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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
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
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着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
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
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
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着的特征之一。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
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
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着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2、民族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是由西藏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以及@①人和夏尔巴人,他们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也都有自己的民俗文化。从语言到婚丧嫁聚,从信仰节日到衣食住行,在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西藏民俗文化表现出的民族性特征,又与其地域性特征有某种一致性。藏族主要居住于雪域高原,而门巴族、珞巴族、@①人和夏尔巴人无一例外生活于喜巴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的广大地域。
藏族是西藏高原的主体民族,从分布地域和人口数量看都占绝对优势。藏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她的建筑、医学、天文历算、宗教典籍、文学艺术、歌舞戏剧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藏民族的民俗文化恢宏博大,在西藏民俗文化系统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门巴族和珞巴族也是西藏高原的远古居民,他们的族称源于其居住地“门隅”和“珞瑜”。在古藏文文献和碑铭石刻中,有对“门”和“珞”的记载。如公元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公盟碑》记载了“门”听命于吐蕃的内容:“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煊赫,是故,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虽均可争胜于疆场,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P43)这是藏文文献中对“门”的最早记载。藏族着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指出:“‘门’这个词,在藏文中指地势低凹,山谷狭窄,被浓密的原始森林覆盖之地”,并考证:“中印边界东段的传统界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包括门隅、珞瑜、下察隅等在内的广大地区,……在西藏的历史上,以上地区的总名称就叫‘门隅’。居住和生息在那里的人们,被称作‘门巴’(包括珞巴人)。”(P1)敦煌吐蕃文献中有对“珞”的记载。《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第三条有如下记述:
“及至鼠年(高宗永徽二年,壬子,公元652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东赞抚服‘珞’、‘赞尔夏’。是为一年。”(P101、207)这是关于“珞”的最早记载。
后期的藏史典籍也多次记载了“门”和“珞”的情况。如成书于1363年的《红史》在讲述松赞干布的事迹时记载道:“将南面的‘珞’、‘门’,西面香雄,北面的突厥,东面草地居民和森林居民收归治下”。(P32)藏族学者巴卧·祖拉陈瓦于1564年所着的《贤者喜宴》一书,除有与《红史》相同的记载外,还具体描述了“门”人和“珞”人的生活情形:“……食不种自收之谷,以树叶为衣,好似动物住在森林里,如同‘珞’和‘门’人遍布藏区。”(P155)这些史料说明,门巴和珞巴是自古就生息、繁衍于西藏高原的土着居民。
门巴族生活的门隅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东段南坡,北依藏区,东连珞瑜,南抵印度,西邻不丹,面积约10000平方公里。这里自北部海拔4000多米逐渐向南降至海拔1000米左右,形成了一个由北向南倾斜的低地。门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门巴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
珞瑜位于门隅以东、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南,珞巴族世世代代居住于此。在珞巴族生活的上珞瑜墨脱地区,多次采集到石斧、石锛、石凿和石纺轮等磨制石器,说明远在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珞巴人就是喜马拉雅山林的主人。珞瑜地区山高林密,峡谷纵横,交通险阻,与外界联系极为困难。珞巴族在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发展十分缓慢,直至20世纪50年代,许多部落仍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辅之以刀耕火种的农耕。生产工具极为落后,以木质工具为主,铁器很少。其社会发展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是珞巴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生成的土壤,决定了珞巴族民俗文化古朴、拙野的风貌。珞巴族民俗文化在西藏民俗文化中独树一帜,特色鲜明,许多民俗现象还带有初级阶段的某些特征。
@①人和夏尔巴人也是世居西藏高原的古老居民。@①人分布在西藏高原东南部察隅一带的额曲、察隅曲、格多曲和杜莱曲流域,其境东接缅甸,南抵印度,西邻珞瑜,北依藏区。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山高谷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其地素有“西藏江南”的美誉。@①人同珞巴族关系密切,其地域环境和社会发展程度与珞巴族很相似,民俗文化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夏尔巴人居住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樟木口岸和定结县陈塘一带,目前多数人生活于中尼边境和尼泊尔东北部。夏尔巴人古代曾居住在西藏东部,后迁徙至现境生活至今。夏尔巴人的文化同藏族文化关系密切,民俗文化受藏族文化影响很深。同时,夏尔巴人的民俗文化又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西藏各民族创造的民俗文化,共同构成了多元整一斑斓多姿的西藏民俗文化。
3、互融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的互融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改造融合方面。
西藏这片广大的地域,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孤岛。从地理位置看,西藏地处亚洲腹地,是东亚、南亚和中亚的连接带和枢纽。从文化地域看,又处于东方文化、南亚文化和中西亚文化相接触、撞击的交汇点上。自古以来,西藏就同周边地区有着交往和联系。昌都卡若遗址发掘的遗存文化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西藏文明便与黄河流域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铁柄铜镜,据研究可能来自中亚或南亚,证明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西藏就同中亚和南亚有着文化交往,(P216)在吐蕃时期和吐蕃以后,西藏同周边民族地区尤其是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进一步扩大。印度、尼泊尔佛教文化,中原儒家文化,以及建筑、工艺、医学、历算等传入西藏,对西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西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吸收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改造融合的过程,在吸收的新文化中不断注入本民族的文化精魂,对外来文化经过选择和取舍而融入本土文化结构中。因此,西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始终未失去自己的个性而成为独树一帜的高原文化。
其次,表现在区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融上。西藏各民族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他们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这一地域范围,彼此间交往的历史相当久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十分紧密。藏、门、珞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门巴族有《三兄弟河》的传说,珞巴族有《阿巴达尼和阿巴达珞》的神话,@①人有《阿加尼》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认为西藏境内的藏、门、珞、@①人祖先是同胞兄弟,反映了西藏各民族紧密的文化联系和对同一血缘祖先的认同心理。在西藏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藏族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较大,门巴族和夏尔巴人的文化便较多地受到了藏族文化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藏族文化的色彩。然而,民族文化交流从来都是一个双向交互作用的过程,彼此的文化相互产生影响、互融和渗透。就门、藏文化交流而言,门巴族文化也曾对藏族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如第六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仓央嘉措情歌》便是门、藏人民共同喜爱的艺苑奇葩,是门、藏文化交流的结晶。
再次,表现于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互融。
宗教,在传统西藏社会占据着重要地位,对西藏民俗文化也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繁多的宗教节日与仪式,日常信仰礼俗中的念经、祈祷、转经等活动,婚丧嫁娶中的种种繁缛礼俗,无不带有宗教影响的深深印迹。
然而,西藏民俗文化既有宗教性的一面,也有世俗性的一面,表现出宗教与世俗互融统一的特征。就物质民俗而言,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所从事的活动是最现实最功利的活动,祈求神灵保佑只是手段,使庄稼丰产、吃饱穿暖、出行平安才是目的。在社会和人生礼仪习俗领域,婚、育、丧等活动中有较多的与宗教相关的仪式,但其目的仍是关注生者的幸福与平安,或让死者早日转生找到理想的归宿。节日活动中人们虔诚地瞻佛拜神,观看宗教戏剧表演,有着神圣庄严的一面。同时,人们举行和参加节庆活动主要是追求欢乐和愉悦,节日活动中的歌舞、摔跤、射箭等游艺竞技活动更是以追求娱乐为目的。西藏民俗文化有着宗教性与世俗性的互融统一,神圣性与娱乐性的互融统一的特点。
4、时代性特征
民俗文化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民俗文化是历史的创造物。任何民俗文化现象都积淀和融铸着该民族千百年来创造的文化状况。民俗文化既有历史的传承性,又因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化,呈现出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在西藏民俗文化发展史上,卡若文化、吐蕃文化和封建农奴制文化都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迹。
在当代,西藏民俗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更为明显。随着西藏社会的巨大变革和经济的发展,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于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还是节日游艺,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变迁与历史进步。
三
风情习俗是民族的标识和徽记。一个民族的习俗文化,又是最能体现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情趣的文化现象。西藏民俗文化,表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和诚信无私的道德原则,折射和展示出西藏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
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是西藏民族精神中最重要的特质。西藏高原,自然环境极为严酷。或冰天雪地、高寒缺氧,或峡谷纵横、山高路险。在这样一个近乎生命禁区的严酷自然环境中,西藏各族人民以顽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创造了令世人为之惊叹的灿烂文化。在洪荒远古时代,食物极为匮乏,先民们或采集或狩猎,后又驯养牦牛绵羊,以肉为食以皮为衣。狩猎、耕种缺乏工具,先民们以石以骨以木为器,一步步创造着人类的古老文明。地震、冰雹、洪水、瘟疫等天灾,攻伐、争斗、杀戮等****,虽然给高原人带来过种种磨难,但人们仍一以贯之,不屈不挠地顽强生存了下来。经过长达数千年的不懈奋斗,雪域高原上出现了巍然耸峙的雍布拉康、布达拉宫和金碧辉煌的佛堂庙宇。还有汗牛充栋的典籍,独具特色的藏医,瑰丽多姿的艺术,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正是高原人那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才有了如此辉煌的西藏文化的伟大创造。这种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今天仍是建设新西藏,开创新生活的动力源泉。
西藏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来自于生存环境的压力和严酷自然环境的磨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而无助,惟有力量、勇敢、坚毅与自强不息,才能维系生命的延续和保证民族的发展。因而,崇尚雄健、力量和勇敢成为人们普遍的审美倾向。正是由于大自然的严酷和生存环境的艰难,以及与这一特殊环境相伴相生的生产生活方式,才造就了西藏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
跑马射箭是藏族人普遍喜爱的体育竞技活动,是藏民族勇敢、强悍民族性格的形象表现。赛马场上,一队队骁勇强健的骑手激烈角逐,斗勇斗智,优胜者会受到人们英雄般的崇拜。藏族男子腰挎长刀,头缠色线,身着藏袍,衣饰上缀以虎皮豹皮,处处显现出男子汉的英武阳刚之气。而珞巴族男子头戴熊皮盔帽,身挎弓箭,腰插砍刀,男女饰物均用虎、豹、熊、鹰等猛兽猛禽的爪、牙、骨和羽作装饰。在居室的屋檐和墙壁上吊挂一排排兽角兽头,这也是对力量和勇敢的崇尚和夸耀。@①人亦如此,挽弓佩刀,喜用兽角、牛头作饰。从衣饰、居住、游艺等民俗形式和活动中无不表现出西藏各族人民刚强、豪放的民族性格。
诚信无私是西藏各民族普遍信守的道德原则,也是人们关于人格美的评价标准。人们以诚实为美,推崇公正无私,待人诚恳热情,极为重视友谊。这些道德原则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与自然原因,与人们所处的人地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密切关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当人还不足以取得对自然的支配地位时,需要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只有公正无私、真诚信任,才能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从而为氏族、部落和民族的发展谋得利益。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个人离开了群体就等于死亡,集体力量的扩大就意味着对自然的敌人和社会的敌人的胜利。因而每一个氏族成员都有着对集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古老的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和原始民主培育了人们诚挚的无私的心灵,也强化了对朋友的友谊。这些古老的道德原则世世代代为人们所承继下来,已成为一种传统美德受到人们的信守和珍视。
诚信、无私与重视友谊在西藏民俗文化中有着鲜明的表现。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择偶和交友时将诚实和正直作为一条重要标准。到藏族家做客,无论是否相识,主人都会捧出甘醇的青稞酒和浓香的酥油茶热情款待。与藏族交友,他们可以掏出一颗诚挚的心,愿为你付出一切。当你到珞巴族、门巴族和@①人居住的喜巴拉雅山区游行,会在路旁沟畔见到一些装有物品的背篓就地摆放,背篓上压有石块或木棍,表示这是“有主之物”,任何人都不会去触动这些已有主人的东西。珞巴族谚语云:“不捡不是自己分内的东西,不收不是自己种植的庄稼。”珞巴族热情好客,家中来了客人,主人会倾其所有招待,客人吃喝越多主人越高兴。一些部落的待客习俗尤为别致:宾客至,主人热情迎至客房,取来酒、肉、菜,由客人自行杀猪宰鸡饮酒,视同家人,给朋友以最大的信任。西藏各族人民对朋友、对客人无不是真诚相待,诚信无欺。
当代社会生活,日新月异。西藏民俗文化在新的时代将会更加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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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俗文化;保护;旅游开发;辩证关系
旅游开发作为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实力所普遍采用的方式,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辩证的矛盾统一关系。
一、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
我国二十多年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实践与理论探讨中,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旅游开发带来的浓厚商业文化侵蚀着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强势现代流行文化冲击着民俗文化。受到侵蚀、冲击的民俗文化,改变着拥有这类民俗文化的地域群体的整个价值取向,改变着群体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这种改变体现在物质、精神及行为规范等方面,在民俗文化变迁历史进程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突变特征。
与主流的汉文化相比,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属于稀缺的文化资源,弥足珍贵,突显出巨大的文化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适当的方式极易转换为经济价值。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各地普遍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以摆脱贫困为单一战略目标或者为主导性目标,忽视了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旅游开发必然会把强势主流文化引到当地,使当地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完全暴露在外来文化环境中,当地以落后经济为基础的弱势民俗文化必然会受到经济实力较强的异文化的强烈冲击、以及旅游开发所具有的浓厚商业文化对传统的朴实的民俗文化的冲击,在仅以追求经济利益导向的旅游开发背景下,导致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的流失、甚至丧失。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优势核心资源在于独特的、稀缺的、原生态的民俗文化,通过旅游开发,将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丰厚的经济收益,改善贫困的生活条件,但旅游开发过程中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却随之削弱,被强势文化逐渐同化,宝贵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资源逐渐消失,旅游吸引力也将随之消失,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设想终将成为泡影,依靠旅游产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也成为不切实际的设想。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构成了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对立关系。
二、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统一关系
实际上,旅游开发在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导下,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会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旅游可唤醒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性、增加民俗文化价值、提高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豪感等。开发民俗旅游“既是挖掘民族文化、展演民族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被价值化的过程”。
因此,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两者之间并非单纯的矛盾对立关系,应从民俗文化所处的客观现状来看待旅游开发对民俗地区文化的正面效应。旅游开发作为民俗文化经济价值的转换器,在转化价值的同时,也承担着宣扬民俗文化、挖掘文化价值的角色。在宣扬文化与挖掘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出现的伪造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个别现象,因此,对于恶意伪造行为,应以政策法规手段进行有效管治。在宣扬文化、利用文化获取经济价值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过度商业化现象,也并非是仅仅存在于我国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独特现象。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的与民俗文化保护相背离的一些现象,其根本原因并非在于旅游开发本身,而是在于旅游开发目的导向设置出现偏颇。根据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依托的文化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因果与依存关系,一个民俗地区的旅游开发首先应是保护民俗文化、其次才是发展旅游经济。在没有保护好民俗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实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是“杀鸡取卵”、难以实现长期发展。因此,旅游开发的首要任务应是保护、挖掘民俗文化资源,围绕着首要任务的次要且平行的任务才是转化民俗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获得经济利益。
依托某一旅游项目保护、传承、挖掘某一个或某些民俗文化事项,以旅游的六大要素形式呈现给游客,在保护、传承、挖掘、呈现独特文化的同时,可以自组织地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收益的顺势转化。现实中,在策划旅游开发项目时,往往首先考虑这个项目能获得多高的经济收益、能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多大的带动作用,而不是以能否保护好一个或几个文化民俗事项为首先考虑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本末倒置的民俗旅游开发理念,导致了与民俗文化保护不和谐的现象及文化破坏大量出现并难以扼制。
民俗地区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关联性。一旦某个民俗地区的特色文化流失或消逝,其经济价值也会随之消减。因此,民俗文化保护是根本,无论是政府的政策、旅游开发项目、还是来自各方的力量,都应以民俗文化资源保护为核心,这样文化价值可持续转化为经济价值才有根本保障。
因此,以民俗文化保护为核心导向的地方政策指导方针的确立、旅游开发的角色定位与开发理念的重新审视,成为加强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统一关系的重要前提。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政策引导将旅游开发统一到文化保护的大系统内,协调文化保护与经济收益的矛盾性,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经营理念的创新提高两者的内在一致性,建立起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可以遏制民俗文化的流失与变迁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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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俗文化;资源;类别;广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3-0265-04
广西自古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主要世居少数民族有壮、瑶、侗、苗、仫佬、毛南、水、彝、仡佬、京、回族等,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灿若繁星,异彩纷呈,展现出神奇而迷人的民俗风情,具有无以伦比的地域特色和艺术魅力。本文将从物质民俗文化如服饰、饮食、居住等;社会民俗文化如家族、生活礼仪、邻里关系等;精神民俗文化如、岁时节俗、各种禁忌、游艺竞技等三大方面进行论述,这对认识、了解和挖掘广西民俗文化资源,促进民族地区社会进步,发展民族区域经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民族服饰、饮食、居住习俗文化
1.广西各少数民族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各民族的服饰文化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民族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是各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鲜明民族的表征,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民俗文化内涵。
民族服饰记载着民族故事传说。民族服饰上的饰纹、图案和颜色,都有深远的寓意,记载着民族的神话、始祖的传说或民族信仰崇拜。如白裤瑶妇女衣背上所绣的方形大印图案,就是传说中当年被土司抢走的盘王印,绣在衣背上是寓意要世代铭记;男子白裤上绣制的是五条鲜红垂直线,则是寓意祖先与土司奋战时的手指血痕,也是对祖先的永世缅怀。又如融水苗族的服饰上有蝴蝶吉祥物,妇女胸前缀饰的银蝴蝶,表现了她们对女性祖先的崇拜。侗族服饰图案中的混沌花,传说是侗族创世女神在地上化身金斑大蜘蛛的花形变异,她创造了天地日月、动植物和人类,是创世主神。所以,服饰上的混沌花表示了侗族对母祖的崇拜。
民族服饰体现着民族风俗习惯。广西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独特的自然环境中,具有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这在民族服饰上也有所反映,如瑶族头饰是缠头和由缠头演变的三角形帽、尖塔帽等,足饰是打绑腿,这是因应环境而形成的。瑶族长年生活在大山深岭,山高林密,野兽多,戴三角尖帽可防兽害。另外,山中荆棘丛生,上山劳动或打猎,以布裹头,可保护头部不被树桠或荆棘勾伤,打绑腿则是防毒虫、毒蛇咬伤,还可清除腿部的疲劳。壮族男装一般为短上衣、对襟衫。裤子的裤腰头宽大裆宽,裤筒也很大,腰扎布带,头缠黑头巾,以赤脚为主,这也是方便劳动。毛南族男装为右开襟衣,下穿宽筒长裤,劳动时扎三角形绑腿,裹头巾,束腰带。女装是镶三道黑花边的右开襟上衣,下着滚边长裤。侗族女性的服饰多为短衣长裙,衣服的边角都配有花边和飘带,白褶裙层层叠叠,穿戴起来,特别绮丽多姿。
民族服饰蕴含着民族审美情趣。广西少数民族服饰多为单色布料,色彩也是一种民族文化,它积淀着特定的文化内容,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色彩喜好。壮、瑶等民族喜用红、黄、橙等明快的暖色调,具有温暖、幸福吉祥的之意。苗、侗、水等民族爱用黑、兰、白等淡雅的冷色调,则有庄重、力量和神秘的之意。各少数民族服饰的图形纹样很丰富,主要有名花佳木、益鸟灵兽和祥云流水等。这些图纹精心绣镶在不同的部位,表现了不同的民族风格。如壮族多用几何图纹和动、植物纹样构图,造型生动形象,写实性强。瑶族则以草、花、树、山等自然物为纹样,再饰以动物纹样构图,造型富于变化。侗族女性普遍爱好佩带银首饰,头挽偏髻,插银梳和银簪,两耳戴银环、胫着银圈、手戴银镯,胸前佩银链,背有S形银垂和六面银砣等,体现了独特的审美情趣。
2.民族饮食习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广西少数民族散居于八桂大地,因自然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历史发展、信仰习俗和食物品种、思想观念的不同,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饮食习俗,创造了丰富的民族饮食文化。
民族饮食习俗独特而丰富。广西少数民族的主食大致相同,一般以大米为主,山区民族多食玉米,辅以薯豆。副食则丰富多彩,有鲜明的民族风味。如壮族在清明节或三月三,家家做五色糯米饭,吃五色糯米饭。五色是红、黄、黑、白、紫,除白色外都是用相关植物汁浸染,蒸熟后就成了五色饭。壮族人把五色饭看作是吉祥安康、五谷丰登的象征。又如瑶、苗、侗、毛南、仫佬等族都有腌制酸食、爱吃酸菜、酸肉的习俗,几乎家家有酸坛制酸品,日常饮食是无食不酸。瑶、苗、侗族有“打油茶”的习俗,油茶既香甜可口,又消食健胃,驱湿避瘴,深受各族民众喜爱。
民族饮食规矩和禁忌习俗。各民族在饮食方面都有自己的规矩和禁忌,形成了独特的习俗。如壮族人进餐时,父母坐正座,两侧是儿女,媳妇坐在公婆对面。瑶族人在饭桌靠神龛一侧上位设虚座,不坐人,以示对祖先的崇敬。瑶族人忌讳吃狗肉,传说犬是瑶族的图腾,奉为神灵,因而世代忌食狗肉。毛南族吃饭时,不能用筷子敲打饭碗,不能谈丧事和不幸的事,若在饭桌边打烂碗、杯,认为是一种不好的预兆。苗族有“分鸡心”的习俗,餐桌上主家会把鸡心或鸭心夹给客人吃,意在交心,但客人不要独吃,要与主家分享。如若客人独吃,则被主人认为难以交心。
3.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形式因民族不同而不同,民居建设各具特色,顺天循理,不违自然,蕴含着深厚的传统习俗。民族村寨往往依山傍水,沿水而居。因山岭陡峭,常年潮湿,草深林密,又有毒蛇猛兽的危害,所以,房屋结构多为干栏式建筑。
民族聚居形态各异。少数民族聚居的村落因地形地势、气候条件和的不同而形态各异,但总体特点是靠山沿水,村后有山林,村前视野开阔,背风向阳,邻近是田地、河流,方便村民生活劳作和出行。壮族村落的地势比较高,或坐西向东,或坐北朝南,通风向阳。认为朝向东南易得暖风阳气,人畜兴旺。壮族一般是同姓聚居,村落大小不等,大的几百户,小的十多户。瑶族村落往往是依山势排布,据险而居,或在山腰坳顶,或在山脚坳下。因山高林密,不讲究朝向,但以靠近水源和田地为好,村落一般有十多户,也有二三十户,多是血缘关系。毛南族是同族、同姓聚居,一般不与外族、外姓杂居,村落房屋分散,各家互不相连。不同的聚居形式,展现了不同的民族生活习性和风俗。
民居构造体现南方民族风格习俗。各少数民族的屋建筑形式以干栏式竹木楼房为主,这种建筑以竹木做材料,粗直的树木做柱子和大梁,屋顶盖着茅草、杉树皮或瓦,周围用竹片钉好糊上泥巴为墙,也有用砖石从地面砌封起来。建造干栏有一套传统仪式,首先是请地理先生定方位,择吉日请木匠师傅到家,置办酒席供奉鲁班。祭祀后,木匠在第一根柱上打一条墨线,叫做“开墨”,然后才正式动土开工。干栏一般是两层,上层住人,中间是厅,中厅正后上方设祖宗灵位,节日时供奉祭祀,祈求祖宗神灵保佑全家安康。左右两边是卧室,其中夫妻各居一室,沿袭古俗;下层关养牲畜、家禽和存放杂物,也可安舂碓或磨坊,方便加工粮食。干栏式建筑因其通风干爽宜居,又能防备毒虫猛兽伤害,而为山区少数民族世代喜爱。如今虽有部分民居使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结构形式也有变化,但仍大致保留着干栏的结构形态,传统生活方式和居住习俗依然有很深的影响。
二、宗族关系、人生礼仪和交际习俗文化
1.广西少数民族一般以血亲为纽带,构成家庭房族,几个房族构成一个家族,具有强烈的宗族观念。房族内禁止通婚,清明节共祭祖宗。
宗族关系构成习俗。各少数民族由于自然地理和习俗的原因,社会关系构成都比较单纯,就是以血亲为纽带形成代际分支,构成家庭宗族关系。家族内部较少利益冲突,比较和睦,集中家族力量,可进行宗族活动,维护宗族利益。如壮族是以五代血亲为房族,聚居同一村寨。房族内有婚丧庆吊诸事,各家自觉出钱出物,相互帮忙。壮族同宗共认相同远祖,一般有祠堂,祠堂是族姓的标志,也是宗族凝聚的象征。每年祭祀,缅怀祖先,共聚相欢。侗族也是族姓聚居,诸事相帮。除祠堂外,侗族还建鼓楼,是族人集会议事和娱乐场所。大节气要祭祀祖先,族长念族谱,叙述祖先功业,告诫后辈毋忘祖上,延续祖德祖功。
民族内部的伦常习俗。少数民族的伦常规矩,多受儒家思想影响,遵循传统道德规范。如壮族伦常明定,房族内禁止通婚,若有败坏门风、族风者将受到惩罚。通奸或为非作歹者,受族人大会的苛责斥骂,甚至捆绑怒打,使其颜面扫地,无地自容。仫佬族宗祠议事时,全凭族长公论,若宗族敬祭无故不到,要革除家祠,极为严厉。家中老人寿终,三年期满,送神位入祠堂,但要设筵宗祀,新神牌位才能入龛,如若不遵,不准入龛祀奉。族中长幼有序,尊卑有分,为尊者以德服人,下卑者明事知理。同姓不许谈爱通婚,如违族规天理,公议逐出,不准归入祠堂。
2.广西少数民族的婚嫁、寿辰、丧葬等人生礼俗。因居住环境、生活习俗、传统习惯和外来文化影响的不同,呈现出神奇斑斓的色彩。
婚嫁礼仪习俗。各少数民族婚恋习俗,各成其规,各有其趣。受传统明媒正娶习俗影响,即便自由恋爱,也要按传统礼俗来定亲成婚。如壮族说媒,有发媒、闯门、踏门、架桥等过程。瑶族的说亲简单有趣,男家托媒人带八个红鸡蛋到女家说亲,女家如同意就收下,然后把红鸡蛋敬在神台,再分给家人和亲戚吃,亲事就定了。仫佬族遣媒求亲,先约定相亲时间,双方互看人品长相,如满意,再看其家境,若无意见,即以八字合命,问卦算命,如无不吉,婚事即定。瑶族婚礼仪式很讲究,无论嫁娶都有几十人的送亲、迎亲队,婚礼当晚,喜宴后,举行拜堂仪式,供桌摆着五荤五素供品,点着红蜡烛。新人向天地、祖宗灵位行十二大拜、三十六小拜。再向祖父母、父母行十二大拜、三十六小拜,婚礼才告结束。苗族婚礼前一晚,新郎与两个同伴到新娘家接亲,待到夜半,从小路把新娘接回家,尽量不要被生人发现,否则就不吉利。到家后,新娘先住隔壁家。次日,才接进男家,吃了用麻绳绑的酸鱼,就在男家开始了新生活。
奇特的人生寿辰习俗。广西少数民族对人生寿诞很重视,庆贺的形式也与众不同。一般是六十岁开始做寿,逢十年做一次寿。因环境条件和习俗的差异,庆寿的规模形式和寿礼各不相同。一般诞辰寿礼大致有:鸡、鸭、酒、肉、果、饼、寿米、寿、寿衣、寿饰、寿帽、寿鞋、寿帐、寿屏、寿镜、寿匾、寿联、布料、玉镯、红包等等,壮族做寿也有以棺材或寿材这样独特的物品作寿礼,其意在保佑老人健康长寿,是一种备棺充寿的习俗。仫佬族要做增寿衣,择吉日请名裁缝主持开剪仪式,以一只猪头、一只鸡、一匹布祭祀祖先,裁缝用银纸做成花红插到香火炉上,表示主人已到寿年,再剪一小片布料贴在花红上。祭毕,开剪裁布制作寿衣。寿衣平时不穿,送终时才穿。
神秘的丧葬习俗。广西少数民族历来重视孝道,对长辈不仅在生前尽孝,逝后同样是视死如生,以敬畏之情,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其过程烦琐而神异。在老人病危弥留之际,先抬到地上的席子,不能在床上断气。老人去世后,先洗浴净身,然后穿上寿衣和寿鞋,盖上白布,待吉时入殓。入棺忌哭,不能让眼泪滴在棺内或逝者身上,否则就不吉利。遗体盖着寿被,棺面再用被单或毯子盖上,棺前放长明灯,摆着灵牌和供品,孝男、孝女披麻戴孝守灵尽孝,哭诉逝者抚育之恩和失亲之痛。出殡时,道公随棺送葬,沿途撤米、谷、纸钱。孝子捧灵位、持孝棍,走在送葬队前。少数民族普遍实行土葬,也有捡骨葬、火葬、凶死葬、冥婚葬等葬俗。棺木下葬时,孝男孝女在跪坑前,道公念咒,把棺放下坑,孝子撒上第一把土后,众人才挖土掩埋。服孝期间,至亲不脱孝服,夫妻不能同房,不坐高凳,不外宿,不赶圩,男不娶,女不嫁,不剃发,不参加歌圩等,灵牌到守孝期满才焚化,表示失去亲人的悲痛和对逝者的怀念敬重。
3.广西少数民族虽生活在偏僻山区,但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中,也形成了独特鲜明的民族交际礼俗和社会道德习俗,并世代传承,是民族文化的瑰宝。
朴实的社会交际习俗,广西少数民族素来好客,热情大方,讲究礼节,社会交际真诚朴实。如壮族人与陌生人见面,往往尊称对方伯父、伯婆、大叔、大婶、大哥、大姐等,客气而有礼貌。对来家的客人,不管认识与否,都请到家歇息,待之以烟茶。如若招待客人吃饭,还把鸡头鸭头夹给客人吃,以表敬重。侗族待客人也很友善,男主人会热情陪客说话,女主人则忙着打油茶,然后双手捧上,恭请客人品尝。仫佬族与人交往,常以歌为礼,以歌交友,半路相逢,也会邀请对唱。客人到家,酒足饭饱后,也是相邀对唱,以尽主家情谊。少数民族的交际习俗没有虚假的客套,完全发自内心真诚相待。因此,民族间十分和谐友好。
行善尚义的道德习俗。广西少数民族民风淳朴,好善尚义,乐于助人,彼此尊重,对世代传承下来的规矩有普遍的共识和默契,都是自觉维护和遵行。如壮、苗、侗族自古就有打标记的习俗,在割草、砍柴、开荒、拾粪、打鱼等时,只要对所属之物打上标记,如挽一个草结、插一根树枝、挖几块泥土,就表示其物已有主了,后来者看到标志,就会走开,即使是周围无人,也绝不会拿走。否则,一辈子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在村人面前抬不起头。瑶族也是忠信厚直,相互间从不防备,平时外出,从不锁门,只用一根木棍横在门扣上即可,不必担心有人进家偷盗,地里的瓜果也不会有人乱摘乱拿。借钱借物,只是口头说说,不立契据,借用的人也会自觉归还。村寨里哪家要建房或办婚丧大事,都是全村帮忙,慷慨尽力,一点也不计较。
三、信仰、年节和游艺习俗文化
1.广西少数民族是多元化信仰,崇拜多神。遇事多占卜问鬼,求神拜佛,有浓郁的信鬼好巫习俗。乡村重建宗祠、庙字,修造祖茔。村寨普遍有庙宇,四时奉神,烟火不断。
信仰习俗多元化。各少数民族相信万物有灵,认为星辰风雷、山水草木都有神灵,会显示灵异。如壮族村边都有神树或神山,村人供奉膜拜,祭以香火,祈求保佑。瑶族砍山、伐林、狩猎前要先祭山神,求神赐福,对火神、水神也很敬畏,火堂终年要留火种,表示有火神的福佑。新妇过河过桥,要丢几枚钱币到河里,祈求水神保佑平安。各民族普遍崇拜地方守护神和民族守护神,敬奉社王、土地、灶王、雷王、玉帝、观音、、莫一大王等。受道教影响,有的建玉皇庙,四时供奉。佛教影响大的地方,以如来、观音为天神,建有观音庙或观音阁,每年也是香火不断,祈求神灵消灾赐福。
崇拜祖先神习俗。广西少数民族家庭,一般都在厅堂正中后壁前安放神龛,神台下有供品桌,逢年过节都要以丰盛的祭品祭祀祖先,祈求祖先保佑全家。老人过世后,在举行葬礼的同时,在家中神台下立逝者灵牌,每天供奉,三年期满,烧掉灵牌,列入祖先神位,享正常祭祀。瑶族也设立祖先神位,每年过节烧香供奉,如搬家,还要把祖先香炉带走。仡佬族祖先神台忌放杂物,否则就是对祖先不敬。毛南族习俗,过节时,大人小孩要烧香跪拜祖先,祈求祖先保佑平安幸福。
2.广西民族民间节庆繁多,每年大节有十多个,小节上百,可以说无月不节。节庆涉及生产、生活、宗教和民族历史等,或娱神,或娱人,或兼而有之,形式多样,极富民俗风情。
隆重的传统大节。广西少数民族在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等全国性大节中,其过节习俗与汉民族已渐趋同化。但有些传统大节,仍具有少数民族的特色。如社日祭祀,社日分春社和秋社。春社祭祀社坛,祈求社王保佑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秋社时,村人聚集社坛祭祀,酬谢社王,庆祝好年成。还以糯米饭拌猪血做血肠,煮熟分给各家吃,以此兆示村人家家兴旺。侗族春社有做艾糍的习俗,认为艾草是报春花,吃艾粑就表示开春。秋社则杀猪祭社,酬谢社王,全村一起聚餐。仫佬族社日,把猪肉切成块,用竹竿串好挂在社庙两边祭祀。然后把社肉分给各家,以示得到社王保佑。农历七月十四是中元节,传说这天阎罗王要打开鬼门关,放出鬼魂到阳间寻找衣食。因此,人们要祭鬼、赶鬼,要在大门两边插上桃枝和茅草,阻止野鬼进家作祟。晚上到村头路边烧香烧纸,摆上祭品,让鬼魂吃穿,不再作祟害人。中元习俗体现了民间百姓的精神信仰,是最有影响的观念文化。
奇特的民俗节日。各少数民族都有许多独特的民俗节日,体现出浓郁的民俗风情。如壮族有蚂拐节、牛魂节、铜鼓节、三月三歌节;苗族有苗年、芦笙节、跳香节、斗牛节、拉鼓节;瑶族有盘王节、达努节;侗族有侗年、花炮节、冬节;仡佬族有吃虫节、拜树节、春耕节;京族有哈节;仫佬族有依饭节、牛马节;彝族有跳公节;毛南族有分龙节等等,节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令人赞叹。如蚂拐节是壮族古老的祭蛙求雨宗教性节日,大年初一人们把捕到的第一只青蛙奉为神灵,再由捕蛙人主持抬蛙、祭蛙、葬蛙等神秘仪式,祈求蛙神普降雨水,保佑好年成。苗年是苗族传统节日,全家要团聚守岁祭祖,由老人作祭词,敬念祖先名讳,每念一位往门外撤几粒米,再烧纸钱,洒酒祭祀。鸡啼时放鞭炮贺新年,清晨,男人和小孩要赶鸡鸭猪牛羊进栏舍,妇女到河边或水井挑新水,以兆示新年畜禽兴旺,五谷丰登,家人康泰。苗年还有斗牛、斗马等传统民俗活动。这些民俗节日虽说千奇百怪,但却能展现出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和传统生活面貌,是民族特性的重要内容。
3.各少数民族游艺歌舞,是各民族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
丰富多彩的游艺民俗。游艺民俗是少数民族群体智慧的结晶和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不但可愉悦身心,而且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媒介。游艺活动中的规则要求,使人们懂得相互之间要默契配合,要讲究规矩和原则,才能达到目的,促进和谐。如打磨秋就是一项民俗游艺竞技活动,先把一根粗木作桩固定于空地上,再用一根长约六米的木杆横立在柱顶上,使两边等长能转动,转动时两头时上时下,犹如推磨,故名之。竞赛时,横杆两头人数相等,双方推磨秋一起转,跑几步后身体匍匐在杆上,随杆旋动起伏,落地一方用脚蹬地,使杆弹起并向前推移,旋转时可边唱山歌,如手伸开不扶杆子,也能娴熟地上下旋转,就比出了高下。这项游艺有很强的娱乐性,同时也很讲究团队的合作。这些千姿百态,风情各异的民俗游艺,极大地丰富广西的民俗文化。
多姿多采的民俗歌舞。广西少数民族的山歌、舞蹈、戏剧等种类繁多,形式各异,内容丰富,或以歌传情,或以舞表意,展现了各族人民多姿多采的生活情景和朴实开朗的思想情感。如壮族民歌就有古歌、叙事长歌、生活歌、劳动歌、仪式歌、情歌等。在传统节日,或是婚恋嫁娶、生子、新房落成等喜庆之事,壮族人都喜欢以歌相庆,表达喜悦之情。其他诸如侗族大歌、琵琶歌,瑶族盘王歌、蝴蝶歌、酒歌、拉发歌等等,也都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情感和生活信仰,闪烁着民族智慧与民俗内涵。各民族还有以舞蹈来表现生活和思想情感的习俗。如壮族的绣球舞、茶舞、捞虾舞、师公舞、鲤鱼舞、白马舞、斑鸠舞、白鹤舞、鸿鹄舞、金鸡舞、斗鸡舞、龙鱼舞、蝴蝶舞、翡翠鸟舞、猫舞、凤凰舞、板鞋舞,瑶族的铜鼓舞、跳猴舞、龙灯舞、白马舞、山郎舞、雷王舞、三元舞、灶王舞,侗族的多耶舞、巫师舞、春牛舞,以及苗族的芦笙舞、板凳舞,毛南族的木面舞、仡佬族的牛筋舞、水族的斗角舞、京族的花棍舞等等,举不胜举,充满着生活气息,表现了各民族绚烂多彩的民俗生活。
总之,广西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非常丰富,无论是五彩缤纷的民族服饰、味形兼具的饮食习俗,还是淳朴崇礼的礼仪信仰、异彩纷呈的岁时节俗,抑或古朴简约的民族歌舞、神奇独特的婚葬习俗等等,无不令人神往,不愧为民族文化中一枝绚丽的奇葩,很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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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课程中对成绩分配实行“三七开”。其主要内容是:学生的课程由两部分组成,平时考勤和成绩占30%;终结性考核,即随堂口头展示占70%。这样做的好处有三点:第一,打消一些学生的侥幸心理;第二,使原先教师对学生实施的点名考勤制度变得更有效、更积极;第三,保护了绝大多数听课学生的积极性。
二、将学生分组、采用随堂口头展示的方式进行考核
将期末的终结性考核,即常见的期终论文考核形式,变成平时考核的分组随堂口头展示(共70分)。这样做既调动了学生参与课程的积极性,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参与到学习、互动中来,又锻炼了学生的组织能力、表达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什么叫做随堂口头展示呢?
第一,将全班60名学生分成六组,每组十人。
第二,时间:每节课开始的前10分钟学生展示,后40分钟教师补充本节课的相关知识。
第三,根据课程进度、密切结合本课程内容制定相关话题,并由任课教师提前指定每组的话题:第一组:人生礼仪民俗;第二组:中国传统节日;第三组:中国传统饮食;第四组:服饰民俗;第五组:中国民间艺术;第六组:中国居住民俗。
第四,每组随堂口头展示。本门课程计划17周完成,每组的随堂口头展示设计在中间六周进行。
第五,责任分工。每组有组长一名,负责组织联系本组学生,组织分工合作,大家课下提前准备,共同完成本次展示;每组包括主讲一名或数名,负责向全班同学展示该组话题,相关材料收集整理人员数名,PPT制作一名或数名,现场记录一名。
第六,展示方式:每组按照组别顺序,在课堂上结合指定话题,通过PPT、口头描述、视频辅助等方式向任课教师及全班学生讲述民俗的相关知识点,其中也可以加上自己的评论,或者提出一些疑问,由任课教师进行解答。
第七,以随堂口头展示的方式作为期末成绩的理论基础。首先,本门课程共16节。教师在课程前半段对内容进行了一个整体的、简要的介绍和分析,加强学生对课程的了解;其次,随堂展示放在中间6节。有了老师的示范,学生可以通过模仿老师的示范、学习借鉴前面几组的作业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展示;再次,选择本门课程中最有趣也最联系生活的话题,让学生有感而发;最后,都提前一周告知学生话题,让他们提前准备。
三、制定口头展示的评价标准
1.基础分70分。
评价分两项:内容50分。根据整个内容的合理性,由任课教师评定;表达效果20分。根据主讲表达效果是否流畅,由任课教师评定。
2.加分项。
分两种:一种是投票。内容展示完成后,由全班同学投票,票数最高的一组,可以在本组前两项的评分基础上,全组成员每人加5分;另一种是主讲和组长,这两人无论是在课上还是课下都比其他同学付出了更多劳动,理应酌情加分,可以在前两项的基础上加5分。
四、由学生准备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作为全组最终成绩评定参考标准
关键词:影像化传播;民众知识;影视民俗;大众文化传播
有关民俗学的发展前景,是今年我国民俗学界颇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为此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做出评价、把握是重要的。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导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民俗学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第一,理论准备不足。我国民俗学的孕育是在本世纪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就使得先驱者缺乏长期完善的理论准备。第二,肇始于文学却又未能跨出文学的视野,民间文艺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学的研究。第三,解放以后,民俗学长期备受冷落,同时又受到前苏联民俗学体系的深刻影响,长期徘徊不前。第四,从世界范围民俗学理论产生的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民俗学,无论是研究主体和客体诸层次,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1]任骋文在《民俗研究》中提出了民俗学研究要有“从‘民俗’到‘民识’”思想转变。他提到中国民俗学界一直停留在“民间古俗”的学术取向上而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众知识”的学术取向上来,所以倡导民俗文化研究者应当正确认识民俗文化内涵的理解,加深对“民间的知识”即“民俗”的理解[2]。
一、影视传媒与民俗文化的现状与问题
(一)“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
最早对“民俗电影”(folklore film)作为民俗研究题目的应用可追溯到1934年在英国电影研究所在《民俗》学刊上所发的征稿启示,其定义是“有关民俗的非商业电影”。在美国,最早的民俗纪录片可溯源到1935年,但直到1970年代,“民俗电影”作品才得到民俗学界的认可。谢尔曼(S.Sherman)在1977年提出了“民俗电影”这一概念,在其《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1988)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民俗学电影”的概念,并兼用了folkloristic film(琼斯1988)一词。
在中国民间文艺协会研究部副主任黄凤兰女士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民俗影视》一书中,提出了影视民俗学的概念[3]。她认为,影视民俗学是指以影视为手段,对民俗事项进行客
观记录的一门科学。在张举文博士的《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要为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正名的观点。他认为“民俗电影”应理解为“民俗学电影”的简化,提出影视民俗指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想象的民俗,是被制作人创造或改造的模仿民俗的表演[4]。汤拥华在《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一文中对“影视民俗学”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从一大堆以民俗为主题的影视片中,我们只能归纳出民俗学的问题和影视学的问题,怎样用影视的手段表现民俗文化的问题[5]。透过这些论著,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民俗事象与影视结合已成为必然。艺术地表现民俗事象已经成为民族与民俗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同时,公众的接受与实践又体现了民俗的最基本的娱乐功能。
(二)表现方式
用镜头来记录民俗文化,这决不是简单的机械复制,而是影视工作者通过动态的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再现民俗的原态以及民俗文化、民俗心理支持下的民俗事象的文化意义。
在黄凤兰女士的《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文中,着重强调了民俗影视片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力——真实地记录与再现[6]客观自然的影像纪实,能真实地体现民众作为文化主体,对自身民俗文化的阐释和解读。
此外,在罗未玮的《影视作品中的民俗“在场”》文章中,依据民俗的两种存在形态——文化的和生活的,探讨了民俗在影视作品中“在场”的两种形态,即民俗作为文化符号在场与民俗作为记忆因子在场[7]。
(三)存在问题
第一,本体论危机。这一问题。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属于无形的思想、观念等内容,比如说“龙牌会”这种属于民间信仰之类的民俗活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和对民俗文化理解的偏差,很难通过影像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而成为一种“机械复制”。第二,缺乏语境关注和“两张皮”现象。黄凤兰女士在《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中着重对当今的民俗影视制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析。第三,阐释的理论导向。张文举在《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中提出在探索理论和方法时,要思考认识论和反思人文本质。
二、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在国际合作日益加强、范围日益扩大、节奏日益频繁的形式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及不同领域的多种力量交流、互动、协商或妥协的结果。
1.民俗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基础。安德明博士根据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和2003年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两份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最终确立取代了“民俗”的定义[8]。
2.经过近几年国际、国内多方面的努力,从政府到民间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的保护工作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缺欠。
3.近年已有不少民俗学者的文章讨论非遗保护理论,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保护理论,还应该是能给政府和民间提供操作细则的实践方案,它的实践性决定它的生命力,这则是它区别于以往民俗学研究之处[9]。在取得诸多成绩、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表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使得这项工作成了一个充满争议和张力关系的复杂的动态过程。
三、民俗文化与大众传播
民俗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民间传承,而民间传承恰恰是前大众传播的文化传递形式,周福岩博士在他的《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一文中表明了民间传承主要体现为一种人际传播方式的立场,并试图通过对两种传播方式或系统从能量、力量及方向等角度所作的功能比较分析达成对民间传承和大众传播在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一)区别的意义
在民间传承中,需要传递的信号在编码一经结束,就通过人的发音器官或非语言形式的肌肉动作面对面地诉诸于译码者的听觉和视觉。而大众传播则在编码完成之后,经过了一系列对信息进行的技术转化,最后通过媒介完成这一过程的。因而媒介传达的信息(大众传媒)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人际联系得到的信息(民间传承)的区别就存在于接收效果上的迥异[10]。
(二)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功能
任何文化都离不开传播,民俗文化也不例外。[11]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积极功能包括:第一,大众传媒表述民俗生活,其媒介特性促进了优秀民俗的传承。第二,大众传媒通过报道民俗活动,引起了社会公众和政府职能部门对优秀民俗传统的关注和重视。大众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播中的缺失包括:第一,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很难通过大众传媒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第二,大众传媒会由于政策、资金、技术、传播渠道等方面的原因,片面或者歪曲报道民俗文化事象。第三,为了追求画面的效果或叙事的完整,大众传媒有时会导演民俗。
(三)大众传播对民俗文化传承的影响
现代传媒对于民俗传承的积极影响:一、现代传媒为民俗传承提供了革命性的技术手段。二、现代传媒推动了民俗文化的发展、融合和演化。三、现代传媒早就新的民俗。现代传媒民俗传承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一、现代传媒对于民俗的保留大于传承。二、现代传媒以虚幻的民俗替代了现实民俗行为,以文化快餐代替了民俗艺术。三、媒介霸权加速弱势民俗消亡。四、现代传媒的商业化加速民俗的商业化。
(四)展望与对策
在即将迈入数字化的社会的今天,想摆脱现代传媒的影响,保持牧歌式的原生态民俗已经是一种奢望,我们目前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挥现代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其消极负面影响[12]。首先,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传播人要了解民俗知识,加强自身的民俗理论修养,合理运用传播技术,尽可能地减小商业化对民俗传承的负面影响。其次,作为“民俗人”要主动学习传播知识,掌握了解现代传播的规律,熟练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技术手段,为民俗传承做贡献。第三,在理论上要加强民俗学与传播学、新闻学等学科的融合,在高校开设民俗传播学、影视民俗学等,加强民俗传播规律的研究与人才的培养。最后,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在覆盖面广泛的媒体上建立公共频道或民俗频道,以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节目内容和形式在全社会普及民俗知识。
四、结 语
在现代社会里,离开了大众传媒,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很难开展。今天,要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扩布、保护和开发,离不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作用,而大众传媒要达到“传通”,实现自己的价值,需要对内容、角度方式进行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并努力适合受众的心里思维习惯,大众传播和民俗文化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要强调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留住民族文化的灵魂,充分调动并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从民俗文化环境中去开展大众传播活动,从大众传播角度去思考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推广。
参考文献:
[1] 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导论[M].江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 任骋。从“民俗”到“民识”──略论民俗研究学术取向的转换[J].民俗研究,1999(1).
[3] 黄凤兰。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J].西北民族研究,2002(2).
[4] 张举文。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J].民俗研究,2007(1).
[5] 汤拥华。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中国民俗影视》[J].中文自学指导,2005(2).
[6] 黄凤兰。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江西社会科学,2005(12).
[7] 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的两难选择[J].河南社会科学,2008(1).
[8]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2).
[9] 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J].民俗研究,1998(3).
关键词:程抱一;小说;中国文化
2002年6月14日,程抱一先生入选法兰西学院,成为40名被誉为“不朽者”终身院士之一。自1635年法兰西学院建立以来,程抱一是唯一一位亚裔院士。这不仅仅是因为程抱一先生在美学和文学领域做出的巨大成就,同样还是一份对程抱一先生为促进中法两国文化交流做出的卓越贡献的褒奖。然而,直至今日,程抱一先生在小说领域也只有《天一言》和《此情可待》两部小说。作为诗人和美学大师的程抱一先生之所以投入到小说领域,显然是因为小说所能承载的信息更大,所涉及的领域也更为广泛。因此,在程抱一先生的小说中容纳了其诗歌和美学评论中无法展现的中国民间风俗。做为中法文化摆渡人的程抱一先生通过其小说创作不仅更大范围地把中国美学介绍到法国,同时也让西方领略到了中国民俗文化的无限魅力。
一、小说中的中国民间艺术
做为美学家的程抱一先生首先是以民间艺术的角度来描写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例如小说中就多次描写了中国传统戏剧的表演。“中秋节时,一个京戏班子……‘林冲夜奔’。我生平第一次看戏,发现演员用多么自由的方式表现不同的时空!……总之,并没有真正存在的时空,有的只是一个在舞台上活动的人,时空因他而生。”i以上可以明显发现,在程抱一先生的小说中,对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描写往往是为进一步地发掘其内在的美学理论而做铺垫的。小说中还多次提到一些传统的民间隐士或艺人,如“道士”、“隐居老画家”等等。作者对这些民间艺人的聚焦并没有放在人物的外貌描写和行为上,而是借助主人公在与这些人物的对话,展现在某一领域中的艺术理论上。例如在与“隐居老画家”重逢之时,作者直接省略了与老画家的日常相处的时间,也省略了对老画家的外貌及性格描写,而是用了大量的笔墨来纪录老画家与主人公天一的对话,如小说中老画家所说的“我唯一能教你的是中国悠久的传统。”ii通过老画家之口,作者详细阐述了中国传统绘画思想。作者绕开对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描写,而是上升到精神层面,强调中国绘画虚空、元气及宇宙之间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民间艺术的描写显然是对其美学作品的补充,而与理论化的美学作品相比,小说的受众无疑更加广泛,也更加有利于实现作者做中法文化桥梁的理想。
二、小说中的中国民间风俗信息
除了民间艺术之外,程抱一先生小说中还大量描写了中国传统民俗风情,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小说展现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民俗习惯。例如《天一言》中的叫魂,与土霸王鲍老爷喝酒,茶馆喝茶等场景形象生动地把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展现给了法国读者。以茶馆喝茶一节为例,作者分别描写各种茶客的形象,有演丑角的演员,高雅的茶客,还有头发花白的老戏迷,把听戏前在茶馆喝茶的习俗通过各类人物的表现生动地刻画出来了。
第二,小说中大量中国民俗物品,为法国的读者再现了中国人的传统生活,而且用语并无理论书籍的单调。实物方面的主要有官府衙门、古庙寺院、后花园、闺阁等意象;日常行为上有祝寿、把脉、算命、烧香拜佛等意象;传统节日有包粽子、赛龙舟、七夕鹊桥相会、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等。我们选择一段服饰描写来看,“通常,和所有人一样,他穿着一件道袍。那一天,为了赶路,他穿了一身短身衣服:紧身上衣,长裤,身上挂了一条宽布带,里面缝了个钱袋,外面挂着个铁碗。”“只带了些衣服和日用品,针灸用的银针,草药,还有几本道学的书,整个用个棉布一包,外面还裹着层防水的油纸”iii,这样的描写并无堆积的术语,简单的语言为法国读者直观地描写出了一个远游道士的形象,让他们更加接近道家哲学思想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第三,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读者还不时地能读到许多闪烁着民众智慧的中国民俗语言。诸如,“Faire ce que l’humain peut, laisser le Ciel faire le reste?”(尽人事知天命);“ce qui ne doit pas venir ne viendra pas, et ce qui doit venir viendra”(不该来的不会来,该来的一定会来);“ses paroles lui passent par les oreilles comme du vent”(她的话对他来说就是耳边风);“quand on survit à une calamité, on conna tra le bonheur plus tard”(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良药苦口”,“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佛陀烛光不怕风”,“老天有眼”等等。虽然对于中国读者,这些句子不过是生活中的平常用语,可是在法国文学却是首次亮相,对法国读者而言,充满了无穷的吸引力,可以说,通过这些生活气息十足的俗语,中国人的普通生活观念也开始与法国读者的生活观开始碰撞和交流,对于加深法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同时这些句子也必将丰富法国自身的语言、文化和民族智慧。
在小说创作中,作者无法忘记文化媒介的身份。也正因此,程抱一先生在小说中自觉地载入了许多中国文化信息,有些地方甚至是刻意为之。比如小说中的人物名称都是用汉语的读音,这是因为,在中国,名字的意义在于用语音包含了取名者的理想,在两本小说中,男主角“Tianyi”名字包含了“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理想,“Daosheng”也暗含了“道生万物”的中国宇宙论的思想。女主角“Yumei”“Lanyin”(玉梅、兰英)名字中的意象在中国文化中都是善与美的化身。而这一切文化内涵是无法直接译成法语的,即使直译也必然会损害意义。因此,作者宁可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陌生和阻碍,也丝毫不愿破坏其中的中国文化精髓。从这一取舍中,我们也能看出作者在法语中再创造中国文化的理想和使命感。
综上所述,程抱一先生正是借助于小说这样一个以叙事为核心的文体,从更为广阔的角度把中国民俗文化介绍给了更多的法国读者,实现了其作为中法文化摆渡人的理想。作品中无论是中国民间艺术还是风俗人情,作者都能从更为深层的美学和哲学角度进行解读,使得这两本小说与作者其他的美学和诗歌作品一起成为了法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重要渠道,在更广泛的领域促进了中法两国文化的交流。(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注解:
将民俗文化和旅游业结合到一起,能够有效刺激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这方面,由于一些旅游地区的政府过分追求经济利润的增长,去大量的破坏传统,追求商业化的效应,这种做法导致了很多民俗文化的资源遭到很严重的破坏,不再展现出其原有的原始性特征2。现如今的经济水平不断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深化,世界上的国家都紧密相连,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在经济的变革之下,世界文化也互相渗透,潜移默化当中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在不断变化的思想观念影响下,对我国民俗文化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一些民俗文化发生了改变,再也不复当年的味道。同时还要注意一点,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区特有的精神产物,具有神秘性的特点,目前有的地区完全照搬其他地区的民俗文化,对神秘性的特点形成了一定的破坏。在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方面,由于民俗文化旅游是在近些年中刚刚兴起的旅游方式,很多人对其认识度不够,在开发过程中便体现出一定的问题。比如产品的形式过于单一化,缺少创新性。除了小部分的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大多数民俗文化旅游地区无法将民俗文化全部为游客提供出来。除此之外,民俗文化旅游还缺少一定的市场营销战略,没有推出精品的产业,让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失去了代表性的意义。另外,民俗文化旅游中存在的问题体现在民俗文化的保护方面。将民俗文化应用在旅游产业中,也是一项艺术,需要在整个过程中处理好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但是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一些旅游地区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反而让传统的民俗文化体现出商业化的特点。甚至有些游客反映,曾经引以为傲的传统,如今也沦为庸俗的产物。另外,也没有了解清楚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主体的关系问题,完全忽视了民俗文化的“知识产权”,所有旅游地区的民俗文化大同小异,没有独特性3。
二、基于文化生态视角的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思路
民俗文化旅游属于层次比较高的生态文化旅游,需要全力去开发和发展。在今后推进民俗文化旅游的过程中,要全面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以此来实现我国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在文化生态的视角下规划民俗文化旅游建设目标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提前进行规划,规划是发展的基础保证。在推进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规划上,要遵循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要处理好自然环境以及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让其全面、协调的发展。民俗文化的旅游要想规划完善,就要保证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在保证民俗文化生态资源完整的同时还要促进自然环境的发展。其次,还要处理好旅游资源的开发问题,让当地居民得到利益上的平衡4。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者这个角度上来看,既要考虑到开发旅游资源的利益性,也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市场经济的体制来促进旅游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对自然资源的合理控制下有效维护好民俗文化的完整。第三,还要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中注意到生态教育的问题,通过民俗文化旅游来开发文化资源,平衡好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让我国的每个人都能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提升对文化生态平衡的保护力度。
(二)在文化生态视角下设计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旅游业除了能带动当地经济效益之外,还能带动其周边产业的发展,文化旅游产品就是周边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好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就要分析好区域中的特点,基于文化生态的视角参与到民俗文化产品的开发中。针对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点,即使要开发旅游产品,也要加强对原生态景观的保护,不能只注重经济效益,不管生态环境的效益;第二点,开发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也要注意到民俗文化中带有趣味性和观赏性的某个方面,努力营造出鲜明的民族气息氛围,让游客在这种鲜明的氛围中加强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第三点,对民俗文化旅游活动的开发,要结合每一个游客的思想意识,以便于能让每一个游客参与其中,强调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5。比如说在民俗文化旅游的活动中,可以增加一些民间的节日习俗,让游客感受到旅游地区和其生活的地方有着哪些差异性。旅游活动离不开衣食住行,其中吃是最重要的活动之一,针对餐饮文化,也要给食物赋予鲜明的民族特点,比如在饮食过程中加入一些禁忌和礼仪等,在能表现民族的饮食文化的同时,还能加强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教育。民俗旅游的开发者还应该加强对于民间的文艺活动的开发,如剪纸、戏曲和歌舞等,既体现出民族文化的意义,又丰富了旅游活动的内涵。
三、结论
>> 基于“关联理论”的民俗文化产品翻译的实证研究 中原民俗文化的特点及文化特质 民俗文化翻译研究述评 翻译与民俗文化 西安旅游民俗文化翻译问题研究 “中国英语”在陕西民俗文化对外宣传翻译中的作用及实践 民俗文化在新环境下的传播特点及文化主体性探析 基于语料库的民俗文化词翻译方法研究 旅游外宣视角下的民俗文化词汇汉英翻译研究 浅析陕西地方民俗文化的翻译 关于壮族民俗文化翻译的几点思考 越南民俗文化词语的翻译策略 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定位研究 灿烂的民俗文化 浓郁的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的瑰宝 琉球的民俗文化 基于民俗文化视角的乡村旅游文化研究 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看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民俗文化词项汉英翻译微探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教育 > 民俗文化翻译的特点及实证研究 民俗文化翻译的特点及实证研究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要】民俗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地方性。在民俗文化的翻译中,保持源语文化特征并能够为译语文化读者所理解是译者的首要任务。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无法对等的情形下,选择传递源语的核心思想而抛弃其文化特征是译者一种无奈的选择。【关键词】民俗文化翻译民俗与文化紧密关联,民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人类学者Tylor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合物,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1] 从Tylor的观点可以看出文化的范畴要比民俗大得多,其包含民俗的全部内容,民俗与文化的关系是部分和总体的关系。由此推断,民俗具有文化的一般特征暨民族性和地方性。民俗除具有文化的共性外,还具有两个独特的个性。一方面,民俗具有通俗性,能够被一定区域生活的民众所雅俗共享。关于民俗一词的来源,乌丙安认为“英语中‘民俗’一词的‘民’即民众;民俗的‘俗’即通俗。它由萨克逊(Saxon)语中的folk和lore合成的,意思是‘民众的知识’或‘民众的智慧’。[2] 另一方面,民俗是一种口头传承的文化。“人类有两种文化,一种是文字文化,一种是说话文化。民俗是说话文化”。[3]民俗的传承和沿袭以口头为主。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 ?偊b 多尔逊教授认为:“民俗是口头的、传统的和非官方的民间文化。” [4]这种观点涵盖了民俗的两个特性。
基于民俗文化的特殊性,其翻译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在能够为译语读者理解的前提下应尽量保留源语的文化特征。无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是某一特殊领域里的文化,在翻译中识别文化身份可以强化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特性。不同的民俗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个性或民族特性。正是这些民族个性才构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因而也是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是译者在民俗文化翻译过程中应予以最大限度保留的部分。第二,努力创设语境,尽量使译语读者轻松悦纳它种文化,避免文化替换。由于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不同并且译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缺乏了解,所以无法理解源语文化的精髓。此种情形要求译者在尽量保留文化精髓的同时应该为译语读者创设较为容易的认知语境,从而促使译语读者理解并悦纳它种文化。但这种语境的创设,绝非用译语文化去代替源语文化,而仅仅是使用译语文化思维和文化特点助力译语读者的理解。第三,翻译的交际功能优先于文化信息传递功能。在译者无法找到能够创设源语文化语境的方式之时,译者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交际功能,放弃文化信息的直接传递。例如,满族丧葬风俗中有下列文字:
“一般人家老人死后,要顺炕放三块木头,俗称“停尸排子”,把死人放在上边。死者的嘴里要放一个铜大钱,或者硬币,叫‘含殓’。”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在这段文字中,涉及到满族丧葬风俗中的三个独特现象,第一个是“炕”,第二个是“停尸排子”,第三个是“含敛”。对于满族人来说,“炕”是他们最熟悉不过的事物。在中国北方尤其是满族聚居区的地方,由于气候偏冷而潮湿,睡觉时躺在炕上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因为“炕”是一种由泥土或者砖块建造的能够在其中生火并充当烟道功能的一种类似于床的工具。和床相比,“炕”有以下优点:其一,“炕”是热的,因为有烟通过会传导热量;其二,“炕”是干爽的,因为“炕”上有热量,所以“炕”可以在相对潮湿的环境中保持干爽。对于“炕”这个词的翻译,笔者认为应该尽量用汉语拼音“kang”去直译,只有这样才能够传神表达出独特的满足文化。但是,在英语读者文化里没有“炕”的概念,所以笔者在翻译之时,采取加注的方法,使英语读者能够产生理解“炕”这个民俗文化的语境。“停尸排子”的翻译则显得更加困难。“排子”是类似于船的一种简易水上工具,因为其平整,所以可在上面放一些东西。这里的“停尸排子”就是一种平整的类似于竹排的那种工具,可以暂时停放尸体。在西方根本没有“停尸排子”一说,所以在翻译的选取上,笔者进行了意译处理,只传达了意思,没有完全表达其文化内涵。“含敛”是完全中国满族式的风俗。它的基本含义是:人死以后,含着金钱入葬,能够在另一个世界里,生活富裕,不缺钱花。在西方,由于上帝主宰的基督教认为人死之后能够上天堂,因为你是耶稣的子民,所以不需要思考生活的事,更不用说钱财了。所以笔者对“含敛”这一文化现象采取了直译加注的方式。根据以上对英语文化读者的分析,笔者认为这段文字应这样翻译:
For a common household, three pieces of wood will be put on the “kang”1 to form a stretcher called “tingshipaizi” that has the same direction with it so that the corpse can lie down on it. A coin made of copper should be put into the mouth of the dead, which is called “hanlian”2.
Acknowledgements;2、a bed that can be warm and dry when getting a fire under it.1、a hope that the dead can be rich.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