动的学人变为按月从财政上领取工资的“国家干部”，变成国家意识形态的工作人员，从体制上加强了对学人的人身控制，
史料考订派衰落的另一重要标志是学术期刊经营权的丧失。学术期刊是学术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学术期刊是学术流派的阵地、喉舌，对于近代学人、学派至关重要。50年代初期，唯物史观派在掌握学术机构控制权的同时，创办了种种新的学术期刊。《历史教学》、《新史学通讯》、《文史哲》等学术刊物相继问世。与唯物史观派学术刊物的茁壮成长相映照，传统学派的刊物是一幅日薄西山的败落景象。在1949年前的中国学术界，古史辨派、食货派、战国策派等，都拥有自己的主打刊物，甚至连这些学派的得名都源于他们的刊物；而唯物史观派缺乏自己的学术阵地，他们的文章大多只能发表在当时二三流的杂志上。现在却乾坤倒转。虽然唯物史观派经营的新刊物与史料考订派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在他们影响下、甚至直接参与下创办的，但传统学人已经无法再继续出版自己独立的刊物，则是事实。1952年9月，顾颉刚一度想将当年在史学界颇有影响的《禹贡》复刊，屡遭挫折。1955年2月6日，顾颉刚以一句“禹贡学会从此终了矣”为自己殚精竭虑半生的禹贡学会画上了句号，《禹贡》复刊事也随之作罢。[3](第240页)可以断定，古史辨派的衰落与失去《禹贡》等学术阵地的支撑有很大关联。原来在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国学季刊》、《燕京学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其他专业杂志，也都在新政权成立后或停办、或迁移。(其中，创刊于1923年的《国学季刊》在1952年12月停刊；创刊于1927年6月的《燕京学报》在1951年6月停刊；创刊于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底随历史语言所迁至台湾出版)传统学术期刊在中国大陆的迅速销声匿迹，对于传统学人来说无疑是个重创。整个传统学派的衰微与他们不再掌握学术期刊、很难发表原来治学路径下的成果有很大关系。
天翻地覆的政局鼎革本身已给史料考订派等传统学人�
在全国范围内加快建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并确立其权威地位，为新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提供有力的理论论证与精神支持，是新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这需要灌输新意识形态和铲除旧意识形态双管齐下。首先是大规模地理论灌输。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运动，除了为知识分子以及各种干部举办大量训练班、革命大学外，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也相应地开设了政治理论课，进行理论灌输。绝大多数传统学人参与了这场大规模的学习。这场运动使传统学人初步了解了唯物史观，丰富了观察问题的视角，推动了学术课题的转变和学术话语的转换，表述新观念的意识形态词汇也随之一步步渗透进学术领域，唯物史观迅速由原来的民间话语成为史学研究的垄断性话语。
从1949年底至1951年底，在权力中枢的直接倡导下，包括众多史料考订派学者在内的数十万高校师生、科研人员在学习马列的同时参加了规模浩大的运动。这一运动使他们中的大多数第一次走进了贫穷落后的乡村，活生生的现实给他们以思想上的震动。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去安徽五河、灵璧二县参加，经历了从未经受过的艰苦生活，淮北农村和农民极端的贫穷落后超出了他的想像。[4](第100、101页)在四川眉山县参加的北大历史系教授周一良在题为《我在工作中照了镜子》的体会文章中，从政治上的动摇性和对革命由恐惧到安心的心理变化等方面进行了自我剖析。清华大学教授雷海宗感慨：“读书太多，尤其是久与实际生活脱节的读书太多，是使一个人的知识愈来愈无实用价值也就无理论价值的一种求知方式。”[5](第46、57页)这一期间，为了配合朝鲜战争，国内还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对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进行了清理。清理的重点区域是学术界，因为这里有美国留学背景或与美国存在这样那样关系的人最多，也给传统学人心理以冲击。
包括史料考订派在内的传统学人真正经历的“炼狱”是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从1951年秋开始、到1952年秋告一段落，主要就是针对传统学人而来。思想改造的主要内容，一是交待自己的经历，尤其是“历史问题”；二是对自己的学术思想进行批判并深挖根源。具体过程是先进行自我批判，再由小组成员互批，如不能通过则反复进行，直到个人的自我批判最终获得通过。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每个人都必须进行自我批判并深挖产生的根源，才能过关。学人们给自己冠上了自高自大、成名成家、个人英雄主义、宗派主义、亲美恐美、同旧政权的关系等等众多帽子，对自己的思想、家庭、师承、经历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鞭挞。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是学术界重点清算的对象。胡适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术界举足轻重，影响广泛。思想改造运动形成了1949年后批判胡适的第一次高潮，首当其冲的便是受胡适影响很大的史料考订派。在浩大的舆论攻势下，胡适的弟子们纷纷与他划清界限。顾颉刚曾是胡适的得意门生，顾颉刚在1950年写的自传中还表示了对胡适的感念之情。[6](第67页)但到了1951年，顾颉刚就只能表态说：“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3](第246-247页)他本人的弟子们则反省了与他及其领导的“古史辨派”的关系。1952年《文史哲》3月号发表童书业《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杨向奎《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对顾颉刚进行批判。虽然童书业等人及时地转变了立场，但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童书业的反思仍然9次都未通过，经过组织“做工作”只好继续挖掘“根源”。[7](第187页)哲学史家冯友兰多次表达了积极向新政权靠拢的愿望，多次检讨交代，知情人都觉得彻底了，但主持人还是不让过关。[8](第206页)思想改造运动形成了从文化讨论、学术讨论转向政治批判的模式，此后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梁漱溟直至“”等一系列批判运动的方式方法都是基本相同的，只是批判的对象、批判的程度不同而已。
20世纪50年代，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逐渐成为弥漫社会的整个的精神气候、舆论氛围。史料考订派等传统学人在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中经历了一番番的荡涤，原有的那种追求学术独立性、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统遭到一场又一场秋风扫落叶式的冲击，导致了他们人格和学统的双重失落。
二
在革命运动的“冶炼”和“洗礼”下，大多传统史家采取
陈垣是传统学人顺应潮流并获得新政权赏识的典型。1949年5月11日，时为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给老友胡适的公开信。陈垣在信中第一次以赞同的口吻提到了历史唯物论，并驳斥了胡适的言论。1951年陈垣还以70多岁的高龄到四川参加。1952年12月，陈垣在致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信中劝他“法高邮”不如“法韶山”，不要再效法乾嘉学者王念孙等人，泥古不化，而应学习思想，投身新社会。[9](第623-624页)陈垣的积极态度得到了回报。在一次国宴上，称陈垣是“国宝”[9](第598页)。1959年，将届80岁高龄的陈垣还被吸纳为中共党员。陈垣成为传统学人改造的模范。
传统学人不仅在政治立场上努力转换角色，而且也在积极改变自己学术路数。《文史哲》创刊号上发表了杨向奎的《学习<实践论>——一个历史工作者的体会》和童书业的《论对偶婚》。杨和童本来都是传统阵营“古史辨派”的中坚力量。现在由他们为主要班底组建的《文史哲》同时推出学习著作和社会发展史的文章，明确表达了他们向唯物史观派积极靠拢的态度。童书业还迅速成为马克思主义系列课程的骨干教师。他的学生回忆说：“解放后首先遇到的是开新课的问题。马列主义名著选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史等都是当时教师们不熟悉的，世界古代史里要讲古代东方史也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没有人教，丕绳(童书业字——引者注)教授一一把它承担起来。”[10](第334-335页)据说讲课的效果还很好，颇得学生欢迎。“在科研上，丕绳教授在解放前‘去伪存真’的考证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开始从缜密的考证中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用历史唯物主义给予合理的解释。”[10](第335页)在这个基础上，童书业、杨向奎等人率先掀起或积极参与了一系列大讨论。例如，1949年后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就是由童书业发表在《文史哲》1951年第4期上的《论“亚细亚生产方法”》引爆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本是唯物史观派内部争论的一个课题，史料考订派原来对这种问题躲得远远的，现在却由这些传统学人率先揭开了新的讨论。后来，在包括著名的史学“五朵金花”在内的一系列大讨论中，史料考订派等传统学人也大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积极主动为构建新意识形态起到了重要作用。
应当说，积极向新社会靠拢的传统学人绝大多数是真诚的。他们对“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感到由衷的喜悦，对马列主义事实上的胜利感到钦佩，有主动了解、学习马列主义的愿望，马列主义确实也带来了他们原来闻所未闻的新思维、新观点，给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带来很多启发。几位原来出身于史料考订派阵营的学人在若干年后的自传中也陈述了50年代初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的艰难与收获。张维华说自己“初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时，真是如读天书一般，……以后学习多了，明白的也多了，逐渐体会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确实是个广阔的途径，能使历史研究的面貌为之一新”；[11](第238页)傅振伦说：“解放以来，我所写的东西较之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论著，觉得在质量上大不相同”;[12](第466页)等等。这表明，经过一段时间的熔铸，唯物史观已� 这些传统学人经受过扎实的学术训练，学养精湛，又接受了新意识形态的洗礼，一时间创作欲望相当强烈。他们的积极参与为五六十年代一系列大规模的学术讨论提供了较为扎实的学术基础。那一时期在学术界能掀起那么多的、在当时看具有相当深度的讨论，与这些传统学人的素养密不可分。
尽管传统史家积极向唯物史观派靠拢，也试图涉足唯物史观派一贯关注的领域，但是由于模仿的过于急切，反倒使他们表现得有些东施效颦。郑鹤声是一名传统学人，他在1951年《文史哲》第1卷第2期上发表的题为《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文章中表示：“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结合我国近代史上的问题。”他发表在《文史哲》创刊号上的《天王洪秀全状貌考》是一篇以农民起义领袖为研究对象的文章，选题固然符合唯物史观派的口味，但由于思维的惯性，文章使用的研究方法还是传统的考据方式，结果“洪秀全有几根胡子”反倒成了学术界流传甚广甚久的一个笑柄，受尽了奚落。为了体现立场转变，许多传统学者还采取历史类比的办法来配合政治任务，用时髦的词汇解读历史，不料过犹不及，也遭到唯物史观派的批评。例如，传统学人张政娘在《历史教学》创刊号上发表文章称颂汉代的铁官徒暴动是“无产阶级造反”，试图表明自己向“无产阶级”靠拢的立场，却成了翦伯赞抨击的非历史主义的典型例证之一。[13](第5-6页)1951年1月，罗尔纲在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中有一段论李秀成用伪降计动机的话，说李秀成与曾国藩“一个是革命的英雄，一个是反革命的英雄”。不料被当时他所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见了，认为罗尔纲称曾国藩为“反革命的英雄”，是反人民、反革命，弄得罗尔纲一度陷入窘境。[14](第55-56页)卖力却未必讨到嘉许，史料考订派学者落入了颇为尴尬的境地。
当然，传统学人们在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中噤若寒蝉的普遍景象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固有倾向。在唯物史观成为学术界主流话语的同时，部分传统学人仍在守护自己的学术路数，以各种形式继续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
坚守传统学术路数的代表人物首推陈寅恪。他在学术界被改造的大潮流中未改初衷，在几乎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专注于史学研究。“至之难起，他至少完成了十几篇文章，两本专著，以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盲目衰翁有此成绩，殊可惊叹。”[15](第166页)其中从1949年至1952年三年间，陈寅恪“先后完成及分别刊行的论文超过十万字”。[16](第148-157页)另一位著名的古史专家余嘉锡在退居于家、心情抑郁、生活状态颇差之际，仍然“奋力继续撰写《四库提要辨证》，几乎是以生命相搏，夙兴夜寐，不顾劳瘁”。[17](第667-668页)
即便是大多数学人迫于外压不得不对自己原来治学路数进行反复检讨，但他们在骨子里的固有倾向却“本性难移”。1951年，顾颉刚在诚明文学院授“《尚书》研究”课之际以半年之力翻译了《尚书》中的最难读的周诰8篇。从1954年开始，顾颉刚先后主持了《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古籍的点校工作。尽管无法继续在“古史辨”的旗帜下工作，但顾还是尽力从事古籍的译注和点校，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3](第254-256页)其弟子童书业、杨向奎在批完古史辨派后又向乃师约稿。顾颉刚虽对他们批判自己心有不快，但也表示理解：“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是可以原谅者也。”[3](第247-248页)一语道破了童杨二人的心曲。
尤可注意者，史料派学者除了默然坚守阵地外，还在参加唯物史观派组织的史料整理、古籍校订工作的合法旗号下焕发着工作热情。在大型资料丛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传统学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聂崇岐主持相关资料的编辑工作，资料编辑室总共才五六人，主要是原在燕大工作过的学人，“他们平均每年编辑并翻译出版上百万字的资料，成为近代史所人数最少成绩最大的编辑室”。[18](第1004页)齐思和与林树惠、寿纪瑜等合作从事鸦片战争时期大量史料的编辑工作，工作任务辛苦，但“全书工作进展迅速”[19](第1258页)，成绩很大。由之，尽管《丛刊》是由唯物史观派牵头编辑的，然而它只提供资料，不作分析论断的编辑方针和编选者相当开阔的学术视野表明，这套丛刊虽然从选题上打有强烈的唯物史观派烙印，但其编辑风格却基本上沿袭了史料考订派的治学路数。有论者指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一大型资料书的出版，可以说，既承当年《食货》的传统，又与史语所工作旨趣不悖。而规模之大，考订之精审，则为他们所不敢想望。”[20](第31页)在丛书编辑过程中，史料考订派与唯物史观派密切了关� 后来在吴晗主持下，两大学派还戮力合作进行了校点《资治通鉴》和改绘清人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工作。他们合编的许多史料丛书至今仍为研究者案头必备。
三
从学术史发展的角度看，史料考订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衰落，与其内在缺陷密切相关。20世纪初，中国古典史学终结，新史学思潮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生成并取得重大成绩，但是内中的缺失又限制了研究的深化。这种缺失主要表现在：研究领域中理论的缺位，史学研究中现实感的缺乏和史学理论的局限。史料考订派重视对具体史实的考订，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过于重视微观层面的研究就难免会忽视对历史的全局式把握和理解，忽视对史学意义的追求和对历史规律的探讨，特别是对历史总过程难以做出明确的阐释，因此必须使它来一个大的更新，才能使中国史学有一个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唯物史观派应运而生乃是势所必然。唯物史观派带来一种崭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它在理论创新、视角转换、领域拓宽等方面都给中国史学带来新的活力和新的气象。因此，唯物史观派的崛起、史料考订派的被“边缘化”，实际上有其合理的内在逻辑。
尽管史料考订派衰落有其内在因素，但不可否认，这种衰落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外部因素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期及其后对“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对旧学术观点和传统学人进行的地毯式批判，再加上通过院校调整从体制上对知识分子予以凝固、控制，逐渐形成了以高度集中和行政命 学术的体制化对20世纪后半期的学术影响至为深远。学人 学术的根本追求和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自然有其交集，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二者会达成一致、互相契合；然而意识形态又经常受现实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策略的灵活性、形式上的多变性，往往难以做到“客观求真”。这样，体制工作人员的职责与学人、学术本质上的独立思考意识就会发生抵触。一旦抵触，处于弱势状态的学术独立思考意识就往往不得不在政治立场或利益比较上被牺牲掉。在学人被体制化的同时，人文学科也被体制化，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部门。作为学术，人文学科的使命是解决人们对理想、对真理、对事实是非界定的追问，需要通过不断的自我证伪来开拓新的领域和提出新的问题；但作为意识形态，它必须服从整个体制的制约，这就与学术的求真属性构成一对矛盾。学术的体制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人思考能力和言语表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权力中枢针对隶属于“资产阶级学术”范畴之内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长期以来在史学研究领域中流行的反动思潮、错误观点”及研究方法所发动的暴风骤雨式的批判，更令学人噤如寒蝉，传统的学术话语被无情地解构，固有的学术信念最终灰飞烟灭，赖以自我确认的那些精神坐标迅速失去意义。一言以蔽之，剧烈的政治变革与学术的体制化、意识形态化使传统学人的生存重心和理想信念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这表明，学术是现实的学术，它无法脱离于现实环境，“真空”里的学术是不存在的。在现实利害直接或间接影响学术的时候，相对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要素，处于弱者地位的学术不得不在利害问进行权衡。在政治是社会主导性因素的社会里，政治气候的变更对学术气候的影响尤为巨大。在这种学术与现实环境的紧张之中，学者常常会在求真与情感，理性与价值的冲突之中被撕裂被扭曲。学术往往不得不在服从现实的要求中寻求生存。
虽然健康的学术研究需要寄希望于外部环境的改善，但史料考订派在意识形态语境中对学术的坚守同样表明，学术也有自身发展的逻辑，也不是完全由外部因素决定，学人并不是自己就完全无所作为。毋庸置疑，学人应将自己的治学之本定位在“求真”的纯学术境界，虽然这种境界实现的程度只能是无限趋近，而不是一定能达到。这种学术追求、学术定位有助于学人在外部强力因素影响学术时寻找自己的精神坐标，确定自己的位置。如陈寅恪、顾颉刚、余嘉锡等学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意识形态语境下，仍坚守自己的学术信念与学术路数，成为“学术就是学术”、学人保持独立性的典范。这为20世纪90年代学术向自身的回归保留了火种。到40年后的90年代，当一场文化热过去以后，当知识分子们发现除了留下一大堆崭新的理念之外，学术的积淀至为匮乏时，才开始重视学统自身的独立性，才开始注意承接前人留下的学术传统，才开始为自己的学术和知识传统做原始积累工作。这样，被割断的学术血脉逐渐得到修复。90年代蔚为热点的“陈寅恪热”、“顾颉刚热”正是后人对他们学术品格的最好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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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年仅19岁的湖南伢子朱镕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就读于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在当时报考清华大学的众多湖南籍学生中，他的考分最高，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一进校就拿到了奖学金。
因为喜爱文科，英语又好，朱镕基刚进清华时“老想着转系”，不过没转成，这也促使他下决心在工科埋头钻研起来。朱镕基的同窗好友、着名法学家郭道晖回忆说，朱镕基学习很用功。当时，电机系的功课在全校是最难的，他却应付自如，是班上的“业务尖子”之一，当过“课代表”。他待人诚挚，在同学中很有威信。朱镕基非常热爱文学。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还常开玩笑说，自己做官是“误入歧途”。
在清华园里，朱镕基结识了一群大师级的教授，每次回想起当年的情景，都感觉值得回味。“朱(自清)先生为人廉洁、谦虚。他讲话的样子，音容宛然。”“我们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他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学习之余，朱镕基痴迷唱戏，曾在清华京剧队当过票友。
1948年4月，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内战，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北平各校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四月学运”风暴，清华等校的师生员工举行了连续半个月的罢课。为保护校园安全，清华的学生们成立了“护校纠察队”，朱镕基是队员之一，和同学们一起夜间轮流值班，拿着棍棒守护校园。
1948年秋，清华大学的十来位湖南籍同学自愿组成了一个“过共产主义生活”的小集体——“明斋117室生活小组”。朱镕基积极参与，并很快成为组织的骨干之一。小组生活的内容是组织读书会，学习从解放区传来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办了一份油印报《晓露》，还油印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等书，供全校同学学习，在读者中声名大噪。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据当时的电机系党支部书记李叔平回忆，朱镕基是支部里第一个自愿报名参军的人。他作为班长，代表本班同学在全校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后来，党组织考虑到工作需要，没有批准他参军，并于1951年1月推荐朱镕基担任学生会主席。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期间，朱镕基不但要指挥、开动庞大的“学生会机器”，还要随时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发表演讲，动员和组织同学积极参加活动。他组织全校同学参加“五一”大游行，声援浴血奋战的志愿军将士；动员同学踊跃参加捐献运动；还同清华大学的校委会与青年团联合制定了《全校爱国公约》等。后来，朱镕基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时，有人夸他组织能力强、口才好，他说：“这是在清华当学生会主席时锻炼出来的。”
1951年，朱镕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一直十分珍惜在清华的同窗情谊，他所在的51届电机系，确实也是英才辈出，光院士就有4位。朱镕基曾在多个场合提到这个集体的优秀，并深深为之自豪。
内容摘要：中国的近代史中有这样的一个女人，她不像武则天那样直接当权，也不像吕后那样干涉朝政，她用了一个新的词，叫“垂帘听政”。她曾经是咸丰的妃子，从咸丰末年得势开始，历经三朝皇帝，倘若计上她临死时钦点的宣统帝溥仪总共是四代人，她——就是慈禧。对于她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慈禧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时她对爱心觉罗氏的江山其实“孝心可鉴”。自1861年当政，到1908年驾崩，慈禧太后控制中国实际政治近五十年之久，其间处理应对了很多大事：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善后、平定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新政改革，等等。在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里，她是中国的实际掌舵人，她的功与过是与非，都有太多的总结价值。
关键词：慈禧改革派政治家知人善用铺张浪费。
正文：
他曾是咸丰的妃子，鼓励过咸丰进行鸦片战争，她相信中国地大物博，是天朝大国。因此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她不断进行战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反对新的技术和观念，即使一次次失败也还是坚持。慈禧当权时期，清廷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主权面临来自内部及外国的种种威胁，她从捍卫清帝国权威及其本身权力的立场出发，所作之举很少成功。自鸦片战争以来，来自欧美列强的挑战，以及镇压太平天国等民间反抗势力，慈禧皇太后重用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重臣，在地方上开办洋务运动，是中国发展近代化工业的开始。在洋务自强运动成果的支持下，清廷得以暂时镇压内部反叛势力，在帝国体制下维系中国相对稳定的局面，并且建设近代化陆海军军备，造就“同治中兴”的气象。
纵观慈禧的一生，上苍压根就没把她当做女人看待，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一系列多如牛毛的战乱纷争变革贯穿始终。慈禧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格局，治理国家的难度要远超历代的帝王。按这一点来说，武则天也好吕后也罢又或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都是无法与之比拟的。故我认为，我们应从理性的基础上客观评价慈禧。
毫无疑问，她可以称得上是晚清时期最重要的一名政治家。她对于中国发展在某种角度上来说是起促进作用的。
首先，慈禧还是知人善任的，且不说曾国藩，象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都是为慈禧所重用的，客观的说，慈禧还是勤政有为的。从她垂帘听政，就能看得出她的能力可见一斑，切她当权以后，很快扑灭了太平天国，及时调整了统治政策，在她统治的四十八年时间里，除了革命党，维新派，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果她真是桀纣之辈，怎么可能稳坐四十八年的江山。
其次，慈禧晚期也是改革派。不错，慈禧确实镇压过百日维新，那是因为她长期隐居深宫，对真正的国内形势并不了解，事实上，如果没有慈禧的默许和支持，光绪皇帝的新政一个月都维持不了，在维新变法的初期，是得到了慈禧的赞同的，当然后来在周围守旧派的挑唆下，慈禧镇压了维新派。两年后，当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慈禧被迫西逃的过程中，她终于看到了真正的社会实际情况，她怒斥大臣们说：国家坏到这种地步，你们怎么忍心骗我母子。回京以后，慈禧立即着手改革，其力度实际上远远超过光绪的维新。延续了上千年的六部制度被新式制度所取代，户部改制成为大清银行，这是中国新式银行的发端，毅然排除守旧派的阻拦，大兴铁路和开矿，著名的中国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就是得到慈禧的支持得以开工的，废除了科举制度和各种酷刑，开始准备实施君主立宪，派大臣出国考察外国制度等等，只是她死了早了一些，所以没有彻底完成。
再次，对于政务掌握相当严格，即使在病中亦然。在她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勉力维系并且牢牢掌控着中央集权帝国的局面，中国因得免于陷入割据乱局。此外慈禧太后家人除袭“承恩公”一虚爵外，并无家人能干涉朝政。相对当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歪风，慈禧于这方面尚算公私分明。
最后，她能体验民间疾苦，她是从民间选入宫中的秀女，对民间生活有直接的了解，这种出身使她不同于自嘉庆之后历代出身深宫的皇帝，这对她的政治决策作用很大。
当然，她也有不足之处。第一，个人的人格方面，从宫廷斗争中夺得政权。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后，甫成为皇太后的叶赫纳拉氏，联合恭亲王奕等皇室近支，发动政变从以皇室远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为首，实际以能臣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八大臣集团手中夺得政权，并将其中三位（载垣、端华、肃顺）处死。后为建立及维系其独裁权力，慈禧皇太后对于政敌之整肃绝少留情，即使对亲生儿子同治皇帝，以及继位皇帝光绪皇帝操纵及管制，亦极为高压严竣。
第二，慈禧皇太后的选择，一直是以妇人之短见议和与接受耻辱，这在体现其政治之干练的同时，也多次恶化了近代中国的前途。1885年在对法战争中赢得镇南关大捷，并成功阻止法军登陆台湾的优势局面下，却以主动求和、签订令清帝国丧失安南宗主权的中法天津条约来结束战争。此外，令中国丧失重大利权的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辛丑条约等之缔结，肇因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战败，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失败。慈禧皇太后的执政及决策，于此二事件之发生，均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慈禧皇太后虽然政治上非常干练，但其最高目的仍然是维系满清的对中国的统治。
第三，慈禧个人于早年当政之初尚知节俭与励精图治，但后来即日渐奢靡。。
“同治中兴”的太平表象下，慈禧皇太后的铺张浪费，花费巨资重修和扩建圆明园（后为恭亲王等大臣所阻）、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用以庆祝自己的六秩大寿，给包含海军军费在内的国家财政带来无建设性的负担。甚至在战败签约、割地赔款之后，1895年又大兴土木，重新修建自己的陵墓，整个工程长达13年之久，直到她死前才完工；重修的慈禧陵虽成为清代最豪华独特的皇家陵寝，然而耗资巨大，放在清季国事日非的历史脉络下，无形中使晚清已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更加恶化，民生凋敝，更突显出慈禧皇太后重视个人虚荣以及清廷威仪，甚于国家兴衰的贵族心态。且对于皇帝及大臣等对其进行讨好之作为，慈禧并不加以劝止却反而多有纵容。
第四，慈禧皇太后对于李鸿章等汉臣的重用，以及对于洋务运动的接受，均乃出于维系清廷统治的现实需要，而非出于真心支持。因其本身的保守心态及揽权私欲，慈禧皇太后表面上虽让光绪皇帝于1894年起亲政，并容许皇帝及一班主张维新的臣僚在1898年实施变法，实际上对于政局的掌控及干涉却从未放松。终于，帝后两党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一场帝党方面仓皇筹划的流产政变中爆发；皇太后大权在握，在守旧派亲贵朝臣以及近畿军权的支持下，顺势从皇帝手中收回政权，实际上等于后党政变成功。于是，史称百日维新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实验，尚未及实施，即嘎然中止；嗣后朝政愈趋保守，对于当时中国的近代化革新造成强大的阻力。
总之，既然历史已经过去，我们就应该正视历史。古人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因此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得到教训，同样的道路不要再走一遍。一个人的好与坏，不能单从一个方面去考虑，慈禧既是我们的政治家，但同时亦是导致国家闭关锁国，落后挨打的罪人。
余英时（1930―），安徽省潜山县人，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荣获唐奖首届汉学奖[1]。余英时虽多年求学、执教于海外，然其学术旨趣仍深植于故国文史之中，其学术论著带有浓厚的中国情怀。作为当代史学巨擘，余英时治学不求杂而无统的“博雅”，也不由“专”而“通”，而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期望为中国文化传承贡献一己之力。随着余英时学术著述的引进出版，学界对其政治制度史、学术思想史、中外关系史、新儒学思想、红学探佚学、知识分子观、学术人物论、历史哲学观立论甚多；而关于其文化层域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现有研究成果仅有侯宏堂[1]的《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思想述略》、李梦云[2]的《余英时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思想述略》、王新强[3]的《论余英时文化史观的三维向度》，故仍有深挖探析之必要。鉴于此，本文拟对余英时关于文化方面的言说详加评析，以展现这位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化情结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思考。
一、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何谓文化？其内涵如何界定？它又有什么特征？这些是探究余英时文化观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经过多年的深度运思，余英时对文化的内涵、特征，以及文化与文明之关系进行了独具慧识的理论思考。
1.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一个含意极其广泛的概念， 比如，英国文化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5]；现代新儒家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包括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4]；《现代汉语词典》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7]。诸种观点可谓歧义纷呈，难以定论。而余英时在文化内涵的界定上显得特别清醒和理性，体现出一位史学大家的特有气质。文化是什么？余先生坦言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故其不企望给文化下一个让人普遍接受的定义，而是于现有释义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理解。他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精神生活方面的事，如思想、学术、宗教、艺术之类，而关键尤其在‘方式’两个字上。”[8]493他进而指出，文化的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包括人类活动的一切成果；后者则专指社会的精神层面，包括学术思想、艺术成就等。按照这种理解，余先生认为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五四’文化精神”“文化工作”“文化运动”便是狭义文化，而“文化接触”“中西文化”“文化融合”则是广义文化。在此基础之上，余英时继而强调，文化内涵的广义、狭义之分并非中文的独有现象，英文世界同样如此，可见文化的内涵具有歧义性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只有多加留心，才能够分辨其内涵之广义与狭义。
2.文化的基本特征
由于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对其特征的界定同样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以至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余英时秉持着理性的治学态度，先从国内外学者关于文化的诸种定义入手，由此条分缕析出文化的基本特征。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认为，“文化是各种风俗习惯的一个复杂体，它具有维护它自己的倾向”[9]；英国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显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包括工具和消费品、各种社会群体的制度宪纲、人们的观念和技艺、信仰和习俗”[10]；国学大师钱穆则强调，“文化指的是人类生活之总体，而人类生活则是多方面各类部门之配合”[11]。在余英时看来，上述文化定义中的“复杂体”“有机整体”“人类生活之总体”等表述无疑表明文化具有整体性的特征。关于文化的特征，学界已有多种说法，余英时何以唯独偏爱“整体性”？深究其因， 余英时进而指出：“由于文化是整体性的，所以一种文化接受另一种文化时便不能不采取使外来的文化因素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途径，如果撇开自己的文化传统不顾，一味地两眼向外面祈求，则结果一定是失败的。”[12]144循着这种思路，我们可以解释佛教何以能够在中国存活乃至绵延不绝，�
3.文化与文明之异
细致研读余英时的论著可以发现，他对文化的解读是与其对“文明”的解读联系在一起的。在《文明论衡》系列文章中，余英时不仅花费大量篇幅谈论“文明”“野蛮”“传统”与“自觉”，还对“文明”与“文化”之差异作了细致入微的学理辨析。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余英时以研治中国文史著称，何以对“文明”如此青睐？答案恰恰源于他对中西方历史学的深刻领悟。据其陈述，西方史学家如汤因比笔下的“文明”比“文化”的意义广博，而中文语境中“文明”也远较“文化”的内涵丰富。基于这种认识，余英时对文化与文明之异作了较为精细的分析。在他看来，“文化”在古代中国具有鲜明的居高临下的意味，如《说苑・指武》所谓“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即含有挟文以凌人之意，南朝文学家王融所谓“敷文化以柔远”亦含有侵略弱势民族的口吻；而“文明”之“明”具有光明、朗明、高明之意，颇能衬托出一种至上的人生境界。从词源学角度来看，“化”字单独地只能表示某种性质或状态，作为后缀，必须借助词根方有意义，其词义的褒贬完全依其词根而定；而“明”字与后儒所谓“虚灵明觉”之“明”相通，《大学》首章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故含有“自觉”之义。依其之见，“自觉”又恰恰承载着文、明两重精神的含义。需要说明的是，余英时一再申明其抑扬“文化”与“文明”完全出于个人的偏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从字里行间仍可感知他在两者差异论定上的态度相当严谨慎重。
二、文化危机的深度剖析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和强势文化，使近代中国国势陵夷、文化传统难以赓续，引起国人普遍的行为失范和心理焦虑，中国陷入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双重危机之中。如何消解民族、文化危机进而建构现代国家，成为近代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深切忧思的时代课题。作为极具忧患意识的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对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文化危机作了颇为细致的学理探讨，对文化危机产生的背景、形成的原因及其深层次的心理因素进行了深刻剖析。
1.文化危机产生的背景
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危机，西方史学界长期盛行着“冲击―回应”说和“挑战―应战”说，认为西方经济文化的强势入侵导致了近代中国民族与文化危机的产生。此论乍看起来确有充分理据，毕竟西方列强的侵略导致近代中国震荡与激变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它带有浓厚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况且尚不足以完整而深刻地说明中国何以采用这样或那样方式“回应”西方的冲击。对于欧美史学界的理论假设，余英时表示不能完全接受，因为这个假设最多只能适用于军事及外交领域，却不能充分解释社会、思想方面的变动。缘于这种认识，他抛开近代中国文化危机的“外铄说”，着力探寻其产生的内在理路，即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才是文化危机产生的主要推手。在他看来，百余年以来的文化危机实则与民族认同密切相关。“一个世纪以来，文化危机和文化认同在中国相伴而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互相激荡。”[13]44在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上，无论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全盘西化论者抑或民主革命领袖，无不以西方为认同模板：胡适的“西化”以美国为范本；国粹派认为现代西方的价值观念（中国）“古已有之”；孙中山早年主张“迎头赶上”西方，晚年则转向“以俄为师”（孙中山认为1917年后的俄国代表了新西方）。对于寻求中国现代认同的人而言，“西方”似乎永远是中国文化认同的核心内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直接决定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研判和论定所持的立场。基于这种情形，余英时痛心直言：“民族主义在中国已成为彻底否定自己文化传统的力量了”，“比较有影响力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不承认自己的文化传统还能在民族的认同中发挥什么积极的作用”[13]47。言下之意，余英时认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路径选择，恰恰导致了民族文化危机的产生。
2.文化危机形成的原因
民族文化危机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多数文化学家认为它是后发现代国家在社会转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或结果。在社会转型中，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系统受到现代力量的侵蚀而逐步解体，而新的文化价值系统又未能及时取得与传统文化同样的地位，文化危机由此泛起并绵延。然在余英时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危机却远甚于其他国家，他心怀忧惧地说：“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文化危机随着时序的迁流而不断加深，一直到今天还看不到脱出危机的迹象。”[13]32究其原因，余英时分理出两大诱因：一是仰慕西方文化。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浸染下，晚清以来稍明国际形势者无不主张仿效西方，他们“一心一意以‘西方’为范式，并借助西方的‘新思想’‘新方法’来重建中国”[13]48，中国传统文化非但无法获得应有的位置，反而被视为现代化的阻碍。二是反传统。仰慕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对传统文化的长期忽视，以至于20世纪以来中国历经两次大规模的反传统浪潮。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以及1949年后极左思潮的泛滥，遂使传统文化失去生存的政治社会环境，许多传统道德，诸如仁义、慈孝、中庸、和谐、容忍等，不是遭到唾弃就是受到歪曲。旧的价值系统已残缺不全，新的价值系统尚未形成，于是出现了极其可怕的思想文化“真空”状态。鉴于此，余英时沉痛地说：“我们的文化遗产在现代反传统和慕西化的双重打击之下，已没有多少剩下来了。礼乐教化早已被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鄙弃不必去说，即使琴、棋、书、画这一类艺术修养也被看作‘旧式士大夫’的清闲活动而被嗤之以鼻。以戏剧而论，不但典雅的昆曲早已没落到难以挽救的地步，即使流行了一两百年而且是‘雅俗共赏’的京剧，现在也已少有问津者了。”[13]251
3.导致文化危机的心理因素
论及导致近代中国文化危机的心理因素，� 余英时认为，这种说法固然没有什么破绽，但只能简单地说明近代以来国人长期以西学为范本，却无法诠释中国现代转型背后的深层次的迂回和曲折，而社会学中“羡憎交织”理论则可弥补人们对文化危机认识的不足。他说：“‘羡憎交织’的心理状态起于企羡和憎恶的情绪受到压制，而又不可能得到满足。”[13]51这种心理状态的形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民族（或国家）自认对于它所企羡的对象基本上是平等的；二是在现实上它同对方处于不平等的状态，以至于这一理论上的平等几乎没有可能实现。在他看来，“羡憎交织”心理因主观和客观条件相异虽有不同的表现，但它的存在和影响则相当普遍，如法国之于英国、德国之于英法、俄国之于西欧诸国。通过对法国、德国、俄国历史进程的比照，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近代中国完全具备“羡憎交织”生成的情境：其一，中国的文明足以与西方比肩，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其二，中国在19世纪与西方强弱悬殊，处于绝对不平等的地位。这种情境给中国知识分子滋生“羡憎交织”的心理提供了温床，倘若遇到客观形势发生变化，它就会以种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国粹派在正面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侧面对西方文化流露出一种仰慕的意味；西化派在正面宣扬西方文化的同时，却在侧面仍未能忘情于中国传统文化。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余英时着力阐述的“羡憎交织”理论虽然不是解释近代中国文化危机的唯一根据，但它确实开辟出一条理解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新路径，仅此一点，就足见他对现代历史社会学的卓越贡献。
三、文化重建的基本主张
当代历史学者郑师渠认为，在近代中国，文化危机是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14]。倘要化解民族危机，根本着力点在于重建民族文化以增强民众的民族文化认同感。百余年来，有识之士无不致力于谋求民族认同和文化重建以消解文化危机，余英时亦然，其基本主张主要体现以下五个方面。
1.正确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是文化重建的理论前提
在现代科技和全球化浪潮的助推下，各国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互文与融合已是无可辨驳的事实。在此情形之下，中国文化的重建工作显然不能无视世界各国的文化精华，故余英时认为文化重建的理论前提是正确处理好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近代以降，列强欺凌、西学冲击，致使中国纲颓纪紊、传统文化式微，然中国文史传统的固有价值犹在。虽说传统文化纷繁博杂、良莠不齐，但我们决不能笼统地对待并作简单化处理。故在文化重建上，一方面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为重建主体，借助传统文史的诸种内在理路，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学理剖析，发掘其蕴含丰富且历久弥新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西方的优秀文化应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因为“今天中国所谓文化重建决不仅仅是旧传统的‘复兴’”，“如果我们所期待的文化重建无可避免地要包涵着新的内容，那么西方的价值与观念势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7]435。我们需要做的是秉持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积极学习借鉴和采撷西方文化的精华。面对西学的挑战，余英时认为这不是威胁而是一种契机，中国文化应借机不断调整和更新。只是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必须保持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即中国文化因采撷西方文化得以重建，却不能因汲取外来的文化元素而丧失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只有经过现代文化洗礼仍能持守自己的文化特色，中国文化方可获得真正的新生，进而为文化重建扫清理论上的障碍。
2.重拾“五四”文化精神是文化重建的逻辑起点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派高举的两面旗帜，余英时认为二者使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具有明确方向的思想运动。虽然“五四”时代的人物在思想文化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民主与科学确实代表了现代文明的主要趋向，在国人思想解放上确曾发挥过重大作用。民主与科学虽是近代西方的文化观念，但它们与中国文化并不相悖。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多次强调，中国自有科学传统，民主也与儒家和道家的政治理念有相通之处。当然，我们重拾“五四”文化精神，将民主与科学作为文化重建的逻辑起点，并不意味着重蹈全盘西化的覆辙。需要说明的是，余英时所谓的“逻辑起点”有两重含意：一是离开民主与科学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现代中国文化重建的基本保证；二是现今毕竟与“五四”时代的情境存在差异，民主与科学显然不能穷尽文化重建的所有领域。例如，近代以来中国学界一直处于急迫的亚健康的心理压力之下，遂使“五四”人物的视野和胸襟不够开阔，故而不能对中西文化在道德、宗教等精神层面所遇到的现代危机产生深刻的同情和理解。所以我们在肯定“五四”启蒙思想的同时，需要超越“五四”的思想境界，重释“五四”的时代价值，“这就是中国文化重建在历史现阶段所面临的基本情势”[8]437。
3.坚守学术独立是文化重建的基本原则
儒家学说向来主张道统应建立在政统之上，即学术活动较之政治活动是更具基础性、根本性、独立性和决定性的人类活动。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政统一向居于中心位置，尤其是“汉代经学与利禄相结合”以后，学术思想旋即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治学一般不为繁荣学术，大多是为了个人仕途，将其作为一种入世之梯。在此情形之下，知识分子往往视学术为“治国平天下”的工具，乃至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价值观念绵延后世。囿于“学术是政治的工具”的观念，近现代以来的历次文化运动无不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图。余英时认为，“学术政治化”是中国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一大传统，重建中国文化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要将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从政治领域转移到学术领域上来[4]432。应当说明的是，余英时此论并非将学术与政治相对立，亦非将“学术孤立”，而是谋求学术的自立，意在强调学术独立乃是文化重建的基本原则。但也要明白：学术独立并非朝夕即可实现的，它需要特定的情境和条件作为支撑，如1940年代胡适曾提出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就很快被战争的阴霾所掩盖。或许正因为学术独立之不易，故余英时语重心长地说：“今后文化重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彻底改变看法，牢牢地守住学术文化岗位。”[8]433-434惟其如此，才能为民族文化重建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4.重构价值系统是文化重建的主要路径
文化重建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文化体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牵一发而动全身，故文化重建的路径选择尤为关键。在文化重建的路径选择上，余英时始终保持理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认为重构文化价值系统是其主要路径。在余英时看来，中国文化重建的首要工作就是要重构新的价值系统，依托新的价值观念，分辨出中国文史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找寻其中有益于文化重建的现代性因素。他指出：“只有建立了新文化价值系统之后，不合时宜的旧文化价值系统才会让位。传统是无所不包的，其内容也是随时在改变的。文化只能推陈出新，既不能无中生有，也无法完全从外面移植过来，有志于文化重建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便要认真地去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并在传统中找寻有助于现代化的精神资源。”[9]165-166他着重强调，这是西方近代以来启蒙运动带给我们的一项重要启示。纵观其生平治学，余英时不仅是重构价值系统的理论倡导者，还多次著文挖掘明清学术思想中的现代性资源，力图“从价值系统的核心出发，疏解中国文化在现代的转化”[9]43。
5.知识分子是文化重建的主导力量
知识分子历来是思想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在文化价值系统的厘定、维护和传播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余英时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危机盖因清末民初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羡憎交织所造成的，故文化重建亦有赖于现代知识分子。他说：“现代的民族认同必须先由每一社会中的文化精英阶层在思想上从事奠基的工作，这是各国历史所共同昭示的。民族观念的界定、厘清及传播，是知识分子的中心任务。”[13]49在他看来，英、法、俄三国起主导作用的是贵族阶层中的知识精英，德国则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中国的情况稍有差别，大致可分前后两个时段：在清末寻求民族认同的是传统士大夫，而民国则代之以现代知识分子。虽然前后名称有异、重建方式有别，但他们在消解文化危机、重建民族认同上可谓殊途同归。
余英时重视知识分子之原因，大致说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知识分子大多能够超越经济利害，一般不会因经济利益而丧失或违背其道德良知，更不会为了特殊的经济问题而与其他社会阶层发生冲突；其二，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想主义气质，往往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精神引导，促使整个社会风清气正。正因为知识分子淡泊名利且秉持理想主义，余英时将文化重建的厚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然而仅此两点似乎还不够完备，故其又对知识分子提出了两项更为高远的要求：一是文化上需有所建树，这是知识分子胜任文化重建工作的必备前提；二是能够做到身体力行，不能如过去那般只会坐而论道。如若知识分子不能身体力行地做好文化工作，那么就难以获得社会民众的敬仰和尊重，更无法引领和担当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余英时以对文化概念内涵的界定为立论起点，深刻剖析了我国近代以来文化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援引西方社会学的“羡憎交织”理论透视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对于中国文化重建问题，余英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为我国当前的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首先，应摆正中西文化，审慎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关系；其次，应构建文化价值系统，将其视为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任务；再者，应让广大知识精英积极参与，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和社会关怀，正是文化强国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指引。现今，我们再谈余英时的文化观，意在以其指引，认清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和态势，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稳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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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以论带史 教学方法
“以论带史”并不是当今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开设后才出现的一种教学方法主张。华东师范大学的聂幼犁教授在其编著的《中学历史学科教学模式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就肯定了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业已存在的“以论带史”模式，认为：“以论带史”不仅行之有效，而且也符合认知同化原理［1］。而据考证，最早提出“以论带史”的，是史学家尹达1964年撰写而于1966年发表的《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作者认为：“我们提倡‘以论带史’，就是……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研究历史，对于大量史实给予科学的分析，反对为史实而史实。”不过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以论带史”当时一提出就遭到不少史学家的质疑和批评［2］P102。
我们主张在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课堂教学中实行“以论带史”的教学方法，不仅仅是因袭前人的理论主张和对高中历史教学方法简单的肯定和借鉴，而实在是由今天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课程性质、特征和教学要求使然。
一、“以论带史”教学方法的含义
在高校过去的中国革命史课程时代，许多人曾主张过“寓论于史”的中国革命史课程教学方法，在今天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课堂教学中也有人主张“史论结合”。如果说“寓论于史”是指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讲授者以历史的史实讲授为主，中间巧妙地包含着对历史理论、历史规律的分析、揭示，而“史论结合就是在教学中理论的阐述、规律的揭示要与历史事实的讲授有机地结合起来”［3］P195。那么，我们主张的“纲要”课程“以论带史”的教学方法确实与一般历史课的“寓论于史”或“史论结合”有不同的含义和要求。
首先，就教学目标看，“纲要”课程的“以论带史”的教学方法，要求突出“论”的目标追求，在“史”“论”关系上明确“论”主“史”辅。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全国首席专家沙健孙教授曾经撰文指出，“开设《纲要》这门课程，主要是为了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进行‘三个选择’的教育，而不是进行一般的学术探讨”［4］P22。他认为，进行《纲要》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叙述和分析，帮助大学生做到“两个了解”、懂得“三个选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是我们在教学中应当首先明确和始终注意贯彻的一个基本思想［5］P20。也就是说，“纲要”课程的全部教学活动和教学内容要围绕“三个选择”的必然性理论来展开和设计；即必须以“三个选择”的必然性理论来统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涉及的全部历史人物和事件，以这样的理论认识来梳理、串联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过程和历史史实；在历史理论和历史史实二者关系上，后者具有明确的从属性；没有“三个选择”必然性的理论教育，就没有“纲要”课程的教育教学活动。也正是基于此，有学者就把“纲要”课程教学主要教学任务，表述为“三个选择”的教育［6］P107。
其次，就“以论带史”教学方法中的“论”的内涵来看，它不是泛指一般的历史理论和历史规律，而是特指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理论和规律。当前许多学者也都注意到高校“纲要”课程与中学几乎同名的课程区别：中学侧重于传授“基本的历史知识和历史线索”，大学侧重于“探讨历史理论和历史规律”［7］P62。但这历史理论和历史规律是什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问题。我 譬如，天朝田亩制度为代表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理论，中体西用思想，君主立宪制方案，三民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社会主义社会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理论，等等。其二，人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和认识。譬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中国近现代社会里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三个选择”具有历史必然性，等等。这两个层面的“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不讲历史发展过程产生的理论，不能阐述清楚人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和认识；后者是前者的条件――只有依据后者这些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探寻前者的内部联系性才具有可靠的路径和准心。
其三，就“以论带史”教学方法中的“史”的内涵来看，它也不是泛指中国近现代的全部历史，而是特指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四个方面的历史。沙健孙教授曾指出，处理“纲要”课程教学中的史实、史料问题时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全面、准确地领会和落实中央关于开设“纲要”课程的基本要求，突出“两个了解”“三个选择”的有关历史情况和历史经验；与“两个了解”“三个选择”有关的内容，必须着重地、深入地讲，其他的内容可以从简或从略［8］P21。但是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高中学生尽管已经系统地学过中国近现代史，对有关的历史事实、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但他们对历史发展的脉络还不能完整把握；对与“三个选择”有关的历史情况还缺少深入了解；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还存在若干困惑。因此，“纲要”课程的教学要着力弥补大学生对近现代史把握方面的不足之处。所以，“以论带史”教学方法中的“史”，也应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脉络和需要释疑解惑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
二、“以论带史”教学方法的必然性
教学方法的采用和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要求以及这一教学目标和要求下的课程教学内容有着密切联系。高校“05方案”中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如果我们要真正把它开成“纲要”课程，而不是纯粹的历史课程，或者是对高中历史课的简单重复，就不可避免地要考虑“以论带史”的教学方法。
首先，“纲要”课程的课程性质和定位决定了“纲要”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纲要”课程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一门历史课，又是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9］P62。不同的课程属性、定位，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当然不一样。“纲要”课两种属性中哪一个是主要的？如果我们联系、教育部2005年2月联合下发的“教社政［2005］5号”文件规定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定，同时如果我们考虑到当前高校的“纲要”课程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这个二级学科，而不是隶属于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中国近现代史”二级学科这样的学科归属，我们就不难明白当前“纲要”课程的课程性质和定位。
“纲要”课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属性和定位，决定了它的教学任务和目标主要的不是带领学生研究历史现象，探索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和认识历史规律，在此基础上养成学生的史学素养和史学能力，而是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分析研究，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教育，进行国情、国史教育，进行科学的历史发展规律教育，特别是进行“三个选择的必然性”规律教育，在此基础上养成学生的国情、国史意识，增强学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自觉性。从“纲要”课程的教学目标和任务可以看出，理论的研究、教学，思想政治理论素养的培植居于主导地位，“史”的研究和教学，史学素养和史学能力的培植则退居其次，具有从属性。
其次，“纲要”课程的课程性质和定位也决定了“纲要”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内容，从时间上看，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止于2009年9月，包括169年间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四个方面的历史运动。从形式上看，“纲要”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史”的方面，包括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相继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重要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等，亦即“史实”；一是“论”的方面。如前所述，“论”的方面又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理论；其二是人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和认识。“纲要”课程的这两个方面教学内容是什么样关系呢？如果单从“纲要”教材的内容看，本课程“史”的教学内容远远多于“论”的内容，占绝对优势；同时如果不考虑“纲要”课程的课程性质和定位，如果不联系“纲要”课程的主要教学目标和任务，可以说，“纲要”课程的教学内容远非30万字的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所能涵盖，而单指其“史”的教学工作量，即使把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200余个课时全部用来授课也未必能够讲完。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纲要”课程教学内容时间跨度长，知识容量大，从1840年中国近代史开端一直到现在，一切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基本的历史过程、主要的思想理论全部囊括其中，因此要在很少的课时内，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和教材的要求完成那么多的教学内容，其难度相当大［10］P63。但是，“纲要”课程的性质和定位及课程教学要求规定了“纲要”课程内容取舍的原则和范围，也为我们理解教学中的“史”“论”关系提供了基本的依据，这就是：“论”纲“史”要。“论”为纲，“史”为要：以“三个选择的必然性”为代表的人们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是我们梳理“纲要”课教学内容之纲，与“两个了解”“三个选择的必然性”有关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脉络和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是我们构建“纲要”课教学内容之要；“以论带史”，则厚史可约，“寓论于史”或“史论结合”，则可能不堪“史”之重负。
三、如何“以论带史”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育教学
第一，认真钻研和吃透教材，全面掌握“纲要”教材中所涉及的历史理论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资料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认真钻研和吃透教材，这是绝大多数课程的任课教师必备的教学基本功。对于“纲要”课程而言，钻研和吃透教材，首先要求研究教材内容体系及逻辑结构的特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内容体系及逻辑结构的最大特征，就是以“三个选择的必然性”理论统率169年的历史。教材共三编10章，其中前三章“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和“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是介绍“三个选择”之前中国社会对新中国建立的指导思想、新中国建立的方案、新中国建立的道路的探索和选择情况。第四章“开天辟地大事变”，是叙述中国社会和 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第七� 第八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叙述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及怎样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情况。第九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和第十章“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叙述中国社会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后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概况，说明走社会主义道路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
钻研和吃透教材，要善于发现教材中涉及的或隐藏的重大历史理论、理论观点，以及在这些历史理论和观点统率下的历史资料或史实；分析这些历史资料或史实是否具有客观性、准确性、科学性，是否对历史理论或观点有说服力、证明力，是否需要补充教材以外的史实、史料。尽管当前的教育部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同以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相比，‘纲要’教材具有权威性、规范性”［11］P88，“称得上是一部信史”?［12］P30，“是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模范”［13］P13，但其史实考订、史料运用上也不能说完美无瑕、没有值得斟酌之处。周育民教授曾在学术批评网撰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若干史实商榷》，指出“纲要”教材的“硬伤和缺陷”有11处之多［14］。这些“硬伤和缺陷”，幸已引起教材编写组的高度重视，在2008年“纲要”修订版教材中，有9处做了相应的修订或改正。其实，“纲要”教材史实、史料运用上的主要问题可能还不在于这些“硬伤和缺陷”，而在于史实陈述过程中的模糊含混和不严谨带来的史实诚信缺失问题。譬如，“纲要”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6月版）第20页：“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屠杀了大批中国人民”……究竟发动了多少次侵华战争，哪个国家发动了一次，哪些国家发动了两次以上，这些数据不是不可以统计；究竟屠杀了多少中国人民，教材上仅仅如高中历史教材一样，列举了“旅顺大屠杀”、庄王府屠杀、北京一个不知名的胡同屠杀、江东六十四屯屠杀，这四次屠杀，据笔者调查听课的学生反映，不能给人一个清晰的被屠杀的“大批中国人民”概念。又如同一页：“这类不平等条约达数十个。如果再加上它们用武力或欺诈手段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其他各种不平等的条约、条款、条规、协定、章程、合同等，总数达几百个之多”；还有第21页：“1845年……以后直至1911年，英、法、美、德、日、俄、意、比、奥等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福州、重庆等16个城市，设立了30多个租界”，“总数达几百个之多”和“30多个租界”等等这类表述在半个世纪之前高校的历史类教材中出现，高校学生或许还可以接受，而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里出现，就显得有些随意和马虎了。
第二，在教学中注意史、论的有机统一和辩证关系。
本来，在史论关系上，史料或史实是史论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先有史料、史实，后有史论、史说；史料、史实属历史本体论范畴，史论、史说属于历史认识论范畴；史料（史实）重于史论。但由于“纲要”课程的性质和定位，同时由于课程的课时所限，我们不能在充裕的教学时间里做到先史后论，“论从史出”，因此主张“纲要”课程的教育教学“以论带史”“史论结合”。要真正搞好“纲要”课程的教育教学“以论带史”“史论结合”，我们需要在教学中注意史、论的有机统一和辩证关系。
首先，史论关系是相对的，史中有论，论中有史。譬如我们所主张的“以论带史”的“论”，也有一个“史”的问题。作为任课教师要搞清“以论带史”之“论”的内涵、发展由来、产生背景、研究状况，历史理论（观点）内部的逻辑关系，等等。
其次，在坚持“以论带史”的教学原则下，力求“论从史出”，使要作出的历史结论、认识或理论，从历史过程的叙述或历史现象的分析中自然得出，不能因史料的不充分、不严谨、不真实而影响史论的科学性。当前在“纲要”课程的教学中，史、论的简单结合，即历史观点、结论与中国近现代史史实的简单罗列、拼凑固然不可取，“史论脱节”或“重史轻论”的现象也要反对。
其三，要注意史、论之间辩证互动的关系。著名的近代史学家李时岳曾提出：史论结合要辩证地、发展地结合，“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研究史实，从历史事实中引出结论，检验、充实、修正和发展理论认识，新的理论认识又指导对新的历史事实进行研究，再从新的历史事实中引出新的结论，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历史认识从而不断深化，这就是史与论的全部关系”［15］。
第三，要针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产生的不科学、不彻底的理论或错误的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历史实践，进行“三个选择的必然性”思想教育。
这是“纲要”课程“以论带史”教学必然要涉及到的重要内容。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探索民族国家出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曾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不彻底、不科学甚至错误的理论，在这些理论指导下发生了错误的或者失败了的社会革命实践，如太平天国革命、戊戌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也曾出现过右倾和“左”倾错误，这些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不科学、甚至错误的理论及其实践，是“以论带史”中“史”的重要内容。联系这些内容开展教学，既能真实地揭示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说明“三个选择”经历了一个客观的过程，也说明中国社会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
同时，还要针对人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些错误认识进行“三个选择的必然性”思想教育。近年来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研究领域中，一些人提出了观点，包括否定革命、鼓吹“告别革命”的观点，否定爱国主义、鼓吹民族虚无主义的观点，美化侵略者的观点，否定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时期历史意义的观点等，我们必须针对这些错误的思想认识开展有力的分析和批评。
第四，要真正做到“以论带史”“史论结合”，必须坚持和弘扬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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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张“以论带史”的教学方法，并不是要否认或放弃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或者像过去李时岳先生批评的那样：“历史研究的全部任务就在于给‘史’贴上‘论’的标签，或者宰割和剪裁历史事实材料，使之适合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任何问题都可以用现成公式来处理，再也不需要花什么气力对‘史’做进一步的研究。‘论’既是出发点，又是终结”［21］。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以论带史”中的“史”和“论”，归根到底都要接受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的审视和裁判。
那么，如何实施“以论带史”的教学方法同时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呢？
首先，我们需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领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待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我们不能“各取所需，片面地加以理解和运用，有时甚至加以歪曲，为我所用，或将一些‘左’的错误观点附加到唯物史观名下而加以坚持”［22］；而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反对把唯物史观教条化的倾向。
其次，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对待“以论带史”教学方法中“论”的内涵、价值和发展变迁。要认识到，“以论带史”教学方法中各种“论”（主要是“三个选择的必然性”理论）是坚持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结果，是继续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规律的基础，同时也必定会随着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深化而丰富、完善和发展。
其三，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重在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不管是“以论带史”中的“史”，还是“以论带史”中的“论”，不能因为上了权威教材，就都是对的；不能因为曾经符合唯物史观，就没有问题。“以史带论”是教学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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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他们用自己的才华和汗水，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塑造了属于自己的形象，对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研究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许多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教训。在这篇文章里，我将分享自己对于近代史人物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慷慨激昂的民族英雄——孙中山。
孙中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民族英雄，他不仅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开创了新局面，而且在其后的中国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我的印象中，孙中山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慷慨激昂。他十分爱国，孜孜不倦地寻找中国的民主革命之路。在他的一生中，他始终不忘自己的志向和信仰，坚持反对清王朝，呼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从孙中山的经历中，我学到了要有信念和坚定的意志，不断前行，不放弃自己的追求。
第二段：以人为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和理论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在我看来，毛泽东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以人为本”。他的一生中，他一直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为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奋斗。他关心人民的生活，不断在各方面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各种大规模的社会建设中，他始终坚持不在统计数字和数据上偷懒，而是直接走进群众中间，去考察和了解最真实的情况。从毛泽东的学习中，我学到了要始终牢记服务人民、以人为本的宗旨，关注身边的人们，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段：温润如玉的大使——周恩来。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在他的一生中，他以其高尚的品格和卓越的外交能力赢得了世人的赞誉。我认为，周恩来的最大特点就是“温润如玉”。他非常善于和人沟通，和谐地处理人际关系，时常通过谦虚、耐心和尊重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和冲突。他也是一位非常有耐心的治理者，在复杂的外交场合下，他总是能以妥协的态度解决问题。从周恩来身上，我学到了要尊重他人，善于沟通，用耐心和谦虚的态度去面对人生中的困淘，克服自己的脾气和情绪，去帮助他人，和人和谐相处。
第四段：精明能干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
松下幸之助是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是松下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一位业务能力非常强的商人，而且也是一位实践者和思想家。在我的印象中，松下幸之助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的精明和能干。他能够发现市场的需求，理解用户的需求，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他对员工的挚爱和重视也让他的企业变得更加优秀和发达。从松下幸之助身上，我学到了商业的智慧，需要耐心思考、勤奋努力、勇于创新，追求卓越。
第五段：勇敢不屈的文学家——海明威。
海明威是美国著名的作家，被誉为现代文学之父。他的文风具有极强的感性和激情，他的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勇敢不屈，无论是在文学事业还是在个人生活中，他都表现出了非常坚定的意志和勇气。他的小说和散文作品表达了他对逆境、抵抗和牺牲的崇高精神。从海明威身上，我学到了要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波折，保持希望和积极的态度，不轻易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追求。
总之，近代史人物的精神和品质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成就，不断汲取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和能力，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李鸿章。
晚清重臣李鸿章，他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兴办洋务运动，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最后哀荣。从他步入仕途之始，“四十年来，中国之大事，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对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评价，在他盖棺后的100多年来“论犹未定”。有说其有误国、卖国之罪的，一说他有爱国进取之心，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论不过是过世亐烟罢，我也只是仅仅根据其人其事对近代史的影响谈些个人看法，毕竟在近代史上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不灭，一味颂扬或者盲目贬斥都暂且放开一旁吧。
根据历史先后顺序，我拣选了一些重要事件，且发表我的一愚之见。
一、“壮年戎马”
壮年李鸿章，是考取功名之后，投笔从戎的。那时的他，初出茅庐，被曾国藩赏识。他曾奉曾国藩之命整顿团练，招募新兵编练淮军。1864年，率部攻兊常州，再攻占太平天国首府南京。1865年，署两江总督。旋调集淮军6万人赴河南镇压捻军，接替曾国藩为“剿捻钦差大臣”。可以说他是戎马十年了。
1、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被后世史家和百姓骂成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其实这不仅对李是不公平的，对太平天国也是不公平的。大家太”抬举”它了！
事实上，太平天国自从定都南京之后，就失去了原先的代表农民阶级的农民军的实质，内讧四起，骄傲自满，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愈来愈多的侵蚀到革命队伍内部。大兴土木建筑王宫，养尊处优生活奢靡。这就证明了太平天国在本质上与清庭没什么差别。再则，当时的李鸿章幵非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角，作为才出道的书面小生，他仅仅是个配角罢了。由此观之，李鸿章之于太平天国运动，不过只是历史一一对应的关系，根据历史发展观来讲，作为农民政权本身具有局限性的太平天国始终都会走向末路，而李鸿� 除此，别无其他。
2、编练淮军。
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李鸿章深切体会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他精选优秀军官担仸不同职务，仸用其能，幵以西式武器装备部队，坚持新法训练，以改进淮军的战斗力。有了这样一支军队，李在与太平军的交手中连战连胜，不仅保住了上海，而且钳制住了太平军的许多精锐之师，对清庭最终战胜太平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军队就在李到了上海之后建立起来。他意识到了这个世界是由不同力量的竞争者所组成，西方在武器和技术方面都已大大超越中国。所以，在军事上，他开始采用西化管理幵装备了西式器械，对于中国军事近代化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军事近代化从此开始了。
二、“中年封疆”
封疆大吏李鸿章，当时已是权倾三朝。彼时，俄国占据着伊犁，英国也虎觅眈眈，意图瓜分西北。
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在大清地图上形如虚设，新疆从大清的“实际版图”上已经消失。他却向慈禧奏言：“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他用“海防”重于“塞防”的理由来搪塞收复新疆之举，幵听之仸之，只求不伤元气，这是他对祖国河山的冷漠。尽管在左宗棠的坚持下终在一年后全境收复新疆，但李鸿章在这件事上渲染的败笔，差使中国如丧失外蒙古一般丧失新疆，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三、“晚年洋务”
确实，李鸿章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清王朝末世衰危、内忧外患，在同外国的交往过程中，他深刻认识到“师夷长技”的重要性。因此，他“师夷长技”，以清醒的头脑和勇于探索、实践的精神，求取中国的“富”和“强”。洋务运动后期，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领导和兴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创办了实力强大的中国近代海军；派遣了留学生，培养人才。所有这些，都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幵使落后的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他的军事、教育、经济、外交等思想对中国的近代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影响直至今天仍留烙印。这些都说明，李鸿章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全方位的近代化。
然则李鸿章主张的“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规制器之器”始终没触及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对于上层建筑他有着深深的信仰，彻底贯彻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所以就算对于各方面近代化工作李鸿章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作为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却忘记了进一步推动事物的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他对历史的影响就是反向性的了。所以，最后，洋务运动失败了，失败于他对于封建势力的忠诚上，失败于他永不会触犯的封建制度上。
纵有对中国近代化诸多方面的推动，最后，洋务运动都不得不止步于无法触及制度的软肋上，也便是功亏一篑了。
四、签订不平等条约。
李鸿章的一生，多次代表清廷办理对外交涉，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法》、《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晚年李鸿章，已入值中枢，主持外交，活跃在晚清政坛。他认为，“外须和戎，内须自强”，在与外国交涉中，他负责具体的谈判、具体的签字、具体办理了很多的条约。作为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从维护统治阶级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出发，其所思所为无不打上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为了争取和局，在交涉时他又失却了坚守，多有妥协。
1、《中法新法》。
由于李鸿章一向坚持争取和局的外交思想，幵对时局的清醒认识，就其和局思想本身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但他的这一思想客观上却存在很大的局限，幵直接导致了中法战争中国的不败而败。要知道，当时中国的国势幵不比日本弱。曾有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可见就历史的环境而言，对中国的自强是相当有利的。
就中法战争失败，签订《中法新法》来说，李鸿章耽误了中国发展的前程。不敢说历史就此改变，但他对近代史的负影响从这里已经显现出来。
2、《马关条约》。
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敀意挑起的侵略战，而清政府对于日本肆意的挑衅却无心抗战，一再求和，最后派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大臣伊藤単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议和。此时的李鸿章，仍旧是按照他一贯的主张争取和局，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
和？不和？这是一个问题，它决定了中国会不会签条约，当然，他是要求和了，整个腐败的清王朝都是要求和了。从这一点来看，顺应时局顺应大流的李鸿章追随清王朝就注定败局。然而后人骂他卖国贼，我却不敢苟同了。要说啊，我们的李鸿章同志作为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一心维护统治阶级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打死也是不会卖国的。毕竟，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是不允许他这样做的。在谈判过程中，日方条件苛刻，他努力乞求降低条件，最后在日本的威逼与清廷的妥协下，李鸿章签下了历史上最刻毒的《马关条约》。
悲乎，李鸿章！注定的历史棋子。
小结。
纵横驰骋晚清政坛半个多世纪的李鸿章，被梁启超评价“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他在仕途几十年间涉及了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促进近代化的事迹显示了他创新的血液，执意中国苟且于侵略者手中是他阶级本质的表现，而封疆时期反对收复新疆的过激则是他不可逃脱的罪责。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李鸿章创新过，李鸿章妥协过，他是中国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他的特征存在于中国历史过渡的特征。作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开路先锋，也因对外来侵略者的妥协退让而使中国丧失主权和领土。
综述，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正负都是有的，而这些，谁也不能称出个孰轻孰重。只是，功过焉能相抵，遭遇是是非非的老人，他不过是被历史玩弄于鼓掌间的棋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