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人见人爱的小编分享的孙子兵法论文（优秀10篇），如果能帮助到您，小编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一个团队越和平就越松散，越松散就越无力，越无力就越渴望和平；相反一个团队越争战就越团结，越团结就越强力，越强力就越渴望竞争。几千年来，孔孟之道一直引导着华夏子孙待人处事要做到“义、让、信”，但纵观历史变迁，这三点并不适合战场，更不适合当前的企业竞争。《孙子兵法》对待战争的核心原则是“利、争、诈”，是反映乱世中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最真实的思想。所谓“利”，即在战场中讲究“非利不动、非得不用”和“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道理；而所谓的“争”，是战场中主动自发的争取有利资源，“致人而不致于人”;所谓“诈”，讲究战场中的“兵不厌诈”、“兵者诡道”、“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以谋略的灵活运用，出奇制胜。在当代保险营销战略中，笔者认为《孙子兵法》的核心原则同样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以利(薪酬和平台)圈人才，以人才圈市场；以时刻保持的竞争状态获得有效资源，以主动的市场拓展代替被动的随波逐流；以把握先机切实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保持灵活多变的策略，以“变革与创新”占据市场发展的先机。
(一)一个团队的超强战斗力往往来自于这支队伍的自强不息的性格和精神，这种精神叫做“尚武精神”。尚武，是《孙子兵法》治兵的核心精神。尚武精神是乱世哲学，是乱世求胜的法则，兴盛于我国商、周时期，提倡“士君子六艺：礼、乐、书、数、射、御(驭)”，倡导管理者文武兼修，弘扬刚毅不屈、光明磊落、慷慨悲壮的团队气质。随着春秋战国之后，尚武精神日渐走向衰落，从春秋战国后的文武对立开始，文人文弱、武人粗暴；到汉、唐、宋的重文轻(禁)武，崇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孕育出的文人骚客理想无为、沽名钓誉、避世寒酸；对于当代世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权、钱诱惑的影响之下，变得文武尽失，舞弄于权势、功力于心计。回顾历史长河，不论是古代辽、金、元、清的建立还是近代民族所受屈辱，无一不是由于尚武精神的缺失而导致的后果。一个国家如此，一个企业、一个团队亦是如此，越和平就越松散，越松散就越缺乏战斗力，越无力就越渴望和平。
(二)一个团队的超强战斗力还因为具有良好的竞争理念，这就是兵家精神应有的哲学理论。不同于儒家的入世哲学、道家的出世哲学和佛家的来世哲学，《孙子兵法》所有篇章的哲学观点源自于乱世哲学，引导乱世求胜的兵法理念。兵法中所具备的哲学理论：首先是唯物主义，任何事物尊重于客观事实，所谓“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对于保险营销亦是如此，不能盲目迷信于美式的市场管理、日式的服从理念和英式的等级制度，更不可主观的“想当然”、“闭门造车”制定策略，需要充分的、客观的市场调查和客户分析，来确定营销的策略。第二是悲观主义哲学，兵法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主张理性、威胁和反思的思维方式，避免感性、机会和理想主义思想。自古至今，我们一直崇尚于“四两拨千斤”、“杀鸡焉用牛刀”;另外，我们耳熟能详的“草船借箭”、“祭借东风”、“空城计”的故事，修炼这种谋略(可以称之为”述”)是很多人追求的梦想。因此我们总是希望能够通过某种捷径实现目标，或者是有“幸运之神”降临在自己身上，这种浓烈的“小概率情绪”一直在我们脑海中，根深蒂固。但是在企业管理、营销组织的过程中，往往会因为这种“用机会堵明天”的思想而导致重大的损失，先前的巨人集团到后来的联想集团、平安集团，都在小概率事件中蒙受了灾难性的损失。为什么不用千斤去拨四两、不用牛刀杀鸡呢？用必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是更好吗？兵法中“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癦轀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闉，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蟻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是提倡理性地考虑到事物潜在的威胁，谨慎地制定和实施每一项策略，即“慎战”的思想。第三是兵法中崇尚现实主义哲学思想，“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悦，亡国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这段论述充分体现出兵法中崇尚现实主义思想，而非唯美的浪漫主义。在保险企业管理和营销战略中也是同样的道理，需要围绕企业的核心利益开展营销活动，切勿以管理者的喜好、情绪和政治前途作为企业发展的导向。《孙子兵法》的三大哲学理念，深刻体现了管理者客观、理性和务实的管理思维。
二、兵家智慧在保险营销管理中的适用性
《孙子兵法》的智慧不光体现在兵家作战的谋略和战法上，更重要的是其中蕴藏着管理的理论真相，其核心观点“万相见真相，真相解万相”，清晰地解读了管理者应具备的团队洞察力。每个成功的企业都有独特的企业文化，能将领导与员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企业的领导层是企业思想的带动者，是一个具有凝聚力团队的领军人，因此领导层的素质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兵法有云：“夫将者，国之辅也，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不但强调将之重要，而且也强调了为将者必备的素质。领袖的素质要求做到“智，信，仁，勇，严”，智以生谋，远见卓识，足智多谋；信以赏罚，言而有信，赏罚必从；仁以服众，仁爱惠众，深得人心；勇以果断，勇于决断，坚毅顽强；严以立威，严于律己，宽待于人。这是现代的孙子五德，也是现代企业领导层的必备素质，对于选拔、培养以及任用管理者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企业管理者和管理方式上，有几组这样的对比：第一类对比：管理者脾气甚好，营造了和谐人际关系的团队，但队伍往往缺乏战斗力；相对应的管理者脾气不好却能力超群，往往团队工作压力较大，但具有超强战斗力。第二类对比：管理者讲究民主治理，以致遇事犹豫不决，对错难料，团队众人迷茫；相对应的管理者自负武断，敢于决策，虽然对错难料，但是方向明确，往往形成较强的团队凝聚力。第三类对比：管理者品行端正、情操高尚，但往往管理过程中权势受到冲击，资源相对缺乏；相对应的管理者好吃好喝、声色犬马，管理者却能位高权重、资源独占。在实际的企业管理和营销竞争中，以上三类对比，涵盖了兵法中所提到的“故将有五危”，后者具有的创造力更强。通过调查发现，80%的员工愿意在后者的管理之下工作，这样才能为自己创造更多的价值，提供更高的平台。《孙子兵法》中有这样的论述，“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这段话所体现出来的营销领导者的事实真相：管理的核心是创造与分配。在员工忠诚管理中，员工忠诚度的体现在于公司为员工提供的平台、薪酬和未来。兵法中蕴含的忠诚管理不在于管理者是否宅心仁厚，不在于工作压力的强弱，不在于企业环境和谐共处，而在于管理者为员工创造的平台有多大、机会有多少，在于管理者创造的项目回报率的高低、薪酬的多少，在于管理者为员工制造的背叛威胁和差距。这也能充分体现出忠诚管理的事实真相：创造机会与制造威胁。在员工责任心管理中，兵法主张工作项目“私有制”，谁对项目的结果负责，该项目就属于谁的“私有”，承担项目执行结果的责任，分享项目产生的绩效。因此责任心管理的核心思想：责任心管理在于不断合理私有化的过程。
三、兵家战术在保险营销方式方法上的指导性
《孙子兵法》的战术有四大核心思想：先胜思想、必胜思想、奇胜思想和全胜思想。这四大核心思想阐述了兵法的精髓，在营销战争中，也具有指导意义。
(一)先胜思想：主张不打无准备之仗
《孙子兵法》中：“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佐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于众者，先知也”。主张为将者在制定战争策略前，先对对手有清晰的了解和认知，根据对手的真实情况制定战争方案，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者，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在保险的营销战争中，我们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其他的保险主体，一个是市场，两者相辅相成，要想获得市场胜利就要战胜其他主体，要想战胜其他主体就必须要获得市场。中国式管理者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先胜思维。譬如：最具代表性的联想集团巨型计算机的没落，上网本市场战役的溃败，体验店的衰亡等。也有一些民营企业在营销组织的过程中，往往能更准确地做好市场调研，做到知己知彼，比如史玉柱创建“脑白金”的成功、“加多宝”的先胜等等都源自于管理者战前对市场需求和客户心理分析的准确调查和研究。当前的保险市场亦是如此，部分企业管理者忽略了先胜思想，忽略了营销的本质，忽略了对市场和客户的深入调研，导致产品缺乏竞争力，团队缺乏战斗力。众所周知的营销本质是满足需求，营销的精髓所在并不是给客户自认为最好的，而是应该提供客户需要的。保险营销管理者在营销策划中，做好先胜准备就是清晰地找准市场，分析客户的需求。然而从当前的保险市场来看，首先产品已经远远不足以满足市场客户的需要，大部分保险产品依然停留在十多年前的产品类型，各大主体之间似乎遗忘了客户的需求点，忽略了产品的创新来满足客户需求，提升产品竞争力；在销售行为上，销售人员急功近利为推销产品而费尽心机，或通过各种手段引导客户进入公司的组织销售之瓮，以销售产品为中心，忽略了如何满足客户的需求。兵法云：“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保险的营销战争中，先胜意味着充分的市场调研和真实的客户分析，发掘并找准客户的内在需求点，开发相适应的保险产品，通过营销策略来吸引客户的关注和理性的购买。并能根据市场和客户的变化及时创新，不做产业升级、市场升级、模式升级、管理升级的牺牲品。
(二)必胜思想：不打无把握之仗
《孙子兵法》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慎战”是兵法的核心原则。保险企业营销战争也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市场地位和生死存亡，任何营销策略的实施都务必确保获得胜利。兵法云：“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主张每战之前，先完成并(兵)器、粮草、费用等等资源的充足匹配，然后开战方能一股作气取得胜利。保险的营销战争也是如此，每战之前，先确保人力、培训、产品、工具、费用等资源是否配合到位，做好战前的充分准备，方能百战不殆。在保险营销过程中，营销战略是一种职能层战略，通常可细分为低成本进攻战略、差异化进攻战略、集中进攻战略、低成本防御战略、差异化防御战略、集中防御战略等六种。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显而易见的，竞争的激烈程度不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战略，而在于目标市场上的相对企业数量、产品定位方向和对风险的态度。因此，经营者在营销环境分析的基础上，应根据自己所在企业营销目标制定相应的营销战略，并实施该战略以获得利润。兵法中先胜思想主张“善战者，求之于势”，善于“造势”者，往往能凝聚最强的战斗力。兵法云“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弩，节如发机”，清晰地解析了群体的意识来源。群体本身是无意识的，意识的来源主要是传染、模仿、从众三个方面。因此保险营销策划中，两个群体的意识需要得到有效控制和发展，即客户群体和销售人员的群体，意识来源同样是有效的“造势”。在群体的有效控制中，人因为习惯传染，营销策略需要采取简单、生动、可持续的语言或广告频繁地在群体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就像“你本来就很美”、“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脑白金”、“上火就喝加多宝”等等脍炙人口的词句，越简单、越生动就越持续；人因喜欢模仿，营销策划需要树立标杆和榜样，对销售群体建立销售标杆，对客户群体塑造明星榜样；人因习惯从众，营销可以充分地造梦、造场、造势，营造美好的明天、有效的环境和大势所趋的氛围。
(三)奇胜思想：不打无谋划之仗
《孙子兵法》中还谈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兵法传承千年的谋略之战，引导现代营销战争的战略思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在营销战争中，竞争谋略的灵活运用，认清市场行情的变化，发现有利时机，接受同行的挑战，采取相应的竞争行为，才能取胜。在现代营销管理中需要以谋略取胜求利，在谋略上，最重要的是出奇制胜。“奇”应理解为一种超常规行为，于不可能中寻可能，运用“奇”字的关键，首先应采取逆向思维方式。把握先机切实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只有灵活多变的决策，才可以出奇制胜使敌追我，使自己走在行业的前沿。在保险的微营销战略中，逐渐呈现出了放弃高投入、高风险、低回报的大市场，专注低投入、低风险、高回报微市场的经营方向，大众型、普遍型、通用性产品逐渐退出市场，保险产品保障功能优势将得到有效凸显(我们一直用保险产品的理财劣势去与其他金融业的理财优势竞争)。这个过程中，保险的个人营销终端和职业经理人塑造显得更为重要，培养高素质、高效率、更专业的综合性保险营销终端，引导可掌握微市场的经营方式。保险主体之间的营销战争，也要讲究“避实击虚”的兵法原理，根据主体自身优势来找准微市场，做到小战必胜，多个微市场累积成自我的大市场。笔者认为，保险产品的价格和服务将不再是未来竞争的主要工具，保费规模的刚性需求将逐渐转变成利润追求目标，如何更准确地满足客户不断新增、改变的多元化、周期性需求，从而体现各保险主体个性的微市场营销将是未来的主要战场。谁能找准微市场，便能出奇制胜，充分体现谋略之战的重要法则。
(四)全胜思想：不打无大利之仗
《孙子兵法》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主张不费一兵一卒而大获全胜。想要获得胜利不难，真正难的是如何用最小的代价获得胜利，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竞争也是一种耗费自身人力、物力和精力的事情，如果花费巨额费用即使击败了对手也是自己损失惨重，可能导致企业各方面的矛盾激化从而失去在行业中的地位，让其他竞争者后来居上。企业之间的战争应该以共赢为基础，企业与企业之间并不像国家间的领土之争那么冲突，小企业的合并和大企业的兼并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提高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发展。“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瞬息万变的经济浪潮中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浪费。兵法对战争费用有清晰的见解，认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主张主要费用支出在于战斗一线，保护和培养士兵，确保团队的战斗力，释放后顾之忧，减少其他不必要的费用支出，才能确保全胜。《孙子兵法》流传了2500多年依然为后世所研究，说明其价值远远超过兵法本身，是我国文化的珍宝。笔者仅从一个保险营销管理的角度阐述对这本书的感悟。在风云万千的当今社会下所发展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一本兵书可以概括的，纸上谈兵永远易于实战演习，具体到各保险主体的实际经营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摸索探究。
【关键词】企业培训；孙子兵法；认识
“兵学圣典”《孙子兵法》， 穿越古今、享誉中外、“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应用范围遍布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体育、文化等各领域。在企业经营管理领域，随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兵法经营管理学派”横空出世，吸引了世界各国无数企业管理者学习它、研究它、运用它。近几年，《孙子兵法》课程又借着国内“国学热”东风，成为“国学培训”系列课程中的必备课程。可是，在其培训中，有一种现象不可忽视，就是学员对《孙子兵法》课程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
一、学员对《孙子兵法》课程所表现出的四种常见认识误区
1．“阴谋论”。这是培训中学员对《孙子兵法》课程最常见最突出的认识误区。主要表现在：很多人把《孙子兵法》视为阴谋诡计的代名词，将其中的“诡诈”部分当成全书的主旨；或将《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厚黑学》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专家李零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讲道：“有一次，给老板上课（北京大学哲学系安排的），我讲半天，他们坐不住，问我为什么还不进入正题。我说，什么是正题？他们说，《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是什么关系。”如此可见一斑。
2．“万能论”。持这种看法的人把《孙子兵法》视为宗教教义般顶礼膜拜，认为其无所不能，不顾其本质属性，任意扩大外延，人为比附、牵强附会、滥贴标签，把所有领域所有成功的人和事都归功于《孙子兵法》。马来西亚著名企业家、孙子兵法研究专家吕罗拔先生在一次培训中，就曾遇到过年轻人问他“读了《孙子兵法》是不是就可以天下无敌了呢？”。这显然是“万能论”影响所致。
3．“速成论”。学员平时或多或少道听途说过《孙子兵法》是很多企业家发财致富的奥秘，于是乎以一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孙子兵法》课程，追求朝学夕利、立竿见影，以为学《孙子兵法》就像学数理化公式定理一样，学一下就立马可以在商战中稳操胜券所向无敌了。
4．“无用论”。这种认识主要表现在：一是把《孙子兵法》当成“老古董”， 发“思古之幽情”还可以，认为在当今社会压根没什么用，连用来打仗都过时了，怎么还能指导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竞争和管理呢？二是口口声声称《孙子兵法》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名著，有限地承认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对它在非军事领域的应用却充满了怀疑和排斥。
二、造成上述认识误区的主要原因分析
造成上述认识误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下面就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加以分析：
（一）历史原因
1．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遭到巨大破坏，致使人们对国学经典抱有极大的偏见和无知。这是造成上述种种认识误区的根本原因。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可惜的是，中华民族不幸，上世纪先是被五四反传统思潮破坏了“大传统”，即“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文化形态及其传衍”，后又被破坏了“小传统”，即“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的世代相传”，文化经典教育中断，古圣先贤之学几成绝学，以致于今日之中国，在中国人身上保留的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痕迹越来越少了。《周易》、《论语》、《老子》、《孙子兵法》等国学经典，长期被中国人视为封建思想的载体，唯恐避之不及，更别说什么主动学习及应用了。虽说近几年国学呈复兴之势，但长达近一个世纪所形成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见和无知，却不是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消除殆尽的，对《孙子兵法》的偏见和无知只是其中一个鲜明的例子而已。
2．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独尊儒术”及“崇儒抑兵”。这是造成上述“阴谋论”的主要原因。中国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第一个高峰，儒、墨、道、法、兵等诸子百家争鸣而无一独占鳌头。然而，自从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及利用，使其成为官方所承认的唯一正统思想，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这种格局下，其他各家的地位均在其下，兵家也不例外。特别是从宋朝开始，在其“崇文抑武”治国方略与“以文制武”的政治体制下，叶适、刘敞等宋儒在学术领域掀起了一股“崇儒抑兵”思潮，在价值观上对兵家予以激烈的批判。不仅如此，这种观点为后世所因袭，致使兵家“舍正务奇、背义任诈”，“兵家者流、以智为先”如此等等，都成为人们的普遍认知，作为中国人潜在的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一保留至今。
（二）现实原因
当今世界，社会风气浮躁，拜金主义横行，人们急功近利。这是造成上述“万能论”、“速成论”的主要原因。在企业培训领域，一是有些培训师和培训机构一味从经济利益出发，推销课程时夸大其词，作很多不实宣传。例如：有家培训机构在一个只有两天的内训课程中，课程收益竟然能够让学员“学会如何运用、学会变通运用《孙子兵法》”，完全不懂“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兵法原理，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二是被培训者急于求成，对培训课程期望值过高，以为参加一两次培训，企业所存在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彻底解决。这一点表现在对《孙子兵法》课程方面就愈发明显。
三、正确认识《孙子兵法》课程
对于如何正确认识《孙子兵法》课程，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孙子兵法》课程并非无用，也非万能，更非阴谋诡计大全，而是有“大用”之智慧和谋略。因此，学习它并非一朝一夕可得，需长期学习，方有大获。《孙子兵法》有着巨大的的理论和应用价值。孙子兵法研究专家姚振文先生概括得比较全面，分别是“哲学光辉、战略价值、科学理性、竞争之道、统御之道、思维特征、美学价值、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专家洪兵大校则着重从战略层面提出：《孙子兵法》“深刻揭示了竞争规律，是制胜之道，能够帮助笔者们在当今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充分展示了战略智慧，是统帅之道，能够帮助笔者们提高战略思维水平。”“蕴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一项巨大的文化产业，能够帮助人们在经济发展中形成独特竞争优势。”特别强调“《孙子兵法》是大智慧”。
对于《孙子兵法》的作用，想起了中国著名老学专家孙以楷先生的一番话：“我一向认为中国哲学不是工具，不能教给人以谋生的技巧，不能教给人以生化物电知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哲学是无用的。但是中国哲学给人一种关怀、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又是无用之大用。”而《孙子兵法》“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冯友兰语）这样看来，它就不仅仅是“无用之大用”了，更是出色的“大用”之作了。当然，在肯定《孙子兵法》有用的前提下，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一是它从本质上讲是一本军事著作，作用体现无疑首要在军事领域而不是其它领域；二是它主要指导的是充满活力对抗的竞争领域，而不是非竞争领域；三是它“舍事言理”，长于战略指导且价值永恒，战术部分则有过时的地方。
至于“《孙子兵法》就是阴谋诡计”的结论，只要认真地读一遍《孙子兵法》，就不难发现，它兼具“阳谋”和“阴谋”，主要内容和核心思想并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根据著名谋略学家罗志华先生的观点，按是否有欺骗因素为标准将谋略划分为“正道谋略”和“诡道谋略”，《孙子兵法》明显以“正道谋略”为主。何况，谋略本是“双刃剑”，关键看你做什么用，是为善呢还是为恶，以善为目的的“阴谋”又何妨？
[1]李零．兵以诈立――我读[J]．中华书局．2006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孙果达教授在《人民论坛》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认为：作为兵法经典的《孙子兵法》，虽然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一部分，完全应该继承和发展。但是兵法毕竟有其自身特点。它是暴力的产物，诡诈的体现，是柄双刃剑，如果在和平建设中肆意挥舞就可能伤及我们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伤及民族的素质与社会的发展。日前，记者对孙果达教授进行了专访，请他谈论孙
子兵法对和平建设时期的影响。
4月22日，记者约请了南政上海分院的孙果达教授。“中国社会崇尚兵法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况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语音略带沪腔，中等身材，面色凝重的孙教授一身戎装，威武且不失儒雅风范，落座后，娓娓道出和平建设时期却受孙子兵法影响的新观点。
孔子和孙子分别代表政治与军事
人物周刊：您好孙教授， 素有“兵之圣者”之称的孙子，在您看来，从另一个角度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孙果达：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非常热闹，但今天看来，一直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形影相随，真正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其实只有两个人，那就是孔子和孙子。这很合乎逻辑，因为孔子和孙子分别代表着政治与军事，一文一武，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两大最主要的内容。
人物周刊：为什么近代儒家理论日衰，而孙子兵法却日益显赫？换句话说，历史上经常有反孔的，而从没有反孙的呢？
孙果达： 多少年来，孔子的儒家理论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正统理论。但自近代以来，儒家理论日益式微而孙子兵法却日益显赫。这种情况的出现，人们通常认为是社会动荡的客观原因造成的，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从中国的封建历史来看，盛世往往儒教当道，而乱世总是兵法盛行。那么，除了客观因素，这两个理论的本身有没有原因呢？我们不妨来作个简单的比较。
孔子的儒家理论是治国的理论，因此对孔子的评价，不管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可以说经常是一波三折的。大凡新国君登基总是尊孔的，因为儒家理论有利于社会稳定。但只要是涉及造反的，不管是造皇帝的反还是造军阀的反，甚至是造所谓“走资派”的反，孔老夫子则总是首先被提溜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并把他老人家的理论批得体无完肤，狗血淋头。
孙子的兵法是打仗的理论，只要有军队有战争，就得学习和使用这一理论。因此历史不管是狂风暴雨，刀光剑影还是风和日丽，歌舞升平，孙老夫子总是被顶礼膜拜推崇备至，而他老人家的理论则被捧得出神入化，举世无双。换句话说，翻翻中国的历史，反孔的例子司空见惯，不胜枚举。而反孙，甚至可以说连批孙的例子都是前无古人难觅踪影。此外，由于中国历代的开国元勋都是靠军队夺取政权的，因此都理所当然地烂熟兵法。众所周知，人们总是偏爱自己所熟悉的东西，执政后即使会暂时冷落孔老先生也不会难为孙老先生。从这点来看，历史上的孙子确实要比孔子幸运得多。
人物周刊：儒家理论是意识形态理论，孙子兵法理论是专业应用性理论，是不是后者较前者不易受到政治冲击而根深蒂固呢？
孙果达：儒家理论起码有三大致命的弱点。一是官气太重。因为是国教，是“主流”，惟我独尊，高高在上。结果使得这一源于民间理应简明的理论日益复杂化与神圣化，也使得民众一知半解敬而远之。二是高深莫测。由于研究儒家理论，尤其是掌握儒家理论解释权的都是而且必须是满腹经纶的学问人，结果竟然从孔老夫子当年许多随口说出的片言只语中挖掘出异常深邃的思想和极其丰富的内涵。其中仅仅对一个“仁”字，就不知耗了多少心血与纸墨，却仍然不得要领不知所云。乃至几千年后的今天，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三是鱼龙混杂。儒家理论实在是集精华与糟粕于一身，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在搞不清其中哪些是民族的精华，哪些又是封建的糟粕，甚至不得不使才疏学浅之人以为精华与糟粕“本是同根生”而已。
孙子兵法起码有三大明显的优点。一是广泛性。众所周知，孙子兵法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远远超出了其诞生的军事领域，几乎在各行各业里都大有它的用武之地。二是应用性。由于孙子兵法是应用性理论，没有明显的阶级性与倾向性，因此不会因为统治者政见的不同而遭到禁止或封杀，更不会因为研究与宣扬孙子兵法而遭殃。三是通俗性。研究孙子兵法，特别是近代研究孙子兵法的群体基本上都是源自民间，结果使其关键理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因此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上至才富八斗，下至引流卖浆，都对三十六计还是七十二计耳熟能详了如指掌。特别是1840年以来，为了反侵略或打内战，尤其是为了以弱胜强，孙子兵法更是大行其道，大得人心，以至不管是军人还是文人，也不管是白道黄道还是黑道中人，几乎都得精通孙子兵法才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一句话，孙子兵法是把复杂的专业理论简明化、通俗化和大众化了。
由此看来，中国的历史虽然口头上是尊儒，骨子里其实是尊兵。起码也是虚尊儒教而实崇兵法。仔细想想，这也合情合理，中国封建社会几乎所有的改朝换代都是高举孙老夫子的兵法而不是孔老夫子的儒教实现的。
兵法的盛行除了历史的原因更有现实的原因
人物周刊：新时期和平时代，兵法理念也没淡出社会生活，而且已被泛化，各版本以兵法为理念的书籍越来越多，琅琅上口的兵法语录许多人随口能背出。像“兵不厌诈”是否有悖诚信教人诡诈的嫌疑呢？
孙果达：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战争的结束与和平建设的开始，兵法理应淡出中国的社会生活。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阶级斗争伴随着兵法依然盛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离社会生活渐行渐远。与那个时代相关的一切，也被人们日益淡忘。奇怪的是惟独孙子兵法不仅未受牵连，反倒日益兴旺。尤其在异军突起的市场经济中，孙子兵法更是备受青睐，大行其道。
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崇尚“诸葛亮”，盛行兵法，其危害性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对社会影响最深的是“诚信”建设。俗话说兵不厌诈。因此兵法不仅不讲“诚信”，而且其锋芒所指的就是“诚信”。兵法中运用得最基本最普遍最频繁的也许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诡”与“诈”。前者是变化多端深藏不露，目的是掩护自己争取出其不意。后者是欺骗引诱制造错觉，目的是误导对方争取事半功倍。如果社会漠视"无信不立"的规律，
习惯以“诡”与“诈”作为常用手段来争取或维护自身利益，这个社会将成为什么样的社会，民族现代化素质又如何能够提高。可以断言，当今社会诚信的缺失，与我们长久以来崇尚兵法是不无关系的。试想，一个崇尚和擅长兵法的社会能够重视与建设社会的诚信吗？
人物周刊：您认为社会上兵法盛行，各种“模拟战场”大行其道的时候，对社会本身造成什么影响？
孙果达： 会影响社会的稳定。社会要稳定就必须讲究规则，这早已是人之共识。而兵法的盛行其实是对社会既定规则的蔑视，是对社会公共秩序的挑战。战争该不该讲规则？这是当今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绝非三言两语就能讲清的。那么玩兵法又该不该讲规则？这个问题可能更难回答，但也可能很易回答。当我们的各种媒体大骂宋襄公是"蠢猪"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当年孙老夫子发明兵法时，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专门用在军事领域中的兵法竟然会在几千年后被人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广泛运用到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知兵者善斗”，如今人们已经习惯地把商场当战场，把赛场当战场，把考场当战场，把官场当战场，把职场当战场，把人生当战场，这种无处不是战场，无人不是战士的荒唐现象，其实是把社会当成了一个巨大的战场。社会热衷兵法，实在是取小利而弃大义，谋眼前而毁长远。试想，一个兵法盛行的战场式社会能够拥有真正持久的和谐与稳定吗？
人物周刊：您认为不应该再以兵法为母体衍生一些把各种场都当作战场的理论？现在到了该反思“兵法”泛滥的严峻时刻了吗？
孙果达：对！由此看来，兵法绝不是智慧的代名词。如果用长远观点来考察兵法在眼下的运用，即使不看其副作用，充其量也只是小聪明与小智慧。也许只有在清除或淡化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兵法”后，我们才能真正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大聪明、大智慧和大形象。
顺应这种天命因于人事的进步潮流，孙子对“天”给予了独树一帜的界定。孙子之天不是天命之天，不是道德之天，不是感叹之天，而是实实在在的自然之天。在《孙子兵法》中，“天”字凡19见，主要有以下几类义项：（1）天时。如“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天地孰得”“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非天地之灾”。（2）天空。如“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3）天然。如“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4）天地。如“无穷如天地”。（5）天气。如“时者，天之燥也”。（6）天下。如“战胜而天下曰善”。在所有这些用法中，天主要指称天时、天空、天气、天地、天下，郭化若先生称其“是自然的‘天’，不是神化的‘天’”［2］161，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天时，而非不可改易的天命。也就是说，孙子主要是将“天”与“地”作为影响战争胜负的自然条件与客观因素来对待，视其为战争中必须考虑的天时地利，没有丝毫形上色彩与神秘意味。他曾明确指出，军队作战出现“走”“驰”“陷”“崩”“乱”“北”等失败情形，完全是由将帅人为过错所致，而决非天神带来的灾难，“非天之灾，将之过也”。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天神鬼神在战争中的主宰地位。［3］孙子对“天”的理解是以“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为基础的，因此，如何理解“阴阳、寒暑、时制”，就成为探讨孙子天论的突破口。“寒暑”“时制”是指天气冷暖、四时变换，纯粹是自然概念，无须多辨。在此着重探讨一下容易引起争议和产生歧义的“阴阳”概念。通观《孙子兵法》，孙子主要是在自然条件与地理因素意义上使用“阴阳”概念的。孙子说：“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何炳棣先生认为，孙子所讲的阴阳，“指的是昼夜、晦明、风雨等自然现象，毫无战国中晚期阴阳说的神秘色彩。”其“凡军喜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的说法，与《周易•系辞》及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的“阳贵阴贱”意指形上、宗法关系完全不同，“《孙子》是从纯行军原理判断自然条件优劣而言的。地势高亢总比卑湿优越，朝南向阳的方位总比荫翳背光的地点空气清新，‘军无百疾’。《孙子》阴阳之纯属理性，不待多言。”［4］应该说，这一理解符合孙子本意。的确，这里的“阴阳”乃是指地理位置上的阳面与阴面，是客观的地利因素，无神秘意味可言。结合孙子“不可取于鬼神”“禁祥去疑”等说法及孙子的整体思想取向来看，孙子的阴阳概念不应是迷信而应是理性的反映。征诸历史，“阴阳”概念出现很早，甲骨文中即已存在阴阳二字［5］71。徐复观先生对《诗经•邶风•终风》中的“噎噎其阴”与《诗经•豳风•七月》中的“春日载阳”诗句加以认真考辨之后，认为《诗经》中的“阴阳”，都没有后来作形成万物原素的阴阳二气的意义，“阴阳”最初主要是与日光有无以及气候冷暖相联系的［6］453－454。到了春秋时代，阴阳观念有了新的发展，其最大的发展是以阴阳为天所生的六气中之二气，阴阳已成为实物性的存在。《左传•昭公元年》载有医和语：“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这里医和即是用具有实物性质的阴阳之气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人们还用阴阳二气的存在状况来解释地震这类特殊的自然现象。《国语•周语上》载：“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而民乏财用，不亡何待？”由日光有无、气候冷暖，发展为实物性的存在，虽然显示了人们抽象思维的进步，但此时阴阳概念的主要内涵还是自然性质的，并无神秘之处。视阴阳为天之所生二气，是自然天论崛起的明显标志。而自然天论的崛起，是西周以来主宰之天失落的必然结果，是对主宰之天的直接反叛。诚如杨泽波先生所言：“由于主宰之天失落而形成的淡化神论，注重人文的思潮，对于先秦天的思想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反应便是自然之天的崛起。”“周人的天是一个有意志的人格神”，“主宰之天是周人思想的核心，正是依靠这一核心内容，周人才完成了由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进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周政治走向衰败，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怨天、骂天、疑天的思潮席卷而起。“在主宰之天渐渐失落的大背景下，淡化神论，注重人文成为中国轴心时代的主基调，便有了相当大的历史合理性。”［7］104－109孙子的自然天论，就是在此主宰之天渐渐失落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以此疑天思潮为大背景，孙子提出和强调了其自然天道思想，并以此作为其立论的基点和前提。其自然天论，没有感叹之天的情绪宣泄，没有道德之天的形上意味，更没有天命之天的神秘色彩，有的是自然之天的客观性与务实性。
二、“不可取于鬼神”而“必取于人”的人本说
正由于孙子是一个自然天论者，更由于其基于“胜敌而益强”之冷酷现实的理性思考，所以他坚决反对迷信鬼神星占，反对任意的比附和类推，而强调要取信于人，重视人本身的作用，重视人为因素的影响。其曰：“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通览《孙子兵法》，不难发现，孙子无时无刻不重视人的作用，无时无刻不强调人为因素的影响。其清醒地察识到，战争是有着“日费千金”之损耗，“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诸侯乘其弊而起”之隐患，“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之危险，关乎社稷兴衰、国家存亡、百姓祸福、士卒生死的“大事”。然而，战争虽然消耗多，影响大，但在其所处的春秋时代，毕竟是一个“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危机四伏的时代。故此，君主将帅们力求“自保而全胜”、“安国全军”，乃理所当然；同时，力图“威加于敌”、“胜敌而益强”乃至争霸称强，亦为大势所趋。因此，孙子虽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顿而利可全”以及“全国为上”的理想目标，但其也清楚，一定范围内与一定程度上的实战很难避免，关键是要争取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即要尽力做到速胜、巧胜、易胜与全胜。而速胜、巧胜、易胜与全胜，又不能靠侥幸得来，也不能靠鬼神星占得来，而是要靠君主将帅“经之以五事而校之以计”，尤其是要“修道而保法”，即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上进行全面周密的考量与部署，做到与民“同意”、“上下同欲”，知彼知己，有谋有备，方可实现。一句话，要靠人之德、人之智与人之力，方可得来。孙子所重视的“人”，主要包括君主和将帅。孙子要求君主成为“有道”之“明君（主）”，将帅成为“知兵”之“贤（良、智）将”。而“有道”之君，“有能”之将，关键是要懂得“五事七计”。《计篇》云：“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诡）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开宗明义，强调指出，战争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国家大事。战争的决策者、谋划者与指挥者们必须以高度审慎而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对待战争，从“五事七计”方面来谋划和准备战争。显然，其没有将战争胜负归因于外在的天命神意，而是将其归因于可以认识和把握的人为因素。其判断胜负的“五事七计”，绝大部分都与人有关，即使是谈“天”说“地”，也是将其纳入“人”的视野来分析。孙子所言“五事七计”，包括政治、天时、地理、将领、法制等综合因素，涉及战略、战术、管理、心理等诸多方面，主要是从人的角度来探讨战争胜负问题。具体而言，这种对人为因素的重视，表现为政治上重“德”、战略上重“知”、战术上重“权”、管理上重“法”、心理上重“治”。政治上重“德”，由此而标举了治国理政能力。在其看来，战争是一个人为因素起决定作用的领域，是综合实力的较量，不仅要进行谋略上的博弈和经济上的比拼，更要进行道义德能上的对决。换句话说，要赢得战争，不仅要有高超的军事谋略与坚实的物质基础，还要有雄厚的“道德资本”。故而，君主是否“有道”，将帅是否“有能”，即是否施德政、是否有德能，是军事战略能否成功实施的政治保障，是关乎人心向背进而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其中，君主之德能主要表现为恤民安民、慎战重战、“将能不御”等方面，而将帅之德能主要表现为“智、信、仁、勇、严”等方面。战略上重“知”，由此而强调了全面认知能力。恰如陈学凯先生所言：“知彼知己，避实击虚的战争知行观，就是孙子整个军事哲学和战争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精华”，“孙子的战争知行观是一切韬略的源头，是制订必胜军事计谋的一条必由之路。”［8］1－2在孙子看来，战争领域虽然纷繁复杂，但人们能够认识和把握战争，“胜可知”进而“胜可为”，即在全面深入掌握信息的基础上，控制敌人，应对变化。［9］一方面，其对君主将帅求“知”与能“知”的主观能动性作了充分肯定［10］7。君主要知与民“同意”之道，将帅要“知胜之道”。“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这是说，君主将帅要想取胜，首先必须知晓审时度势把握战机、合理进行力量配置、上下同心同德、重战而备战、加强协调配合，这些有关天时、地利、人和的“大道理”。而且，要“先知”敌我，“尽知”利害，“先知”与“尽知”，知常与知变，相互补充，有机统一。另一方面，孙子对有所“不知”者发出严正告诫。其直言不讳地指出，君主如果对军事“不知”而盲目干预军事，就会“乱军引胜”。“故君之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将帅如果“不知”“战之地”与“战之日”，也容易陷于“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的被动局面。总之，君主将帅，应该深谋远虑，高人一筹，努力做到尽知、深知与先知，而尽量避免半知、浅知与不知。战术上重“权”，由此而突出了灵活应变能力。孙子战术思想主要包括“兵者诡道”“兵以诈立”“分合为变”“奇正之变”“因利而制权”，其核心是一个“权”字，“权”即诡诈权变。按其所论，在瞬息万变的战争领域，不能拘于“君命”，而要根据变化着的情况采取灵活应变措施。具体来说，其一，在战斗部署方面，要“先处战地”，以逸待劳，因“地”制宜，懂得“九地之变”。其二，在战斗指挥方面，要“悬权而动”，不牵强，不固执，不拘泥，以保存实力而击败敌人为准，“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战之，少则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要善于出奇制胜，“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但孙子也特别指出，“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通“释”）人而任势。”褚良才先生解释为，“善于作战的人，力求造成有利态势，而不强求于人。所以就能放弃有限的人力而造成有利的态势。”［11］53这表明，仅靠有限兵力难以制胜，关键是将帅要开创性地制造和利用有利的态势，这样就可以胜得“巧”“易”。其三，在战斗实施方面，要“兵以诈立”，示形动敌，善于制造假象迷惑敌人，“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善于通过各种手段探敌虚实，以便策应，“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侯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管理上重“法”，由此而凸显了组织管理能力。孙子很重视运用“法令”教导民众、管理军队。其所谓的“法令”，主要包括军队的组织编制、官吏的委任与职责划分、军用财物的供求管理等几个方面。有了法令，又如何保证法令法规行之有效呢？孙子认为，首先要做到“令素行”。也就是说，在平素就要遵照法令法规教导民众、管理军队，使广大民众与吏卒遵章守法，习以为常。其次，要信赏信罚。也就是说，要按照法令法规及时而合理地赏罚，绝不能食言失信。再次，要恩威并用，使得三军自觉自愿地守法护法。一味严厉而不“亲附”，则“不服而难用”，过于宽松而不严格，又容易导致“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同样也“不可用”。而所谓的“六过”，即“走者”“弛者”“陷者”“崩者”“乱者”“北者”，也主要是由于将帅不能严明法纪造成的，“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将之过也”。陈暤在注解“六过”时说：“一曰不量寡众，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于训练，四曰非理兴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择骁果，此名六败也。”张预也说：“将弱不严，谓将帅无威德也。教道不明，谓教阅无古法也。吏卒无常，谓将臣无久任也。陈兵纵横，谓士卒无节制也。为将若此，自乱之道。”这两家都着重从将不行令而乏威、卒不守法而致乱的角度来注解孙子，可谓深得其意。心理上重“治”，由此而彰显了心理调适能力。在孙子看来，战争既是实力与智谋的博弈，也是心理与胆识的较量。故而，君主将帅的心理状态与士气对于战争胜负也具有重要影响。首先，君主将帅要保持冷静，善于克制，不可“怒而兴师”，“愠而致战”。尤其是将帅，要“静以幽，正以治”，防止“五危”，保持心态平稳，端庄持重，有条不紊，否则就有“夺心”之忧。正如老子所言：“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老子•第六十八章》），这是说，善做将帅的，不逞勇武，善于作战的，不轻易激怒，善于战胜敌人的，不用对斗。在将帅治心上，孙子与老子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其次，将帅在实战过程中要善于“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示“形”造“势”，善打“心理战”。孙子特别强调将帅在使军队取得心理优势，克服心理弱点中的主导作用。他提出，将帅通过“愚士卒之耳目”，“易其事，革其谋，使民（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人）不得虑”，“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以及“投之于险”，“示之以不活”等手段，就可达到“若驱群羊”，“若使一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神奇效果。质言之，君主将帅不但要提高自己的心理素养，优化心理状态，而且也要尽力使用多种手段，使部下排除心理障碍与克服外界干扰，以求众志成城、同仇敌忾之效，这就为战胜攻取提供了可靠的心理保障。
三、“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因变观
进而言之，孙子重视人之作用与地位的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其提出了“因敌变化而取胜”、“因敌而制胜”的因变观。在孙子看来，置身于充满变数与偶然性的战争领域，须采取灵活机动的因应策略，通权达变，以牢牢掌握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一因变思想是“必以全争于天下”即对天下形势整体把握的必然表现，是对“兵形象水”即复杂多变的战争领域的深刻洞察，是对当时流行的鬼神星占观的坚决否定，更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肯定，体现了积极能动的辩证思维。［12］孙子从五声、五色、五味入手，着重阐明“五行”自身的变化，并由此导出其核心概念“奇正”，以说明“战势”的变化无穷。其曰：“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恰如蓝永蔚所言，孙子“对五行的阐述偏重于五声、五色、五味，和《左传》的有关记载是一致的；而且其着眼点在于五行自身的变化，并由此导出了‘奇’、‘正’的概念。”［13］而孙子之所以强调五声、五色、五味之变，并明确提出“五行无常（恒）胜”，主要目的是为了论证军事领域中敌我、奇正、虚实、动静、迂直、勇怯、进退、攻守、众寡、强弱、治乱、利害、全破、胜负、生死等矛盾对立因素也是相互制约、相互转化与相反相成的，以此告诫人们不能用“五行”定向生克的固定模式来看待战争，而要认识到如同“水无常形”，“兵无常（成）势”，故而“战胜不复”，从而强调战争领域的变化莫测，强调要积极主动地适应变化、掌控变化，“应形于无穷”，“因敌变化而取胜”，即利用矛盾相互转化的原理，根据形势变化而调整、变更战略战术，以求出奇制胜。［14］按孙子说论，从因应对象来看，要“知”敌而“备”敌、“随”敌而“动”敌。首先，要“知”敌。即采取“策之”“候之”“形之”“角之”等多种手段以探敌虚实，以“知诸侯之谋”。其次，要“备”敌。在“知”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备敌，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以虞待不虞”，就可有备无患，以逸待劳。倘若不知敌且不善于备敌，就可能由“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之主动，而变为“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与“必擒于人”之被动。第三，要“随”敌。在对敌手透彻了解与有效防备的基础上，还要随时寻找战机，“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最后，还要“动”敌。即善于通过示形造势迷惑敌手，“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善于刺激，“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善于诱骗欺蒙，“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利而诱之”；善于通过情报间谍活动牵制摆布对手，使得战由我出。总之，只有“知”敌而“备”敌、“随”敌而“动”敌，才能“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才能“为敌之司命”。从因应内涵来看，主要是“因形”与“任势”。先看“因形”。孙子所说的“形”，主要是指战争中客观、有常、易见的因素，是一个实力与优势概念。“形”有静态、动态之分，动态之“形”与“势”相近。其所谓的“因形”，包括示形、探形、造形与制形。我方通过主动示形可以调动敌手，“形之，敌必从之”；通过陈师部列加以试探而知死生之形，“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在“度”“量”“数”“称”“胜”环环相扣的实力基础上，制造“以镒称铢”“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之形，就可造成一泻千里、不可阻挡之势；而能做到“形人而我无形”，达到“无形”而“形圆”，使得“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胜之形”，就可“应形于无穷”，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再看“任势”。孙子所说的“势”，主要是指战争中能动、易变、潜在的因素，如指挥的灵活、兵力的使用、士气的勇怯等［15］56－62，“势”与“形”密不可分。孙子主张储备实力，利用优势，制造机变，所谓“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在其看来，“任势”者，并不求全责备，而是善于捕捉玄机，根据需要而灵活利用奇正、强弱、分合之变，营造“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的险峻之势，使得“齐（怯）勇若一”，以收“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之效，从而巧妙地“运用力量，因势施谋，借势成事”［16］225。从因应原则来看，孙子强调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也就是要权衡利弊而采取灵活适宜的行动。具体而言，首先要“杂于利害”。在其看来，明智的将帅，一方面能“尽知”利害而兼顾利害；另一方面又能做到“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即变迂为直，转害为利。其清醒地认识到，“利”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使我方“胜敌而益强”，也可使我方虽然“战胜攻取”却因“不修其功”而置于难以收拾的凶险之境。故而，要通盘考量利害得失情况，采取周全的因应措施，不可顾此而失彼，更不能因小而失大。其次，出于长远考虑，为追求“安国全军”之大利，“兵不顿而利可全”之全利，“唯民是保，而利于主”之重利，而非短浅之利、微薄之利、破损之利，孙子强调要贵胜主速。因为，春秋时代的诸侯国比较小，人力、物力、财力很有限，一般都经不起旷日持久的战争，“久暴师则国用不足”。长期用兵作战，必然消耗巨大，挫伤锐气，导致国力亏空，军民疲敝，让人有机可乘，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取胜即可，不宜拖延，更不能穷兵黩武。
概言之，孙子以自然天论为前提，提出“不可取于鬼神”而“必取于人”的人本说，政治上重“德”，战略上重“知”，战术上重“权”，管理上重“法”，心理上重“治”，强调了治国理政能力、全面认知能力、灵活应变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以及心理调适能力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这种疑天而取人、重德而尚变的价值理念，是对殷周之际疑天而惟人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是其整个哲学思想的重要基础与根本前提。
【英文摘要】theartofwarbysunziisnotonlyabookconcerningwars,butamasterpieceonshi.fromthecommentsonshi,wecaneasilyfindouttheinfluencewhichthebookhashadonthedevelopmentofartaesthetics.shiisusedbysunziasnaturalcondition,innerstrengthandwar-situation,embodyingthebeautyofnoumenon,reasonandstrength.fromanaestheticperspective,thegreatvalueofshiisthetranscendenceoverthetraditionalviewpoints,andtheaesthetictransitionformnatureandhumantothesocietyincludingwars.duetothecontinuousexplanationbymanytheoristsinlatergenerations,shifinallybecomesatypicalaestheticcataloguewith profoundsignificanceandnationalcharacteristics.
【关键词】孙子兵法/势/本体美/理性美/力量美/theartofwarbysunzi/shi/beautyofnoumenon/beautyofreason/beautyofstrength
提起《孙子兵法》，人们都知道它是一部研究军事谋略和作战技巧的古代兵书，具有很高的地位、深刻的价值和广泛的影响，以至于人们把这部著作奉为“兵经”或“武经”，而把其著者孙武封为“兵圣”。事实上，从文本的价值阐释和实践品格来看，这些评价绝非溢美之词。然而，《孙子兵法》对后世的影响绝非仅限于军事领域，在哲学美学特别是艺术美学领域内，它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但目前很少有学者愿意涉足甚至根本不屑提及，这确乎是一种已被长久“遮蔽”了的“存在”。《孙子兵法》对后世艺术美学发展的审美向度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最鲜明而集中地体现在对“势”范畴的论述上。
一、“势”在《孙子兵法》中的多重所指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势”是一个被广泛应用的重要范畴之一。《孙子兵法》从军事学的角度，较早提出且颇为系统地论述了“势”的各种类型及其特点。从《孙子兵法》全书来看，直接提到“势”字的有15处之多，涉及《计篇》、《势篇》、《虚实篇》、《地形篇》等篇章，其中《势篇》是论述“势”的专篇。尽管在其他篇幅中并未直接提到“势”字，但都程度不同地和“势”相关联，讲的都是治军策略、用兵技巧、军事实力、虚实关系、战场地形、攻守方式、间谍运用等对军势、战势直至战争结果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我们不妨说，“势”才是《孙子兵法》的核心范畴，《孙子兵法》其实就是一部论“势”的兵书：作战前应善于判断形势、驾驭局势，作战中应巧妙地利用地势、山势、水势、火势，善于造势、积势、任势、变势、化势，调动全军的气势，占据战势的主动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最大可能地夺取战争的胜利。显然，《孙子兵法》并非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用“势”，由此便形成了《孙子兵法》中“势”范畴的多重所指。
一指自然之形势，具体表现为战争中应巧妙地运用地势、山势、水势、火势等。这是孙子论势的第一层次。《行军篇》提出了处于不同地形情况即“处山”、“处水”、“处泽”、“处陆”条件下不同的“处军”方法，得出了“好高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的驻军原则，强调了“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等地形的隐患，这些旨在说明作战时要巧妙地利用地形地势。《地形篇》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详细地考察了“通形”、“挂形”、“支形”、“隘形”、“险形”和“远形”此“六地”的利弊，并探讨了应相应具备的战术原则，说的也是地势对战争形势的巨大影响，孙子认为此乃“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九地篇》在开篇便提出了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和死地等“九地”，论述了战场地形地势对士兵心理、诸候态势和敌我形势的影响。《火攻篇》虽然表面看来是在讲“以火佐攻”，实际上是说火攻同样可以对战争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可见，在孙子那里，“自然之势”已成为影响战争结果的不可低估的重要因素。
二指内在之气势，具体表现为为赢得战争的主动权而具备的全军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是孙子论势的进一步深入。
如果说自然之形势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外部因素的话，那么“人”才是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因素。《孙子兵法》从内部因素即人的素质、人的心理等方面加以阐述，认为从将帅到士兵必须打出气势、拿出信心，同时应消解和压制敌人的气势。
“用兵任势也。”(曹操语)孙子认为，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将帅就必须善于激发全军的气势。一方面将帅要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即谋略冷静而幽邃、管理公正而严明等)和运筹帷幄的指挥能力(奇正变化、避实击虚等)，给全军做出表率，从而激发士气；另一方面又要靠深入敌军(“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重击敌军(“故杀敌者，怒也”)和激励奖赏(“故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等手段，做到“与众相得”(《行军篇》)。在他看来，“齐勇如一”(《九地篇》)才是真正的为军之道；只有戮力同心，才能得战争之“势”，进而取得战争的胜利，因为“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
全军内在气势的获得，既要靠“我军”士气之激发，又要靠对“敌军”士气的消解和争夺。《军争篇》深刻指出：“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作为将帅，必须善于“观势”，即所谓的“相敌”。孙子在《行军篇》中列举了32种“相敌”方法，包括饥、渴、劳、虚、恐、扰、乱、倦、穷、失、窘、困、不精、乏、怒，以及静、挑、安、来、隐、伏、覆、车来、徒来、薪来、营军、敌卑、辞强、陈、谋、期、诱等。在孙子看来，“任势”必须“观势”，正所谓“知彼知己，胜乃不殆”(《地形篇》)。
三指战争之局势，具体表现为由自然之形势和内在之气势而形成的对作战形势的控制力与对敌人无形的打击力。这是孙子论势的核心和落脚点。
“势”在虚为“气”，在实则为“力”，体现为作战时的一种爆发力、冲击力。有的学者指出：“‘势’就是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由于实行正确的作战指挥，从而在战场上所表现出的实际作战能力。”[1](p54)孙子也提出：“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势篇》)在孙子看来，“势”具有“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和“激水漂石”所形成的“势能”，依靠此“势”，“其战人也，如转木石”(《势篇》)。但这种“势能”究竟缘何而来呢？除了前述的巧妙利用自然地势、调动全军内在气势以外，孙子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认为，“势”贵在“变”，“战势不过奇正”，要善于在“奇正”之间寻求不断变化，“以正合，以奇胜”，唯其如此方能“不可胜穷”。“势”贵在“造”，造出声势，给敌军以假象，“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势”贵在“化”，《用间篇》讲的就是化势的问题，即通过用间和反间扭转战争形势，化被动为主动，达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出奇制胜的效果。“势”贵在“度”，即审视实力、把握时机、巧妙安排。孙子在《地形篇》论述“远形”时提出“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的观点，在论述“六败”时又提出“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也就是说在地势均等、平分兵力、实力相当的情况下作战就非常不利。“势”还贵在“积”，经过长期而有准备的蓄积和贮存，就如同火山爆发、剑拔弩张般蕴藏着极大的动力和能量，所以他说“势如弓广弩”，王皙则提出“势者，积势之变也”。总之，作战应“求之于势”，“择人而任势”，方能形成“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般之“势”或曰对敌打击力。
基于上述理解，很显然，孙子之“势”绝非简单的“形势”二字可以全部说清。它固然最终指向战争的局势，因为《孙子兵法》原本就是谈论战争的，孙子就是想证明应通过一切办法取胜战争，但同时还要看到，把握战争的局势、赢得战事的主动权，不可能唾手可得，而应善于利用自然之势，巧妙地营造内在之势。只有做到内外结合，才能真正得“势”，“因利而制权”(《计篇》)，否则只能落个“用之必败”、吾乃“去之”的结局。孙子以其气派非凡的“论势”，给予当时的为政者和后世的军事作战以深刻的启示。
二、《孙子兵法》中“势”范畴的美学意蕴
《孙子兵法》的军事学价值自不待言，但其美学价值却常常为学者们所淡漠和忽略。从审美角度来审视《孙子兵法》，我们不难发现，其所反复论及的“势”范畴具有深刻的美学意蕴和独特的美学价值。
《孙子兵法》之“势”首先具有显明的本体美。《孙子兵法》一书的核心是什么？可能更多的学者都倾向于一个“计”字，认为全书都是讲谋略的，“先计而后战”理应成为全书的核心。但笔者以为，事实并非如此。如前所述，《孙子兵法》全书直接或间接论“势”的篇章占据相当的比重，甚至可以说，全书13个篇章都与“势”有关，或造势，或用势，或变势，或积势，或观势，论述的焦点或终极旨归直指对战争总体局势的驾驭和把握。也就是说，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势”是一个更具本体意义的范畴。有的学者甚至从“势”本身所蕴含的强劲锐利的力量进一步推论，“势”这个概念“既来自于对生命形式的感悟，又概括着生命的基本特征”[2]。更有意味的是，《孙子兵法》还将“势”与中国古典文化中另外两个经典范畴“道”、“气”联系到了一起。在孙子看来，得“道”者方能得“势”，得“势”也就是寻得了作战之“道”。《计篇》有“存亡之道”、“五事”之“道”，《谋攻篇》有“知胜之道”，《九地篇》有“齐勇如一，政之道也”，《火攻篇》有“安国全军之道”，说的都是“势”与“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此外，孙子还将“势”与“气”勾连在一起，认为得“势”就要＜＞长我之士气、灭敌人之威风。孙子还在“自然之气”与“内在之势”之间找到了逻辑契合，认为“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他还进一步指出，占据作战的有利态势就是要善于“治气”：“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其实，《九地篇》、《地形篇》等篇章对自然之势的重视，不恰恰能够印证作战要善于得自然之“精气”吗？如此看来，孙子之“势”的确非简单之“势”，而颇具本体性的美。
《孙子兵法》之“势”同样具有辩证的理性美。中国古代的辩证法非常发达，这可以从《孙子兵法》、《易经》、《老子》等著作中清楚地感受到。但与古希腊哲人的思辨美迥然不同的是，后者更多地体现为抽象、空洞、玄奥的逻辑推演，一种言语式的论辩甚至是诡辩，一种神性、顶礼膜拜和遥不可及。从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为代表的一批古希腊文论著作中便足可窥见一斑。相比之下，《孙子兵法》所体现出的辩证法思想更具世俗性而少了些神秘性、更具理性而少了些非理性。正如《用间篇》所言：“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或许是出于对战争特有性质的深刻认知，尽管孙子生活在神秘主义依旧盛行、科学思维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但他却能够在论“势”时体现出高度的理智与惊人的警省。他论敌我、虚实、奇正、强弱、勇怯、众寡、动静、进退、治乱、攻守、胜败等，总能给人以纵横捭阖、滴水不漏之感。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对战争经验的厚重积累与长期积淀，如果没有对战争的入微洞察与深刻领悟，恐怕难能以这般气势写出如此之“势”。应该说，孙子之“势”更自然实在，更具亲和力，更能体现出一种旷达的理性美。李泽厚先生在论及《孙子兵法》时深刻指出，该书最值得注意的便是表现在兵家思想中的理性态度，即“一切以现实利害为依据，反对用任何情感上的喜怒爱憎和任何观念上的鬼神‘天意’，来替代或影响理知的判断和谋划”[3](p83)。这一点恐怕也正是孙子论“势”的独特高明之处。
《孙子兵法》之“势”还具有流动的力量美。孙子之“势”是一个流动的范畴，具有不确定性和可转化性。对此，孙子多有论述：“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勇怯，势也”；“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正因为如此，“势”可以造、可以化、可以积、可以变，因而在变化中呈现着“美”，体现着“用兵如神”，并最终指向战争的胜利。这分明是孙子所着意描画的运筹帷幄、指挥自如、势在必得的审美境界，鲜明地展现了孙子的战争美学和军事美学观。此外，“势”原本就是一个与“力”有关的范畴。《说文解字》对“势”的解释便是“盛力权”，显然与“力”有关。其实，在孙子看来，无论是“自然之势”还是“内在之势”抑或是“战争态势”，都内含着一种无形的“力”。“自然之势”总是蕴藏着天然的势能，并能通过一定的方式转化为战争的有利态势；“内在之势”可以摧枯拉朽，以弱胜强，制敌于死命；而依靠巧妙地运用自然之势和内在之势，就可以占据和把握有利的“战争态势”，进而形成强大的爆发力和对敌人致命的打击力。综合运用这几种势能和力量，战争的结局便可胜券在握。无疑，这是一种强悍的美、力量的美、颇具冲击性的美。
三、《孙子兵法》“势”论在美学史中的地位
在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中，“势”起初被广泛地应用于哲学、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但“势”范畴最为成熟也最具影响力，却是在它被移植、拓展到艺术美学领域以后的事情。《孙子兵法》在“势”范畴的发展历程中无疑起到十分重要的“关节点”作用。
首先应引起关注的便是《孙子兵法》对传统“势”论的多元化突破。有的研究者指出：“孙子之势已经生发成熟。其系统所涉及的领域是从自然界现象到人类社会，从具体到抽象、从形而上的最高境界到形而下的具体度、量、数等，显然是一个完整而庞大的体系。”[4]从前文论述来看，《孙子兵法》的“势”论已不仅涉及地势、山势、水势、火势等“自然之势”，更把视角拓展到人本身，关注战争主体的“内在之势”，并把它应用到社会实践领域即战争实践中。俨然，孙子是在“自然—人—社会(战争)”的逻辑构架中展开其“势”论的。从另外一个层面来审视，孙子还把“势”范畴进一步由“实”(自然之势)变“虚”(内在之势)再变“实”(战争之势)，从而给予“势”的虚实特性以较为完整的揭示。
不容置疑，任何范畴都是过程性的，都要历经不断的发展才日臻定型、走向成熟。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回视“势”范畴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势”范畴的鼎盛期出现在艺术美学领域，但“‘势’这一范畴的发展，首先在政治军事等领域中，然后是书论、文论、画论”[4]。也就是说，“势”范畴的发展、成熟和壮大，与此前的《孙子兵法》等著作的重视、阐发有着紧密的关联。我们不难看到，孙子之“势”对后世“势”论的拓展与深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可以从两方面得到直接体现和印证：一是后世论“势”的范围已由孙子的“自然—人—战争”进一步转入艺术实践领域，从而大大拓展了“势”范畴发展和艺术发展的新空间，凸显了“自然之势”向“人文之势”的转变。顾恺之的一席话足以佐证：“《孙武》……若以临见妙裁，寻其置陈布势，是达画之变也。”[5]二是顺着《孙子兵法》的“势”论，后代的理论家都不约而同地围绕“势”范畴进行理论抉发、体系建构和意蕴拓展。卫恒的《四体书势》、刘勰的《文心雕龙》、顾恺之的《画论》等，都对“势”范畴的完善与成熟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随着“势”在书论、画论和文论中的广泛应用，“势”逐渐成为与“意”、“气”、“神”、“韵”、“味”等同等重要的、具有深刻审美蕴含和华夏民族特色的经典美学范畴。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是《孙子兵法》使“势”范畴进一步走向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兵法》不仅孕育了大智慧，也推进了“势”范畴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魏黎波，王新华。孙子兵法今读[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3.
[2]杜绣琳。论《四体书势》中势的生命意蕴[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2).
[3]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梦与兵商魂”，在这个橘黄橙绿、丰盈富足的季节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多名有过军旅经历的“兵商”，汇聚泰山这个被天下誉为“陶朱公”的“兵商之祖”范蠡经商创业、三致千金之地，纵论兵商文化，探讨兵商之道，共商发展大计。
全国人大环资委原副主任、总后勤部原政委张文台上将作重要讲话，国务院办原副主任李建新，电视宣传中心原主任李文朝少将，台湾华孙基金会会长、台湾空军总司令部原副总司令傅慰孤中将，山东省委原常委何法祥少将，山东省委原常委、山东孙子研究会执行会长南兵军少将分别致辞。山东省委原常委、山东省军区原政委、山东孙子研究会会长、山东国际孙子兵法研究交流中心主任赵承凤少将作大会主旨报告，联勤部原政委、山东国际孙子兵法研究交流中心执行主任张建设少将主持论坛。
张文台上将在讲话中，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主线，站在时代的高度，溯源中华兵商文化，就兵商文化、兵商事业的研究、运用和发展繁荣等问题作了深入透彻的阐释，他要求全国兵商要胸怀远大理想，无愧“兵商”称号，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站前排打头阵；要永葆军人本色，敢于市场亮剑，锻造能征善战的商海铁军；要弘扬兵商文化，叫响兵商精神，努力开创兵商事业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赵承凤将军在主题报告中，以系列重要讲话为指导，围绕如何用中国梦铸造兵商魂，深刻阐述了中国梦和兵商魂的辩证关系，系统解读了兵商魂的涵义。
“孙子武者，齐人也”，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这样写道。至唐宋，林宝《元和姓纂》对此又做了更为详尽的描述：“孙武之后，汉有宾硕，魏有清河太守孙焕。晋有孙，避地于魏，故属乐安，因家焉。”即指孙武“郡望”为“乐安”。其后，历代史家均认定孙武世系郡望为乐安。所谓乐安实为唐代乐安郡，其治所厌次，在今山东省惠民县境内。
长久以来，惠民县内孙氏后裔颇多。孙氏祠堂亦有多处，孙家庙、大孙村等有关孙武的传说更是家喻户晓、广为流传。正是出于浓郁的木家情结，惠民县一直利用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优势，致力于孙子及《孙子兵法》研究，共向有关部门提交了300多篇有关孙子研究的论文，还出版了《惠民人说孙子》、《孙子》、《孙子兵法》系列连环画册等，进一步丰富了孙子研究宝库。1989年5月，首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惠民举行。
难能可贵的是，故里人民并没停留于此，而是义无反顾负起子历史重任，倾力强化孙子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自1990年以来，山东省政府先后拨款支持惠民在原北宋孙武家祠基础上建设了孙子故园、孙子博物馆。2002年，孙子文化旅游开发列入《山东省旅游开发总体规划》。同年5月，在滨州市委书记孙德汉的大力支持下，惠民县启动实施了总投资达15亿元的“中国孙子兵法城”建设工程。2003年，山东省政府确定，将惠民县“中国孙子兵法城”定为全省的15个重点旅游项目予以扶持。目前，气势恢弘的孙子兵法城、孙武大道、武圣园等旅游景区，初步发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003年10月，第一届中国(滨州惠民)国际孙子文化旅游节隆重举办。这是中国首次举办以孙子文化为主题的旅游节。孙子文化旅游节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3届。现在，孙子故园、孙子兵法城已被列为山东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山东省重点旅游景点、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研究基地、中国古战场研究基地、国防大学外教部教学基地、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外训教学基地，并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AAA级旅游景区。
实至名归
为进一步提高惠民的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打好武圣这张文化品牌，推进“旅游富县”战略的实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2005年10月，惠民县在经过充分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将惠民镇更名为“孙武镇”。
2006年2月15日，鉴于惠民镇孙子故里的历史和孙子文化产业在惠民蓬勃发展的现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审核认为，从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现实意义上看，“孙武镇”的名称，能更加突出城市特色，显现了历史文化名城惠民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时展的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新地名符合同家地名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故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同意将惠民镇更名为孙武镇，原行政区划边界和镇府驻地不变。这是山东省首个以历史名人名字为名的乡镇，在全国也为数不多。
关键词：《孙子兵法》 战斗文化 打赢战争
在广州战区考察时明确提出全军官兵要始终牢记“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新世纪新阶段，要实现强军梦，确保部队官兵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就必须科学谋划兴军之策、准备把握强军之道，全面提高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必须坚决依靠先进军事文化培育官兵战斗精神，树立官兵敢打必胜的高度自信心。
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坚持“以人为本”是确保官兵能打仗、打胜仗的核心要义
随着新军事变革的不断发展，武器装备信息化、作战样式多样化、战场环境复杂化已成为信息战的重要特征。然而，信息战争归根结底是人的战争，“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若要“令民与上同意”，就必须突出官兵的主体地位，始终把官兵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时刻想官兵之所虑、急官兵之所难、帮官兵之所需，处处以人为本，这是确保官兵能打仗、打胜仗的核心要义。
（一）建立以人为本的政治是瞄准战争本质的必然选择
战争的重要作用和特殊意义，《孙子兵法》在开宗明义的《计篇》中就明确指出它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所以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所谓“五事”，即“道、天、地、将、法”。孙子认为开明的政治观点、能够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的政治主张，会为战争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战争制胜最首要的条件。
孙子还指出君主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令民与上同意”，因为如果使民众和君主的意愿一致，就能让民众为君主而死，为君主而活，也不敢违命，说到底就是要通过政治手段让全国上下的军民戮力同心、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二）健全以人为本的法纪是提升部队战斗力的制度保证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保法”就是强调行军打仗必须依靠严明的法纪来规范军事行动，确保各项制度得以贯彻落实。作为“五事”之一的“法”，孙子认为主要由“曲制、官道、主用”三部分构成，包括军队组织、编制、通讯联络、后勤等在内的一系列具体制度，这些制度是否健全和完整，不仅直接反映了一支军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强弱，还决定了这支军队在下一场战争中能否克敌制胜。就具体实施方法而言，孙子把它概括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即用政治、道义来教育士卒，用军纪军法来统一、整饬部队，并且认为只要文武兼备，用兵打仗就一定能取得胜利。孙子的法纪，实质上都是在政治修明这个大前提之下制定的，它不是单纯为了惩罚士兵而是以增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为宗旨的，这样的法纪从根本上讲是以人为本的法纪，它是战争制胜的制度保证。
二、“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善养官兵“眼光”是取得战争整体胜利的长久保障
眼睛能够看到的地方称之为视力，眼睛无法看到而思维能够到达的地方称之为眼光。视力决定眼前，眼光决定未来。在战争形态日趋转换的今天，培养超常的战略眼光之所以逐渐被提上日程，就是因为有时即使是一时鼠目寸光，也往往可能产生一个时代的巨大差距。
（一）全局观念是决定“战与不战”的先决条件
孙子的全局观念首先体现在他对战争利弊的认识。战争固然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但同时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孙子认为，如果战争胜利，一则可以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二则可以弥补国家土地与资源的不足，三则可以暂时缓和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总之，孙子是用辩证的眼光来分析战争的影响和作用的，在通盘考虑所有因素，仔细权衡战争利弊之后，方可决定战与不战。和平发展时期，一旦战争爆发则可能给国家和民族造成毁灭性的灾难，但如果当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侵犯而和平手段又无法达成协议时，就必须立即考虑战争的问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全面比较双方实力，评估战争胜算，分析战争得失，才有资格决定能否打响战争第一枪。
孙子还认为，以实力为后盾，迫使敌方城邑完整地降服为上策，而通过战争交锋，攻破敌方城邑则稍逊，所以又有“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之说。以当今的军事理论视角来考量，这实际上就是指，在对敌作战过程中，要树立全局意识、大局意识，要从战略层面上把整场战争的利弊得失纳入考虑范畴，不能过于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要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以取得战争最后胜利作为根本目标，要“以全争于天下”，从而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效果。
（二）前瞻眼光是预测未来战争的必备因素
孙子提出：“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举凡战略预言家，都必须具备一种超越常人的预见力、洞察力、想象力。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制空权”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才被提出，那么今天绝对没有我们所耳熟能详的杜黑，因为他刚刚提出这条理论的时候飞机也才刚刚问世，身逢其时的关键就在于杜黑有先见之明。而理论和实践往往证明，后见之明易求，先见之明难得。
“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当今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局部的真实未必反映整体的真实，特殊的现象未必体现一般的规律，我们推进新军事变革的力度和幅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未来战争透视的深度和广度。眼光所及，行动所趋。看不到世界军事变革的形态和趋势，就难以跳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难以下好今天的棋，走好明天的路。所以，把握和预知未来，尽管存在着诸多限制性因素，存在着暂时不可攻克的难题，存在着不成熟的技术，但其战略价值却远远超过一味的回顾过去。因为历史多半是世界各国所共同经历的，而未来的“处女地”还处于朦胧状态，先知者先得。
三、“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强化官兵“使命感”是培育官兵战斗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我军总能通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以劣势装备打败武装到牙齿的敌军，并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辉煌走向辉煌。究其根源，我军官兵的使命感或者说是战斗意志是制胜的关键法宝。当今时代，战争虽然呈现出非接触、非线式、非对称的发展趋势，但是官兵使命感依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从精神层面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败。
（一）只有树立忧患意识才能“猝然临之而不惊”
当今时代，虽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大背景，但缓和与紧张、和平与战乱、稳定与动荡同样并驾齐驱；虽然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已然微乎其微，但局部战火却一直连绵不断。为了打赢下一场战争，目前世界诸多国家都正竭力研究军事理论、调整编制体制、发展武器装备、培养国防建设人才，积极推进军事变革。一着不慎，则可能满盘皆输，培养和树立忧患意识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孙子说：“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在战争尚未爆发之际，不能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进攻，而要依靠自己的充分准备以及所具备的强大实力，使得敌人不敢来进攻，这正是树立忧患意识的关键所在。江河大溃自蚁穴，山以小厄而大崩。大灾难的产生往往是事先没有做足备战工作，对小细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现代战争没有预告，唯有充分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以敢打必胜的高度自信心迎接作战任务，未雨绸缪“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才能在面对敌人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先发制人，夺取战略制高点。
（二）只有增强责任意识才能“无辜加之而不怒”
责任意识首先表现为孙子所强调的君主、将帅必须各司其职。“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将帅在战争中是民众生死的掌握者，是国家安危存亡的主宰者，因此，孙子要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五者缺一不可。将帅带兵打仗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中枢神经的重要地位，维系着全军将士乃至全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必须通过正确的战略战术确保战之能胜。而作为君主则必须“修道而保法”，不可“怒而兴师”，不可随便干预军队事物，只有“知三军之事”、“知三军之权”才不会招致“乱军引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军队团体是一个复杂的军事系统，党委统一、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是我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根本表征。这一本质要求规定了我军官兵必须立足本职，常怀忧军之心，恪尽兴军之责，杜绝僭越本分、越俎代庖以避免敌军“乱而取之”。
其次，孙子的“慎战”思想彰显的也是责任意识。他鉴于“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的历史教训，强调“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战争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并且“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所以，在现代战争中，无论是君主还是将帅，乃至士兵，都必须充分认清自己存在的价值，认清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坚持以“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为基本指导方针苦练杀敌本领，随时准备为党和国家的利益牺牲自己，这是军人责任感、使命感最本质的体现。同时，也只有将这种责任感、使命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参考文献：
[1]孙武。孙子兵法[M].人民出版社，1996.3.
[2]陈润华。孙子兵法教程[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10-15.
[3]武经七书注译[M].出版社，1986.8.
《孙子兵法》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兵书，其用兵之道充满了朴素的辨证法思想。作文是一种语文知识综合运用辨证思维活动，研究《孙子兵法》的基本原则和方略技法对作文教学，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1谋篇与全局
《计篇》：“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孙子认为，战争是一综合系统，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环境等因素。因而，谋略战争应有全局的观念，从宏观上把握。
作文是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也是一个综合体系。我们指导作文，也应作到必谋全篇，高瞻远瞩。如何统谋全篇？
（附图{图}）
无论控制论，还是系统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确定的作文基本构成因素，教师应从宏观上把握，方胸有成竹，并有意识地针对某方面进行专项强化训练，以求掌握作文规律。
2材料与积累
《作战》：“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日费千金。”孙子认为，作战的通常规律是，只有作好充足的军需物资，才能兴师打仗。这是取胜的前提。
作文是生活的反映，情感的宣泄，只有拥有了丰富的生活材料，才能在作文时从容选择精心筛选题材。很多学生“作”而无“文”，实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何获取材料？
其一、生活观察。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丰富多彩、富有生活的生活是作文取之不竭的材料仓库。我们根据学生接触生活的特点，可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指导学生观察生活。无论是喜怒哀乐甜酸苦辣，还是所见所闻所感所悟都应要求学生及时记录、随时积累。
其二、阅读贮存。书籍是人类思想的结晶，知识的宝库，是人们了解世界，掌握事物规律的重要手段。无论是精读，还是粗看都有利于我们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和陶冶情趣。因此，边读边悟边记，不但能使我们获得所需信息，而且有助于启发思维。阅读贮存主要从两方面进行：报纸杂志和名文名篇。前者包含着大量的信息，后者蕴藏着深刻的内涵。所以，阅读时内容上无论文史哲理，形式上无论古今中外正反。至于文章精妙之处，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立意技法，都可或圈或划或点，加以理解悟会，以便借鉴模仿，提高自己。
孙子把观察、判断敌人为“相敌”。因此，积累关键的一步是要做好分类整理，以待取用。
3蓄势与情感
《势篇》：“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认为，善于指挥作战的人善于制造一种有利的态势，这样进攻才有强大的冲击力。“势”是作战的一种心理状态，对作文而言，则是一种创作动力。这个“动力”就是创作情感。
如果我们善于激发学生的情感，造成一种蓄势，使其处于待发状态，那么，学生作起文来必是因情生文，顺意成章了。写作最好的主动力是情感动力，情动而意动，意动而文成，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便是情感喷发的艺术产物。既然孙子认为作战必须让士兵蓄势而动，以求获得强大的冲击力，那么，我们在指导学生作文时也应善于激发学生的写作势情和兴趣，并让其成为驱动学生产生作文欲望的动力。如何激活学生情感？
其一、寻找情点1.家庭亲情：①父母培育的的无私奉献之情。②兄弟姐妹互相尊重爱护之情。2.学校友情：①师生尊敬与被尊敬，关怀与被关怀之情。②同学之间互帮互爱之情。3.社会风情：①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的物质文明。②助人见义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爱国之情：①五千年文明的民族自豪感。②外族入侵的民族耻辱感。③历代爱国志士的高风亮节。
其二、人的情感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一定的场合产生的。创设情境创设作文情境，就要酝酿一个让学生可知可感的氛围，有效地产生情感共振，进入最佳的作文状态。可从两方面着手：1.生活再现。譬如，要求学生隐去一个熟悉教师的姓名，只对其肖像、服饰、神态、性格爱好和习惯语言动作描写，使人一看就可推则测是谁。由于这样提供了一个可看的“境”，和可感的情，故容易引发学生写作热情，文章也写得较有情趣。2.电化教学。通过录像、音响和幻灯等电化手段再现人、物、事。由于具有直观性、形象性，故能大大唤起学生的写作兴趣和欲望。
4规律与技法
《孙子兵法》不但揭示了战争规律，而且在通过对大量战争现象进行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作战方略和取胜技法。孙子指出，作战应把认识规律和应用技法结合起来确定作战行动。他在《计篇》总结了谋划“诡道十二法”，《火攻》总结了火功五法，《用间》总结了用谍五法，且举例予以证明。这些例子都说明，要会在作战现象中寻找规律，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使用技法，以便达到取胜目的。
孙子对战争规律的揭示和技法的归纳的方法于我们探讨作文教学是很有启发性的。作文是一门具有内在规律的艺术科学，其技法是规律的外在表现。如果我们能找出隐藏在组织现象后面的普遍遵循的某种格式、框架、规范，那么，将有助掌握作文规律。实践证明，技法可操作性强，是学生作文入门捷径。通过对某种技法进行程序化训练，将会使学生形成这样的思维反馈能力：一见文题即进入最佳的思维状态，下笔成文。其思维过程是：文题模式表达。从哪方面归纳技法？
其一、文章结构如写人记叙文结构：
引入：人物外貌描写＋点明题旨
蓄势：从不同的角度选取
揭题：详写最能体现人物思想内涵的一件事。
点化：紧扣题旨或议论或抒情。
孙子在论述谋略作战时指出，作战方法可千变万化，但又认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意，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熟能穷也。”作文规律亦然，它是深层的，相对稳定的，就以结构而言，其形式虽然多样，但无非基本是两种，其他均是以此发展而来。如：
纵
横
其二、语言组织作文是语言的艺术。对一些常用的，典型的句子的组成结构进行剖析，归纳出具有普遍性的组织格式，有助于启发学生的语言组织思维，从而形成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我们试以《背影》“父亲买桔”为例说明：
①父亲买桔子。
②父亲不顾肥胖探身、倾身、爬下，跨月台买桔子。
③父亲爱子情深。
我们可以看出：①父亲做什么：买桔子。②父亲怎么做：探身、倾身、爬下。③父亲做的原因：爱子情深。①、②直接印证人物的内涵。但动人之处不在①，而在②。揭示内涵之处不在①、②，而在③，这点突破了人物表层的现象，深入到人物的灵魂深处。因而，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一种写人格式：写人细节＝做什么＋怎么做＋做的原因。
再以《听潮》的“海睡图”剖析写景的语言组成结构：
①大海静寂。（环境特征）。
②波浪轻吻岩石。（拟人）。
③月光辟开云汀。（拟人）。
④灯塔红光像红玉。（比喻）。
⑤幽静和平的愉悦的神秘。（议论）
⑥“我们”的脚下仿佛轻松起来。（心理感受）。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写景格式：景物＝特征＋修辞描写＋议论＋心理感受。
其三、审题立意
《计篇》：“兵者，诡道也。”《势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孙子认为：作战之道，在一个“奇”字：出奇制胜，以奇制人。
作文也应以“奇”取胜。这个“奇”应是立意新颖，构思巧妙。整篇文章既出人意料，又入情入理。如何使作文别出心裁？
其一、观点新1.见解独特深刻，不落俗套。比如对《唐雎不辱使命》可以撇开“不畏强暴”的传统观点，提出“倒逆历史潮流是愚蠢的”的论点。对《孟姜女》提出有违于“对秦朝残酷统治的控诉”的逆论：为“小我”而“大我”是自私思想。这些逆向思维都会令人耳目一新。2.要富有时代气息，真正站在前头反映时代的精神面貌。
其二、人物新1.写人物的矛盾性格，力求避开“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写出生活中真正的人。2.人物除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外，还应有时代的气息特色。
注释：
一、哲学理念――均一切皆不胜事实验证、实事求是
直接的实践乃认识之母；“……夺其所爱（要害），则听矣。”（孙子兵法・九地）
数源于物而归于物，物乃数之本质。若无相应的客观存在，验证哥德巴赫猜想的实例就不可能出现不胜枚举的现象。不唯物，无科学；不唯物，即唯心。
数乃物之度（量），将某物确定为数的“客观参照”，然后得到“计量标准”，通过“实际计量”（推算），哥德巴赫猜想成立与否就能得到“直观”的验证了。
二、物乃数之本质，通过“实际计量”，验证哥德巴赫猜想
解读哥德巴赫猜想的理念：物乃数之本质，将哥德巴赫猜想“数归于物”，那就是：一个被表为大偶数（2N）的物，可被分割为被表为S（素数）及S′（素数）的这样的两个部分。由此可知，该被分割物就是数（2N）的“客观参照”，由此而得到的“计量标准”是（该被分割物/2N）=1.【该被分割物被2N等分】
如同研究运动，确定数的“具体的客观参照物”，是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必要的前提和充分的条件。否则，研究就因为“没有客观标准”而“说不清”了。
具体操作――“顺详敌意，巧能成事。”（孙子兵法・九地）：
“数归于物”之后，哥德巴赫猜想就“实实在在”了，因此就一目了然了。
夺数之所爱，谜底就被“看破”了。“夺其所爱，则听矣。”（孙子兵法・九地）
永动机为何造不出来？因为无视摩擦力这一“客观存在”。敢问：没有任何“物质内涵”的数是什么？无视“客观存在”，从根子上错了，一切努力皆徒劳。
什么也不胜事实验证，什么也不胜实事求是。此基本道理是无须论证的大智慧。
数学与哲学同在，科学与人文同在。厚德载物，厚积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