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本页是可爱的小编给家人们整理的当代文学论文12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语文学科本身是敞开的，是向学生和世界敞开的，它需要学生去理解、去感悟，单纯的应试反而消耗了语文的生命力。而语文学科中，现当代诗歌的教学尤其能展现出汉语言所具有的魅力。
一、学生接受力与现当代诗歌
文本与接受，是接受美学理论下的一组概念，旨在强调读者接受对于文本的影响力。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很多学生对于现当代诗歌在理解和接受上都有偏差，大多学生都以理解古诗的方式去理解现代诗歌，在现代诗歌中找意象，找能表达作者观点的诗句，结果是意象被找到了，关键句也被找到了，但对诗歌的总体理解却出现了偏差。比如苏教版高一必修一有一首江河的《让我们一起奔腾吧》，学生认为“海水”“冰块”“春天”等是关键词，能够表达作者对于时代，对于人生境遇的看法，但是从诗歌的整体而言，这首诗展现的是当时个体蓬勃的生命力，虽然有希望，但其中掺杂着很多苦难。虽然通过关键词，确实在一定层面上把握了诗歌，但是却会出现某种偏差。
其次，学生对于现当代诗歌的接受存在着先入为主的偏见，� 于是，学生大多不愿意接触现当代诗歌，即便在语文课中接触到，也只是当课文学习，学习过后也就不再触及。
二、从意象到语言：现当代诗歌教学原则
就笔者的教学经验来说，学生对于现当代诗歌的接受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学效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教学能顺利完成也不能从诗歌本身入手提高学生对汉语言的理解力。因此，笔者认为，高中语文现当代诗歌的教学必须从语言着手，以语言分析为教学原则。
要以语言为主，就面临着教学方式的过度。从古诗教学以意象为线索过渡到现当代的语言教学。如何过度？笔者认为，现当代诗歌是在西方思想和理论影响下的产物，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诞生的，其里面内含着现代观念，西方的科学主义，而语言转向在19世纪初对西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思想在现当代诗歌中都留有印记。而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尤其是白话诗歌，它所展现的语言是具有灵气的，是在敞开一个世界，也是语言的本质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让学生从诗歌的整体去考虑，尽可能不要选择具体的关键词，也就是诗眼，更何况在现代诗歌中并不一定能找到诗眼。现当代诗歌大体上是分节分章的，江河的《让我们一起奔腾吧》有四章，食指的《相信未来》有七节，整首诗歌不是哪个词就能概括得了的，而是要进行通篇的连贯理解，这样语言与言语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而语言背后具有的内涵也是在联系中诞生的。
在现当代诗歌教学中，意象这一概念总会缠绕着学生，即使是教师也不能完全摆脱它的影响。但是，就笔者提出的教学原则而言，必须避免意象或者说是诗眼的影响，要以诗歌语言为基础，在联系中领略诗歌的意味。比如《相信未来》最后一节：“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这首诗歌诗人以激情的方式热烈呼唤读者要相信未来，如果单独拿出某个词语来解读，整首诗歌的生命力就会被弱化，就不能很好体会到这首诗所具有的澎湃感情以及在这种感情之下的无奈和痛心。现当代诗歌的语言教学原则要求教师不能拘泥于常规的古诗教学方式，古诗在一般教学中是不能仿写的，但是现当代诗歌却是可以仿写的。比如《相信未来》的教学完成之后，可以让学生根据这首诗仿写，进而强化学生对于现当代诗歌的语言敏感度，达到梯度教学的目的。
三、还原一个世界：诗歌教学的境界
与古诗教学一样，现当代诗歌教学最后是让学生有所收获。古诗给予学生的意境美在现当代诗歌中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也就是说现当代诗歌的优秀作品是通过诗歌还原了一个世界，它把读者所不知的世界展现给了读者。这就是高中语文现当代诗歌教学的境界所在。这个境界不是教师教授给学生的，而是要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自己体会和领悟到的。现当代诗歌还原的世界，是一个用语言文字造就的世界，因此，必须具备一定的语言感悟力才能通过阅读面对这个世界。如《相信未来》，这是作者在“文革”初期的作品，被学界界定为民间写作，它所展现的是“文革”中，个体在经历的沧桑之后对未来的看法，可以说是那个特殊阶段个体所具有的品质。它还原了一代人的愿望和那个特殊阶段人的遭遇。现当代诗歌不是休闲之作，教学中也不能一笔带过，要让学生能感受到诗歌所敞开的那个世界。
论文 关键词：文学； 现代 性；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西方文学现代性理论作为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由于传统不同，现代性呈现不同的内涵。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直借用西方理论来阐释
三
现代 性理论给
一、立论依据
(论文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附主要参考文献)
1.研究意义
从研究对象的选择来看，废名不仅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而且是重要的新诗理论家。他的新诗理论主要体现在上个世纪三十及四十年代在北大讲授新诗的讲稿及《新诗问答》上。废名以新诗与旧诗的� 他的诗论在新诗批评史和新诗理论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虽然研究者注意到了废名新诗理论的价值，但具体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对诗论主张的阐释和理论来源的研究上，对废名诗论总体上把握的尝试相对较少，甚至对废名基本诗学主张还有误读之处。废名新诗理论研究中还有着相当的可发掘空间。
从论文切入角度来看，本文选择以"新诗要有诗的内容，散文的形式"展开对废名诗论的论述及特征意义的探寻。一方面，"诗的内容，散文的形式"是废名新诗理论的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通过这一命题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全面的把握废名新诗理论。另一方面，目前研究者们并没有对废名这一新诗命题蕴含的意义做过全面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从废名本质对新诗的定义入手研究废名诗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创新性。
从当下新诗及新诗理论的发展来看，新诗与传统诗歌的关系，新诗的自由与规则之间的角逐，至今仍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废名的新诗理论对于新诗相对于旧诗所具有新质，新诗相对于其他文体所具有的诗性有着独特的回答。这些观点对我们今天的论争仍然有着启发性意义。因此，本文对废名新诗理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研究现状
平心而论，废名的作品及理论都是相当难懂的。在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对废名的研究比较少。新时期的大陆的废名研究也是发端于且侧重于小说，废名诗论受到人们的关注更是在诗作研究之后。
(1)基本介绍及阐释研究
最初研究废名诗论的文章集中出现在1988年至1992年间，主要有陈振国的《简评废名诗论》、潘颂德的《简评废名论诗》、《冯文炳的诗论》以及冯健男的《废名谈诗和小说》。这些文章着眼于对废名诗论的大量引用和简单介绍上。此时"诗的内容，散文的形式"已被当做废名诗论的核心概念提出。而且诗的内容对作者情意的依赖及散文的形式对自由语言的要求已被研究者们所认识。随后孔占奎等人对废名新诗理论的研究则是停留在对废名诗论核心概念的解释上，他们发现"诗的内容"和突然涌现的充沛诗情的关系，对后来研究有一定意义。
(2)与中国传统诗歌(尤其是温李)和现代派诗作及胡适诗论的关系研究
废名诗论中对温李及现代派的推重和欣赏也引起了孙玉石、张桃洲、张洁宇等研究者的重视。孙玉石在《对中国传统诗的现代性呼唤--废名关于新诗本质及其与传统关系的思考》 张桃洲(《重解废名的新诗观》)则认为废名推崇温李是因为他们天马行空的乱写体现出的"自由开阔的气度"值得借鉴，而废名之所以赞赏现代派，则是因为朦胧雅致的诗风暗合温李的格调，及奇诡想象和敢于创新精神合乎废名关于新诗要大胆构造的设想。尽管没有具体阐述"当下"、"完全"所代表的含义，他提出的从"当下"和"完全'两个方面把握"诗的内容"具有相当的启发性。张洁宇则认为废名的诗歌观念是承袭了周作人"文艺复兴"的文学观念，是以现代眼光重释和取舍传统，打破了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的割裂关系，也是对胡适等从语言形式上划分诗之新旧思路的超越。
邓程以废名诗论中对写实的强调为依据，将废名划为写实一派， 这种看法自然是对废名诗论的一种误读。陈建军、江弱水则认为废名的新诗理论是对胡适理论的一种反拨和超越。
(3)意义研究
废名新诗理论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也逐渐被研究者们注意到。刘皓明从废名对波德莱尔精神上的继承及东方表现诗学的特殊性出发，认为废名的表现观具有捍卫表意的东方文字中心主义，对抗表音的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意义。西渡也高度评价了废名在新诗理论史上的地位， 许霆称废名是"新诗现代品格的解说者"。
(4)综合研究
值得一提的还有何奎、陈时君、张墨研的硕士论文，其中最有价值的当属张墨研的硕士论文《废名诗学研究》(2009年)。该文在将废名诗作的细读与诗论解读结合的基础上，对废名诗学的价值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张墨研从"新诗的意义和策略"、"创作论与诗人身份"、"新诗的诗质"三个方面把握废名新诗理论的内在逻辑，并将废名诗论放在新诗发展的历时背景中阐释废名诗学对于新诗本体建构的意义。
通过以上总结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废名新诗理论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有限的。研究的不足和重复现象的使得空白点仍然存在，这也为本文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
3.附主要参考文献
(1)废名著作
废名：《废名讲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废名：《废名诗集》，台北：新视野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
废名，朱英诞：《新诗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废名：《桥·桃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废名：《莫须有先生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废名：《竹林的故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废名：《废名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著作类
陈建军：《废名年谱》，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郭济访：《梦的真实与美--废名传》，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刘继业：《新诗的大众化与纯诗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潘颂德：《现代诗论40家》，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
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王珂：《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
杨匡汉：《中国新诗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吕进：《中国现代诗体论》，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
杨四平：《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
邓程：《论新诗的出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美)奚密著，奚密，宋炳辉译：《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俄)瓦·康定斯基著，查立译：《论艺术的精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吴奔星，李兴华：《胡适诗话》，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
许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论稿》，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
关键词：沈从文；黄春明；乡土世界比较；文化价值选择
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过程中，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使人们获得了观照传统农业文化的新视野，昔日那个笼罩着温情诗意的田园便从烟雾迷蒙中浮现出来。乡土，一个凝固的静态的农业文明的缩影 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乡土文学都同样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两岸的乡土文学创作在汉文化的维系下互相碰撞、交融、发展。成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乡土作家黄春明把沈从文当作自己“文学上的爷爷”，对比二者的创作，便不难发现两岸乡土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一、乡土的姿态
“故乡”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实有的地理空间，二是作家在离乡后回望家园，自发构建的内在心理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乡因此不仅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他更代表了作家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2]。
沈从文即使是在成名之后，也始终以“乡下人”自居。他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3]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沈从文对于城市文明固执的偏见与厌恶。他以“乡下人”的身份来到城市，在这现代文明的滥觞之地却找不到心灵的归宿、精神的家园，始终处于一种漂泊、孤独、焦灼的状态。于是转而面向乡村，描写故乡“湘西”，成为他创作的立足点。姑且不论这种选择是对传统文化的挽救与缅怀还是在都市遭受挫折后出现的人格退行，沈从文选择逃离城市，在乡村寻找“供奉着健全人性的希腊小庙”，�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为人们找到了灵魂的居所，同时也为正当少年的黄春明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的门。中学时代的黄春明特别爱写作，而这爱好又得自于他的国文教师王贤春老师的启蒙。她私下把沈从文的小说送给黄春明，鼓励他从事文学创作。沈从文的故事让黄春明感动不已，从而使他意识到了文学的力量。因此，黄春明说：“我有两个爷爷，一个爷爷是生我爸爸的，一个爷爷是沈从文。”[4]沈从文的乡土写作将黄春明带入了文学的世界，并作为一种资源影响着黄春明以后的文学创作。60年代到70年代初，台湾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现代工商经济的冲击下，农村自然经济解体，乡村处于整个台湾经济结构的底层。对于古旧、淳朴、率真的传统感到深深眷恋的黄春明陷于忧虑之中。另外由于台湾特殊的政治背景，“传统乡村”与“现代工商文明”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祖国文化”与“外来文明”的对抗。情感上亲近祖国家园，理性上却顾念到现代化带来的文明进步，这种两难的困境再加上台湾社会特有的“孤儿心态”使得黄春明更深地陷入了无根的惶恐之中。相同的困境，同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为家国忧心忡忡的心境，以及对于故乡的深厚感情使得黄春明对沈从文的创作产生了更深的认同感。于是，为了缓解这种惶惑，黄春明也将目光瞄准了乡土社会，将文学心灵扎根于自己的故乡“宜兰”。
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撞所带来的“文化无根感”将沈从文引入了“湘西”，而由社会政治的剧变带来的“现实无根感”将黄春明引入了“宜兰”。时隔30余年，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将文学之根、人生之根植入到故乡的沃土中，在乡土社会中寻找精神的家园。“故乡”在他们的笔下便不仅具有了地理意义，更具有了心理意义的层面——它是理想的载体，诗意的栖居。沈从文曾说：“不管是故乡还是人生，一切都应该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是使人愉快，也无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5]他的这种“择美”而“遮丑”的观点在创作中得到了印证。他的“故乡”“边城”是一幅恬静写意的艺术风景画，“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6]。他在“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如一只小兽物”[7]的翠翠、夭夭这些“湘西世界”里的纯美小女子身上寄寓自己美的理想，在亲手放倒了六个敌人的虎雏身上寄托了对生命强力的赞叹，用美丽的梦幻构筑了与“现实人生”遥遥相对的理想宫殿。黄春明也同样是用满含赞美的笔调为我们描画出了一个充满田园风情又举步维艰的“宜兰世界”。阿明烤草螟猴的童真野趣、爷孙俩共扎稻草人的天伦之乐，让我们领悟到了乡民的快乐与质朴；青番公对土地近乎偏执的爱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自己一手创建的家园的骄傲和期盼；而阿盛伯对代表着现代文明的游泳池的憎恶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乡民的执拗与悲怆。这些“小人物”就是黄春明作品的主角，他们面对尴尬的生活境遇，却从不向命运妥协，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坚韧品格，“想一想他们的生活环境，想一想他们生存的条件，再看看他们生命的意志力，就会令我由衷的敬佩和感动”[8]。
美国小说作家赫姆林·加兰早在1984年写就的理论著作《破碎的偶像》中对乡土小说有精辟的理论阐述。他认为“地方色彩”对于文学至关重要，“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的一向独具的特点”[9]。“地方色彩”是乡土文学的重要审美特征，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二人的文学创作中。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由于地处偏隅，以中原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对湘西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酒神精神在这里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扬，人们尽情地放纵自己的原始本能，在放纵中消弭人与人的界限与隔膜，获得人与自然的合一。因此，柏子的放荡不羁、吊脚楼女子的真诚妩媚、虎雏的尚武好斗、媚金与豹子的刚烈，也许有悖于儒家文化的规范，可将他们置于湘西的背景下就显得极为和谐。而湘西人过迎春节的热闹场面，用寸金糖封口的习俗，女人只同第一个男人相恋而与第二个男人结婚的婚嫁观念，以及他们内在的悲剧性气质无不显示了湘西世界的独特个性。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也因此更加鲜明起来。而黄春明笔下的“宜兰”由于位于台湾东北隅，更显示出了独特的地域风貌。黄春明的小说背景大都设置在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和乡村文化韵味的小镇上，妈祖庙、茄冬树、木瓜园、番薯地等独具宜兰地方特色的风情景物随处可见。比如在《溺死一只老猫》中对清泉村祖师庙和痔疮石的叙述，在《青番公的故事》中对给村里人预报洪水的芦啼鸟的描写都彰显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另外，对风俗人情与民间活动的描写也是表现地方色彩的重要方面。比如黄春明在《瞎子阿木》中描写久婆用白饭、纸人、菜碗和梳子为秀英“招魂”的场景，在《放生》中叙述娶媳妇的传统审美标准：长着四正带翘的臀斗，可以致荫丈夫的圆下巴……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使黄春明的“宜兰世界”别具一格，分外灵动起来。
在《乡土小说》一节中，加兰认为：“日益尖锐起来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小说反映出来了。”[10]加兰的预言在乡土小说中得到了证实，作为“乡村”对立面的“城市”往往成为乡土作家们批判的对象。都市上流社会与绅士阶级的人生情状，是沈从文以都市为题材的小说的主要景观。人格缺陷或精神病态是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共有特征。无论是《八骏图》里“八骏"们源于性压抑的人格分裂、《绅士的太太》中男女逢场作戏式的性欲横流，还是《大小阮》中大阮的不择手段、《道德与智慧》中大学教授同情心的缺失，都表现为人的本质的退化或缺失。而城市的缺失，却往往能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找到补偿。城与乡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成为了乡土作家的另一套笔墨。7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当局长期依赖外国，致使“崇美媚日”的社会风气盛行，社会矛盾的焦点转移到都市。黄春明的创作背景也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他的笔触迅速集中于批判、嘲讽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的工商经济和买办意识。《苹果的滋味》揭露了美援带给台湾人的精神奴役，《我爱玛莉》批判了愈演愈烈的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鱼》揭示了外来经济和精神侵袭之下民族宝贵传统的失落。作家开始反省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带来的弊害，以及精神生活的贫困，开始寻找民族文化传统之根。
二、不同的价值选择
尽管沈从文与黄春明都是以乡土文学而著称于世，但是二者的批判视角和价值选择却迥然不同，由此使得他们的创作面貌也各具特色。
由于生长环境的不同，沈从文的价值体系和认知方式 具有新人文主义特征的“自上而下”的“五四”人道主义精神，没有成为他唯一的价值尺度。他对于用楚文化重建民族文化、恢复民族活力的热切期盼，使得他对楚地民间文化有一种情感上的认同，再加上他“超越悲剧”的审美经验，因此他的创作表现出极为复杂的文化态度与价值选择。尽管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也写湘西的贫困落后，也写农民在外来政治、经济压迫下的困苦、挣扎，但是他并没有凌驾于民间理性之上，用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启蒙态度去反映乡民的落后愚昧，以引起同情与疗救的注意，而更多的是站在民间理性的立场对他们这种隐忍的生存方式表示认同。这使得他的乡土小说更具有“平民化”的色彩。比如在《丈夫》中，沈从文向我们描述了一个让妻子去当妓女赚钱养家的丈夫的形象，并且丈夫认为这种方法“既不和道德冲突，也不违背健康”。这种方式可能无法为我们所理解。但是沈从文并未就此展开血泪的声讨，而是以一种泰然洒脱的“乡下人”视角来书写他们视为正常的生存状态，格调如此委婉，似乎充满了“勿抵抗主义”的意味。又比如在《柏子》中，水手柏子把漂泊两个月赚来的钱换来一夜销魂，然后再返回船上赚钱，周而复始。柏子的生存方式可能是消极的，但是这种率性而为、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却让沈从文表示认同。沈从文说：“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他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人截然不同！”[14]因此，沈从文从不用城市的道德规范和现代文明来比照乡村，而是努力发掘乡土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和民间理性的价值意义，还乡土社会的本真面目。
黄春明的创作更多的是以现实批判的视角来审视乡土社会，以悲天悯人的态度揭露“小人物”麻木尴尬的生存状态，以社会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外来政治、经济对农村的冲击。归根结底这还是启蒙的视角，是乡土写实派的典型风格。黄春明曾说过：“我的小说喜欢处理时代转变的过程，关怀人与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15]比如在《锣》中，黄春明塑造了一个在台湾社会转型期间丢失了传统职业的“打锣人”的形象，经济上的失落带来了社会地位以及人的尊严的失落，不断以自我的精神损害与心灵摧残来换取生命的平衡，活脱脱是一个阿Q的形象。而在《儿子的大玩偶》和《两个油漆匠》中，同样讲述的是在自然经济解体、消费社会形成的社会转型阶段，“小人物”窘迫的生活状态。我们不难从中发现作者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担负的社会责任感，这与沈从文的民间立场大不相同。沈从文的笔下也不乏这些身处尴尬生存境地的人，但是我们在字里行间却看不到泛滥的悲悯情绪。不以人道主义为唯一价值尺度的沈从文看到了这种种卑微的生存方式存在的合理性。
黄春明的创作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赞美“小人物”、缅怀乡土传统社会的，代表作就是《青番公的故事》。但是，已经在情感上、理性上超越了乡村世界的作家不可能真正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他们言说，即使是在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中，作者的价值标准也已经发生了转换。乡土作家的民间不再是本源意义上的民间，其民间理性也经过了现性、现代哲学与文化启蒙的烛照，不再是本源意义上的民间理性了[16]。因此，民间理性与现性的冲突便会出现在作者的创作中，它在《溺死一只老猫》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反对修建游泳池的阿盛伯不是“英雄”，而与阿盛伯对立的市镇也不是“坏蛋”。于是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已经不再是一种正义、非正义的冲突，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在此得到成功的消解，小说不再囿于非此即彼的道德对抗，而呈现出多声部的主题延伸[17]。黄春明认为，在新旧文化交接期，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多面的社会，任何一种社会现象背后都蕴涵着多元的文化选择和丰富的阐释空间。而在沈从文的笔下城与乡的对立代表着两种文化的对立，城与乡矛盾的不可调和是为了方便表达作者关于民族文化的理想建构，因此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城与乡的对立模式不能被消解，城与乡是二元对立的。妓女形象是沈从文与黄春明创作中都曾赞美过的形象。黄春明在《看海的日子》中塑造了一个在艰难、屈辱中仍追求希望和尊严的妓女——白梅的形象。显然，作者为她选择了一条积极的人生道路，符合现代文明、现性的道德规范。而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 因此我们看到沈从文笔下的妓女总是安于现状的，不需要同情与可怜，也不用如白梅般体会重新做人的艰难。她们真诚、刚烈、妩媚、敢爱敢恨，恰如《柏子》中那个吊脚楼女子的形象。
在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交战中，乡土小说家们担心乡土传统会最终走向消亡。这种焦虑与忧思呈现在作品中，往往表现出浓重的悲情色彩。而由于沈从文与黄春明价值选择的不同，二者的创作表现出不同的悲情色彩。基于复杂的文化态度与价值选择，以及“超越悲剧”、“超越苦难”的审美经验，沈从文笔下的悲剧大都是命运悲剧。人物被命运牵引着，静静地等待着命运的审判，比如《边城》中翠翠与母亲的悲剧循环模式。人与命运是无法抗衡的，或者甚至没有反抗，因此沈从文作品的悲情色彩是冲淡的，淡漠了普通人那种对悲剧的惊讶。而黄春明由于采用的是现实批判的视角，因此他笔下的悲剧大都是社会悲剧，人与社会发生激烈的冲撞，� 我们在作品中可以读到作者的愤懑与不平。黄春明作品的悲情色彩是浓重而忧郁的。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说：“黄春明写的是台湾那里的家园，那里的风俗习惯，那里的不平，那里的美和那里的人——主要是写人，这方面他是无与伦比的……我认为即使他今天就停止写作，他已经用他的台湾乡土小说为现代中国的文学和社会史，留下了具体的贡献了！”[18]诚如葛浩文所说，黄春明的贡献不仅是文学的也是社会的。他以对乡土社会的观照，反映出了自然经济的解体给乡土社会带来的动荡。而当农村经济的动荡逐渐平息，社会矛盾集中于都市的时候，他便将视角投向都市。80、90年代，社会老龄化问题困扰着台湾，黄春明又将笔触伸向了老人问题。纵观黄春明的创作，他的转型期总是紧紧跟随着社会的转型期，他的笔触总是会伸向社会的敏感问题，他以现实批判的视角为我们勾画出台湾社会的情貌。黄春明的乡土创作，既赞美了坚韧生活着的“小人物”，又批判了滞重的落后乡风，既对传统文化的衰疲感到惋惜，又对现代文明寄予希望，体现了他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这与沈从文的文化批判视角是迥然有别的。
“乡土小说”之所以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因为它是对人类理想的生存状态和价值秩序的思索和探寻。无论是以黄春明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乡土小说所持有的批判立场，还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宁静舒适的“田园牧歌”，都是乡土作家们为寻找灵魂的归宿和诗意的栖居而做出的不懈努力。虽然二者的价值立场和批判角度不同，却以同样深厚的力度对“乡土世界”进行了多维观察与深入透视，展示了它温情脉脉却又藏污纳垢的风貌。
注释：
［2］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5页。
［5］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6］［7］沈从文：《边城》，《沈从文作品精编》，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4页。
［11］苏雪林：《沈从文论》，《苏雪林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论文摘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发挥其优势和特长，改革大学的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大学教育中用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培养出会学习，善思维，勇于创新的人才
我国大学的教育方式既有我国传统的教学方式－－书院方式，也有的是从前苏联传承过来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方式基本都是这两种模式：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突破这种传统模式。尤其是大学中的文科教育为甚，《现当代文学》这门课基本是这种模式。一支粉笔、一个教师、一本教科书、一块黑板、教师列出几本参考书。整个讲课都是以教师为中心的。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变化，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技术时代，其最为突出的现象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领域的运用，将会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转变教育观念，改革课堂结构，优化课堂教学。现代信息技术给人类带来了高效、方便的信息服务，现代信息技术主要包括传感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缩微技术等。传感技术的是延长人的感觉器官收集信息；通信技术是延长人的神经系统传递信息；计算机技术是延长人的思维器官处理信息并提供决策；缩微技术是延长人的记忆器官存储信息。计算机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一起构成现代信息技术的核心内容。在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下，传统课堂教育方式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发挥其优势和特长，改革《现当代文学》的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大学教育中用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培养出会学习，善思维，勇于创新的人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现当代文学》教育，弥补了传统《现当代文学》教育的众多不足，改变了传统的知识存储、传播和提取方式，引起了教育新的变革。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和多媒体化的信息技术给现代教学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其在教学中的应用与传统的教育技术相比，有着更强大的优势和显著的功能特点。
1 与传统教学媒体比较的优势
传统的教学中使用的媒体种类很多，最常用的是印刷教材，包括教课书和教学参考书等，这类媒体的优点是：学习者控制信息呈现速度，即学习者能够按照自己的速度去阅读文字材料；学习者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复习学习过的内容；这种媒体对环境条件的要求非常低，因此成了人类通常获取最常用的一类媒体。但是，这类媒体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突出表现在它所展示的图形是静止的，缺乏趣味性。电视和录像是教学中常用的另一类媒体。但是，这类媒体呈现的图像信息真实有趣，图形和声音能吸引学习者的注意力，学习者能够同时用视觉和听觉接受信息，有利于学习和记忆。但是这种媒体最大的缺陷是学习者不能控制信息的呈现，不便于学习者复习。而现代信息技术却能够将不仅拥有以上种两种媒体的优点，还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优势：
1.1信息处理的自动化和高速度教师和学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的这一特性更方便地检索、获取、加工、利用、评价、创造和信息，有利于提高教学活动的效果和效率。借助这一潜在优势，教师和学生可以减少简单、机械的信息加工活动，而集中精力进行高水平的思维活动这类活动包括：利用电子表格、数据库等工具分析数据库资料中蕴含的规律、发现和形成问题、寻找答案以及解释和呈现研究结果；利用计算机辅助测验系统或其它教学测评工具进行形成性测评和总结性测评，利用计算机管理教学工具更方便地对于教学有关的信息进行管理和分析；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数据库检索等更方便地查询、获取、下载自己需要的信息，并对下载的信息进行评价、选择和整合利用；利用用户很好的网页创作工具设计、网上信息，将自己的创新的结果公布在网上。
1.2信息表征方式的多媒体化和非线性化信息技术能够为教学提供多媒体教学资源，从而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他们的经验范围，促进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超文本技术实现了信息的非线性组织，各种信息之间有丰富的链接，构成了立体的信息空间。因此，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进行学习，更好地适应每个学生的学习风格和学习进度。借助这一潜在的优势，教师和学生可以进行教学演示，让学生通过多种感官获得丰富的经验，并且可以对演示过程进行自主的控制；促进知识的直观化的可视化，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入加工；获取丰富的、不同类型的信息，丰富、扩展对学习的主题；表现自己和感受和见解等。
1.3信息利用的动态交互性表现在：学习者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学习内容，进行自主学习活动进一步添加和扩充信息，建模以及虚拟现实场景等建军构自己的理解获得逼真的动态的经验感受培训实际技能。
1.4信息共享与交流的灵活性和跨时空性计算机网� 利用Internet可以实现优秀教学资源的全球共享、及时更新；利用网络还可以远程教学和远程指导；利用电子邮件、BBS、聊天室等可以实现教师与学生彼此之间的交流沟通各种网络工具还可以支持不同地方的教师进行协同工作，支持身处异地的学生进行合作学习。利用网络可以实现学校与社区之间的有效沟通。
2 与教师比较的优势
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与信息技术相比，他们在教学中的优势主要有：①有能力根据《现当代文学》课程标准和具体的教学目标做出计划，并能根据具体要求开发相应的辅助材料。②有能力将学生熟悉的生活经历或事物综合到《现当代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去，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③有能力适应变化者有要求，随时回答学生的询问。④教师有能力督促学生的学习，并能引导学生发展高水平的思维。⑤建立与学生的联系，有能力交流感情，在学生遇到困难时，能以自己经历和感受激励学生克服面临的困难。⑥有能力在行为和价值观方面做出成熟的样板。而信息技术优势也是显见的：在信息处理上的高速度和自动化；在信息表征方式的多媒体化和非线性；在信息利用上的动态交互性；在信息共享与交流上的灵活性和跨时空性等方面，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良好的多媒体学习环境，同时，重复执行某项任务不会厌烦。特别是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体现和顺应了未来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以整合方式应用信息技术，使学生能够用以往不可能的方式学习，他们在真实的环境中学习和接受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使他们积极地参与到学习中变被动型的学 针对教师课堂教学的需要信息技术通过多媒体光盘或网络提供以下功能：为教师提供教学用的各种资料；为教师提供用于考试的试题及相应的答案；为教师提供优秀教师的教学方法案例；为教师提供制作教学软件的工具，使教师能够制作课堂（或局域网）上使用多媒体教学软件。
3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功能，为学生提供极为丰富的学习资源
对ITAI应用研究和评价表明，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会对学生的学习思维的发展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学生的学习行为。当信息技术的应用能适应学生的能力和先前的经验，以及用信息技术为学生提供反馈和为教师提供关于学生的行为或进步，这些情况下，信息技术都会促进学生的学习行为。①提高学生的高水平思维技能：当引导学生参与问题解决过程并允许他们在问题解决中使用信息技术；或者让学生以小组协作方式利用计算机解决问题，信息技术能够促进学生的高水平思维技能的发展。当学生将信息技术用做通信工具以呈现、公布和共享他们的项目成果时，信息技术能够促进批判性思维的发展。②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当学生使用计算机调整问题和任务，把学生的成功实践扩大到最大限度时；当学生将信息技术用做产生、论证并与他们的同龄人、教师和父母共享他们的工作成果时；或者学生使用他们喜欢的富有挑战性的游戏程序和设计好的技术应用，以开发他们的基本技能和知识时，信息技术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态度和兴趣。③信息技术对学习有障碍的学生是非常有效的：对于能力低下或学习有障碍的学生来说，使用能够连续不断地通过调整任务难度评价每个学生的执行情况、以适应学生的能力和实践水平；或者使用能够满足学生的独特需要、实力和嗜好，以及能够恰当地适应他们的语言习惯时信息技术是非常有效的。
4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功能，扩大授课内容
传统的大学教学方式是老师的教为主，按照教材提供的教学内容进行教学。这种教学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首先是：传统大学教学，对于学生和教师来说都是有限的，一是教学内容有限；二是学生学习内容有限。这种教学的方式只能是非常简易的教学方式。《现当代文学》在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邓中夏、郭沫若、蒋光慈、闻一多、朱自清、徐志摩等一大批诗人，如果教师在讲到这一章节时碰到的问题就来了，众多的诗人在教师两节课的讲解中是难以全面涉及的，因为如果将每一个诗人的诗作写在黑板上，时间不允许，老师抄作品在黑板上都抄不完，更不用说是讲解他们的诗歌。其次：是对每一个诗人的介绍及诗歌作品的讲解也是有限的，因此学生所学的东西在课堂上是非常有限的，而运用多媒体教学就不一样，只要将教师备课的讲义，做成光盘，就能在一节课中将上述内容讲完。用多媒体播出，既节省了版书的时间，又能够讲述清楚极大地扩大了教师的授课内容。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包括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多媒体教学的发展为教学的容量的扩大创造了很大的空间，这种容量的扩大对教学的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效果：①创设情景，趣味教学，激发学生求知欲望；②展示课堂教学结构与过程，优化学生思维；③优化视听说组合，增加操练密度，提高教学效率。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教学功能，作为优化课堂教学过程的突破口，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让学生能在一节课中学到不少的知识。极大地提高《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容量。
5 教师自身应改变教学方式
一、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念的形成，实际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若干认识阶段。起先人们用的概念是“新文学”，该概念较早由周作人在《新文学的源流》、[1]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2]等书中使用，此后该概念又为朱自清的学生王瑶先生延用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将“中国新文学史”设定为各大学中国语文系主要课程之一，1950年开始撰写，1953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稿》[3]王瑶先生用的便是“中国新文学”概念。最早用“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可能是钱基博，他在1930年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丁易在195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此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概念一直混用，例如直到1979年刘绶松原著，由易竹贤等修订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出版，作者依然延用“中国新文学”的概念，1975年司马长风在香港出版《中国新文学史》[4]也用的是“中国新文学”的概念，及至1980年周锦在台湾出版《中国新文学简史》时“新文学”概念尚在使用中，直到1984年唐弢、严家炎本《中国现代文学史》[5]出版，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概念才差不多基本定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名称。
这个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也在变动着。1930年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所述范围，实际以清末戊戌维新起始，“五四”新文学革命为终，1944年任访秋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南阳前锋报社印行）时将“五四”之前的中国文学包含在了“现代文学”中，定为第一编，冠以《文学革命运动的前夜》之名，1980年周锦在台湾出版《中国新文学简史》，又把“新（现代）文学”的概念延伸至1970年代中期。可见，“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现代文学”有不同的界定。这也完全是合理的，1930年代的钱基博眼中的“现代”和1944年任访秋眼中的“现代”、1980年周锦眼中的“现代”自然会不一样。大陆主流学界，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框架的影响下，1949后才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限定于“五四”至“新中国”成立之间的；但是从世界的和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学界在“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限定于‘五四’新文学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问题上实际一直没有形成统一定识。
从上述过程来看，随着时代和认识的发展，我们尝试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作相对调整完全是有历史渊源可循的，也是必要的。目前大陆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界定主要成型于1950－1920世纪60年代（1950年，中央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对“中国新文学史课程”内容做了如下规定：“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 ”这个大纲要求把新文学定义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论证“新文学的发展是无产阶级占领文学历史舞台的过程和结果”），就如钱基博在1930年写作“现代文学史”的时候不可能把“现代文学史”的范围划定到1949年一样，成型于1950与1920世纪60年代之间的大陆主流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界定，也不可能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范围延伸到1970年代。
进入21世纪之后，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我们会发现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限定于1920－1940年代之间的30年是不合理的――它在两点上显然和我们这个时代对“现代”一词的惯常指认不符：一、它和我们现时代的距离拉开了50余年，1950年代我们称刚刚过去的30年是“现代”还是合理的，就如同1930年代钱基博称刚刚过去的数十年为“现代”也是合理的一样，而现在于21世纪10年代，我们称50余年前的某个时期为“现代”就显得不那么合理了；二、它专指与现时代已有50余年之隔的特定的30年时间，显然也是不合理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历程是一个连续的、渐进的，一直延伸到当下的过程，它不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就结束了，至少它的范围是30年所不能限定的。就此，重新审视这个概念完全有必要。
二、
20世纪以来，中国新文学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高潮，一个是“五四文学”，一个是“新时期文学”。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五四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特别是从文学精神上来说）；“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核心（无论是从文学创作的内在精神还是从文学创作的外在质、量上说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对“现代文学”学科范围的界定要以“五四文学”的发生、发展、落潮为基本线索；“当代文学”学科范围的界定要以“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发展为线索。
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角度讲，“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范围亟待拓展，完全可以拓展到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新时期文学开始）。目前的“现代文学”概念，只包含1917（以是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为标志的中国新文学革命开始）到1949年之间大约30年的时间，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历史纵深以及作家、作品幅员不够，大多数现代作家都经历了由“前49”到“后49”的延伸，不管是来自解放区的新锐作家，还是来自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他们的创作在1949前后都具有逻辑连续性，对于他们来说，“49”不是什么特殊的门槛，不可能把他们的创作用49强制性地割裂开来研究，似乎49之前，他们的创作就是“现代”的，而49之后他们的创作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当代”的了，将视野限制在1949年之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是不完整的。
所以，“现代”文学的学科范围要扩大。但是，这个扩大不应是无边的扩大。
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概念应当是从1917至当下的文学，而狭义的作为学科概念的“中国现代文学”则应限定于1917至1977年之间的中国文学。将其拓展到1977年有如下理由：一、是有前述周锦《中国新文学简史》之历史先例可循的；二、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学”之内在逻辑的――既可以显示“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相对开放性，又可以相对保持“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断代史的相对完成性；三、特划出1977后给“中国当代文学”，以便突出其开放性、现实性的学科特点，区别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相对封闭性、历史性。
广义地讲“中国现代文学”概念自是可以包含1917至当下的所有文学的，但是，如果引用此广义概念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定义，显然会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特性的丧失。例如扩展到1999或者2000年，形成“20世纪中国文学”范畴，这样就实际上取消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部分学者打通现当代界限，形成纵览中国新文学之宏观视野的研究课题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是以其取代“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概念，则是不科学的。原因是：一、它是一个封闭的概念，现在已经是2001年后，20世纪已经终结，它不能囊括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对当下文学发展的动态关注，二、过于突出“世纪”概念与中国文化背景不符，“世纪”概念是西方宗教意识的产物，“世纪初”之所以在西方具有“历史开始”的意义，是因为纪元从基督诞生始，人类将获得救赎，“世纪末”之所以有“历史终结”的意味，是因为“世纪末”人类将面临审判，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中，“世纪”之始末并没有历史开始和终结的意味，从20世纪中国历史实际来看，1901年和2000年这两个年份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划分时代的意义；三、作为学科概念，它太过笼统，不科学。
“现代文学”学科范围要拓展，但不能无边拓展。笔者以为以1977为界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实际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内部统一性不够，尤其是1977之前和之后，对其进行分割，留出一部分“开放空间”给“当代文学”，将相对封闭的、完整的一部分空间划转“现代文学”是十分必要的。
过去，我们过于拘泥于传统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划分，主要受到这样两个观念的影响：一、误把“现代”和“当代”当成纯粹的时间概念，进而把界定的依据定位在社会时间的断代上，例如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开始了社会�
三、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需要扩展，那么相应地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范围需要收缩。
“新时期”，这个概念用到现在多少有点儿尴尬，从刘心武发表《班主任》的1977年开始算起到现在，新时期已经延续了20余年的时间，这个“新”，似乎也太长了点。“新时期”以来，中国新文学迎来了五四以后的第2次新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的丰收极大地提升了汉语言文学的创作水平，随着汉语言文学作品在国际上赢得最高大奖，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获得了在对等水平上和世界文学对话的地位，而这正是“新时期文学”的功劳。从这个角度讲，“新时期”文学值得学术界以更大的热情、更多的经历来正视，然而，这些都不是在“新时期文学”这个具有强烈的批评色彩的概念烛照下可以达成的，我们必须寻找更有历史感，更有学科意义的概念来呼应它，而“当代文学”正合此一要求。
总的说来，“当代文学”是一个在时间上开放的概念，从1949年算起到现在，已经有50余年之久，相比较于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30年历史，它已经长了很多，似乎显得有点儿太长了。如果不适时地调整其学科范围，任“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无限地延伸、扩展下去，这对于一门学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更重要的是，以1977年为界，1949至1977年之间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和“新时期文学”的联系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么紧密，相反1949至1977年之间的文学大致可以划归“五四文学”“发生－发展－落潮”三阶段之第三阶段，完全可以划归“中国现代文学”范畴。目前的以49为界的“当代文学”概念是不合理的，它是把77前和77后两种不种文学形态硬行捏合在一起。
实际上，“現” 在汉语中是形声字（从玉，见声），本义为“出现”，《广韵》解“俗见字”，可见其有“明显看得见（become visible;appear;show）”、“当下呈示”的意思，现代汉语中依“现”字组的词如“现弄(在人面前炫示自己)”、“现示(显示)”、“现在”、“现案”、“现场”、“现时”、“现实”等均从本义。类推可见“现代”一词也应如此，的确，据《高级汉语大辞典》解释“现代”（modern times;the contemporary age）意为“现在这个时代(中国多指 1919 年至现在)”，“现代人”意为“当今时代的人”，“在我国历史上一般指‘五四’运动以后的人”。如果按此辞典义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应当是指“‘五四’运动以后直到当今时代的文学”。显然现行大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主流认识与此不符；从回复“现代”一词的辞典本义角度讲，“现代文学”学科范围有“拓展至49年以后”的词义学要求。
其次，从“‘五四’启蒙文学发生、发展、式微”之历史逻辑的完整性来讲“中国现代文学”有拓展到1977之后的逻辑要求。1917（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年到1977年（刘心武《班主任》发表），对于五四文学传统来说正好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式微的过程，以五四启蒙文学精神为内核的“中国现代文学”可 而1977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在逻辑上已经不是“五四文学”一脉的了，如果说“五四文学”可以用“以民主、科学、国家为本位启蒙文学”来概括其精神的话，那么1977年以后的文学则可以用“以自由、感性、个体为本位的新感性文学”来概括其精神，当初诸多论者以“五四文学的回归”论为1977后文学张本，这种做法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理解的，它可以让人们更容易地理解1977后文学，接受1977后文学的合法性，但是，现在再把1977后文学和1977前文学混为一谈，把它看成是“五四文学的回归”，显然是低估了1977后文学的价值，不利于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以及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
“当”，就其时间向度的词义学内含讲，有三重涵义：一、past，刚刚过去的一个时间段，但强调这个时间段是延续到现时的，如当朝、当世；二，just at a time，指过去的某个时段，但强调的是那个时段中事件的即刻性、发生性以及与当下的关系，如当场、当初；三、present，从当前开始延续到未来的时间段，强调该时间段的未完成性、未来性，如当前、当今。
就此，所谓“中国当代文学”，就其词义学意义而言，应当在这样几个意义上被运用：a、如果它是指“过去某个时间点到当下的”的文学，那么它的着眼点应当是强调“这个时间段的文学正在当前延续着，与当下的文学直接联系并发生着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它强调该时间段的文学与当下文学的直接连续性；b、如果它是指“从当前开始延续到未来的时间段的文学”，那么它一定是在强调这个时间段的文学的“正在发生性”；c、如果它是指“从现在开始延续到未来的文学”，那么它应当强调的是这个文学时段的“未来性”、“前瞻性”、“开放性”。
实际上它应当在上述三个意义上同时被强调。就此，“当代文学”学科概念应当在上述三重意义上不断被调整和重新界定就是必然的：向上溯它应当不断地割舍，不断弃掉“与当下文学缺乏的直接连续性”的文学，而不断地强化它的a涵义；向下伸它应当不断地拓展自己的领地，以便能永远地保持它的c属性；就其学科的根本属性讲，它应当不断地强调自己的“现场性”，也即时刻保持其b涵义。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文学”调整其学科范围，不断割舍其前端，不断下探其末端，以便更好地体现当下现场性、未来开放性、现时回溯性，并非什么不可理解之举，而恰恰是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内在规定性使然的。
1977年之后，“新时期”兴起了“新感性文学”浪潮，新的时代条件――政治上的改革、开放，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化，文化上的全球化――这些都构成了“当代文学”的基本前提，换而言之，也只有由这些要素规约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体现自身作为世界先进文学之属性”的问题才是具有中国文学“当代性”的问题。1949至1977年间，中国文学所处理的基本问题实际上都是“前当代”的由“中国现代”遗留下来的问题，例如“文学如何符合无产阶级性？”的问题便是我党作为革命党在现代历史上所要处理的基本文学命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经渐渐地由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肩负阶级革命之现代历史使命的革命党调整为代表全民利益的执政党，2001年江泽民“7·1讲话”便是这一转变的理论总结，文学就此也获得了其不同于“革命党”时期之核心命题的“当代核心命题”――“如何代表世界先进文化？”的问题。如果我们问：“中国当代文学不同于现代文学的基本问题在哪里（中国文学的当代性在哪里）？”其回答一定是在这里，而这一点，是1977后才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在市场化、全球化、个体化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上展开，从1977年起这个以新启蒙为核心的文学浪潮一直维持着它螺旋式发展的势头直至当下，并且获得了它而“以自由、感性、个体为本位”的内在新感性精神本质。
据此，我们说，将1977年后文学划归“当代文学”范畴是有理由的。这样做可以让“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获得它内在的精神的逻辑的统一性，进而解决当下绝大多数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所遇到的困境：这些文学史大多是生硬地糅合“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三大块，因为无法把“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没有整合性的逻辑构架，这些文学史著作常常显得缺乏“体系”，这是生硬地坚持“49”作为现当代文学学科范围界限的结果（陈思和先生《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6]用“潜在写作”的概念将“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在逻辑上整合了起来，可说是一种富有智慧的解决方案，但是这又造成“潜在写作”在原生态文学史中实际的地位、作用和其在叙述态文学史中地位、作用的脱离，并进而造成叙述态文学史对原生态文学的偏离）。
另外，从学科分量上讲，1977后的中国文学其实力完全可以撑起一个学科，在这个时间段，中国汉语言文学真正地获得了自己的具有“当代性”的典范作品和作家，张承志、贾平凹、莫言、苏童、余华、高行健、李锐、王安忆等在这个时间段均完成了他们的代表作，使汉语言文学真正地达到了和世界文学对话的水平。
由“中国新文学”概念的演化而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念；由“新时期文学”概念的演化而终有“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概念的定型，比照“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念的成型和演化，“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范围之定型于“新时期文学”完全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学”之学科成型的历史经验的。尊重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学科分野，寻求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新世纪的历史性转型，要求我们既维护两个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反对“取消论”，同时我们又要反对“不变论”，以新观念促其新发展。重视文学研究的当下介入性、现实针对性要求我们重视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因此从“延伸到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列出“新时期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围，以强调之，是完全必要的。
注释： [1] 此一时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诞生期，主要著作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周作人的《新文学的源流》（人文书店，1932年9月）、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9年4月）、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9月）等。
[2]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见《文艺论丛》第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
[3] 此一时期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开明书店1951年9月出上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8月出下卷）、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11月）、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等。
[4] 香港昭明出版社，1975年版。1970年代香港和台北出版了一些价值较高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除了司马长风的以外，台北广东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苏雪林的《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等都是非常不错的。
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现当代文学的比较评价早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当代文学取得成就被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认可，现代文学则受到了打压。然后，之后现代文学的发展不尽人意，很多流派逐渐淡出了文学舞台，更多的作家也随之退出，或者尝试不一样的写作方式，尝试改写自己的作品，当时没有获得成功。当代文学进入低潮。在文学的教学中，一些作家的真实身影开始远离课堂，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被加工过的作家身影。改革开放以后，现代文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对作家的重新评价，重新对待文学现象。很多被认为排斥的作家开始受到重视，并且得到了数量众多读者的支持。发展至今，对当代文学如何定论已� 从学术界来看，对当代文学的批评已经逐渐冷了下来，开始冷静地客观地看待当代文学。当时网络上对此却颇有微议。很多人偏激地认为当代文学垃圾，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并且借助一些不严谨的文学、评论作为佐证，闹得不可开交。虽然这其中指出的太多问题值得商榷，但是其另一个方面也反应出人们对现当代文学创作的不认可。以此相反的是，很多人对当代文学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认为当代文学取得了其他任何阶段文学所没有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也是现代文学衰落的重要依据。其中最让人感到兴奋和最具有说服力的就是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现代文学中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企及的，也是无法超越的。但是，我们也得认真思考，当代文学是否超越了当代文学呢？
二、当代文学部分逊色于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发展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但是和当代文学相比，在某些方向还是存在一些不足，相比现代文学来说显得比较单薄。下面将进行相关探索。
(一)现代文学中有特征明显的文学流派
文学作品的产出是作家思想的结晶，是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和自己思想结合的产物，从这方面来讲，文学作品是作家独立的个人的劳动成果。但是作家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创造氛围、思想的沟通交流、健康向上的艺术创造环境。这样，为文学流派的形成提出了土壤，同时也能够有效地提高文学创作的质量，使其发展兴旺。同一文学流派的作家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共同理想、大致相同的写作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段。流派的差异越大，他们的写作风格，体现的思想境界差异就越大。流派之间的竞争，促进了作家对社会和生活的深刻认知，是他们创作出优良作品的有力保障。在中国的现代文学中，发展出了许多著名的文学流派。如新月派、创造社、京派、海派等。各个流派之间尤其自身对社会的关注点，对生活特有的切入角度和思考方式。特别是流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政治理想的差异，写作的方法和表达的方式也存在明显的不同。由于差异的存在，流派之争经常存在，这也是作家互相沟通和交流的激烈表现方式，促使他们更能看到社会发展中问题存在的根本，对中国文明形成各自独特的有见地的见解，从而出现一些流派引领性的作家和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推动中国文学百花齐放，带动和影响了一批作家，促进作家的成长。和当代文学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像当代文学一样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流派。如果积极的追究，只能说出现了一些“作家群”。“作家群”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流派，虽然在对社会和生活的关注点、切入点、写作的方式、价值指向方面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其在意识形态、政治理想方面并无太大的差异。具体来说，这也是中国当代的国情决定的。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外来文化侵入中国，对中国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中国思想界趋于活跃。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一活跃的思想抗争却能渗透到文化领域，现代的作家并没有受到绝对性的影响。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完全统一是文学作品缺乏活力和思想深度。
(二)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多于当代文学
至今文学界对经典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是也可以从中窥知一二。所谓经典就是具有高度的原创，同时能够充分体现那个时代的思想价值，并且能具有相当的文化影响力，具有时代的穿透力，能够对现在和未来的读者产生思想的激荡和情感的感染和教化。经典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经得起时间这个公正的法官的考验。经典的作品是不会被浩繁的历史齿轮给埋没的，而且还会在一个特定的时刻被进行重新的诠释，获得全新的生命力。非经典的文学作品的兴起只是一时，缺乏长久的生命力，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完全销声匿迹。同时这些没有高度的思想境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作品只会在多如牛毛的烟海中沉沦，没有再次获得生命的可能。从文学作品的发展来看，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发展都需要经历更多的考验，才能涌现和确定经典的文学作品。经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稳定，确定其经典的地位。但是现代文学的发展比当代文学更早；而当代文学的发展只有短短的一二十年，还不足以产生经典的作品。同时如果从文学作品的思想高度和价值体现来看，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时代的思想高度和价值取向远远高于当代文学作品。作品的独创性现代文学作品也是远远强于当代作品的。现代作品更经得起时代的检验和重新解读，其思想价值也是现存的当代作品无法企及的。文学作品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存在难以割舍的关系。文学作品能够反映当时的时代变迁和思想变化，同时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文学作品得以产生的土壤。现代文学作品中对社会的反应，对人性的剖析和理解，理想的追求和对人生的展望，这方面的艺术成就高于当代文学。
(三)当代文学至今没有出现大师
作家的思想内涵、精神境界是成就伟大作品的重要因素，也是成就文学大师的重要影响因素。当代文学作品不乏大师，如鲁迅，矛盾、老舍等一批大师的出现让现代文学显得熠熠生辉。大师能敏锐抓住时代的步伐，感触社会，看到社会中各种存在的问题，在文学作品中呼吁社会缺失的回归，对当时的青年有警醒作用。然而在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少了那种锋芒毕露和咄咄逼人，同时那股发人深省的气息也逐渐远去。套用一些评论家的话：“他们太聪明了”。这在90年代的作家中尤其明显，他们既能够在体制内游刃有余，同时还能博得市场的青眼相加。有些时候他们站在平民这边的，有些时候却又毫不保留地走向官方。当双方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保持缄默。我们知道，大师和世故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三、总结
一、对文学史理念创新的思考
文学史创新关键便在于进行文学史理念的革新，进行理论的创新可以实现文学史更好的发展，同时为文学史的良好革新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我国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时由王瑶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再次著作中作者对于“史”的思考依然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要思想，但是却摒弃了严重的浓郁的政治色彩，使人们在进行相关阅读时可以更加的心情舒畅，得到一定的放松，而不是过多的被其中存在的政治色彩所左右，影响读者的感官体验。再次著作之中作者根据自身良好的文学底蕴修养，进行多种史料的搜索与总结，运用自己独特的目光进行相关问题的阐述，对于发展历史中各种文学历史现象进行了详细的综合的且极为可观的评述。因此，此著作的阅读不仅使读者感受到鲜明的“史”的特点，同时兼顾了文学的特性，这也是王瑶所要呈献给读者的其所认为的文学史理念。在王瑶的著作之中充分的运用自身所掌握的各种知识进行“文学”与“史”的良好结合，这一创新性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是之后的文学史却没有这样发展下去。1955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对于文学史进行相关阐述时十分突出的强调了革命运动对文学的影响，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使作品中的政治色彩较为浓郁，同年张毕来执笔的《新文学史纲》中更是出现了“革命史化”，按照政治态度对作者进行详细的划分；1956年由刘授松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对于阶级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强化，文中无论是在阶级立场还是相关的观点上都在时时的强调政治性，认为文学是政治观念的附庸。由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年代文学史正在朝着政治革命一体化方向发展。
二、对文学史体例创新的思考
不同的文学史理念影响之下会出现不同的文学史体例，观念的革新会影响到体例的革新与发展。文学史中的体例大体分为四种类型：专题史型，文体史型，作家论型以及混合型。就以往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涉及的体例进行分析，混合型体例应用较多，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呈现出一种“板块结构”的特点，直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出现，这种板块结构才出现了一定的变革，突破了以往的写作模式，在以往的文学史的编些过程中，作者在进行事件的阐述时往往采用分时期进行文学运动事件的阐述，之后进行座驾作品框架的构造，进行文学史连续性以及发展轨迹的呈现，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在进行相关事件的描述时更多进行了事件的综合分析，统一进行相同点的分析，具有更好的参考作用。
但是对于体例的创新不能仅仅的局限在写作方式的改变，还应该从选择上进行创新。在进行事件的选择时，如何进行取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问题，编者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具有良好的文学底蕴，通过长期的文化积累形成个人眼力，进行事件的甄选。不同的编者拥有着不同的文学底蕴，编者的眼力差距也会影响着文学史的编些发展。
三、对“史”“论”的思考
文学史的编写需要以史实为依据。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严格的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以史实为基础，同时以“论”为文学史的主体进行编写。在对“史”的阐述时，作者需要严格的遵守史实，进行客观真实冷静的辨别，进行客观的阐述，但是对于文学史的编写又不同于对于纯历史进行编写，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进行文学思潮以及每个时期文学现象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梳理，将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真实的再现，使读者可以更好的进行相关了解。文学史中“论”的编写是文学史的主体，因此作者在进行相关文学现象，文学运动进行分析时应该更好的尊重史实，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在兼顾准确，真实，客观地进行问题的分析时，作者进行相关的阐述还应该突出自身的特色，在进行事件的分析时更多的融入自己的风格，使文学史更具个人进行文学史的编写，不仅需要作者更好的向读者进行文学运动的展示，加深读者的了解，并应该努力的通过自己的方式更好的使读者进行文学发展历程中出现的重大事件的了解。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史才可以更好的吸引读者，被更多读者所接受。
文学经典能给人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稳定的人文情怀、高尚的道德信仰、宝贵的人生经验和非凡的审美趣味，经典文学作品的力量无穷无尽，能够撑起人们的精神世界。现当代文学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先理解阅读作品。学习者对于那些贴近生活，与自身经历有着直接联系的文学作品感受和理解 现当代的许多作家的作品都描述了当代中国人所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样一来，大学生读起来就有一种亲切感，进而愿意去接受和感知作品精神思想和文化内涵。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教育工作者如果引领大学生们体味贴近其生活，靠近其精神乐趣的作品，大学生必定乐于接受，继而能使大学生开始对现当代文学的学习感兴趣。在优秀文学作品中大学生们可以从作品发现自己和社会以及自然的影子，进而将影子变为形象，开始进入作品理解、认识和欣赏的程度，文学作品所承载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将会逐渐扩充学生的精神世界，开拓学生文化视野。这样一来，学生也会逐渐从中国文学作品的殿堂进一步迈向世界优秀文学作品殿堂，开始将视野放大到对于人类历史的感受、欣赏和理解上。教育工作者应善于发掘出现当代作品的独特精髓，运用自己的经验知识，在课堂上引导学生接触和理解这样的作品，并与学生交流阅读理解后的心得，不但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文学作品，更能对教育工作者自身的内涵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二、加强现当代文学教育的措施
（一）注重启发教学
现当代文学的思想与当今的大学生的思想已经渐行渐远，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改革迫在眉睫，学者及相关教育者们对现当代文学也进行了诸多改变。比如对现当代文学课程名称进行更改、增加现当代文学相关的实践教学活动等。无论教学怎样改革，教育工作者都不能忘记文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对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进行加强，培养学生人文关怀精神提升思想境界。虽然现今教学环境恶劣，但是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根本任务并没有改变。现当代文学不是技能，是文化思想和精神力量，文学教育应该与时代情况相结合，但不应过多从技能处寻找突破口，教师应使现当代文学与学生的现实生活或当今时代思想文化紧密相连，而不是沿着作家介绍，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的传统教学套路讲授枯燥乏味的课程。对现当代文学进行作品分析时，教师在指导学生将文学作品的精神世界中结合现今时代思想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进而引起学生对于历史的追问，发散学生思维，借文学作品和相关文学历史来引导学生对当下这个时代进行思考。教学过程中注重文学和时代精神结合，教师应带动学生从文学作品中展开对生命的思考，加强与当今践踏生命、无视生命价值的现象联系起来，让学生对生命产生敬畏，学会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珍惜[3]。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教师不要用过多时间讲解作家个人的人生经历，不要在作品的艺术风格上花费太多的时间，这容易让学生产生反感。而应该将文学作品与时代精神结合，加强文学与历史的契合，使学生在作品中寻找自己的人生，激起大学生对于现当代文学学习的乐趣，在现当代文学中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提升情趣，最终实现文学教育对学生人格的培养。
（二）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应与中学语文教育接轨
师范院校承担培养未来初高中教师的任务，师范生的教育好坏直接影响到未来的初高中教育。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能作为师范院校标准的现当代文学教材出现。这种教材建设的缺失导致现当代文学教育与师范培养的特性不能很好的结合，毕业的师范生很难将所学知识在当前中学语文的教学环境中进行施展，甚至直接会与当前中学语文教学脱节的情况。因此，应该及早出版具有师范特性的现当代文学教材，这对于师范院校现当文学教育的师资培养具有重要价值。高等师范院校在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教学内容上不能与中学语文教学紧密结合，这当中教材占了很大原因，师范院校选用的教材与当今中学语文教育脱节，直接导致两者在教学内容上的脱节，这种脱节不仅会给学生造成学习困惑，而且会加速教学内容上的巨大差异。在培养师范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结合中学语文的教学对现当代语文教学进行多方面阐释，让学生把握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体系，理解两种教学的差异性。师范院校教师不能轻视中学语文的教学难度，对中学语文的解读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是对文本的浅阅读。高等师范院校应在现当代文学教学方法上与中学语文教学接轨，如今，为了加强现当代文学教育，教育工作者们不断转变教学理念、革新教学方法、调整教学目标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是针对高等师范院校关于现当代文学教育的改革和创新却不多，高等师范院校对中学语文和大学现当代文学的衔接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必须引起相关专家学者的重视。笔者认为，想让中学语文与大学现当代文学教育紧密相连，必须改变当今中学语文课堂对知识死记硬背的传统教学模式，中学教育者应学习和运用科学先进教学理念，对中学生实现性化教学，增加其创造性。在电子时代中，应注重中学生写作表达能力的培养加强文本分析能力。
三、结论
一、当前高职院校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内外因素的挤压下学科魅力在消弱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逐渐呈现出“边缘化”和“世俗化”,“疏离文本”的现象尤其严重。近年来，很多高职院校都倾向于以单纯的“职业能力”来定位学生的价值，因此，这些学校对于像中国现当代文学这样的理论性强、与就业关系不大的课程不够重视，削减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课时量，严重阻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发展。
(二)课程教学中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不突显
当前，大部分高职院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方法还是传统的讲授法，教师占据着课堂的主体地位，学生只能够被动接受教师所灌输的知识，即教师把握着整个课堂，学生在课堂上缺乏与教师的互动，参与性不够，学生只是在被动的接受知识，而不是主动的去吸收。即便是现在很多院校引进了多媒体技术，教学采用了多媒体教学，但是仍然改变不了以知识灌输为主的授课方式。在这种教学模式之下，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无法得到提高。
二、高职院校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改革
(一)构建专题化教学模块，突出作品的深度阅读与欣赏
不可否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功利性不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门课程没有应用性，事实上，对应用性人才来说，并不需要掌握过多的理论知识和文学史，而是要通过学习文学史，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品鉴能力和对问题的思辨能力。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应该适当的简化思潮论、流派论和作家论等等一些内容，应该侧重展开对作品的深度理解和欣赏。高职院校可以组织教师进行研讨，构建专题化的教学板块，淡化文学史，强调赏析作品。例如，可以构建“鲁迅作品阅读”、“沈从文作品阅读”、“张爱玲作品阅读”等等教学专题，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结合教学的具体要求，对这些文学作品进行整合，把教学重点放在对文学作品的赏析上，着重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学生对每个不同的专题进入深入学习，这样就能够得到系统的训练，不仅学习到了相关的理论知识，还训练了他们对作品的感知能力，提高了其分析能力和品鉴能力，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才是具备实用性的，而这种复合型人才正是社会所需要的。
(二)创新教学方法，努力践行“学导互动”模式
传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学采取的是“三主式”教学方法，即以教师讲授为主，课堂教学为主，知识� 这样的教学丝毫提不起学生的兴趣，其教学效果显而易见，不尽人意。因此，我们需要改革创新教学手段，践行“学导互动”模式，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着力于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有机穿插影视片段，加强阅读延伸，做足“助学”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有些教学内容比较枯燥，学生学起来可能会感到很乏味，所以，教师应该想方设法的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影视片段就能够帮助教师解决这一问题，影视片段对于学生来说有很强的的吸引力，它通过带给学生视觉和听觉上的极大冲击，能够帮助学生培养其文学审美能力。影视片段所带来的各种信息，不仅满足了学生对学习的要求，还弥补了学生历史经验的不足，因为有些历史事件是学生无法通过文字真切的感受到的，而影视作品通过对当时的情景再现，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一目了然。这样就很容易得到学生的情感共鸣，使得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更为透彻深入。例如，在教学巴金的《随想录》时，教师需要向学生介绍这部文学的中心思想和作家的情感基调，但是如果我们“刀枪直入”式的讲解，可能会让学生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所以我们需要为学生播放一段辅的视频。这里教师可以选用电影《活着》中的几个片段，比如说，富贵大炼钢铁的片段、富贵的女儿凤霞生孩子时因没有医生难产而死的片段等等，学生通过观看这些视频，就能够对“”时期有一个更详尽的了解，能够得到真实的体会，再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去分析作者巴金的创作意图，去欣赏作品的背后内涵。精心组织课堂讨论，加强小组合作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需要教师要精心组织课堂，安排必要的讨论环节，可以采取小组合作的学习的模式，最大限度地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话题讨论，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可以安排学生以5~7人为一小组，以小组的形式参与讨论。教师要充分结合授课内容，在需要进行讨论的时候引进一个新鲜的话题，让学生积极的进行讨论，然后将讨论结果公诸于众，与众人分享本小组的讨论结果，也可以吸取其他小组的结论。例如，当教师讲述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作品时，就可以安排这样一个导学环节：每个小组选择一个作家，对其进行解读，教师给予一些思考题，各组员自己去探究，总结出自己的观点。最后在课堂上以演讲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教学过程，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创意思维能力和自主探究能力。
20世纪初，达尔文的生物学“进化论”观念传人中国，在思想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领域亦然，正如胡适断言：“ 可以说，文学的“进化论”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性构成。然而在本世纪初，当我们站在生态文化的高度来重新审视文学的“进化论”观念时，却发现它存在许多误区。
“五四”时期，“进化论”观念从西方的生物学科横移到了中国的社会学(包括文学)领域。严格说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学说依然属于当下的生态学范畴，但“五四”学人并未获得生态学的理论视野，只是基于学科范畴抱着文化实用主义目的将其拿来，于是谬误的产生在所难免。首先，从生物学的“进化论”到文学的“进化论”存在着逻辑推理的错误。其中的逻辑思路如下：既然生物秉承“进化论”思想，那就意味着今天的生物物种比过去的更高级、更复杂；从而，今天的社会形态一定也比过去的更为进步，进而推之今天的文学发展也比过去的文学更为进步。这种推理简直就是—个蹩脚的类比推理与三段论推理的结合，其症结在于将社会学、文学与生物学视为等同的类别范畴。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昂奈尔·戈斯曼所说：“历史学并非一直就是高歌猛进和进步主义的”。很多历史事实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点。在文学领域亦是如此，T.S.艾略特曾明确指出：“艺术从不会进步”。因而，我们很难断定宋词比唐诗更“进步”，现代的小说比古代诗歌更“进步”。唐晓渡将这种文学的认识误区归结为“五四”文学所酿造的一个“时间神话”：“通过先人为主地注入价值，使时间具有某种神圣眭，再反过来使这具有神圣性0的时间成为价值本身。”进而指出它的负面影响：“就赋予本身并无目的可言的时间以内在目的这一点而言，新时间观体现了一种强力意志；就把时间理解为向前的线性运动这一点而言，它严重歪曲了时间和空间密不可分的本性。由于充满了紧张的期待，它很容易被情感化；由于标定了‘前方’的维度，它不可能不被事先注入价值。新时间观据此把历史截然而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既然‘光明在前’，未来即是希望，朝向未来的现实突然也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涵义；唯独过去成了一个负责收藏黑暗和罪恶的包袱——正如它在现实—心理中所呈现的那样。”历史证明，尽管“进化论”观念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洼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往往被文化的激进主义者与机会主义分子所青睐。其次，“五四”学人只关注了“进化论”概念横移的相似性，却忽略了差异眭与多样性。因而，生物学领域的其它一些重要思想却被忽略了，甚至被人为地抛弃了。正如有学者指出：“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展，生物进化论的冲击波遍及当时的学术界。受时尚所染，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将‘进化’一词引人人类学的研究。但却没有连同引入对此相关联的重要概念，如变异、选择、适应等等。致使他们对文化发展的研究只能停留在文化事项的表层，去比较共时态的差异，人为构拟文化发展的脉络。”0此论断也非常适合“五四”文学界对于“进化论”的态度。经过一个世纪的文学发展，由“进化论”所推动的文学实践已逐渐显露出它不适应文学生态性发展的负面影响来。这主要体现为文学“进化论”观念所催生的文学的先锋性使文学发展的道路越走越窄，文学的遗忘性以及文学群落的削弱等方面。
一、文学“进化论”观念对先锋文学的非生态性影响
首先，“进化论”思想催生着文学的先锋性，而先锋性使文学发展的路子越走越窄。“进化论”背后的时间美学和先锋性 的内在审美要求是—致的，都意在搭乘线性的时间神话抢占话语资源，获得某种文化权力。因而，先锋性总是体现为一种创新冲动。在文学形态上，先锋性有时表现为一种思潮和运动，有时则表现为一种文本意义上的创新性。尽管“先锋性”给文学实践带来了活力和生机，但总免不了陨落的文学宿命，可以说是“各领风骚三四年”。
为什么先锋性的文学活动如此短命？从先锋派文学思潮自度讲，它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首先，从作家角度讲，先锋作家的创新精神与守旧意识往往同时并存，形成其内在矛盾。创新性是先锋派文学思潮永恒的美学追求，因而先锋性文学思潮是—个“流动”的存在体，一个最终无法用标准尺度衡量的文学实践。但是作家为了彰显已有的文学成果，往往急于用较为固定的文学标准来界定先锋性的文学活动。因而，僵化与生机、固态与液态、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成为先锋性文学群体的内在矛盾，而 “先锋性”就像一只困在麻袋里的疯狗，要么麻袋把疯狗闷死，要么疯狗把麻袋撕破，两者似乎永远不会和平共处。其次，从艺术角度讲，先锋思潮充满了自我否定性。何赛将先锋文学称为“自杀性的艺术”，因为它否定的正是艺术本身，“现代艺术家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邀请我们观看实属一场玩笑的艺术之片段，它本质上是对艺术自身的戏弄，因为这正是现代灵感的滑稽性质所要表达的东西。新艺术并不是嘲弄其他人或事，没有受害者就没有喜剧，它要嘲弄的正是艺术本身。”0先锋文学一方面在绞尽脑汁地进行艺术创新，另一方面也在冷酷无情地绞杀艺术。此外，在文学精神方面，先锋文学思潮存在着先锋性与庸俗性并存的深刻悖论。雷纳托·波吉奥利认为先锋文学具有追求时尚的一面，而时尚性具有不可避免的庸俗性：“时尚的主要特征是把短期内非同寻常的或一时时兴的东西强立为新的规则或规范，并很快加以接受，然后在它变成平庸物，亦即人人皆有之‘物’之后，再次抛弃它。简而言之，时尚的任务是保持—个延续不断的平庸化过程：把稀有新奇之物变成广泛流行的东西，当这玩意不再稀罕新颖之后，又用另一个稀罕新奇之物取而代之。”0而基于时尚所产生的庸俗必然导致先锋文学的死亡：“由此看来，由于现代文化固有的狂热的天才崇拜中矛盾原理的作用，先锋派在时尚影响下注定要战胜它曾不屑一顾的通俗流行——这恰恰就是先锋派终结的开始。事实上，这是每一种运动不可避免的残酷的命运：兴起于反抗旧先锋派新近流行过的时尚，衰亡于一种新时尚、运动或先锋派问世之时。”雷纳托·波吉奥利的高明在于揭示了先锋文学与时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个持续被平庸化的过程。齐美尔曾如此界定时尚的本质：“时尚总是只被特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运用，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在接受它的路上。”@如此可见，先锋文学亦如此，它也是永远在路上。它是一次迅跑，一个超越别人也很快被别人超越的过程；它也很像人的某种生理欲求，随着生理能量的聚散，不断呈现出一个兴奋与疲惫、高潮与死亡的循环交错的过程。
但若从生态学角度考察先锋文学，先锋文学的短命亦有其生态学的解释。从生态学角度看，随着进化的发展，物种越来越趋于复杂高级，而越复杂的物种对适应环境的条件要求越苛刻：“进化的结果总是要造成自为体系自身的复杂化、多样化和层次化。然而，复杂化的生物物种，虽然抗拒外界环境变动的抗风险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截取外界环境中物质与能量的范围却随之缩小……专用性能的提高，总是弱化了普适性能。”同样，先锋文学相对于通俗文学等其它文学样式来说，也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文学样式。这里说的“复杂”主要指创作主体构思时的“殚精竭虑”以及文学文本的“出奇求新”，创作过程往往是一种艰涩的思索过程和艰难的文字表达过程，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派小说的创作便是明证。但是，先锋小说犹如更为复杂的生物物种一样，由于“截取外界环境中物质与能量的范围却随之缩小”的缘故，使自己走上了一条偏狭的文学之路。先锋文学所摄取的“物质与能量的范围”，就是供先锋文学得以出现和存在的文化与文学的资源。以下两个方面决定了先锋文学资源的匮乏性。转贴于
其一，从文化与文学的共时代关系看，先锋文学很难从共时代的文学资源中汲取营养。一定程度上，先锋文学的标新立异使其具有很强的历史前瞻性， 因此，它和历史当下的诸种文学样式是相左的，与之缺乏文化与文学信息的互动交流。这样，与其它文学形式相比，先锋文学就缺少了一种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在文化的共时态上，基于本民族的文化心理而产生的一种被普遍认同的、有着广泛受众基础的文化价值观念。尽管先锋文学可能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可能被后世认同，但因割断了 从一个时代的文学样式来说，诸种文学样式往往形成一个文学群落，如同生态学中的生物群落一样，每一种物种都有适合自己生存的生态位。所谓“生态位”，就是“在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或生态群落中，某一个物种实--际上或潜在地能够占据的生存空间和地位”@。就先锋文学而言，在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中也有自己的“生态位”。但是在一 从而，先锋文学无法 先锋文学与时代的这种文化关系，使它往往处于一种被遗忘状态，被读者遗忘，被文学的共时代遗忘。
其二，文化资源本土性的丧失也是先锋文学资源匮乏的原因之一。民族文化往往体现着本民族特有的精神积淀、心理范式和思维特点，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时代延续着，深深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存在形式、生活方式和精神特点。同样，民族文化也深刻影响着本民族的文学样式。可以说，民族文化传统是+民族的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正是有了这一文化土壤，才使民族文学一代又一代得以繁衍生长，枝繁叶茂。而先锋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这种文化的血脉联系，使自己成为一种“无根”的文学。当先锋文学失去了它的“根”后，生命力便不甚长久。这可从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其文化资源来自西方)的短暂的命运中得到印证。当然，先锋文学由于某种历史机缘，在历史当下中拥有某些文化权力，甚至成为文坛“主力”。但这种“主力”角色绝非是普世意义上的，而是文坛各种权力关系综合绞力的结果。但这种结果往往不被大众所认可。
文化本土资源的丧失，使先锋文学的创新活动呈现出一种偏狭，一种片面，失去了一种多样性。生态学提倡生物的多样性，也倡导文化的多元性，它认为人类社会的多样性的保持应依赖于民族文化，“生物学家谈论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人类学家谈论的文化多元性，其实都是从一个同时态横断面上观察到的信息系统创新能力长期历史积淀的后果……对人类社会而言，支持存在的信息系统就是一百多年来文化人类学家一直在探索的民族文化。”这一点对于文学的创新来说非常有启发意义，文学的创新应该建立在本土的民族文化之上，而不是远离本土文化。
其次，由于“进化论”观念的影响，先锋小说的叙事语言的发展之路亦越走越窄。其实，文学的先锋性更多地表现为艺术形式的先锋。在中国，当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小说完成了由“内容”到“形式”的转移后，对文学技巧的倚重更变本加厉了，正如陈晓明所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先锋小说，其艺术革命更准确的含义就是技术革新，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有系统而明确的文学观念和价值信念方面的变革，所有属于思想观念方面表达的新的意义，实际上不过是形式主义策略的副产品。”0因而，这种“技术革新”式的文学无法获得一种丰富性，这点可从鲁迅作品与中国先锋小说的比较中看出。就小说的叙事语言来说，鲁迅的小说和当代先锋小说都具有先锋性，然而两者大相径庭。尽管鲁迅对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采取了激进的否定性文化立场，但在小说的叙事层面并非如此，古代的炼字炼句、白描、含蓄手法等亦在鲁迅手中得到传神地应用。可以说，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已成为鲁迅的文化资源，以不在场的方式构建着鲁迅的小说世界。同时，鲁迅也从西方文学中获得文学滋养，这表现在它那种冷酷自嘲的语风，甚至文本中那种无师自通的“后现代性”。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了鲁迅的超凡智慧。但是，鲁迅在叙事中没有像中国先锋小说作家那样洋洋得意，表现出一种自恋般的文学炫技色彩。鲁迅的语言博大而谦和，而先锋小说家的语言是霸道而单薄，这可从—例看出彼此的高下。在鲁迅小说《孤独者》中有如T---段：
那时我在s城，就时时听到人们提起他的名
字，都说他很古怪：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去做
历史教员；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却常常欢喜别人的
闲事；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到薪水却一定立刻寄
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此外还有许多零碎的话
柄；总之，在s城里也算是一个给人当作谈助的人。有
一年的秋天，我在寒石山的一个亲戚家里闲住：他们
就姓魏，是连殳的本家。但他们却更不明白，仿佛将
他当作一外国人看待，说是“同我们都异样的”。
这也不足为奇，中国的兴学虽说已经二十年
了，寒石山却连小学也没有。全山村中，只有连殳是
外出游学的学生，所以从村人看来，他确是一个异
类：但也很妒羡，说他挣得很多钱。
在这二段叙事中，包含着巴赫金那种意义上的“复调”。这二段的叙述内容是魏连殳，但这个叙述内容是通过两种话语同时传达出来，一种是显在的作为叙述人“我”的话语(知识分子话语)，一种是潜在的“人们”的话语(民间话语)。这两种话语构成了与魏连殳(另类知识分子话语)的对话关系。例如，在民间话语、叙述人话语同魏连殳的对话中，前者体现的是民间话语对魏连殳的难以认同，认为魏连殳古怪、异样，充满矛盾，而后者则体现了叙述人对魏连殳的认同和理解，“全山村中，只有连殳是外出游学的学生，所以从村人看来，他确是一个异类；但也很妒羡，说他挣得很多钱。”这种对话性一方面使魏连殳的特性变得摇摆不定，难以把握；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各种话语自身的力量，使话语摆脱了单纯表意 的工具作用，而僭越为一种具有本体意义的东西。复调叙事的多义性与含蓄平淡的语气恰是鲁迅叙事语言中西合璧的绝佳体现。先锋小说则逊色得多了，例如被吴亮津津乐道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其实除了文学手法的炫技和表达一种虚构性的文本观念外，我们看不到其它，正如旅澳作家黄惟群所语：“透过《虚构》中那段开场白的玄乎往实处看，马原先生直接或间接向读者们说的到底是什么？他不过是说了他心中的高傲，说了他对芸芸众生一般智力的藐视，不过是居高临下目空一切地说了几句心中的大实话，不过是将充分自我的西方文学中学来的点滴进行一次小小的中文运用。他成功了，整个中国文坛都被唬住。”由此看来，鲁迅是缜密的，而马原的叙事是空疏的。鲁迅小说叙事的伟大之处在于，使小说获得西方文化资源的同时，并未忘记自己的本土文化。因而，鲁迅的小说话语体现了现代性与本士眭的奇妙融合，既充满张力，又完美无暇。而马原等先锋派作家的叙事探索中，中国本士性的东西则丢失良多。
二、文学“进化论”观念造成的文学遗忘性
由于生物学的“进化论”影响所致，历史与社会也往往被解读为“进步”与否。是否“进步”已成为一个典型的现代性的文化指标，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语言与文学教授列昂奈尔·戈斯曼所言：“我将现代主义看作与进步和改善观念是无法分离的。”然而，这种“进步”观念往往是现代人的一种先验的理论预设。实际上，文学的进步观念往往在忽略艺术本体的基础之上，给文学赋予一种外在价值。因而，文学的这种“进步”不是文学本身的、而是一种文学观念的“进步”，甚至是一种文学的意识形态策略。所以，我们很难说一种文学形式比另一种文学形式更为进步。我们只能说，现代性的观念使文学以一种历时性的方式体现了文学史的丰富性。
文学的“进化论”观念导致了文学的遗忘性。所谓文学的“遗忘”，就是某 黄发有曾说过，消费时代的消费文学患有“文学健忘症”：“作为消费文化的文学创作是注定要被迅速遗忘的，而这种‘遗忘’赋予大众文化以一种特殊的活力，因为一次性消费品迅速更新换代，它们被淘汰的命运为‘新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当旧的经典被反复地篡改、曲解、误读，而新的经典又无从诞生时，文学就患上了健忘症。”这里，黄发有的论证在概念上有些含混，“文学健忘症”在前面是指作为“消费文化”的文学被遗忘，而后面又是指“传统经典文学”的被遗忘。这未免有些混乱。其实，黄发有所说的“健忘”就是我们时代的整个世俗文化语境对于精英文学的悬置和瓦解，是整个时代对精英文学的戏仿与误读。然而，文学的遗忘并非如此简单，也并非仅仅发生在当下的消费文化时代，而且文学的这种“健忘”也不同于文学“进化论”思想所导致的遗忘。通常讲，“进化论”观念导致的文学遗忘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文学的遗忘发生在时代转型期。在时代转型期，伴随着时代的“进步”，某些文学往往被当作“旧有”的东西而被遗忘了，如 这种“遗忘”往往因时代观念的更迭而造成文学观念的“断裂”。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断裂”多被理解为本民族文化模式的“断裂”：“是指某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异域文化(包括文学)的强烈冲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中断和背弃自己本民族的文学传统，接受异民族的文学模式。”0例如在“五四”时期，这种“断裂”往往被认为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产生的，“断裂”对中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是双重的，在对本民族传统革故鼎新的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钱念孙如此论及：“异域文化(这里主要指文学)的大量涌入和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否定，往往会引起该民族一度社会动乱和人们的行为失调，同时也不利保持每种文化的独特个性，使人类文化得到丰富多样的发展”。一言蔽之，就是造成了现代性与本土性的矛盾，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形式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深刻悖论。文学的“进步”观念使“五四”文学获得了一副“西崽”的尊容，却也失去了中国本土的老实巴交的厚道面孔。其中，不乏讽束性，也不乏悲剧性。
第二种文学的遗忘情况发生在同时代内。在一个时代中，诸种文学样式所拥有的生存资本并非等同。这里的“资本”，是布迪厄意义上的：“资本是一种镶嵌在客体或主体的结构当中的力量，也是一种强调社会界内在规律的原则，正是这一点使得社会博弈(大部分社会博弈包括经济博弈)区别于简单的碰运气。”可见，这种“资本”是关联主体、客体和社会的种种关系组成的文化场域，最终各方权力因素的综合导向主体。布迪厄认为资本分为三种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其中的文化资本具有“竞争性”：“文化资本是作为竞争中的一种武器或某种利害关系而受到关注并被用来投资的，而这些竞争在文化产品场域(艺术场域、科学场域等)和社会阶级场域中一直持续不断。行为者正是在这些竞争中施展他们的力量、收获他们的利益的。行为者的力量的大小、收获利益的大小，则与他们所拥有的客观化的资本以及具体化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正是这种文化资本的“竞争陛”，使得文学各方对文化资本的争夺变得十分激烈。如果这种“竞争”发生在文学本体内部，是正常的；如果与文学的本体无甚关系，则是不正常的。因而，一个文学样式是否具有“文化资本”，也就意味着它是否具有相应的“生存资本”。于是，在文学群落中的非法“竞争”，往往是某一文学样式压制他者、抬高自己的文化手段。唐晓渡认为这是“对价值制高点和话语权力制高点的占领”，是通过“时间神话”来获得的，并与“主体的自我神话密不可分。它们同步进行，互为支援”。这里，文学样式之间的对于生存资本的争夺实际是线性的“进化论”时间观念在文学种群间的横向变异，使本来多元并存的文学格局呈现出中心／边缘、主要／次要的等级划分，并在本该多元的文学群落中无形中植入了一种僵化与死亡的种子。于是，同时代内的文学的遗忘会最终造成文学群落的失落。
第三种情况是作为先锋性的文学自身发生的“遗忘”。这种情形往往发生在先锋小说内部。这在上文已做论述，由于先锋小说自身的否定性和深刻的悖论性，使先锋小说的文学道路越走越窄，越来越失去本土色彩。这实际也是文学自身的一种“遗忘”，此处不再赘述。
三、文学的生态性发展：“灌木丛式”的发展
可见，先锋文学所造成的文学道路的窄化和文学的被遗忘状态，折射出了文学的“进化论”思想的非生态性的一面。在“进化论”视野之外，在生态视野之中，也许文学是以另一种方式前行的。埃德加·莫兰曾将文化的发展形式称之为“灌木丛式的方式”：“如果说人类来自同一个主干，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精神实体的进化是以灌木丛生的方式进行的，是一些分裂发生和形态发生过 程，并伴随着创造性的涌现。”@莫兰的论述非常深刻，虽然针对于文化的发展，但也可应用于文学。文学的“灌木丛式的发展”既是现实的，也是理想的。说它现实是因为这是文学发展的本然状态，只不过这个发展状态被人为地忽略了，被人为地建构成“进化论”式的发展道路了；说它理想是因为我们要改变文学的认识方式，在文学发展的本然状态上重新梳理、建构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使其具有一种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生态性。
文学的“灌木丛式的方式”发展，给文学发展赋予不同的含义。首先它是作为一个文学群落式的整体发展。在这个文学群落中，每一种文学样式与其它文学样式共同生存一个文学生境之中，每一种文学样式都没有被外在的、人为地赋予或剥夺其“生存资本”，它们是共生共存的。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史中，以言情、武侠为代表的通俗小说被人为地剥夺了生存价值，使通俗小说处于极为恶劣的文学生境之中。同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当代文学也未建立起文学群落的整体性发展，在文革期间尤甚。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网络文学兴起以来，许多评论家常常慨叹中国文坛缺乏主流性的文学思潮，倒是不乏有鲜明的文学个案出现。这不足为怪，从生态学角度来讲，它说明了当下的文学环境更具有生态性，各种文学样式之间并不存在宰制与被宰制的关系，而是“和平共处”，在当代的文学生境(特别是网络文学生境)中每一种文学样式都有其特有的生态位。可以说，当代文学思潮的陨落，不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不幸，而是大幸。其次，文学的“灌木丛式的方式”发展提供了线性和空间性并存的发展观念。可以说，这是对文学“进化论”只重线性发展而轻空间性发展的一个历史性的反拨。文学“进化论”的发展方式使“先锋性”文学的道路越走越窄，且造成了文学的遗忘状态。而“灌木丛式的方式”则同时注入了一种空间性发展的思路模式。这体现了生态学发展的整体性观点：“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观点，主要可从两方面理解：从空间结构来看，它是完整的系统；从时间发展来看，它是历史地发展的系统。”因而，在这个发展模式中，文学的空间性的生存状态将会得到肯定，传统权力关系中的所谓主流／边缘、精英／大众、先锋／世俗等二元对立的关系式将不复存在，而是差异性与多样性共存的文学生态系统。围绕差异性与多样性，文学生态将会重构—个类似于尼采意义上的系谱关系：“系谱学既意指起源的价值，又意指价值的起源。它既反对绝对价值，又不赞成相对主义或功利主义价值。系谱学意指价值的区分性因素，正是从这些因素中价值获得自身价值。”这种文学的生态性图景并非只是梦想，其实在当下的网络文化语境中已初具规模。网络技术对传统文化权力宰制的规避，各文学网站门户下多种文学样式的精彩纷呈，在传统和自由之间快乐游走的叙事语言，以及由此产生的合乎规范又难以规范的新的审美因素……所以这些都使网络文学呈现出“灌木丛式”的生态性文学图景。其次，“灌木丛式的方式”的发展，有赖于文学系统本身的自我调节。生态学认为，任何生命行为都表现为两个侧面，一个是历时态的生命现象，—个是共时态的生命行为。在描述历时态的生命现象时，生物学家往往用“进化”一词；而在描述共时态的生命行为时，则往往用“自组织性”。所谓“自组织性”，就是指“自为体系在其建构的过程中，总是按照自身的建构法则，利用自身特有的信息系统，把参与建构的各构成要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在生态学视野下，地球生命体系和人类社会是两大并行的自为体系，都在很大程度上遵循自组织性的原理进行稳态延续。因而，莫兰认为：“凡是有生态自组织和循环—全息原理的地方，就不再有机械决定论、平庸机械论、线性因果关系和粗暴的简化论。”当然，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依然存在机械决定论、平庸机械论、线性因果关系和粗暴的简化论等错误认识。当代中国文化语境往往被说成因为商业文化语境的到来而具有多元文化的特点，事实并非如此。在当代中国，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其实远未实现。可以说，文化的多元化与其说是现实层面的，不如说是学理层面的。而基于网络技术的网络文化语境却并非如此，具有了文化的自主性与充分自由性，使文学获得了与现实文化语境截然不同的生存空间。
总之，应充分认识到文学的“进化论”观念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所造成的非生态性影响，这种认识对于当下的网络文学发展尤为重要。因为传统的文学“进化论”观念在网络文学发展的现状面前已处于“失语”状态，又不能对其视而不见，而生态学视野不失为一种卓有成效的认识方法。当然，倡导文学的生态性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否认文学“进化论”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成就，这也从根本上违背了生态学所主张的多元与差异『生并存的发展态势。也许，将文学的“进化式”发展和“灌木丛式”发展融合起来，形成更为生态性的研究视野，不仅对当前的网络文学发展，甚至对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紧迫感。
注释
1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杨梨编：《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2 [波兰]埃娃·多曼斯卡著，彭刚译：《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李良忠编：《在剑桥听讲座》，中国民航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
4 唐晓渡：《时间神话的终结》，《文艺争鸣》1995年第2期。
5 庭硕：《生态人类学学导论》，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6 [西]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艺术的非人化》，布尔迪编：《思想的锋芒》(上)，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7 [意]雷纳托·波吉奥利：《先锋派三论》，布尔迪编：《思想的锋芒》(上)，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 齐奥尔格·齐美尔：《时尚的哲学》，罗钢、王中忱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页。
9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10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小说的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页。
11 黄惟群：《中国当代文学鼎盛期再望》。《南方文坛》2008年第5期。
12 黄发有：《文学健忘症——消费时代的文学生态》，《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
13 钱念孙：《断裂与跳跃——试论文学的纵向发展与横向交流的变态关系》，《学术界》1989年第4期。
14 皮埃尔·布边厄著，武锡申译：《资本的形式》，薛晓源、曹荣湘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5 [法]埃德加·莫兰著，秦海鹰译：《方法：思想观念——生境、生命、习性与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 余谋昌：《生态文化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一、《长夜》——真实的“自传”
《长夜》是姚雪垠写于抗战时期的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一九四七年由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小说讲述了作者在一九二四年冬天到次年春天大约一百天的时间在土匪中生活的经历，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而且，“在写作的时候，为忠实于现实主义，我决定不将主人公陶菊生的觉悟水平故意拔高，也不将贫雇农出身的‘绿林豪杰’们的觉悟水平和行为准则拔高。”“忠实的反映二十年代河南农村生活的重要侧面和生活在那样条件下的人物的精神面貌，是我要写这部小说的中心目的。小说中当然反映了我的世界观和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决不背离历史生活的真实，故意加进去某些思想宣传。”豫西是有名的土匪世界，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追求写实的创作态度，使《长夜》为现代读者提供了一睹“真实”的土匪故事的机会。“从审美的角度发现‘真实的土匪’上。《长夜》可以和萧军的《第三代》� ”
《长夜》的真实感主要源于复杂的人物关系和人物形象的写实性描写。“在这部小说中，我写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因没有生活出路而叛乱。我写出他们的痛苦、希望和仇恨；他们‘下水’(当土匪)后如何同地主阶级存在着又拉拢又矛盾的关系，其中一部分人如何不得不被地主中的土豪利用；我写出来杆子与地方小军阀之间的复杂关系；我还写出来杆子内部存在着等级差别：有人枪多，放出一部分枪支给别人背，坐地分赃；有人背别人的枪；有人当‘甩手子’，地位很低。小说中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人与人的关系，阶级关系，正是我在少年时代曾经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现实。”“一支人数较多的土匪武装，其阶级成分是复杂的：有真正的失业农民，有农村中的二流子，有离开军队的兵油子，有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还有曾经受过招安成了官军，因打败仗或不得意而重新下水的军官。”正是这种“人与人的关系”、“阶级关系”和土匪内部阶级成分的复杂性，为读者带来了五、六十年代阶级理论图解式的作品所缺失的“真实感”。复杂的人物关系描写是建立在复杂的人性、性格刻画的基础上的，土匪头目李水沫、薛正礼和土匪赵狮子、刘老义都是令人难忘的“强人”形象。赵狮子在与地主武装红枪会、地方军阀马文德的交战中彪悍勇猛；对待“肉票”和反抗的农民则透着凶残，尤其是攻打胡刘庄时将其大舅、二舅枪杀的细节更是令读者触目难忘；而面对土匪头目薛正礼的母亲、妻子，他在亲热和调皮中流露出对家庭温暖的渴求。强悍、凶残、讲义气、重感情如此复杂矛盾的个性合于一体，显示了作者对特殊家庭(赵五岁即沦为孤儿，他母亲被其舅逼迫下自尽)、社会(兵荒马乱，强人盛行)环境下形成的性格特点的精确把握。薛正礼则沉稳精明、强悍机警、善良义气。他劝同村青年不要做土匪而自己又不得不为，他眼见土匪烧杀奸淫劝阻不成而又任其所为，他是一个集农民的善良、宽厚和土匪头目的精明、强悍于一体的复杂人物。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部小说的叙事视角。作者自陈“因为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所以我在进行写作时，不追求惊险离奇的故事情节，不追求浪漫主义的夸张笔墨，而力求写出我少年时代一段生活的本来面貌”第一人称全知视角为自传最常用的叙事方式，而且也更有利于还原“生活的本来面貌”。对读者而言，由“我”来讲述“我”的故事和“我”所目睹的土匪故事更具可信度和真实感。但作者写作《长夜》时打算把它作为“三部曲”的第二部来构思，定名为《黄昏》、《长夜》、《黎明》的“三部曲”是旨在反映河南农村从清末至北伐近三十年历史变迁的史诗，由“我”来讲述显然难负其重。“由于《长夜》带有自传性质，最容易写，所以我先从《长夜》动笔。但是缺点也在自传性质上，局限了我，不曾写出来那个时代的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这种要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写“史诗”的雄心逼着姚雪垠选择第三人称视角，而对“真实感”的追求又要求他运用第三人称时不能时时处处“全知全能”，二者相互妥协的结果是第三人称眼知视角，这样既可保留真实感又扩大了社会生活描写的广阔度。“一九二四年的冬天，从伏牛山到桐柏山的广大地区，无数的田地已经荒芜。”“半个月以前，吴佩孚正指挥直系军对在山海关和九门口一带同奉军鏖战，不提防冯玉祥从察哈尔回师进入北京，拘留了大总统曹锟，断了吴佩孚后路。”——当需要将广阔的自然风貌和历史背景告诉读者时，叙述人几乎无所不知；而当进入具体的故事层面时，叙述人经常会不自觉转入主人公陶菊生的个人视角——“小说的主人公就是我自己”。这种叙事角度事实上是由两个“我”共同承担：一个是现在(写作《长夜》时)的“我”负责为读者交代故事的发展和背景，一个是过去的“我”(陶菊生)讲述不同境况下的见闻和感触，两个“我”不断交替换位，共同完成两个一直难于完全和谐的任务：自传和史诗。而陶菊生是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读过书，“思想进步”，但也不乏家乡的“强人”思想，“把冒险当作游戏和英雄事业”，而且又身兼土匪的“肉票”和土匪头目义子的双重身份。“肉票”和“进步”读书人的身份使他感到土匪杀人放火的恐怖、残忍，“强人”思想和义子身份让他看到土匪的勇敢、讲义气甚至人性的美好。由这两个“我”共同讲述的土匪故事，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是爱恨交织的复杂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