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它能资政治世，承担着教育道德的功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下面是可爱的小编阿青给家人们整编的历史本科毕业论文【精选13篇】，仅供借鉴，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浅谈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
关键词：近代中国 历史命运 革命策略 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从^v^战争开始，就由其性质决定了，那就是要反帝反封建，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富强。对此，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仁人志士似乎都没有异议。尽管他们都怀抱着这样的理想，但基于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所选择实现理想的道路、方法和谋略也是大大不同。
1、不同的救国道路
林则徐在封建皇帝的支持下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又在失去封建皇帝支持的情况下无奈承认其失败。洪秀全则继承了林则徐反对帝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以其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宣告了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阶级是不甘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命运的。但不同于林则徐的是，洪秀全完全和封建皇帝站在了对立面，在反对封建皇帝的同时反对帝国主义，洪秀全和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既反帝又反封的革命，对以后的革命开启了极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v^就称自己为洪秀全第二。中国^v^的革命实践在方式方法上、在谋略方略上也很明显受到过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影响。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其反帝反封建的目标错了，而是其用来反帝反封建的路线、方法、谋略方略还不能够把这一历史任务更加彻底、全面地完成。而从戊戌变法开始，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所进行的维新、变法，在反帝反封建这两个方面都显得畏首畏尾得多，甚至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v^也是反封建有力，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敢明确反帝的目标。到了^v^的后继者^v^则更是沦落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虽然^v^也想靠一种力量来摆脱这种附庸地位，但由于其^v^的性质是反人民的，是建立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他始终不敢，也不愿发动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
2、^v^缘何失败
德国哲学家曼海姆曾说，“^v^主义有它自己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看法。总的说来，它是行动主义的和非理性的。”^v^^v^的失败，还在于它有如意大利的^v^、德国的希特勒及其^v^^v^党同样的极端非理性。对照来看，中国的^v^在反对^v^的“知难行易”，在坚持自己的“知易行难”时，在热心地用权谋^v^于军阀混战时，在高叫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时，与^v^的以上特点极为相似。^v^甚至在1931年的“国民会议”的开幕词中公然宣称，当今世界所有的三种理论――^v^蒂、共产主义、自由民治主义中，“唯有^v^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以工农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而共产主义则“不适合中国产业落后的情形，及中国固有的道德”，至于自由民治主义更是“各据议席”，“众难塞胸”，“今岁不征，明岁不战，使共产主义军阀坐大于中原也”。言词之间对自由民治主义充满了不满。
由于^v^毕竟是主要投靠英美势力的，尽管他倾慕^v^主义，也还不得不有所顾忌，所以，他在鼓吹了一番^v^主义后，并没有忘记为自己粉饰。他首先拉出^v^最大的权威、国父^v^来为自己掩饰说：“总之，每各国各有其客观环境，世间决无可以完全移植之政治，此之必须融汇中外学说，研究国内实况，而后可以定医国之不易良剂也。主权属于全体人民，系所亲定，最后之目的在于民治，而所以致民之道，则必经过训政阶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接着又贼喊捉贼地说：“领导素无政治之民族，自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况既明定为过渡阶段，自与^v^蒂理论有别。至民族主义必与民权民生相提互证，则绝无流于国际侵略的危险，而以大同为鹄的可知矣”。这样，^v^就自以为得计地把自己的^v^主义偷梁换柱为^v^的^v^了。
^v^从根本上不懂得^v^主义不仅是最非理性的，而且还是侵略性最强的一种帝国主义，^v^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国内制度，还和世界范围的侵略扩张同步，二者不可单独存在。蒋想在国内实行此制度，如果没有对外扩张，是绝没有可能成功的，即使世界上的其他^v^在国内一时成功了，也还要面临在世界上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较量，他们只有在这一场帝国主义的大战中取胜，才有可能延续其寿命，而如果战败，则一定彻底破产。蒋在国内实行^v^主义，在国际上依附更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虽然能在国际帝国主义战争中生存下来，但由于其不能采取对外扩张之策略，则中国人民所受的压迫必定非常沉重，这就使得蒋的^v^面临国内外的强大压力，非常脆弱。事实也正是如此，蒋在抗日战争后由于坚持独裁、坚持^v^，很快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唾弃。
3、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
因此，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这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资本主义和^v^主义不被历史选择的结果。^v^主义不被历史选择，前已阐述，资本主义不被历史选择，则在于其是一种对内实行民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主义，对此，马克思早就深刻地揭露过，马克思认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毫不掩饰了。资产阶级自命为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什么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纯用贪污不能满足自己掠夺欲望的时候，难道不是都象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家公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所应得的股息吗？当它们以保护‘我们神圣的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宣传____吗？他们为了从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不是把扎格纳特庙里的惨杀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吗？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面目！”
因此，中国唯一选择只能是社会主义。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对出现的各类弊端进行改革甚至变革的问题。也许现在我们仍有许多方面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不是社会主义造成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遗产，需要一个清除过程，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在^v^成立前后，中国^v^的政策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并且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好处，对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也有好处。这正如^v^所指出：“有些人不了解^v^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v^成立后，虽然我们走了弯路，但改革开放以后，经过这样的一段约三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前列，世界上也开始有很多人在热烈讨论中国的崛起问题，这都有力地证明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终选择社会主义的救国方略的正确性。但尽管如此，仍可能会有许多国人不满足于这个成就，不满足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程度。不过，如果我们放弃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采取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我们就会认识到，社会主义毕竟使我们这个备受欺凌的将要亡国甚至灭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成为了一个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更何况，社会主义为中国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即使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优势，这就为中华民族实现进一步的伟大崛起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当然，要彻底、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潜力，还需要我们以极大的智慧、勇气和毅力去探讨、去思考、去发现。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 历史学 科学 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
近年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和“知识创新”工程的贯彻和实施，国内在学术界和大众文化两个层面上都形成了科学文化研究和普及的热潮。起着所谓沟通科学与文化之联系桥梁作用的科学技术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科学技术史学科在中国虽然还不能完全与诸如数理化、文史哲以及政经法等“显学”等量齐观，但的确已跟原来处于职业建制和学术建制双重边缘地位的局面大不相同，特别是在职业建制上有了明显的改观。在学术建制方面，零敲碎打、拾遗补缺式的研究阶段应该已告结束，进入学科建制化发展阶段。因此，关于科学史的学科性质问题日渐凸现，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方面，近年已有许多论者阐发了观点，[1]本文着眼于与科学史学科性相关的开放性问题。认为从实践到理论、从方法到内容等等方面看，科学史都具有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和特征。但从其研究的对象和领域看，科学史又不是普通的历史学科，具有强烈的交叉和跨学科性质。这些都说明科学史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不但对历史学开放，而且应该对其他的科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开放，加强彼此间观念和方法等等方面的联系、交流与沟通。这不但有利于科学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本身意义和正当性的辩护、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有利于加深对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的理解和认识，并扩大其应有的社会影响。
一、忽视科学史的史学学科性及其后果
科学技术史研究在中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许多前辈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算学、物理等的研究。早期因为研究人员的数目极少且基本处于单兵作战和零散资料整理的状态，未形成建制性的学科，因而也基本不存在所谓学科的定性问题，至少这种问题还不是当时紧迫的和重要的问题。到了1997年这个定性就开始成为此领域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为自然科学技术史被中国政府部门作为科学中的理学一级学科而确定了。不论其初衷如何，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管理的角度看，这种学科性质的认定倒也不无道理，因为科学史毕竟跟自然科学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许多科学课程的教学和研究也往往离不开对其历史的逻辑或简单追溯。但从科学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门类的角度，即从学理的角度看，很有必要对其性质加以进一步的厘清。这方面，近几年来国内已有不少论者发表了看法。总体而言，大家基本上肯定了科学史的学科性质应当主要是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因为“科学史研究的对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如同政治史、经济史、艺术史一样，科学史本质上是历史科学性质的学科。”[2]
虽然如此，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科学史的研究基本上又是游离于一般的历史学之外，科学史研究者更愿意接近科学界和其他关于科学的“元研究”领域而不是史学界，导致了科学史研究与一般历史学研究间的相互隔膜。显而易见的是，几乎所有的科学史研究和教学活动都在科学或哲学领域的院所系里进行，而与一般史学领域基本没有什么瓜葛。科学史研究共同体除了在文物考古（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等非常有限的领域或少数研究活动中与历史学界有过短暂的合作外，一般几乎互不往来。例如历史学界的学术会议，科学史界鲜有人参与。历史学领域特别是史学理论领域的新进展和新成果，虽然可能对科学史研究很重要很有意义，但在科学史领域实际上也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和反响。这种与历史学相互分离的局面，使科学史的研究视野过于狭窄，难以汲取作为自身一个重要来源的史学研究的传统和最新进展，导致了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一定的滞后和贫乏；同时也带来了科学史自身一些目的功能上的混乱。关于后一点，已有论者指出：“作为理学学科而非史学学科，科学史的二级学科很自然地按照理学一级学科来分科的设置（如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生物学史等），这样，科学史难以以整体面貌出现，萨顿所谓科学史的人文主义意义就显示不出来，科学史就不能发挥它整合科学与人文的桥梁作用。……因此未来科学史学位设置应恢复科学史的史学性质。”[3]
当然，与此同时，可能是出于科学史界本身自外于历史学领域的封闭性和异类性，或是出于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那种近乎真理地位的敬畏心理，我国史学界实际上也基本无人问津科学史的研究，或很少关注科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即便偶尔在其历史通史著作中提及有关科学史的内容，也常常犯下常识性的错误。（如国内史学界在许多通用中国古代教科书中论及“甘石星经”时所出的错误[4]）这与国际史学界的情形有很大不同。且不论作为职业历史学家的柯林武德所作《自然的观念》、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等科学（思想）史专著，就是当今许多流行的历史学通史著作中就包括了对科学史的描述，例如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等都有专章叙述科学的历史。由此可见，一般的历史学家并未对科学史见外，而是顺理成章地把它纳入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
二、从史学界可能得到的教益
浏览一下国内史学界的现状，可以明显看到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西方史学新流派、新理论已成为介绍和研究的热点，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等的历史哲学理论等。可以说20世纪以来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史学流派和理论基本囊括在内。西学的引入，使中国史学界在拓宽视野，开辟新领域，探索新方法等等方面气象为之一新。毫无疑问，我国史学界这些研究介绍对科学史的研究特别是理论建设应该有很大的参考借鉴作用。
实际上，欧美史学界的思潮和理论对科学史的研究导向素来就有很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科学史研究的代表人物首推20世纪初的乔治·萨顿。他认为科学是人类文化中一种特殊的、最有价值的文化，并把科学史的目的确定为所谓通向“新人文主义的桥梁”。但萨顿在用新人文主义的观点为科学史的正当性辩护的同时，在研究纲领上，却并未脱出由德国的兰克所开创的统治了西方史坛数十年的孔德实证主义引领下的“兰克学派”编年史方法论的巢臼。
与此同时，年鉴学派的奠基者布洛赫却激烈地批判了孔德的实证主义科学史观，及其用科学的正当性来为历史学正名的模式。他认为，孔德的科学概念，也就是追寻自然现象的法则，不应该套用在有关“人”的研究上。因为人类的行为与活动，在本质上是非常复杂的现象，许多方面都难以套用数理上的规范量度。
年鉴学派还明确提出了“问题史学”的原则，要求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在继承传统和立意创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历史的观点。年鉴派观点的引入为历史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由此也极大地扩充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此外，年鉴学派史家们提出的所谓“整体历史”的观点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再看看历史哲学的研究状况。发轫于18世纪的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经过19世纪的积累，在20世纪得到迅速发展，并从“思辨的历史哲学” 转变为“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在20世纪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形态学派。包括德国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英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著作奠定了这种观念的基础。他们认为“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是历史研究的单位。并详尽地讨论了文明由诞生到衰亡的历程，强调文明起源于“挑战和应战”。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原书名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在具体建构中国科学文明的“整体历史”方面，与汤因比的文明史论密不可分。
包括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对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意大利的克罗齐提出的“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柯林伍德倡导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等论点，不但在一般史学界而且在科学史界也有巨大的反响。发展到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阶段，产生了“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对历史实在论加以批判。他们以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中的主观性和多元性为前提，反对历史和历史规律的实在性，观点偏颇但有启发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思潮也曾在20世纪三十年代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很多的成就。贝尔纳的两部科学史名著《历史上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也是这个思潮的结晶。
科学史界在20世纪出现的其他一些抗鼎之作，包括默顿1938年出版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柯瓦雷1939年发表的《伽利略研究》、巴特菲尔德1949年的《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甚至库恩的《哥白尼革命》、科恩的《牛顿革命》也无不带有从年鉴学派到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直至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的印记（虽然他们自己不一定承认）。
三、科学史的交叉学科性
但科学史毕竟又不同于其他的历史，它主要涉及科学这一人类特殊文化形态或社会建制，属于专门的领域。由于科学文化的特殊性，目前关于科学的元研究学科除了科学史外，还有诸如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科学传播、科学普及等，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庞大的学科群。这些学科如果从学理的角度看，也应该分属于哲学、社会学、政策学、管理学、传播学等不同的领域，所以都有跨学科研究的色彩。在中国学术界，这些学科实际上主要是聚集在自然辩证法这面大旗下进行的。这种情况也说明了科学史的另一个鲜明的性质，即跨学科性或交叉性。所以，除了从历史学中接受教益外，科学史无疑也必须从其他学科汲取发展的营养，向自然科学和其他的科学元研究学科讨教或切磋自不待言，本文所要强调的是还必须包括其他人文社科类的相关学科。
因为实际上，二战以后西方出现的“新史学”的动力的确主要来自社会科学。法国年鉴学派的产生，与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与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美国的新经济史、新政治史也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中汲取了许多理论养分。心理史学则是在心理学理论方法的哺育下发展起来的。科学史研究自然亦应当紧扣自然科学的所谓“人文主义价值”，积极开展与其他相关人文社科类学科间的交流与沟通。
目前，广泛借鉴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研究成果以丰富科学史的研究，在我国可以说已具备了很好的客观条件，二十世纪以来国际人文社科学一流学者的代表作十之七、八已有了汉语译本，研究者可以不必再费力地阅读原著了。即便是国际学界近二十年来风行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著也能很方便地找到汉译本。这为中国学者，包括科学史研究者，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脉络，开展交流与借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技术史在中国作为理学的一级学科，可以说已经从职业建制的角度上确定下来了，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如果不认定为历史学的分支，就不能说已从学理的正当性上完全建构起来。所以，有必要明确其历史学科性。同时，这种学科性的建构，也有利于明确科学史的开放性，从而有利于其未来的发展，就看科学史界是否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以接纳别人之所长了。让我们引用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的最后一章“行动中的历史学家”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行动起来是最重要的”。[5]
主要参考文献
[1] 如：刘兵：“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1期；曹天予：“魅力与危险——对科学史后现代主义观的反思”，《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3期；吴国盛：“走向科学思想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2期；刘兵、曹南燕：“科学史与女性主义”，《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期；魏屹东：“科学史为什么从内史转向外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11期；袁江洋：“科学史：走向新的综合”，《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1期；李醒民：“略论迪昂的编史学纲领”，《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2期；袁江洋：“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发展线索”，《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12期；袁江洋：“科学史的向度”《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袁江洋、刘钝：“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问题之探讨”（上、下），《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2、3期；江晓原：“科学史外史研究初论”，《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
[2] 刘钝：“科学史的文化功能及其建制化——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诞生”，/members/liu/doc/func.htm
[3] 吴国盛：“科学史学科建设几点意见”，/personal/wugsh/fields/academic/3.htm
关键词：文化价值观；现代化；经济体制；文化
价值观念是社会观念的灵魂和核心。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念就是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人和群体、阶级的社会评价与社会理想。文化价值观就是作为主体的人以自身需要为尺度对于作为客体的主客观世界以及彼此关系的评价而形成总的观点。文化价值观念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真正成为可以进行社会交流的社会的意识，它不仅作用于个人，更多地作用于社会，甚至成为一定社会的精神导向。
一、中国近代文化价值观的演变严重地落后于实践的要求和时代的步伐
1、从时间上看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演变落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
第一次^v^战争后，中华民族面对历史上没有遇到过的“千年之变局”，需要当时的统治阶级对这一切变化做出敏锐的反映，理性的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整体来说，表现的是迟钝、愚昧和夜郎自大。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仍旧是旧的封建文化价值观。旧思想的延续使中国社会在此后的20年中没有产生任何进展。直到19世纪60年代，中国出现了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在学习西方物质文明方面打开了一个缺口，但价值观依然守旧。洋务运动三十余年的光阴，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没有任何新的进展，在实践中也遇到无法克服的种种矛盾。
如果把中国近代文化价值观与社会实践的演进过程放入世界历史进程中，以日本为参照，中国新思想落后于社会实践的特点尤为突出。日本与中国在近代的遭遇极为相似，日本于1853年3月第一次遭受美国的侵略，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日美亲善条约》，这比中国第一次遭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晚13年，日本于1868年开始进行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明治维新”，而中国于1898才开始进行内容相同的“”。且不说两国变法的结局不同，单从时间上看，中国遭受侵略要比日本早的多，遭受侵略的程度比日本深的多，中国的社会实际更迫切需要新思想的指导，而相同内容的新思想的出现比日本晚的多。新思想出现的严重滞后必然导致社会改革步伐的落后，社会发展的缓慢。更为重要的是，新思想及改革的滞后，必将丧失许多开展现代化的有利时机与条件，导致社会改革的失败。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费正清说：一个处于衰败之中的^v^，越是将改革与现代化的启动往后推，他自己就越没有力量做这件事。
2、从作用来看中国文化价值观对社会实践的作用极其有限性
中国近代史上新的文化价值观对社会实践的作用极其有限性。任何一个社会出现的新思想与其指导下的实践结果都会有一定的差距，但历史上的中国在这方面的反差尤为突出。以兴办民用工业、军事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在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中宣告富国强兵目的破产。尔后出现的轰轰烈烈的“”仅存在103天，唯有京师大学堂的成果被保存下来。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指导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远远没有实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最终目的。中国出现的社会改良运动和革命，不仅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国强兵的道路，相反20世纪初的中国依然是军阀混战。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写道：“多少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下去，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1）。在中国近代史上，每一次社会改革或革命都收效甚微。中国近代社会改革和改良呈现出按部就班的递进式，虽然可以避免因改革步骤过大而激化矛盾，但这种递进式的改革也以失败而告终。如果与日本相比较，日本不仅表现在新思想出现的周期短，而且，在遭受西方殖民侵略后，第一次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明治维新”，不仅在内容上超出中国同时期的“洋务运动”，并且一举使日本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相比之下，更可以看出新思想对中国社会实践作用的有限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二、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价值观演变的标准及趋向
中国现代文化格局是社会主义文化占主导地位，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边缘化。作为适应农业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于现时代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适应现代化或促进现代化的因素，我们要继承其精华，使之成为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对于资本主义文化，我们也要继承其优秀的部分，因为这些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共同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人类社会一种先进的文明形态，其先进性自不待言。但是，社会主义文化并不是高枕无忧，也不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能自觉地保持其先进性。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的，其经济、政治因素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有明显的制约作用。这就使得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越性得不到充分得发挥，在同资本主义文化的较量中呈现出守势。所以，社会主义文化也面临着再发展的要求。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部分转型后，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文化也要吸收资本主义文化的合理成分，这就需要有一个取舍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现代化。
资本主义产生及工业革命之后，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已初见端倪，几个世纪以来，它冲出欧洲，逐步影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当今世界生活的最普遍现象。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引起社会的深刻变化。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是文明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和退出交替进行的过程，是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性的解放”和“生产力（效率）的解放”，因从欧美等西方社会开始，有时也被称为“西方化”，但不专属于西方社会。现代化实质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的一种共同现象。
中国文化价值观的转型要以现代化作为标准，并不是我们今天才认识到的。^v^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现代化文化之争中，这个问题已经逐渐明朗了。中国近代史上有几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之争，参加辩论者要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优于西方文化，进而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未来文化的构建方向；要么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主张以西方文化为构建方向。很长一个时期内，这两种观点关于中国未来文化的构建并没有跳出这两个方向。到了20世纪30年代，又一次掀起“中国文化本位论”和“西化论”之争，这一次争论在构建中国未来文化的方向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场争论中，不论是主张“西化论”者还是主张“中国文化本位论”者，都逐步产生一种新的认识，即用“现代化”这个概念来取代“西化”、“中国化”等概念。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争论是二十年代争论的继续和扩大，从“东方化”引出中国本位观点，从“西化”引出“现代化”的观点，表明思想界对中国未来文化发展道路在逐步深化。这里提出的现代化的概念与后来西方提出的现代化的概念是基本一致的。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现代化“表示，一般人己渐觉得以前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近代的或现代的。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2）。我们的前人在中西文化之争中，逐步摸索到文化价值观转型的标准，这就是现代化。实践证明这个标准是正确的。
现代化这个标准与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在本质上有许多共同之处。社会主义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反映，是和现代化的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8世纪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世纪末期的第二轮现代化浪潮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紧密的联系起来，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波现代化浪潮和社会主义的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的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反映，必然要体现出现代化的内涵。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要体现出先进性，就必须紧跟世界潮流，反映世界潮流。社会主价值观要赢得与其他文化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吸收和借鉴世界上的一切进文明。而现代化就是先进文明的载体和集中体现。用现代化作为当代中国价值观转型的标准，更能体现文化价值观构建的内涵。
当然中国文化价值观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它是现代化价值观的基础和起点，离开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建设就变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过去常认为要么是促进现代化的进程；要么是阻碍现代化的进程。通过长时间实践，我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有些方面是阻碍现代化进程的，有些方面促进现代化进程的，客观地承认传统文化根置于现代文化之中。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当然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不仅因为它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根源，而且因为它的许多因素，包括进步的与落后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已经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化之中，否认它们的存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把他们排出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外是不可能的。正如许多学者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过去，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仍然存在。承认传统文化根置于现代文化之中是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前提。
我们要历史地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结构，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地得到增添和发展，例如，两汉时期的文化就明清时期的文化思想有很大不同，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的作用并不一致。在它欣欣向荣、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时，能够对世界文化予以积极的响应，也能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外来文化，接受外来合理的因素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在他走向衰落、落后并受到其他文化冲击时，又有排外的态度，这时它的封闭性、保守型也就表现的特别突出。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也要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观察，既避免了的观点同时也克服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
我们要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以主动的姿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经济全球化是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全球化”步伐加快，世界不同的文化正在融合和碰撞。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文化，要想在全球化竞争中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把握主动权，不能消极地等待传统文化的自生自灭。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在治国安邦、品德修养、成就事业等实践中，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重要的的宝贵财富。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我们不仅要继承，还要积极地予以扶持，使其成为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标志。对待传统文化的糟粕，我们要坚决地抛弃。对于传统文化中与现代化的进程没有阻碍和促进作用的因素我们要积极地赋予时代的内涵，促使其转型和更新，跟上时代的步伐。
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文化价值观带来了深层次的影响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二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文化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党的十四大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领域所发生的最重大事件之一。^v^同志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之所以称之为“革命”，从范围上讲，是指对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至于人们的思想观念，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指从引起社会变革的深度来说的。
经济体制转轨首先影响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石是经济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推翻了腐朽、反动的上层建筑。但由于实行计划经济，有意识地排斥商品经济，导致的后果不是产品经济的出现，而是低生产力基础之上的自然经济的复活。党的十三大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种商品经济不发达导致的是农村存在着大量的手工、半手工的自然经济。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相反，倒是传统文化价值观占据了一定地位。
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文化现象。市场经济所呼唤和创造的文化精神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平等精神②法治精神③自由精神④法律精神⑤务实精神⑥冒险精神⑦开拓精神⑧创新精神。而这些恰恰是作为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的中国国民所缺少的。
当然，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来新的文化价值观的同时，还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诸如：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我们国家所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和公有制结合起来是它的最大特点。在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性时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四个字，不是锦上添花、可有可无，而是起着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性质，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价值观的重建既会带来机遇也会带来挑战。机遇是市场经济将会带来新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有利于冲破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束缚，而挑战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消极价值观念将会导致对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冲击。
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价值观取向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l）文化价值观取向要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有机结合，它必然反映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理想的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主流的价值理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文化。所以，集体主义是基本价值取向，这是我们当代的主旋律，是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民族振兴的基本精神支柱。
（2）文化价值观要体现市场经济的共性。市场经济在其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提高效率、促进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与机制，这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并反映特定的社会制度属性，如产权清晰、公平竞争、法律基础、开拓进取、效率优先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文化价值观必须注意吸收这些人类社已经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赶超发展。当前，特别要树立公平、公正、平等的文化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地映了市场交换的本质要求和交换当事人的基本关系。它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平等生存、享受、发展的权利和机会，诸如择业、教育训练、参与民主管理、以致参政的机会，等等。这种机会平等不承认任何的种族差别，不承认性别、年龄、血统、门第、封建宗法等级的差别和特权，只承认劳动者自身能力努力程度的差别。这种机会平等与效率优先原则是相适应的。因此，它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价值观的基本趋向。
（3）文化价值观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人的价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经济本身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社会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并兼顾社会效益、生态环境以及阻止扭曲人们价值的做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人的价值的统一。
参考文献：
（1）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2）冯友兰：三松堂全集[M].河南人民出版社，第225页
（3）文选（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摘要】历史有其固有的发展规律与特性，被后人认知。可即使是今天我们站在当下的立场着眼之前的历史，有些事情是非功过却也琢磨不清，更不用说古人们的“正在发生”的立场上了。李世民评价魏征的一句话成为当今脍炙人口的名言：“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历史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事实真相，更多的价值在于我们对于历史的启发和在探讨中生成的附加价值。不论之前、当下亦或是未来，一些历史总会是刻骨铭心，正如^v^战争后社会的变化，会带给我们深刻的反思。
【关键词】^v^战争清政府抚夷与剿夷社会变化
一、未有之变局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在《筹议海防折》中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李鸿章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形势的分析，“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则表明了当时中国所对峙的列强势力。可贵的是李鸿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顽固派，他处在当时的阶段却能正确的看待晚晴所处的局势实为不易；他和一些洋务派更不同于顽固派，他们不仅看清了局势还敢于冒险尝试向前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虽然并没有改变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但是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他们在当时迈出了这一步实属不易。
清朝也是历史上一个典型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v^，在^v^战争的前期乃至^v^战争后，一个不可被忽视的阶层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阶层。“闭关锁国”固然有着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v^战争开始后即使林则徐、魏源、黄爵滋等人已经认识到和西方列强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却没有马上实行变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阶层。“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几句话已经总结了清朝士大夫阶层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点，^v^战争后可以说不论军事还是政治上，都与列强有着很大的差距，双方对比之下，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真的是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二、抚夷派和剿夷派
^v^战争前，对于如何对待列强，清政府内部就有了不一样的声音，主要分为抚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与主战派。随着过程中的各种结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间举棋不定，这也使得清政府内部派别争论更为激烈。
在道光帝决心迎战后，却出现用人失误的问题，从而引出不断失城的连锁反应。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虽然中途有官员奋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协，最后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还是签订了《江宁条约》。
在这一过程中，主和派主要凸显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协态度则是建立在他亲身了解到了当时英国的军事实力后所下的态度，主战派别的官员中也不乏为了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但是不了解英国的官员，而期间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这样虚报奏折而导致对英国预估不实的官员，这些种种因素也导致了道光决策时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坚定立场。
从^v^战争的过程来看，道光帝的举棋不定十分影响形势的走向，士大夫们在决策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会来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坚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坚定立场的官员，但也不乏与道光帝一样没有坚定决心的官员。如果道光帝坚定决心势必与英国决战至终，侵略者一路遭遇顽强的抵抗，他们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国一开始的意图也许只是想要一个和平的条件与环境经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确态度也给了英国一个可乘之机。
三、社会变化
^v^战争后，中国被迫从古代史迈入近代史，同时^v^战争也使得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一系列条约，中国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司法、关税等主权都开始丧失，传统的经济形态也被冲击。当然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响，而更加深远的影响和隐患是，清廷为赔偿大额的白银增加的税费直接影响农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赋税使他们无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时期的人口大增，嘉庆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县志》在讲到该地经济、人口分布和各行各业居民状况时写道：“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农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户，其余百分之四十，则是地主和自耕农。道光中编写的《江阴县志》，叙述该县风俗，说到“农之家十居八九，农无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当时该地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居民是农业人口，而增加赋税会使得大多数的农民积贫积弱。另一方面列强在华开设工厂，会使得许多手工业者或者失业，或者沦为廉价劳动力，^v^战争使得中国多数人口都陷入苦难的状态，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v^战争后不久，清政府就迎来了大规模的起义运动，这其中最著名的则属“太平天国”运动。太平运动可以说是^v^战争的产物，其参与运动的多数为农民阶级，源于^v^战争后国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太平军的发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许是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使农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许是因为《天朝田亩制度》，使农民有了希望与目标，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动向、举措和号召力都侧面反映了^v^战争后清朝统治下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朝着不可预估的方向发展，以一个不可预算的速度发展着，并且这些变化都一点点的成为清朝的隐患。
参考文献：
[1]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王文泉，劉天路主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一、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关系
自古以来，文学与历史便具有深刻的联系与渊源。许多重要的历史典籍同时也是优秀的叙事文学，比如《史记》与《左传》等。史学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小说不断地从史学中汲取营养而发展演变。史传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春秋笔法及纪传体叙事技巧的运用。文学师法历史，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生存发展，这是历史对文学单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文学对史学家的叙事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口息
二、现代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
以鲁迅小说桩人日记为例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新的历史语境，文学以其独特的话语进入历史的叙事中，共同参与着历史的叙述。在现代，中国发生了历史转型，新的历史主体代替旧历史主体走上历史舞台，采用符合历史形势与文化语境的文学话语，以显现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便是诞生于动荡的“五四”时期，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了新历史主体话语权争夺的要求，以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达契合了当时的历史语境。
(一)文学对历史的解构行为
鲁迅在小说中借助狂人之口把中国历史喻为一部吃人的历史。其中叙述主体即狂人所叙述的事件几乎都是对这一历史观的现实反映。不但赵家的狗表现出吃人的信号，而且周围的人都在设法陷害“我”,亲人包括哥哥与母亲都吃过人，最后发现自己也吃人，推测是不是孩子也吃人。小说通篇的叙述都是对吃人这一历史的叙述，构成了对历史的解构行为。解构历史是为了重构历史，探寻一种崭新的历史叙事话语。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一叙事人称内蕴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内涵。第一人称叙事首先是对个体意识的张扬。个人声音的出现意味着摆脱了以往文学叙事中中允、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中国文学中开始出现了一个响亮的个人的声音，这个声音能够大胆地坦陈自我的内心，在诉说着、呐喊着这个作为个体的、独特的我的想法、愿望以及各种情绪与欲念，这在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足以令人兴奋的变化。中国历史上人们惯于压抑个人的声音，将个人的个性与心理隐匿在群体之中。而小说中狂人的声音则象征着新的历史主体出现他能够在这一历史舞台上响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作为叙述者，主宰着新的话语，也掌控着叙述文本的发展，这意味着新的历史主体同样具有这些对历史话语的主宰权与掌控权。这位叙事者具有清醒的头脑，能够看清历史的真正面目，富有怀疑精神，敢于自我解剖，信奉进化论，相信历史发展的进步性，文明在不断进步与发展，总有一天这个世界“将容不下吃人的人”。这位叙事者是一位走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与启蒙者。狂人作为小说的叙事者，是叙事的主体，也是可以代表新的历史主体的中心人物。
(二)启蒙者的历史叙说
这一叙事主体兼历史主体，以解构历史为立论依据，叙述历史上的种种吃人表现。小说中主要采用日记体的方式来进行叙说，以内心独白的形式为主。内心独白是一种自我言说，是自己与自己对话，但是在小说中，以自我言说的方式分明试图在向他人表达，语言与叙述的指涉对象是外部而非内部。小说中具有一些体现出这种对外表达意图的句子，诸如“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或者“救救孩子”等。这些句子缺少主语，是一种启蒙者的言说方式。这个启蒙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深刻的思想。他对历史的看法远较一般人更为深刻，不但可以看透历史上吃人的真相，可以穿透其他人的虚伪表象看到内在本质，而且对自己也有极为勇敢与透彻的认识与剖析，清醒地发现“我也吃了妹子的几片肉”。最后，这位启蒙者将历史的真正面目揭开，让所有人看见这一真相，并斩断了人们在精神上的退路。小说以独白的言说方式表现启蒙者的思想，以内敛的叙述方式展现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显示出了鲁迅小说艺术技巧的高明之处，同时也是现代启蒙者高超启蒙策略的成功。
(三)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双重叙事手法
《狂人日记》采用双重叙事的手法，一是狂人日记式的叙述言说，一是文言小引式的叙事。在日记体的前面，有一段文言文形式的引子表明叙述人发现日记手稿，表面上增加了小说叙事的可信度，从而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双重叙述。因此，小说便有了双重的叙述人，一个是文言文之“余”,一个是白话体之“我”,双重叙述人之间构成了一种叙述的张力，大大地增加了叙述文本的丰富内涵与深刻意蕴“余”与“我”的叙述，建构了一个清醒的世界与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疯狂的世界，这两个文本构成的世界是相互对应并相互对峙的，使得整个叙事呈现出一种复调的关系。这两个叙述世界是整体叙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其中之一而忽略另一个世界都会造成对文本叙述的误读。在前面的文言叙述中，关于狂人已经病愈并赴某地候补的记述，是对后文精神世界的一种对峙与终结。这段文言叙事似乎在暗示，无论狂人多狂思想有多么深刻，终究都被现实所“治愈”,成为一个正常人，为功名利禄而奔波。这种叙事方式似乎在暗示启蒙者的命运。
三、当代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
—以苏童小说《妻妾成群》为例当代文学依然沿袭了与历史的复杂关联，以小说的叙述言说着某种历史的景象。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也在发生着某种改变。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呈现了一个与之前不同的历史图景。苏童将控诉封建淫威的题材建构出一种不一样的文学景象与历史言说。
(一)文学叙事中历史图景的转变
历史不该是这样的，学历史应该是件快乐的事。在此不妨将本人教学历史的个人经验及心得与大家分享。
一、历史学科学习要回归教材
历史学科是所有学科中最有可能大幅度提升分数的，因为在考前看了一眼的知识点都有可能是考试的大题。在知识掌握方面，我们的目标是要形成必需的知识串，尽快建立和熟悉系统的知识体系。其中，对于重要的概念、规律必须烂熟于胸。
考前历史回归教材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重视地图。因为有时空观念的问题，应认真地看看历史书上的重要地图。那么地图怎么看？这有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看地图的标题，这是指地图的主导思想说什么。第二个要看地图的图例。第三个要看图注，咱们历史学科不同于地理学科，下面往往有好多图注，比如古今地图的对照，这样也有很多的历史信息，考试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组织成知识点出来，这些同学们平时容易忽略的。最后一个要注意地图上的关键信息。所以大家要会看地图，四看，一看标题，二看图例，三看图注，四看关键词，这是同学们现在要注意的。第二重视彩图、插图。现在高考体现一个读图时代的特点，所以我建议大家回去看教材要看得有意义、有兴趣，要把书上的彩图、插图，一些重要的图好好看一遍。去年高考出了一个彩页上的图，有好多同学都答错了，我觉得现在我们就要查漏补缺，看看地图。第三，建议大家看看教材上的注释，教材应该说是我们最经典的学习资料，看看教材上的注释，原来我们特别强调新情景，给同学们看的都是没看过的材料，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给同学们看过的材料，然后看能分出什么新东西。
二、要有“大历史”的观念
历史从来不是单一存在的，要想学好历史就先得培育“大历史”的观念。这里的“大”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非关细节，全在规律。我们要学会用长时间远距离视界来看待历史事件，就如司马迁所谓“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里的大更言其纵贯性之深远。如中央集权及其官僚结构，从秦汉历经隋唐宋，而及于明清这三个历史阶段，几乎系于一根脉络，它是破除了先秦封建制而建立起来的；再如谈论王安石变法，我们不能单纯地把它看做是反对派作梗而导致半途而废，其实还因为社会缺乏“低层机构”的支撑而不能实行；又如欧洲文艺复兴作为中世纪的反动冲破了神学禁锢，同时又在市镇社会结构的基础上推动了“分层机构”的建设，商业繁荣引出工业革命，从而推动“全球性庞大组织与运动”以实现资本主义的三点技术性格。这里所举的种种事例意在说明我们学习历史时不能微观地仅止于就事论事，而要宏观地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置于历史的大环境中去思考，从而得出较全面、较中肯的解释。
“大”的第二层含义是：不只史乘，还有史屑。对于高中生而言，学好教本中的“正史”很重要，但也不妨课余之时多了解一点“史屑”，知道一些掌故轶闻也颇有趣，既补充了正史之不足，也能培养自己对于历史的兴趣。中国历史教科书有时是黑白，山川无色，简化人物，往往使得学生感到的只是史事的闷局而不是史料的趣味。
近年的高考历史命题中也会选一些史料笔记，这也就凸现出历史考试不再仅以教本为唯一资源，而是以教本为纲、辅助各类史料从而引导同学们广泛地阅读各种历史著作。当然也希望教历史的老师肚子里既可撑船又有风景。课堂上顺着课文多讲故事，给历史课本上色配音。
三、要有谨慎认真的习惯
宏观的学习理念具备后，同学们也要有良好的学习方法。历史学习虽然不是琐碎细致的科学研究，但也要有谨慎认真的科学态度，年代人物不能张冠李戴，史家观点更不能茫然不知。
要想取得历史的好成绩固然需要历史感觉，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认真的态度也不可或缺。就我而言，课堂上要认真听讲，勤做笔记，课下也要及时复习，特别是年代人物不能有丝毫差错，对于教材中的观点要能融会贯通，将相关的历史事件要分类合并，这样既简化了记忆的难度，又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各种材料的积累也会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为历史论准备。这样对于比较客观的题目也能应对自如，更可对部分主观题进行先期准备。总之，高考历史既要看能力，更要注重考试态度，谨慎的学习态度是学好历史的先决条件。
四、要积累信息勤练文笔
信息的积累对于历史学习很重要，平时同学们既要关注相关的学科信息，也要关注高考的趋势变化。这样有助于自己做到有的放矢，一击即中。紧张的学习时间要取得最好的学习效果就要求同学们多积累、多了解、多思考，信息量越大，知识面越广，取得的成绩也越好。
另外，有些同学对于历史论文的写作非常困惑，首先写作此类论文观点要明确，史实详略要说明有度。其次对于材料要巧妙组织，妥善安排，针对观点选择最恰当的材料，不能泛泛而谈。再者，语言文笔也颇重要。语言流畅自会加强论文的可读性，文笔好也会使论文的整体效果看来不错。
总之，学习历史是一件有趣味的事，不能仅仅为了高考而埋头苦读，要善于放宽历史的视界，在历史的长廊中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灵的栖居地，从而做到如培根所言“读史使人明智”。
前言：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从救亡图存的角度说是一部人物史。本文从各阶层角度分析近代人物为何纷纷涌现的原因，又从整体以及历史渊源方面分析近代人物源源不断涌现的规律。从晚清到辛亥，人物构成了近代那独一无二的旋律，他们的出现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关键字：^v^战争；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革命；爱国主义
一、社会的复杂性为人物的出现创造环境
纵观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人的不屈精神与爱国主义演变成救亡图存的原动力，同时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各阶级亦怀投机主义，对纷争乱世产生雄霸天下的想法。
时代造就英雄，也逼我中国人自立自强。
二、地主阶级的探索开启民智
从晚清开始，^v^战争一下子敲醒了那些沉醉于天朝上国梦幻中的地主阶级爱国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如林则徐虎门销烟为的是强健国民素质，维护国家长远，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为的是开启民智，而洋务运动则为富国强兵，但也有增强自身在朝威望。这其中既有士大夫精神，也有中国人爱国主义，自强自立之道。可以说是时代危机感促使先进人士投身救亡图存中，也催生了一批仁人志士。但由于封建势力依旧强大，近代化初露端倪，以致运动革新屡遭失败，也为乱世枭雄的出世埋下了伏笔。
三、农民阶级的反抗影响了一代人
晚晴社会动荡，税收苛刻，加上体制死板，科举制度依旧存在，小农经济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加上西方思想的传播，激发了一些底层知识分子的救国思想，于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从^v^，太平军起义，到捻军起义皆系晚清体制腐败，民不聊生。如洪秀全因科举屡次不中，却以一本基督教小册子而转变思想，为天下耕者有其田而激起奋斗之志。而石达开自小看到民不聊生的困局，于是决定起义而救天下于水火中。农民阶级的救亡图存运动，使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更加觉醒，为后来革命人物的出现创造先决性条件。
四、资产阶级的变革打开了束缚自由的枷锁
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毕竟有其局限性。思想的狭隘性，各阶级及各派的矛盾以致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重重，如胡雪岩系左宗棠一派，而盛宣怀系李鸿章一派，两者互斗，加之面对外国商品的输入而束手无策，从而导致胡破产的悲剧。这就迫使资产阶级出世以再救中国。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外来资本主义的入侵激发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而政府对民间设厂的放松，近代教育的发展，西方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的进一步传播，甲午中日战争又一次敲响了地主阶级无能的警钟，资产阶级维新派率先登上了英雄的舞台。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运动到百日维新，其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爱国的进步思想，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如康有为经过学习，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他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梁启超更如是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接着，谭嗣同等人又在南方创立湘报，文化传媒有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使之为国家自强民主而奋斗。
五、革命，既是孕育朝阳的黎明也是一时的混沌黑暗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而改良派的失败，使资产阶级内部不断反思，亦促使革命派大展手脚。一时间革命人物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天下，黄兴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并贯彻实行。^v^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而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更是催生出一系列将思想解放的革命壮士，为近代后期的人物传播了民主思想的火种。
但改良派以及旧势力亦投机革命，局势的复杂性使各方人物辈出，而三座大山的存在，亦使那个时代容易将能臣变为奸雄。如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期军阀混战。而对革命后未来的憧憬也使革命人士不断坚定信念，为之前行。如蔡锷舍荣华富贵而投身于护法战争。一时之变却造就了不同人生，乱世，亦是个人理想可以迸出火花的时代，更是天下理想成为朝阳的时代。
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往那种向往自由的思想如洪水泄了闸般涌流而出。思想改变人，意识的能动性促使近代教育家，思想家，企业家，政治家以及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各言自我观点。^v^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使新青年变为一方平台，蔡元培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使北大成为一方阵地，鲁迅更是剖析中国人性，揭露黑暗，促使中国人更加认知自我。而优秀思想对人的巨大影响性，催生出更多的仁人志士去救亡图存。
六、爱国主义是一把火炬
爱国主义始终是救亡图存的核心动力。自古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当代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无不体现人物舍不开救国，救国离不开人物。而近代则是爱国主义从古向今过度的一个时代，爱国从忠于民族到真正忠于天下，不断认识世界，革新思想，抵抗外侮，不断有近代人为大我舍小我，成为不朽的灵魂，而这种灵魂又影响下一代人再去抛头颅撒热血，以致近代爱国人士源源不绝。
七、为理想社会的拼搏引领了一代人
越是束缚人性的社会，越能激发人的潜在的自由思想。如乌托邦主义就是中世纪阴霾散去后方才绽放光芒。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也希望建立一个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理想社会。为此理想社会，受千年封建压迫的中国在近代不断出现为此奋斗的仁人志士。
八、阶级派别的递进性使人物不断涌现
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近代国家变革具有阶级派别递进性，类似于达尔文进化论，地主阶级腐败，农民阶级落后，继而资产阶级改良派成为变革国家的主导，而其局限性又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国家的原因之一，而资产阶级亦有其局限性与软弱性，这就需要无产阶级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种阶级递进性不断催生出一系列仁人志士，同时在递进的过程中又有不少枭雄诞生，但在中国统一的大局中，他们毕竟只是昙花一现。
九、乱世的复杂性与对和平的渴望
乱世促使救世人才的爆发性增长。自古以来，乱世是人才最多的时代，百家争鸣产生于先秦，东汉末年却英雄辈出，魏晋南北朝三教九流各放异彩，而近代则不断出现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割据一方的军阀枭雄，影响当代的革命领袖。近代的确是一个面临内忧外患的乱世，而各阶层人物各有生存之道，也各有治世与乱世的独到思想，于是焉，各方人物各显神通。
十、文明的交汇期，人物的繁衍期
近代是古中国文化与先进西方文明相冲击的时代，儒学中尊重儒士的风气依旧存在，于是便有章太炎敢摇扇坠怒骂袁世凯，梁启超敢入军营行谈判。中华文化中重文轻武的礼节依旧存在，这种传统风气是促使仁人志士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
时代造就人物，而历史根性亦为造就人物奠定基础。人物辈出的时代定有规律，这种规律在今天人有借鉴之处。而纵观近代史，感慨那些人物，但无论是英雄还是枭雄，他们的出世则需时代的惊天一变。近代史是一部惊天动地的历史，诸多仁人志士，人杰枭雄因这个时代而绽放光芒。正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代的发展，以及历史的影响决定了他们的非凡。
参考文献
【1】《中国的品格》楼宇烈著
【2】《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美】杜赞奇著
【3】《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英】方德万著
【4】《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5】《^v^史史料》季啸风、沈友兰主著
【6】《^v^战争与近代中国》萧致治著
【7】《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费正清著
【8】《民国人物列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9】《寻辛亥革命之路》刘建强罗歆宏著
关键词：辛亥革命；妇女；参政运动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从民族发展以及自身解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妇女也要参政”的口号，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拉开了妇女参政的大幕，从此女性为了自身的合法权利走上了顽强拼搏和充满坎坷的抗争之路。
一、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兴起的原因
（一）革命活动拓展了妇女的眼界
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比较多，妇女基本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辛亥革命的爆发摧毁了在我国延续上千年的封建帝制，明国强调男女平等，女性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这样就为妇女参政议政工作的开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辛亥革命的爆发促进了思想的传播，很多国外的民主思想传入到国内，促进了国民民主意识的觉醒。
（二）“天赋人权”思想为参政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还离不开思想基础，“天赋人权”则是其中的代表。在20世纪初，西方女权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出现了很多女权运动领袖人物，这就为我国女性树立了学习榜样，造成妇女参与到参政活动中。妇女吸收了“天赋人权”思想，同时辛亥革命的爆发为妇女提供了平台，参政运动开展中妇女采用办报刊的方式进行宣传，扩大女子参政的影响力。
二、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沉寂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辛亥革命妇女虽然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但是相对于男性而言，妇女参政的人数比较少。在当时的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依然存在，即使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甚至很多辛亥革命的参与人员也对妇女存在歧视心理，这样就导致妇女参政活动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不仅如此参政的妇女主要为革命参与人员、官员，这些人员理应具有相同的目标。妇女参政运动中受到了抵制，这些人员在面对抵制时采取不同的应对手段，参政妇女之间不够团结，导致参政运动的失利。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妇女参政活动的开展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支持，请愿活动受到舆论反对。
（二）自身原因
导致妇女参政运动归于沉寂的原因还包括妇女自身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提升了妇女的地位，但是在当時的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仍然比较低，妇女在经济方面不独立，这是重要的原因。妇女在经济上不独立，需要听从男性的指挥，在表达意见时自己的主张不敢轻易的表达出来。其次妇女的素质也比较低，很多妇女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对于政治空有参与热情，但是对于政治的了解比较低，参政的影响力比较小。在参政中不能有效的表达自身的观点，虽然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但是效果比较差，这些原因都对参政运动的开展带来了阻碍，最终导致参政运动沉寂下来。
三、辛亥革命妇女参政运动的启示
（一）经济独立是参政的基础
封建时期的妇女在经济上严重的依赖男士，这样就导致妇女受制于人，不能真正参与到参政活动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说明经济发展对于政治活动开展的重要性。因此要想使妇女真正的能够参与到政治活动中，需要妇女在经济方面处于独立。经济独立可以使女性拥有自己的选择权，表达自身的观点，反之若女性在经济方面处于依赖的状态，则会处处受制于人，辛亥革命中妇女参政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妇女在经济方面不独立，因此要想妇女真正参与到政治活动中要做到经济独立。
（二）参政运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
辛亥革命妇女参政的人员数量比较少，绝大多数的妇女没有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同时参政人员之间也没有建立共同的目标，从而导致参政运动的失败。这就说明参政活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扩大妇女参政的影响力，在社会中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为参政活动的开展奠定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妇女要想参政还需要提升自身的知识储备，准确的表达自身的观念，加快参政活动的开展。参政运动中要广泛的动员群众的力量，让更多的妇女参与进来。
（三）参与革命是妇女获得权利的重要手段
封建社会下妇女的权利比较少，不能表达自身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必须开展革命，获得自身的权利。辛亥革命爆发前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此时妇女将自身的权利与国家的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参与到辛亥革命中，这样就使得妇女参政运动不断高涨。^v^面比较复杂，资产阶级不能引领革命走向胜利，因此也就不能满足妇女参政的需求。虽然妇女参政运动最后归于平静，但是妇女参政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政治权利的获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四、结语
辛亥革命时期出现了妇女参政运动，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辛亥革命妇女参政运动最终归于沉寂，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既有外部原因，也有自身原因。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启示，经济独立是参政的基础、参政运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参与革命是妇女获得权利的重要手段，可以说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活动的开展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刘荣荣。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的参政运动研究[J].现代交际，2018（22）：221-222.
[2]简姿亚。辛亥革命时期女性报刊和女子参政运动[J].云梦学刊，2011，32（06）：52-54.
[3]薛文彦。辛亥革命期间的妇女参政运动及启示[J].阴山学刊，2011，24（05）：43-46.
[4]范茹平。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活动的历史回顾与启示[J].湖北社会科学，2011（08）：108-111.
一、让备课充满趣味性
教师只有不断的充实自己的知识，才能更好的传授给学生知识。所以，教师在课前备课的时候，必须要阅读大量的相关材料，在此材料中要尽量针对富有趣味性的材料进行选择，当然这些材料一定要与课堂教学的内容相关联，这样才能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这些材料的作用，激发学生对历史与社会的学习兴趣。例如在讲解“公元纪年”这一内容的时候，历史教师在课前准备一个“年代尺”的模型，在课堂教学中通过让学生对模型进行观察，然后教师可以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问题，让学生回答。如：假如一个人在公元前16年出生的，在公元后16年逝世的，那么这个人在死的时候年龄是多少岁呢？”通过问题的推动下，促进学生边观察边思考，经过学生们的计算会有可能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32岁，一个是31岁，针对这两个结果让学生们深入思考，引导学生带着这个问题再一次对“年代尺”进行仔细的观察以及思考，这样学生会发现，出现在“年代尺”上的公元元年是公元1年而不是公元零年，在进行公元纪年的正确方法是：16+16-1=31（岁），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将课堂的气氛活跃起来，同时让学生加深对知识的掌握。
二、让课堂教学充满活力
在课堂有限的时间内让学生始终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是不容易的，而历史与社会的课堂更显沉闷，因此教师要不断在课堂教学中不断创新，不断的增加趣味，让教学更加生动。初中学生对新鲜的事物特别感兴趣，被扣人心弦和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所吸引，所以特别爱听故事，历史教师可以通过给学生们讲感兴趣的故事，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讲解“个人离不开社会”这一节时，历史教师可以通过借助“狼孩”这个典型的故事，将“个人离不开社会”这个问题呈现出来。然后给学生讲解我们国家为了培养祖国的后代提供了很多良好的环境，还有父母们为他们的无私奉献。这样不仅传授了知识，还做到了育人，促进学生刻苦学习，以后努力做国家的栋梁，回报社会，孝敬父母。这样的课堂有趣又有活力，自然可以达到理想的教学目标。
三、通过课堂组织讨论，点燃学生学习的热情
在历史与社会的课堂上适当的融入讨论的教学方法，可以颠覆以往传统的灌输式的课堂教学模式，教师要把自己当成学生的良师益友与学生保持平等的地位，通过讨论的过程中启发学生的思维，让学生从以往的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学习的过程，积极探索的新的知识，加强学生的求知欲望。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改善教学观念，将学生在课堂的主体地位体现出来，让学生知道课堂的教学活动重点是需要他们参与的。尽量多提出一些带有启发性的问题。想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历史教师应该对问题进行精心的设置，保障课堂讨论的质量。教师在提出的讨论问题不仅要有深度还要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加强知识的广泛性。在布置讨论题目时，教师还应该强调讨论题的目的与要求，同时将需要的参考资料给展示给学生。在讨论进行的时候，教师要对学生进行诱导和启迪，增加讨论的趣味性，学生在回答不出来问题的时候，教师要适当的进行提示，减少学生的紧张度。例如：在讲解农耕文明时代（下）的时候，为了让学生掌握连绵不绝的中华重大事件，我会从“生活时间”去引导，去设计讨论题目。学生对这些新奇的事物很感兴趣，从旧石器时代距今约17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到新石器时代距今约5000-4000年炎黄尧舜禹中的，人文初祖、禅让制、大禹治水。让学生进行讨论，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点燃他们的学习热情。
四、多为学生布置实践调查
在讲解《生活在社区里》的时候，历史教师首先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去完成一篇相关的调查报告，内容主要是：学生生活所在的社区的面积有多大，有多少人口？社区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有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什么样的便利？整个社区的布局有什么样的优点，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应该从什么地方进行改变。鼓励学生绘制一幅关于改善社区布局的平面图，通过在课堂上展示学生设计的平面图。通过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让学生在绘制平面图的时候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而且富有一定的趣味性；在教学中有关于社会以及社区功能等方面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有助于学生深层次的理解。在此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热爱自己的家乡，加强他们保护环境的意识。同时在进行社会调查的时候，学生可以把课堂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让历史与社会的课堂真正的充满了趣味性和活力。
五、注重课堂的导入，诱发兴趣
其实经过不断开发与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历史与社会课的内容是相当有趣的，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感觉到这门课程枯燥的原因其实是在教学过程中，很多历史教师运用传统的教学手法，老师讲，学生听，使课堂气氛越来越沉闷，因此难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不能调动学生对知识的求知欲望，无法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例如，历史教师在讲解中国红军长征的时候，可以先创设适合课本内容课堂氛围，利用音乐来渲染，可以播放歌曲《十送红军》。借助这首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让学生感到课堂充满浓厚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在此基础上，历史教师及时提问：井冈山的老百姓为什么要“十送红军”？整个长征路程上红军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红军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通过问题的切入，将整个课堂气氛推到最佳的状态，同时提出教学的重点，可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总之，历史与社会的教学重要任务就是要让课堂教学充满趣味性、充满活力，不仅是让课堂的气氛活跃起来，其目的就要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质量。为学生构建一个轻松快乐的学习环境，告别以往的沉闷气氛，使其学生可以更充分的掌握所学的知识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对历史与社会的知识有强烈的求知欲望，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完成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任务。
前言：忧患意识作为我国文化中特有文化现象，在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历史进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同时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情感体验与心理活动，其对于人的日常行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初中生受到知识水平以及生活阅历的影响，其虽然能够在生活与学习过程中，与时俱进的接受各类新的知识与技能，但是由于其对于我国历史发展进程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使其缺乏必要的忧患意识[1]。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实现初中生忧患意识的有效培养，需要将历史教学与忧患意识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提升初中学生的忧患意识，促进其健康发展，满足时代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对于人才培养工作以及历史教学的客观要求。
1.初中历史教育中忧患意识教育的现状
对于现阶段初中历史教育中忧患意识教育现状的全面分析，能够帮助教育部门与老师进一步明晰忧患意识教育在初中历史教育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以及忧患意识教育的核心要求与重点环节，进而为后续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参考。
初中历史教学目标与忧患意识教育偏离
在新课改的教育背景下，我国初中历史教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模式等做出了必要的调整与优化，实现了初中阶段历史教学的科学性。但是从忧患意识教育的角度来看，其仍旧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其在进行情感教学目标设置的过程中，虽然涉及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相关内容，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必要的解读与传授，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历史认知，逐步培养起学生的历史感与责任感[2]。同时通过对欧美以及亚非国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知识的讲解，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观念，能够以一个更为良好、更为开放的心态，进行相关学习活动。无论是爱国主义教育、历史责任感教育以及国家意志的培养，初中历史教学都没有将忧患意识教育进行突出，这种教学目标的偏离以及界限划定的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忧患意识教育在初中历史课堂开展的质量与水平。
忧患意识教育与历史教学缺乏有效连接
初中历史教育的开展以历史教材以及相关知识框架为主要依据，在相关教材内容以及知识框架内，开展相关教学活动，才能够保证学生历史知识学习的质量与水平，才能够全面实现学生历史思维与价值观的科学培养。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现阶段忧患意识教育与历史教学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历史教师在进行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很难找到相关切入点，进行忧患意识教学工作。例如，在进行抗日战争相关知识讲授的过程中，教师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讲起，帮助学生理清1945年全面^v^，以及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英雄任务以及著名战役，通过相关视频以及资料，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培养其自身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历史责任感，但是却很难进行忧患意识的讲解，即便是教师进行了一定的引导，但是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使得忧患意识教育与历史教学工作无法进行连接。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使得现阶段我国初中阶段历史教学工作中，忧患意识教育的质量与水平不高，难以满足实际的教育需求。
2.初中历史教学开展忧患意识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初中历史教学开展忧患意识教育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需要相关教育主管部门以及教师明确现阶段忧患意识教育存在的不足，采取针对性的教育手段，不断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提升忧患教育的质量。
历史课堂实践与忧患意识教育的结合
针对于现阶段初中历史教育目标与忧患意识教育偏离的情况，在进行初中历史课堂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教师要明确忧患意识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采取应对策略，将其作为课堂知识传授以及考察的重要内容，将其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不断对学生进行启发，使得其逐步形成忧患意识，进而实现忧患意识教育的教学目标。例如在对我国古代史中奴隶制以及封建制度形成与发展相关知识讲解的过程中，通过对历史遗迹以及文物的说明，使得学生培养起优越感以及自豪感，同时通过对一些暴政以及明清时期历史知识的介绍，并与学生进行必要的课堂讨论，让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进而居安思危，形成必要的忧患意识。
历史课外延伸与忧患意识教育的结合
为了实现初中历史教学与忧患意识教育有机结合，需要以课外延伸为突破口，通过开展知识竞赛、主体展览、班报设计以及专家讲座等形式，使得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不断将历史知识的学习与忧患意识教育结合起来，促进忧患意识教育工作的质量与水平。结语忧患意识教育与初中历史教学的结合，对于推动学生的健康快速发展以及实现社会主义人才的高效培养工作的有序开展，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为了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确保忧患意识教育开展的质量与水平，文章从现阶段初中历史教学中忧患意识教育的现状入手，明确其存在的不足，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推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忧患意识教育的有序开展，为后续教育工作的开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历史论文参考3000字
诠释学是一个理解和解释文本的哲学理论，是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中有关作用、理解和解释等理由的哲学体系、策略论或技术性规则的统称。
而中国的民族文献学研究，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其理论体系还处于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
因而，从诠释学的视野去讨论图书馆民族文献研究的作用和作用，是对中华民族文献研究理论体系建设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
诠释学；图书馆；民族文献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文化形式多样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这块富饶、瑰丽的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并共同缔造出璀璨夺目、浩如烟海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这其中就包括了在时间长河中所凝聚、保存和流传下来的各民族文献。
但是，随着各族人民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不断进步与增长，虽然中国的学科体系建设与学术研究成果有了较大的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与严谨。
但由于学术界学科界定和相关策略论研究不够清晰所造成的认识和其他方面的理由，作为反映中国各民族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各种民族文献，目前仍就处于一个尚未完全被开发和解读的尴尬状态，这就使得民族文献学的研究还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境地，而一些曾经在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文献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推广和保护传承，已沦入濒临散佚消亡的命运。
究其理由，就是没有一套能够较好地正确指导解释和解读民族文献，特别是中华民族古籍文献的策略论。
1、诠释学是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
诠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一位往返于神界与人界之间，为人与神传递消息的信使赫尔默斯（Hermes），因为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作为信使的赫尔默斯就需要将传递的信息进行翻译和解释，从而使得人类能正确理解神的旨意。
正是基于这种最初的含义，古代语文学家都用“翻译”和“解释”来定义诠释学。
由于从赫尔默斯发展而来的诠释学有传达诸神的旨意的含义，而这种旨意带有一种无条件服从的“神授意味”，使得诠释学在某种作用上被看作是一门我们必须把它的要求当做真理和命令一般加以服从的艺术，因为它能理解和解释那种对我们封闭的东西——陌生的话语或他人未曾说出的信念。
因此，诠释学也被看作是一种需要特殊精神所造就的能力或实践。
诠释学经历了类似于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从属于语文学的历程，到了20世纪已把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策略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
一些人文科学甚至也把它看成一种最新的视角或策略论，如近年出现的文学诠释学、历史诠释学、艺术诠释学等，我国有些学者甚至还提出要建立我们中国的诠释学。
而关于中国诠释学的概念，最早是由台湾历史学家黄俊杰教授在其《孟子思想史论》中提出来的，所指的是“中国学术史上源远流长的经典注疏传统中所呈现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诠释学”。
由此，我们可以先把经典的归属理解为文献的范畴，这应该是没有任何疑义的，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理解，“注”，是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是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
注与疏的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作用、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
因此，运用诠释学在图书馆进行民族文献研究，特别是民族古籍文献的研究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具有深远作用的。
不仅可以逐渐丰富和完善“中国诠释学”的理论概念体系，还能把目前理论界相对比较杂乱的“古典解释学”、“古代阐释学”以及以古代经典命名的一切解释学、诠释学，统一归并称为“文献诠释学”。
因为，文献学的范畴很广泛，包括了一切与人类文明传承有关的知识、技术与文化及各种载体的总和。
而图书馆是各类文献最大的集藏地，也是各类民族经典的最大收藏者，用诠释学对图书馆中的经典民族文献进行注疏，是对图书馆馆藏古籍文献进行开发利用及科学管理工作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
2、理解是联结诠释学与民族文献研究的纽带
民族文献的研究首先是对民族文字符号的理解与认识，但民族文字符号的理解与认识，又不是简单地求其字义的解释，而是以“理解”的态度去揭示古代的普遍精神。
文字符号的研究不是考据，而是需要研究者进入到整个文本符号的内在去“感受”那个时代的精神世界。
中国古代民族文献的发现极为久远，早期的甲骨文、金石文献被发现时，对于研究者而言只是一种暂时无法解读的文字符号。
这种文字符号与所组成的文本在当时所体现的就是远古时期的普遍精神和生命，而对这些文字符号和文本的解释，就要研究者通过“理解”的途径进入到整个文本的内在精神世界和内在生命中去解读其中的含义。
最终，才能解释出这些文字符号所代表的含义。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体会理解与解释的不同，理解是解释的。基础和前提，解释则是理解的发展和说明。
理解包含两个要素，即领悟个别和综合个别成一整体。
同样，解释也建立在特殊或个别的说明和综合特殊成一统一体的基础上。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注：
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984年再版。
②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院士文库”丛书，1994年。
③Robert E. Dickinson,The Makers of Geography,England:Frederick A.Praeger,(1969).
④Alfred Hettner,Die Geographie:Ihre Geschichte,Ihr Wesen Und Iher Methhoden,Ferdinand Hirt in Breslau,(1927);又（德）A·赫特纳、王兰生译《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1—172页。
⑤Richard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Photo-Lithoprint Reproduction,Edwards Brothers,Lnc.,(1964),PP.184-5.188.［按R．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一著最早于1939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Annals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第29卷第3、第4两期上全文连载。此后于1946年单独出版；1949、1951、1956、1958年再版了四版；1961、1964年又由科学出版公司(The Science Pressprinting company)修订了两版。］
⑥"What is Historical Geography?"in Geography,Vol.17.(1932),39-43.
⑦H.C.Darby(Ed.),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AD 18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6).
⑧W.Gordon East,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London:methuen,(1935,1943,1948,1950,1956,1962,1966,1967);The Geography Behind History,Thomas Nelson & Sons Ltd.,(1938,1965,1967,1994).
⑨Carl o. Saure,"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Annals of the A
【关 键 词】ociation of American 1,(1941).
⑩Ralph H.Brown,Mirror for Americans:Likeness of the Eastern Seaboard,1810,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43);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Harourt,Brace and Company,Inc.(1948);又有秦士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初版“内部读物”，1990年2月再版。
①①Derwent Whittlesey,Environment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History,Century-Crofts,Lnc.(1949).
①②阙维民：《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期，227—240。
①③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历史地理学四论》，第138页；原载《新建设》第2卷、第11期，1950年。
①④原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73—80。
①⑤为庆祝北京大学建校80周年的五四科学讨论会地理系分会上的报告，原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9年第1期。
①⑥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1—5。
①⑦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106—110。
①⑧John Radford,"Editorial",i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Vol.16,No.1,(1990),PP. 1-2.
①⑨ ③⑩A.H.Clark & J. Patten"Editorial"i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1 (1975).
②⑩谭其骧“序”，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7页。
②②如《法国历史地理》(Xavier De Planhol & Paul Claval,GeographieHistorique de la France,Paris:Librairie Artheme Fayard,1988)一著，1994年成为“剑桥历史地理研究”丛书的第21种Xavier De Planhol & Paul Claval,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France,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②③Weimin Que,"Historical Geography in China"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1,4 (1995),361-370.
②④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6页。
②⑤笔者认为“交叉研究”与“边缘研究”一旦成为学科，则应统称为“综合学科”。
②⑥Carl o. Sauer,"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Annals of the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 (1941),17-20.
②⑦谭其骧先生曾经“在80年代几次学术会议上既提出过历史地理工作者应重视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意见，也曾做过两次有关历史人文地理的报告”。（谭其骧《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1—202）。
②⑧V.I.Vernadsky,"The Biosphere and the Noosphere" American Science ,33 (1945),1-12.
②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第22页。
【摘 要】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德育，可从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丰富德育的方法等方面开展。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教学 德育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中国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础课程，其内容既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尤其是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们在保卫祖国、反侵略斗争和近代化建设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为当代大学生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充分运用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是历史教学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师应尽的重要职责。
一、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在历史教学中，除向大学生介绍必要的基础史实，培养发展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外，进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系统地向大学生进行德育，能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开拓进取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v^对加强国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当前，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和道德滑坡等消极现象。社会对高校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功利主义因素开始渗透到高校教育中，影响到一些大学生。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对德育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运用中国近代史课堂教学这一阵地，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二、充分备课，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
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这就需要教师认真钻研教材，有意识地提炼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确立德育的达成目标。结合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备课中，可把中国近代史的德育内容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进行坚持中国^v^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
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始终是激励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持续奋斗的动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这批开明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经世改革的主张；农民领袖洪秀全为建立“理想的天国”而奋起反清；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思想家为突破“洋务运动”的局限而奔走呐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而倡导“变法”；^v^、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探索，但历史事实表明这些探索最后都失败了。
直到1921年7月中国^v^诞生，中国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v^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v^，又经过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上述史实表明：没有^v^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培养大学生热爱中国^v^、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教材。教师通过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入教学，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v^的领导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历史性的选择，从而坚定大学生热爱^v^、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心。
（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从^v^战争到^v^成立期间，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了人民的富强和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精神支柱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史内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历史”，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旅顺口和南京数以万计的人民被屠杀，都令人肝肠寸断，同时也有奋斗的“红色的历史”，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自强自立的精神。
在教材中，林则徐等人虎门销烟、抗击英军的英雄壮举；三元里民众不畏^v^、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装抗英斗争；老将冯子材镇南关大败法军的凯歌；北洋海军邓世昌、林永升等海军将士血战到底、以身殉国的业绩；民主革命的宣传家陈天华“蹈海自尽”唤起国人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携手抗日最终取胜的辉煌成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v^、^v^、^v^、^v^等人的光辉业绩，等等。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教师通过对这一系列史实进行教学，使大学生接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坚定发扬先辈们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树立为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志向。
（三）继承革命传统和优良品德的教育。
中国近代史中蕴涵着丰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汇集了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例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度责任感；洪仁？临终遗诗坚信“天国祚虽短，光复待他年”的乐观主义精神；黄花岗烈士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的豪迈绝笔；^v^不为酷刑所屈服，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仰；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的体现，是先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教师通过这些丰富的实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激励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成为学有专长的高素质人才。
三、与时俱进，丰富德育的方法
中国近代史有着丰富的思想教育内容，要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达到德育的目的，还需要教师讲究教学艺术，与时俱进，采用多种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解释历史的本领。
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常常会涉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由于大学生虽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定型时期，但人生阅历仍比较有限，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加以引导。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人和事，而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如在讲到洪秀全时，既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肯定他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清王朝及外国侵略势力，为历史做出的贡献，同时还应看到他作为小生产者代表所带有的皇权思想、等级尊卑观念及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等。正是后者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样化。
按照教育心理学的原理，德育的过程分为明理、激情、立志、导行等阶段，它们之间互相渗透、促进，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让学生养成自我教育的习惯，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单纯地灌输，还要善于点拨，启发学生自己去判断。教师应努力通过言简意赅的语言、画龙点睛的手法、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德育。同时，还应重视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传统的教学中，黑板是主体。在讲课的过程中仅仅是文字的展示，很难让大学生将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现代教学中，多媒体技术在大部分高校教学中已普及，关键是要提高课件本身的质量。例如，在讲授中国^v^的成立时，穿插建党__周年来历次党代会的图片，可对加强热爱党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具体、生动、形象的讲述，能够引起大学生的兴趣，加深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理性认识。例如，可配合教材内容选取有关的电影、录像片断等，组织大学生观看，还可配合各种重大纪念活动和节日，组织大学生开展学术报告会，编历史手抄报，进行历史知识竞赛，参观博物馆、革命历史遗址和图片展览等，使大学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细雨润物”中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属于主干学科，其本质属性仍然是素质教育，因此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贯彻德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既是认真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