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记述了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的兴衰过程，也描述了贾黛之间的爱情悲剧。以下是人见人爱的小编分享的红楼梦高考作文优秀8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并分享出去。
摘要《红楼梦》霍克斯译本翻译特色自成一家。其独到之处主要源于译者创新性的翻译策略。本文详细分析了《红楼梦》霍克斯译本中的创新性翻译策略，以期为文学翻译提供有关策略讨论的新视角。
关键词：《红楼梦》 霍译《红楼梦》 创新性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前言
2009年英国伟大汉学家霍克斯（David Hawkes）先生的去世，对我国汉文化在英国乃至世界的传播无疑是巨大的损失，但是，承载着先生毕生心血的霍译《红楼梦》却时刻向世人彰显着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如果说《红楼梦》登上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霍译《红楼梦》则登上了中国古典小说英译的顶峰。该译著自1973年陆续问世以来，就以“译本语言精确优美……，考订严密，有根有据，备受海内外红学界和翻译界褒奖”，形成了自成一家的翻译特色。
众所周知，《红楼梦》是一部奇书，对世人来讲是“永恒的困惑”。要翻译这样一部巨著，到底会有多难呢？我国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曾说：“我不懂翻译，但是，就算是我们（中国人）把《红楼梦》的原文要弄明白都不容易，那么要把它翻译成外文，这个困难就更大了。”霍克斯译成第一卷后，在序言中谈到了他翻译这部奇书的目的和动机，“把一切都翻译出来――甚至双关语……假若我能够把这部小说给予我的阅读快感向我的读者传达一二，那么我的此生就算没有虚度了。”1998年12月，在一次非正式访谈中，霍克斯再次谈到了他对《红楼梦》译本的定位和他的翻译目的，“我当时就想我要翻译内容不需要考虑多少学术性。我只要考虑如何再现这部小说就行。毕竟出版商是企鹅集团，我要把整部小说都译出来同时还要让英国的读者乐读，能够读出我读这部小说时感受到的快乐。”霍克斯与企鹅集团签订合同翻译《红楼梦》是在1970年，那时，中外文化交流非常有限，将一部中国封建文化集大成之作品译成英文还要读者乐读，这个目标对于译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译者要采用哪些翻译策略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达到自己的翻译目的呢？
近年来，讨论霍译《红楼梦》翻译特色的文章频频见诸各期刊，相关论著也时有出版。学界人士在认真研读译著的基础上，总结出了霍译《红楼梦》中使用的主要翻译策略，如扩展性策略、补偿性策略、归化翻译策略、创新性翻译策略等，这其中又以创新性策略最有特色。
二 创新性翻译策略
创新性翻译策略可谓霍克斯《红楼梦》译本最突出的特色。霍克斯在1998年的访谈中谈到了自己享有的自由度――不用过多考虑译本的学术性，要考虑的就是译本要有很强的可读性；以及他所持有的翻译目的――要让译本读者乐读。正是这样的翻译目的和自由，给了霍克斯以充分的空间发挥自己的创新能力，在最大限度内再现原作的高妙。这些创新性翻译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5大方面：版本选择、分卷方法、书名的选择和翻译、人名的翻译、正文内容排版的版式。
1 版本选择上的创新性
《红楼梦》的版本一直是红学家关注的问题。“《红楼梦》引人入胜之处，除了其故事内容外，存世的旧版本众多且常有出入也是一因。清季的抄本目前已知有十二种尚存，连乾隆末期萃文书屋以木活字版发行的印本也有数种不同的形式，……两年前另有一新发现的抄本，仅十回，……现通称‘卞藏本’”。“对不同版本的研究、比较，可以一窥作者的原意、构想和成书的过程，也可以看出抄本流传中他人删增的痕迹，也才不会误信不正确的批语而得错的结论”，这众多的版本给译者的翻译带来了很多问题，究竟取那个版本作为原作，霍克斯在着手翻译时可谓颇费心血。在序言中，他表明：“在翻译这部小说时，我发觉不能严格忠于某种单一版本。因为程高本更为前后一致，所以，虽然它没有其余版本有趣，我在第一章还是主要依从这一版本，在以后的章节中我经常参阅手抄本，我还修订了少数细节。”也就是说，霍克斯在总结各个版本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翻译本体――那就是他的带有独创性的底本”。
2 译本分卷上的创新性
无论是哪个版本的《红楼梦》，流传最广的是120回目的版本。霍克斯和闵福德的译本也是翻译了120回目。但霍译本“却是根据小说的故事内容自然分卷，并根据各卷的内容另行命名。这可能是霍译《红楼梦》最明显最富于独创性的体制更易了。”霍译《红楼梦》5卷本分别命名为：
VOLUME 1:THE GOLDEN DAYS
VOLUME 2:THE CRAB-FLOWER CLUB
VOLUME 3:THE WARNING VOICE
VOLUME 4:THE DEBT OF TEARS
VOLUME 5:THE DREAMER WAKES
3 书名的选择和翻译上的创新性
《红楼梦》这部奇书曾有过《金陵十二钗》、《情僧录》、《风月宝鉴》、《石头记》和《红楼梦》等多个名称。“红楼”一词在我国文化中意蕴丰富，既可以指达官贵人府邸，又可以指古代贵族家里的小姐闺房，但是在西方文化中，“红楼”就没有这样的联想意义。“红”这种颜色在我国文化里往往象征吉祥、幸福、喜庆，而在西方，这种颜色却和革命、暴力、血腥密切相关。霍克斯着手翻译《红楼梦》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我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交流不像现在这样多，也就是说在译本读者对源语文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书名翻译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译本的流传和接受程度。如何才能保证企鹅经典系列的可读性，如何才能让英国读者了解、接受这部中华奇书呢？霍克斯深谙两国的文化差异，所以避开了享誉神州大地的《红楼梦》这个书名，而是取《石头记》作为译本的书名。当初，霍克斯取《石头记》作为译本的主书名，作为补偿措施，以《红楼梦》为别名，译为：
THE STORY OF THE STONE
also known a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同时将二者写在封面上，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命名方式只在第1、2、5册上出现，在第3、4卷没执行。但是这仍然让我们看到了霍克斯在书名选择和翻译中的创造性。
4 人名翻译上的创新性
人物姓名是人类社会成份在社会结构中的文字符号标志，人物姓名无不带有民族、国家、语言、文字、宗教、地域等特色。汉语姓名的文化内涵往往包括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因素在内，有时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民俗、思维习惯等。没有系统的中国文化知识的外国读者，势必难以理解原著中中国人姓名的真实含义。
《红楼梦》中的人名翻译之难还不仅在此，还有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人物形象多。英国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一生共创作37部戏剧，总共设计人物才400余人，可是《红楼梦》以半部小说却描写了421个性格迥异、性情不同、有各自语言风格、各自语气语调的鲜活人物形象，可以想见人物之纷繁和出场之密集。加之中西方不同的命名体系，要让当时的英国读者弄清楚这些人物形象、明白各个人名的含义和象征意义、理清楚彼此之间的关系，殊非易事。
在1998年的访谈中，霍克斯回忆了当时他对人名这个问题的认识及其解决这个问题的创造性翻译策略。“摆在你面前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人的人名。中国人的名字太难记了。……他们（英国读者）根本就记不住中国人的人名。……如果你对他们说Jia Zheng,and Jia Zhen, and Jia Jing，这在他们听了根本就没差别。”人物形象这么多，文化差异这么大，作为译者，该怎么办呢？一般译者会直接将人名译成拼音，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一般原作来说，这也是无不可的。可霍克斯翻译的是《红楼梦》，又是在改革开放前，这种译法无疑会给读者造成障碍，影响译本的可读性和传播。所以，霍克斯没有音译所有的人名，而是采取了很有独创性的翻译策略。可以说，人名翻译是霍译本最具创造性的翻译特色。他将所有人物粗略分为主人和仆人两个类别。对于主人，霍克斯保留他的中文名字；对于仆人，则采取意译法。例如将“贾政”译为Jia Zheng,而“晴雯”就意译为Skybright。小说中涉及的宗教人物则译为拉丁名字，优伶的名字则译成法文。虽然这种译法未必就是最好的译法，但是这种译法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种绝对创新。
5 正文内容排版版式上的创造性
霍译《红楼梦》在这方面的创造性，从正文文字排版和印刷效果上可窥一斑。南开大学王宏印教授曾专门撰文探讨过这个方面。原著原本内嵌在行文中的排比内容到了霍克斯笔下单行排列，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强化了译文的可读性。例如，在第1回，那僧人对通灵石头说：“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走一遭。”这几个排比偏正结构在原文中并没有单独列行，但是在霍译本中则单独列行：
After that I shall take you to a certain
Brilliant
Successful
Poetical
Cultivated
Aristocratic
Elegant
Delectable
Luxurious
Opulent
Locality on a little trip.
这样的排列简洁明了，令读者一目了然，阅读效果自是非同一般。除了排比结构采用这样的排版版式，在人物出场描写时、文中对仗的内容或者原文强调的内容，译者也采取了分行排列的版式。
另外，译本中常用斜体字、黑体字、变体字，或者字号、大小写的变化，以达到突出内容、强化阅读效果的作用。这些都体现了霍译本的创造性特色。
三 结语
翻译是戴着着镣铐的舞蹈。受原作限制，译者不能随意创作可是却能够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创新。有了翻译就有了翻译策略的探讨。从古至今，关于翻译策略的论争此起彼伏，不论是“案本而传”还是“依实出华、趣不乖本”；“信、达”还是“雅”；“直译”还是“意译”；“归化”还是“异化”，在文学翻译领域可以说没有哪一个翻译策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只有具体文本具体分析。正如霍克斯先生所说的那样，“我做了多少，有哪些规则，这都是我为翻译这一部特定的小说――为了小说本身的问题或者小说展现的问题――而制定的规则。”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有异于它者的自身状况，因此需要针对具体的作品制定具体、适用的翻译策略。霍译《红楼梦》的创新性翻译策略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这倒不是说要学习他的具体策略，而是要学习霍克斯的这种创新意识和胆识，同时还要学习他为学认真、治学严谨的优秀品质。
参考文献：
[1]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沉痛哀悼霍克斯先生》，《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5期。
[2] 冯其庸：《〈红楼梦〉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在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上的报告（节录）》，刘士聪主编：《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Hawkes,David,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1).Lond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Introduction,46.
[4] Hawkes, David,The Story of the Stone: A Translator’s Notebook.Hong Kong:Center for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Lingnan University,2000,Forword,xv,xiv.
[5] 刘广定：《版本研究谈》，《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3期。
[6] 陈宏薇、江帆：《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
[7] 王宏印：《试论霍译〈红楼梦〉体制之更易与独创》，刘士聪主编：《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
大家知道，文学研究是一种思想工作，它必然从一定的阶级立场出发而又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世界上没有一种架空的、所谓“纯文学”的研究，封建地主阶级所提倡与培植的文学研究，其目的在为封建统治服务，资产阶级所提倡与培植的文学研究，其目的在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正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而又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虽然，资产阶级在研究《红楼梦》中所达到的某些成果，可以而且应该为我们所批判地接受，但对其中所包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则必须进行严正的清算。
中国近百年来，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曾有长时期的传播。“五四”运动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曾在文学、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中广泛地散布了极有毒害的影响。这些影响并没有因胡适所依附的帝国主义势力与反动统治在我国大陆上的崩溃与胡适本人的逃亡而结束，也并没有因经历几次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与思想改造运动而消除，某些受过胡适影响的学者与知己识分子，固然有一些在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清除自己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但不少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尚保留着极其浓厚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正是说明了在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中，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还在继续散布着有害的影响。
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所表现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我们提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我国的文学遗产，俞平伯却宜传用实用主义的方法研究我国的文学遗产；我们在企图正确地阐述“红楼梦”中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研究红楼梦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俞平伯却在讲述“红楼梦”的所谓“色”“空”观念，把红楼梦一部完整的艺术作品拆得支离破碎，看成“越研究便越糊涂”的东西。最近展开的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工作的批判也就是要打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就是要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宣传无产阶级的唯物论，更好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上面的说明中可以看出。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评。实质上是思想领域内的一种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是与青年，特别是与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有密切关系的。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今天资产阶级唯心思想不仅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在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领域中也存在一定的影响。青年们对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如果缺乏认识，缺乏分析批判的能力，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就容易麻痹我们，使我们中了毒而不自知。青年们关心对于“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不仅使我们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有所了解，也可以使我们对其它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提高警惕，加强嗅觉，加强辨别和分析批判的能力。因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尽管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内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然而基本观点则是共同的。因此，青年关心对于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对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我们从这次讨论中，除了可以提高我们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抗毒能力外。我们还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对于我们的理论水平、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
我们还可以从这次批评与讨论中。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运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但是如何把它运用到具体问题，特别是学术研究中，却要经过一番锻炼。我们不少的人，口头上讲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接触到具体学术思想问题往往就暴露出他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在对“红楼梦研究”的批评和讨论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论点是与资产阶级的错误论点尖锐对立着的，这儿不容许模棱两可，转弯抹角。这正是我们学习具体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场所。在“红楼梦研究”的批评与讨论中，我们可以通过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观点及其对待文学遗产的错误态度的批判，学习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观点对待文学遗产的正确态度。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地思考，能够触类旁通，就可以通过这次具有深刻思想性的学术讨论，解决不少思想观点问题，把自己
的认识提高一步。这样经过若千次在学术批评与讨论中的学习，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会与具体运用的能力也就提高了。
关心这次批评与讨论还可以锻炼我们的思考能力。因为在批评与讨论初发动的时候，某些论点是否正确常常需要我们进行一番思考与研究以后才能下初步的判断。随着讨论的展开，正确方面的论点逐渐提高，论据逐渐增强，错误方面的论点与论据逐渐站不住脚，我们的思考也就跟着提高起来，判断也就更加坚定起来。等到讨论结束，作出了结论、结论就可以使我们的判断更加明确，能够更加体系化，而且也可以修正我们某些不正确的判断。这样经过这一次学术批评与讨论。我们的思考能力也就受到一次锻炼，锻炼得次数多了，我们的分析批判能力与勇气也就会增强起来了。
最后，从这次批评与讨论中还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因为像这样的批评与讨论不是简单的事务性的争论，必然关联到许多文化与科学知识。在这次对
关键词：《红楼梦》评点；研究眼光；研究方法；评点风格；主要观点
评点，作为一种兼有文学欣赏与批评功能的短捷的批评形式，既记录了评点者阅读作品时的审美心理过程和审美体验，也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参照。评家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灵活地选用不同的形式，如眉批、旁批、侧批、回首总评、回末总评等来对作品进行评点，发表自己的看法；读者对于评家的评点，可以然其然，也可以不然其然。这种灵活、自由的批评形式为很多人所青睐，被广泛地使用。作为著名作家的王蒙先生和作为学人的王志武先生都不约而同地选用这一批评形式来研究《红楼梦》。1994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王蒙评点》和200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王蒙评点（增补版）》，1997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王志武评点》，代表了二人这方面研究的成果。虽然二人都重视《红楼梦》文本的精读，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无论是在研究眼光、研究方法、评点风格，还是主要学术观点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具有各自研究的特点。
二位评家都重视文本的精读，王蒙也好，王志武也好，他们的研究都是以《红楼梦》文本为出发点，把《红楼梦》当作小说来看，并以此为基础来谈自己的发现和独特心得的。这不同于以阐释小说本事为旨归，过于关注小说的政治命意，捕风捉影、强拉硬扯，以“奇”眩人的“索隐派”；也不同于处处以材料说话，过于求实，忽视小说的虚构性特征，以“实”服人的“考证派”和将《红楼梦》作为“自序传”的“新红学”；更有别于将《红楼梦》作为集阴谋、爱情、政变、仇杀、情义、宫闱秘史于一体的所谓“红学分支”之“秦学”。
同时，二人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王蒙的创新之处是试图将《红楼梦》置于当代的语境之下，运用比较现代的话语对其进行新的解读。他使用了很多现代性的语言，如“人才危机”、“姨娘文化”、“主流派”、“青春乌托邦”、“青春片”、“董事长”、“秘书长助理”等。他试图构建一套新的语码释义系统，将《红楼梦》的研究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反封建、阶级斗争、四大家族等一套机械性的政治熟语和研究框架中解放出来。另外，他还用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感受、认识、体悟来评价《红楼梦》，不像是搞学术研究，更像是与读者畅谈人生、交流经验，希望将之从以往相对狭隘的理论研究中解放出来。王志武提出了王夫人与贾宝玉围绕着婚配对象的选择而产生的矛盾冲突是《红楼梦》的中心矛盾冲突的观点，“王夫人从自己的家长地位出发，要通过给贾宝玉选择婚配对象给贾府选择一个符合封建大家庭要求的德（封建阶级之德）、才（管家之才）、体（身体）、钱四者兼备的管家婆，宝玉则从婚配主体出发，要通过给自己选择婚配对象实现与黛玉的知己爱情，于是母子俩围绕这一关键问题发生了曲折复杂、牵动全局的矛盾冲突”，［1］1这与过去流行的看法（认为《红楼梦》的主要矛盾冲突是贾政与贾宝玉围绕走不走功名仕进之路而展开的矛盾冲突）截然不同，学术观点新颖。
两位评点者虽然都选用了评点这一文学批评形式来研究同一部《红楼梦》，但二人在研究眼光、研究方法、研究术语和风格以及主要观点等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性，具有各自的特点和研究建树。
二人研究眼光不同。王蒙是以小说家的身份和眼光来看《红楼梦》的，表现出了很强的“作家意识”，这种“作家意识”主要表现在对《红楼梦》文学性研究方面。王蒙以自己的创作体会来验证、评价《红楼梦》，利用此优势和特长，他往往能发现很多被红学家们所忽略的问题。比如他从小说结构学的角度认为第七十四回“惑奸馋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是前八十回的终结，底下几回是余波，“抄检大观园，从精神上说（即不是从考据上说），乃是曹氏‘红’著的结束。具体的终结，应是终结在芙蓉诔上”。［2］830作为一位作家，王蒙说这样的话是比较有资格和分量的。在谈到《红楼梦》中大量诗词时，他认为“加点诗词歌赋，一为卖弄才学，二为调剂节奏、调剂阅读兴味，……三为刻画、补充叙述，四为审美化，间离化”。［2］46这融入了他自己的创作体会、创作经验。另外还谈到《红楼梦》某些情节、人物、事件的非情理化、非逻辑性的问题，这些认识都是出于一个小说家的独特领悟。虽然王蒙的评点缺少逻辑上的严密性，但他是以小说家来理解《红楼梦》，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来谈自己的看法的，因此很多说法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王志武以红学家的眼光来看《红楼梦》，将之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提出了很系统的观点，并且从文本中寻找到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论证过程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严密性。他提出了“王夫人与贾宝玉围绕婚配对象的选择而发生的冲突是《红楼梦》的中心矛盾冲突”这一观点，并通过对小说故事情节的分析（“作者在前五回概括揭示了这一冲突的成因、矛盾双方的大致情况、斗争结局、小说主人公宝玉以及作者对此结局的态度；第五回以后作者通过金钏之死、晴雯之死以及未写之写的黛玉之死等高潮表现这一冲突，用一系列的情节故事贯穿这一冲突”［1］1）和对各种类型矛盾冲突的比较（“其他矛盾冲突围绕这一冲突”［1］1）来论证此观点，很具说服力，令人信服。
二人研究方法不同。王蒙认为“《红楼梦》是经验的结晶。人生经验，社会经验，感情经验，政治经验，艺术经验，无所不备”［2］1，“《红楼梦》就是人生” ［2］1，建议读者应该“以自己的经验去理解《红楼梦》的经验，以《红楼梦》的经验去验证、补充启迪自己的经验”［2］1。王蒙在评点《红楼梦》时也是这么做的，他将自己对人生、社会的感悟、理解和发现与《红楼梦》的阅读和理解结合在一起，使评点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经验性。如王蒙在第二回眉批中写道：“性情狡猾（不老实），擅改礼仪（弄权），外沽清正之名（有非分之思），暗结虎狼之势（这一条最重要，拉帮结派，搞小舰队，朝廷决不能容），这几句话也是一面镜子。”［2］14这一段可以说融入了王蒙自己对官场的认识、对政治的理解和自己的人生阅历。在第二十回的旁批中王蒙写道：“多么美好的青春年华！多么美好的青春友谊！多么难忘的毕竟是单纯透亮的岁月！当这都一去不复返后，回溯写之，能不涕零于玩笑之中！”［2］191其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青春、对人生的感叹、体悟，带着极强的主观性、经验性。王志武则主要采用的是比较、分析、综合、概括、划分、归纳、类比等逻辑方法，能比较客观的地评价《红楼梦》，表现出了学人应有的科学严谨的态度、良好的学风和求实精神。如他将《红楼梦》中的各种矛盾冲突分门别类概括为：中心矛盾冲突、背景性矛盾冲突、从属性矛盾冲突、交叉性矛盾冲突和转化性矛盾冲突等，其分析忠实于文本，划分科学。通过这样的划分，并对它们进行了比较分析，推断出其他矛盾冲突与中心矛盾冲突的关系，进而得出了“其他矛盾冲突围绕中心矛盾冲突”这一结论。
评点语言和风格不同。王蒙的评点风格或严肃、或轻松、或反讽，但总体风格是轻松、诙谐。作为当代著名的文学家，王蒙的评点语言并不“纯粹”，中间甚至夹杂着苏联歌曲、毛主席语录、绥德民歌等；他还常常使用诸如“有厘头”、“无厘头”、“权力运作机制”、“在野派”、“青年联欢节”、“姨娘文化”、“咏叹调”、“青春片”、“期货”、“代沟”、“拍拖”、“低调原则”、“绞肉机效应”、“消解体制”、“少女乌托邦”等比较现代的话语，虽然不太好理解，但却能达到诙谐、幽默的效果。王志武的语言直率、流畅、老辣但又不乏幽默，但总体风格是严肃、严谨，这与他的学养、人格及对问题的深刻认识与见解有关。
主要观点不同。王蒙在评点《红楼梦》时，对红学研究中争议很大的问题常常避开，或者是采用模糊说法；王志武在评点时，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主要观点是什么，证据何在，都有很明确的说法。比如对香菱的认识，王蒙在第七回的旁批中说“评价甚高！香菱地位重要，作者重视，但读者看不出多少名堂。不知这是否说明写得不成功或读得不仔细。”［2］70香菱的地位怎么重要，王蒙避而不谈；作者对此人的塑造成功与否，王蒙也只给了个很模糊的说法。而王志武在第四回回前总评中明确指出：“作者用英莲暗喻黛玉”［1］47，“‘英莲——香菱——秋菱’，既是英莲本人悲剧命运的三部曲，又映射了黛玉悲剧命运的三部曲”［1］47。两人观点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对《红楼梦》的主题、高潮以及后四十回的评价等方面。王蒙强调“一般较单纯的作品的‘主线’范畴，不很适用于《红楼梦》”［2］36，“‘主线’云云，因为评家乐道，但却与‘红’的丰富性、立体性不甚贴切”［2］1024；王志武很明确地指出：“《红楼梦》的主干就是艺术结构主线，主线的核心问题就是主题” ［1］1，“《红楼梦》的主题就是每个正常人都要遇到的人生课题——婚配对象选择问题” ［1］1。王蒙认为“宝玉挨打”、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和“抄检大观园”是《红楼梦》的高潮；王志武认为金钏之死、晴雯之死以及未写之写的黛玉之死是《红楼梦》的高潮。对贾宝玉“意淫”的解释，王蒙认为“意淫”其实就是爱情；王志武在《红楼梦》第五回的评点中讲到“此回所写的‘意淫’是‘情真’、‘爱博’的高尚情感（比爱情宽泛）”［1］59。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评价：王蒙在第八十五回的评点中指出：“续作充分利用了前八十回的种种提供，其实并没有出前八十回的圈子。”［2］896 ；王志武的观点则是：“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封建性增强了，思想性艺术性削弱了”［1］1011，“高鹗是借续书修正曹雪芹”［1］1012。
《红楼梦》代表着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博大精深，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可阐释性，使“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王蒙、王志武虽都采用同一批评形式来研究《红楼梦》，却各具特色：一位则以文学性、主观性、实践性著称；一位是以学术性、客观性、理论性见长。不管怎样，他们的评点都记录了各自阅读《红楼梦》时的审美心理过程和审美体验，是他们研究心血的结晶，也为读者阅读和理解作品提供了一定的引导和参照。
参考文献：
［关键词］ 韩国；红楼梦；人物形象；语言艺术
Abstract:The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studies on [WTBX]A Dream of Red Mansion[WTBZ] in South Korea are mainly about the ambiguity， structure， narration， symbolism， character image， language etc.， and have achieved prominent progress. More detailed studies are carried on in the aspects of character images and language arts.
Key words: South Korea; [WTBX]A Dream of Red Mansion[WTBZ]; character images; language arts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到《红楼梦》的价值，认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1］，其对《红楼梦》的评价之高，是之前小说所没有的。韩国红学界在《红楼梦》思想艺术方面的探索，主要是在多义性、小说结构、小说的叙事方式、语言艺术美、情感艺术美和人物塑造等方面。下面分别就这些方面加以简要介绍和评论。
一、《红楼梦》的多义性
韩惠京《〈红楼梦〉中对多意研究状况考察》中提到，因为曹雪芹运用了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象征手法，所以猜想作家的真实意图很难。当时文字狱盛行，创作文学作品正面对社会进行批判可能很难，因而作者才用含蓄的方式来表现。作家自己已经体验过很大的煎熬，可以推测他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小心翼翼，不是直接地触动现实，而是运用有多样解释的象征手法，还经过了“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工作。小说的名称也有很多个，可知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十分艰难。《红楼梦》中到处安排暗示和多样的意味，比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扩张了情的意味还原到个人的情；用“真”和“假”的假托法让读者自然猜测背后可能有真实状况的存在，是种关联着作品意味体系的创作手法。这些原因造成小说刚出来就带着脂砚斋的批语，之后又出现了很多评点本。在《红楼梦》的考证、索隐等多种研究样相（情况）上，坚持了文学的独立性与文本的周边化倾向。这样的多义性的倾向使得文本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以后研究家们要努力找到文学的本来的整体性。
韩惠京分析了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的状况，从理论方面分析表明了《红楼梦》的多义性，阐明了小说具有多义性的原因。《红楼梦》中安排众多的暗示和多义，使得文本阐释具有多义性的可能。韩惠京的研究使我们可以得出《红楼梦》主题的多样化，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二、《红楼梦》的结构
韩国《红楼梦》结构方面的研究，有秦英燮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主线结构研究》、韩惠京论文《关于〈红楼梦〉的叙事结构考察——抄点化中心》和高旻喜《〈红楼梦〉构成状况研究》等。
高旻喜《〈红楼梦〉构成状况研究》提出，无论是在思想深度上，还是在艺术技巧上，《红楼梦》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最高峰。他强调分析小说结构是首先应考虑的问题。写出小说的构成原理与因果关系，是为了突出作品的主题和论旨，选择和排列众多的资料（以实际生活资料为主）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小说的基本结构。小说的结构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优劣和成败。
高旻喜看到了《红楼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方面的杰出成就，他强调了小说结构的重要性，小说构成对突出作品主题和论旨的意义，小说结构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优劣成败等，都是极为重要的观点。
三、《红楼梦》的叙事方式
关于这部分的研究有赵美媛的博士论文《〈红楼梦〉中出现的情的叙事化状况研究》、《〈红楼梦〉前五回中的叙事含义分析》和李治翰的论文《〈红楼梦〉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变革考察》。
赵美媛对《红楼梦》的叙事构成通过“情”的叙事化样相上进行分析，分析《红楼梦》中独特的美的特质和叙事的革新。现有的研究是在史实性的美学基础上进行详细的现实描写和反映，或者研究反封建性的侧面；赵美媛的论文着眼于《红楼梦》的主题与构成之间的密切关系的研究，相关地阐述明和明末以后中国的历史、文化的脉络，想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分析了小说构成的三大空间：幻想的空间是预示情的世界；现实的空间是展开情的世界；回归幻想的空间是崩溃情的世界。
李治翰在《〈红楼梦〉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变革考察》中，认为《红楼梦》打破了传统古典小说的叙事模式，产生了质的飞跃和创新。白话人情小说《红楼梦》试图摆脱说话体的叙事模式，经过新的形态叙事模式的变化，形成了个人化、个性化的感愤自叙的作品。观赏的对象不是听众，而是读者，或者是潜在读者。《红楼梦》不是依靠已有素材创作的小说，而是具有自叙传记特色的文人独创的作品。
赵美媛通过研究《红楼梦》的叙事，看到了其中的美的特质和叙事的革新，并分析了小说构成的三大空间。通过这些方面的阐述，可以看到赵美媛独特的见解，以及取得的重要成就。李治翰通过《〈红楼梦〉对传统叙事模式的改革考察》一文，看到了《红楼梦》在叙事模式方面的质的飞跃，是为读者或潜在读者而创作的文人独创作品，而不同于传统说话体小说，更不是世代累积型作品。这些都是具有相当价值的阐述，成就突出。
四、《红楼梦》的象征性
相关论文有高旻喜的《〈红楼梦〉中出现的暗示研究》，《〈红楼梦〉的浪漫性小考》，《〈红楼梦〉第五回设定的太虚幻境的意味》，《〈红楼梦〉中红楼与梦的意味》；李星的《〈红楼梦〉中出现的红的含义考》；韩惠京的《〈红楼梦〉的梦与象征性》，赵美媛的《〈红楼梦〉初5回的叙事含义分析》等。
《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很高，这已为读者和批评家所公认，但到现在为止，《红楼梦》的主题和包括枝叶问题等众多问题尚无定论，相互间的争论也是事实。高旻喜在《〈红楼梦〉中出现的暗示研究》中认为，研究作家通过暗示的方法如何传达小说的构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作家常常把小说里面设置了障碍和雾气，所以读者经常不理解作家的真实目的，但通过作家的暗示才能明白。当时时代背景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时期，文字狱很严重。由于《红楼梦》是在对当时封建社会有批判见解和人道主义基础上写出来的小说，如果作家把批判和追求写得明白的话，是肯定不容于世的。所以曹雪芹不但要回避文字狱，而且要使作品容易传播，才使用了隐蔽的手法来创作。作家把《红楼梦》的大纲安排在前五回中暗示着叙述很适当，以后的事情是前五回的次第展开，引起读者的兴趣并诱导其深思，才创造了生动的艺术效果。前五回中可见：第一，暗示分布很均衡；第二，暗示内埋伏的每回的内容各个独立；第三，在第一回的暗示作用特别重要，是前五回中的序文；第四，起到复合的作用；第五，通过前五回的暗示能知道小说的主体和中心内容，主题是以现实批判的视角来暗示人生无常，中心内容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的暗示和贾府没落的暗示来分类，主要登场人物的命运的暗示从第六回以后展开。暗示的表现形态是：第一，从相异叙事主体来看，通过作家介入、启示者的设定和局外者的视角等写下来，变化多端；第二，表现手法上，适当插入以小示大、谐音字、真话假说、诗词曲赋等手法，不但有多视角的暗示内容，而且有良好的观感体验。高旻喜认为作家在小说里预设了众多的暗示，是预示红楼梦的悲剧结局。这种悲剧性是封建社会的情况下必然的归结。
韩惠京写的《〈红楼梦〉的梦与象征性》，认为《红楼梦》是以梦幻构图为中心轴展开内容的作品，是把一块石头在人世之间经历的事情写成一部小说。作家用石头的经历来表现一场梦幻的过程，才在小说总体的构成中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梦，且相互间紧密联系，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高旻喜通过分析《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并有文字狱的频繁发生，所以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运用了象征手法。高氏看到了前五回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前五回中第一回又起到重要的象征作用，并且分析了《红楼梦》象征的具体表现手法。韩惠京则分析了梦幻在《红楼梦》中的重要作用。
五、《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崔溶澈的《〈红楼梦〉人物的命名艺术与意味分析》，提出曹雪芹是个语言的魔术师，他运用象征、比喻、对比等魔术艺术的手法，让人叹服。真正进入曹雪芹的艺术世界有几种方法，尤其是登场人物的名字和名字蕴涵的意味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在《红楼梦》里登场的人物大概700多名［2］，其中有姓名的人约300多名。曹雪芹一是用传统的命名方式给他们命名，再就是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命名，从而使作品人物相当生动。主要人物的名字在作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并隐含着人物间的关系，作者安排他们的名字跟主体和内容结合起来了。
蔡禹锡在其博士论文《〈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形象研究》中认为，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是为爱情悲剧而设，王熙凤的命运与贾府浮沉相关。他分析了王熙凤的聪明幽默的性格，将其专制管理型管家跟民主管理型的贾探春相对照，以其对贾府上下的态度，对嫡庶的想法，重视人治跟聪明贤德的平儿对照等。小说中王熙凤主要为补天意识的形象，但描写是否定的，表示对补天的幻灭的感觉。《红楼梦》最伟大的艺术成就，是作家创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形象塑造把传统的平面人物发展到立体的人物加以描写了，深度地描写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继承发展了古代小说人物塑造的成就，使人物形象描摹的艺术水平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蔡禹锡的博士论文另有《〈红楼梦〉中尤三姐形象研究》、《〈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形象研究》、《〈红楼梦〉中贾探春的形象研究》、《〈红楼梦〉中关于人物描法试论》。其他相关研究有崔炳奎的《〈红楼梦〉人物理解》，《〈红楼梦〉感赏论》，《通过〈红楼梦〉人物看到人生的艺术》等。
六、《红楼梦》的语言艺术
崔炳奎在《〈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美探究》中认为，因为语言是文学的表现道具，所以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和第一要素。文学使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通过想象跟事物的形态反映现实的事件、自然景观和思维的过程，才创造了艺术的形象，给读者以深刻的影响。为了能产生这样的影响必须使小说语言具有形象性、准确性和生动性，才能使文学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加强。他认为文学表现的道具——语言，要使用日常生活中活的语言，因为只有用提炼过的口语才会有生活感、生动感和较强的表现力。中国文学的语言艺术比他种语言美的要素要丰富得多。在《红楼梦》中文学语言艺术格外突出，表现的生动性、准确性、趣味性方面，《红楼梦》中都具备了。
关于《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研究方面，李治翰有博士论文《〈红楼梦〉之文学言语研究》。他以在120回本《红楼梦》中的文学语言为研究对象，力图以体系化的方式，综合分析人物语言与叙述者语言的形式及功能。李治翰把他的论文分为三章：
第一章，《红楼梦》人物语言之一——人物对话研究。立足于“对话开始时的对话参与人数”和“对话结束时的对话参与人数”两个基本点，以及“对话断续”的重要因素，来区分《红楼梦》文本里的七种对话类型，分析、说明《红楼梦》文本里对话的发音形式及其功能。
第二章，《红楼梦》人物语言之二——独白与内心独白研究。独白时的情境首先将自言自听的独白分成“有人听”、“没人听”两种类型，并以逼真行为标准分为独白的“生活化”和“舞台化”两种表现方式。而没有说出来的，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的内心独白，按照叙述者的公开与否，分成“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两种类型；二是使用方法按照是否连续使用分成“单独使用”、“连接使用”两种类型。论文通过准确的数据分析，说明《红楼梦》文本里独白与内心独白的使用情况，表现独白与内心独白在两个部分的不同特点。
第三章，《红楼梦》的叙述者与叙述者语言研究。叙述者语言在小说中是相对于人物语言来说的，由叙述者发出的语言。他注目《红楼梦》在叙述者与叙述方式上的转化，即“叙述者与作家分离”以及“叙述者多角度复合叙述”来分析具有复合功能的《红楼梦》的叙述者语言，以此证明它确实突破了中国小说的传统叙事模式。他还分析了《红楼梦》叙述者语言中的套语问题。
李治翰另有关于《红楼梦》语言研究的论文《〈红楼梦〉与北京试论》、《〈红楼梦〉中对话类型与发话形式》、《〈红楼梦〉中心理言语考察》等。在《〈红楼梦〉与北京试论》中，提到作家在第一回中：“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3］5是阐明了在小说创作上，不想蹈袭现有的因习。李治翰提出，虽然作家没有使用北京的地名，从第53回中贾府家人的举动来看，读者也能知道［3］724。《红楼梦》中，贾府在北京生活，小说是用北京方言写的，其中俗语使用多，起到很大的艺术作用。
李载胜写的《试论〈红楼梦〉中的俗语运用》中，认为使用多量的俗语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他研究关于在《红楼梦》中作家使用俗语的状况。中国现有的俗语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形成的，这里反映了一般大众的生活经验，是有教训、有智慧的语言结晶体。曹雪芹写小说的时候费了许多的心血，花了很长时间，这特殊形式的俗语收集、整理、加工和整炼，产生了语言艺术的升华。李载胜将俗语使用的效果加以分类：第一是塑造人物，描写他们的性格很生动；第二用来在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描写；第三是起着内容的媒介作用；第四突出呈现作品的主题，还暗示内容开展。
韩国关于《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在结构、叙事、象征性、人物塑造和语言等方面广有研究，在各自的方面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作为世界红学的一部分，韩国将来的红学研究将会更加多样和更为光明。
［参考文献］
［1］ 鲁 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307.
关键词：红楼梦；女性主义；分析
【分类号】I207.411
1 独特女性意识
《红楼梦》的写作背景是在清代，这一时期的社会各个阶层都显示出一片平和的景象，女性意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开始觉醒，这一现象往往反映在各类文学作品里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具体的表现。受宋明理学中思想家王阳明著名“心学”的影响，众多学者纷纷开始为女性抱不平，文学作品中纷纷显现出诸多女性意识突出的女性角色。传统理念中关于女性一直是一个附属品的存在，人们忽视女性自身的追求，罔顾女性自身的优秀品质，无视女性对于社会作出的种种贡献。对于女生的歧视无论是裹脚还是三妻四妾制度，都严重压抑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形成。期间，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层次性，凭借其独特的创作手法融合了传统文学以及当时较为先进的创作理念，塑造出一个个融合实际的性格鲜活的人物角色，赋予了小说新的精神层面的内涵，将当代文学发展到一个巅峰。
首先，《红楼梦》打破了传统古代社会中男权政治的霸权统治，凸显了女性在社会中的生活现状，进而表现了女性在传统思维禁锢下，三从四德等腐朽意识的捆绑下，不甘被奴役、被统治、被封闭的现状，力求冲破当代封建思想中男权统治的堡垒，充分寻求自身价值，张扬女性个性，施展女性抱负的女性意识。
2 对女性的崇拜思想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难以企及的高峰，其惊世骇俗的女性崇拜思想与历代小说中女人祸水论大异其趣。《红楼梦》中所塑造的那种至纯至美、灵透唯美与清新圣洁的众多女性形象也是其他小说都无法模拟与超越的。《红楼梦》对女性才智的赞美讴歌颠覆了刻板教条，超越了世俗功利，完全是精神性的、对性灵的抒写和象征性的表达，真正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可谓境界出新、立意出新。可以说，《红楼梦》改写了中国主流文学中女性主体意识缺席的状况，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尊重女性的作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当然，《红楼梦》中的女性观绝不仅仅停留在打破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迫切要求女性解放这一观念上，而是上升到启发引导女性自尊、自爱、自信，拥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人性角度。它极力赞美女性，否定了父权制的道德准则，讥讽了男权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和世间的污浊，从而改写了中国文学史中女性独立形象的审美缺席现象，也继而颠覆了传统文化中女性的社会价值。此外，《红楼梦》中作者最钟情的女子是林黛玉，这位绛珠仙子贵情尚真，“恩情山海债，唯有泪堪还”。可以说，她的重情和真实被作者视为最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3 女性悲剧制度文化
本质上来看，《红楼梦》的女性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很多的文学家们试图揭示悲剧的本质，也都有过精辟的见解，代表人物有尼采，在他看来，希腊的艺术兴盛正是来自希腊人心中的矛盾与痛苦。大文豪鲁迅也认为，悲剧的本质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他们其实都赞同悲剧实际上就是再现人生的毁灭，和西方不同的是，悲剧没有降落到强大的男性身上，而是由弱小、可爱的女性来承担，这又是何等的国家的悲剧。
《红楼梦》中女性悲剧的空间载体，内容及形式都不同，例如，迎春悲在家中，妙玉悲在庵中，林黛玉有爱无婚姻，晴雯等又展现了底层人的悲剧。实质上，他们悲剧的根本原因类似。上至贵妃，下至仆人，她们上演着感情、政治、家庭、文化的悲剧，共同编织出国家的悲剧，最终结果也只有自取灭亡。
曹雪芹对女性悲剧描写的淋漓尽致，读者能够深刻体会到女性悲剧的根本原因，连带引发国家、社会悲剧的思考。表面上看，小说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实则描述了四大家族的悲剧，进而引出民族与国家的悲剧本质。只有细细品味，才能窥探出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在看似盛世的朝代，清政府实际上面临着灭亡的危机，只不过众多的女性担当了这个社会、民族的牺牲品，是国家悲剧的开始。然而，最可悲的是，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末日中天，反而乐在其中。小说中描述的很多女性都很优秀，实际上越是这些优秀女性被毁灭，越是体现了小说的悲剧价值，悲剧的思想也越是明确，越是引发人们的思考。
4 女性主义写作策略
可以说，题材的私人化是女性主义写作策略，而这一特征又鲜明的表现在《红楼梦》中。作者曹雪芹从女性角度出发，通过对女性日常生活的描写，展现出遮蔽已久的女性生活状态，进而把日常生活所具有的价值等同于崇高历史所具有的价值，传达出日常生活才是人类生存本质的女性化概念。例如，第七回，周瑞家的给各位小姐送官花，迎春和探春在下棋，惜春和智能一起玩笑，黛玉和宝玉在解九连环；二十一回中，描写了宝玉一早来看望湘云、黛玉，湘云为宝玉编头发。这些都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描写地细致入微。而《红楼梦》对人物的塑造，就是在这生活的描写中表现出来的。
总而言之，《红楼梦》的旷世之处，不仅表现为历来被世人所仰慕的社会历史价值，更令人惊叹的是其突出的女性崇拜情结。它撇开“女性为祸水、为贱类”的偏见，公开地赞美女性、歌颂女性。这样的诗意表达既区别于历代小说，同时也在价值上独占鳌头地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珍贵清奇的宝玉。值得我们品读学习。
参考文献：
[1]翁礼明。论《红楼梦》的女性主义价值诉求[J].江西社会科学，2004，09：127-130.
[2]李玉靓。《红楼梦》译本的女性主义色彩[J].青年文学家，2013，01：154-155.
一、课程实施的立足点：深入解读文本
什么是文本？一般认为文本是由作者写成，有待于阅读的单个文学作品本身。由于文本在不同视域范围内的阐释空间存在着差异性，因此，文本又有自然文本和教学文本之分。单就一部文学作品而言，只是自然文本，一旦进入教学视域就变成了教学文本。“作为自然文本可能仅是供获取信息的文本或作文学研究对象，作为教学文本又因为不同学段的教学目的不同、不同编者对其认识不同，所以编者所呈现出来的解读结果不同；又因为经典文本本身是一个充满空白点和未定性的空框结构，而文本所承担的教学功能以及编者的知识水平、解读角度的不同，所以解读结果也不同。”[2]因此，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明确《红楼梦》是作为教学文本出现在教师和学生的视域范围内的，在教学中应充分考虑教师、学生、作者、教学文本、助读文本等多个维度，在多维空间视域下深入解读文本，这是课程实施的根本立足点。
1.“游移视点”：多维度观照文本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作为解读对象的文本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创造完成的。在阅读行为发生之前文本本身并不存在独立的意义，而是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由诸多的“未定点”和“意义空白”构成，而读者解读的过程要不断对文本中的“未定点”和“意义空白”进行补充，进而使作品的意义由潜在的存在变成一种现实的存在。那么解读的过程究竟如何展开？接受理论的代表人物伊塞尔从读者与文本相互作用的关系的角度，提出了“游移视点”的概念。所谓“游移视点”，就是描述读者如何解读文本、实现文本的一种方式——认为每一个文本中都存在着许多视点，包括“叙述者视点”、“人物视点”、“情节视点”、“读者专设视点”等等，各种视点通过语句得到显示。在解读过程中，读者不断游移文本里的各种视点，不断在文本中的各视点转换，最后展开各视点的复合，进而把握文本内部结构。
根据接受美学的这种理论方法，解读《红楼梦》过程可以由多层次“视点”来介入文本，而文本的选择与确立并不是单维度推进的，要根据文本内容及时“游移”解读“视点”。就《红楼梦》整部作品而言，从“叙述者视点”看，文本通过“通灵宝玉”这个“随行记者”为我们展现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以及贾宝玉与黛玉、宝钗、湘云之间的爱情三部曲，这也正是《红楼梦》的“政”与“情”两大线索；从“人物视点”看，整部作品着墨最多的是两大主角——王熙凤和贾宝玉，王熙凤是“家族兴亡”线索的代表，而贾宝玉是爱情线索的代表。同时又着力展现了大观园中的“女儿世界”，通过众女儿的离散，凸显了作品的悲剧性主题；从“情节视点”看，围绕“家族兴旺”作品主要展现了大房与二房、二房中嫡子派与庶子派之间的矛盾，围绕“爱情悲剧”作品主要展现了宝、黛、钗的爱情“三角”关系。从“读者专设视点”看，由于《红楼梦》展现的是“家族兴旺”与“爱情悲剧”这两大主题，所以80回后家族的衰亡和众女儿的离散必然成为了读者关注的焦点。
2.伏脉千里：拓展解读空间
《红楼梦》所以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存的《红楼梦》是一个残本，我们无法看到80回以后的部分，这就给读者留下了诸多的“意义空白”和巨大的阐释空间。由于曹雪芹始终遵循“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创作原则，所以读者往往可以根据前80回的蛛丝马迹推测80回之后的情节发展。教学中，我们可引导学生聚焦“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创作原则，充分结合脂批并通过曹雪芹在文本中经常运用的创作方法，如谐音法、引文法、谶语法和影射法等，巧妙地推测80回之后人物的命运和情节发展。这样既拓展了学生的阅读空间，使文本得到了立体化的呈现，同时也使学生在阅读中时时拥有未知感和新鲜感，进而增强阅读动力。我们以第七回为例，这一回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周瑞家的送宫花，实际上是通过送宫花对金陵十二钗进行扫描，当周瑞家的给惜春送花的时候，探春开玩笑说：“我这里正和智能说，我明儿也剃了头同她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儿来。若剃了头，可把这花儿戴在哪里呢？”这里显然运用的是谶语法，通过这一情节暗示80回之后惜春遁入空门的悲惨结局，这也正与惜春的判词“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寺旁”相对应。再如，小说在塑造人物时经常采用影射法，晴雯这个人物从某程度上来讲就是黛玉的影子，而我们知道晴雯是因为受人诬陷被逐出大观园并最终抑郁而亡的，所以由此我们可以推测80回后林黛玉也很可能是因为受诬陷抑郁而死的。可见，“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创作原则为读者提供了巨大的阅读空间，教学中，我们应充分利用《红楼梦》的这一创作特点，不断引导学生拓展解读空间，深入体会名著的思想内蕴与艺术魅力。
二、课程实施的着眼点：不断拓展研究空间
由于本课程是针对《红楼梦》而开设的选修课，所以课程实施的立足点就在于《红楼梦》这一文本。但是在深入解读文本的同时，又不能局限于文本，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要不断地找寻与建构文本中新的意义生长点，不断拓展研究空间，在更广阔的空间视域下审视与挖掘文本的深层内蕴。
1.拓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
周汝昌先生曾说《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红楼梦》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具有极大代表性的伟著，我们应当从‘文化小说’这个角度重新看待它。”[3]笔者认为，就某种程度而言，《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不仅表现在《红楼梦》对中国传统文化精义的传承与反思，还表现在《红楼梦》对中国传统文化全方位、立体化的展现。以下我们仅举几例，意在说明《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而为本课程实施的过程提供新的空间与视角。
我们知道儒、道、释三家融合，这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所在。《红楼梦》一开篇，曹雪芹便传达出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核的反思。《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出现了两个对立的人物——甄士隐和贾雨村，甄士隐是道、释两家的代表，因为他是在一僧一道的度化下而遁入空门的；贾雨村是儒家的代表，因为他的名字来源于《孟子》（《孟子·尽心》：“君子所以教者五，有为时雨化之者。”），同时他又热衷于功名。我们看，入世的儒生（贾雨村）是个贪官污吏，而出世的道和释又是“茫茫”、“渺渺”、“空空”，是一种虚幻的存在，现实的世界是如此的混乱，非现实的世界又如梦幻般难以把握。开卷第一回的这种呈现其实蕴含着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反思：儒、道、释三家融合的文化格局已岌岌可危，中国文化的出路在哪里？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又在哪里？而整部小说似乎都在回答这一问题，并力图重构中国文化的新格局。
我们再从人物和情节设置的角度看一看曹雪芹对中国文化的体悟。宝钗和黛玉是《红楼梦》中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宝钗安分随时、宽容大度，是典型的“入世美”，林黛玉是孤高自赏、任性随情，是典型的“出世美”，而第五回警幻仙姑之妹，乳名“兼美”，“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犹如黛玉。”（《红楼梦》第五回）从宝钗、黛玉再到警幻仙姑之妹，这三个人物便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就情节设置而言，小说的21回通过宝玉续《庄子》写了宝玉“悟道”，22回通过听曲文写了宝玉“悟禅”，其实这都是宝玉80回后遁入空门的预兆。遁入空门暗示着宝玉对现实世界的否认，而据梁归智先生的研究[4]，80回后宝玉有从空门中回到了凡尘，这又暗示着宝玉对空灵世界的否认，在“否定之否定”后曹公肯定了“情”的意义与价值。这些情节的设置，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释三家复杂的关系。
由以上分析可见，《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教学中我们应不断引导学生通过作品中的种种细节体察、感悟中国文化，不断挖掘文本的文化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找寻文本意义新的生长点，开拓《红楼梦》研究的新空间。
2.拓展与现实的联系，构建文本当代价值
《红楼梦》作为一部经典巨著，其伟大之处就在于思想的超前性，曹公的某些认识甚至可以穿越时空与当下的某些文化现象产生共鸣，进而获得永恒的价值。教学中，我们在关注文本深层内蕴的同时，应引导学生充分拓展文本与当代社会的联系，使研究视角摆脱时代语境的束缚，进而构建文本的当代价值，为课程实施的过程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比如，同性恋，这是时下备受关注的一种文化现象，如何看待这一群体，如何解释这一文化现象，仍然是当下的焦点话题。《红楼梦》并没有对这一文化现象避而不谈，宝玉、蒋玉菡、柳湘莲、北静王、薛蟠、邢大舅等人，在作品中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同性恋的倾向，但曹公却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审视与反思。曹公将同性恋这种文化现象架构于“”这种新型的价值体系之下，他“以‘’这种文化代码消解了同性之恋的道德负累，在他看来源于心灵的真情可以打破性别的界限，那种“皮肤滥淫”无论对于同性还是异性都是丑陋、肮脏的。”[5]换言之，在曹雪芹看来，同性恋情的双方只要以“”的姿态相互面对，而并非仅以追求的满足为终极目的，那么这种恋情是同样值得肯定的。曹公的这种认识即便从今天来看也是非常前卫的，并且是贴近人性的。教学中我们完全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引导学生讨论对同性恋这种文化现象的认识，并让学生思考曹雪芹的这种认识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下，是否能生发出新的意义与价值，这样，文本的价值便在当代社会找到了落脚点，教学的空间与维度也便随之而增大。
三、课程实施的关键点：灵活运用多种教学策略
现代意义上的教学并非信息的单向传递过程，而是在相应教学理念的影响下，运用多种教学策略，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的主体性建构活动。因此，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教学策略的运用显得极为重要。对《红楼梦》选修课而言，灵活运用多种教学策略是引导学生走进文本、开拓阅读空间的重要一环。
1.巧用媒体
我们这里所说的媒体包括教学多媒体和网络媒体。多媒体技术具有图文并茂、声像并举、动态感好、信息量大等独特优势，运用在教学中，能在相当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大课堂的容量，从而提高教学效率。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多媒体为学生提供与文本研究相关的大量资料，进而提高教学效率；其次，我们可以通过多媒体将大量视频资料，如关于《红楼梦》的影视剧、名家讲座、教学片断等，提供给学生，这样便使文本材料得到一种感性化的呈现，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我们可以利用网络媒体，如论坛、QQ、微博等，打破课堂教学空间的局限，使学生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内深入研究文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教学媒体的运用要适时、适度，要始终围绕文本而展开，以免造成学生的阅读惰性，冲淡文本阅读与研究的过程。
2.讨论建构
本课程的核心指要在于“研究文本，体悟内蕴”，笔者认为，研究的动力应来源于思维的碰撞，而教学中的讨论法是引发学生思维碰撞、激发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条件，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讨论法，不断引发学生在阅读中与文本产生的认知冲突，并不失时机地引发讨论，进而建构文本的意义。例如，在解读《宝玉挨打》时，可引发学生讨论：《宝玉挨打》是否表现了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和封建卫道士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在讨论80回之后的结局与情节发展时，可引发学生讨论：程高本中“掉包计”的安排是否合理？如不及时引发讨论，那么学生便很容易受到既有“定评”影响，而曲解了文本的深层内涵。
3.合作生新
合作学习是相对于个体学习而言的。个体学习的时间、空间、内容、方法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局限性，合作学习很好地弥补了个体学习的局限性，并利于学生在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建构学习的意义。教学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合作学习的方式，让每个合作组都承担相应的研究课题，然后再通过组内合作，将课题分为若干子课题，通过探究、合作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如探究“《红楼梦》的悲剧意义”，即可由合作组将其分为“社会悲剧”、“人生悲剧”、“爱情悲剧”等子课题，然后由小组合作完成探究过程，并获得相应的研究成果。
《红楼梦》的研究空间是无比广阔的，新红学诞生以来，对《红楼梦》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笔者看来，如何将现有的研究成果转换为教学中的有用资源，如何在教学视域下解读、研究《红楼梦》，如何让《红楼梦》、红学以最优化的方式走进学生的视界，这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课题，因为这一课题关系着《红楼梦》的接受、传播与再创造。
参考文献
[1] 龙协涛。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北京大学学报，1999（2）.
[2] 张心科。《红楼梦》在清末民国语文教育中的接受。红楼梦学刊，2011（5）.
[3] 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国文化。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
【关键词】《红楼梦》期待译本译本多样化
1.引言
《红楼梦》是我国文学艺术发展史中的一部经典之作，其中的诗词典故、历史事件、人名地名等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可谓处处皆学问，也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那么，将这样一部中国经典文化巨著翻译到国外，一方面能促进我国特色文化的对外交流，丰富世界文化内容，另一方面面对"异质"文化的理解和撞击，我国文化自身如何充实、发展和传承，十分具有启发意义。
《红楼梦》的英译工作始于1830年，发展到现在，赵长江等将其分为"四个翻译期：即发轫期、断残期、编译期和全译期"（赵长江，付天军，2009：299），先已形成二十余种外文译本和节译本，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霍克斯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这两本全译本，各有侧重，各有特色。在具体翻译过程中，一是《红楼梦》本身所包含的浩大文化历史内涵给译者带来很大挑战，二为《红楼梦》译本的发展现状和读者心中期待译本之间的距离和关系，这两点对译者定位《红楼梦》期待译本都具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本文以此为行文基点，主要针对《红楼梦》的英译本，探讨期待译本的定位和背后的翻译文化思索。
2.译本的多样化
就《红楼梦》译本的发展现状来看，全译本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霍克斯的译本最有影响力、最具代表性，但随着"红学"的不断发展和对《红楼梦》研究的日益加深与扩大，译者们应该不断创新，不迷信权威，以期更好的译本的出现。《红楼梦》的翻译工作需要有一个宏观的、长远的目标，以促进我国特色文化的对外交流为宗旨，加强对我国传统背景文化的介绍，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红楼梦》的文化内涵。
从翻译的任务以及目的来看，笔者认为《红楼梦》的期待译本并不是特定的某一本，而应该形成以全译本为主，节译本为辅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以中国本土译者为主，鼓励国外译者多角度尝试的局面。全译本与节译本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相互补充发展；全译本结构完整性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流畅性也较高，但这样的方法在处理"异质"文化过程中欠额也较多，除非译入语读者对原文的背景文化知识有足够了解，否则读者对原文内容的吸收量是有限的。以异化为翻译策略的译本，读者以自己的思维角度看文本，接受的也主要为故事情节，原文背后独特的"异质"文化没有在读者心中留下印象，何谈吸收；以归化为翻译策略的译本，繁复的注释影响读者阅读的流畅性，寥寥无几的注释却又给"异质"处处设障，增加读者对原文的理解难度。《红楼梦》内含我国丰富的古典文化，包括大量的诗词典故、双关语、民族风俗和文化负载词等，在霍克斯译本的前言中，译者表示要尽力传达原文的"一切含义"，虽然有前言和附录，但译本中也只有8个简短的脚注而已；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本中的注释也很少。由此可见，仅仅以目前的两个全译本来传递《红楼梦》文化是远远不够的。
而节译本则以丰富详尽的背景文化知识为特色，以注释为主，减少读者在阅读全译本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障碍，更好的了解我国传统文化。节译本可以有多种形式，例如，译者可以把《红楼梦》中诗词聚合在一起，将其研究成果翻译成集成册，简单介绍我国诗词呈现美的常用形式，诗词中的常见意象等，帮助读者形成欣赏中国诗歌的基本接受思维，加深译入语读者对《红楼梦》诗歌的整体理解；译者也可以把金陵十二钗作为一个整体翻译，包括我国"红学"对此部分的社会背景、人物角色分析等，帮助译入语读者更好的把握每个人物在整部《红楼梦》中的地位和命运发展。《红楼梦》是看不完、看不尽的，节译本的定位是横向的充实译本内容，为译本创造一个多维立体的环境，这与"红学"的研究成果是分不开的，也是节译本不断发展、丰富和深入的源泉。我们明白，这会是一个不轻松的过程，但却是个很好的开始，而且必须要有一个开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译入语读者作为翻译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对文本的译本定位、翻译策略和目的等有很大影响，所以考虑译本的预设读者、读者受教育程度、读者期待等相关因素是一本好的翻译作品本身包含在内的。《红楼梦》全译本和节译本的翻译目的以及预设读者群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为学习或者研究汉语的外国读者提供资料；为了解《红楼梦》故事情节的外国读者提供最大程度的全译本；为学习或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读者提供尽可能详尽的全面的相关资料。由此看来：第一，《红楼梦》译本应该由全译本和节译本结合组成；第二，《红楼梦》的各个译本应该选择自身的独特视角，是注重完整故事情节的介绍，还是关注其背后浩浩的中国文化艺术；第三，将《红楼梦》和"红学"研究成果结合成介绍其自身文化的一个整体，然后进行翻译，确立长远目标。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读者在阅读文学译文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阅读是外国的作品，作品中所描述的是外国的人和事，这样的作品与本国作家创作的作品往往有些不同"（韩子满，2005：136）。正如王东风先生所指出的，"任何一个预读翻译文学的读者，都有着不同于读本土文学的审美期待"。所以，译者完全可以信任读者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多方面考虑读者不同层次的需要，做好诠释《红楼梦》文化的整体计划工作。
参考文献
［1］ David Hawks. The Story of Stone. Penguin Books Led, Great Britain,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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