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乃至工作，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论文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通过论文可直接看出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和专业基础。怎么写论文才能避免踩雷呢？读书是学习，摘抄是整理，写作是创造，以下是敬业的小编帮大家收集整理的15篇科学技术论文，欢迎阅读。
1贮存科研信息
在科学研究完成之后，需对其研究结果立即加以总结，并以论文或报告的形式阐明其发现及发明。否则，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发明与发现逐渐消失，致使后人可能再次重复前人所做的工作，发生不必要的人力与物力的浪费。因此，学术论文的写作就是贮存这些科研信息，使它成为以后新的发明、发现的基础(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利于科学技术事业的延续和发展，不断的丰富人类科技宝库。人类文明的延续与发展，正是凭借着这种连续性不断地积累、创造、再积累、再创造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学术论文是贮存科研信息的重要载体，而写作论文则是总结科学发现的重要手段。
2传播科研结果
早在19世纪，英国著名科学家法拉第就曾指出，对于科研工作，必须"开始它，完成它，发表它"(tobegintoendtopublish)。因为，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明，都是社会成员的个体劳动或局部承担的科研活动的结晶。对于全人类来说，很有必要将少数人的成果变成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就需要相互交流、相互利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科学技术没有国界)，才能使科学技术不断地发展进步。而相互交流的方式之一就是利用科技论文付诸实施的。这种传播方式可以不受时间与地域的限制，也可以传播到后代。如1997年2月27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首次报道了利用克隆技术(无性繁殖)培育出的一只绵羊，它无疑是基因工程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因此学术论文也是传播科研信息的重要载体。而且按照公认惯例，科学成果的首创权，必须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刊登在学术期刊上，方能得到承认，而新闻媒体传播，是得不到正式承认的。
3交流实践经验
从事临床及医疗工作一线的其他人员，通过不断地实践，积累出较多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而这些经验与教训是十分宝贵的。将它们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并以论文形式发表交流，就能发挥巨大的指导与借鉴作用，造福于人民。
4启迪学术思想
在大量的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各种学术思想，这些学术思想通过论文的形式不断地探索与交流，并相互启迪，形成新的学术思想，以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
5提高研究水平
科技论文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它凝聚着巨大的艰辛。在写作的过程中，随着思维的深化，可提高科技工作中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科研水平的提高。
随着科技实践的深化，伦理价值的悖论逐渐产生，这是作为“人为的”和“为人的”科技实践价值与人类对于真理不断追求之间形成的矛盾产物。“科学要解决‘是’的问题，探寻客观世界的真理与规律；而伦理学要解决‘应当’的问题，探讨事物的价值和善恶”[2]。因此，科技发展与伦理价值的关系问题在现代社会也日益凸显。
1.高科技的伦理风险。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发展，高科技的风险和伦理危机日益凸显，人们的理论思维和伦理观念随之改变，科学界、学术界震感强烈。“伦理风险是指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方面由于正面或负面影响可能产生不确定事件或条件，尤指其产生的不确定的伦理负效应，诸如伦理关系失调、社会失序、机制失控、人们行为失范、心理失衡等等。一旦这种负效应产生，将会给人——自然——社会这一复杂系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科技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资源环境危机，消费主义扩张，人性的扭曲，科技造假等，尤其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的迅猛发展，更是带来一系列科技忧患，严重威胁了人类自身的安全。此外，从事科技活动的当事人，尤其是科技人才对于利益的不同考虑和追求，往往既可能为人类造福，也可能满足了某些人的邪恶需要，作为不可回避的蝴蝶效应，高科技的伦理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其一，客观伦理风险和主观伦理风险。由于高科技活动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局限性，高科技的伦理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可以在科技活动后根据高科技所产生的善恶、正负两重效应的客观结果来界定和衡量其伦理风险，具体可细分为“高正效应”与“高负效应”，“低正效应”与“低负效应”，“高正效应”与“低负效应”及“低正效应”与“高负效应”。因此，科技人才在面对许多根据客观结果来确定的伦理风险时，须在科技实践活动中权衡善恶利弊，对其风险和负效应进行判断、预测和道德选择，这就属于主观伦理风险，在面对无法避免的客观伦理风险时，每个科技工作者，乃至每个人都要在遵循客观规律和事实的基础上认知其对风险的承受力和应对力等，在某种意义上主观伦理风险既是客观伦理风险的诱因，也受到客观伦理风险的制约。其二，必然伦理风险和偶然伦理风险。高科技的必然伦理风险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系统伦理风险，关涉到高科技活动的主体、客体，以及科技成果的研发、制造和运用等各个环节，如基因工程技术虽然可以通过细胞复制来制造人们需要的器官，却威胁着人们的隐私和人类和平；网络技术虽然改变和塑造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却干涉到人们的私生活，造成一些人的道德冷漠和情感疏远；航天技术虽然不断开拓着地球外文明，却容易造成外太空污染或是流于军事竞演的异化境地；核技术的开放利用虽然增强了国家军事和国防力量，却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高科技的偶然伦理风险属于非系统的紊乱的伦理风险，一般由科技实践全过程中某些独特事件引发，微妙地影响着人-自然-社会整体系统中的某些环节。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贝尔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风险社会：走向新的现代性》一书中就指出了生产力的过度发展给社会带来诸多黑暗面，现代化进程中人类总是无法排除其干预活动之后“未知和意外的结果”。其三，高科技的伦理风险还可以包含个体伦理风险和群体伦理风险，由于在人-自然-社会的大循环中，各种物质和精神因素纵横交错、此消彼长地影响着人类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发展，因此对于高科技的伦理风险，高科技活动主体的伦理道德选择是不可避免的。
2.全球化视野中的科学技术及其伦理悖论。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随着中外频繁的科技、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与对话，全球科技竞争加剧，人类不同群体间物质和精神的交流走出传统生活模式和日常基础消费等实用层面的围城，编织成一张密集、复杂的世界网络，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同国家、种族、宗教和地区的人们突破了地域和语言等限制，在精神世界发生越来越多的交流和碰撞，文化全球化现象引起了全人类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全球化视野下最为凸显的是科学技术与资源环境的悖论。科技总是在一定的“伦理场”中发挥着积极或消极的作用，科技发展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使人类对资源环境的开发力度加大，“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们没有能力在长江三峡建电站，到90年代，我们有能力建了，于是不久就在三峡建了电站；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类没有能力登上月球，到60年代，人类有能力登上月球了，于是就登上了月球；人类现在还没有能力登上火星，但正努力获得这种能力，一旦有了这种能力，就会登上火星……人们相信，人类的能力越强，在自然中的自由就越多。科技在不断增强我们的能力，现有的科技水平，就是我们征服自然之自由的暂时的限度。发展科技，扩大我们征服自然物的能力，就能不断扩大我们征服自然的自由，这种扩大自由的趋势是无限的”。但是，资源与能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日益恶化，生态的日趋失衡，使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愈加紧张，全球性的资源环境危机一点一点将人们带入空前危险的深渊。随着人类对大自然不断地挥霍，地球承载能力开始饱和，生态系统渐渐面临崩溃，稀有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气候变幻莫测……人类对自然和社会征服力的扩张愈发导致环境的恶化和伦理的隐退。另一方面，全球化视野下还凸显了科学技术在国家、民族和地区间，在文化磨合与碰撞中引发的伦理对抗和冲击，“在文化碰撞与磨合的过程中，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有时是非常尖锐的，特别是在一些闭塞与落后地区，在传统思想比较禁锢的地区，文化上的冲突表现得尤为激烈，有时甚至会引发一场战争。”“文明共生”必然伴随“文明冲突”，“文明冲突”也包含了“文明共生”，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事物总是包含着矛盾，又扮演着矛盾的一方，在曲折中发展与前进。因此，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发展的背景下，科技发展带来的物质进步或退化以及精神世界的交汇融合或对抗、独立不断彰显了个体对文化尊严的归属、认同与多元化文明共同发展中的种种矛盾，其深层次问题是人与人伦理关系的紧张以及对价值世界的关注和颠覆。
二、科学技术的伦理转向
为避免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风险和伦理风险，人们开始对科学技术进行新一轮反思。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指出了科学与人文统一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活动这一基本形式中，因此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力，相应地，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科技进步推动和影响了伦理道德的发展，而伦理道德也会对科技发展产生推动或阻碍作用，因而在征服自然和社会的同时，人类应当自觉肩负起保护自然和社会的责任，重视科技伦理，树立积极、正确的科技伦理原则与规范，进而推动科技与伦理的协调发展，并努力实现社会每个人的全面发展。
1.科学技术与人的伦理存在。科学技术想要与时代接轨，必须认真思考科学家的伦理道德问题，科学家伦理要为社会发展服务，也必须思考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因此，科技与伦理关系的最终归宿还是科学技术与人的伦理存在问题。首先，科学共同体应自觉承担道德责任。科技是一种社会建制，所有的科技从业者，尤其是科技人才，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分工协作的社会体系，这个小社会就是“科学家群体”，更确切地说是有相同范式的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的集合——科学共同体。科技人才的社会责任任重道远，宏观上理解，这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责任，涵盖了以学习、培训、进修、学术交流和各类科学实验为基础，对自身科学专业素养不断打磨和提升的本职责任；对公众进行科技教育，对社会各界人士产生影响，让他们了解科学的正负效应，使人们能够尽可能把科技成果应用于合情、合理、合法的，利于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和平事业的责任；积极主动进行利于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各项科学研究，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责任；使知识和技术合理分配，科技人才研究项目合理分配，从而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责任；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在工作中竭尽全力，学习和掌握国外先进技术同时，把祖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圆强国之梦，并为世界科技发展、和平努力贡献自己力量的义不容辞的责任等，“一句话，科学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等问题有了紧密联系时，科学家就不得不考虑科学的社会责任了”。另外，科学共同体的责任不仅是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的责任，还包括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整体的责任伦理问题。这种责任伦理既不是离开个人社会角色的宏观、抽象的伦理范畴，也不是仅仅研究个人职业道德和家庭职责的微观、具象的责任范畴；这种责任伦理既不能跨越全社会的普遍道德底线，又应有助于促进科技发展和科技目标的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道德责任的内在体现。在人们价值理念多元化和不断交融的今天，科技人才要时刻以伦理智慧引导科技理性，变被动责任为主动责任，慎重地从事科研工作，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伦理认知和道德实践结合起来，努力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素养并言传身教，为社会提供良好示范，克服科技时代中人的分裂，让被遗忘的伦理价值回归。其次，科技伦理的发展也离不开科技人才继续不断地进行科技实践和科技创新，毋庸置疑，科技人才的科技创新会对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随之而来的科技人才科技创新的伦理困境和不确定性，也为人们敲响了警钟。有学者指出：“在创新的价值评估上，仅仅将分析视角放在创新主体的价值准则上也是不太全面的，它无助于深刻地认识这些创新的伦理问题。在宏观的层次上把对一般创新行为的整体性评估也包括进去，不失为一种全面审视创新的一个有意义的方法。”因此，我们需要把目光同样关注在科学家和科技人才之外的企业、政府和社会大众等方方面面，最终找到科技和道德能同时发挥最大优势作用的理想临界地带。再次，作为具备独特创造能力并能客观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技人才来说，在积极发挥个人智慧和集体智慧的同时，也要避免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科技是人的产物，伦理是关于人与人的规范，科技伦理的兴起正是由于人们对自身的关注对科技伦理构成了威胁，科技伦理的发展也正是由于人们在科技实践中自发地进行趋利避害，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伦理原则，因此，在发展科技，建设科技伦理体系的过程中，要时刻避免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并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进行理性地审视和慎重地扬弃。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为起点，对理性智慧过分推崇，并形成盲目的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因此，科技实践在走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和勇于创新的道路同时，其伦理的发展特点也应当是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兼顾人类自身与顺应科技、自然、社会等外部机制的运作规律的。我们应当具有一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博怀，以更完善的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向更“善”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评价，更宽广的胸怀和更全面的科技伦理道德，去发展科技，造福人类。
【关键词】 科技文明；道德文明；重要性；辩证关系
一、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作为一门科学，唯物辩证法研究并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则是“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
在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中，矛盾的对立属性即斗争性，是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排斥的属性，体现着对立双方相互分离的倾向和趋势，在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这对矛盾中表现为在追求科技、或者说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中忽视了环境保护等一些道德层面中的问题，在过度追求纯粹环保主义等道德问题而使得生产力得不到更好发展，缺乏生产力需求，从而导致无法带动科技进步；矛盾的统一属性即同一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吸引、相互贯通的一种倾向和趋势，在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这对矛盾中寻求科技进步与道德文明的协调发展方式，是一种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去追求科技文明，达到社会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
因此在对待科技文明和道德文明关系的时候，应该把二者当做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统一体。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相反的属性，但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同一性不能脱离斗争性而存在，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没有矛盾双方的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就谈不到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贯通。斗争性意味着矛盾的相互排斥，这是对立面的相互排斥使它们处于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中。另一方面，矛盾的斗争性也不能脱离同一性而存在，斗争性也总是和同一性向联结，为同一性制约。
二、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的重要性
想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视域下将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的关系分析透彻，首先需分别分析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的重要作用，讨论二者的区别性，即用“重点论”的方法一一阐明。
1、科技文明及其重要性
科技文明是在工业革命时期进入了突飞猛进的新阶段。工业革命使人类跨入了机器时代，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使得生产力水平急速提升。
我们这里讲科技文明，主要讲科学技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的巨大推动力。早在一九七八年十月邓小平同志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他就指出：“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可见他意识到我们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差距的重要原因在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他强调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著名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认为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我们的实际也充分证明了科技的巨大推动力。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国一再强调科学技术强大推动力。党的十报告中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科技实力提升是基本的前提，促进自主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是关键环节，促进经济实力提升是首要任务，促进综合国力提升是根本目的。当前，经济竞争、国力竞争已前移到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的竞争。”由此可见，我国一直把科技文明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上，推进我国科技文明的不断进步，就是不断将我国生产力推向新的历史高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在和谐社会的推进中，科学技术一直具有不可替代的话语权。
2、道德文明及其重要性
道德文明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体现人类文明进步的情况。道德是人类为了维持社会的有序运作而提出的内在自我约束。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追求道德文明是全人类社会价值的标准和追求的目标。
我们这里讲道德文明，主要是旨在分析其与科技文明的关系，实际上科技文明象征着追求生产力的发展而达到的物质丰富，而道德文明则是与之相对的精神文明的极大满足。二者主要的冲突在于过度追求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而带来的生态问题，而道德文明在此就必须要起到协调作用。加强道德教育特别是生态文明的道德教育，自觉地养成良好的道德文明习惯，增强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所需人才，是建设和谐社会特别是生态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德育是解决社会所出现的各种危机，构建和谐文明社会的重要途径。因为人们的行为往往受到思想的支配，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正确的价值观的导向作用。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当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发生关系的时候，并且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利益关系需要人们调节的时候，道德就应该闪亮登场了。
我国一向重视道德文明建设，倡导核心价值体系，近期又提出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就是要在全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文明建设，充分发挥道德的引领作用。
三、正确对待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之间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视角下看问题，我们通常采用的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反对用片面的、静止的观点去看待问题，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时刻把矛盾双方看成是对立统一，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两点论”要求我们在分析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孰轻孰重的问题时，不仅要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看到在追求科技文明的时候忽视了道德文明的进程，亦或是在将关注点放在道德文明建设而停滞了推动科技文明的重大举措，还要看到二者之间的统一，看到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并不是也绝不是势不两立的对立体；不仅要看到矛盾体系中存在着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也要看到次要矛盾、矛盾的次要方面，在看待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关系的问题上，必须要看到在科技文明进程中出现的道德缺失问题以及在道德文明进程中出现的科技进步过于缓慢的问题，这就是在科技文明和道德文明带来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矛盾。
同时，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不是均衡的“两点论”，而是有重点的“两点论”。它要求把握矛盾的不平衡性并把它贯彻于对矛盾的分析之中，在分析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关系的时候，可以分阶段地讲，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个阶段，国家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应是随着实际情况不断发生变化，不断改进的。不能用僵化的思维去考量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的关系，要看到它们各自的发展有益于对方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如果科技文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带动生产力飞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得到满足，自然就有精神层次的需要，从而为道德文明的道路排除干扰；当道德文明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人们不再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都能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集体利益而做长远考虑，那么生产力水平自然而然就会提高，进而带动科技文明的不断发展。
由此看来，在马克思主义学科的视域里看待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的关系，必然是把二者看成是相辅相成，共同进步的统一体，对立中有统一，统一中又蕴含着对立，而后在这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寻求解决二者矛盾的协调发展的方法与途径，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方法论。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入我们的指导思想，在我们所处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我们在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必然首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的科学方法，在对待如何处理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的关系问题时，我们一贯秉承马克思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方法论――辩证统一的观点，即既看到二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各的益处，也要看到二者对于对方的发展进步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进而在对立统一中找寻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共同进步的协调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李秀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72.180.
[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06.
[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2.133.
利用生产基地的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加完善的科技服务，从而使农民与企业的利益关系得到协调。其次是以农资生产厂家为主体而实施的农资推广服务模式。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的农资生产厂家应该要将自身的经营方式加以改变，改变原来间接供货的经营方式，应该实行直接供货和间接供货相结合、推广服务于经营销售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对农资产品进行多方面的宣传，直接将生产资料提供给农民。最后是专业合作组织或者是各种协会推广服务模式。我国各个城市拥有种类不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有销售服务业、加工业、养殖业、种植业等。各类专业合作社应该结合其自身生产和经营的具体需求，规定产量和质量的尺度，实施配套的生产技术规程以及规范性的生产写入章程，利用签订生产合同以及交纳合同定金等措施。对单方的合法好处进行维护。
2实施标准化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模式
首先是应该推行五个统一的种植业标准化推广服务模式。对于一些基地生产的农产品，需要将完善的生产技术规程制定出来，将每一个生产农产品的环节都归纳到标准化管理的轨道之中。基于这一前提，从测速室、基地标志牌、生产技术规范以及档案管理等方面，对当前现有的种植业生产基地做出进一步的规范，并使其更加完善化，实施五个统一的种植业标准化推广服务模式，五个统一主要包括：统一收购销售、统一质量检查、统一技术规范、统一配送农资、统一供应种苗等，同时还应该加强监督和检查的力度，避免在市场中流入一些违规的农业投入品。其次应该推行五个统一的畜禽标准化推广服务模式。禽畜标准化中所包含的五个统一主要指的是统一屠宰、统一防疫、统一用药、统一饲料、统一供苗等。在出口禽类的包装袋、宰杀禽畜前的兽医检查、禽畜宰杀鉴定、加工车间、换装间、饲养场以及禽畜所食药品等各个环节，都要将生产标准化系统以及追踪产品质量系统有效的建立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保证禽畜的全程质量，才能够促使禽畜产品提高其在市场中的竞争性。再次应该推行“五四三二”大豆标准化推广服务模式。这种五四三二的标准主要是指：利用五个统一对农场进行管理，即统一用药方法、统一用药时间、统一采购农药、统一配备相关技术人员、统一成立统防统治专业队；对于一些种大豆面积达到30亩的大户应该实施四控制，即控制防治时间、控制农药采购、控制种植品种、控制豆田选址等；对于一些连片豆田且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00亩以上的，应该实行三到地头，即配药到地头、技术培训到地头、配置水缸到地头等；对于一些比较分散的种豆户，农技员应该坚持两上门的原则，即送技术和送药上门。最后是科技园区孵化型服务推广模式。我国的农业科技示范园是特色产业发展和农业科技推广有效结合的产物，它应该是试验农业新品种和示范农业新技术的基地，是繁育优良种苗和种子的基地，是进行农业科技培训的基地，是农业机构进行生产和经营的基地。科技园区应该具备科技教育、技术培训、示范推广以及引进技术等综合功能。在我国各个城市中建设农业科技推广示范基地，能够促使农业科技体系变得更加具有规范性，同时也能够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为农业科技产业化发展建立经验模式和典型样板，从而有效地培育出一批科技竞争力强的先导型企业。
3结语
政策、科技、投入是农业获得发展重要依据。科技对于发展现代化农业来说，能够发挥十分巨大的作用。然而原有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模式已经难以适应于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相关要求，所以，我国应该在借鉴和学习了国内外先进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模式的前提下，立足于本国的实际，再加以创新，有效地推出标准化、产业化以及社区化等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模式，以促使农村经济和农业获得健康快速有序的发展。
但是对于已经产生科学兴趣，却由于个人条件无法开展有效的科学实验和科学学习的公众呢？图书馆似乎是他们的理想求知场所，但并不专业，也仅限于纸上谈兵。许多名牌的大学也似乎都有着良好的学习实验场所，但很可惜，对于大部分公众都无法做到终身受益。因此在这种需求下，一些新的形式的科技展品已经出来，这部分展品代表着最先进的高新技术，是高新技术的直接展品化转换，而不仅仅是在展品中使用某一项高新技术。如现在正在发展的中国数字科技馆展品、张恒地动仪最新复原展品和各种专业科学知识类展品，能让公众接触和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前沿高新科学技术，时刻跟上认知和学习的步伐。
二、科技馆展品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必要性
科技馆展品首先给公众带来的是一种科学技术力量的冲击，这种冲击感本身也是科学普及的一部分，让人们产生一种新奇感和兴趣感，进而愿意去了解和掌握科学知识，进而开展科学研究，为科学发展做出贡献。
1、科技馆展品对科学普及的阵地作用
科技馆展品对科学普及的第一作用就是其独一无二的公众化教育阵地作用。他最大的优势是受众是完全开放化的，可以接受下至青少年儿童，上至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在内所有科学学习群体。而且更为可贵的是，它的单一展品虽然有学科领域的划分，但它的整个展品体系本身是可以包融所有学科的，这一特点可以让公众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不受单一学科知识领域的限制，更好的实现学科研究领域之间的融合与穿插。其次，阵地作用还体现在它的稳定化。作为科技馆展品整个群体，它拥有稳定的展示环境—常设展厅，这使它更能融入公众的日常生活安排，使一个地区的公众科学水平稳定、有序的得到逐步提升，起到科普推广的良性循环作用。最后，阵地作用还体现在它在其区域的管辖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如大型专题展览和各种形式的巡展。大型专题展览的展品可以具有更加丰富的展现形式，从而吸引公众的科学兴趣，间接起到短时间的扩展科普管辖区域的目的，表现出新颖性强，轰动效应高的特点。
2、科技馆展品对科学精神培养作用
科技馆展品对公众科学精神的培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科学兴趣的激励作用。科技馆的展品由于其本身设计灵活，科学现象的展示又是其主要的科学传播目的之一，因此其展现出来的科学实验更能够吸引公众的眼球，令公众在与科学的接触中产生良好的印象，去除其枯燥、无味的原始认识。二是对探索精神的调动作用。当科技馆的展品融入互动性的环节时，可以让公众直接参与到展品的互动当中，就像自己开展一场实验探索一样，在探索中寻找科学的原理，进而培养出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三是对科学求知的渴望态度。公众在对科技馆展品的参观过程中，能够直接观察和体验到一些平时没有看到或难以看到的科学现象，如法拉第笼、磁悬浮、辉光球等。通过对这样现象的深入观察，产生想要知道其中原理的心理，并主动的为解答疑问去寻找答案，形成开拓进取的求知能力。
3、科技馆展品对科学知识学习的平台作用
科技馆展品对公众的科学学习作用主要表现有两种形式，一是直观式的科学知识学习，二是体验式的科学知识学习。直观式的科学知识学习就是通过直接观察展品，通过了解其结构、原理、用途等基础属性，对其所包含的科学知识进行了解。这类展品的学习对公众的自身科学素质要求较高，一般适应于对科学已经有一定兴趣或有一定科学基础的人群。这类展品典型的如汽车、飞机的剖面展品，它的优势是蕴含的科学知识丰富而系统，可以满足公众的求知渴望，对特殊人群的重复参观性高。缺点是展品本身缺乏吸引性，无法调动普通公众的科学兴趣。体验式的科学知识学习就是在展品的展现过程中加入互动的环节。这类展品往往同时具备科学精神培养的作用，公众以一种娱乐的心态加入到展品的互动中来，通过玩耍对展品本身产生兴趣，并接触到部分的科学知识。它的缺点也同样明显，参与学习的公众往往是非主动的，也就是说他们在一开始的目的并不是学习科学知识，因此他们学习的内容带有典型的盲目性和零散性，不利用自身科学水平的系统提高。
4、科技馆展品对科学研究的促进作用
从科学研究的人才培养上来看，科学研究固然在各大院校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却并不意味着是它们的专利。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的“民间英雄”，如世界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并不是个专业从事科技研究的人员。科技馆的展品由于其独特的科技性，可以为这一类“民间英雄”提供科学知识学习甚至是开展科学实验的平台，使他们能在研究的过程中比单纯的书本探索更接近于现实。从科学研究的数据研究上来看，将科研项目设计成科技馆展品并试运行，可以直接为研究提测试的平台，更快捷的观察到项目的实际运行情况，为科学实验提供第一手数据资料。从科学研究的产业化转换上来看，科技馆展品整体所构成的体系环境是一个集科学学习、研究和交流于一体的大染缸，它里面可以包含与科学生活相关的一切人员（其中包含青少年儿童，科学爱好者，科技工作者，科学研究人员）。在各层次的人员彼此接触中，就有可能搭建起科学交流的桥梁。如果交流的双方正好是企业科技工作者和科学研究人员，那么科学研究的产业化转换就会成为一个自然而轻松的环节。
三、未来国内科技馆展品的发展优势
国内科技馆展品由于其发展年限，国内环境的不同，与国外科技类博物馆展品发展还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展品质量偏低，展品创意性较差等方面。但从整个大环境来看，国内科技馆展品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
1、国内科技馆展品的整合优势是国外无可辟比的
纵观国外各大科技类博物馆，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侧重于科学兴趣培养，讲究观众互动，只进行常识性的科学知识培养；二是侧重于科学知识的学习培养，讲究科学系统和前沿知识的学习；三是侧重于激发科学研究和交流，讲究展现高新技术成果，促进科学研究发展的作用。无论是哪一类，它们都具有三个共同的缺点：
1)、经费来源不稳定；
2）、同一地区各馆之间缺少交流甚至相互竞争；
3）、无法有效争取国家科技部门的共同参与。这些缺点导致了它们的发展趋势较为单一，各类别场馆之间的优势难以有效整合，资源匮乏的瓶颈将成为它们无法进一步升级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2、国内科技馆展品环境的亲民性将更有利于其功能的展现
国外科技馆由于其文化环境和资源的限制，使得它们无法达到大部分展品的免费开放，这使得它们丧失了一大部分的基层民众。而在历史的发展中，往往较为艰苦的生活环境更能够磨砺出具有科学探究精神的人才。这一发展的恶性结果就是，它们在一开始就几乎丧失了未来一半的科技人才。
3、国内科技馆展品所共同构成的网络体系有利于资源的高效利用
（一）表达功能型文体表达型文本注重表情达意，包括：（1）严肃的文学作品；（2）权威性言论；（3）某些文学作品，如信件。纽马克认为，对于表达型文本的翻译应该采用语义翻译策略，即以源语文本为中心，要求译文接近原文的形式，在结构和词序上力求接近原文。
（二）信息功能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强调的是信息的“真实性”，作者的语言是次要的。信息功能文本包括非文学作品、教科书、学术论文和报纸杂志文章等。纽马克认为，对于信息型文本的翻译应采用交际翻译策略，即以译语读者为中心，传达文本语境意义，注重信息传递效果。
（三）呼唤功能型文本农业科技文本旨在向读者受众传达农业科技知识，强调信息的真实性。所以通常属于信息型功能文本，可采用交际翻译策略，力求选词用字准确专业、措辞精准严谨、逻辑清晰、行文通畅。要达到这个要求，必须先了解农业科技英语的特点。
二、农业科技
文本的文本特征农业科技文本是指有关农业科学技术的专业类文本，其文本特征主要表现在词汇和语法方面。（1）词汇方面：农业科学词汇跨多个学科，普通词语术语化。例如culture这个词，通常指“文化”、在微生物学领域则表示“培养”，如bacterialculture指细菌培养。此外，农科术语多派生词与复合词及缩略语。（2）语法方面：农科英语广泛使用名词及名词化结构、非限定动词、被动语态以及长句。
三、翻译策略
（一）直译对于句式简单、结构单一、词汇意思明确的句段，为准确传达原文信息，可采用直译，使得译文在形式内容上贴近原文，直观易懂。原文：Guargrainsareasourceofguargumwhichhasmanyusesinfood,pa-permanufacturing,textileprinting,andharmaceuticalindustries.译文：瓜尔豆胶源自瓜尔豆谷粒，可广泛应用于食品、造纸、纺织印染和医药行业。原文讲述的是瓜尔豆胶的作用以及最佳用途，主要运用主谓结构“Guargrainsare...”，后面是详细的说明，同时套用了“which”引导的定语从句，增加信息量。译文采用直译法，简洁明了。
（二）意译当直译无法准确恰当地表达出原文意思或容易产生歧义时，可采用意译。原文：六月下连阴，遍地出黄金。译文：RainingalltheJunewillsurelybringabigharvest.原文传达意为六月连阴雨可滋润庄稼，确保大丰收。此处黄金指代丰收，非指实物黄金。因此译文中可用“harvest”来点出“黄金”的真正含义以传递作者的真实意图。
（三）套用对于中国特色词汇，有约定俗成的译法，为避免歧义可直接引用，使读者更易接受。譬如菜篮子工程(VegetableBasketProject)、三夏（夏收、夏种、夏管）（threesummer）(summerharvest,summerplanting,sum-mermanagement)。
（四）长句处理可采用拆分、转换、重组，旨在完整翻译出原文信息，做到准确无误。原文：Multi-spangreenhousecoversanareaofrelativelylargeareaandcanbeachieved0.5-3hectaresaccordingtotheproductionneeds,generallyequippedwithbetterheating,cooling,ventilation,shadingandir-rigationsystems,agriculturalproductioncanbecarriedoutthroughouttheyear;Solargreenhousegenerallylessthan0.13hectares,andthesupportingsystemisnotperfect译文：连跨式温室占地面积相对较大，可达0.5—3公顷，面积大小可视生产需要进行调整，通常配备了更好的供暖、制冷、通风、遮阳系统和灌溉系统，可全年生产；太阳能温室面积一般小于0.13公顷，而且配套体系也不健全。原文仅一句话，但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大，对比介绍了Multi-spangreenhouse和Solargreenhouse，通过分号连接这两个并列部分，分句中又嵌入并列成分和非谓语结构。译文采用交际翻译策略，对原文语序进行重组，将两种greenhouse分开介绍，同时再将前后两个分句分为几个简短的并列成分，用逗号和顿号隔开，使之符合汉语的表达，便于中国读者接受。
（五）转换译法对于某些名词化结构、被动句、非限定动词、排比句等的处理须以译文读者为中心，进行灵活转换，以准确传达文本语境意义，达到良好的信息传递效果。原文：Facilityagricultureisartificially,constructedthroughtheuseoffacilities,tochangeitsinternalenvi-ronmentelement,asplanting,breedingandotheragri-culturalareasofproductionandtocreatefavorablecon-ditionstoimprovethequalityofagriculturalandlive-stockproductionandincreaseagriculturalproduction.译文：设施农业指通过使用配套设施，人为创造或改变其内部环境要素如种植、养殖等农业生产领域，创造有利条件以提高农畜产品质量与产量的农业。原文包含非限定动词“constructed”“tochange”,逻辑关系错综复杂，结构繁复。译文打乱原来的语序，将表示方法手段的语义成分“through...”提前，同时将被动态的“constructed”转化为汉语的主动表达“创造”，使得全文紧凑，结构清晰，达到信息传递的目的。
（六）增减译法对于某些重复出现或省略内容的翻译处理，需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交际翻译策略，以真实反映原文意思为宗旨。原文：However,itwasobservedthat(Cropwateruseefficiency)mightnotprovidemuchinformationaboutthecompetitiveoryieldadvantageofonepartic-ularspeciesoveranotherbecauseimprovedWUEmayactuallyrestrictgrowthwithrelativelysmallincrementsinyieldandstillWUE,asaratio,isimproved译文：然而据观察，作物水分利用率可能不会提供太多关于某一物种较另一物种的竞争优势或产量优势，因为改进后的作物水分利用率通过相对小幅增产可能实际上会限制作物生长。同时，作为一种比率，作物水分利用率仍有待改进。原文介绍作物水分利用率，用词简练，结构紧凑，语意连贯。译文将被省略成分如another所指代的“species”译出。同时，将某些成分如relativelysmallincrementsinyield译为“相对小幅增产”以符合汉语表达习惯，便于读者理解。
四、结语
国家对农业政策历来重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农业科技英语翻译市场潜力巨大，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文本功能理论为广大翻译工作者提供了一种解决思维，为农科英语翻译带来了便利。总之，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更是一种生产力，新形势下的翻译工作者们应当充分利用各种翻译理论和翻译软件，做好农业科技英语的翻译工作，为国家相关行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广东高校；知识创新；发展
一、引言
2012年7月，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到2020年，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基本建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原始创新能力明显提高，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大幅增强，关键领域科学研究实现原创性重大突破，战略性高技术领域技术研发实现跨越式发展，若干领域创新成果进入世界前列。”从中可见知识创新在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知识创新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新理论和新方法，为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肩负着成为知识创新基地的任务。世界各国研究型大学的共同特征是在本科教育基础上致力于培养和造就富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高级人才，通过教学相长，激发科研灵感和研究欲望，产生新的科研活力。因此，在高校中发展知识创新异常重要。研究与发展人员是一个高校进行知识创新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高精尖的研究与发展人员是高校知识创新人才储备的重要一环。科技经费是维持高校知识创新的重要条件，充足的经费能够体现出一个地区对高校知识创新的重视程度。高校的科技成果，例如专著和学术论文是衡量一个高校知识创新成果的重要标准，因此，通过高校研究与发展人员的数量，科研经费的投入，科技成果的产出，可以分析一个地区高校知识创新的能力。
本文主要以国家教育部科技司编印的2008～2013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资料为基础，选取北京、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湖北、广东、四川、陕西等省市的相关科研人员、科技经费、科研成果等数据，通过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比较，总结广东高校目前知识创新存在的问题，探讨广东作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知识创新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据此提出对策和建议。
二、广东高校知识创新发展情况分析
本研究主要选取《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科技活动人员中的折合全时人员、科技经费中的当年内部支出、科技成果及技术转让中的专著和学术论文等对广东高校知识创新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
（一）科技活动人员情况
知识创新有利于科技创新，而高校正是知识创新的理想基地。高校中的科技活动人员（折合全时人员）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表1可以看出，广东高校科技活动人员数量每年呈上升趋势，平均每年研究与发展人员数量为14，457人次，最多的为2013年，15，885人次，2013年较2008年增长19.40%，此增长速度不及北京、湖北、上海和黑龙江等省市。广东高校研究与发展人员数量起步点较北京、上海和江苏等教育强省强市低，经过五年的人员增长后，仍与教育强省强市有一定差距。从图2可以看出，与起步点差不多的黑龙江省相比，由于广东高校科技活动人员增长速度较慢，黑龙江逐步缩小了与广东的差距，并预期在短时间内可能超越广东。由于黑龙江省某些年份对高校科技活动人员的重视，使得黑龙江高校科技活动人员数量呈现急速上升的状态，对广东省的科研地位发出挑战。
（二）科技经费情况
表2反映了2008～2013年广东省高校及部分省市高校科技经费研究情况。广东高校科研经费支出除了2010年大致呈上升趋势，2013年较2008年增长163.25%，科研经费增长率位居所列省市较高位置，其中2011年到2013年经费支出显著提高。但广东高校在这六年的科研经费支出均值只有3，016，248千元，低于北京、江苏、上海、陕西、湖北、浙江等省市高校的科研经费支出，其均值支出只有北京科研经费平均支出的1/3，江苏和上海科研经费平均支出的1/2，可见广东高校在科研经费方面的支出与其他经济实力相当的省市相比，仍然处于不高的水平。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广东高校已经开始逐步重视科研经费的投入，但投入力度仍有待提高。
（三）科技专著情况
表3反映了2008-2013年广东高校及部分省市高校专著成果情况。从中可以看出2008-2010年间，广东高校专著成果情况呈上升趋势，但2010-2013年，成果情况呈下降趋势，个中伴有不太明显的上升趋势。影响专著成果数量的因素有很多，而科研经费的投入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但从2010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影响专著成果数量的可能是由于专著成果的产出需要一定的时间，前期投入并不能马上得到结果，因此，会有一定的延迟性，导致下一年的专著数量明显增加。与部分兄弟省市相比，广东高校平均每年专著成果的数量不及北京、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等省市，甚至不及北京的1/2，说明广东高校在专著成果方面需要多加重视，提高高校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四）科技学术论文情况
表4反映了2008-2013年广东高校及部分省市高校学术论文成果情况。从图表中可以看出近六年来，广东高校学术论文成果呈稳定上升趋势，平均学术论文成果为39，952篇，最大值为2013年的46，314篇。与部分兄弟省市相比，广东高校平均每年学术论文的数量不及北京、上海、江苏、湖北等省市。2013年增长率为7.37%，远远高于其他省市，说明广东高校在学术论文成果方面进步较快，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但从绝对量来看，广东高校仍需要继续提高其学术论文成果的产出量。
三、科技经费投入与科研成果产出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STATA软件中的summarize（简单统计排序）和regress（简单的线性回归），选取科技投入与科技成果产出的关联程度。其中科研经费的投入（input）主要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力资源的投入，一个是科技经费的投入。而投入后得到的产出，主要以高校专著成果（outputl）与高校的学术论文成果（output2）来比较。
首先以广东省高校为例，从数据上可以看出科研经费的投入是逐年增加的（除了2010年，各省的科研经费均属最低值），而高校专著情况总体上呈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而学术论文情况则是逐年递增。从中发现，投入经费最低的2010年，它的经费大概是2009年的1/23，是2013年的1/44，然而，它的高校专著产出却是2008年至2013年最高的，而学术论文成果产出也比2009年高9%。将广东省这组数据导人数据统计软件STATA中进行处理，设置三个基本变量：科技经费投入（input）、高校专著成果（outputl）、学术论文成果（output2）以及一个时间变量（vear），通过软件的基本统计排序功能，可以看出各个变量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再对科研经费的投入（input）、高校专著成果（outputl）和高校学术论文情况（output2）的相关系数进行分析，通过输入correlate命令进行统计，可以看出，以outputl变量为参数的话，投入与专著产出（outputl）呈负相关关系，系数为-0.8891；以output2变量为参数的话，投入与学术论文（outputl）呈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6886，而学术论文情况（output2）与专著（outputl）呈负相关关系，系数为-0.5883。如果分别对input，outputl和input，output2做散点图上的回归曲线，亦可说明以上观点。其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
由图1和图2得出，投入与专著产出呈负相关关系，投入与学术论文产出呈正相关关系。同理，也可以看出其他省份的情况大致如此，不再赘述。再对三个变量进行简单线性回归，对科技经费投入（input）、高校专著成果（outputl）以及学术论文成果（output2）这三个变量通过STATA软件的regress命令进行简单线性回归，可以得出伴随概论一栏（p>|t|中，高校专著成果（outputl）的数值是0.085，学术论文成果（output2）的数值是0.450。于是可以分析出，由于outputl的伴随概论是0.085，其结果不能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得到通过，也就是表明科研投入得越大，并不代表对outputl的推动就越大，也表明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与财政资源投入的同时，更多的资源在流失，资源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而相比于学术论文的，其伴随概论是0.450，其结果能通过0.05的显著性水平，可以看出投入的资源在这里得到比较明显的利用。
实证表明，由于受到科研成果评价导向的影响，很多高校在职称评审、业绩考核、成果奖励等方面对科技专著不够重视，而对科技学术论文，尤其是SCI收录学术论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从而促使了科技学术论文数量的增长，说明高校高级职称人员是知识创新主力军。资源得不到很好的利用，与体制的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在增加经费投入的同时，应注重推进制度建设，提高科研经费的投入产出效率。
四、广东高校知识创新发展思考与建议
广东省可引进教育强省强市的高校研究和发展人才，同时推动省市之间的高校知识创新项目、科研人才的交流与合作，以教育强省强市拉动教育落后地区的人才发展。同时，广东省高校内部应发挥高校科研创新团队的作用，坚持独立自主地进行科研创新，充分调动自身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发挥协同创新在知识创新中的作用。以团队带动团队的形式，提高广东省研究与发展人员的数量与质量。另外，广东省内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支持大学科技园的建设，支持企业与高校联合开展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
广东省需持续不断地加大对高校知识创新的教育经费投入，提供各项优惠和扶持政策；提高高校的教育硬件设备，提供科研人员发展研究项目所需要的平台。高校科研经费应着重用于科研中的创新性成果，让科研经费真正用于课题研究中，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从这一路径对农业科技需求内容进行了探讨，罗卫平等［5］以广东省为例分析其农业发展科技需求，并划定了水利技术、农业生态环境技术、农机技术、农产品品质和质量技术、食品安全技术、农业信息技术等8项需求内容。王绍芳［6］则是将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农业技术作为一个重要的需求内容考虑进来，指出现代农业科技需求应当包括环境保护与修复技术以及气候应对与防灾减灾技术。农业科技体系路径这一界定方式主要是站在体系化的层面，将农业科技需求看作是一个系统，以系统构成的视角来划定需求的内容体系。如张正卓等［7］将农业科技需求体系划分为环境系统、生产系统、社会系统、信息系统、流通系统，并明确各个系统的具体需求内容。张正河［8］将农业科技创新需求列为最为主要的内容，籍增顺［9］则将农业科技保障需求也纳入进来，此外还有推广需求、服务需求等。就第一种路径来说，是站在个体微观的层面，更具有实际操作性，基于这一路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便于指导实际工作。但由于个体需求可能存在短视效应、时滞效应、风险规避现象等，容易忽略更为重要的农业科技需求。后两种路径则是从宏观的层面进行探讨，产业发展层面路径的研究弥补了第一种路径的局限，有利于站在农业产业整体的角度把握科技需求状况。但由于缺少对科技需求体系的思考，而将科技需求同供给割裂开来。对于这一问题，农业科技体系路径提供了解决思路，但其仅仅思考体系等制度性问题，缺少同实际操作相结合，也不利于聚焦于有效需求。对于这些纷繁复杂的视角和界定，欧阳晓光［10］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他以农业、农村、农民为纵轴，产业、区域和个人为横轴划分了不同层次的科技需求。根据他的结论，我国“三农”发展存在9种科技需求内容，每一种都对应了不同的层面和对象。。笔者赞同欧阳晓光关于农业科技需求内容体系的分层分类方式，但其包含的具体内容太广、太泛，甚至囊括了诸如农村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的内容，不容易聚焦真正的农业科技有效需求。因而有必要在这些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农业科技需求内容体系进行重新划定。
基于系统化的农业科技需求内容体系划定
由于关于农业科技需求体系的研究较少，且较为零散，导致了农业科技需求的研究方向不甚明确，也缺少合理的标杆来对现状进行科学评价，这也是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所指出的农业科技“有体无系”问题的表征之一［11］。张桃林还从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推广和农业科技管理三大方面提出了完善农业科技体系的要求，这实际也划定了农业科技需求内容体系的整体框架。在2012年出台的农业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中也大致划定了农业科技需求内容体系的框架，其特点是将宏观内容与微观内容相结合，主张从整体、系统的角度设定需求内容体系。笔者在综合国家整体规划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12］、《农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13］等相关政策文件和文献，提出了农业科技需求的内容指标体系，包括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和48个三级指标。指标划定的依据在于需求内容的实现路径、层次以及对象：一级指标是站在体系与制度的层面设立，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和下级指标得以实现；二级指标则是从农业产业发展角度出发；三级指标则细化到操作层面，其对象包括农民、农户、农业科研人员与机构等。详见表2。这种划定方式综合了三种路径各自的优点，实现了多维度、多视角的交叉，通过三级指标的细化，可以避免农业科技需求内容的过宽过泛，也便于聚焦有效需求。
为了响应教育局科技节，结合教育科技月工作安排，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全校学生中营造学生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氛围，培养学生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提高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科技活动是一项知识性、科学性、实践性和趣味性相统一的活动，是提高学生自身创造能力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志趣，发挥学生特长。为进一步推动我校科技教育活动，我校决定举办“让梦想插上翅膀，随科技快乐飞翔”科技节活动，发动学生人人参与，让学生在活动中有所尝试，有所掌握，有所探索，有所创新，有所所获。现总结如下：
一、宣传发动，提高认识，营造举办科技创新活动的良好氛围。
我校根据上级工作要求，利用教师会、学生聚会、教研组长会议等，广泛宣传了此项活动的重要意义；利用国旗下讲话、黑板报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发动，再加上以前积累的经验和平时观察、想象的基础，使师生明白这项活动，能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思维、想象能力，创新意识，这也是新课堂、新形式发展的需要，使学生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正是从最古老、最简单的小制作中开始的，只有用自己的双手区实践，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才能创造出一个不平凡的人生，才能创出新颖的作品来。因此，师生的思想认识提高了，对此项活动也就重视了，结合现实实际，收集题材，积极引导，集思广益。保证了这项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任务具体，分工明确，激发制作科技创新作品的积极性。
首先学校高度重视，组建科技工作领导小组，然后组织领导成员，统一学习，统一认识，其次制订了活动要求及作品要求，活动要求各班主任、各教研组要高度重视此项活动，保证人人参加活动，个个有作品，活动中表现突出的班级、学生、老师要给以大力表彰。所参评作品要突出创新意识和科技含量，对于小发明、小制作、科学小学论文，科幻画都有具体的要求与目标。再次，对于活动的每个阶段，在时间上，安排内容上都有规定，按阶段安排严格检查执行，都要严格检查落实执行，都要派人严格检查，发现做不到位的班级、个人，要重新去做，由于任务清楚，目标明确，大家干劲大，劲头足，保证活动的顺利完成。具体策划分工附。
三、家长协助，教师指导，提高科技创新作品的质量。
活动目标及任务中规定，各教研组、各班级要高度重视此项活动，要有具体的活动要求，每位教师，每位学生每人最少一件；活动参与面100%，师生明确目标，积极性空前高涨，下课及课外活动都可看到师生动手制作的人群；学生家长也积极参与，为自己的子女出谋划策。此次活动涉及到家长、教师、学生。学校对各班级的数量、质量进行检查、登记，并对作品提出改进的方法，增加作品的科技含量，经过检查、各班数量达到学校的要求，质量也提高，通过活动广泛开展，提高了学生的创新欲望，提高了学生思想认识，使学生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1、科技月整个工作安排、认真组织，提高效果。由美术老师牵头组织开展科技绘画创新活动，丰富学生科技知识，拓展视野，为培养创新人才启蒙。
2、学校以及各班创办科普知识宣传黑板报、宣传科普知识、宣传科技开展活动，以此扩大对学生的科普宣传力度。
3、由班主任组织各班学生，开展主题班会或看了一部科教影视片。此项工作由班主任组织，学生兴趣很浓，有生有色的活动，既丰富了学生知识，又激发了学生科创之光。
4、隆重开展科技节启动仪式。
5、迎接区科技节展示活动。
6、闭幕式颁奖活动。
[关键词] 知识创新；河南省；创新能力；对策
[中图分类号] F320.1 [文献标识码] A
实现区域持续、快速发展，必须要有强大的区域创新能力。在区域创新能力的诸要素中，最重要的是知识创新能力，它是一个地区技术创新的基础，因为创新就是将知识转化为新工艺、新产品和新服务的过程，没有知识就不可能有创新[1-3]。笔者在分析调查2009-2012年数据的基础上，对河南省知识创新能力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与中部其他五省做了对比分析，找出了河南省创新能力的优势和限制因子，进而提出发展的对策。
1 指标体系的建立
首先从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内涵及构成要素分析出发，按照客观性、系统性、可行性和动态性等原则，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文献[3]和文献[4]，建立知识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1.1 指标体系
这里说的知识主要指直接服务于创新的科技知识。研发投入、科技知识成果产出和过程管理的水平即科技的投入产出比值决定了知识创新能力的高低。科技知识成果产出水平表现为科研论文和专利两项内容[4]。知识创新能力的指标框架如图1，分为科技研发投入、知识成果产出、科技的投入产出比三大项。
1.2 指标内容
在图1中，研究开发人员指标包括四项分指标，分别是研究与试验发展全时人员、每万人平均研究与试验发展全时人员、R&D全时当量、研究与试验发展全时人员当量增长率；其次是政府科技投入指标，包括政府科技投入、政府科技投入增长率、政府科技投入占GDP的比值；发明专利受理指标包括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发明专利受理增长率、每10万人平均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共三项分指标；发明专利授权指标包括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发明专利授权增长率、每百万人平均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三项分指标；国内指标包括国内论文数、国内论文数量增长率、每十万人平均发表的国内论文数；国际指标包括国际论文数、国际论文数量增长率、每百万人平均发表的国际论文数。最后，科技投入产出比这个指标包括共六项：第一是每百名工程师与科学家平均发表的国内论文数；第二是每千名工程师与科学家平均发表的国际论文数，第三是每亿元科技经费内部产出产生的发明专利授权数，第四是每万名科技活动人员产生的发明专利授权数，第五是每万名科技活动人员产生的新产品产值数，第六是每万元科技经费内部支出产生的新产品产值数。
1.3 数值获取。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科技部等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为了便于对比分析，本文采用功效系数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利用数学变换消除评价指标观测值量纲影响。测算公式如下：
dij是第i个单位第j项指标的评价分值；xij第i个单位第j项指标的实际分值； xjmin是第j项指标的最小值；xjmax是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
2 河南省知识创新能力对比分析
2.1 研究开发投入
2009-2012年河南省科技投入指数见图2。由2009-2012年四年的研究开发投入的平均分值，河南在中部六省排名第五，仅高于江西。2012年河南全国排名17；在研究开发人员方面，河南省居于领先地位，拥有科技资源相对较多，2012年研究与试验发展全时当量是14.16万人年；2012年在政府科技投入方面，湖北最多，在六省中居于领先地位，政府科技投入绝对值为378亿元，占GDP的1.7%，河南省政府科技投入分别是299亿元，占GDP的0.99%。
2.2 科技产出比较
专利方面。2011年的河南省发明专利授权为2 026件，全国排名13位；发明专利受理为8 833件。2012年的河南在发明专利方面，受权量为3 180件，增长29.2%，全国排名14位。2009-2012年河南省科技产出指数比较见图3。
科研论文。由2009-2012年四年发表国内外科技论文总量看，中部六省在科技的数量方面分为3个层次，湖北为第一层次，处于明显领先位置；河南为第二层次，这四年中各省总量在全国分别排第14位，河南实际为99 038篇；从发表国内论文指标方面，湖北最多，居于全国排名前列；湖南、河南、安徽三省相距不大，均在全国中游水平。在国际论文方面，中部六省差别较大，例如2009年，河南在中部六省排第四，篇数为4 774篇，湖北为15 286篇。
2.3 投入产出比
2009-2012年河南省科技投入产出比比较见图4。中部六省在投入产出比方面可分为2个层次，湖北、湖南两省投入产出比比较高，位于第一层次，而按照四年的平均值湖北投入产出比最高，特别是2012年，湖北在中部六省中遥遥领先；河南位于第二层次。河南发明专利方面的产出人均值、与GDP的比值都小，影响投入产出比；2009-2012年，每百名科学家与工程师每年平均发表的国内论文篇数，河南省在中部六省排第二，平均值是38.4篇；每千名科学家与工程师平均发表的国际论文篇数，河南在中部六省排第五；2012年，每亿元科技经费内部产出产生的发明专利授权数，河南在中部六省排第四，其数值是10.6件/亿元。每万元科技经费内部支出产生的新产品产值，中部六省均为全国中游偏下水平，河南在中部六省排第六，其每亿元科技经费内部支出产生的新产品产值是0.565亿元；每万名科技活动人员产生的发明专利授权数，河南在中部六省排第四，对应数值是221件/万人；每万名科技工作人员产生的新产品产值数，中部六省均处于全国中游偏后的位置，河南在中部六省排第六，其数值是9.78亿元。
2.5 知识创新能力综合指标。综合上述3项指标，得出知识创新能力综合指标指数，见图5、6。从该综合指标指数来看，中部六省知识创造能力在数值上相差较大，河南在中部六省排第五；2009年至2012年河南全国排名平均数是24.75，而且有下降的趋势。
3 提升河南省知识创新能力的对策
根据以上对河南省知识创新能力综合指数和各分项指标的对比分析，得出知识创新能力优势和限制因子，并针对科技知识创新中存在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河南知识创新能力处于中部六省以及全国偏下位置，从分项指标的情况看，以2011年为例，河南在政府科技投入全国排名11位、R&D人员全时当量全国排名7位、发明专利授权全国排名13位和科研论文全国排名11位，这几个指标均列全国中游偏上水平，但是知识创新能力综合指数全国排26位，其关键原因是科技投入产出比比较落后，可见，提高河南知识创新能力的主要限制因子是投入产出比；其次，科技投入的总量较高，但比值较低，例如，科技投入的总值全国排11，中部六省排第二，但科技投入占GDP的比值较低，全国排18位左右，在中部六省排第五，仅高于江西；在投入产出比的六个分项指标中，每万元科技经费内部支出产生的新产品产值、每亿元科技经费内部产出产生的发明专利授权数两个指标在中部六省中处于中游位置，其余四项均在六省后列，可以看出，每千名科学家与工程师平均发表的国际论文篇数，每百名科学家与工程师平均发表的国内论文篇数，每万名科技工作人员产生的发明专利授权数，每万名科技工作人员产生的新产品产值四个指标是导致河南科技投入产出比低的最根本原因。河南省单位资金投入的科技产出值比较高，所以，提高河南科技创新能力，应把重点目标放在努力提高科学家、工程师、科技工作人员的人均科技产出值，完善机制，提高河南省科技人员素质和科技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财政投入占GDP的比重；完善政策，加快提高科技投入产出比值，也是河南科技工作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朱安红，郭如良，高燕等。中部六省科技人才竞争力评价及其比较研究[M].科技管理研究，2012，10.
[2]杨庆育，李明。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的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实证测度[M].软科学，2011，1.
[3]王鹏，李健，张亮。中部地区自主创新能力评价及提升路径分析[M].中国工业经济，2011，5.
荷兰一工作室利用太阳能创建了一条在黑暗中发光的自行车道，灵感来自梵高的“繁星闪烁的夜晚”。这条路白天吸收太阳能，晚上自己发光发亮，宛如真正的星夜。这一杰作引起了人们的惊艳与赞美。
然而，从这份赞美中却能嗅到一股不寻常的气息：为什么惊艳我们的是这人造的星夜？这与其他科技产品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
答案是：艺术。这条自行车道中同时融入了科技与艺术。
对人类而言，科技代表了生产的效率，是理性的载体，用于满足物质生活；艺术是灵感的迸发，情感的宣泄，用于丰富精神世界。然而在过去的数十年间，随着科学技术爆炸式的增长，物质生活空前富足的人们好似被冲昏了头脑，科技的膨胀与艺术的萎缩成为了这个时代的集体趋势。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何融入些许艺术灵感的自行车道能给人以惊艳感，而真正的艺术大作却鲜有人理解。
很显然，根据字典中对“文明”二字的解释：人文精神、发明创造以及公序良俗的集合，我们不难得出，科技与艺术相辅相成，灵感催生效率，效率哺育灵感才是文明发展的坦途。
然而，在持续至今的科技大发展中，悄然诞生一种价值模式——科技功利主义。他让被物欲支配的人们无比重视与功利目的直接相关的科学技术，也就使得蕴含艺术灵感的部分遭到埋没，更导致了科技与艺术的对立——毕竟艺术很难与功利建立联系。
这种对立将最终使得我们丧失对于主观情感体验的尊重，从而让自己不断随着艺术的萎缩逐渐沦为对“工具理性”无比崇拜的环境中被物欲支配的个体之一。而这种境况，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恐怕是前所未有的。无论物质匮乏与否，人文感性的精神才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基石。
所以，摆脱科学的功利主义的枷锁，让沉浸于物欲中的大脑清醒，势在必行。
中国自古以来能工巧匠层出不穷，无数精美器物流传于世，我们大可以从中汲取灵感。譬如商朝年间铸造的后母戊方鼎，结合其重量、青铜的硬度，铭文的复杂程度来看，以当时的铸造技术完成这样一尊大鼎无疑体现了先民高超的技术水平。同时，鼎也体现了商王作为方国共主欲要问鼎天下的雄心壮志和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中国道器合一的传统得以展现，给予我们启发：
以人类文明延续数千年的精气神执掌空前发展的科技，以前所未有的改造世界的能力推动文明的发展。让艺术引领科技，由科技的伟力滋养人格精神的成长。
如此调和科技与艺术，人类未来可期！
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新技术的发展又促使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科学与技术密切相关
科学仅指自然科学。科学和技术同样以自然界为对象，但严格的说，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自然，包括认识自然界发生的各种现象，剖析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物质，揭示主宰自然现象的内在规律和相互联系。大至宇宙中的日月星辰，小至组成一切物质的基本粒子，都是科学认识的对象。不仅要认识其宏观和外观，还要认识其内部各个层次上的精细结构，运动特点及运动规律。而技术侧重将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去利用自然，向自然索取，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标准的生活的需要。李醒民同志指出：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比科学的历史久远得多，某些技术即使在今天也完全可以脱离科学自主发展。但是时至今日，技术上的进步，总体来说基于科学的发展，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都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的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新技术的发展又促使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中，原子核结构和DNA结构的阐明无疑都是名列前茅的。19世纪末放射性元素的发现，表明元素是可变的。20世纪初，用重粒子轰击破碎原子核弄清了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这些方面的突破，影响了整个物理科学的发展。生命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生物学不仅研究自然界里所有的生物体，还要研究生命活动的各种表现形式，构成生物体的所有物质，以及这些物质在生命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构成生物体的物质，最重要的是蛋白质和核酸。生命活动主要由蛋白质承担，而生物体的遗传则以核酸为基础，或者说遗传信息的世代相传是依靠DNA分子的自我复制。1953年DNA分子双股螺旋结构的发现和阐明从根本上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构成DNA分子的四种核苷酸之间有严格的两两配对关系，根据双股螺旋DNA分子的一个单股为模板合成另一个单股必然形成另一个和原来的DNA分子完全相同的双股DNA分子，生物体的遗传就是这样实现的。这一发现改变了整个生物学的面貌，使生物学进入了崭新的分子生物学时代。
无论是原子核结构还是DNA分子的双股螺旋结构的阐明，都是科学家研究自然所得到的重大认识，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而且在一段历史时间内，并没有与技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两件在科学发展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突破作用的发现，很快激发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正因为对于原子内部结构有了深入的科学认识，才有可能利用原子核分裂所释放的巨大能量为人类活动服务，发展成为今天的核能工业。而根据对DNA作为遗传物质基础的认识，在农牧业上培育和改良物种，在医学上有效地预防和治疗大量疑难疾病，在工业上建立全新的基因工程产业。以上这些在技术上的发展，已经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今天所享用的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所有重要技术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全部都来源于科学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如果把技术分为实验技术和生产技术两个方面，上面说的是科学发展对生产技术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实验技术对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没有加速器的技术，就不能进行许多重要核物理研究的实验。没有X－射线衍射技术，就无法测得DNA的双股螺旋结构。这两项属于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突破，就无法实现。如果我们纵观一个世纪以来的诺贝尔奖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以实验技术上的成果而得奖的，特别是在物理奖和化学奖方面，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包括2002年得奖的在质谱和核磁共振方面的贡献。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差异
虽然科学和技术如此密切相关，但二者毕竟有所不同，而且有本质的差异。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但是却有它的不可预见性。具体的发展途径，哪一项突破在什么时间在哪个实验室出现，一般来说是不可预见的。科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重大突破，以百年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获奖者从本人的兴趣出发而进行工作的，有的甚至是工作中偶然的发现，是原先完全没有预料的事情。而按照预定的计划，组织安排而最终获得突破的反而只是极少数。好像还没有哪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通过有目的的预先组织，精心安排、刻意培养而产生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由于它有了科学的根据，就可以树立目标，因此总体来说是可预见的，也是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和现实的可能，包括人力、资金和技术条件进行规划的。
建国初期所进行的“科学规划”（实际上是否应该说是“技术规划”）得到了巨大的成功。xxx爆炸了，火箭上天了，半导体工业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些技术成就，毕竟都是国际上已经实现了的，因此也是可以规划的，可以指日实现的。然而当时在科学方面的学科规划呢，由于不像技术方面那样有硬指标可供检查，就有些说不清楚了。当然我国的科学在解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国际上的科学家也不是在原地踏步，与建国初期相比，我们现在和国际上科学先进国家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这一事实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科学是难以进行规划的。20世纪50年代的学科规划只不过是规划了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工作。回想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现实，有许多重要发展是当时没有预见到的，例如这几十年来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新发展而完全按照当时的学科规划进行工作，我们就会蒙受很大的损失，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1978年DNA双螺旋结构建立25周年之际，英国《自然》杂志记者采访克里克教授，要他预测到20世纪末生物学可能取得的成就。克里克回答说科学发展是不可预测的，过去的预言家大多是以失败而告终。他只是说，“我们现在见到的生物学问题，到20世纪末都可以解决，但是那时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现在看来他的预言也没有完全实现，例如癌症问题，当时在美国还是属于有一定程度组织安排并限期解决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克里克教授也是一位失败的预言家。
技术上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也完全是可以规划的。特别是国际上已经实现的技术，我们做一个具体的规划，安排一定的力量，经过努力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是可以做到的。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制定的科学规划中有关技术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80年代在四位院士倡议下制定的发展高技术规划，也属于同样性质，在总体上也同样顺利实现了。但是要实现国际上还从未实现过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包含科学上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技术，就很难预见何时可以实现了，例如核聚变能量利用问题。虽然时见全世界媒体的炒作，迄今也无法断言何时可以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难以预见，因此也难以规划。我们可以做的也无非是和半个世纪以前一样，勾划出各个学科中的主攻方向而已。但是如前所说，科学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我们现在看见的主攻方向是根据当前的科学发展态势所认定的重要方向，若干年后整个科学发生变化，重要方向也会随之变化。如果我们硬性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就必然失去机会。我们认定的主攻方向也必须随时修正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试想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基因组全序列的测定还没有提上日程时，我们如果在当时制定规划，在生物学领域内我们能够预见到蛋白质组学，能够预见到生物信息学吗？
以认识自然为目标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由于探索性强，结果一般难以事先预见，原创性强的技术研究也是如此。因此除可以明确总体研究方向外，常常难以事先设定具体的研究目标，难以事先规定进度，或强求完成的日期。毋庸置疑，自然科学史中众多重大突破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从物理学上牛顿力学的建立，电的发现和电学基本定律的建立；化学上门捷列夫周期律的建立；生物学上细胞的发现，孟得尔遗传定律的建立等，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都已经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影响。类似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在20世纪内所有诺贝尔奖获奖人中绝大部分都是由于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的自由探索而获奖的。20世纪一百项重大事件中名列前茅的，像青霉素、半导体和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曾分别获1945年、1956年和1962年诺贝尔奖，这些也都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而它们在实际应用上的巨大影响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近年来获诺贝尔奖的基础研究成果，如超导现象和新高温超导体的发现，胆固醇代谢调节，癌基因的发现等，仍然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发现必将对21世纪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
科学与技术的不可预见性
我们不是完全否定规划的重要性，而只是指出科学和部分含有原始性创新的技术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预见性。我们在制定规划时务必充分认识这一特征，规划可以一方面指出方向，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禁区，并且在规划中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形势发展时可以随时修订。
当前在我国科学界流行的追赶国际科学发展热点，体现在对设定项目的高强度支持，这对我国科学努力追踪和赶上世界发展潮流是重要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设定热点项目的多数已经是全世界科学家辛勤工作了多年，有的项目年发表论文数已在万篇以上，超过我国全年发表全部SCI论文总数，要在这些国际上已经充分开放的领域中有所突破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进入热点领域，热点领域的研究往往对科学发展有重要作用，进入热点领域，在热点领域内进行工作以积蓄力量，对发展我国科学还是有重要作用的，我只是想强调在热点领域内取得突破的艰巨性可能更大一些。我还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因此既要重视热点领域，又要鼓励在那些目前虽还不是热点却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基础研究领域中去进行自由探索，对自由探索中已经取得有意义进展的项目，不仅不能予以限制，还要给以鼓励和支持。二者的关键都在于有自己创新的学术思想，这样才能在根本上有所创新和取得重大突破。没有自己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不仅进行自由探索寸步难行，进入热点领域也只能永远模仿或重复前人的工作，最多也不过为前人成果锦上添花而已。
在预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向25家企业发放了调查问卷，对国际贸易人才需求的特点，尤其是要掌握企业对国际贸易人才在知识、技能与职业素养上的需求。
1.1中小型科技企业外贸岗位需求情况分析
中小型科技企业对跟单员、报关报检员、货代专员的需求比例明显偏低，尤其是跟单员岗两类企业相差较大，但对业务员的需求比例则高于传统外贸行业。
1.2中小型科技企业对外贸人才素质要求
基本素质指标为敬业爱岗、英文能力、专业技能、人际交往能力、办公自动化使用技能、信息获取及筛选能力、应变创新能力和商务礼仪知识。
2天津市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人才培养状况的调查
通过走访天津市高职院校，就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状况开展调查，从而掌握各院校在学生知识、技能与职业素养方面的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天津市共有高职院校26所，其中9家院校开设有国际贸易实务专业或类似专业，其中2家院校开设的是国际贸易实务专业，6家院校开设的国际商务专业。其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以单证员、外销员为主。以上9所院校的国际贸易实务或者国际商务专业，在培养目标上基本都是将立足于天津和环渤海地区，面向各类中小型外贸企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有较扎实的对外贸易理论基础，较强的外语沟通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能够胜任外销、单证、跟单、配载与货代等岗位工作的优秀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职业岗位（群）也高度近似：外销岗、跟单岗、配载与货代岗、单证岗。知识培养目标基本集中在：了解进出口业务流程；掌握有关国际贸易实务的基本知识与相关合同条款内容；熟悉相关的国际贸易惯例。能力培养目标多强调以下方面：①市场调研能力；②语言表达能力；③履行合同能力；④外贸制单能力；⑤计算机应用能力。素质培养目标大体包括：①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爱岗敬业、踏实肯干、与人合作的精神；②恪守合同的职业道德与职业习惯；③自觉维护企业利益的意识。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各校均不同程度地提出突出岗位技能训练，力争实现“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改革。同时结合“工学结合”课程体系改革，各院校也在专业核心课程上，根据其在现有课程体系中的作用和定位进行了整体教学设计，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开展实训，真正做到“做中学，做中教”，以保证学生毕业后与就业岗位做到“零距离”。
3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人才需求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之间同步性分析
3.1对比企业人才需求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之间存在的异同之处
通过以上表格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与企业对于员工素质要求之间明显存在不同。关键点在于办公自动化使用技能、信息获取及筛选能力、应变创新能力三个方面。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在此存在着严重不足、甚至缺位。
3.2影响和制约天津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与高职院
校人才培养同步性发展的关键因素分析从微观层面看，众多的调查研究表明，影响和制约企业发展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同步性发展的关键因素，首先是课程体系问题，其次是师资力量不足，再次是与企业联系不够密切。
3.3对策与建议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是我们人类前进的动力，它给我们带来方便，带来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就说手机吧，这个人尽皆知的通讯工具，它的出现确实给生活带来许多方便。上手机百度一查，可知天下事。
一次亲身的感受，便使我对它的印象大打折扣。在儿时，手机的功能还未那么齐全，人们只能简单地用它来接听电话。每次家里有客人来访，我们就与伙伴们到处玩耍，或是在小区里躲迷藏，荡秋千，玩滑滑梯，或是赏水中游鱼，看白云浮动。我和小伙伴仿佛有说不完的话，玩不完的游戏，好不愉快。
可不知从哪天开始，手机似乎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再一次见面时，我们各自捧着自己的手机，低着头，在屏幕上滑来滑去，几次我想找你一起玩，可你总是看着那屏幕，不时几句敷衍似的“哦”。我们之间再也找不到儿时的那种默契。
我曾看到这么一则新闻，年夜饭，老人想与儿孙聊聊，儿孙只顾手机，一晚上几乎一言未发，气坏老人，家庭矛盾爆发……亲情，友情，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逐渐被手机替代。此外，越来越多中小学生因沉迷手机，而导致学习成绩、视力都直线下滑。
但不可否认，它对我们生活也是有利的一面。“支付宝”、“微信扫码支付”大大方便群众，避免买东西时拿钱麻烦，被扒手“顺手牵羊”。思念远方的亲人可以通过“视频通话”，人与人之间缩短了沟通的距离。人们看到令人心醉的美丽景色，可以用手机直接拍下，记录这短暂的美……
科技在进步，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副作用也不少，对此，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它能真正做到为人类造福。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学；技术；思维方式
一
“李约瑟难题”一经提出，就吸引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尝试，尤其是中国学者，如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梁启超、蒋方震、冯友兰（《why China has no Scienc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竺可桢（《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等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中国人来说尤为意义重大，近代中国的丧权辱国、内忧外患促使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一种饱含希冀痛切的目光去审视这个并非纯粹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李约瑟难题”本身存在着局限，即没有在理论上将“科学”与“技术”的概念加以严格区分，从而使得学术界对此问题难以获得较为圆满的答案。
“李约瑟难题”由李约瑟在他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论文中提出，它是指这样两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实践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在表述该问题时，李约瑟使用了“将自然科学应用于实际的人类需求”这样有些含糊不清的表述，然而中国文明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应用型的工艺技术，中国文明在15世纪后的落后更多是科学理论层面。之前的“技术”与之后的“科学”，两者是否具有直接的可比性？我认为，科学区别于技术的特征是不容忽视的。“科学是相对于技艺（techne）的认知（episteme），它具有思辨性，它总是猜想新实体、新过程和新机制的存在，更不用说可能存在的新世界了”①，从一个更为浅显的视角来看，“科学与如何描述、解释和思考这个世界相关，而不是与如何使劳动更容易或如何控制自然相关”，但是，“技术发明几乎总是缺乏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蕴涵，而这些蕴涵却是科学研究的固有成分”。②与此相似的还有林毅夫对科学和技术的解释：“技术是一种关于怎样组织各种投入要素生产某种产品的知识”③，“科学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系统性的知识”。④
因而，“李约瑟难题”将“科学”与“技术”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中国文明在15世纪之前的技术领先和之后的科学落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反差，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在早期的技术领先，并不必然暗含了中华文明在科学上同样领先的前提。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中华文明在科学上的落后是由来已久的，只是基于某种原因，中华文明的技术在早期处于优势地位。由此，我们似乎更应将“李约瑟难题”分而论之，即：
1、工艺技术层面：中国文明为何在早期获得了技术上的领先；
2、科学理论层面：中国文明的科学是否如其工艺技术一般，曾领先于西方文明或阿拉伯文明；以及近代科学为何没有在中国出现。
二
中国文明在早期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自不待言，其中原因却值得玩味。我赞同席文对于早期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论断――即早期技术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有效地运用了科学提供的知识，这意味着，早期技术的获得，并不基于科学的抽象理论基础，也非来源于科学理论的理性指导，它实质上是一种以经验为导向的试错过程：“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国或是西方世界，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来自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偏离常规方式的试错的结果，”⑤而我们假设试错发现新技术的概率是一定的，则人口规模庞大的古代中国在新技术的发现方面就有了其他地区所无可比拟的优势；另外，中国古代官员的流动，农书的印发与产品和劳动力的自由市场流通等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则间接加速了新技术的扩散。由此，中国文明在一个相对长的历史跨度内维持着自身在技术上的优势地位。
这种“试错概率”理论需要回应一个最为直接的质疑DD为何试错在17、18世纪之后无法再让中国文明保持其传统优势。对此，林毅夫教授也给了颇为完满的回答，“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终将趋于停滞”。⑥到了17、18世纪，技术发展的瓶颈已不是经验性的试错所能突破，必须经由基础科学的努力，在理性认知的层面加深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去拓展新技术发展的空间，而中国的科学没能在17、18世纪达到此种水平。
按照此种进路，分析自然地进入了第二个问题，即中国文明的科学理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及地位，或者说为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没能在17、18世纪达到某种水平，以突破经验试错所无法突破的瓶颈。
首先，根据胡弗的观点，“中国的科学自大约11世纪以来不仅落后于西方，而且落后于阿拉伯”⑦。在书中，胡弗细致地考察了中国在近代科学的传统核心研究领域――天文学、几何学、三角学、物理学、光学和数学，认为中国并未在这些领域取得领先于西方或阿拉伯文明的成就。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科学的落后是一以贯之的历史进程。然而，又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科学的落后呢？
对此，林毅夫教授认为，可以归结到一点，即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这一导向性极强的特殊激励。“在前现代的中国，有好奇心的人因为科举制度，没有积极性去学习数学和可控制实验，从而导致在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上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科学革命就无法产生。”⑧林教授的解释以人力资本为中心，“官本位”与“学而优则仕”的普遍理念使得在古代中国，仕途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有才能抱负者的康庄大道；然而，由于科举考试的内容被限缩在一定范围（儒家经典和历史），而这种考试又以带有智力测验性质的高级文字游戏为载体，最终使得中国有较高天赋的人都埋首故纸堆，专注于科举应试。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激励的缺乏使得中国不可能拥有充足且优质的人力资本去推动近代科学革命。
应当说，以上观点是逻值得称道的，但我更倾向于把科举制度视为解释的一个因素而非根本原因。科举制度毕竟是人为创立的一项制度，将溯因停留在这一层面似乎有些太过浅显了；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出现之前中国文明已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历程，而相比于欧洲文明，中国文明在科举产生之前同样缺乏如古希腊文明一般的科学与理性精神，而此问题是科举制度的解释所难以涵盖的。有观点认为，现代科学革命实由古希腊数理科学传统的复兴所触发，“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数理科学已经决定性地将西方与中国科学分别开来；从此再往前追溯，则可以见到，西方与中国科学的分野其实早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学与哲学传统形成之际就已经决定，公元前5至4世纪间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是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水岭。”⑨
如果西方文明早在公元前就已经隐含了能触发近代科学的基因，那出现在公元6世纪以后的中国科举制度则不可能是中西文明走向殊途的根本缘由，这其中必然有更为原始、深刻的原因值得去发掘。
三
在《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一书中，胡弗对上述问题用以下几个角度论述了原因――法律制度与理念、行政体系、教育和考试体系、语言和国人的思维方式。
法律与政治方面，胡弗认为，在中世纪盛期，欧洲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和智识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在于，它重新定义了所有领域的社会组织的性质。由此，法律上自治的新团体出现了。胡弗认为此种变革对于科学革命的意义在于它促使了一块沃土的产生，“中立空间――一个免于宗教和政治审查干扰的相对独立的空间――开始崭露头角”⑩。胡弗对于中西文明在这一时期的比较是以“自治空间”为核心的，然而，考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自治空间毫无生发的迹象：无论是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还是强调等级的法律文化中，抑或是在科举考试引导下的功利教育体系里，自治空间都没有产生的驱动力或是生存的空间。
对于上述现象，我认为其实质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法律有着对于“克己复礼”的内在强调，例如，中国文明的官方意识形态要求臣民按照君王的意愿遵循既定的孝道和谦恭要求，以维持帝国的安宁。儒家哲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被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观体系，而这种价值观抑制了自主思想和行动的产生与发展。
教育和考试体系方面，不同于作为自主自治机关的欧洲大学，中国的书院从来都不是拥有独立学术传统的自治机构，在官本位的社会背景以及科举制度的强势引导下之下，中国的教育全以科举考试为中心，“无私利性的学术研究的兴趣让位于科举及第的强烈愿望”B11；而儒家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也阻碍了适于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论的创立，总之，“科学研究被放逐在了中国社会的边缘”。B12
语言方面，由于中国悠久的文学传统，汉字作为个体符号具有非常广泛的暗含意义，而“中国古代文人习惯使用多种古老的隐喻、典故、陈词滥调，以及名声不好的未直接标明出处的古代作家的抄本”。B13这种语言的特性以及语言的使用习惯毫无疑问与科学研究所要求的简单明确的表达方式有相违背。
四
胡弗最后论及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一极具理论张力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胡弗拓展得最不充分，然而却是最深刻的方面。思维方式及民族心理结构作为一种贯穿始终的强大力量，一直站在诸如科举制度、政治体制、法律理念等等具体因素的幕后，其所牵动的方方面面都能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注脚。我认为，对于这一点的分析可以引申出两个具体的方面：
1、关怀现世，不务“玄虚”的“实用理性”精神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作《全球通史》中谈到“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在任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这根源于中国文明独特的现世主义”。B14我认为，儒家思想以伦理为中心，以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考虑问题的基点；其带有浓厚的实用理性精神，从“修身”、“齐家”到“治国”直至“平天下”，儒家最终还是皈依于现世的人伦世界，而无关乎超然的哲思，也无关乎对人与自然的思考。儒家一直都回避抽象的形而上玄思，对于许多科学应当关注的事物，采取“存而不论”的回避态度。如“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不难发现，儒家学者素来主张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而不务玄虚空灵之学问，但是，早期的科学素来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因而注重思辨、理论的科学在儒家思想所支配的思维结构中便难觅一席之地，在儒家思想大行其道的时代，那些既非功利，又注重抽象性思维的科学理论无从产生。
实用理性精神建构出了以伦理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现世关怀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正如李泽厚所指出，“‘实用理性’关注于现实生活，它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冷静又理智的生活态度。”B15受实用理性支配的心理结果和思维方式，很难超越“经验论的思维水平”，这也正好应合了林毅夫教授关于中国科技在近代落后的原因的解释――即经验性的试错空间愈趋狭小。
2、脱离客观自然，直面精神世界的知识论倾向
中国的思想者一贯注重内省，注重精神世界的追求与升华，而轻视对客观自然的探究。《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白虎通义》谓“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一切的认识都能够通过“心”与“性”的觉悟来获得，此中原因皆是中国古代所重的修身之学无关于客观自然的缘故。“它通过文字的媒介，敲开心灵的混沌，激发道德的潜能，将文字中所涵的旨意，化为行动，提升人格”，此亦是“荀子所谓的‘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的君子之学”。B16诚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中》所言，“中国的哲学家们，没有科学的确实性的需要，他们所要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而已，同样地，哲学家们也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所要征服的也仅是他们自己”。B17
五
我国由于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使得理性思辨能力受到了束缚，从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科学的发展。但是“中国人丝毫也不比他人愚笨，只是理性的翅膀一旦绑上实用的铅砣，就难以高飞远举了。”B18中国人并不是天生就不适合研究科学的，当今社会，中国人学习数学，可控制实验的激励也已发生变化。在迎接全球性科技挑战的今天，回顾和反思“李约瑟难题”背后折射出的关于中国思维方式的限制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对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中国科技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也指日可待。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
注解：
①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9页
②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9页
③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56页
④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62页
⑤ 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⑥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42页
⑦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0页
⑧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34页
⑨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628页
⑩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8页
B11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9页
B12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9页
B13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4页
B14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七章
B15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320页
B16 韦政通：《中国的智慧》，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