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通过全球气候的研究，发现全球正在变暖，其主要原因有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全球气候的变暖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当前减缓全球变暖的情形刻不容缓，必须尽快通过各种有效措施进行治理，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如下是小编为家人们收集整理的全球气候变暖论文【通用7篇】，仅供借鉴，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价值。
“暖冬”里的“酷寒”
自从当了人家的媳妇，做泡菜就成了金淑贤年年必须的“功课”,但是今年春天，金淑贤第一次领会什么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当大家都在担心全球气候变暖的时候，北半球却遭遇多年未遇的寒潮。2010年1月4日，暴风雪横扫朝鲜半岛，在金淑贤生活的首尔地区，积雪厚度超过28厘米，韩国气象厅的官员说，这是1937年有记录以来积雪最厚的一次。因为严寒，韩国泡菜的主要原料――大白菜今年歉收，价格连涨四倍，一棵菜竟然标价6000韩元(约合35元人民币),金淑贤说：“简直是漫天要价。”无奈之下，她准备用萝卜代替大白菜――但是，“偏爱这口儿的先生，会不会有想法呢？”
同样对气候感到困惑的，还有隔海相望的日本。4月17日，自有气象纪录以来最晚的一场春雪覆盖了日本关东地区，个别地区积雪厚达18厘米，轻而易举刷新了当地4月最厚积雪纪录。在东京，准备外出赏樱的市民被阵阵飞雪打乱了阵脚，摄氏1.4度的低温让七人受伤，当地媒体用“奇异”二字形容这场不期而遇的四月飞雪。
北半球刚刚过去的冬天，也以“严寒”刺激着我们的神经。去年12月下旬，欧洲普降大雪，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欧洲之星”列车，因为严寒而在隧道当中抛锚，2000多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欧洲之星”刚刚脱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东海岸马上被六年一遇的暴风雪袭击，华盛顿积雪厚达半米，当地气象台建议市民谨慎外出，假如一定要在这种天气里出门，“务必携带‘野外生存手册’”。仅仅过了两个月(2010年2月初),更大规模的暴风雪再度光临美国首都，气象学家把资料一直翻到1772年才找到类似的极端天气(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和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均在个人日记中提到，1772年当地一次积雪厚度达到3英尺，约合91.44厘米)。在中国，大雪和严寒让许多地区的气象纪录轻易作古：新疆北部遭遇60年一遇连续暴风雪；渤海和黄海碰上30年同期最严重海冰灾害；2010年，哈尔滨、北京、烟台多个北方城市出现“阳春四月雪花飘”的景象，面对迟迟不来的春天，许多人心里升起大大的问号：地球，真的像媒体渲染的那样，变暖了吗？
谁也不能肯定
列城海拔5500米，位于克什米尔地区印度控制的一侧，这里空气如此稀薄，让来自平原地区的印度学者赛义德•伊克巴尔•哈斯纳耶头痛难忍，“感觉胀得像个气球”。最近几年，他带着学生反复登上喜马拉雅山脉，寻找地球变暖的证据。
从没有人怀疑，假如地球真的变暖，架起“世界第三极”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将是第一个受到冲击的地方，而由此引起的冰雪融水，波及范围远远不止周边国家。这里是“亚洲水塔”,长江、恒河、湄公河、印度河源源流出，沿途滋润世界一半人口。影响印度半岛的西南季风来去匆忙，只有来自喜马拉雅高山的冰川融水，才是最稳定的水源补给。“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告说：“这里和南北两极的情况又不一样，假如喜马拉雅冰川发生异常，意味着上亿人饿肚皮。”地缘政治学家的看法则更加惊悚，他们说这里许多地方属于传统的武装冲突区，为了争夺日益紧张的水源，军事冲突“可能在未来一触即发”。
在列城，当地人已经对“异常”有所觉察。根据法国“再生能源、环境及其关联组织”的测算，列城地区年平均气温较25年前上升1℃,冰川因此不断退缩，一些上了年纪的居民说，和自己小时候相比，冰川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远”,来自冰川的夏季融雪“也不像过去那么充沛了”。74岁的诺佩尔在列城生活了一辈子，几年前在院子里砌了个储水池，“免得天旱时没水用。”他说：“我用不着看统计数字，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事实。”在珠穆朗玛峰南麓、尼泊尔一侧，著名的绒布冰川自1953年人类首次登顶以来已经退缩了5公里，夏尔巴人说，“暖和的气候偷走了我们的冰川。”
但是，喜马拉雅高山冰川真的因为气候变暖全面退缩了？却没人能拿出真正有说服力的证据。这里自然条件恶劣，数据采集布点稀少，只有极少数冰川被科学家监视，绝大多数气象资料只能追溯到十几年前。喜马拉雅山是好几个国家的界山，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国家从不对外公开自己的冰川研究数据，更不用说组织联合考察。种种因素叠加，让这里的研究存在太多脱漏和缺失，以至于科学报告里“更多的只是猜测和推断”。
气候有没有变暖，究竟谁说了算？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说，在过去的1000年里，20世纪是最暖和的100年。但是早在2001年，IPCC已经在报告中承认，观测点密度分布不均，许多数据来自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而辽阔的海洋只有观测船定期走航观测。在热岛效应强烈的大城市，观测数据难免偏高；而海洋观测数据的不足，则降低了数据的可靠性。
大量“灰色文献”的引入，也让IPCC的公正性受到置疑。“灰色文献”指的是未经发表(当然也就不可能经过同行评议)的研究文章，带有明显的“江湖气”和“草根”特征。IPCC的早期报告中，还严格规定必须引用公开发表的文献，但是后来标准降低，许多“灰色文献”也作为证据混迹在正式报告中。今年年初，IPCC公开承认说，由于缺乏可靠数据，自己关于喜马拉雅冰川将在2035年消融的预测“是错误的”。
变暖还是没有变暖？支持者和怀疑者打得不可开交。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英国一家科研机构的报告说，根据它们对1998年～2008年气象数据的统计，全球平均气温仅仅上升了0.02℃,远远低于IPCC的结论。后者马上反驳说，这个结论具有明显的“非典型性”:它截取的时间段太短(只有10年),而且一头一尾都遭遇极端天气现象(1998年全球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2008年换成拉妮娜现象),而且数据采集点分布不均。
早在工业革命前
1965年，英国气候学家休伯特•兰姆提出，在大约中世纪的时候，欧洲天气普遍比今天更温暖，他把这个时期称为“中世纪暖期”。这个变化，大约发生在公元900年～1300年之间。
无独有偶，中国气象学家竺可桢也在研究中发现，地球体温有升有降，并非一成不变。1972年，他在《考古学报》上发表文章探讨“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为中国5000年气候变化描绘出这样的体温纪录：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约公元前3000年～约前1100年),中原地区年平均温度比今天高2℃,此后大约每隔400～800年为一个周期，气温上下摆动，其中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均出现明显降温。换句话说，当欧洲遭遇“中世纪暖期”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年平均气温也可能比今天略高1～2℃。
古人没有现代测量仪器，不可能留下精确的气象记录，所以研究、推断古代气候的途径虽多，却都是代用资料，“测不准性”成了重建古代气候的最大问题。冰川学家研究地面升降变化，做出挪威地区雪线升降图，借此推断气温变化；丹麦科学家利用同位素分析法推断气温变化。此外，冰芯取样、植物孢粉、黄土沉积、珊瑚礁和树木年轮等都可以拿来参考，推断气候变化。在中国，竺可桢先生还从丰富的历史文件中寻找气候变化的足迹，官方史书、地理志(方志)、个人日记、文人书信诗词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唐代长安城遍布梅花，玄宗妃子江采苹因为在居所遍种梅花而得名“梅妃”;而到了坡的时代，春天就只能赏杏花了：“关中幸无梅，赖汝(杏花)充鼎和”。梅花不耐严寒，竺可桢先生由此认为，这是推断唐代华北气候普遍比宋代温暖的重要证据。拿自己的重建结果和国外同行做对比，竺可桢先生还发现：中国气候变迁和外国气候存在同步性：“中国的寒冷时期，虽未必与欧洲一致、同始同终，但仍然休戚相关。”
沧海桑田，全球同此冷暖。假如气候重建准确，我们显然不止一次经历气候由暖转寒，由寒转暖的变化。今天，我们担心两极冰山融化，海水升温，但是气象学家会告诉你：大约5500万年以前，南、北两极的夏天“曾经相当暖和”,没有厚重的冰盖，海水表面温度高达18℃。来自美国地质学会网站的资料说，大约10万年前地球进入最后一次冰期，大量液态水被固结在冰川中，海洋面积退缩，今天的上海和香港，10万年前都在距离大海很远的“内地”。
环保主义者说：温室气体是造成今天全球气候变暖的决定因素。但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的一份调查却发现：20世纪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全球温度变化并不完全一致。上世纪10～40年代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微量增加，但同期全球平均气温却快速增高0.35℃;但是到40～70年代，当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猛增两倍的时候，同期全球平均温度反而下降了0.1℃。这种反常，如何解释？更何况，假如温室气体是引诱气候变暖的主要因素，那么工业革命发生以前出现的全球尺度的冷暖交替，又该算在谁的账上？――地球这本经，真有点越念越糊涂。
几家欢乐几家愁
当马尔代夫居民为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愁得睡不着觉的时候，生活在阿拉斯加朱诺地区的高尔夫球场老板摩根•德波尔，却盘算着扩大经营规模。“说出来你也许不信，50年前我们搬到这里的时候，这片高尔夫球场还沉睡在海底”。数据显示，过去200年里朱诺地区至少上升了约3米，而且这片陆地仍然继续上升。因为不断有土地露出水面，摩根•德波尔的滨海高尔夫球场面积正一天天变大，他得意地说：“我准备把球道从九个增加到18个。”冰川就像压在地壳上的秤砣，当它慢慢融化重量减轻，被压在下面的地壳就会缓慢上浮，造成陆地上升的现象。这样看，发生在朱诺地区的变化只是全球变暖的一个副产品，而在阿拉斯加，这个副产品显然很受当地人欢迎。
地球是一个整体，全球变暖让有些地区愁眉苦脸的时候，也会让另一些地区笑逐颜开。法国葡萄酒协会悲观地预测：假如全球气温继续升高，法国葡萄酒将面临品质下降的危险；可是平均气温比法国略低的德国，却发现自己葡萄酒的丰收指数因为气候变暖而大大提升。在非洲大陆，升温会让西非地区更加干旱，却可能给东部和中部非洲带来更充沛的降雨。卫星图片显示，过去20年里乍得中部和苏丹西部的植被面积突飞猛进，假如这种现象能够持续，非洲旱灾最严重的苏丹地区，甚至可能变成这块大陆新的粮仓。
假如换一个角度思考，即使在同一个地方，“坏”事可能也是好事。每年夏天，北半球热浪滚滚，每每夺人性命，全球变暖成为制造热浪的罪魁祸首。2006年，伦敦大学发表一份报告却披露说，许多国家每年因为寒流致死的人数远远多于热浪。科学家依照未来45年气温上升幅度估算，全球升温将使英国每年死于热浪的人数增加2000人，但是死于寒流的人数却会减少2万。如此看来，“热”还要“功”大于“过”。
关键词：气候变化 全球变暖 火山活动 冰期 间冰期 解脱
中图分类号：P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6（b）-0125-02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全球气候发生了明显变化。地球表面平均气温升高了0.8°C（或1.4°F），其中升高的2/3是发生在1980年以后。全球变暖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如冰川消退、海平面上升、沙漠扩展等，并对人类及全球生态系统产生了显著影响，包括由于作物产量减少造成的食物紧缺的威胁以及由于洪水淹没造成的居民住房的损失[9]。全球气候的变暖及其严重后果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而且对于如何应对气候的变暖，引起了全球广泛的政治争论、公开辩论以及各种学术研究[10]。
为了有效地应对全球气候的变化，首先必须弄清楚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然后再找出有效的对策。气候的变暖已经确定无疑，且许多人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人类燃烧化石燃料、砍伐森林等活动造成的。但是，科学界对此结论仍有争议，他们用大量的证据驳斥了这一观点，并认为自然驱动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但他们并没有找出具有说服力的自然驱动力。作者近来的研究则表明尽管温室气体能使局部地区短期出现变暖现象，但火山活动能够改变地球的轨道，因而是引起气候明显变化的关键因素，而这一直是被人们忽略的。
1 气候变化的原因与对策
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可知，能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地球轨道的变化：地球轨道的微小变化就能改变阳光在地球表面上的季节性分布和地理性分布。地球轨道的变化对气候的变化影响较大，而且与冰期和间冰期显著相关[4]。
（2）太阳辐射：自1978年以来，人们已用卫星精确地测量了太阳辐射。这些测量表明自1978年以来太阳辐射并未增加，所以在过去30年中，气候变暖不能归因于到达地球的太阳能的增加[8]。
（3）磁场的强度和海洋的变化：一些近来的分析显示全球气候的变化还与磁场的强度[2]和海洋的变化[1]有一定的关系。
（4）火山活动：火山喷发可释放气体和微粒到大气层中。大到足以影响全球气候的火山喷发平均每个世纪发生几次，并且（通过阻挡太阳辐射到达地球表面）导致数年内气候变冷。1991年的皮纳图博火山（Mount Pinatubo）的喷发[3]，如图1所示，堪称20世纪第二大陆地火山喷发，实质性地影响了全球气候。全球气温降低了大约 0.5°C（0.9°F）。1815年的坦博拉火山（Mount Tambora）喷发[5]导致了无夏之年。但被称为“大火成岩省”的大得多的火山喷发每隔亿年才出现几次，可能造成全球变暖和大规模的物种灭绝[7]。1983年1月3日夜晚的基拉韦厄火山（Mt.Kilauea）喷发也影响到气候变化，如图2所示。
（5）人类的影响：有人认为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在这些人类因素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燃烧化石燃料所排放的CO2浓度的提高[6]，其次是制造水泥所产生的飘尘的增多，此外还有土地利用、臭氧层破坏、畜牧业和农业活动、森林砍伐等都会对气候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并成为气候变化的因素。
可见目前人们偏向于接受温室气体是全球变暖的主因这一观点。然而，许多科学家仍然持怀疑态度，他们用大量的证据驳斥了这一观点，其中之一就是近年来世界部分地区冬季出现百年不遇的极寒天气，这与温室气体使全球变暖相矛盾。他们认为自然驱动才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但他们并没有找出具有说服力的自然驱动力。作者近来的研究则表明尽管温室气体能使局部地区短期出现变暖现象，但火山活动能改变地球的轨道，因而是引起气候明显变化的关键因素，这是一直被人们忽略的。
虽然已有研究人员指出气候变化与火山活动有关，但他们的论据是：火山喷发可释放大量气体和微粒到大气层中，这些气体和微粒可以阻挡太阳辐射到达地球表面，从而导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地球气候变冷。他们常给的典例有1991年的皮纳图博火山（Mount Pinatubo）喷发和1815年的坦博拉火山（Mount Tambora）喷发。然而，也有研究表明一些被称为“大火成岩省”的巨大火山喷发可造成全球变暖和大规模的物种灭绝。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冰岛附近海底存在一个宽度达700公里的火山口，表明该地区曾经历过一场巨大的火山爆发。有的科学家认为，这次火山爆发流出的岩浆产生的高温与覆盖海底的沉积物发生作用后释放了大量甲烷，沸腾的甲烷升到地表并进入到大气层后，形成了强大的温室效应并持续了近20万年。这就是发生大约在5500万年前的极热事件（PETM），地球的温度上升了多达5℃并持续了约17万年，数千种原始海洋物种因此灭绝。但许多科学家不相信这场火山爆发能产生这么多的甲烷以致形成强大的温室效应并持续近20万年。可见，人们还不能确定火山爆发会使地球变暖还是变冷，还没有找到火山爆发改变地球气候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巨大火山爆发改变气候的真正原因是太阳对地球的万有引力和火山喷射反作用力的综合作用能够改变地球的轨道，导致气候发生变化。
（1）当火山喷发主要发生在晚上，即背对太阳喷发时，比如发生大约在5500万年前的引起极热事件的冰岛附近的大规模火山喷发，发生在1983年1月3日午夜的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喷发，以及被人们誉为“地中海灯塔”的意大利斯德郎博利火山喷发。假设太阳的质量为M，火山喷射后地球剩余质量为m1，喷出物质总量为m2（大量的物质在火山喷射力的作用下获得第一宇宙速度以上的速度，进入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或离开地球），火山喷发前地球的质量为m0（=m1+m2），喷发前地球到太阳的质心距离为r0，地球绕太阳运转的的速度为v，火山喷发后地球剩余部分到太阳的质心距离为r1。当喷离地球的物质很多时，明显有r1
由于火山喷发前，太阳对地球的万有引力应该与离心力相等、方向相反，因而
G·m0·M/r02=m0·v2/r0G·M/r02= v2/r0
火山喷发后地球绕太阳运转的速度基本不变。假设太阳对质量为m1的地球的引力为Fp，地球绕太阳运转的离心力为Fc，则
Fp=G·m1·M/r12=（G·m1·M/r02）·（r02/r12）=（m1·v2/r0）·（r02/r12）=（m1·v2/r0）·（r02/r12）=（m1·v2/r1）·（r0/r1）>（m1·v2/r1）=Fc
即太阳对质量为m1的地球的引力大于质量为m1的地球绕太阳运转的离心力，加上地球火山喷射产生的巨大反作用力Je，就会把质量为m1的地球推向太阳，改变地球的轨道，使地球变热。特殊情况下，可使地球从冰期转变为间冰期。
（2）当火山喷发主要发生在白天，即是朝着太阳喷发时，比如1991年的皮纳图博火山喷发和1815年的坦博拉火山喷发。假设太阳的质量为M，火山喷发后地球剩余质量为m1，喷出物质总量为m2（大量的物质在火山喷射力的作用下获得第一宇宙速度以上的速度而进入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或离开地球），火山喷发前地球的质量为m0（=m1+m2），喷发前地球到太阳的质心距离为r0，地球绕太阳运转的的速度为v，火山喷发后地球剩余部分到太阳的质心距离为r1，当喷离地球的物质很多时，明显地有r1>r0，如图4所示。
由于火山喷发前，太阳对地球万有引力应该与离心力相等、方向相反，因而
G·m0·M/r02=m0·v2/r0G·M/r02=v2/r0
地球喷发后地球绕太阳运转的速度基本不变。假设太阳对质量为m1的地球的引力为Fp，地球绕太阳运转的离心力为Fc，则
Fp=G·m1·M/r12=（G·m1·M/r02）·（r02/r12）=（m1·v2/r0）·（r02/r12）=（m1·v2/r0）·（r02/r12）=（m1·v2/r1）·（r0/r1）
即太阳对质量为m1的地球的引力小于质量为m1的地球绕太阳运转的离心力，加上火山喷射产生的巨大反作用力Je，就会把质量为m1的地球推离太阳，改变地球的轨道，使地球变冷。严重者可使地球进入冰期。
由此可见，火山喷发确实能改变地球气候，而且是改变地球气候的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当火山喷发发生在晚上，可使地球改变轨道，靠近太阳，出现变暖趋势，如果该火山白天也喷发，则可使地球远离太阳，出现变冷趋势甚至返回原来轨道，恢复原来的气候状态；当火山喷发起始于白天，可使地球改变轨道，远离太阳，出现变冷趋势，如果该火山晚上也喷发，则可使地球靠近太阳，出现变暖趋势，甚至返回原来轨道，恢复原来的气候状态。
2 结论
许多证据表明全球气候确实在发生变化，并且一些人认为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正如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指出的那样，“仍有一些不确定性，并且在理解一个如地球气候那样的复杂系统时总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应该细心研究以找出全球气候变化的真正原因。作者的研究表明，尽管温室气体能使局部地区短期变暖，但全球变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火山活动。火山喷发既可使地球变暖又可能使地球变冷，既可能使地球出现冰期又可能使地球转变为间冰期。如果我们要使地球变暖就应该尽量让它在晚上喷发，如果我们要使地球变冷就应该尽量让它在白天喷发，甚至可以通过精确控制来调节地球的温度。因此，我们再也不怕因气候突变导致的世界末日的来临。
[1] Changnon，Stanley A.；Bell，Gerald D.El Nino，1997-1998：The Climate Event of the Centur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 Courtillot，Vincent；Gallet，Yves；Le Moul，Jean-Louis；et al.."Are ther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and climate？".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2006，253（328-339）：620.
[3] Diggles，Michael."The Cataclysmic 1991 Eruption of Mount Pinatubo， Philippines".U.S.Geological Survey Fact Sheet 113-97，2005.
[4] Gale，Andrew S.."A Milankovitch scale for Cenomanian time".Terra Nova，1989，1（5）：420.
[5] Oppenheimer，Clive."Climatic， environmental and human consequences of the largest known historic eruption： Tambora volcano（Indonesia）1815".Progress in Physical Geography，2003，27（2）：230.
一、气候变化科学中的悖论问题 科学哲学和近代科学产生的历史深刻揭示出科学悖论在科学进步中的重要意义。然而，当今气候变化科学中却存在一种忽视科学悖论的“暗流”，特别在与之相关的政治、文化领域。气候变化科学被限定在一个围绕气候变暖展开的一系列科学行为和活动中，并被各类专家和权威加以巩固和强化。但正如培根所言，“过多的信任赋予各种技艺的创造者，奉他们为权威，视他们的话句句正确；而不是把他们看作向导，给人以指引。这种盲从造成的弊端是无穷尽的，科学成了妨碍它自身进步和发展的主要原因”［17］26。因此，正视悖论的存在才是气候科学得以进步的重要前提。此处我们对气候变暖的科学性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无质疑，而是旨在指出气候变化科学悖论存在的可能性，具体表现在：1．气候变化科学属于蕴含悖论的复杂性科学。所谓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是研究复杂性与复杂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所涌现出复杂行为、特性与规律的科学［18］5－6。20世纪初，以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创立为标志，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科学革命开始。二战后，系统论、控制论纷纷进入科学领域，20世纪70年代，科学又出现从协同学、突变论向非线性科学的转向。无疑，21世纪的复杂性科学正是建立在这些新的科学研究方法上，而气候变化科学属于复杂性科学，正是体现在它的非线性上。1974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气候物理基础和气候模拟国际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气候系统的概念。会议总结报告指出：“在了解地球气候的形成和变化机制中，我们面对一个极其复杂的物理系统，这个系统不仅包含着我们比较熟悉的大气行为，而且还包含我们所了解不多的世界海洋、冰体和陆地表面各种各样的变化。除了物理过程以外，还有复杂的化学、生物过程影响着气候，也影响着地球上人类和其他有生命的世界，这些过程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并构成一个耦合的气候系统。”［19］34－35因此，气候变化科学不是一个局部的、静止的和线性的科学，而是一个全球的、动态的和非线性科学，在大气与海洋、陆地等非大气部分之间不能做简单划界，它们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既然气候系统是一个强迫耗散的非线性系统。那么在非线性问题上，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数学，特别是纯数学是无法应用的，而以非线性微积分为基础的大型计算机的数值模拟也存在巨大缺陷：一方面，从本质上讲，非线性微积分解析方程，除极其个别的外，根本不可能求出解析解；另一方面，在人们设计初值时本身就存在局限性，无法避免生存环境不断演变。换言之，我们只能逼近全局，而无法达到全局。因此从理论上讲，当前我们对气候变化科学的研究仅是开始，远没有达到真正掌握气候变化规律的情境。在这样一种科学语境下，必须充分意识到气候变化的非线性，以科学的角度对气候变化做出解释，而不是得出一种武断的结论①。因为“只有我们真正认识了这些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限度内开发利用其资源，我们所做的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努力才能最好地保护自然”［20］4。2．气候变化科学的历史也揭示出气候悖论存在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上文所说的数值模拟方法；另一种则是历史类比方法，即从气候变化的历史出发，寻找气候变化的规律性以及相似性。众所周知，地球大约形成于45亿年前的冥古宙时期，此时的地球是炙热的，围绕它的大气则是富含二氧化碳的岩石蒸汽。而随着地球逐渐冷却，在38亿年前适宜生命的地球大气最终形成。之后，尽管地球经历了极寒（新元古代时期）和极热（白垩纪时期）的天气，但地球表面的温度始终保持在适合于生命生存的范围之内［21］86－95。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气候变化，当前科学研究已逐渐表明，从百万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构造运动（火山、造山运动、大陆漂移）是影响气候变化的主导因素。从数万年的时间尺度来看，地球环绕太阳轨道的变化能更强烈地影响气候变化。而从百年来看，大气温室气体的含量的变化是影响气候的最重要的因素。从数十年来看，大气粒子，尤其是硫酸盐气溶胶载荷的变化可以影响气候，部分抵消二氧化碳的增加［21］83。因此，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可以发现，短期的气候变暖可以被大气粒子所影响①，中期的则会被地球环绕太阳轨道所影响②，而试图永远变暖则在地球演化中从未发生过。因此，气候变暖或变冷势必取决于不同的时间尺度。作为权威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也非常谨慎地指出，至于人类工业活动与气候变暖的关系，只是“变暖的原因之一”③，而不是变暖的主导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研究④。第三，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也仍然存在着悖论。毫无疑问，在第三纪末发生的气候变冷，森林退化为草原，对人类的起源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而里斯冰期时人类与环境斗争，使之又掌握了第一种能源“火”，可见，气候变冷对人类进步而言具有重大意义［22］3，74。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气候变暖则都是负面的。例如印度文明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时期出现的；罗马帝国的扩大也得益于温暖的气候环境［23］106－109。同样对于中国，我们发现也存在这种悖论。例如，唐朝的建立与辉煌之期，正是气候变暖的时期（比现今气温高出约1℃），而明清时气候转冷时，旱涝灾同时也增多了［24］106－107，91－93；［25］164－186，255－290。因此，简单地以气候变冷或变暖作为灾害和社会兴衰的发生不具有严格的决定意义。 二、气候变化立法中的制度预设 当全球变暖成为社会主流观点之际，我们是否能仅以此作为立法的依据？法国科学史学家阿科特指出，“一致对于科学真理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个可靠的标准”，“在全球变暖方面利用一致性作为真理的标准实际上是一种古怪的认识。一致和真理属于不同的词汇领域，它们不会重叠：在我们看来，一致思想从属于科学社会学，真理思想属于科学哲学”［27］248。基于此，按照胡塞尔所说的，“为了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达到一种彻底的自身理解，必须进行深入的历史的和批判的反思”［28］29。我们认为，在气候变化立法中应蕴含科学悖论的理念。因为如果不采用科学悖论的认识方式，只强调气候变暖的因果逻辑，忽视气候的其他变化，就会出现如培根所言的：“现在所使用的逻辑，与其说是帮助着追求真理，毋宁说是帮助着把建筑在流行概念上面的许多错误固定下来并巩固起来。所以它是害多于益”［26］10，而且“建筑在意见和武断的一些科学当中，冒测和逻辑是有效用的；因为在那里目标乃是要迫人同意于命题，而不是要掌握事物”［26］15。更重要的是，“若是使用冒测的办法，纵使尽聚古往今来的一切智者，集合并传递其劳动，在科学方面也永远不会做出什么大的进步；因为在人心里早已造成的根本错误不是靠机能的精良和后来的补救能治好的”［26］15。因此，气候变化立法的制度预设应建立在科学悖论的哲学基础上，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第一，气候变化立法应以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这就要求应极力避免以气候变化本身作为立法目标。因为对于不同的利益群体而言，变冷抑或变暖的制度预设都会带来公开或隐含的利益冲突。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言，“如果人们必须就应当优先考虑哪些特定利益的问题达成共识，那么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就会失去和谐，并发生公开冲突”［29］4。这样所带来的结果，要么是难以达成相关立法，要么是制定出一个没有任何实效的立法。因此，只有以经济发展为目标，而以针对气候变化开展的活动为手段，才能使气候变化的科学悖论真正起作用。进言之，无论气候变化科学的最终认识如何，只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制度预设下，就会产生一个社会所需要的普遍效用。第二，气候变化立法应以能源变革为直接目标。无疑，气候变化与能源利用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后者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物质条件。然而，如果仅以经济发展为目标，能源利用中可能出现某种恶性循环，如“资源诅咒”①。因此，只有以能源变革为目标，经济发展才是长期的、稳定的和可持续的。更重要的是，能源变革会促使二氧化碳排放出现根本性变化，实现由形式减排转向实质减排的转化。此外，从各国气候变化立法的经验亦可看出，能源变革乃是各国最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策略和方案②。因此，能否实现能源变革将是国家气候变化立法成败的关键所在。第三，气候变化的适应较之减排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尽管在气候变化的减排与适应上，一些学者始终坚持减排优先③。但从复杂科学和气候历史来看，适应比减排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适应性造就复杂性。美国系统科学家霍兰曾言之，“每个系统的协调性和持存性都依赖于广泛的相互作用，多种元素的聚集，以及适应性或学习”［19］4。无疑，气候变化的复杂正是地球和生物在不断适应和相互作用过程中出现的，而最终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才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另一方面，从气候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史来看，适应性往往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例如，中国从隋到盛唐，气候一直处于温暖期，但公元610年却突然出现一个短暂的变冷，而隋朝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从而造成农业歉收，成为引发隋末战争的原因之一［30］74－83。因此，无论是变暖还是变冷，适应性都具有更大的实践价值［31－32］，特别是气候的冷暖交替，又往往与极端天气相联系。这就要求气候变化立法应构建在更全面的适应方案上。“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33］199无疑，蕴含科学悖论的气候变化立法符合这一诉求。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秉赋得以发展所采取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34］6，很显然，科学悖论实现了这样一种“对抗性”。当然，康德在说这句话时也看到了它得以发生的条件，即“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因此，作为“人类合法秩序”的立法之制度预设，无疑对于科学悖论潜能的发挥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毋庸讳言，蕴含科学悖论的气候变化立法必然代表着一种科学进步。 作者：吕江 单位：山西大学
2010年出现的这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具有范围广、强度大、致灾重的特点。
全球变暖惹的祸？
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指出，由于全球变暖，已经观测到包括干旱、强降水、热浪和热带气旋强度在内的一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出现频率和强度发生了变化，未来将有可能出现更多更严重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高温热浪事件对气候变暖的响应尤为突出，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极端高温热浪事件更是频繁发生，部分地区甚至年年都遭受高温热浪袭击，如欧洲极为罕见的在2003年、2006年、2007年和2010年接连出现高强度的高温热浪。美国在过去的近10年内出现的创纪录的高温天数是创纪录的低温天数的两倍以上。
2010年在全球各地出现的高温热浪、洪涝灾害事实似乎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IPCC的评估结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为何频繁出现？
以气温的变化为例，如果某一地区的气温变化在多年平均条件下呈正态分布，那么从概率论上来讲，在平均温度处的天气气候状况出现的概率最大，偏冷和偏热天气出现的概率较小，极端偏冷或极端偏热天气出现的可能性更小。但是，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该地气温的平均值增加了，这时偏热天气出现的概率将明显增加，并且原来很少出现的极热天气也可能会频繁出现，破历史纪录的极端高温等极端事件也有可能会发生。如果气温变化的波动范围保持不变，则这种情况下偏冷天气出现的概率会减小，不大可能出现极端偏冷天气；但如果气温变化的波动范围也增大了，那么极端偏冷天气仍然有可能出现，只是出现概率会比以前减小。
对于强降水的出现与全球气候变暖的关系，从气象学原理上可以这样解释：由于全球变暖使得地表气温升高，较高的温度引起水分蒸发加大，致使水循环速率加快，导致更多的降水在更短的时间内出现，这就有可能增加大暴雨等极端降水事件以及局部地区出现严重洪涝的频率。另外，由于植物、土壤、湖泊和水库的蒸发加快，水分耗损增加，再加上气温升高，一些地区将遭受更频繁、更持久或更严重的干旱。
质疑之声
虽然大多数的科学家都非常认可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结论，仍然有一些科学家对IPCC评估报告提出质疑。
首先，一些科学家质疑全球变暖的趋势是不是仍然存在。2008年初我国南方地区出现持续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2009／2010年入冬以来北半球的北美、欧洲和东北亚等地气温异常偏低，冰雪灾害频发，这使得有人认为，全球气候变暖的总体趋势已经停止或发生了逆转，未来全球气候甚至可能会转而进入一个微冰河期。根据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1月10日的报道，包括气候学家拉蒂夫(Latif)在内的多位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权威科学家宣称，英国当时的异常严寒天气仅仅是全球气候变冷趋势的开端；目前全球气候已经进入了一个“寒冷模式”，全球气温将呈现下降趋势，而且这一趋势至少会持续20～30年。由于海洋中的海水温度变化具有60～70年左右的自然循环周期，他们认为海水温度的这种自然变化可能对全球气温形成比预期要大的影响，海洋的周期性变冷可能会抵消一些全球变暖的效果，这可能导致对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变暖效应的抵消，使全球变暖的趋势停止。
其次，一些科学家认为太阳活动等自然因子才是近百年来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人类活动并不能解释观测到的全球变暖。他们认为，IPCC报告中气候模式所显示的温室气体浓度升高和全球平均温度变化之间的一致性主要是通过调整计算机气候模式中的物理参数得到的，但这些物理参数的调整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另外，二氧化碳浓度和温度的相关性并不高，因此也不能支持是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引起温度变化的结论，如20世纪40年代之前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并不迅速，但全球气温却存在_个变暖阶段；1940～1975年间二氧化碳浓度上升迅速，但这一时期的温度却在下降。IPCC的评估报告则认为，工业化革命以来太阳活动造成的直接辐射强度要比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小一个量级，太阳活动在这一时期的气候变化中所起的作用很小。IPCC认为，如果仅考虑太阳活动等自然因子的作用，气候模式无法模拟出20世纪中叶以后的全球变暖；只有同时考虑了自然因子和温室气体的作用，才能够模拟出全球气候的变暖趋势，从而证明了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人类活动引起的。
由于IPCC得出人类活动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证据来自于计算机模式对气候变化的模拟结果，因此还有一些科学家对计算机气候模式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计算机气候模式的结果并不可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第一，气候模式没有考虑太阳变暗和变亮的影响，如1985年前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较少(全球变暗)，1985年后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较多(全球变亮)。但是，当前的计算机气候模式对此并没有考虑。第二，气候模式不能真实地模拟云和气溶胶的作用。各种不同模式的模拟结果之间之所以会存在很大的差异，主要就是由于不同的模式对云的处理和云参数化方案的选择不同。由于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北半球，这使得北半球比南半球分布着更多的硫酸盐气溶胶，从理论上讲由于气溶胶的“阳伞效应”使得一部分太阳辐射被反射回太空，因此北半球的变暖幅度应该比南半球更小，但观测结果恰恰相反，北半球的变暖幅度远高于南半球，这说明气候模式所模拟的温度变化趋势在纬度分布上的观测结果并不一致。第三，气候模式对区域尺度方面的气候变化，特别是对区域尺度上降水变化的预测非常差，有时不同的气候模式对同一区域降水变化的模拟结果可能会完全相反，因此不能依靠计算机气候模式对区域气候变化进行可靠的预测。第四，计算机气候模式也不能解释许多
观测到的气候特征，如极区温度变化，特别是南极的温度变化趋势与理论计算值不符。
全球变暖仍将持续
事实上，现有的观测证据表明，全球气候变暖的总体趋势并未停止或逆转，未来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的趋势还将持续下去。由于近百年来全球地表平均气温的变化并不是直线式上升的，人们平时所感知到的气候变化实际上是气候的趋势性变化与年际、年代际波动共同影响的结果，在全球气候以变暖为总体特征的变化趋势下并不排除在个别区域或个别时段出现气温下降的情况。例如，过去近百年来我国的全国地表平均气温升高了约1.1℃，但同期我国西南地区(包括云南东部、贵州大部、四川东部和重庆等地)却降低了0.45℃。又如，2010年4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比常年偏高0.76℃，为1880年以来同期的最高值，但我国陆地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偏低1.2℃，是1961年以来的最低值。因此，应当从全球范围和长时间尺度上来科学认识全球气候变暖。变暖并不意味着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一定要一年比一年高，也不意味着地球上所有地区同步发生同样幅度的变暖现象。在全球气候呈现总体变暖的趋势下，在个别地区仍然会有可能出现个别较冷的时间段，但出现的次数会更少，冷的程度也不会那么剧烈。例如，2009～2010年的冬季，由于北极地区异常偏暖，暖空气进入加拿大，将冷空气向南推进，加拿大人度过了一个暖冬，但美国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天气则变得极端寒冷多雪；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地区则炎热得异乎寻常。因此，虽然个别地区或个别年份都有可能经历最冷或最热的天气，但作为一个整体，全球气候在最近的30年里一直沿着持续变暖的趋势在发展。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NOAA)的最新观测资料，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以来的这3年(2007～2009年)全球平均气温也都处于有仪器记录以来的最暖10年之列，2010年3～6月是1880年以来最暖的几个月份，其中2010年6月是1985～3月以来连续第304个比20世纪平均温度偏高的月份。从今年的观测事实来看，2010年很有可能是1850年以来最热的年份。
目前，大气中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浓度仍然在以每年2个ppm左右的速度增加，2010年6月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超过392ppm；并且，由于海洋的热惯性作用，即使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能够保持稳定，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的气温仍然会继续上升。
难以准确预测的气候变化
大家都知道，在天文学中像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是可以提前很多年就准确预报出来的，在海洋科学或水文科学中像是潮汐、洪峰等水文现象也可以提前作出准确预测，但对气候变化，人们却很难提前准确预测，只能预估出一个大致的趋势。
这是因为，在天文学中，太阳、地球和月球的运动是都可以作为一个质点来处理的，这些质点之间仅通过万有引力发生作用，万有引力的大小又仅取决于它们本身的质量和它们相互之间的距离；因此，决定这些质点运动状态的控制方程就非常简单，提前很多年就可以准确预测它们的运动状态。海洋中的海水流动虽然不能简单地作为质点来处理，但海水的运动也是遵从流体力学原理的，在已知的外力(如月球、太阳的引潮力)作用下，其运动状态也是容易预测的。
大气的运动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虽然大气从本质上看也是流体，但它是气体，气体是可压缩的(遵从气体状态方程)；大气的组成中除了成分相对稳定的氮气、氧气等气体外，还有状态多变的水汽，水汽在大气中存在多达几十种的相变方式，通过不同的相变来成云致雨，这些都决定了大气运动状态的控制方程组会非常复杂，再加上大气所受到的外力也是难以准确预测的，因此人们不可能通过风洞或水槽之类的实验设备来研究气候变化，只能通过计算机气候系统模式来模拟和预测。
就目前的科学发展水平来看，计算机气候系统模式是最重要的气候预测和预估工具，气候系统模式本身以及利用模式来预估未来气候变化的趋势都是可靠的，但却难以提前对气候变化作出十分精确的预测。
因为气候系统从本质上看是一个混沌系统，这决定了它的运动状态存在一个可预报的时间尺度，超过这个时间尺度之后，由于混沌系统内非线性的误差增长会超过初始信号的强度而使预测结果失去意义。发现大气具有混沌特性的洛伦兹曾经打过一个比喻：南美的一只蝴蝶拍一下翅膀，其产生的气流扰动经过放大，最后会引发纽约的一场风暴。也就是说，即使初始误差很小，这个误差经过非线性放大，最后也会达到惊人的地步。
另外，对于混沌系统的预测同样具有不可重复性，即使是在相同的初始条件下采取同样的计算方法和计算步骤，最后得出的结果也是不会完全相同的。这好比一个人在高山上滑雪，虽然他每次都是从山顶的同一个位置滑下来，但到达山底的位置每次都是不同的。
此外，地球的大气还受到大气以外的其他因子变化的影响，这些系统目前并没有被我们很好的认识，因此，在气候研究和模拟中要对未来气候状况作出像日食、月食或潮汐预报等那样精确的长期预测几乎是不可能的。
让时间来检验
2010年2月23日，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了一份关于围绕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争论的声明，声明认为IPCC评估报告反映了当前对有关气候系统、演变过程以及未来预估的科学认识，肯定了IPCC评估报告是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最全面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结论。5月7日，美国《科学》杂志也刊登了255名美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发表的公开信，信中对IPCC的评估结论给予明确支持，并指出科学结论总会有某些不确定性，科学永远不能绝对地证明任何事情；但最近的这些事件丝毫没有改变有关气候变化的根本结论。
气候变化是一门科学，其正确与否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这让人们想起了有关爱因斯坦的一个故事，据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以后，有100个教授签名联合反对相对论；爱因斯坦知道后说：如果能证明我错了，一个教授就足够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也将会成为检验全球气候持续变暖论断正确与否的标准。尽管如此，面对频繁出现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我们需要迅速行动起来，采取措施来降低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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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35年
35年前，也就是1975年8月8日，美国著名的气候学家、地球化学家华莱士・布勒克教授在《科学》杂志发表了题为“我们是不是处在全球变暖的紧要关头？”的文章。在文章中他预测，地球即将转入由于二氧化碳增加导致的全球变暖期。这篇文章的发表正式宣布了“全球变暖”概念的诞生。
——低碳生活
在最近几年，全球的气候，一下子变暖了许多。秋天要等到10月份才到，夏天4月份就开始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原来，是人类自己闯的祸。
21世纪，人类的科技发展越来越快。使我们的地球逐渐变成一个热球。也就是全球气候变暖。气候变暖主要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二氧化碳，汽车尾气和工厂废气造成的。二氧化碳。现在全球汽车越来越多，地球也就越来越糟。我们周围的环境越来越恶劣。
二是家庭电器，夏天天气炎热，在家吹空调成了人们的一大爱好之一。可是空调会向外排放大量的甲烷气体，还会浪费电。所以要尽量少用空调或不用空调。
最后一点是：保护水资源。在我们的地球有百分之七十是水，可是能喝的却只有百分之二是淡水。动物和植物都需要淡水。动物的生物链严重破坏。水成了问题，人们就大量开发矿物质，燃烧出了C02气体严重破坏臭氧层。南极和北极上空出现了臭氧层洞。这样下来的话，人类的生活会受到严重的破坏。
这样下去，太阳就会直直射入南北极，冰川就会融化。然后，陆地变少，人类也就少了。如果我们不保护，总有一天我们人类会从这个星球上消失的。我们可以从低碳开始：一、少买衣服，二、不吃牛排，三、要住小房子，四、绿色出行，这几个方面做起。然我们共创美好的家园吧！
坪山中心小学
五（2）班
回到1月30日，在美国众议院2007年首次听政会上，科学家指责布什政府通过删改科学研究论文等各种手段，施压让气候学家低估全球变暖的危害。
全球变暖是科学问题吗？没错。但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布什政府向来质疑“全球变暖”学说，2001年还退出了“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王义桅评论：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绿色环保事业全面走向了政治化阶段。它既是政党政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也是国际政治行为中的重要内容。
全球变暖的危机前，具有全人类共同命运感的绿色意识比任何时候都更显示出其影响力。目前，世界上很少有单独的科学论文如IPCC的报告一样对国际政治有着如此深远的影响。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88年建立的IPCC，一度被称为“大惊小怪的组织”。但1995年其历史上的第二份评估报告，直接促成了《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今年IPCC的报告还没正式面世时就被多方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京都议定书》的第一个承诺期将在2012年结束。据悉，IPCC将支持各国签署一项新的环保条约，通过设定强制指标来减少签约国温室气体排放量。
对中国来说，IPCC今年的这份报告相当重要。作为发展中国家，《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没有规定中国的减排义务。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不可避免地将成为关注的焦点：虽然从人均排放量看，中国目前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总排量的13%。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的气候变化谈判，其难度要远远大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
压力，也是动力。近年，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主题。在王义桅看来，应对全球变暖唯有冀望于“超越国家模式”的国际合作，直面真相，团结一致才能拯救地球。在“道德起因”和“战略利益”的博弈中，人类将寻求应对全球变暖的最终答案。
2月1日，法国埃菲尔铁塔上的2万盏灯关闭5分钟，表达了对人类活动加剧气候变化的关切。欧洲大陆的数百万家庭也都同时关灯，表示支持。
在西方，越来越多的调查显示，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之一，仅次于失业、恐怖主义、经济景气与否这些事关生存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呼吁全球立即采取联合行动，延缓和阻止气候变暖的进程。“人们应从改善日常生活习惯入手。”目前，一项被称为“碳中和”的环保行动在西方走红：人们计算自己日常活动直接或间接制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计算抵消这些二氧化碳所需的经济成本，然后个人付款给专门企业或机构，由他们通过植树或其他环保项目抵消大气中相应的二氧化碳量。而中国民众也对全球变暖倾注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不断地进行内省。
全球变暖正在改变你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2月2日《解放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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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丝雀”效应
17世纪，英国人将金丝雀放到矿井里检测矿井里的空气质量。如果金丝雀死了，表示矿井里的空气已达到令人中毒的水平。
地球上，有两个地方可以被称为是“煤矿里的金丝雀”，它们就是南极和北极。
南极，目前我们这个星球最大的冰库。1978年曾有科学家警告说：如果你看到南极半岛冰层崩溃，密切关注它，因为那可能被看作全球变暖的警钟。
冰架频频破裂极地敲响警钟
2002年1月，拉森-B冰架发生了1.1万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崩塌，整个过程持续了35天。拉森-B冰架的崩裂几乎可以肯定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的后果。南极气温在过去50年中上升了2.5℃，与南极半岛冰架相连的244个冰川中，87%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而在1995年至2002年间，南极半岛失去了大约1.25万平方公里的冰架，相当于卢森堡国土面积的4倍。
与此同时，北极也传来了冰架破裂的轰鸣声――3000岁高龄的“冰架老大”沃德・亨特分裂成两大部分，同时撒落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冰山。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目前加拿大北极圈地区剩下的冰架比1906年首次发现时缩小了90%；北极冰层的厚度，40年里消失了40%。
无论是南极还是北极，都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反射着90%的阳光，使地球保持冷却。如果冰融化了，海洋将吸收太阳的能量。阳光照射到海水里，90%以上都将被吸收，所以那里将形成一个热源。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表明，那时北极熊都会被淹死，因为它们不得不游上60公里才能找到一块冰，但那块冰却薄得无法承受它的重量，它只能留在水里，绝望地游向死亡。
而对人类来说，全球变暖会导致许多新的变化发生：非洲最高的乞力马扎罗山冰川消融速度惊人，1912年至今，其山顶的冰冠缩小了80%；冰川的消融使上述地区的永冻土层丧失了“黏合剂”的功能，山崩和泥石流频发。
雪线步步升高情况不容乐观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了阿尔卑斯山。仅仅到了6月份，奥地利的皮兹图冰川就开始消融，化成冰冷的溪水，涌向海边。当地滑雪场的老板决定采取行动，以特制白毯覆盖6公顷的冰川，试图让冰川在夏日仍保持冰峰。这种方法固然能奏效于一时一地，但人们不可能把整座阿尔卑斯山用毯子盖住。过去15年，瑞士的冰川有五分之一不见踪影。随着气温逐年上升，雪线也步步升高，有些滑雪场迟早将无雪可滑。
由于气候变暖，阿拉斯加冻土带一年中可以行车的天数，35年前是225天，现在降到了75天以下。北极的永冻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松动融化。
情况如此明显而严重，以至于美国《科学》杂志在其公布的2006年度十大科技进展中，把全球冰盖正在减少列入其中。科学家通过机载激光测高、卫星观测等手段发现，格陵兰冰盖每年至少消失掉1000亿吨，南极冰盖每年也大概减少数百亿吨水。（伊淳）
关键词：全球变暖；碳金融；碳币
从1977年的国际气候大会开始，全球变暖等气候问题逐渐走上国际会议的舞台，与此同时得到科学界和经济界的广泛关注。从经济学角度看，大气环境容量是一种全球性的公共物品，其承载和自净能力有限，各排放主体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倾向于通过增加产量来提高收入，而不顾由此所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对大气环境容量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任其发展，将最终导致大气环境容量的崩溃，再现“公地悲剧”。
目前，将负外部效应内部化的经济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庇古税，一是科斯的产权理论。庇古认为企业的财务报表只纳入私人成本，仅考虑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忽略了自己产生的社会成本，使得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导致市场失灵。庇古建议政府通过对产生负经济外部性的企业征税，增加企业所产生的私人成本直至等同于社会成本，将企业的负外部性内部化。按照科斯的理论，当大气环境容量的产权明晰并可转让之后，排放者通过市场交易等方式来获得其使用权，从而其稀缺性价格会通过市场机制反映出来。此时，排放者的私人边际成本因为已加上使用大气环境容量的边际成本而等于社会边际成本，温室气体排放的负外部性得以内部化。在这一机制安排下，有实力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减排的主体因可以通过出售多余减排单位来获利，会更有动力进行超额减排；而不具备实力的主体可以通过交易降低减排成本，从而促进社会减排总成本的降低。因此，依照科斯产权理论所构建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是一种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消除温室气体排放行为负外部性、促进减排的选择。
为了应对基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的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1994年3月生效。另外，为使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更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1997年12月11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具有量化目标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规定，2008—2012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在1990年水平的基础上减少5.2％。《京都议定书》设立了三种借助“市场”运行的“遵约机制”:排放交易（ET）、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这三种机制的目的，就是试图把碳排放额度作为一种商品在各国间交易转让，剩余的碳排放额度是交易的对象。它使得温室气体减排量可以像金融产品一样进行交易，从而催生了全球碳市场。碳金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是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机制和金融方法的统称，包括银行“绿色信贷”、低碳项目直接投融资、温室气体排放权及衍生品的创制和交易、相关金融中介服务等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
当全球变暖几乎成为全世界的共识、碳金融成为世界金融的一种潮流时，我们国家也正赶在这条路上。但从“气候门”事件爆发后，我们更需要谨慎地思考碳金融发展的源头的真实性、碳金融工具的可靠性以及碳金融背后的政治博弈。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对碳金融发展进行探讨。
1 碳金融发展基础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