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其中也涌现了不少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这里是小编帮大家整编的13篇近代史人物论文的相关文章，仅供借鉴。
西方现代心理学或实验心理学自1879年冯特创建以来，截止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诸多的观点各异，立场鲜明的学术门派。近代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求学期间，秉承不同的学说；回国后，自然而然将各自的心理学派的体系和观点引介到国内。
一、格式塔学派
格式塔学派，又称完形学派，是20世纪前期德国最有势力的心理学派。1912年M.韦特默发表的一篇题为《关于运动知觉的实验的研究》的论文，标志着该学派的兴起。其代表性人物除M.韦特默（Max Wertheimer）外，还有W.柯勒（Walfgang Kǒhler）和K.考夫卡（Kurt Koffka）。格式塔学派注重有组织的全体，主要研究部分和全体的关系。最早将该学派引介到国内的是留学英伦的朱光潜博士，其文《完形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发表于《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十四号；随后高觉敷在该杂志第二十一号上发表了《完形派心理学与行为主义》一文，又在《教育杂志》第十九卷第四、五号以及第二十二卷第十一号上分别发表了《基斯塔心理学》、《对基斯塔心理学的批判》和《对于完形派攻击构造主义之批评》三篇文章。由于受到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所以这些文章的基调基本上是持对该学派的怀疑与批评的态度。因此在介绍时难免有失公允。
真正有系统、无任何偏见地介绍格式塔学派的当属萧孝嵘，他曾于1927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格式塔心理学，对该学派有着全面的了解。1930年，萧孝嵘在《教育杂志》第二十卷第九号发表了题为《格式塔心理学的鸟瞰观》一文，对格式塔的概念，格式塔学理中的各种心理作用做了详细的介绍。鉴于国内尚无一部完整系统地介绍格式塔学派的书籍，萧孝嵘于1931年写成了《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一书，并交于国立编译馆1934年出版发行。在该书的缘起中作者写道：“本书专论格式塔心理学之原理。这些原理系散见于各种著作中，而在德国亦未有系统之介绍。从这方面看来，本书实为最初之尝试。”这部著作的出版为学界厘清了格式塔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以及与其他学派的关系，此后该学派逐渐被我国心理学界所接受，并广泛地应用于教育实践中，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发展。
二、精神分析学派
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源于19世纪末的精神病治疗临床实践，由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佛洛伊德（Freud）创立。该学派主要进行变态心理的研究，并提出了“潜意识”概念，把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扩展到前人从无涉及的潜意识空间，同时佛洛伊德还提出了“性本能”说。精神分析学派是一个庞杂的充满矛盾的学说，既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同时 至于精神分析学派何时由何人传入我国，据陈应年考察，1918年1月《东方杂志》刊出的胡愈之译《梦中心灵之交通》一文可算是我国最早见诸报刊的这方面译介性文字。随后译介性文章渐多起来，如留日学者张东荪的《论精神分析》（《民铎》第2卷第1期）；朱光的《福鲁德的隐意识心理分析》（《东方杂志》第18卷第14号）；吴颂皋的《精神分析的起源和派别》（《东方杂志》1923年6月）等。这些文章主要对精神分析学派的起源、发展以及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
精神分析学派在引进之初不但没有受到学界及国人的垂青，反而备受冷落，究其原委不外乎以下几点：其一，当时我国心理学界正热衷于对以“唯物论”著称的行为主义学派的介绍和引进，对它派心理学无形中产生了屏蔽与排斥心理。其二，精神分析学说中“性本能”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观念反差巨大。国人往往谈性色变，更不用说大张旗鼓地对它做宣传了。因此，社会包括学界在内对精神分析学派不冷不热的态度是有因可循的，即便是为了学术的需要对该学派进行介绍时，在其内容上也常常有所取舍。尽管学界和国人对于该学派引介和接受在心理上都有所避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精神分析学作为一个独特的心理学流派，还是被较为完整地介绍到国内，如高觉敷于1930年和1936年分别翻译了《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对其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此外朱光潜也撰写了《变态心理学派别》（1930年）和《变态心理学》（1933年）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其中也涉及到了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从总体上看，精神分析学派在近代中国心理学界所引起的反响并不算太，但在文学和文艺界却颇受欢迎，并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转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中，性爱题材是一个审视不够而又十分醒目的一部分，就其上半叶来说性爱题材文学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一个类型文学的新生与成熟，重构了主流文学，完成了作为新文化运动充满活力的先锋部队的使命。其理论批评无疑起了很大作用。而无论性爱题材文学创作还是其理论批评都无一例外得益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精神分析学启发与促进其诞生并直接塑造了它们的品质。”
三、苏俄心理学派
我国学界最早接触苏俄心理学始于1923年，是苏俄心理学家叶勒索夫（Ershoff）应以留学生主持的中华心理学会之邀，为该会做了题为《俄国心理学最近之发展》的演讲，对苏俄心理学的起源、发展、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逐一做了介绍。此后，苏俄心理学才开始纳入国人的视线。国内最早介绍苏俄心理学的当属留德博士郭一岑。1928年9月郭一岑从德国留学归国途中偶遇俄国莫斯科心理研究院应用心理学部主任Spielrein，经他引见，拜见了心理学研究院院长科尔尼洛夫。郭一岑对俄国以辩证法研究心理学的方法颇为推崇，回国后在《教育杂志》第二十三卷第十号上发表了《苏俄科尼洛夫之心理学》一文，对其心理学方法论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并将其方法论应用于自己以后的实际研究工作中，可以说郭一岑开我国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心理学研究之先河。
进入30年代后，经留学生之手的有关苏俄心理学的介绍性文字渐多起来。仅《教育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六号就刊载了三篇有关巴甫洛夫的文章：郭一岑的《纪念巴甫洛夫》、曾作忠的《巴甫洛夫》、贺益文的《巴甫洛夫的生平及贡献》。此外卢于道的《巴甫洛夫的生平及其工作》（《中华教育界》，第23卷第11期）、高觉敷的《巴甫洛夫的交替反射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4卷第1期）、胡毅的《巴甫洛夫制约反射研究之补充》（《中华教育界》第4卷第5期）等文章都对巴甫洛夫的生平、贡献及其研究进行了介绍和补充。通过这些文章介绍加深了学界对苏俄心理学及其代表人物的认识与了解，同时也给我国的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为了更加系统、更加深刻地了解苏俄心理学，郭一岑又于1934年编译出版了《苏俄新兴心理学》一书（中华书局，1934年）。该书着重介绍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别赫捷列夫的反射学理论、科尔尼洛夫的反应学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心理学理论体系的一些概念和理论观点。总之，尽管当时对苏俄心理学的介绍远远不如�
基金项目：此文章是胡延峰主持的山东省教育厅2007年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民国时期翻译主体研究――以留学生为中心》的成果之一，基金编号：S07WZ37。
证明和反驳等逻辑思维手段，进行分析、阐明自然科学的原理、定律和科学技术研。
究中的。
各种问题及成果的文章，都属于学术论文的范畴。
学术论文是一种具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成果的记录，是进行成果推广和交流的手段。
也
是考核科技人员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它是人类知识宝库的基本单元，
或为人。
类精神财富的一部份，并能为科学界有效地利用，对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起推动作。
用。
(一)、学术性。
学术性或称为理论性。学术论文可以取材于某一具体产品，或某一抽象的理论，
或某。
一具体实验，将其研究过程的资料或发现，经过加工、提炼与浓缩的程序，提升为。
理论性。
的叙述。故学术论文侧重理论的辨证，这些理论和技术成果，且都必须在实践中经。
过反复。
探索、研究而成，实践即是学术论文的源泉。而学术论文如果缺乏学术性，也就失。
去了它。
的基本特性。
(二)创造性。
创造性是衡量学术论文价值的根本标准。创造性大，论文价值高；反之，论文价值。
就低。
这里所谓的创造性是指论文中阐述世人尚未谈过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或创。
造性的。
模仿。一篇没有创见的文章，可能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价值，但它对科学技术发展。
不起作。
用，也无法提供科技领域新的内容。有些科技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但国外已有，
严格言。
之应无创造性。
学术论文是记录创造性成果的知识载体，是传递新生的科学信息。有些成果不宜。
作科。
学论文，但可以作科技报告发表。
(三)科学性。
『科学性』这个词在论文中有多重含义：
(1)内容的客观性：论文内容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即要求科学内容真实、成熟、
可行，
而且可重复性。
(2)表达的全面性：论文的科学内容，须用语言、文字或图片等方式表达，并且力求。
文字简。
洁、明确及全面性。
(3)结构的逻辑性：文章结构所显现的科学内容必须符合逻辑推理、论证反驳等思维。
规律，
其逻辑性强。
(4)格式的标准化：论文写作格式已逐渐趋标准化，必须严格遵守其法则。
(四)可读性。
论文中之文字应力求平易通顺，切忌生涩难懂，否则大大削弱文章的社会效果。
学术论文包括学位论文。学位论文是学位申请者为申请学位而提出的论文。这种。
论文。
是考核申请者能否授予学位的重要依据，可分为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及博士论文等。
三种，
其水平由浅而深。学士要求达到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担负专业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硕士。
要求达到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博士则要求达到具有独立从事科。
学研究。
工作的能力和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由字数来看，学士论文约一。
万字，
硕士论文约五万字，博士论文则在五万字以上，有时多达十至廿万字。兹分述如下。
大学本科毕业生运用在校期间学得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进行分析、解决某一。
不太。
复杂的科研课题所写的毕业论文，顺利通过签辨者，均可授予学士学位。其条件如。
下：
1.能够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二)硕士论文。
硕士所提之硕士论文应为指导教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者，其论文须。
有自。
己的新见解，并在过程中有一定的工作量。一般用于论文工作的时间约一年左右。
其基本。
要求如下：
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
博士论文对本学科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本学科水平提高有重要的突破。
其基。
本要求如下：
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2.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3.在学科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学术论文是论述创新性研究工作成果的书面文件，是某些实验性、或理论性、或。
观测。
性的新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
学术论文的内容应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进步，而不是简单重。
复、
纯属模仿或全盘抄袭前人的成果。学术论文应具有新的信息。
学术论文通常在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在学术报刊上发表等。它反映学科最。
新的。
前瞻科学技术水准及其发展动向，体现了科技工作者拥有的成果。
为进一步探讨学术论文写作特点和规律，应从内容性质和结构形式的差别方面将。
学术。
论文分为理论型、实验型、描述型和设计型等四大类。
理论型论文的重点在于理论证明和分析。依研究对象可分两种：一种以抽象的理。
论问。
题为研究对象，其研究方法重于理论推导和运算；另一种则以客观事物和现象的观。
测数据。
以及有关的文献数据为对象，其研究方法是对有关数据进行分析、综合、概括及抽。
象化，
并通过归纳、演绎、模拟等过程，提出某种新的理论和见解。一般说来，理论型论。
文正文。
结构型式灵活，没有固定格式，可将研究的对象或结果划分为若干有联系的层面，
按一定。
逻辑逐层进行论述。
实验型论文的重点在于设计实验以及对实验结果的观察和分析。它也可分两种：
一种。
是介绍实验本身为目的，重在说明实验装置、方法和内容；另一种是通过对实验结。
果的分。
析和讨论，从而认识客观规律。实验型论文的正文结构与理论型论者不同，主要是。
由实验。
报告的结构演化而来，并已形成一定约定俗成的格式，一般有『材料和方法』、『。
结果』。
和『讨论』等三部份。此三部份仍可做适当调整，其重点内容则必须对实验作说明。
和分析。
描述型论文的重点是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和说明，向读者介绍新发现的某种客观。
事物。
或现象，重在说明事物或现象。描述型论文的结构通常由描述和讨论两大部份构成。
如论。
述动、微生物新物种，描述新发现的地质现象，新发明仪器等的论文属之。
设计型论文是指对新产品、新工程等最佳方案进行全面论述的书面技术文件，一。
般由。
设计说明和设计图纸组织而成。其内容有理论或实验，也有设计的描述说明(包括图。
纸)。
建筑工程方面之论文属之。
上述学术论文的『四分法』是相对的，理论型论文中也可能有描述，也会引用一。
些实。
验材料，实验型论文中也有必要的理论分析和描述；描述型论文也不是全无理论分。
析。但。
因研究目的手段不同，各有重点。当然，有些论文可能介于上述几类论文中间，这。
得看其。
归类。
一、科研课题、论文题目与主题的关系。
课题、论文题目与主题是三个有区别又有一定联系的概念。科研课题是指人们所。
围绕。
进行研究并想得以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课题一般要经过调研、筛选和可行性论证。
最后。
才能正式确定。
论文题目就是论文的名称。通常在科研课题完成以后，以整个课题的研究成果或。
某一。
部份写成论文。因而，一个课题可以写一篇或数篇论文。但论文的内涵与延伸不能。
超越课。
题的内涵与外延。
论文主题是作者解决科学技术问题的基本观点，也是论文的中心论点，或课题研。
究的`。
结论。因此，主题不等于科研课题，也不完全等于论文的题目。有的论文，题目概。
括表达。
主题内容，但也不是题目就等于主题。亦即，题目和主题是两个概念。
科研成果必须以科学的方式进行提练与再创造，才能成为学术论文，而选题不仅。
关系。
到科研的成败，也是形成学术论文的重要步骤。对此，英国科学家贝尔纳认为『评。
价和选。
择课题，便成了战略的起点』。实践证明，只有择适当的课题，才能收到较好的科。
学研究。
成果，写出较有价值的论文。因此，一些著名科学家都是十分重视课题的选择。爱。
因斯坦。
认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
上或实。
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
要有创。
造性想象力，而且标明科学的真正进步』。一些著名科学家重视科研选题，又有洞。
察世界。
某个领域的科研方向、提出新的科研课题的能力，往往可获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一)选题原则。
选题是科学研究成败的关键，也与学术论文之撰写休戚相关。在确定科研课题时。
必
须以正确思想指导，考虑客观条件及主观作用，选题合适，科研工作较能达其预期。
结果，
从选题者立场而言，题目有约束性和非约束性两种。一般来说，参与大计划的研。
究时。
研究人员无法依个人旨趣和意愿自行选题而必须遵从总主持人的分配故这种。
选题属。
约束性方式。研究者若能获得最大自由度，就其兴趣、意愿选择题目，甚至有可能。
自行调。
动人力、物力相配合者，则属非约束性选题。无论那一种选题，都必须共同遵循科。
学性、
创新性、应用性和可行性原则。兹说明如下：
1.科学原则。
研究课题的内容是否科学，尚待研究中去证实，但其选择，应以前人在该领域取得。
的成。
果(理论与事实)为基础。若违背已知的科学理论与技术事实，就会导致科研工作的。
失败。
2.创新原则。
所选课题要以已知科学理论或事实为基础，且不是已知理论或事实的重复，而是在。
此基。
础上的创新，这才是科学研究的价值。因此，选题时，一般应选前人未做过的，或。
前人做。
过而有谬误或不足的课题。当然，这是一种估计和预测，并不是论文的结论。
3.应用原则。
研究课题着重于其实际应用，故其成果以能获得实质效益为原则。由于科学技术的。
迅速。
发展，人类知识之伸展度年年倍增。因此，考虑这类课题时，一要注意信息，避免。
重复；
二要充分估计课题的完成时间，争取尽快得以应用。
4.可行性原则。
选题的可行性是课题满足主观和客观条的要求。从理论和主观上可行的课题，事实。
和客。
观上可能无法实现。因此，要选择主观因素占优势的课题，诸如容易发挥业务专长。
经过。
自己努力可以做出来的题目，其效果较佳。
此外，选题目时还要考虑经费来源、实验条件及环境污染等方面。这些客观条件不。
具备。
再好的题目也难以进行。
(二)选题目的方法。
在选题原则指导下，注意选题方法，就会迅速选到适当题目。
1.从实际系统中寻找课题。
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的学科分支已达2500种，各学科交错的情况日益增多。
各
学科之间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因此，有些题目也必然是一个系统工程。
在科学研究或生产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因相互作用或相互依赖下构成的大大小小的。
系统。
这些『系统』又从属于另一个更大的系统。从考察实际系统之后会发现一些大。
小不等。
的课题，可以供研究者根据主、客观选择研究。
2.在旧理论和新发现的矛盾中寻找课题。
在人类认识过程中，新的发现层出不穷。这些新发现的事实，有时难以用已知的理。
论去。
解释。在这种旧理论与新事实矛盾的地方，有可能潜藏着未知的科学领域。选择这。
种课题。
容易有新的突破。
3.在学科史上提出的问题、猜想、假设中选题。
这类著名课题，难度大，若能解决科学性，其创新性是无疑的。
4.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地带』找课题。
遗传工程亦称基因工程，是在分子遗传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技术。它是物。
理学。
化学渗透到传统生物学之中，使生物学的研究推进到分子以下的层次而形成的新。
学科。
在上述学科的交叉地带找到科研的课题，往往容易出成果。
当今，科学技术正由专业化向综合化阶段转化，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不。
断涌。
现，有很多新的课题有待研究。
5.计算技术在各学科开发中提出课题。
近年来，计算器应用日趋普遍。以计算器为工具，对实际结果作分析，可以使课题。
深入。
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有些过去达不到的计算深度藉助计算器可以实现。其次。
利用。
计算器直� 选择这类。
课题也。
容易获得成果。第三节科学论文的信息。
一、何谓信息。
人类在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相互交换的内� 控制论。
创始。
人维纳说：『信息是我们适应外部世界，并且使这种适应为外部世界所感受到的过。
程中，
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名称。』那么，主观与客观相互交换的内容是什么呢？具。
体说，
就是消息、情报、指令、代码及包含有一定科技内容的符号。随着通信技术和控制。
论的发。
展，信息概念在廿世纪中期普遍被认识后，迅速与材料、能源齐名，成为现代科学。
技术的。
三大支柱之一。
二、信息的特性及分类。
信息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活跃的要素，是教育的基础。信息的特性如下：
(1)既依附于某种介质，又具有独立的意义。
(2)既可生产，又可消失。
(3)既可传递，又可封锁。
(4)既可记录，又可存贮。
(5)既可搜集，又可扩散。
(6)既可浓缩，又可延伸。
(7)既可永久，又可失效。
(8)既可共享，又可独占。
(9)既可消费，又可增值。
(10)既可免费使用，又可成为商品。
信息的分类方法很多，按搜集方式分为两大类：
(1)直接信息。
直接信息是科技研究人员在科学考察或科学实验中直接获取的数据。如：自己观察。
的试。
验记录(或原始实验记录)、观察日记等等。
(2)间接信息。
间接信息是科技研究人员收集到各种文献资料，是第二手或第三手的信息(或称一。
次文。
献、二次文献)。例如：前人积累的事实、数据、理论、方法和假说。可以是书面的。
也可。
以是其它各种存储信息的载体。
三、信息与科研和科技写作的关系。
信息是科学研究和科技写作的基础，信息又是科学研究的产物。从信息论角度看，
科
技工作者通过感官接受信息，再由大脑加工和处理(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并向外。
输出新。
的信息。这就是写作的过程，也是信息的接收、处理、输出的传递过程。通过实践。
检验输。
出的信息，即构成信息的使用。在使用中，科技工作者还不断收到反馈回来的信息。
并用。
来不断改善自己的科研成果。因此，科学研究的全部过程应该看作为一个互相联系。
互相。
制约的可控系统。
科技写作是科技研究过程中，信息传输的最后一个环节，它是研究成果集中的反映。
它
要求作者正确，论据充实、有力。但要达到此目的，是与信息搜集与处理密切相关。
所以。
归根究底科技与写作是以信息为基础的。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传输信息的方式不断改进，人类征服自然、改进自然的信息。
日益。
增多。这给科技写作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人们创造性地劳动，迅速处理大量的信。
息，以。
便及时交流，取长补短，以满足『信息社会』中，其后之科学研究与生产发展的需。
要，把。
科学技术不断推向前进。
四、信息的作用。
人是信息的活源泉。一定的信息，只有传递给有关人才能使信息活化、增值，以。
至创。
造财富。
在信息、科学研究和写作的关系上，已揭示了信息的功能。专就写作而言，信息。
的功。
能有：
(1)通过信息数据可掌握前人科研成果，明白自已作品的『起点』。
(2)通过信息数据了解前人在该领域科研上的经验教训，使自己论文少走弯路。
(3)与论文暂时无关的信息保存和传播，也是有一定科学价值。
五、信息的搜集。
信息搜集的含义有四层：
(1)信息的接收。这又分前人或同行科研成果的接收和信息源作用于感官的接收(指。
自己直。
接实践时)两种。
(2)信息的求索。这是指主动地去搜集数据，主动地在科研或社会实践中去寻找。
(3)信息的累积。这是指信息的储存，可以是剪报、录音、录像等。
(4)信息的处理。这是指信息的初步加工。例如：分类、选择、归纳，而不是指加工。
成论文。
只有经初步整理后，信息才变活，才能为我所用。
(一)直接信息的搜集。
科技工作者要探索未知世界，获取新的知识，就应从研究对象中直接获取最新的信。
息，
以便推动科研工作。
1.通过实验获取信息。
实验是在较理想条件下，使自然现象(或过程)可控制地重演，并给人们获取第一。
手资。
料。实验方法能够强化研究对象，使其处于极端状态，有利于揭示新的规律。利用。
实验获。
取直接信息的常用方法有：
(1).观察记录。
在实验时，要全神贯注地观察所有实验现象的细节，并作详尽记录所发生现象的客。
观条。
件。任何现象的微小变化可能带有本质性的信息，而产生某种现象的条件也是重要。
信息。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一个飞行员信手抓住飞机舷舱旁的一颗子弹，这是在。
飞机与。
子弹相对运动等于零的条件下出现的。杰出数学华罗庚为了推行优选法，到过二十。
几个县。
市，数以千计的工矿、农村。他观察到，优选法可以在不添人员，不添设备，不增。
加投资。
的情况下，收到优质、高产、低耗的效果。
在观察时，需要选择观察时间与观察点。如，观察哈雷慧星，不能选在皓月当空或。
艳阳。
高照的时分，也不是站在任何地方到处乱找，否则会事倍功半或亳无结果。
(2).测量记录。
实验中常常要对某些现进行定量测量。实验得到的数据，是反映自然现象的重要信。
息，
应认真作好记录。为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有时要重复实验，要记录一连串数字，
同时，
要用精密仪器，良好的测试方法等，以便获得更准确的信息。
(二)通过考察获取直接信息。
科技工作者在对研究对象不加任何干涉的条件下进行观察的过程就叫考察。考察。
和实。
验不同。它要求选好观察点后细心地观察每一个细节。考察是十分复杂的事，必须。
紧紧围。
绕科研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地观察；其次，有用的信息是纷繁的事实中选择。
出来的。
然后才可用这些真实的信息说明问题。
考察(特别是野外考察)是异常艰苦的工作，需要有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需要。
有踏。
实细致的作风。有人说：「直接的信息渗透着考察者的血汗」,这话毫不过分。
(三)间接信息的搜集。
科技文献、情报数据及其它存储的科技信息，均叫间接信息。间接信息可分为书。
面存。
储和非书面(包括计算器软件、微缩照相、电视录像、电影等)存储信息两大类。下。
面简单。
介绍书面文献的分类和搜集方法：
1.一次文献的搜集。
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 书面文献可以分一次、二次和三次文献等。一。
次文。
献又叫一级文献。它是直接从事研究的科技工作者所写的文字数据，是新技术、新。
知识、
新发明等新的科研成果的记载和报导。
一次文献包括：科技专著、论文期刊、科技报告、专利文献(主要指专利说明书)。
教
科书、技术标准和其它有一定价值的文献(如学位论文、内部学术报告等)。
一次文献的搜集一般分四步进行：
(1)检索准备，即分析研究课题基础，明确检索范围。
(2)选择检索工具。
(3)确定检索途径和选择检索法。
(4)根据文献线索找原始文献。
2.二次文献的搜集。
二次文献又称为二级文献。是在一次文献基础上，经过加工、压缩后产生的数据。
以
便作为查找一次文献的检索工具。二次文献功能如下：
(1)广泛了解科技动态创造条件。当今是信息的社会，要想通过一次文献的阅读来全。
面了解。
本学科或本课题的动向简直不可能。然而，二次文献是经过加工、摘要、提炼的文。
献资料。
为科技工作者广泛了解科技动态提供了方便的工具。
(2)为查找一次文献提供线索。通过题录、文摘、索引等二次文献，可以很快找到你。
需要的。
一次文献。
鉴于上述二次文献的功能，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二次文献的处理工作，这些文献。
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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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大钊宗教思想是立于唯物主义基石上的，他从物质经济变动的角度解释了宗教的产生和发展，并指出善恶根源的不可解是宗教产生的一个原因。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向往使李大钊对____有一定的好感并对基督____有所发挥。在彻底批判宗教的同时李大钊提出了科学的真理观，以真理取代宗教。因唯物主义贯穿于李大钊宗教思想的始终，使其宗教思想更具有彻底性和革命性。
[关键词]李大钊唯物史观无神论非宗教。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一名激进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的最早接受者、宣传者，李大钊在非____运动和非宗教运动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研究李大钊的宗教思想不仅有助于深刻认识唯物主义理论在反宗教运动中的重大作用，而且对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无神论宗教思想理论体系，树立科学的真理观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李大钊的宗教思想以唯物主义为指导。
李大钊是最早介绍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唯物主义史观始终是其宗教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也是李大钊无神论宗教思想最为彻底的根本原因。
第二，宗教生活是经济生活的反映，宗教必须适应经济生活。李大钊指出，“精神界现象，完全是人间社会物质经济情形之反映。认社会生活是整个者，有经济生活而表现宗教种种生活”，“宗教生活一部分亦由经济生活发生者也。”由此，李大钊还论及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宗教的前途，他说，“社会主义者反对立在旧的经济组织所建之宗教。将来新的经济组织亦许发生新宗教，但此宗教是适用于新的经济组织。”[3]由此可见，李大钊并没有武断指出将来的人类社会定然是无宗教，他从经济变动角度出发科学地指出了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宗教是允许存在的，但它必须与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社会主义与宗教不是根本对立的，宗教可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李大钊的这一理论与今天“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政策是相吻合的。
第三，以唯物主义为指导，李大钊还从宗教与道德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宗教产生的根源。“人类对于自然界或人间现象不能理解的地方，便归之于神。”这是唯物主义者对宗教起源的一致共识，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的基本观点，李大钊对宗教起源的论述是其唯物主义无神论立场的集中体现。他指出，“道德这个东西，既是无论如何由人间现实的生活都不能说明，于是就有些人抛了地上的生活、人间的生活，逃入宗教的灵界”，“在人间现实生活以外的地方，求道德的根源，就是说，善心是神特地给人间的，恶心是由人间的肉欲生的，是由物质界生的，是由罪孽生的。本来善恶根源的不可解，就是宗教发生的原因。”[4]从道德与宗教关系的角度论述宗教产生的原因，说明李大钊对宗教的认识并非肤浅，而是有一定深度的。
总之，唯物主义史观的传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宗教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这表明中国知识界对宗教的批判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始逐渐摆脱单纯照搬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反教言论的思维模式。与此同时，李大钊以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宗教的分析和批判影响
二、李大钊宗教思想的主要内容。
宗教的产生与存在总是与社会需要紧密联系的。宗教曾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因此，从唯物主义辩证的观点出发，坚持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忽视或抹杀过宗教的作用，他们对待各类宗教，均是持批判继承的态度。李大钊也是如此。
（一）早期对____精神的赞美和发扬。
首先，____作为西方文明的起源，其教义中所含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其“爱人类”的伟大精神吸引着初步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李大钊。他指出，“立宪国民之仪度，当以自由、博爱、平等为持身接物之信条。此等信条入人既深，则其气质之慈祥恺悌、中正和平，必能相为感召，以成循礼守法之风习。”[5]这说明李大钊希望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来塑造国民修养，改善国民性。这与陈独秀主张吸收基督____大精神以塑造新国民性格的观点有一致之处。[6]李大钊还指出，东方宗教处处显“寂灭之象征”，而西方宗教“示人以发见新生命、创造新生命之理，其教义以永生在天灵魂不灭为人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与祈祷，皆足以助人生之奋斗。”[7]可见李大钊对西方基督____有的创造的、助人奋斗的精神是肯定的。
其次，李大钊继承发展了____义中“爱”的思想，主张以“爱”为基础创立新民国、新生活。他指出，“博爱”、“自由”、“平等”、“牺牲”是“我们创造‘新生活’的基础，也就是我们建立民国的基础”，“充博爱的精神，应该爱世界的人类都像爱自己的同胞一般”，“博爱的生活，是无差别的生活”，“是以爱为基础的生活。”[8]李大钊对基督____dquo;爱”的精神的发挥体现了他为全中国人民，为全人类谋幸福的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和宽广胸怀。此外，李大钊还主张建立以博爱为基础的新文学，“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9]李大钊早期对基督____的赞美与发挥是与其政治思想主张相一致的。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作为激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李大钊的宗教思想受到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必然的。在西潮涌入，全盘西化的时代，对西方文明的赞美与拯救中国文明之弊相联系，李大钊对基督____精神的发挥体现了当时激进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期待与向往。
（二）对宗教的批判与否定。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大旗，坚持进化论，注定要对宗教迷信展开讨论和批判。因此，无论是孔教、佛教、道教，还是后来居上的____，均难逃一劫。接受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后来的“非基督____”中自然站到了反对宗教的立场上。他对宗教的批判是彻底的、否定的，对宗教的斗争是不妥协的，体现了其唯物主义的坚定立场和荡涤一切宗教迷信的决心。
第一，李大钊认为宗教妨碍社会进步，并将斗争矛头指向一切宗教。在组织非宗教大同盟时，李大钊指出，“我们坚信宗教是妨碍人类进步的东西，把所有的问题都想依赖宗教去解决，那是一种不承认科学文明的态度。”而我们反对宗教的目的，“并不是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单单是反对阻碍人类进步的所有的宗教”，而组织非宗教同盟的原因，“那是因为我们历� ”非宗教大同盟的诞生是针对____而来的，因对基督____判而延伸到了一切阻碍人类进步的宗教，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对孔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李大钊等人组织的非宗教大同盟及其活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宗教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李大钊认为应重点批判____，并将基督____判资本主义社会联系起来，他说，“在现代社会中，基督____发达的，有最多的信徒，最大的势力，因此应首先反对这个最有势力因而流毒最广的基督____rdquo;基督____人安于贫穷的说教，“是要使他们卑躬屈从，而人的本性是绝不甘于忍受贫穷的”，因此，基督____教有违人性。况且，“富人决不会无缘无故来施舍他人的”，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看看资本主义是从何处发达起来的就可以完全明白了，资本家听了基督的‘富人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还难’的说教，就真有舍弃自己钱财的吗？”[10]由此，基督____教只是让人们妥协退让，安于现状，对社会进步毫无用处。
第三，受非宗教运动的影响，李大钊否认了____与自由、平等、博爱的关系，并对此予以了逐次批判。 ”而非宗教运动即是申明这个道理。欲“求得真知而确信，非先从脱离宗教的范围做起不可。”而非宗教者，则是“为拥护人人的思想自由，不是为干涉他人的思想自由。”在论及宗教与平等时，他指出，“宗教的本质就是不平等关系的表现”，而没有自由平等为基础的“博爱”，也达不到博爱的目的。[11]李大钊对“自由”、“平等”、“博爱”与宗教关系的否认，受到了当时_运动和非基督____的影响，这与他政治立场的转变相联系。此时的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已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了以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观念。在紧张的革命斗争年代，文化运动应服从于救亡图存这个主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创始人，李大钊的对宗教基本精神的批判尽管有偏激之处，但仍然是可以理解的。
第四，主张思想自由，坚信科学真理。为弥补因批判宗教迷信而引发的信仰缺失，李大钊提出了自己的真理观，号召广大青年坚信科学，反对宗教迷信。他反对宗教束缚，认为信仰自由，“决不许稍加限制”，因为“信仰一种宗教，乃在求一安心立命之所，出于人类精神上之自然的要求，非可以人为之力施以干涉也。”[12]谈到宇宙真理，他指出“余信宇宙间有唯一无二之真理。此真理者，乃宇宙之本体，非一人一教所得而私也”，“非传说之迷信所得而蔽也。”[13]宗教中所含之真理，“偏而不全，驳而不确”，“真理乃自然的因果的宗教传说乃神秘的迷信的。故吾人与其信孔子，信释迦，信耶稣，不如信真理。”[14]李大钊坚信真理反对宗教迷信，他指出，“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一时幻妄之象，虚伪之用，举不足移易吾人真理之主张也。”“而自信者，又人生达于真理之途径也。”[15]以真理取代宗教信仰，体现了科学主义思潮对李大钊宗教思想的影响，这表明他是科学的坚定信仰者，他的真理观不仅激励
三、李大钊宗教思想的特点及评价。
首先，李大钊无神论的宗教思想体系中，唯物主义历史观贯穿始终。李大钊是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与其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相比，李大钊的宗教思想更鲜明地体现了无产阶级对宗教的基本态度。他最早从物质经济变动的角度解释宗教的起源与发展，指明了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动的。他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对宗教的� 李大钊的宗教思想是无产阶级宗教思想的典型代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其次，李大钊在批判宗教迷信时提出了自己科学的真理观，并主张以真理来代替宗教信仰，这也是独辟蹊径与众不同的。与陈独秀“以科学代宗教”，“以美术哲学代宗教”，以及蔡元培等人的“以美育代宗教”相比，李大钊的“以真理代宗教”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更具革命性和科学性。
注释：
[1][2][3][4][8][9][10][11]《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37、139-143、382、135、96-97、164、555-556、566-567页。
[5][7][12][13][14][15]《李大钊文集》(上)，第332、559、248、261、262、446页。
[6]参见《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278―287页。
清华园里好读书
读书，对于夏鼐而言，是治学的需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夏鼐日记》的出版，为我们展开了夏鼐在书海中遨游的生动画卷。
1938年末，留学英国的夏鼐在日记中写到，“今年第一季以参加发掘，漫游近东，无暇阅书，4月底返英时，一共只阅十来本书。以后又以在校中整理古物，从事于串珠之编目，偷闲读书，一年仅阅过80部书，页数达19534（小说及杂志中论文不算在内）”。一年12个月、365天，阅书80部、19534页，月均读书6部以上，日均读书50多页，若算上小说和期刊论文，数量还要多，这尚属“无暇阅书”之年的“战绩”，实在令人既咋舌又汗颜。
不过，说到集中、大量地读书，还属夏鼐在清华读大学的那几年。1931年9月，夏鼐从燕京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1935年8月，他考取公费出洋留学。据《夏鼐日记》记载，4年间，夏鼐阅读书籍近300种，大部分为学术著作，也有一些中外小说，其中外文原著近百种。
对于喜欢读书的夏鼐而言，1931年入清华求学可谓运气颇佳。当时的校长罗家伦特别重视图书馆建设。1930年春开始，对图书馆进行了扩建改造。1931年起，依罗家伦所订《校务计划进行大纲》，每年图书仪器经费不得少于全校总预算的20%，即24万元，其中图书经费10万元，为清华成立以来图书预算最高额。夏鼐在清华大学期间，图书馆藏书逐年增长，到1933年，中西文图书合计已达24万余册。
当时清华园读书风气很浓，各位老师对读书的要求也很严，给学生布置了大量阅读材料。即便是节假日，清华大学图书馆也座无虚席。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夏鼐尽情地享受着阅读的乐趣。纵观他在清华期间的日记，记事大都很简略，唯“读书账”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很多时候，日记的全部内容就是当日读了什么书，读了多少页，除此之外，再无其它。比如，1931年10月4至8日的日记，只记了“阅书：《莎氏乐府本事》（全书368页，完）”这么一句。10月12日和13日，同样也只有一句“阅书：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全书290页，完）”。由此可见，读书几乎填满了夏鼐清华生活的全部。
夏鼐读书勤奋，不因病痛或外界纷扰而中断。1931年12月9日，他身体不适，发烧39度多，头脑发昏，住院治疗。在病房中，他依然没有停止读书，住院四天，读完了梅森的《书写艺术史》外文原著。1931年日记文末，夏鼐有一条“补记”：“1931年是惊动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的一年，全国蓬勃兴起救亡运动。然而我仍沉迷于读书生活中，可见我当时民族观念的淡薄，有点醉生梦死！今日翻阅，不禁汗流颜赤！”
清华本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约束较严。北伐期间，国共两党力量进入校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反日情绪高涨。清华园里也是如此。事变第二日，清华学生会就设立了“抗日救国会”，通电政府主战。27日，全体学生大会决议，停课3星期，施行军事训练，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2月，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学生200余人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夏鼐这条“补记”写于1954年9月18日，“民族观念淡薄”、“醉生梦死”等语言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其实，在民族救亡大潮面前，夏鼐并没置身事外。1931年9月24日，他参加抗日宣讲，步行二三十里到沙河镇，入昌平县城，沿途演讲日兵暴行。不过，政治活动并非夏鼐所热衷，他的更多的精力仍是放在读书上。如果我们把视线放长一点来看，那时的清华大学，多元自主是学生思想的主流，大家都根据自身禀赋和兴趣选择着人生路向。有像夏鼐这样一心读书的，也有如他的同系师兄胡乔木那样矢志革命，每天早晨把革命传单放在同学的洗脸盆里的。而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无论“革命”还是“读书”都是为民族进步凝聚向上的力量，都值得浑浑噩噩、虚度光阴者“汗流颜赤”！
循序、比较、博览的夏氏读书法
夏鼐读书速度惊人，往往两三天时间就读完一部书。书读得快，却绝不浮皮潦草，而是章法井然，值得后人仿效。笔者以为，夏鼐读书之道可归纳为“夏氏读书三法”。
一为“循序推进法”，即制定周密阅读计划，有条不紊地扩大阅读量。1932年第一天，夏鼐在日记中写到：这一年“预备读50部以上”书籍。实际上，日历刚翻到9月9日，他的阅读量已达50部。这一年里，夏鼐共读书66部，可谓“超额”完成任务。1934年1月1日，夏鼐写到，“今天是元旦，但是佳节良辰对于我已失去它们的意义。我仍是依着预定的计划，读了一卷《通鉴纪事本末》”。在《夏鼐日记》中，屡屡可见他自我督促阅读进展的记录，如“此书颇欲从速阅毕，今日起非赶快阅读不可”等，从中皆可体会夏鼐渴望多读书、快读书的迫切心情。
二为“同题比较法”，即把相同主题的书放在一起阅读，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1932年5月，夏鼐阅读金兆梓的《现代中国外交史》，以刘彦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作比较，发现两书材料相同，章节布局有所区别，金著“条理似较清晰”。读芍唐居士的《防海纪略》时，夏鼐感觉此书内容与石印本魏源《圣武记》中的《洋舶征抚记》相似，就找来后者，放在一起对比阅读，“果然抄袭之痕显然”。阅读外文原著时，夏鼐会找到中译本，边读边校。比如，读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时，即以原文与中译文互相对勘；读科尔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时，以“吴某”译本校对，结果发现“吴某译本不大高明，错误处及奥涩文句所在多有，校正译本比读原书还多花功夫”。（“吴某译本”应为吴献书所译《基尔特社会主义》，该书初版于1923年，是共学社丛书的一种――笔者注）同题比较的读书方法，增强了夏鼐读书的问题意识，为其研究能力助益不少。夏鼐的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得到指导教师蒋廷黻教授肯定，并推荐给《清华学报》，应有得益于他科学的读书方法之处。
三为“广收博览法”，即广泛地阅读各类书籍，不为学科专业所限。夏鼐在清华大学所学专业为中国近代史。以《夏鼐日记》所载而言，夏鼐所读书中专业书占了一大部分。从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等西人史著，到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等中国人的作品，以及《曾文正公书札》、《胡文忠公遗书》、《李文忠公全书》、《左文襄公年谱》等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文献，夏鼐均认真研读。不过，夏鼐的阅读视野没有限于史学一隅。相反，他广泛涉猎社会科学，读了大量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书籍，还把触角探到文学领域，读了一批中外文学名著，如鲁迅的《伪自由书》、茅盾的《子夜》、伏尔泰的《老实人》、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等。
了解理论新潮又保持学术定力
夏鼐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四年，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陷入低潮，唯物辩证法却在思想界兴盛繁荣。史学家何兹全曾说：“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学术界、思想家、史学家，我感觉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独步天下的时代。上海的新书店，如雨后春笋，出现很多，都是出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书。”哲学家贺麟也说过：“辩证法唯物论盛行于‘九一八’前后十年左右。当时有希望的青年几乎都曾受此思潮的影响。”
1933年，左派学生在清华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从日记看，夏鼐应未参与这一组织，但这并不表示他不关注唯物史观思潮。实际上，未到清华上学时，夏鼐便已读过伊里奇的《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蒲列哈诺夫的《史的一元论》、德波林的《伊里奇的辩证法》、北条一雄的《社会进化论》（施复亮译本），以及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等。在清华期间，他更是相当深入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书籍，还和好友讨论唯物唯心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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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亮平曾经说过，在上世纪30年代，“一个教员或一个学生书架上如果没有几本马克思的书总要被人瞧不起的”。如同今天有些人喜欢卖弄西方学术概念一样，当时不少人翻阅唯物辩证法书籍，只是为了赶时髦、装点门面。夏鼐却不是这样，他一边读书，一边思考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1932年3月，夏鼐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日记中摘录了书的要点，并写到：“这书理论是精辟透彻”，“研究中国近世外交史，更必须要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
在清华期间，夏鼐还读了熊得山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华岗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史论战》等书。这些书是中国人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的早期产物。其中，陶希圣的社会史研究在当时影响极大，但夏鼐却对他的观点提出了商榷：“陶希圣划分社会史采用的是A.Bogdonov的方法，即把社会发展史分为氏族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先资本主义时代等几个时期。”但是陶希圣“将波氏所谓的‘封建社会’称为‘原始封建社会’，又将奴隶社会所发展出来的农奴制度，称为‘田园经济社会’，放在‘先资本主义’以前。这种分法是否合理？是一问题。纵使是合理，他所划分的中国社会史之各期，是否恰当？又成一问题。有暇当作进一步的研究”。
1、‘1840年，鸦片战争——近代史开端，《南京条约》开始沦为半殖半封——(英国工业革命后需要打开中国市场)。
2、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资本输出为主取代商品输出为主(经济侵略方式改变)(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
二、高中历史知识点之中国人民的爱国救国方案和斗争。
1、1852—1864年，——农民阶级救国——太平天国运动。
2、19世纪60—90年代——地主阶级——洋务运动。
3、18——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梁)——戊戌变法。
4、19——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辛亥革命。
5、1915—19——资产阶级激进派(陈独秀、李大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6、19——1949年——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
三、高中历史知识点之中国向西方学习实现近代化的进程。
1、地主阶级(林则徐魏源)——学习西方军事技术。
2、地主阶级(洋务派)——学习西方军事和民用工业。
3、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梁)——学习西方君主立宪政治制度(走日本人的路)。
4、资产阶级革命派(孙)——学习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制度(走美国人的路)。
5、资产阶级激进派(陈李)——学习西方民主制度和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
6、无产阶级(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走苏联人的路)。
四、高中历史知识点之孙中山为维护民主与共和进行了哪些斗争？
1、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建立共和国。
2、19——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独裁。
3、19——护国运动——粉碎袁世凯复辟帝制。
4、19——第一次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维护《临时约法》。
5、1920—1922年——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
6、1924—1927年——国民大革命(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
五、高中历史知识点之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分段。
1、(1921——1924年)——建党时期(2个大会1个纲领)。
2、(1924——1927)——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即“国民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
3、(1927——193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国共十年对峙时期”或者叫“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道路、长征、遵义会议、西安事变)。
4、(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2个战役、1条统一战线1个大会)。
5、(1946——1949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
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或者叫“工农武装割据道路”
六、高中历史知识点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分期？
1、(1949——1952年)——三年经济恢复时期。
(1950——1953年)——三年抗美援朝战争。
2、(1949——1956年)——八年过渡时期。
3、(1956——1966年)——十年建设时期。
4、(1976——1978年)——二年徘徊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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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鸦片战争：
19上半期欧美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法、美工业革命也正在迅猛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不断开辟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此时的清王朝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清王朝统治集团虚骄自大，闭目塞听，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清政府仍旧推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依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正当的中英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当时的英国政府已感到在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千年的古老大国，单靠贸易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无耻地向中国输入鸦片，鸦片严重危害到清政府的统治，道光帝任命林则徐禁烟，但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却成为英国政府使用“炮舰政策”的借口。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中国抗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第1次战争。英军以较少的兵力、较小的代价战胜了中国。究其原因，除了在客观上敌人兵器占有优势，战略战术运用得当，能集中大部兵力转沿海城市，占领经济命脉之地，战斗中常以正面攻击与侧翼包抄相结合之外，在主观上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政治腐败的封建社会制度到了19世纪30年代，更加没落腐朽，不仅经济停滞，十分落后，削弱了战争赖以取胜的经济基础，而且整个统治集团内部，弥漫着享乐苟安，贪污腐化气息。
而以林则徐、邓廷桢为首的抵抗派在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虽有决心，有成果，但他们最终受到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徒有救国之志，而无尺寸之权”。任用投降主义分子耆英、伊里布等去抵抗侵略者，无疑是缘木求鱼。
脱离人民、反对人民甚至镇压人民起来反抗侵略者在民族自卫战争中，清朝反动政府不广泛动员、组织民众，单靠有限的军力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分兵把口，本来是敌寡我众的形势，但在实际战场上却成了敌众我寡的形势。甚至当中国人民自发地起来抗击侵略者时，他们却怕得要死，荒。唐地指责他们“潜相煽惑”、“为害甚大”，横加反对、破坏、镇压，直至堕落到去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爱国人民的抗侵斗争。这样的反动、腐朽的政府，最终导致了反侵略战争的失败。
(二)鸦片战争的影响：
1.对中国社会的危害：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三年七月与十月，耆英和璞鼎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对《南京条约》进行了补充和具体化，对关税税率、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又达成了协议。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耆英与美国全权代表顾盛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耆英与拉萼尼在停泊在广州黄埔的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黄埔条约》)美国和法国与中国达成同英国相同的权利。鸦片战争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深远，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鸦片战争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
第一：仗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特权，加速扩大外国在华资本势力，逐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把中华民族资本压得抬不起头来，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使中国经济主权遭到严重破坏。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等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必须与英国商定。《五口通商章程》又规定主要进出口货物的税率为5%左右的低税率。这些规定不但使清政府成为世界上海关税率最低的国家，使清政府的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更严重的是中国关税主权和贸易主权遭到了严重破坏。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材料，损害了中国形象，降低了清政府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鸦片战争后短短几年，英国等西方列强利用侵略特权，向中国疯狂倾销商品，特别是洋布、洋棉充斥中国沿海市场，使中国东南沿海传统的棉纺织业几近破产。此外，外商还操纵中国的丝、茶等大宗货物的出口贸易，使中国的丝、茶生产服从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需要，中国逐渐成为列强的原料产地。这样，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逐渐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第二：使清政府财政更加困难，盘剥加重，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
从乾隆后期开始，清政府在财政上就已经是国库亏空、入不敷出。而《南京条约》又迫使清政府向英国支付战争赔款2100万银元巨额的战争赔款，成为中国人民的沉重负担，加之列强继续向中国走私鸦片、大肆倾销商品、控制贸易，致使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不断增加税收，加紧搜刮人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盘剥百姓，最终导致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促成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第三：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毒害中国人民、阻止中国禁烟而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是中国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压迫、剥削、欺凌的开端。但鸦片战争又迫使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中国近代化是鸦片战争的直接产物，因此，鸦片战争又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鸦片战争的这两个开端，便交织成一部旧中国109年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双重作用。即既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又压迫和抑制了中国近代化的顺利进行，不得不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道路。
2.对中国经济和商业的影响：
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战前，中国经济上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国家，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有力地排斥着外国的商品侵略。战后，废除“公行”制度，增加通商口岸，丧失关税主权，外国的廉价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
这种商品“重炮”，逐渐摧毁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使中国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
由于《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先后开放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为商埠。五市的开市和开埠，促进了当时五市商业的发展，旧日的商业中心广州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最为繁盛，其他次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如广州的吴健彰，扬坊等人，这些拥资百万的商人，尽管有些商人是依附于外国人，但是毕竟是中国较早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他们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
外国在华近代企业的示范作用。旧中国兴办近代企业，先有外国在华资本，后有洋务企业和民营企业。当洋务企业于60年代初陆续创办时，外国在华资本经营的近代工厂已有26家，其中船坞船厂10家，机器铁厂3家。这些厂在使用机器、培养技术工人、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对后起的洋务企业和民营企业，都直接间接地起着示范作用。
3.促进国际关系的改变：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鸦片战争之后的南京条约以及其后的一连串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部分主权遭到严重的破坏，鸦片战争开启了之后百年受到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
4.加剧国内社会问题：清中叶自嘉庆、道光年间以后，中国社会已有种种严重问题，包括土地兼并、人口过剩、贪官污吏等，但在川楚教乱之后数十年的太平，使得当时的社会问题隐而不现，鸦片战争虽然直接影响的地区不多，但对于清朝的权威有所打击，许多社会上的问题逐渐浮现，造成较多的民变发生，间接促成了太平天国的兴起。
5.对知识思想的影响：
鸦片战争的炮声，把当时较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他们忧国忧民，寻找救国救民之路，产生了从抵抗侵略出发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从而发出“外抗强敌，内求改革”的呼声，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这股新思潮的核心内容是要求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寻求强国御海之道，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实现民族振兴。但本质上还带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色彩。
虽然这个时期中国人刚刚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下惊醒，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肤浅和感性的，而且对本国封建主义的认识同样是不深刻的。但他们却开启了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大门，他们无愧是中国近代首先向西方学习、寻求真理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反映了中国社会转折时期思想界所起的深刻变化，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甘落后、锐意进取的奋勇精神。新思想的萌发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启迪和召唤着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它是近代中国人民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起点。
从历史的宏观看来，鸦片战争的胜败反映了当时东西方科技(尤其是军事上)的巨大差距，但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物如林则徐、魏源等，开始对于西方科技的进步注意，并著书介绍西方事物，但绝大多数的士大夫，并没有因鸦片战争而改变对西方的看法，更不用说对于向来所轻视的「夷人」学习。此外，由于五口通商使得口岸的商人(或被称作买办)，反而较一般知识分子更先开始接触学习西方事物。
随着中国的国门逐步被打开，一些外国的文明与技术，特别是外国的一些进步和开放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的主张，也开始在中国大陆产生。比如当时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也研究了“鸦片战争”的过程，提出了对外关系方面的几个原则。第一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互市”,这就是允许合法贸易，反对鸦片贸易。第二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所指“夷之长技”虽然主要还是指枪炮。魏源等人的这些主张已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自这以后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和新产品也开始陆续地进入中国，中国民众也开始在逐步认识西方世界。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起点、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关键词]：中国近代 文化 保守主义 思潮
一、近代史上的两种文化保守主义
近代以降，面对飘洋东来、以新型工业资本社会形态为背景的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挑战，中国本土文化能否继续延展其几千年来不绝的生命，曾是思想界长期纷纭不决的一大公案。文化保守主义便是在这场争论中对此始终持肯定态度，并身体力行地为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魂而呐喊的一种社会思潮或学术流派。
说到保守主义，人们总不免将落后、守旧的贬义与之联系在一起。这种看法，固然有其一定的依据，但是决不全面。因为它还常常用来指对于社会事物的变迁更倾向于保持其延续性和渐进性，以力求稳健的某种观念或意识。本文所讨论的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主要便是依据这一含义界定的。
在关于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讨论中，有 [3]这些不同的说法，表明各家对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界定标准尚存在着分歧。因此，在讨论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之前，自应先对其略作说明。
我们认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近代”两字，按照我国学术界的通常用法，一般包含着两层涵义：一是时段概念，即指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或1949年建国的这一历史阶段；一是社会形态概念，即指封建社会结构遭破坏而进人资本主义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而在考察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时，对于后一概念的把握显然更为关键。广义地说，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或思想，各个时代都可能有，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极为悠久的国家，文化保守主义更有着十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传统。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就是一个十足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他不仅主张“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还为保存和传播古代文化遗产作了大量工作。其流风所被，使后代的儒者对于文物制度的演变大多偏向于一种保守持重的意态。进人近代以后，那种以维护封建制度为目的，深闭固守传统文化的一切，拒绝任何变革，或者坚持封建制度及其文化性质和主体不可变的保守观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保持着相当强大的势力。但由于这类观念无论从内容还是表现方式看，都与一般封建社会的文化保守观念无本质的差别，故尽管它是近代社会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从社会文化形态的角度审视，仍非我们所说的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因为严格意义上的的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应当是一种具有自觉的近代意识或以这种意识为主导的文化保守主义。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时段中，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保守主义。
一种是封建的文化保守主义，它不但主张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固守一切传统，拒斥各种异端和外来文化因素的加人，还极力要求在政治上保持旧有的封建制度或其主体。从近代前期视一切洋货洋物为“奇技淫巧”而深恶痛绝的封建正统派、洋务运动时期的顽固派，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屡屡掀动复辟浊流的封建遗老，都是这一文化保守主义血脉相承的思想代表。至于洋务派的文化观，虽然反映了晚清封建统治集团中较为务实一派的思想，并且最初还是以顽固思想的对立面出现的，但因其基本立场仍在于维护封建制度，故本质上，也只能流为一种封建保守文化的变形。在其所设定的社会文化体系中，体现封建制度根本利益及其意识形态精神的“中学”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具有近代意义的西学或新学只不过是一种辅助和补充，且这种有限的西学吸纳，也是以不损及封建秩序的稳定及其统治利益为绝对前提的。因此，自到二十世纪初年，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与先前的对手顽固派，思想上实已合为一流，《劝学篇》在当时受到上自慈禧太后，下至地方劣绅叶德辉、苏舆等顽固派人士的交口称誉，便是一种明证。
另一种是近代式的文化保守主义。他们虽然也对传统怀有强烈的依恋感，并且十分强调文化变动的历史延续性，始终倾向以传统文化为根底或主体的近代文化建设进路，但却并不因此盲目维护传统社会体制。他们不仅能以理性的姿态看待和认肯整个社会的近代化趋势，有的还积极投身封建专制和建设现代民主制度的革命实践。即使对于所钟爱的传统文化，也不一味偏祖，而是有所反思和批判，其文化观的内涵和关切目标都已显露出一种背离封建的近代文化建设意向。从章太炎到“五四”以后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无不具有这样的特点。美国学者史华慈(B. Schwaitz)所谓“现代中国保守主义主要是‘文化的保守主义’，根本上并不是墨守现行之社会政治现状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许多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多半很清楚哪些是该保存下来的文化要素。”[4]指的正是这类文化保守主义。
依据这样的界定，可以看到，自1840年到1949年的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文化保守主义的演变可明显地划为二个阶段：十九世纪末之前为封建文化保守主义居主流时期，此后则为真正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形成发展时期。
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所以在近代前期的思想界仍能保待主导的地位，不仅在于凭藉其原先在旧体制下形成的深厚根基及其社会意识形态机制运作的惯性影响，还在于中国社会的进人近代，本非其内部诸近代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运动中被裹挟卷人近代化潮流的。这种被动的过程，不但使之在封建社会结构遭到破坏和瓦解的同时，未能直接走上正常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使其近代文化的酝酿发展呈现出一种滞后状态。加之当时社会上下因普遍憎恨西方列强的侵略行为，对近代西学的输人亦往往连带而生防范之心。以致在进入近代社会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代表新社会形态的文化因素还无法形成一种自觉意义上与封建文化相抗衡的力量。
但是，到十九世纪末以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并登上政治舞台，以及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渐次展开和新文化观念在学术、教育、社会习俗诸领域的传播渗透，使整个封建文化秩序的权威大为衰落，纲常名教也遭到抨击，以至于谭嗣同激烈地发出了“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5]的呼声。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封建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半个多世纪以来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步步失败的实践，也使其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特别是戊戌至庚子间保守派疯狂镇压维新、盲目排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种种丧权辱国的行径，更使其昏态毕露，人心尽失，并直接导致封建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影响一落千丈，不复可振。、当然，这并非说封建文化保守主义从此已告绝迹。事实上，直到“五四”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其遗绪依然存在，只不过因声名狼藉，在思想界已说不上有什么公开的号召力了。此外，在考察近代史上的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时，还应注意一个事实：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和文化思潮演变超乎常态的速率，使置身其中的该派人员构成、运思模式前后也不无一些变化。大抵说来，到二十世纪初年，整个封建文化保守主义的阵营实际上已成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完全合流之势，朝廷中最为顽固的一批大臣如徐桐、刚毅、赵舒翘等，经过庚子事变，或死或关或杀，剩下的迫于时势，在观念上遂向洋务派靠拢，1901年清政府颁布的“新政”，便是这种保守政治的实际运作。而辛亥革命以后，这一阵营又加人了部分原先有立宪倾向的人物，显得流品更杂，甚至对晚清维新派的某些主张也有所接受。这种现象的存在，自然并不意味着它的封建保守主义基本立场有所改变，但却深刻地反映了在时代大潮一往无前的冲击下，旧文化势力无可奈何、步步退却的窘态。
在中国，真正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形成于二十世纪初年。这是一种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文化观，细审其政治倾向、运作目标和价值观念，都与前述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有着本质和形态的差异。故在考察和评判这一文化现象时，不能简单视之为封建文化保守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变形派生物，因为它本非这根藤上结的瓜，它的产生实在是别有更为现实的原因。时下有些人谈及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常常喜欢用“中体西用”几个字来概括其文化观的基本倾向，甚至说他们仍未脱出洋务派的思想框架，并以此来确认洋务派为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源头。我以为，用“中体西用”的词义来概括某种思想结构的状态未尝不可，但因此而将这种思想结构与晚清洋务派一律划上等号则大可不必。因为“中体”两字的涵义本可作不同的理解，洋务派的“中体”指的是政教合一，即以君主专制为载体的政统和名教纲常为核心的道统相结合的封建文化体制；而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所肯认的“中体”，则更注重于体现民族历史精神的文化传统，他们不但将中国文化的道统与旧政统分离出来，还极力赋予其非封建性甚至现代意义的诊释，两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现代学者陈寅倍自述其“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
间”，[6]便将其思想完全等同于洋务派一样。
诚然，由于这两种文化保守主义所凭藉的基本思想资源都是传统文化，其语言的表述、概念的使用乃至某些观念，常不免有相似之处，以致在“五四”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往往被进步学者一概视为封建文化的余绪而加以斥责。近年来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则又有另一种倾向的出现，即将某些本属封建文化保守主义范畴的思想或人物混淆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加以评判。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固然是由文化保守主义本身所具的历史复杂性所造成的，但是，如果要对这一近代文化现象进行更为深人细致的分析，我们便不能不首先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保守主义作出比较严格的区分。
二、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流变
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所以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出现，有着广泛的国际背景。据美国学者艾恺(Guy S Alitto)的考察，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几乎是与“现代化”观念并生的，近代以来，欧洲各国都出现过它的身影。在亚洲，这种以“反对西化”为主要特征的思潮直到“一次大战后才显其重要性”。[7]就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而言，这一思潮的形成，除了一般文化保守主义对传统的依恋外，还与以下二个因素的刺激直接有关。
一是西方列强侵华程度的加深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民族文化危机感。虽然民族文化危机感的产生并非始于二十世纪，但在此之前，这种危机感至多只是局部的而非整体的。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明智的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已察觉到中国文化的某些缺陷，不过其最初的着眼点大多集中在制器制物等技术方面，以后才逐渐注意到经济及某些政治制度问题。直到十九世纪末，大部分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主体依然十分自信，以为“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丁此。”即西人对此，亦未尝尽废。故法制、器械、工艺可变，而伦纪、圣道、心术皆不可变，“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网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疚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8]连持维新观点的郑观应也主张：“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而非孔孟之常经也。’，[9]然而庚子事变后，瓜分危机的空前加剧和西学输人潮的急速涌起，不但极大地打击了这种盲目的中国文化优越感，还使一些爱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特别是西方列强利用其文化优势实行侵略扩张的“灭国新法”产生了严重的忧虑，其时充斥在《国粹学报》上的各种“保教存学”言论便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思想动向。在他们看来，数千年来中国社会虽屡经衰乱，但文化上却始终一脉相承，从未遇到过强有力的对手，“故自三代以至今日，虽亡国者以十数十，而天下固未尝亡也。何也？以其学存也。而今则不然矣，举世汹汹风靡于外域之所传习，非第以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观其所以施于用者，富强之效，彰彰如是，而内视吾国萎靡颓朽，不复振起，遂自疑其学为无用，而礼俗政教将一切舍之以从他人。循此以往，吾中国十年后学其复有存者乎？’，[10]更有甚者，一些人震于西洋的发达，竟“欲尽举祖宗相传以来美丽风华、正大光明之语言文字废之不用，一惟东西之言文是依……而庸诅知其自国之粹先已蹂晌而国将无与立钦！”[11]须知近代以来，西方英、俄等列强侵灭某些弱小国家，就是采用变乱其国学语言，进而灭其种性的手段来实现的。强烈的民族文化整体危机感，激发了他们试图以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进而“保国保种”的文化保守意识。
二是其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暴露的种种弊端引发的文化回归情绪。由于历史机缘的凑合，当二十世纪初中国刚开始大规模输入和学习西方近代政治学说时，西方资本主义却因本身暴露的不少弊端，正在遭到人们的批判，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反差。近代工业资本的发展，固然促进了社会的极大进步，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内在矛盾。1825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英国首先爆发。十九世纪中叶后，又波及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使其体制内的各种矛盾渐趋激化，由此引起了社会的严重不满，受到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派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抨击。如英国的飘锦(A. W. Pugin, 1812一1852、纳斯钦(John Ruskin, 1809一1900)与莫理斯(William Morris, 1834一1896)便都指责资本主义“功利文化丑恶、非人的种种影响—工人退化成为机器而没有表达自身的自由；所有事物的卑一鄙地商业化—包括宗教与艺术；自然美的破坏与艺术的狠琐化，他们攻击现代都市的种种病态、贫病、丑恶与无情。对他们而言，所有的现代文明都根殖于自私、个人主义的放纵与物质主义之中”。[12]法国的蒲鲁东(Piuudhon, 1809一1856)、俄国的巴枯宁(Bakame, 1814一1876)和克鲁泡特金(Kropotnine, 1842一1921)也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对现实作了否定。在此风气的鼓荡下，一些国内学者开始对中国效法西方资本社会的改革前景表示疑虑。如刘师培在受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后，便认为：西方立宪共和之国制定法律的议员，“不为贵族，即为资本家，故所定法律，名曰公平，实则贵族资本家咸受法律之保护，而平民则受法律之蹂躏。”所谓议员选举，皆贿赂公行，全靠财力运动，毫无公正可言。而“振兴实业，名日富国，然富民愈众，全国之民悉陷于困穷之境，则实业之结果不过为胺削贫民计耳”，结果只是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因而，除非将来实行无政府主义，若处有政府之世，为人民幸福计，连西方物质文明亦有不如无。“至于西人之政治，一无可采”，“若欧美日本之制果推行于中国，则多数人民失其幸福及自由，其陷于困难必较今日为大苦。’，[13]在这种情形下，还不如按川托尔斯泰的主张，回到中国农业社会去。章太炎在1908年发表的《代议然否论》，同样也表现出这样一种文化回归的倾向。这一现象，正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以刘、章等人在政治上一度接受激进的无政府主义之时，文化上却依然不改其国粹主义的保守立场之故。
从整个文化保守主义的演变过程看，虽然这二个因素的影响力度会因各时期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却是一直存在的。这就表明，文化保守主义在近代中国始终是作为西力东渐和“西化”的对应物而出现的。
在对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探源中，不少学者都把康有为作为其最早的代表人物，这是可商榷的。康有为的文化观，在倡导儒学并表露出某种世界主义倾向等方面，固然与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相近处，但如从其产生的背景和实际作用看，却并不具有该思潮的典型特征。这是因为，其儒学观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思想界首先是以激进的儒学革新者，而不是以保守的姿态出现的，目的在于模仿西方文化的格局，将儒学改造成西方式的宗教，故就其当时的实际作用而言，对传统儒学的破坏实大于保守的意义。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历史的推进，康有为守旧说不变，其文化观的保守一面始有所凸显，但与整个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却仍隔着相当的距离，与主张维护君主制度的政治保守势力却在不断靠拢，对孔学也始终缺乏自觉的清理批判意识而只求将其神圣化，以致很快成为一个在思想界失去影响的过时者。故在我看来，依据前述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特征，中国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应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为代表。
国粹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年国内兴起的一股学术文化思潮，代表人物为章太炎、邓实、黄节、刘师培、陈去病、马叙伦等一批具有近代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主张，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民族文化深层危机日趋严重的某种自觉。面对席卷而来的“西化”浪潮，国粹派诸子深恐国人将失去民族精神的凭藉，因而希望通过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激发民族自信心，抵御外来侵略而“保国保种”。由于这些人大多受过西方近代学术思想不同程度的浸润，其所倡导的“保存国粹”，尽管仍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浓厚依恋感，但在文化建设的取向上，已表现出明显的近代意识。首先，其对传统的尊重，并不意味着对旧体制的拥护，特别是在政治上，他们大多反对封建专制而向慕民主制度，有的还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斗争的实践。其次，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亦非主固守一切旧文化，而是有所批判和取舍，尤注重其中有关民族爱国主义、个人道德修养和民主思想等“真国学”的发掘，而对那些体现封建专制文化的“君学”则公开表示鄙弃。第三国粹派对当时思想界群趋“西化”的风气虽甚表忧虑，却决无“排斥西学”的主观意图，相反，章大炎、邓实、刘师培等都为输人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学说做过不少工作，在他们所理解的“国粹”中，事实上已夹杂着不少西学的成份。如果将它的文化主张与“五四”以后的各派文化保守主义相比较，便可发现，后者的不少观念都可在这里找到它的雏形。当然，作为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初期形态，国粹主义的文化理论和实践都还处于比较粗疏和不成熟的状态，其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和释义，有不少地方仍失之牵强，尚未形成具有清晰框架和严密论证的文化保守主义理论体系。
自民国建立到“五四”时期，现代文化保守士义的演变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一时思潮起伏，流派迭兴。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故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等纷纷聚集于文化保守主义旗下，为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和反对“西化”提出了种种主张，并在哲学、文学、史学、教育等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活动。
其中，国故派的代表刘师培、黄侃、黄节等皆晚清国粹派之旧班底，不过已失去了往日反清革命时的生气，学术上日趋于偏重考据的国故研究，在文化理论方面则无多建树，加之刘师培政治上的声名狼藉，故在思想界实际影响并不大。
学衡派则是以欧美留学归国知识分子为主而形成的一个学术群体，核心人物为吴睿、梅光迪、胡先骄、汤用彤等。他们以1922年创刊的(学衡》杂志为学术阵地，打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号，一方面继承晚清国粹派的某些论学宗旨，一方面引人西方学者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以一种特有的中西合璧式保守情怀，看待并从事现代学术文化的构建。这一派的活动持续时间虽较长，但因其主要精力很快就转向了比较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以致在社会整体文化的理论建设方面也未能留下更多的东西。
东方文化派本是人们对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站在维护东方传统文化价值一边的学者总称，其人员包括《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以及章士钊、陈嘉异、梁启超、梁漱溟等。这些人其实并不属于同一个学术圈子，但他们都比较关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宏观进路，在论战中提出的主张有不少都涉及到重要的文化理论问题，因而在社会思想界影响也最大，其后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意识正是从这一派中直接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如果说，二十世纪初年的国粹派山于受到瓜分危机的深刻刺激，其文化思路突出的是民族主义这一主基调的话，那么，“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似更具一种开阔的世界主义倾向。此种思潮流变的动向，除了受到时代进步和中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背景支持外，还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示范，进一步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由此引发了人们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信仰危机”和企望以东方文化匡救西方文化偏失的意识，使得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心论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而世界文化价值多元论的则获得了相对活跃的空间。学衡派和东方文化派的文化保守观便反映了这 这种立足于文化多向互动的世界主义意识，不独表现为他们的西学素养乃至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从整体上已进入一个较高的认识层面；更在于他们对民族文化未来命运的思索，已开始注意从世界文化比较的广阔视野中加以判定，故无论其结论正确与否，实际上都应视为推动民族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一种自觉表现。从理论建设的角度看，他们的中西文化讨论，虽然深度仍嫌不足，对不少问题的认识，亦不免失于宽泛笼统，但已逐步确立起基本的运思方向和理论构架，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些，都对后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进人比较成熟的发展时期，是在二十年代末以后。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建设方向依然为整个社会尤其是思想界所关注。1935年1月由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十教授(宣言)所引发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从基本内容看，虽然只是“五四”以来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的余波，且《宣言)本身所论亦并无深刻之见，但却引起了文化界诸多人士的响应。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讨论中，各地报刊杂志发表的相关文字达一百五十余篇，[14]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也较前有所推进。通过讨论，“全盘西化论”遭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批评和摒弃，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评价亦渐趋全面，并从学理上加深了人们对中西文化差异及“现代化”内涵的总体认识。不难看出，“中国木位文化”论者以折中调和姿态打出的“不守旧，不盲从”，反对“全盘西化”和“中体西用”，依据“此时此地需要”来建设中国文化的旗号，实际上把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讨论直接引人了一个如何走“中国化”道路的深刻理论间题。
最能显示此期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主流色彩的，则是现代新儒家的活动。该派代表人物为梁漱溟、张君动、熊十力、冯友兰和贺麟等。“五四”时期，梁漱溟首先在思想界公开打出现代“新孔学”的旗号，鼓吹复兴儒学，将全世界都引导到“孔子的路上”。在随后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张君动复极力倡导以宋明理学的道德精神涵养现代人性，以救时弊。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学术界和教育界部分人士的响应，这些人互通声息，有的还结为学社进行团体活动，渐渐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宗旨甚至学术传授系统的现代新儒家学派。三十年代后，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活动集中体现在二个重要方一面。一是社会改造的实践尝试，这主要以梁漱溟在河南、山东等地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为代表。二是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这主要以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和《读经示要》、冯友兰的“贞元六书”、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和《文化与人生》、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为代表。梁漱溟的乡建理论和实践，前后长达九年，虽然最后仍以失败告终，却在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章。而熊十力等人持久不懈的思想耕耘，则为这一学派构筑起了日趋深密精致的文化哲学体系，并由此奠定了其日后运作的基本方向。
综上可见，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演变，显示r一种逐步深化的趋势。大致“五四”之前，其运作多局限于一般文化主张的阐发；二十年代中叶以后，则开始进人比较成熟的理论和实践建设阶段。这种演变，既是其作为一种文化力量不断积累衍化的自然结果，也与整个社会乃至各种思潮的互动背景息息相关。因此，从它身上映照出的，决不止是文化保守主义自身的特点，实际上也是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文化特征。
三、如何认识现代文化史上保守与激进的两极互动
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保守与激进，是近年来学术界时常论及的问题。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意见，是对两者都持批评的态度，认为近代文化建设本该遵循一条更为合理的途径。这种看法，确乎是折衷至当之论，但毕竟是时过境迁多年之后迟来的一种冷静判断。如果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实事求是地体察一下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曲折历程，便不能不承认，这种文化思潮间的左右震荡和冲突，不仅客观上很难避免，而且还存在着某一方面的历史合理性。
按照旧时中国人崇尚“中庸”和尊古恋旧的一般社会心态，本是最易安于保守路线的。是以在进人近代社会的最初半个多世纪里，上自朝廷，下至间里，无不谨谨以“保守”为务。即使是主张改革的，也不得不极力从旧经史中发掘“变易”、“维新”的训条，或者编织出“西学源出中国”的故事，以减少革新的阻力。然而，这种保守举措带来的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头地赔款和民族耻辱。在几经失望到绝望的痛苦仿徨之后，激进主义才开始找到了其发酵的社会土壤，并在“五四”时期迅速发展成为最具社会感召力的时代思潮。
以今日的眼光视之，“五四”时期的激进派力倡“根本排斥”传统文化和“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新法子”的现代文化建设路向自然不见得都妥当。但对此，一些当事人也有他们自己的解释。胡适就说过，他之所以主张“全盘西化”，乃是因为新文化建设“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 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网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这种调和上去的。”[15]这可以算作他的“全盘西化”论正解。陈独秀也有过类似的说法。摆诸当日中国的情势，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它多少应验了文化变迁史上“矫枉难免过正”的常态。而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合理性，恰恰是在客观上体现了某种“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这种调和上去的”人格力量。
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在思想界的崛起，看似对激进主义不满而起的反动，实际上却自有其更深的社会历史根源。就文化演变的态势而言，现代化潮流的急邃推进，在不断拓展其进步空间的同时，必然会因新旧体制的大转换而伴生难免的阵痛。这中间，不仅包括陈寅惜所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16]而在部分文化人中勾起的怅惘失落之情；更主要的，还因“破立”之际的剧烈震荡和文化改造实践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粗浅欠缺，势必使社会产生种种疑虑、焦灼不安乃至抵触，尤其是当现代工业资本社会的发展日益暴露出深刻的危机和弊端而难以自解时，更是如此。这正是文化保守主义赖以生存并长期影响不衰的社会思想基础所在。
在现代文化的建设路线上，“西化”或以西方现代文化为模式的更新主张尽管也存在着某些片面性，但由于更多地迎合了整个社会体制以“变革开新”为主题的大趋势，因而得 即使在三十年代以后统治集团有意提倡文化保守主义的情况下，依然未能改变此种颓势。
文化保守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境遇，从根本上说，乃是其总体文化思路与“当下”时代使命间的某些脱节造成的。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全方位结构变动。由于该过程是在强敌频侵和民族危机异常深重的背景下展开的，救亡和启蒙双重历史使命的催迫，使以富国强民为目标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问题成了这一变革年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虽然对十民族救亡这一方面的时代主题有着较为深切的把握，并能在民族矛盾激化时期(如晚清和抗日战争时)形成特有的影响，但在推进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方面却显得步履滞缓，对于当时人普遍急切企盼的富国强兵，也缺乏有效的应变之术。而是把传统伦理道德作为救世良方，有的甚至指望以传统社会固有的“伦理本位”精神，来抗衡和避免这类现代病。这样的主张，理所当然地不为历史所认可。正是这种与时代进步主脉或即或离的状态，框定了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基本格局。
然而，文化保守主义存在的这些认识误区，并不表明它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只是树立了一种阻碍历史进步的反面形象。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二十世纪以来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可以说大多是深情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的文化主张，容或有其认识上的片面性，但却无不浸透着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其对新文化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某些弱点和将文化更新简单化做法的批评，也足以启人深思。故从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总趋势看，这种激进与保守间思想互动所形成的合力，客观仁实起着推动其不断由表层拓向深处，由粗率走向精微，由幼稚趋于成熟的作用。
另一个值得指出的事实是，他们中不少人文化上虽主张保守主义，政治上则并不与当时的保守政权为伍。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相继执政的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政权，其共有的保守腐败性是众所周知的。这些政权差不多都采用过笼络或威逼手法，试图令其服从于当局的保守政治，但却常常难以使其就范。从国粹派邓实、黄节对清廷官员威胁利诱的抵制，章太炎对袁世凯包藏祸心以及三十年代“不抵抗主义”的公开斥责，到熊十力在困顿之中仍数次峻拒对其办哲学研究所的经费资助，[17]都反映了这一点。熊氏1946年致徐复观的信曾论及此事，谓其欲办哲学研究所之本意，“原专藉乡谊(专字吃紧)，纯是民问意味，则讲学有效，而利自在国族矣·一如今士类，知识品节两不败者无几。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了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我所欲为，不必由当局以财力扶持。但勿干涉，即是消极扶持。”[18]这种现代学人的独立不倚品格和清醒的在野社会批判意识，在当时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在探求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方面，他们的工作尤有不少建设性的贡献。他们认定，人类历史是一条从不断流的长河，精神文化的发展更具有极强的延续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但同时又离不开前人的文化积累和传统，未来中国文化的建设正须从“老道理的真精神里”开出新局面来。鉴此，其文化理论的研究，不但十分注重对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永恒意义”的成份，如人生哲学、思维模式、伦理道德、“民本”思想、科学观念与方法的挖掘，还在中西文化的沟通互补、传统哲学的现代化重构，以及推进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内涵与形式民族化方面，耗费了大量心血。在传统文化与学术的总结继承方面，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也是名家辈出，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并拥有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陈寅惜、柳治徽、钱穆等一大批现代国学大师。因此可以说，在民族文化遗产的研究、特别是推进其向现代形态的转化上，较之现代史上的大部分学术思想流派，文化保守主义确有其独到的一面。尽管他们的探索未必都成功，他们的文化理论和实践一也并不都可取，但对于今日的文化建设，依然是一份有益的启示和可观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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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艾恺：《民初时代的文化守成论者：在世界史视野上的中国反现代化思潮》，见前引本第10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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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此据罗荣渠《从“酉化”到“现代化”》(载1989年2月2l日《人民日报》)一文的统计。
[15]胡适：《独立评论》142号《编辑后记》。
[16]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陈寅俗学术文化随笔》第4页。
[17]参见郭齐勇《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90―12
一、关于辛亥革命研究
章开沅指出，辛亥革命、孙中山的研究是一门显学，有相当高度，但严格说来，还很不成熟，很多资料还未完全挖掘出来，《辛亥革命》8本资料就没有好好利用。再者，因为受指标体系和功利主义所驱使，许多人开始做碎片化的研究，一些细枝末节的论文层出不穷，老材料被搬来搬去，制造了大量的垃圾。辛亥革命研究者不仅要盘点辛亥百年，还要盘点自己，哪些事情做得有用，哪些事情没有用，哪些事情有害，应做些客观思考。
现在的研究成果缺少长时段、宏观的探讨。我现在提出3个100年。第1个100年是辛亥革命前的100年，这是孙中山自己提出的，即总结前100年的世界和中国，然后再来考虑中国革命问题。100年前中国发展的情况，我们研究不够，先要把这个100年搞清楚，“百年锐于千载”。再一个100年，即辛亥革命后100年研究不够。这100年的世界与中国变化很大，我们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是否研究清楚，现在研究得太具体，我们是不是也能超脱一下？另外，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历史遗产究竟是什么？历史遗产是个大问题，历史是多维的，是立体的，空间大，内容丰富。孙中山遗产中的“五权宪法”及实践。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研究者应考虑如何将它搞清楚。我们现在有些是继承国民党的遗产，包括制度、政治、文化、社会风俗，与孙中山、辛亥革命相关的哪些是正面的，哪些是负面的，都要进行研究。今后的100年，是个什么世界，人类文明还会有什么问题，不仅考虑中国，也要考虑世界，要注目社会、能源、环保、人心，尤其是人性的消磨、堕落，即人性复归的问题。在宏观的背景下，再来研究辛亥革命、孙中山，写的文章就不一样。
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值得肯定。有论者说孙氏一无是处，这样评判历史太容易了。不能简单地想事情，辛亥革命其他方面还有建树，譬如中华民族整合问题，值得研究。民生问题，没什么好的理论，孙中山在那么早提出，确实不简单。革命是手段，不是目标，最后目标是老百姓。
金冲及强调，辛亥革命应该放在一个长时段里研究，现在已充分肯定它推翻了专制制度。不仅如此，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影响是方方面面的。20世纪的历史，是中国从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过渡时期及历史大转型时期。这场革命为什么会出现，对以后的影响又是什么？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共和国的传统，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在这时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出现共和政治，而且深入人心？后来，袁世凯复辟，人民就不答应。这些大问题，回答并不容易。
辛亥革命遗产很多。如民族问题，中国的民族问题，是很特殊也是很重要的问题。革命期间突出“反满”的口号，1912年就提出五族共和，以后没有大的动荡。为什么中国的民族关系是一个这样的关系，未见像许多国家发生的长期种族残杀的惨剧。这是应该研究的。
张海鹏指出，以往编辑出版的很多史料，还要深入利用和研究。如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的《武昌起义资料选编》，是参加武昌起义的士兵写的回忆录，应加强利用。南京临时政府、武昌湖北军政府的研究还不够，有待继续展开，对推动辛亥革命研究会有帮助。研究辛亥革命史，实质是要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辛亥革命百年历史，还要将其同中国近百年历史进程结合起来考察，以更加深入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同时，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也还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思考的话题。
熊月之认为，清末存在的三大思潮构成潮流。第一个是进化论代替循环论。第二个是民约论．由君主论变为民主论，即中山先生的民权论。第三个是民族论，殖民地改为独立论。这些思潮影响了我们。报纸、杂志等，日复一日，向广大民众、向年轻人灌输，大家就认为这些都是合理的。把这类资料好好地理一理，对论证辛亥革命有重大意义。
晚清出版的西学书籍，除教科书外，最多的是法学，其次是地方自治的，然后是立宪的。晚清出版西学的机构一共是143个，但我们今天知道的就40多个。如果从世界潮流来看，很多东西可以跟中国联系。可见，辛亥革命有待开发的课题和挖掘的资料还有很多。
严昌洪说，辛亥研究已历百年，我提出要三个超越。一是超越清末革命派的认识，二是超越国民党正统观的认识，三是超越早期共产党人的认识。我们还需要开新，一是某些基本史实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订，二是史料有再发掘的必要，三是视角的转换，仅仅从革命史范畴还不够，应该从社会史、整体史等各角度对辛亥革命进行长时段、全方位的审视。如果在这些方面作出努力，辛亥革命研究就会有新的提升。
桑兵认为，过去研究辛亥革命主要从革命党人的立场去看，好像只有共和问题。其实，现在讲的很多东西、包括很多制度都是在那时候提出来的。例如，民族问题，是辛亥革命后才有的问题，处理好民族关系的观念是后来逐渐形成的。中国各民族之上，又有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世界上没有先例．这很难用民族理论来解释，只能用历史实际才能解释清楚。不能只研究辛亥时期，还要研究中国的渊源。近代问题还要关注对外，这部分研究清楚是不容易的，对研究者的要求非常高。
耿云志说，我是从立宪运动开始，介入辛亥革命研究的。因为立宪运动在辛亥有很大的转折，一个是铁路国有，一个是皇族内阁，表明清政府凡是有利其统治的都不肯放权。所以立宪派绝望了。很多省独立的时候，立宪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大家提起辛亥革命，都是把它看成一个大的社会历史变动的过程。这个过程里边，不只是革命党人在活动，立宪派也参与了。清朝官僚系统一些开明的官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革命党人。我反对某些人走极端，认为承认立宪派的作用，就否定了革命派的主导作用。假如没有革命党的活动，立宪派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发展。梁启超有篇文� 立宪派和革命党人之间一方面是平行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互相促进。革命党为了避免清朝政府的立宪成功，也要拼命组织武装暴动。革命派和立宪派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过去一刀切，说立宪派就是反动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我的文章谈了三点，一个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功绩，是废除了帝制。中国的帝制持续了两千年，人们受的桎梏非常厉害。把这个东西去掉，人们会感到一种解放。再一个旧的专制体系还靠一套迷信的东西来烘托它。当然消除其影响也有一个过程，特别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皇太后、皇帝西逃，威仪和神圣性已经淡化了很多。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要否定君权，立宪派中的大多数人，也提出皇帝必须退位、没有这么一系列的过程，恐怕取消帝制也没那么容易。所以辛亥革命是一个过程。第二个主要讲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革命党里边有很多人是不太懂得这个民权主义的，没有孙中山的一直坚持，帝制要取消也没那么容易。孙中山始终没有掌控全国政权，他的方案始终无法施行。他想通过自治，把民主制度在中国树立起来。但是他认识到，革命党要建设民主政治，党员必须要首先觉悟。第三是讲孙中山的领袖人格。在中国要搞事业，没有领袖风范、君子人格是搞不了的。偶尔搞成了，也持续不下去。这也是孙中山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
陈争平认为，提到历史唯物主义和坚持生产力标准的问题，研究经济史的前辈都坚持这一点，这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研究都是可以参考借鉴的。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想作出新意，要由广及深，在时间、空间以及社会关系的维度上都要拓展。要把辛亥革命、孙中山研究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联系在一起。对此，也有其他学者有不同意见，提出以民族复兴取代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但民族复兴在这个时代条件之下如何复兴？脱离现代化的讨论无疑是空洞的。现代化与民族复兴是紧密联系的，后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有必要重新考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一方面要开放，要走向世界大同。一方面要坚持国家主权。要用这个眼光来重新审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中发现三民主义的积极内容。这样可能使辛亥革命得失成败的总结有一个新的思路。
王晓秋认为，既要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在中国的伟大历史意义，也应该深入研究辛亥革命重大的世界意义，应该从超越中国地域局限的大量外国史料和事实出发，进行认真解读。
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首先表现在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过去常常强调因为清政府已是“洋人的朝廷”，因此推翻清政府也就是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帝国主义列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中。考察辛亥革命究竟如何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势力。
辛亥革命是20世纪初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还积极支持和援助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这也是有大量历史事实可以证实的。
辛亥革命提出的思想和理念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大亚洲主义思想以及世界大同等思想和主张，对亚洲及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这也是值得加以认真研究的。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这个课题很有发掘潜力，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李育民认为，深入研究辛亥时期的中外关系，不仅可以深化对革命本身的认识，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把握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在辛亥革命研究中，学界以往主要以革命本身为中心，涉及中外关系的论题也重在列强对革命的态度和政策，以及革命派对列强的态度与政策。从中外关系的角度解析此类问题，或许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革命派的对外观念和主张，对全面了解其思想理论不无裨益。
辛亥时期列强的对华方针，主要国家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政策，学术界作了较充分的探讨，且时有新的见解，但仍有扩展和深入的空间。即使是研究较为充分的传统论题，通过转换视角和挖掘资料，亦将会有新的发见。
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是检视中外关系格局变化的重要视角，也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背景．但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对此深入探讨，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辛亥革命的背景。作为近代中外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民众斗争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要变化，民众运动不仅对中外关系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且与革命运动的兴起及其进展密切相关。除了加剧社会危机之外，其思想理论和斗争手段等方面的新态势，给勃然兴起的革命运动，尤其是革命党人的对外方针产生了什么影响，仍值得深入思考。辛亥时期思想文化的变化，与中外关系格局的关系，亦有进一步剖析的必要。此类问题，如果仅从思想史或观念史的角度，难以解析清楚，需要进行多维考量，而中外关系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
刘学照认为，辛亥革命解决了体制问题，开启了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历程，中华民国建立，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建设新中国。孙中山再造共和也是要建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在于两个层面，一是维新派提出的，创立中华立宪帝国，而孙中山要建立的共和民国，后来又演变成人民的中国。这个唤起中国人希望的口号是辛亥革命提出来的，实际上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中国近代以来为什么外不能御侮，内不能图振兴，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衰败。
周新国提出，研究辛亥革命史，还要注意抢救一部分辛亥革命口述史料。它可以把一个地方大的事件补充得更细。和文献、档案、国外的材料比较、结合，能够得出一些接近当时情况的结论。当然对口述史材料，也需要做大量的辨析和考证。
过去我 江苏的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是继武昌之后最为壮观的革命，其复杂性和典型性．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个省。当时不管是做官的，在军队里的，还是下层的会党和老百姓，几乎都卷了进来。
朱英认为，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似乎已是官方与民间、海内与海外的共识，但也引起一部分人的质疑。历史记忆还需要不断强化甚至是不断建构，才能得以传承以起到延续国脉的作用。“人们可以有意地强化某些部分的记忆，也可以刻意淡化某些记忆，因此，‘遗忘’也是‘集体记忆’另一方面的表现。”实际上，官方与民间对辛亥革命及其领导人孙中山的纪念，在近代中国未曾间断。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并非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举动，而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当然也应该具有“百年”特点。不仅要重视纪念，更应注重“超越”。“百年超越”目标的实现，重要的是发扬光大“辛亥”精神，使中华民族在现有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腾飞。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看法。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不是肯定辛亥革命的看法，就是错误的。历史学家也有责任对一些民众认识仍比较模糊的问题，从学理与史实方面给予解答。
吴剑杰认为，这二三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立宪派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过� 孙中山说是水火不容，是冰炭，实际上是就私人感情而言的。其实有些革命派，就是由立宪派转变过来的。当时对西方宪政研究较多的是立宪派，革命党人宋教仁就此也要求教于立宪人士。这说明，过去我们的一些认识确实是有偏颇的。
过去谈到辛亥革命为什么发生，就会提到列宁所说的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等。然后会指出很多的民变．很多负面的东西。其实清朝的社会不是不安定。张之洞在做山西巡抚的时候，采取了很多措施进行改革，他执政时期每年所发生的民变，不超过20件。即使是今天，群体事件都比那个时候还要多。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辛亥革命在武昌地区发生，确实有很多的偶然性。辛亥首义的发生有两个导火索，一个是保路运动，一个是皇族内阁。
邱捷认为，目前对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经济文化研究成果比较多，这是研究的进展。今后怎样深入地研究．空间也比较大。一是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经济必须总结，更进一步地推进研究。二是年鉴学派对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影响，值得总结。年鉴学派提倡的个案研究、区域研究，很可能造成“细碎化”的问题。有些研究社会经济的论文，好像忘记了大事件。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应该关注辛亥革命时期的大事情，但是也要注意个案研究。这种做法我们研究近代史、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学者都可以效法。辛亥革命史研究本身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成果，值得继承、发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无论是研究辛亥革命史，还是研究其他领域，必须和研究社会史、研究历史人类学的学者沟通。
说青年人不愿意研究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有失偏颇，仅就中山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来说，这几年三四十岁的教师，主要就是靠研究辛亥革命的成果评上教授的。所以一方面对青年人研究辛亥革命要鼓励，但同时也要给予指导。
马敏提出，应从6个方面加强同盟会研究。一，更多研究同盟会国内外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思想环境，把它与军国民主义、民粹主义，与许多思潮联系起来。此外，立宪运动对同盟会有无分化，也应做更深入的考察。二，研究同盟会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同时，对中下层的普通会员也要进行研究。三，进行群体研究，如领袖团体、同乡群体等，并加强区域研究，对地方支部、海外支部做更具体的研究。四，从政党史、社团史的角度，对同盟会的组织构成、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从资产阶级正常的发展脉络进行研究，包括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五，研究同盟会各方面的活动，如教育、报业宣传。六，加强同盟会社会网络的研究，研究与其他革命团体的同盟，与会党、商会、立宪派、清政府的关系，梳理人脉，探讨其性质。要视角更宽，主线延长更远，让老树开新花，还可作出新成就，写出一部客观详实的同盟会史。
王杰认为，史学研究讲究宏观、微观的互动。宏观高屋建瓴，微观做不好的话，宏观就失去了支撑。关于广东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还有很多“是什么”的课题要探索，如广东的华侨、会党、新军、民军等。广东还没有一本辛亥革命的专著，这对我们来说，可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二、关于孙中山研究
张磊认为，对孙中山的定性是基本问题。第一，孙中山不能说是社会主义者，有两个证据。其一，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民族主义者，可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其二．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之间，也没有鸿沟。第二，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没有接受。他对马克思主义非常称赞，是出于追求真理，还有后期和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合作。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剩余价值，一是唯物史观，孙中山都不赞成。对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都不赞成，说他是社会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不符合历史实际。第三，孙中山的思想基本上是西方的。民生主义是民族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混合物。但不能说有了科学社会主义、有了空想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者。他后期提出“耕者有其田”，也并不是社会主义口号。孙中山思想的核心是民权主义．也就是共和思想。这个思想是西方的，和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是两个范畴。
近代史人物传记论文（最新13篇）
金冲及说，有人问，孙中山是不是一个思想家？因为他的思想中概念不是那么明确，推理没有那么严密。但孙中山面对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时势，提出三民主义，也就是提纲挈领地提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并且要求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影响了几代人。我们党近年来就将民生问题作为一个突出问题提了出来，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当时很了不起。孙中山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先驱，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当然，孙中山提出了这些目标，却还没有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这就要后人继续努力。
林家有认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辉煌过，表现在四个方面：研究人员多、学术会议多、学术交流多、学术成果多。但现在进入了不太辉煌的时期。
过去对孙中山生平事迹纵向研究做得多，重大事件均梳理过，通过《孙中山年谱长编》的编纂，纵向研究进展不少，但横向研究少。目前孙中山的研究整体上缺乏宏观的视野，而细枝末节的微观东西很多，流于就事论事，重复很多，开拓性的、原创性的研究比较少。另外，过去研究孙中山革命(破坏)比较多，对其建设(革命是建设的前提)研究得不够，还有很多课题可以研究。原创性研究要推进．要广泛进行学术交流。要广泛宣传，尤其对年轻人进行宣传，普及性的工作一定要做。应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从而整合海峡两岸的孙中山研究力量。
张宪文认为，过去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评价还不够充分，孙中山研究基本上以毛泽东纪念孙中山的文章为指导，文中说孙中山是我们革命的先行者。先行者到底怎样理解？先行者这个评价高度不够。过去，说起资产阶级革命家，有三顶帽子――革命的软弱性、妥协性、不彻底性。讲辛亥革命意义很伟大，开辟了新纪元，但是笔锋一转：“最终失败了”，把革命之后的社会改造问题的失败都套在革命上，因此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到胜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以前历史研究的思路。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对孙中山的思想和理论、理想和追求，理解还不够。过去讲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反帝反封建最低纲领上是一致的，在最高纲领上不一致。事实上，孙中山讲“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我们讲共产主义，与之最高目标也是一致的。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和作用的估价也不充分。中国历史近代以来三个转折点，最重要的就是辛亥革命，从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社会转入现代社会，辛亥革命功不可没。孙中山的功绩和思想，对今天的发展很有借鉴意义，我们继承还很不够。过去研究偏重政治史，而对于辛亥革命对当代人类思想、观念变化的影响研究得不够。
在研究方法上，章开沅老师提出“三个百年”，过去的历史研究中往往是孤立地看问题，现在强调三性――历史的连续性、现代性、国际性，章老师讲的是历史连续性，我们过去常常割断历史，就事论事。过去是孤立地看辛亥革命，与十月革命挂钩，没有与自身历史的发展挂钩。以往的研究往往是孤立地看中国，忽视世界的发展。今天要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应该要考虑到三性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的研究不够，实际上其作用和意义相当大，勾画了中国发展的脉络、框架，指明了中国发展的方向。它第一次用选举办法选举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提出公务人员做人民的公仆。
汪朝光说，多数人都认为孙中山研究已经做得无可再做了，但是至今没有一本能够得到学界共识的孙中山传记。一个学科，连这个都还没做到，证明它的高峰其实还没到来。
鲁迅研究生生不息，代际转移相当成功。相对而言，孙中山研究在代际转移方面不及鲁迅研究。300多年前的英国革命研究被认为已经无可再做了。但前年欧美学界出版的一本新书，完全颠覆了以前对英国革命的看法。从这个角度而言，孙中山研究有非常好的前景。
做历史研究，关键是史料，不说报纸、档案，就说经常接触到的，十几年前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史料，已经出到第15卷了，引用率一直不高。这套书对孙中山与苏俄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都会有很多新的理解。已经出版的书，很多还没有受到研究者关注。
不研究孙中山的对立面，就不能了解孙中山。孙袁关系没有很好研究，孙中山的对立面清政府、北洋人物，没有很好的研究，对孙中山的理解，也会有所欠缺。
总体观察，研究孙中山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理解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关系。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一门非常丰富、跟当下有非常大关系的学问。孙中山怎么切近当下，就是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近代以来的政治家，没有比孙中山更国际化的。对世界的理解，当时可以说无出其右者。而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切合中国的实际。在孙中山身上体现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关系，恰恰就预示着当下中国发展的成就和问题。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自绝于世界。但是又不能无限度地国际化，一定是有本土化的一面。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便中国实现现代化，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真正把孙中山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关系研究清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有一个缓冲的时期，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辛亥革命研究成果。
杨天石强调说，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民革命家。
王杰认为，说孙中山是平民革命家，其确实具有“平民性”，体现有三：他出身于平民，终生为平民奋斗：他的思想孕育于民间，又反哺于民间；他是从平民中走出来的伟人，伟人身后不名一文。
盛永华说。深入全面地研究领袖人物，就必须顾及群体――首先是他的亲密的助手、战友与同志。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于孙中山的战友们的研究是很不够的，有许多空白或缺失，影响了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发展，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宋庆龄的研究是孙中山研究的补充，有待加强，以拓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及孙中山研究的层面。
三、关于史料与方法
桑兵认为，辛亥革命研究也好，孙中山研究也好，显学的高潮是退了，看来这是一个趋势。热闹的学问未必就是好学问。好的研究比以前难，难也说明它好。一个学问在它很热的时候，不一定好，反而沉寂下来可能是个好事。既然是学问，就不会断下去，但不能简单地延续下去，一定要有改变，要做好的研究肯定比以前难很多，这也是一般年轻人不选的原因。辛亥时期的重要性远远要超出我们现在的预估，在此视角下去看历史，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与上古的关系，会看得比较通透。
迄今为止，全国未有一份完整的西学翻译书目，翻译书则大量藏于上海辞书出版社。
章清认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在文章题目上不一定有孙中山、辛亥革命的字眼。研究近代转型，同样能推进对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认识。
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认识，过去都涉及到新型的传媒，即使革命活动本身，亦依托于新的现代媒介方式。若从现代信息传媒角度做一新的定位，两者就可以契合。另一层面，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的确产生了碎片化的问题。从书籍史、阅读史来研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能找到一些新的题目。对于孙 中山的一些基本理论进行研究时，应该考虑到孙中山的这些文本，有无英文的版本。更重要的是近代报刊的发行渠道、发行网络，有多少人读，哪些人读。这些年出版了许多日记，可重建晚清民国阅读的历史，如关于《革命军》出多少版，怎样流传，在日记里有反映。包括《清议报》的流传，它本身不合法，但却一直在重印，以另外的方式流传，这些都有很多文章可做。
孙中山的遗产，所谓记忆如何延续的问题，在国外这个问题很活跃。孙中山这个事件符号后来是如何延续下来的？如何被表彰？如何被继承的？文化符号存在非常大的信息，加以深入研究，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会议主题。
姜义华认为，我们到现在了解自己的历史还是常套用苏联的框架、语汇、观察历史的方法。我基本上不赞成资产阶级革命、非资产阶级革命的说法，这些都和中国关系不大，都不是从中国自身而来的。
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这样一直传承，没有像欧洲那样经历巨大的分裂和混战，直到今天？欧盟建立，而埃及文明那么辉煌，现在到哪里去了？中华文明的历史为什么不能放到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去重新认识自己？中华文明的根本特点就是“人为贵”。所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新提出，其实是回到了中华文明的根本。
孙中山晚年重新思考中国的心性文明，是经历了风雨之后的思考。在近代中国，对西方的学说了解得那么广泛和深入，没有人比得上孙中山，他对中华文明的概括，从心性文明上确认，是对中华文明相当深的体认。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希望能够建立汉族单一的民族国家，“创立合众政府”，想搞联邦制，“五权分立”，想搞分权制，提倡搞两党制、多党制，但是到最后还是要回到中国的大一统民族国家上来。清末以来，很多人提倡地方自治，孙中山也一直非常欣赏地方自治，但到晚年他一再说，在中国搞地方自治就会变成军阀割据。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对苏联的一党治国、一党制非常感兴趣。中国现代化成功与否，关键是能否在自己的文明中找到内在动力。
王先明认为，辛亥革命生成的“革命话语”几乎纵贯和制约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以往辛亥革命的研究，大多限于事件史或运动史的叙述模式。在社会史和文化史日渐兴盛的今天，向社会一文化视野的转换，不失为拓展和深化辛亥革命研究的选择之一。
社会一文化视野的建构，是当代史学发展的趋向之一。社会一文化视野的建构，可以使辛亥革命研究获得远比事件史和运动史更为深广的景观。辛亥革命是20世纪的革命之源(无论从革命主体还是从革命话语而言)。孙中山关于“不断革命”的遗嘱成为一种获得历史正当性的标志。民国之后，革命日渐走向“普泛化”，而革命的本义却常常被淡化或异化。应该以辛亥革命为基点，在总结20世纪一系列革命或非革命现象的基础上，形成关于“革命”的学理性研究成果。革命之定义与目的，以及革命理论与社会实践形成的巨大张力，如何求得学理上的解释，而借助于这一学理框架或范式，重建近代中国历史，是当代史学面临的重要任务。在社会革命与社会动乱的研究方面，在当代“告别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将革命等同于动乱的认识。革命与动乱虽然不无关联，但二者究竟是内在必然联系．还是表象上的形式关联，还缺乏扎实的研究。
刘学照认为，历史发展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对“三个一百年”说，要从历史阶段性和统一性的辩证统一上来解读。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个特点，过去中国的现代化是“被”现代化，是由外因引起的。近年来西方的史学有重要的变化，即要在中国发现历史，对中国的变革较多地从历史连续性上认识。过去的辛亥革命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从阶段性着眼，很多属于政论。政论不是不可以考虑，但还有一种史论，清朝维新被梁启超评价为假维新，是从政论出发，不必看做史论。
现在史学研究中，理论思维非常薄弱，学习西方、学习现代思想文化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能照搬套用而没有总体思考。史学方法应该是一导多元的，由马克思主义主导，但不是过去一些人讲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以前的认识不够准确，比如认为历史动力是阶级斗争，实际上人类历史长期是在渐进的状况下运行的，但在重要关头也需要激进的方式。有人否定辛亥革命是因为从短期看，只看到清末民初的乱象。孙中山说我们的革命是效法法国，而法国大革命之后经过80多年才奠定了共和政局。评断辛亥革命需要大量史料，但有些事也不完全靠史实，而是需要理论思维的指导。
四、关于理论的指导
金冲及说，有人说我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没有讲资产阶级革命，这倒不是我看法有改变。我和张玉法先生谈到辛亥革命的性质，成为大陆和台湾争论的最大一个问题。大陆说资产阶级革命，他们说是全民革命。我说，如果全民都革命，那么是革谁的命？张先生回答，并非说这场革命是全民都起来革命。而是说这次革命代表了全民的利益。我说如果这样讲，你们也误解了我们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不是说这是一场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发动的革命。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是说明它并非是社会主义革命。它所要解决的是反帝反封建问题，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没有什么贬义。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也说自己目前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说它是一次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不是就可以不争论了？他说：那就可以不争论了。所以我在这本书里就写了中国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但这不等于我改变了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看法。
讲到马克思主义，我们这些80岁左右的人跟年轻的人有些区别。我们不是共产党教育下长大的，倒可以说是在国民党教育下长大的。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非先有一个固有的成见，而是自己接触许多不同的学说和主张后，经过比较、选择的。那个时候受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影响很大。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主义要求实事求是地从史料出发来分析问题，不能凭主观想象来找一堆材料乱说。一切要从客观环境出发，对复杂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些基本原理，今天还是离不开它。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主义可以代替马克思主义。当然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
杨天石指出，恩格斯曾说过，原则不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原则是历史研究的结果，原则只有在符合历史的状况下才是自然的。多年的历史研究，有几个结论似乎是不需要证明的。例如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没有人写过文章，说明为什么是这个结论。历史学要靠史料讲话。千万不要把某时某人的结论当成马克思主义。
孙中山一方面高度评价马克思，但孙中山的思想的若干部分和马克思不一样。研究孙中山的思想，不能回避孙中山和马克思不同的地方，也不能采取一带而过的态度。
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和创造，列宁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孙中山也提出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利用外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那 孙中山根据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认为除了革命以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福特汽车厂的方法――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互利双赢。列宁说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孙中山恰恰证明了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当然孙中山也说过，人类社会将来如果压迫人、剥削人的现象存在，那么最后人类也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共产主义时代。一方面孙中山承认，资本主义有它的发展潜力；但是孙中山也强调，人类将来还是要向共产主义发展的。
对于孙中山的研究要敢于碰难题，他的思想，与马克思有不同，要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要回避，也不要简单地采取否定的态度。
耿云志认为，目前群众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任危机是客观存在的，我认为是两个盲目性造成的。一是老一点的人讲马克思主义，不一定都是对的，做的更不是很对，有很多消极的东西。年轻人经历不多，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以为这些东西都该由马克思负责。二是一些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包括一些对马克思主义道听途说、产生成见的人，没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对马克思主义不了解，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是盲目的。这两个盲目性，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危机。
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所有的人都做老实人，问题就解决了。首先要做到不懂这个问题就不要讲。能够用它来分析、解决问题时，再来讲。年轻人要老实，你怎么就知道马克思主义不行了，你没读过它，就没根据。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去分析自己的研究对象，来得出自己的结论。搞对了是成绩，搞错了要负责，不能让马克思主义替你负责任。
张海鹏提出，研究辛亥革命，怎样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同样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今天思想界更加多元、多变、多样，对以往历史有各种不同的新认识，需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辛亥革命研究的指导。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顶峰，放弃这一点，对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不能算是深刻的。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认识，过去30年有过很多争论，最有名的是张玉法、章开沅在旧金山会议上的观点，现在也有不同认识。深入展开研究，阐明自己的观点，这是需要的。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从史料出发，说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或是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不是对辛亥革命的贬低，而是正确地指出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从反对封建专制这个层面，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历史的进步，这是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很高的评价。讲清楚辛亥革命的性质，确定辛亥革命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前后进程关系，对于正确认识近代中国历史是有好处的。当然对孙中山、辛亥革命的研究，不能简单化，需要结合近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加以分析。要坚持几十年来学术界形成的好学风，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近代史、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指导。
姜义华认为，孙中山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希望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当时国内没有多少人对马克思的了解比孙中山多。不要把孙中山推到资产阶级那边去。金先生将其定义为民族民主革命是比较准确的。中国不是到十月革命之后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开始，就有人思考了这个问题。虽然对西方的东西很感兴趣，但在真正考虑中国广大农村、农民的问题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人士从一开始就拒绝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不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选择的。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背景。
今天我们用来观察历史的语汇体系是怎么来的，要好好研究。现在年轻人研究近代中国知识系统的形成，都是搞前一段的，还没研究到十月革命以后。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的教科书，包括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原本都是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其实这一套话语体系基本上是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几位理论家，共产国际的决议后来变成我们宣传的主要理论根据。如果不真正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发展出反映中国文明大转型的话语系统，我们怎么能够对世界说清楚中国的变化？真正坚持马克思，就要按照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来形成自己的话语。
刘学照强调，关于史学怎么走出危机的问题，要坚持一导多元的史学思想。一导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多元包括世界的史学或者各方面的科学理论，也包括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理论。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我们的框架基本上是经过五四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形成的。为什么近年 来马克思主义讲起来似乎有些尴尬？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不是五六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发展，要中国化、时代化、现代化。文化方面也要坚持一导多元，以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西方文化要有所吸取，以新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是有用的。比如现在的符号学，基本上是文化社会学的概念，对我们某些方面的研究是有作用的，但如果拿某一个理论来概括整个历史就很难。再比如，如果力图从符号学来评价孙中山就不行了，归根结底还是要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其他的理论只是在某一方面起作用。现在我们国家的思想是多元的，中国传统思想有相当地位，以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西方文化也有市场，但我们还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金冲及指出，马克思主义完全没有排他性，它一定要吸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有用思想资料。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都是由马克思加以理解和消化，并改造成有用的东西。实际上，亚当・斯密、圣西门之后又是100年了，这100年里西方的研究成果难道都一文不值？我们的老祖宗有那种气魄，能够把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有用的东西都拿过来，丰富形成自己的体系。那么这100多年来，西方一些符合实际的、有用的研究成果也都应该拿来。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方面从西方史学著作中受益，两者并不矛盾。
郑师渠认为，辛亥革命研究近年来比较沉闷，这个沉闷是学术潮流发展的正常现象。按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的提法，学术思潮发展有四个阶段――启蒙、全盛、蜕化、衰落，经过这四个时期又进入新的潮流。辛亥革命研究高峰已经过去了，处于蜕化期，拾遗补缺，现阶段的寂静就是重新走向顶峰的过渡期，相信学术有其自身的生命规律，会走向新的繁荣。另外，学术发展与外部环境有关系，有政府支持容易有发展。但从历史发展来看，学术发展更重要的是内部条件。
辛亥革命研究的新发展应该关注时代，借用马克思的话叫做“从时代汲取诗情”。这个“诗情”应该包含时代精神、价值追求、问题意识、时代大视野。按陈寅恪的说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从学术和时代的关系看，“从时代汲取诗情”有两方面的意义，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汲取诗情才有可能超越个人、集团情感的局限，以及意识形态的情结，才能以更平和的心态看待历史现象。
宏观问题很重要，太着重微观就容易碎片化。何兹全先生强调研究大问题，而且要用唯物史观研究大问题。唯物史观就是要解决大框架、大结构、大规律的问题。历史和现实是互动的，理解历史有助于把握现实，领会现实也有助于我们研究历史。
中华民族问题不是想象出来的，也不是叙述出来的。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中华民族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至少在先秦、秦汉之间已经开始形成，特别是经过魏晋南北朝、元朝、清朝三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更加自觉的主体。到了辛亥革命时期，“五族共和”的提出很快就被“中华民族”所代替。中国的民族问题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概念，中华民族的主体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只不过并不是自觉的，而是自在的主体，经过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实现了自觉，变为一个自觉的主体。应该把晚清、民国、新中国打通去思考，这样的话，很多问题就可以抽取出来。
改革是有风险的，晚清的新政可以看成是晚清政府的改革。辛亥革命史不仅是革命党的历史，也包括立宪派的历史和晚清政府的历史，是三者互动构成的历史。晚清10年，政府推出了新政，以前都是简单抹杀掉，现在已有所肯定。但换一个角度，从社会转型存在的风险来看，清政府搞改革是怎样应付风险以及成败如何，应该进行探讨。如果我们理解今天社会改革的困难，那么就得承认清政府所面临的困境，使其不得不搞新政。如果简单说这是拉拢立宪派对付革命党，因而是反动的，是不可取的，因为就政治而言，任何政权面对困难都要积极应对维持政权，这是合理的。问题是这种应对是符合历史，还是负隅顽抗。我们要研究它成败在哪里，它始终没有把握改革的主动权，而且无法超越自己的阶级局限。新政的属性就是追求近代化，遵循民意，走向现代，但一些人却把新政变成争权夺利的盛宴，造成内外矛盾冲突。这对今天的改革很有借鉴意义。
李文海认为，孙中山研究、辛亥革命研究水平很高，成绩很大，要跨越、发展，要研究新的东西十分困难。武汉和广州的学者担忧的是另一方面的问题，觉得现在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处于相对冷落、沉寂的阶段，主要是如何坚守阵地的问题。其实，学科非常热闹未必是好事，相对沉寂也未必一定是坏事。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学科发展的正常现象。我以为，主要有四个因素造成了这种状况：一是学科范围的迅速扩展。过去辛亥革命研究的“热”，是以原来近代史学科的相对狭窄为前提的，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研究革命历史的两大事件：太平天国、辛亥革命，这基本上吸引了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力量。近20年来，其他研究对象大大拓展了，许多新的学科发展起来必然会造成研究力量的分散。过去的“显学”，现在似乎不那么“显”了。二是以往一些非常权威的学者、顶级的学者，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很难再像20年前那样，在这个学科里继续冲锋陷阵、辟土开疆了。而现在一些中青年学者，虽然作出了许多出色的成绩，但要达到20年前那些学者的水平，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目前这种状况．也是新老交替造成的。三是学科的状况，就是大家经常讲的我们的学科起点很高了，要在高起点上不断前进，就不那么容易了。四是领导重视的程度。相对而言，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与近代史其他领域相比，是比较受重视的。但我觉得，政治象征性的意义更多一些，学术文化性的意义，似尚嫌不足。
从发展的眼光看，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还是有很大发展的空间的，也还有几个方面的不足。一个是学术研究层面，一个是宣传普及层面，一个是继承实践层面。
学术研究层面的不足。一是要更宏观、更长时段地看孙中山、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20世纪对中国来讲，变化是十分深刻的。不管是中国从古代向现代变化也好，中华民族从沉沦向复兴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转折也好，都要看到孙中山、辛亥革命在这个变化中间产生的意义和影响。另外一个，就是从微观方面，把历史“碎片化”当然不行，但如果有很多具体问题把它进一步弄清楚，这对于我们更宏观地去评价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也会反过来起重要的作用。既要从宏观方面去做，同时很多微观方面的东西也需要做。过去媒体喜欢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个问题的提法上，只要提法上有一点改变，就认为这是学术的极大进步和极大创新。创新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概念上边、提法上边，我以为恰恰不见得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实际的历史内容中，得出新的观察、新的评析、新的解读。
宣传不足的问题。我们的史学太脱离社会生活了，如何在社会上更好地发挥作用，是值得讨论的。几年前我看到一个材料，国外研究拿破仑的著作有几千种，其中几百种是拿破仑的传记。研究孙中山的传记有多少呢，包括年谱在内，一共有10种。鲁迅有一句话，说一个人不懂常识，“就像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一样”。可是我们中国人，不知道或者不了解孙中山的，恐怕相当多。
对孙中山、辛亥革命提供的历史遗产，我们的继承、实践，还很不够。十五大讲到20世纪的3个历史伟人。对这3个历史伟人的宣传，孙中山应该说是相对薄弱的。在孙中山身上有很多好的品质．比如说他追求社会进步，对革命的执着追求，对民生的深切关注，对于个人名位、权势的淡漠。我们多宣传孙中山这方面的东西，对于整个社会风气，都会起到积极作用。
真正贯彻“双百”方针，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对孙中山、辛亥革命的研究很重要，对整个学术发展也很重要。可惜现在离这个环境距离还很大，原因有三：第一，大家都怕重犯“左”，的错误。第二．对小平同志“不争论”说法的误解。第三，浮躁的学风，妨碍了严肃、认真、深入地学术研究争论的开展。这三条，可以具体地来分析一下。把健康的学术争鸣和“左”的东西，划清界线，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左”的表现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是非标准的颠倒，二是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线，三是言者有“罪”。严格地避免这三个方面的错误，不要重蹈覆辙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小平同志讲“不争论”，但从来没有讲学术问题不能争论，相反，他明确强调，不同学术观点要允许争论：不同学派要争论，取长补短，要交流。还有一个学风问题，如果浮躁学风流行，“双百”方针也难以贯彻。
我们所认识的蒋介石，很大情况下由于中学历史书的原因，因此所了解的对其事迹几乎都是在在北伐、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而事实上，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领导人，他的事迹当然远远不止这么少。
百度百科中对他的简介是这样的：
“蒋介石(01887.10.31—1975.4.5)，是近代中国著名政治人物及军事家，名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祖籍江苏宜兴，生於浙江奉化，逝世於台北士林官邸。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特级上将、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
蒋中正受孙中山赏识而崛起於民国政坛，在孙去世后长期领导中国国民党达半世纪；其於国民政府时代一直居於军政核心，领导中国渡过对日抗战与二次大战，行宪后又连续担任第一至五任中华民国总统长达27年，但其政治手腕与独裁统治亦遭受批评。其从政生涯横跨北伐、训政、国共内战、对日抗战、行宪、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及东西方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
作为一个具有这么多身份的的人物，其出身却是卑微的甚至是低下的，他母亲是二婚，当过尼姑，而他爸爸是盐商，在过去也不是什么光彩职业。至此，这对一个小孩来说就从小蒙上了阴影，很自然的滋生出自卑，从而在成长中慢慢地演变成我们所认识的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
曾有过这样记录他的一些儿时的事情：
“蒋从小顽劣，据记载，奉化有旧历新正参拜宗祠后分芝麻糖的习俗，但蒋介石小时候不肯按次序领糖，要抢先。经别人阻止后，竟倒地弄得满身污泥，然后往人群中乱钻，别人只好让他先领。又据蒋介石同学蒋周兰的女儿玉英说，蒋介石在私塾读书，不守规矩，遭塾师打手心，但还未打着，就已倒地打滚哭闹。他哥� 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在四五岁时，曾经误将取暖用的『夹炉』当成坐的『板凳』，致使他的臀部和阴囊都受到了严重的灼伤，后来为了止痛在其阴囊上涂沫了猪�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蒋的心灵，给遭受创伤的心又撒上了一把厚厚盐。
蒋不断遭受着来自家庭内部的折磨，家庭的矛盾让他变得暴躁，多疑。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怀疑毛福梅有外遇，一次抓住毛的头发，将毛从二楼拖到楼下，毛向他跪下，请求不要将自己赶离家门，他还又踢又骂。他的小老婆姚冶诚好赌，他天天同姚吵架，气不过就经常在日记里咒姚为何不死。对于小舅子宋子文也特别讨厌，经常怀疑他居心不良，骂他跋扈，少年得志；骂姨夫孔祥熙是头猪，骂外甥孙科是阿斗。”有这样一句话：“三岁定八十。”虽然某种程度上这样说是猛烈了点，可是从小所显示出的，就是一种极为极端的性格。
至此，不得不想起在近代的近几次战争乃至最后撤至台湾的一系列事件，都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他的这种性格。
对于外敌势力对中国的侵略，他作为一个政党的领导人，即使面对着内战的担忧，却能先以国家的完整为先，对维护国家完整说到做到。抗日战争时期，带领全国军民最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是个伟大的人物。而这方面早在蒋介石留学日本，勇于驳斥日本教官对中国的蔑视时就已经体现了出来。所以，虽然有“西安事变”这一事情的发生，而且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对于一个自小就不孝而且狭隘和极端的人来说，先答应后倒戈也是未尝不可的，但事实上这场战争正是因为他给与共军的重大战力，才得以抵抗日本侵略者。
他先后指挥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至1938年10月，使日军伤亡45万余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战略计划。
1938年，蒋介石为阻止日军炸开黄河花园口，淹死百姓89万人。武汉保卫战结束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美、英同盟，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得到了美国的物资和财政援助。他派中国远征军去缅甸，与英美联军联合作战，打通了中印公路。美、英为了联合中国共同抗击日本，许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在华特权，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对日联合作战方略及战后和平条件。1945年6月派宋子文等去苏联会谈，8月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
蒋介石就是这样一个爱憎分明而又对敌人毫不留情的人，却只限于对国家的“大爱”而非顾及全部人或者大多数人的“泛爱”，充分显示了他的残酷与专横，因此在内战结束，国共第二次合作并抵御了侵略之后，他的国家“大爱”转移成个人的对国家的获得和领导的贪婪。
于是新一轮的对共产党的围剿又开动了。
因为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派出军队抢占胜利果实，大量收编伪军；而且“无罪”释放了末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将其留在收入部队，直至国民党战败。一面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在重庆进行会谈，签订了《会谈纪要》。但他随即指挥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对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各项决议拒不履行，顽固坚持“军令政令统一”的独裁专政。他悍然于1946年6月全面发动内战，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在遭到人民解放军的坚决还击后，次年3月被迫改为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屡遭失败后，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最后蒋介石被迫下令收缩防线，实行重点防御。
1946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订了宪法，宣称要“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改组政府”，实际上仍是以他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独裁专政。经过1948年春行宪国大的选举，他任总统，并攫有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置的权力”，使他的独裁统治披上了合法外衣。
1949年1月，蒋发表元旦声明建议和平谈判，但提出了保存“宪法”、“法统”和军队的条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驳。
1月21日蒋被迫宣告“引退”，回到奉化，但仍幕后操纵党政军大权，破坏和平谈判。
1949年12月，蒋介石撤至台湾，收集残部，负隅孤岛。
1950年3月，他“复职”重任“总统”，此后一再连任四届，并连续当选国民党总裁。”
至此，蒋介石终于失去了对占有大陆的所有力量。，因为此行再也难以归去，可是作为爱国者的他的确始终不承认“两个中国”，当时，台湾人心浮动，美国让台湾独立，他说：“谁要台独，我要谁脑袋！”这种说法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种极端的爱国情绪始终是畸形的，为了成功不择手段最终落得败走台湾的收场，谁人都知道，他的心依然对中国带着贪婪，正如他“不可动摇的国家决心”和“光复大陆”的说法一样，正是那些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成就了他，也在他心中扎了根，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一方面想要统一，却又要是由一个独裁者上场主导。今天，独裁者在世界上越来越不受待见，人民期待的是那个自由而非独裁的统治，所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则讣文略带讥讽：“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死去是再适合不过了，对他而言，而他则是这个运动的第一个牺牲品。”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的确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只是历史的路注定有人走的是一条荆棘满途但最终却因为方向从一开始就错误而无法达到理想的终点。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作为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中兴”的第一名臣，拜相封侯，全国景仰；也是湘乡近代最知名的大人物，号称曾湘乡。他自幼熟读经史，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又点翰林，学问相当了得，可以说是一位传统的高级知识分子。正当曾国藩在仕途上不断攀升的时候，太平天国起义势如破竹，攻克南京，改称天京，正式建立起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天国政权。于是，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办团练，组建统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几经反复曲折，艰苦奋战，终于取得镇压太平天国的全面胜利。他可以说是极具典型意义的一名儒将，值得研究。我对本县这位先贤没有专门研究过，却也颇感兴趣，颇为敬仰，或亦有些惋惜。个人有几点粗浅认识，提出来就教于学者方家。
一、保卫传统与学习外洋。
太平天国与清朝的斗争，原是农民起义与封建王朝两个对立政权的斗争；而曾国藩却从文化的角度，说他所率领的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争，是保卫传统文化——儒家名教与学习外国文化——拜上帝教的斗争。在《讨粤匪檄》中明白指出：
曾国藩又揭示太平军“焚彬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此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曾国藩号召湘军及军民人等，为保卫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而战。这样的口号对于官僚士绅和一般读书人，自然都有极强的鼓动与号召力量；即对于长期在儒教和传统思想风俗熏陶下的民众，同样有相当的召唤力。正因为如此，湘军从两万人出征，迅速扩大，虽经不少曲折挫败，还是取得了战胜太平军的巨大胜利。
洪秀全所领太平军，学习外国，提倡一种朦胧的平等观念，认为天下民众都是天主的子民，皆以兄弟姊妹相称；又提倡剪辫留长发，故俗称“长毛”；还提倡放脚。这些都有积极的意义；起义之初，能激起长期受压迫剥削的农民手工业者及下层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因而队伍迅速扩大，战争进展顺利，势如破竹，先后打败了满清王朝由八旗兵和绿营兵组成的江南江北大营，占据南京，改称天京，建立了与满清相对峙的天国王朝。
应该说，他们学习外洋文化是不错的。但他们只学到了皮毛，并不真正了解耶教的本义。而更大的错误在于全盘抹煞传统。“凡民之父母皆称兄弟姊妹”之说，否定了孝顺父母、尊敬师长等传统美德，加上欺神灭道等行径，使所学外国的东西，难以被本国民众所接纳，也就不可能在本国生根。其实早期（或耶稣教），曾反映被压迫的奴隶阶层对奴隶制度的憎恨，但后来也曾为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所利用。而洪秀全本身也曾深受孔孟儒家思想的侵染，是多次应考失意的下层小知识分子。进入天京以后，竟完全搬用封建王朝的那一套，他做“天王”，自称“万岁”，其实质等同于做皇帝，奢靡享受，后宫竟选用有数十位“姊妹”，供他一人淫乐享用，与众多“妃嫔”无异。天国封了许多王，大多奢侈骄横，争权夺利，民众对这些王稍有不敬，便要遭杀头惩处，并没有什么平等可言。凡此种种，
曾国藩既中进士，又点翰林，是清代道咸以后，正统派一路文人。他崇尚儒学及其后续的程朱理学，传承了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良好道德风尚。如孝道、宗亲之情；师道、友道；对乡邻的关切，乡间社仓积谷的热心，以及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等等，都有良好的表现，不必赘述。
曾国藩所尊奉的儒学，确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适应中国封建主义专制王朝的需要，也曾促成封建社会的安定和谐。然而时移世异，清道咸以后，世界早已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儒学已不适应近代世界的发展，而且蔽固思想，阻碍革新，致我堂堂中华日趋衰惫，屡受外敌侵凌，割地赔款之事屡见不鲜。究其根源，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儒学便难辞其咎。而曾国藩这时却说：“我朝崇儒一道，正学翕兴。”[2]大加吹捧，这就显得十分保守，近乎顽固的了。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曾氏在某些地方也曾突破儒家的藩篱。如他本来是科举出身，官运亨通，却也开始意识到科名进学的道路不合世用，“此中误人终身多矣”。在家书中谓纪译儿“八股文，试帖诗皆非今日急务，尽可不看不作，至要至要”；“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3]。又说他“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毋徒汲汲于进学也”。[4]而更重要的是，曾国藩在实践中也开始感受世界潮流，主张向外国学 早在咸丰年间，他已经认识到“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5]，并尝试创办军械所，造小火轮；同治二年(1863)派容闳赴美购办机器，随后即在上海建立并扩充江南制造总局，在国内自己制造兵器和轮船。曾氏的这些举措，不仅仅是为“可以剿发逆”，而且为的是“可以勤远略”[6]，即振本自强的长远谋略。同时为了振本自强，曾国藩曾几次上书朝廷，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7]；“同治十年”(1871)七月初三日，曾氏又与李鸿章专门合奏《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摺》，并订有章程12条，为具体实施办法[8]。他们希望把幼童培养成人才，归国以后，“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凡此种种，不必讳言，也表明了曾国藩思想和行为的某种进步意义。
二、尊崇孔子与帝王专制。
作为儒将，曾国藩在根本上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和践行者；他要保卫的传统文化，也主要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他对孔子的尊崇，是相当真诚的，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曾国藩所表彰的文周孔孟以下儒家的思想家们，确实承继了儒家“修齐治平”的道路和宏远理想。曾国藩自己也是努力这样做的。他曾说：
他是因六弟为“小试不利”，有些牢骚，笑“其所忧之不大也”，故在家信中发了这番议论，表达的是正统儒家那套“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曾是这样表白，他一生确也是这样做的。按孔子教导的那样克己治家，那样治军治国，从而与诸多同仁一道实现了所谓“咸同中兴”。
然而，儒家的后继者一直到曾国藩，他们所尊崇的孔子，在自己生活的春秋时代，其实也是很平常普通的儒者；他所代表的儒家，只不过是当年百家争鸣时代较为突出的九家中的一家而已。他后来之所以成为“圣人”，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样阔得可怕的头衔，正如鲁迅所说，“完全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15]从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6]， 孔子儒家学说是在小生产经济的条件下，总结东周以来的思想意识形态，成为封建思想的集大成者，故能适应君主专制社会的需要，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能独占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长达二千余年。后继的许多思想家们自然也有发展与完善，承传并发展了儒家的优秀成分，故促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及康雍乾等鼎盛时段的出现。然而儒家思想的根本——三纲五常，君主专制，却也一直传承下来，长期适应并服务于封建专制社会，而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灵魂。它对人性的压抑，对个人自由的束缚与摧残，对外的闭关锁国，愈到后来愈加发展到极至，以致中国社会的专制主义也特别严酷，残忍和保守。如前所述，近代中国也便愈加落后而衰惫，不断被外敌侵凌欺辱。曾国藩尊孔，正处于这样的时代，也便和帝王专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他难以超越的时代局限。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升任翰林院侍讲，感激涕淋，说“受君父皇上天恩，蒙祖宗之德荫，将来何以为报，惟当竭力尽忠而已。”[17]他要努力尽忠并维护满清封建王朝。即如他的征讨太平天国所要捍卫的以孔子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是为了挽救清王朝的危机。在《讨粤匪檄》中，有明白的表述。曾国藩之所以“卧薪尝胆”，统湘军征讨，“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同时赞颂“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18]这就把尊崇孔孟与忠于君父、颂赞君主，完全统一起来。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太平军围逼集贤关，安庆形势紧急，曾国藩在家信中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19]这位孔丘信徒，已经把自家的命运，与清王朝的安危连成一气，不可分割了。
辩证法告诉人们，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有两面或多面，孔子及儒家思想也不例外。曾国藩也知道孔子最初并不时行，“仲尼干诸候不见用，退而讲学于洙泗之间”。[20]那时诸子各家自由争鸣，到汉武帝以后，孔子儒家思想才一家独尊，终止了自由争鸣的时代。二千余年来，孔丘既有代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面，也有与封建帝王专制相伴而行，不可分割的一面。正如李大钊所说的，孔子是“历代君主所塑造之偶像”，是“专制政治之灵魂”。[21]以史为镜，凡尊孔的时代，多是封建帝王专制的时代。民元以后，实现共和，而袁氏尊孔，接着便上演复辟丑剧；张宗昌尊孔，便是辫子军企图扶溥仪复辟坐龙廷。国民党政府明令规定孔子诞辰为“国定纪念日”，令全国举行“孔诞纪念会”，说如此可以“奋起国民之精神，恢复民族的自信”。胡适批评说，这是“做戏无法，出个菩萨”。[22]而紧跟着国民党便提倡所谓“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专制。由此可见，既要继承孔子儒学的优秀传统文化一面，又要批判其封建主义灵魂的消极一面；只热加追捧，而不正视并批判其负面，便有思想文化倒退复辟的危险。验之历史，屡试不爽！
三、曾国藩湘军传统的正面与负面。
曾国藩及其所统率的湘军，既有优良的传统，对后世有良好的影响，但也有其负面的不良的影响。试分述之。
其一，曾氏以儒家“仁者爱人”的传统，统率湘军，而“以爱民为第一义”。在咸丰十年(1860)四月，《致沅弟》信中说：
这是曾国藩的真心话。刚隔一年，又说到同样的意思[24]；其他地方还多次提到。咸丰十一年(1861)旧历除夕，在军中遇大雪，外间饥民甚多，故而放赈的举措；[25]皖南亦有设粥厂放赈的事[26]；对湘军统领营官哨弁的教诫，第一条便是“禁骚拢以安民”，指出“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27]。又说：“凡为将帅者，以不骚扰百姓为第一义。”[28]他看到大乱之世，“一片荒凉之景”，凋丧不忍耳闻情境所表示的同情[29]。以上数端，都可见曾国藩戎行之间对百姓的关心。而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则是他所作的《爱民歌》，歌前有“禁扰民之规”的引言，其中说：“用兵之道 [30]歌词中的扎营不要“取门板”，“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鸡鸭，“切莫掳人当长夫”，“号令要严明”，“军士与民如一家”，及后作的《解放歌》中优待俘虏的政策等优秀传统[31]，对后世影响更为明显。毛泽东早年崇拜曾国藩，受过曾氏影响。他创建领导红军，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便体现出受曾氏影响的痕迹。自然，毛泽东点石成金，其思想境界的高度，表现的完整缜密，影响的广大深远，则与曾国藩所言不可同日而语了。
其二，曾国藩认识到，“制胜之道，在人而不在器”[32]，因此特别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使用。他曾说“凡将才有四大端”，第一条便是“知人善用”；再加上“善觇敌情”，“临阵胆识”和“营务整齐”。他自己这样考察人才，也希望弟弟曾国荃于这四大端下功夫，并以此“考察同僚及麾下的人才”。[33]他曾告僚属“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尤以习劳苦为办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34]总之，人才是办事之本，也是战争胜利之本。
曾国藩以为“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乃是“君子之乐”[41]。他的知人善用，成绩最显著者，莫若对李鸿章，左宗棠的选拔，培养与支持。李鸿章，安徽合肥人。道光年间进士。原在本籍办团东，后投靠曾国藩充任幕僚。曾对其赏识有加，影响良善。咸丰十一年(1861)，李初组淮军，曾国藩便多方关注支持，说“少荃一军……新军远涉，孤立无助，殊足危虑”[42]；曾对九弟说，“少荃欲再向弟处分拔千人，余亦欲许之，不知弟有何营可拔？”[43]一个“再”字，可见支援帮助之多。这是因为曾国藩认为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是一个可任封疆大吏的干才。说李研核兵事，于水师尤有心得，故向朝廷奏请派李“前往淮扬，兴办水师，择地开设船厂”；又请旨擢授两淮盐运使，“以济舟师之饷”，代其筹划周全[44]。使李鸿章的淮军得以迅速成长，发展壮大，连外国人戈登的“常胜军”对李也不敢怎么样。曾在家书中赞扬说，“此间近事，惟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戈登虽屡称欲与少荃开仗，少荃自度力足制之，并不畏怯。戈登亦无如之何。近日渐就范围矣”。[45]李鸿章后来的建成淮军劲派，称霸北洋水师，与曾国藩的爱赏、支持和影响是分不开的；李也始终对曾国藩感恩不忘，待以师礼；曾死后，在《曾文正公神道碑》里犹极加颂扬。而左宗棠则有所不同。左系湖南湘阳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举后，几次会试皆不第，便不再去应考。每自比诸葛亮，出语令人感觉狂放。曾为胡林翼所赏识，后入骆秉章幕府，赞助湖南军务。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攻克武昌，因左宗棠“济师济饷”有功，曾奏请朝廷升任兵部侍郎，加四品卿御，入曾营襄办军务。期间，湖广总督官文“为蜚语”攻击左，曾国藩胡林翼等皆奏左无罪得免。曾国藩在后来的奏稿中，对左有分析，还有评价。说他“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堪之处”，深中左氏缺点。另又褒扬宗棠“其才可以独当一面”，且“思力精专，识量闳远，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又说他“素知大局，勇敢任事，必不肯舍难而就易，避重而就轻”，故奏请留左宗棠襄办江皖军务[46]，优点评论也相当精当。曾在家信中也说，“与左季高同行，则以气概识略过人，故思与之偕，以辅吾之不逮。”[47]这些都说明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赏识和器重。然而左宗棠后来却自己说有些意气用事，以致八年与曾国藩不通音问。曾国藩却还是从大局出发，在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西征叛回过程中，曾国藩以两江总督之重 并强调“甘肃艰险情形，实为各省至苦之区，权衡缓急，不能不先尽甘饷”，“每月仍筹足三万两，全数解交甘肃”。[48]左宗棠之所以能荡平新疆，并取得新疆建行省的历史性胜利，与曾国藩的协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因此让左十分感动。最终结果是大家所知道的，左氏终于在赠曾国藩的联语中，上联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这样的话从左宗棠这位战功卓著，又睥睨一切的人口中说出来，对曾是极大的慰安，尤其可见左对曾国藩是从心底折服了。
其三，曾氏组建统领湘军另一显著特点，是多用书生领兵。湘军的四大名将，曾自己是道光十八年进士，左宗棠是道光十二年举人，彭玉麟是附生，胡林翼是道光十六年进士。名将李鸿章，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江忠源，道光十七年举人。湘乡人罗泽南，诸生，讲学乡里，他的学生李续宾也是诸生，李续宜系文童，王鑫诸生，许多弟子都跟随老师出征；所谓“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学”。[49]这是罗泽南师生提兵破贼的特点，也大致可以概括儒将治军的特色。语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虽不一定是所有儒将能够做得到的，但曾国藩提出的将才四大端，则基本上都能具备；特别是“知人善用”，“善觇敌情”，可以说是儒将的长处。曾国藩还因知识丰厚，往往善于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能讲求舆地，相度山川脉络，审慎行军；断言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茫”[50]；又能从大局出发，顾瞻战争全局，如同治《湘乡县志》所说：“其治军，则不分畛域，湘、鄂、江、皖、苏、浙诸军，联为一气，而粮台之军火饷糈，以时分应他军，接济邻省”[51]。这正是曾氏之所以为各地各军将士拥戴，湘军迅疾凝聚扩大，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然而，曾氏及湘军不僅有优秀传统，如前所述，也有重要的不良方面，对当世和后代都有突出的影响。
统领湘军的儒生，曾国藩以下诸人，都是传统的知识分子，饱受“四书”“五经”的熏陶，“三纲五常”那一套牢不可破。他们无论领军打仗，治理民众，或提倡洋务，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所谓“咸同中兴”的短暂光焰，其实正敲响了满清王朝统治崩溃的丧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任何人也阻挡不住民主共和取代帝王专制的历史潮流。
曾国潘标榜“不要钱，不怕死”[52]，他也曾严惩贪官，这些自然很好；他自己大致也做得不错。但到后期，湘军中腐败现象却也逐渐滋生发展，甚或相当严重。打破天京以后，曾经抢掠数日。洪秀全的天国金库，原来传说金银多多，后来竟无有下落，不僅朝廷怀疑，国人也不无疑问。留下一个大谜团。有些人讽称曾国荃为“老饕”；而湘乡后来流传俗谚云，“打开南京发洋财”，大概都是这谜团中的事例。
四、研究儒将曾国藩需有一定的知识准备。
曾国藩一生读书甚多，经史百家，涉猎广泛；后来军旅生涯，仍坚持每日读书数十页，很少间断。应该说他的知识相当广博，而且丰富；生活阅历也十分充裕而多经验。但大半生戎马倥偬，学问成就不突出，不足名家。而要研究他，却需有多方面的知识，否则容易出偏差。湘乡出版的《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2012年第一期所刊曾氏手书日记若干篇的文字移译，便有不少的纰漏，大多由于知识准备不足。我并未全部接触过曾氏手书日记，更不用说研究，仅就上述若干篇按刊发顺序说点个人意见。
近代史人物传记论文（最新13篇）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大人“寿履”反菲，应是“寿辰”，系指本月初九日，父亲“大人寿辰”，“酒食太菲”。自己生日反而“酒食较丰”，故觉得“颠倒错谬”。下面“应酮”，系“应酬”之误。“天头”以下数语，是国藩的前辈好友，倭仁字艮峰的批语，整句应加括号。他的日记写好后，请师友传看，并求批评指教。艮峰看过后加批语，“自寿诗”是否改为自警诗或自勉诗，如何？故断句应为：“寿字，易警、勉等字，如何？”“次于自寿诗韵”，“于”应为“予”，《正韵》与“余”同，即“我”。次韵，亦称步韵，即根据我的自寿诗的韵及用韵的次序来作和诗。
[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夜月如画”，似应为“夜月如昼”。繁体畫与晝两字易混。用昼可与夜对照，因夜月如昼光明，可以清楚观览南山雪景、渭水寒流诸美景。“伺”以过此，当是“何”以过此。
[咸丰八年十月十一日]书籍字“面”，是书籍字“画”。“树立于孙”是“树立子孙”。这反映曾国藩不积家财遗留子孙，而要让子孙自立的思想。
[咸丰十年十月十一日]“鬯谈”误为“久谈”。鬯谈与久谈二者在曾的日记中均多次使用，却有区别。颜师古注《汉书》，谓鬯同畅。久谈只表谈话的时间长久；而鬯谈则可能表谈话的对象相悦，谈话的内容投机，含感情色彩。两者一般不应混同。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因国割未满百日”，“国割”系“国制”之误。咸丰帝（文宗）于本年七月十七日（癸卯）崩，朝廷规定百日丧制礼，全国遵行，不得娱乐宴请等。因百日丧制未满，故曾的生日也“谢绝请客”。旋改水陆各军克复“无力”运漕等处摺一件，“无力”系“无为”之误，地名。又“隋”心泉“朴”安庆府摺一件，系“陈”“补”之误，手书繁体“補”。本日所改另二片，合计四件，并皆见于《全集·奏稿三》整理本此日均不误。
[同治元年十月十日]《尔雅义奠》，是《尔雅义疏》，书名，为我国古代解释词义名物的专书，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各家注疏颇多，而以清代郝懿行（字恂九，号兰皋）的《尔雅义疏》较为详审。写祭帐四幅，“帐”系“幛”之误。幛，在较长宽的整幅绸布上题字或词句，用作庆贺或悼唁用。帐则是蚊帐或帐(账)册，《全集·日记》整理本亦错。
后面几日日记文字移译，大多不误，只有几处衍字、漏字及标点不甚妥当处，不赘述。
以上若干篇的纰缪，或者出于对经史不太熟悉，或者由于社会风俗礼制知识缺欠；或由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知识未备，或对古代各种书画文体了解不多，等等。除有些纯粹由于粗心所致外，大多是知识准备不足。这些缺憾对于研究作为著名儒将的曾国藩，应该是有妨碍的。补救的办法，看来还得向曾国藩学习，勤字当头，“总以发愤� 此所谓耐也。”[54]自然，还得在实践中学习，充实阅历，丰富社会知识，熟悉风俗习尚等等。说得如此头头是道，在下做得怎么样呢？实未能至，心向往之，愿与诸君共勉。
注释：
[1]《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以下凡引是书，均简称《诗文》、《家书》、《日记》、《信札》、《奏稿》等。
[2]《书学案小识后》，见《诗文》，第166页。
[3]《家书》，第292页。
[4]《家书》，第87页。
[5]《奏稿》三，第1603页。
[6]《奏稿》三，第1603页。
[7]《奏稿》十二，第7191页。
[8]《奏稿》十二，7331—7335页。
[9]《书学案小识后》，见《诗文》，第165页。
[11]《送唐先生南归序》，《诗文》，第167页。
[12]《书学案小识后》，《诗文》，第166页。
[13]《诗文》，第249页。
[14]《家书》，第39页。
[15]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14—316页。
[16]《汉书·董仲舒传》。
[17]《家书》，第62页。
[18]《诗文》，第233页。
[19]《家书》，第673页。
[20]《送唐先生南归序》，《诗文》，第167页。
[21]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后收入《李大钊全集》。
[22]胡适：《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载《独立评论》第117号，后收入《湖适论学近著》第一集。
[23]《家书》，第540页。
[24]《家书》，第548—549页。
[25]《日记》，第699页—670页。
[26]《家书》，第814页。
[27]《诗文》，第437页。
[28]《诗文》，第456页。
[29]《日记》，第632页。
[30]《诗文》，第466页。
[31]《诗文》，第429—432页。
[32]《家书》，第868—869页。
[33]《家书》，第352页。
[34]《家书》，第559页。
[35]《日记》，第740页。
[36]《诗文》，第393页。
[37]《家书》，第183页。
[38]《日记》，第391页。
[39]《奏稿》二，第1247页。
[40]《奏稿》九，第5506—5507页。
[41]《日记》，第421页。
[42]《家书》，第814页。
[43]《家书》，第808页。
[44]《奏稿》二，第1188—1189页。
[45]《家书》，第1061页。
[46]《奏稿》二，第1181—1182页。
[47]《家书》，第585页。
[48]《奏稿》九，第5799—5800页。
[49]《诗文》，第307页。
[50]《家书》，第723页。
[51]《湘乡县志》（同治本）人物志·名宦篇。
[52]《家书》，第388页。
[53]《家书》，第11页。
[54]《家书》，第55页。
近代史人物是历史长河中的中流砥柱，他们的事迹和思想触动着每一个人的灵魂。作为普通人，当我们回顾历史，探究人物的功过得失，同时也需要从中汲取一些心得体会，来启迪我们自己的人生。在下面的五段式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对近代史人物的心得体会。
近代史人物的一生都是奋斗的历程，他们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比如孙中山，他开辟了中国革命道路，推翻了清朝封建王朝，让中国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还有毛泽东，他带领中国人民在长达20年的斗争中战胜了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他们都深深地激励着我们，让我们学会自强和追求自由民主的权利。
第二段：对特定人物的感悟。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钦佩毛泽东这位伟大的领袖。尽管我们身处现代，但世界上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公和不平等。毛泽 他的一生是奉献，他的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精神给了我们无穷的启示。
第三段：对人物的创新和机遇的思考。
历史的洪流犹如滔滔江水，一代又一代人在其中奋斗。近代史人物成功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充分利用机遇并走创新之路。比如，在发展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毛泽东及其同志们开创了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功创新。我们应该学习他们走创新之路的勇气和毅力，在机遇面前不退缩，在困难面前不气馁，不断推进自己的思想创新和实践探索。
第四段：追求卓越的道路。
近代史人物的生命中充满了挑战和选择，更充满了追求卓越的道路。他们执着于自己的愿景，对于理想果敢前行。比如，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经历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苦苦寻找，才有了其伟大的成就。他们教会我们，只有不怕困难和挫折，充满热情，对自己的观念执着追求，才能取得卓越的成就，实现人生价值。
第五段：人物的力量在于行动。
近代史人物是志存高远、才华横溢的社会名流。但他们最真正的贡献与意义，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才华和名声上，而是在于行动。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重要的，并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推动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事业中。他们的榜样力量，鼓舞和激励着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人生的精神高度和幸福感。
致力于理想，追求辉煌，人生需要不应满足于安逸的生活，而应该是一种激发个人潜能、挑战极限的过程。从近代史人物中汲取智慧，从中汲取力量，珍惜人生、去追求卓越成就是每一个人应该为之努力的目标。
1.林则徐虎门销烟(联系乡土历史)。
1839年6月，林则徐在广州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收缴的全部鸦片。
2.鸦片战争开始的时间、结果。
1840年6月，英国舰队侵入中国广东海面，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1842年8月，英国用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
3.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识图：“焚烧后的圆明园”。1860年，英法侵略者闯入北京西郊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疯狂劫掠园中珍宝。洗劫过后，侵略者又放火烧园。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浩劫。)。
4.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北方大片领土的侵略史实。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俄国采取先武力强占中国领土，然后强迫清政府签订条约的卑劣手段，割占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150多万平方千米。
5.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基本史实(结合乡土历史)。
左宗棠收复新疆。根据左宗棠的建议，清政府于1884年在新疆设立行省。
6.甲午中日战争中邓世昌的主要事迹。
在甲午中日战争的黄海海战中，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壮烈牺牲。
7.八国联军侵华的史实。
19，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个国家的侵略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向北京进犯。于1900年8月中旬攻入北京，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199月，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与俄、英、美等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8.简述中英《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认识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条约主要内容：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中国赔款2100万银元；割让香港岛给英国；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须同英国商定。
影响：《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古老的中国开始被卷进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
9.简述《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说明《马关条约》与中华民族危机加剧的关系。
条约主要内容：清政府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
影响：《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
10.结合《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分析《辛丑条约》对中华民族危机全面加深的影响。
条约规定：(1)清政府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以海关等税收作担保，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2)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3)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活动；(4)清政府拆毁天津大沽到北京沿线设防的炮台，允许列强各国派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
影响：通过《辛丑条约》，西方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清政府完全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变成了“洋人的朝廷”。
近代化的起步。
(1)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
(2)口号和创办的主要企业：洋务运动前期以“自强”为口号，创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有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的福州船政局等。后期以“求富”为口号，创办民用工业，如湖北织布官局、汉阳铁厂、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等。
(3)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4)船政学堂的内容要结合乡土历史。
2.知道“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认识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北：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1895年春，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应试举人，上书光绪帝，反对议和，请求变法，史称“公车上书”，维新变法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18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又称“戊戌变法”。3.武昌起义。
19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和士兵打响起义的第一枪。占领武昌城，取得首义胜利。
此后，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国就有十几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形成了席卷全国的革命浪潮。
4.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动。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这是第一个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三民�
1911年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孙中山发布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法令，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5.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胜利意义：清朝的统治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崩溃，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在陈独秀的率先倡导下，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知识分子，以《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发起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激发了广大青年追求新思想的热情，促使人们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探索救国救民的新出路，在近代中国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风暴。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
1.五四爱国运动的基本史实；五四精神。
19初，法、英、美等国召开巴黎和会……会议竟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侵占的一切权益转给日本。消息传来，举国震惊，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5月4日，北京十余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和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举行集会、游行等抗议活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声响彻云霄。6月5日，上海工人举行罢工，声援学生运动。反帝爱国运动的重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逐渐由学生转向工人。北洋政府被迫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2.中共“一大”召开的史实。
19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
3.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率领两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南昌起
4.中国共产党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意义。
创建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正确革命道路的开始。
5.红军长征；长征精神。
结合地图、诗歌了解长征，知道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甘肃会师，可根据自己体会，认识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穿过草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1936年10月红军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意义：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1.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开始了局部抗战。
共同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开始了局部抗战。
2.七七事变的史实，中国全民族抗战从此开始。
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
在占领南京后的六周内，屠杀手无寸铁的南京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达30万人以上。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民族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发动突然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从此爆发。这就是“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
4.中国军队血战台儿庄和百团大战的史实。
1938年春，在李宗仁指挥下，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大败日军，消灭日军一万多人，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重大胜利。
1940年，在彭德怀等指挥下，百团大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百团大战是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役。
5.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间。
1945年8月15日，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
6.西安事变的史实；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作用。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押蒋介石，并向全国发表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关键。它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初步形成，预示了团结抗日新局面的到来。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1.重庆谈判的史实。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方针已经确定。
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1945年8月，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0月10日，国民党被迫同中国共产党正式签署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著名的《双十协定》。
2.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1947年6月，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
3.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人民解放战争中最激动人心的战略大决战。
辽沈战役后，解放东北全境。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第一次取得了数量上的优势。
淮海战役的胜利，使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我解放军渡江作战奠定了基础。
平津战役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1949年4月解放军分三路强渡长江。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经济和社会生活。
1.张謇兴办的实业。
状元实业家张謇抱着实业救国的志向，回家乡创办大生纱厂。他兴办实业的历程，成为中华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一个缩影。
2.民国以来剪发辫、易服饰、改称呼等社会习俗方面的变化。
剪去辫子做中华民国新国民。
革除“大人”“老爷”等前清官场的称呼，规定民国政府的职员相互之间一律改称职务。同时规定，民间普通称呼改为“先生”或“君”。清末民初西服成为男士在正式场合首选的服装。中山装是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服装。
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
1.詹天佑、侯德榜的成就。
詹天佑担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干线。
侯德榜发明联合制碱法，为抗战时期的民族工业作做出了贡献，他发明的制碱工艺被化工界命名为“侯氏制碱法”，从此中国的制碱化学工业跃居世界前列。
2.魏源、严复等的主要思想。
鸦片战争后，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受到清朝战败求和的刺激，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革新救国的方法。魏源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海国图志》。
严复译述《天演论》，认为中国只有实行变法维新，才能“自强保种”。严复以西学理论鼓吹变法，他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
3.京师大学堂的开办和近代新式教育发端的主要史实。
维新变法期间，设立京师大学堂。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家建立的最高学府，也是百日维新留下的唯一成果。它的开办，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科举制度的废除。
19，清政府宣布废止科举考试。
5.鲁迅、聂耳、冼星海的主要成就。
鲁迅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文学家，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
人民音乐家聂耳代表作品是《义勇军进行曲》。
冼星海音乐作品《黄河大合唱》。
关键词：教学；大学生；历史文化意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国家为当代大学生开设的一门必修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旨在让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懂得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同时，也在于提高大学生对近现代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和明确自身的历史方位与历史使命。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对大学生历史文化意识的培养：一是在讲解历史事件过程中，渗透历史思维，让大学生明了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培养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感；二是在评价历史人物过程中，分析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思想的生成和行为的抉择，做到知人论世、论世知人，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学习和研究，培养大学生科学判断历史文化发展潮流的意识；三是通过对近现代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总体上的理解和阐释，提高大学生对历史文化发展的整体认知能力，培养大学生正确把握人类文明未来发展趋势的能力和素质。
一、讲解历史事件，渗透历史思维，培养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感
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过程中，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的讲解是非常重要的教学内容。因为历史事件是指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特别是指对于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事件，它们是历史长河在奔流过程中掀起的巨浪，有的可以给后人留下不可磨灭的水灾场面和先人救灾过程中的感人情景；有的可以给国人记忆内存中留下精彩的瞬间和赏心悦目的画面；有的不仅可以改变河流的流速，而且可以改变河道，进而改变历史河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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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历史人物，培养大学生科学判断历史文化发展潮流的意识
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过程中，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的分析和评价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学内容。因为历史人物，是历史的主体，也是文化的主体，更是历史文化的主体。具体说来，它既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也是历史事件的主要操作者和践行者，更是历史文化积淀与形成过程中的主体。特别是那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起过重要影响或关键作用，在历史的海滩上留下足迹，对历史起推动或阻碍作用的人物更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过程中要重点分析的。而且，在分析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过程中，要明确科学分析的基本原则。首先，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其次，要运用矛盾的眼光来透视历史人物，准确把握其思想品质和修养气节等个性特征，以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再次，要利用阶段论的方法，以时间顺序为坐标，把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分成不同时段，逐段分析和评价其功过？是非。
因此，在客观而公允地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过程中，要分析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思想的生成和行为的抉择，做到知人论世、论世知人，培养大学生科学判断历史文化发展潮流的意识。例如，在分析和评价道光皇帝、咸丰皇帝、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晚清最高统治者时，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从阶级分析的理论出发，分析在人类历史文化形态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晚清统治者昧于世界大势，为维护其王朝帝国的残酷统治，大开历史倒车，其腐朽僵化的思想则最终导致了没落的结局。在分析和评价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晚清官僚和士大夫时，要透过历史的惯性体制和时代的变革机制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原理，分析和评价这些官僚和士大夫既有为老帝国和传统文化辩护和救赎的本能，也有自身在面对西方军事、政治、文化等挑战中的无奈、挣扎和追赶，并为后世留下不少生动而令人慨叹的样本，甚至有的成功地实现了从晚清士大夫向民国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成为纵通古今、横贯中西的硕儒巨擘。在分析和评价孙中山、和邓小平等历史伟人时，要科学地把握他们的思想品质和修养气节等个性特征，并且详细分析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把他们一生为实现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共同富裕的光辉创举和他们所作的思考和形成的理论学说完整地加以整理和阐释，为我们培养大学生科学判断历史文化发展潮流的意识提供历史？启迪。
三、通过对历史各领域知识的整体理解和阐释，培养大学生正确把握人类文明未来发展趋势的能力和素质
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过程中，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各领域知识的整体理解和阐释也是极其重要的教学内容。因为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它包罗万象，涵盖各个领域，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人文、科学、艺术、自然、生态、人口、资源、环境，等等。历史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基与脉络。而中国近现代史则是近现代中国饱受列强侵略欺凌并奋起挣扎抗争的记录和总结，也是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不断发展变革的记录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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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只有通过对近现代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总体上的理解和阐释，才能培养大学生对自己的祖国怀有最深厚的感情，并能够正确把握人类文明未来发展趋势的能力和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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