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它能资政治世，承担着教育道德的功能。以下是人见人爱的小编分享的历史论文参考【优秀7篇】，希望能够给予您一些参考与帮助。
《新唐书·百官志三》“国子监”条云：“祭酒一人，从三品；司业二人，从四品下。掌儒学训导之政，总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凡七学……丞一人，从六品下，掌判监事。每岁，七学生业成，与司业、祭酒莅试，登第者上于礼部。主簿一人，从七品下。掌印，句督监事。七学生不率教者，举而免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广文馆的学生与其他六学的学生一样，是被国子监统一管理的，而且唐代广文馆的地位排在国子学和太学之后，在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之上。唐代广文馆创立之初，虽然经历过“雨坏庑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但是并未“自是遂废”，而是一直存在至唐末或许直至唐亡。
一、唐代广文馆创立的时间
《大唐六典》是“初唐以迄中唐的一部社会制度史”，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书中在讲到国子监的机构组成时，提到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等六学，并未提及“广文”二字。经学者考证，并非《大唐六典》遗漏不记“广文馆”，而是在开元二十六年以前广文馆还没有创立。
在《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志四》、《唐会要》卷六十六《广文馆》、《唐摭言》卷一《广文》、《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等史籍记载中，广文馆是于唐玄宗天宝九年（750）秋，在国子监创立的。据《唐语林》卷二《补遗》中所知，初建之时，“国学增置广文馆，在国学西北隅，与安上门相对”。
二、唐代广文馆存在的时间
唐代广文馆的创立时间已是确定无疑了。接下来，要澄清的是唐代广文馆的存废时间问题。据《新唐书》卷二〇二《文苑传中·郑虔传》记载：郑虔在广文馆中就职，“久之，雨坏庑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又据《唐语林》卷二《补遗》中记载：“廊宇粗建，会（天宝）十三年，秋霖一百余日，多有倒塌。主司稍稍毁撤，将充他用，而广文寄在国子馆中”。广文馆创立之初使用的房屋，在第四年（754）就因天灾倒塌或损害严重而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了。面对没有教学地点的事实，广文馆的命运是“自是遂废”呢，还是继续存在下去呢？正确答案是后者。且看：
《唐会要》卷九十一《内外官料钱》记载着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的一条史实：“四月二十八日，度支奏：加给京百司文武官及京兆府县官每月料钱等，具体如后……国子太学、四门、广文等博士……各十二贯文，国子主簿十贯文；大学广文助教各四贯一百一十六文……”这说明，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23年，时任广文博士和广文助教的官员都在继续工作，并由上级部门发放每月的“料钱”。广文馆并未被废除。
《唐会要》卷九十一《内外官料钱》记载着唐德宗贞元四年（788）的一条史料：“中书门下奏：京文武及京兆府县官，总三千七十七员，据元给及新加，每月当钱五万一千四百四贯六百十七文，……国子祭酒八十贯文……司业六十五贯文……国子博士四十贯文……大学、广文、四门博士各二十五贯文……国子助教、广文助教各二十贯文……”这说明，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34年，时任广文博士和广文助教的官员仍在工作，并由上级部门发放每月的“料钱”。广文馆并未被废除。
《全唐文》卷548韩愈《请上尊号表》中曰：“臣某言，臣得所管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及书、算、律等七馆学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状称，身虽微贱，然皆以选择得备学生，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识，皆由上恩……”文章中有“臣得所管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及书、算、律等七馆学生”言，可知，当时广文馆存在于国子监中。此文为韩愈任职国子监领导即国子祭酒时所作。韩愈任国子祭酒之职的时间段为唐宪宗元和十五年至唐穆宗长庆元年，即公元820~821年。换言之，至唐宪宗末年或唐穆宗初年，广文馆依然存在于国子监中，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66~67年。
《唐故朝请大夫尚书刑部郎中上柱国范阳卢（就）府君墓志铭》（大中六年二月廿三日），“开成末，李公任宰相，以卢氏甥有嫌，不得为御史拾遗，旬月除广文馆博士”。此墓志铭中记载，卢氏甥在开成末年被任命为“广文馆博士”。“广文馆博士”一职既然在开成末年存在，那广文馆亦存在于开成末年无疑。“开成”为唐文宗的年号，时值公元836年正月至840年十二月。所以，到公元840年左右，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庑舍损毁之后的第86年左右。
另外，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之《乾符013》记载：李推贤在唐宣宗时任过广文博士一职；据《新唐书》（卷70上）记载：李彬在唐宣宗时任过广文博士一职。唐宣宗李忱于公元846~859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46年，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92年。
还有，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之《咸通105》记载：贾洮在唐懿宗时任过广文助教之职；据《新唐书》（卷75上）记载：郑顼在唐懿宗时任过广文助教之职。唐懿宗李漼于公元859~873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59年，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105年。
另据“张策，字少逸，敦煌人。……妙通因果，酷奉空教，未弱冠，落发为僧，居雍之慈恩精庐，颇有高致。唐广明末，大盗犯阙，策遂初返初服，奉父母逃难，君子多之。既丁家难，以孝闻。服满，自屏郊薮，一无干进意，若是者十余载，方出为广文博士，改秘书郎”。文中“大盗犯阙”是指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城，时间为唐僖宗广明元年（880）。此后，张策奉养父母，避乱田里十多年。大概在公元890年以后即唐昭宗在位时“召拜广文博士”。那是在唐代广文馆庑舍被损毁的136年之后。仅仅再过17年即公元907年，唐朝灭亡。
由此可见，唐代广文馆自唐玄宗天宝九年（750）创立以来，一直存在至唐末。
我们进一步讨论。按照现有的研究结论，广文馆之所以在盛唐之时才创立，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中央政府采取的“重诗文轻经学”的政策。这种取士倾向，导致唐代国子监的学生入朝为官的几率下降。为提高国子监生徒在科举考试中的竞争力，换言之，也是为了挽救在国子监读书的公卿子弟们的仕途危机，“亦救生徒之离散”，广文馆应运而生。于是，天宝九年“秋七月乙亥置广文馆于国子监以教诸生习进士者”。唐代广文馆的主要存在价值就在于，它为国子监生徒努力登进士第提供一臂之力。从唐玄宗钦点的第一任广文博士即为诗、书、画皆精妙的郑虔，也可以看出广文馆要教学生的是如何作好诗文而不是如何解析经学中的义理。
《唐才子传》：“裴说，天佑三年礼部侍郎薛廷珪下状元及第。”《唐诗纪事》：“（裴）说与（裴）谐，俱有诗名，谐唐天佑三年登第，终于桂岭，假官宰字而已。”《仙溪志》载陈光义唐天佑三年登第（参《莆阳志》）。唐天佑三年即公元906年，也是唐代在历史上将终结的倒数第二年。公元906年二月，裴说、裴谐、陈光义等二十五人擢进士第。这说明，唐代科举制度一直被执行至本朝灭亡。那么，在唐代最后的这17年里，与科举制度命运息息相关的唐代广文馆没有理由被废除。
所以，我们也有理由说，唐代广文馆自唐玄宗天宝九载（750）创立以来，一直存在至唐亡。
参考文献：
[1]孙培青。论唐代广文馆的兴废[J]。教育评论，19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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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刘加夫，熊礼汇，闵泽平，霍有明。中国文学编年史·隋唐五代卷(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浅论心理史学对历史学的影响
摘 要：由于与心智史学、心态史学、历史心理学存在着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并且在已有的相关着作中，暴露出理论基础不牢固，对史料地运用不够科学，分析问题过于简单化、片面化等缺陷，心理史学一度处于较为混乱的发展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心理史学在增强历史生动性，扩大历史研究领域，加深对历史地理解及丰富史学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对历史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对心理史学地完善，需要做到：加强研究者的心理学理论学习；注意搜集充分的有关历史人物个体心理的材料，并要保证这些材料的客观真实性；处理好个性心理的稳定性和变化性之间的关系；坚持唯物史观指导；研究者还要注意自身心理对研究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心理史学；精神分析；历史学
1910年，弗洛伊德(S.Freud)出版了《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这是现代心理史学的开山之作，此后，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现如今心理史学已经发展成为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在这一过程中，以美国学者埃里克森(Erik.H.Erikson)为首的新一代心理史学家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心理史学对历史学的贡献
要探寻心理史学对历史学的贡献，首先需要对心理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有清晰的认识。胡波对此有专文探究，在他看来，历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个体与群体的心理活动”;研究目的和任务是“研究历史主体的心理活动以及对探索历史或撰写历史所必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从而使研究之范围获得了一定的规范化。”研究方法的实质与特征，“即运用心理学知识来研究过去时代人们的心理及其对于社会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并且进一步指明它是心理学与历史学内在的有机结合，而不是某些外加的标志[1]。笔者认为心理史学的研究对象中还应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即民族心理和变态心理，这两种心理在历史变动期和部分地区对人们行为的影响非常显著，
心理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对历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增强了历史研究的生动性，融合了史学的学术性和通俗性，扩大了史学的传播范围，使史学的社会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历史是由成千上万的事件构成的，每件事情又是由气质性格各异的人物怀着不同的愿望和心态来进行的，历史本来是一幅绚丽多姿的美好画卷，这些历史的原本面貌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一定程度上甚至受到了压抑。心理史学深入人物内心深处，注重对其心理动机和愿望心态的探究，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和个性特征。此外，通过对剖析、比较、描述不同群体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便于人们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它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第二，在广度上扩大了历史研究领域，有助于深化丰富历史研究。传统的历史研究集中于政治、经济、文化这三大方面，而心理史学从心理学的角度关注人的情绪、性格、意志及其对历史行为产生的影响。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有助于建立一种全面的历史，也加强了历史研究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间的整合性，弥补了传统史学的不足。
第三，在深度上加深了对历史的理解。心理史学方法为历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解释，它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能够进入到历史主体深层结构中去，挖掘历史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对心理动因的把握，在某种意义上，不仅可以更深刻地说明“是什么”，而且能够回答“为什么”。心理史学对历史个体心理的研究，可以揭示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使人物个性更加鲜明，从而避免了研究的简单化和脸谱化。此外，心理史对史学中的宗教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专门史的深入研究亦不乏益处。
第四，心理史学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也做出了突出贡献，有助于史学理论的丰富和史学方法的充实完善。历史心理学以它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把视角转向历史主体心理深层，这不仅使我们对历史主体心理变化规律、结构特征、功能作用等有了更进一步了解，而且以其特殊的研究方法(其中的一些具体方法如作品分析法、投射法、社会测量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传统史学那种注重抽象概括、逻辑论证方法所带来的主观性色彩)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偶然因素、个人作用等等的研究，为我们认识历史上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个人与群体各自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与作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认识法则。
除此之外，还有论者提出“心理史学的开创者和实践者的想象力和开创精神，是历史研究，也是一切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值得我们学习”[2]。
二、心理史学的缺陷及其应对措施
弗洛伊德发表《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后，震惊了学界，由最初的广受赞扬到后来的饱受诟病历史，心理史学的命运也同它的逐步开山之作一样，历经坎坷，一直以来学界对它的质疑之声都未曾间断。大卫·斯坦纳德在集中批判心理史学的《退缩的历史》一书中将困扰心理史学的问题归纳为四种：理论的难以检验、论据不足、逻辑倒错和忽视文化背景[3]。学者们，特别是历史学家们对心理史学的怀疑主要是认为多数心理史学家和心理史学著作都片面地抬高精神心理因素的历史作用，而往往忽视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关系这个决定性的因素，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直接矛盾的。事实上，在美国学者埃里克森(Erik.H.Erikson)出版《青年路德》一书后，这一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解决。当然，心理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确实暴露了一些不足和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其理论基础不牢固，这一点造成了心理史学在运用心理学相关知识时缺少融合，有生搬硬套之嫌。心理学领域自身的混乱局面是形成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虽然精神分析理论在心理历史学中比较成熟，各派心理史学家也用其各自的理论对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在众多的理论中没有一种理论能得到公认，这样他们对历史的研究在理论上是各取所需。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没有受过系统的心理学专业训练，对心理学不够了解也是形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 第二，史料不足，说服力不强，缺乏对历史人物的全方位立体研究。心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而历史研究却不能实验，而且往往一个人十岁以前的资料是极少的，史料的不完全往往导致理论分析的缺陷，也导致循环论证。许多史学家对人物的研究是从成年的政治活动推测他童年的经历和个性，然后又以此来证明这个人成年的活动。
第三，许多人在研究之前抱有很强的目的性，对史料只取其所需，根据预先设定好的理论和观点，选取符合相关条件的史料，这就必然会造成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后果。
第四，对民族史、文明史的解释往往趋于简单化，忽视了阶级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综合分析。如把童年的经历简单地看成一个人以后成功和失败的直接原因，这点在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学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弗洛伊德在《达·芬奇》一书中论述可谓是罪恶之源。
第五，导致了“历史碎化”现象的出现。部分心理史学的作品一味迎合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对奇闻轶事、服饰礼节、历史人物的野史传闻等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之处津津乐道，使得历史研究的结果成了一个个忽隐忽现的碎片，缺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科学性。
上述问题主要是针对以历史学专业为基础的研究者而言的，以心理学专业为基础的研究者人数较少，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最大的不足就是对史料的运用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如忽视对史料的真实性的考证，以论代史等。
这些问题早就引起了从事心理史学研究者的关注，并提出相应地解决措施，如林泽荣探究了心理史学在历史人物研究当中应注意的几点，包括注意心理同环境之间的关系、注重人物个性对历史产生的影响、了解个体心理的稳定性和可变性和注重群体心理的分析等四个方面[4]。黄夏玉认为，进行心理史学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研究方法上要注重综合性；第二，在资料的使用上要具有心理史学的特点；第三，在研究对象上侧重点要注意变化；第四，在研究上要有持之以恒的钻研精神。
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应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研究者的心理学理论学习，及时借鉴学习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一种真正的历史心理学，只有通过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明确地协商，才有可能获得一致。”[5]在美国，心理史学的研究者大多具有历史学和心理学的双重学术背景，目前国内在这方面与西方还存在较大差距。作为历史学和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果没有深厚的专业素养，其研究成果自然很容易遭到学界同仁的怀疑。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对心理学理论的吸收要有所选择，有所重点，其选取标准以实际研究过程的需要为准。
第二，注意搜集充分的有关历史人物个体心理的材料，并要保证这些材料的客观真实性，从中追踪和探索历史人物的心理轨迹。包括能运用反映当时人心态的第一手资料如论著、笔记、回忆、日记、书信、诗文等等，从中找出有用之物。经过分析、鉴别和取舍，对该历史人物进行科学的心理分析。在这方面，法国著名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名著《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是极好的研究典范。
第三，注意那些变动的心理、生理因素对人物行为的影响，即处理好个性心理的稳定性和变化性之间的关系。由于人在不同生理体质发育阶段或病变阶段，人物心理都会有所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影响人物的行为。由于这些历史人物通常处于位高权重的领导阶层，因此完全可能进而影响到历史的进程。
第四，要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主义。要分析过去人们的心理，就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实际。要分析其心理形成的基础，分析他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经济状况、家庭状况、个人阅历、以及生理健康状况等，从而弄清人们的心理形成、发生的基础及原因，进而正确地认识历史上人们的心理。
第五，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还要注意自身心理对研究行为的影响。史学家在揭示过去人们心理时还要对自己的心理有所把握，自我应尽量把对客体即历史心理的心理因素置于对客体的正确认识之上，主体史学家的心理应自觉接受理性认识的自我调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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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费弗尔。历史与心理学——一个总的看法[C]//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49.
电信二班 黄锌 201130301153 历史小论文
五四运动——中国历史从此而改变
电信二班 黄锌 201130301153
艰难历史中应运而生
观中国风云变幻八十余年的近代史，我想每一位中国人都会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愤慨和伤感，因为那是一段悲惨的历史，一段耻辱的历史。在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统治下，我们被无数次霸占领土主权，我们被无数次掠夺物质财富，我们被无数次践踏民族尊严„„这一切让中国社会完全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让中国人民头顶三座大山苦不堪言。中国面临这亡国灭种的危难，有许多爱国仁人志士们开始去探索并践行着救国之道，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改良到资产阶级革命，然而都以失败告终，中国社会依旧是一片黑暗混乱，百姓依旧民不聊生。
那到底是什么让中国开辟新的格局，进入新民主革命时期呢？是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是一场启蒙运动，它使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走出愚昧的过去，于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进而使中国社会发生发生翻天覆地的的变化。五四运动——中国的历史从此而改变。
五四留下的精神
五四运动，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不同含义。狭义的五四运动，主要是指从1919年5月4日开始，以北京为中心，随后扩展到中国各主要城市的；以学生为先锋，随后发展到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全国性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性的爱国政治运动。主要体现了她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现代意义的民族爱国运动之精神，具有深刻的政治革命意义。广义的五四运动，指的是1919年“五四”前后，在中国知识界发生发展的文化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发表《敬告青年》，请出德先生与赛先生始发，动员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使知识界的文化启蒙向全社会的文化启蒙运动转变，主要包含民主、进步、科学之精神。
五四运动的主要活动成员是当时的广大青年学生，他们在国家危亡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冲在最前方，这之中不仅仅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也体现了那一代青年们的精神风貌： 忧国忧民，赤子之心； 解放思想，追求真理； 不畏强权，独立人格； 批判迷信，崇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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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二班 黄锌 201130301153 历史小论文
这些精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在和平时期的我们这一代学生中间，我们似乎很缺乏这五四精神，更缺乏这爱国忧国的热情。可能是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稳定的生活环境
五四给我们的启迪
人类发展史告诉了我们，人类的思想从愚昧发展到先进是必然的，而一个国家从贫穷落后发展到繁荣昌盛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先进的思想也是必然的。 《三国演义》中开篇即言:“ 观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是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在两千年前，中国大地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巨人，孔子、孟子、老子等。紧接着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场面。这使得中国顺利完成了由奴隶制到封建制度的过渡。之后中国便进入了各朝代不断更换的封建历史。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繁荣时期，如“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然而每个繁荣的结果都是衰亡。为什么呢？归根在于封建思想在广大群众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了。具有奴隶性的思想的人们不会走向革命的道路的。他们只懂得一个制度——封建制度。
思想的启蒙，人们的行为目的不再是单纯的在受压制下苟活，而是勇敢地去追求独立自由，去追求科学与真理。当思想巨人让点点的思想火种在人民群众燃烧起来时，那将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开始。然而如果不添加“新材”，那么这希望之火也会慢慢地减弱，让一个国家走向衰亡。
当1919年，五四运动的掀起意味着中国广大群众的思想之火再次被点燃，人们开始走出了封建思想的统治，人们开始追求独立与自由，追求祖国的统一。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做了思想的基础，是中国历史一大转折点。从此中国开始走上自己的新道路。
一个思想落后的国家就像一潭死水，不知何去何从，只知原地踏步。而一个思想活跃的国家犹如奔腾的大江，为着强国的梦想往前冲。如今中国已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中国要持续的繁荣昌盛那就必须不断地解放人们的思想，不断地以先进的思想来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这有这样我们伟大的中国才能一直以强国的姿态领跑世界。
居安思危传承五四精神
在和平稳定、物质生活丰富的今天，在我们身上却几乎看不到了五四精神的影子， 这是一件值得我们去反思的问题。
或许有许多人会说，我们国家现在都那么强大了， 还用得着去为国家的安危担心吗？
也或许有许多人说，我们又能为国家做什么啊，那些国家大事都是政府的事情，我们又何必去瞎操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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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二班 黄锌 201130301153 历史小论文
如果同样的问题，我去问1840年以前的中国人 ，我想，他们的答案大概和上面提到的差不多。他们那个时候都在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结果迷梦碎了，他们不知所措，留下了耻辱的百年近代史。
一次历史是一次经验，一次教训 ，如果我们还不知道以史为鉴，那必将会重蹈历史覆辙。有句话说的好：不懂历史的人永远只是个孩子。我想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历史悲剧重演，所以我们不能做梦，我们必须警惕谨慎 ，居安思危 。
今天，在我们向健全的市场经济转型的今天，作为中国人对祖国与世界，民族与地球村，社会与个人等等的价值取向与人生态度，五四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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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天律是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晋商多在此设号，因此，山西戏班及名伶来京演出必到天津。
上海的丹桂茶园、群仙茶园、大观园等戏院也经常演出梆子戏，并邀请山西名伶十三旦、水上漂、人参娃、自来红等来沪演出，以满足晋商观看家乡戏的需要。
张家口是内地与蒙俄的通商枢纽，在这里经商的晋商尤多，所以山西戏曲在张家口颇受欢迎。
此外，随着晋商商路的拓展，北到多伦诺尔、归化、库伦，南到四川、云贵，西到甘肃、宁夏、青海，均有山西戏曲的足迹，并且在一些地方曾风靡一时。
有人说：凡是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就有山西戏的演出。
此话反映了山西戏曲的发展与晋商的密切关系。
晋商除邀请戏班演出外，还经常出资自办戏班，到各地演出，使山西戏曲在艺术上有了更多的创新与提高。
第一个组建梆子戏戏班的是榆次聂店富商王钺，他在咸丰年间组建了“四喜班”，不仅请来了盖山西、秃红、一杆旗、一条鱼等名角，还从苏州置办了戏服、行头，该戏班轰动一时。
此外，榆次王湖村富商创办的“三合班”、清源县东罗村富商时成盘创办的“小梨园”、太原济生馆药店创办的“太平班”、张家口一带的晋商创办的“狼山戏班”等也名噪一时。
除了爱听戏、看戏，有的晋商还会唱戏，晋中商人从掌柜到伙计，多会唱几句山西梆子，有的晋商甚至还成为票友，粉墨登场。
此外，一些晋商还研究戏曲，创作剧本，为山西戏曲的改革、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祁县富商渠源滏是著名的票友，他对梆子腔极为迷恋，在渠家大院中建有一座造型精美、布局合理的戏台，在这里组建戏班，聘请名师，常年演出，并经常亲自登台献艺。
咸丰年间，他聘请当时最有名的蒲州戏曲演员，组成晋中最好的戏班子，承前启后，推陈出新，对音乐唱腔、伴奏技巧等进行探索和改良。
祁县富商韩子谦痴迷戏曲，置家族商业于不顾，终日与梆子腔、木偶、秧歌艺人往来。
他不惜重金购买全部戏装行头，于每年冬季辟锅灶、设暖房，专门邀请晋剧(中路梆子)名流聚会，切磋技艺。
1925年，韩子谦同时考取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和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四年后同时获取两校毕业文凭返晋，专心致力于晋剧艺术的研究和改革。
在他的支持下，成立戏曲研究社，对晋剧的剧本、音乐、声腔、表演等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改革。
山西的梆子腔在京师的命运与晋商的命运紧密相连。
辛亥革命后，晋商衰落，无力再为梆子腔捧场，梆子腔失去最有力的资助者和最热心的观众群，于是随着晋商的衰落走向低潮，在京师戏曲界的地位逐步为京剧所取代。
但是，发源于三晋大地的山西戏曲仍旧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地繁衍，20世纪30年代，当留声机成为一种时髦的消费品时，第一批灌制唱片的剧种中就有山西梆子，这时山西梆子从晋商的大院、会馆、戏台中走出来，在更广阔的天地间舒展着身姿。
并且，在晋商带动山西梆子向外省发展的过程中，山西梆子与当地的声腔结合演变衍生出一些新的剧种，如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等，这些优美的声腔与山西戏曲一起，在新的时代继续用那优美的神韵演绎着帝王将相与寻常百姓的悲欢离合。
论文关键词：“飞将军”李广的运数之“奇”
西汉名将李广作战英勇，治军独特，深得君主器重，按说驰骋疆场，应该一生顺利，但事实正好相反，李广虽然武艺高超，善制强敌，但总是在战场上碰到不利的情况。古代占卜中以偶为吉，以奇为凶，所以李广被人称为“数奇”。他的一生的确运数不佳。
公元前129年，刘彻派卫青、公孙贺、公孙敖和李广四位将军各领一万骑兵，分路进击匈奴。李广兵出雁门，碰上匈奴大队人马，兵败被俘，他在敌人回军时瞅准机会夺得战马，逃脱归京。朝廷将李广交给法官，法官因为李广作战损失太多自己又被活捉，判决斩首，李广纳金赎罪，成为平民。
在长安附近过了近一年平民生活，因匈奴进攻辽西，打败了韩安国的军队，李广被启用为右北平太守。前123年，李广等六位将军由大将军卫青统率兵出定襄，以十余万骑进攻匈奴，诸将中许多人杀敌斩首达到一定标准受封为侯，而李广的部队偏偏没有功劳。三年之后，李广率四千骑兵出右北平人文历史论文，与博望侯张骞的万余骑兵分道而行，相约会合。不料李广的部队半路上被匈奴左贤王四万骑兵包围，交战中汉军损失过半，李广和儿子李敢在危急中以英勇善战精神稳定了士气，第二天继续拚杀，张骞的部队赶到后匈奴才解围而去，而战后李广的军队已所剩无几。按照法律，张骞约会失期，受到惩罚，李广功罪相抵，没有封赏。
李广在公元前166年的萧关之战中初露头角，若当时他不小于十八岁，那到公元前123年时已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将军了，尚未像许多将军一样受封侯爵。当初李广与堂弟李蔡俱以郎官身份在汉文帝刘恒朝中干事，景帝刘启执政时李蔡位至二千石，已达到官秩和俸禄的较高等级，武帝刘彻执政时李蔡因军功封为乐安侯，不久位至丞相。李蔡为人属于下中，按当时的九等划分法当属第八等，名声远在李广之下，但李广当时没有爵位和封邑，官位没有超过九卿，而李广属下的军吏和士兵有些都取得了封侯之赏。和普通人一样，李广对这一问题并非毫不计较，他曾和当时善于占卜的知名望气人王朔闲谈说：“自汉朝出击匈奴以来，我未尝不在其中，但各部校尉以下，中等才能的人，以军功取侯者几十位。我作战不在他人之后，至今却没有一点功劳得到封邑，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看来李广本人在老年时对自己未被封侯一事也是深感不平。
前119年，刘彻派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平分十多万骑兵和几十万部队，从定襄和代郡分两路出击匈奴论文下载。李广多次请求随军参战，刘彻觉得他年老，不同意，过了许久，又答应他随卫青之军参战，任他为前将军。但刘彻认为李广做事不顺，暗中告诫大将军卫青不要让李广担任正面进攻，以免耽误了胜敌的机会。卫青军队出塞后，从俘虏口中知道了单于的处所，决定自率精兵突袭，他让李广合并于右将军赵食其的部队，从东路进击。这条路稍有迂回，行程较远，大军行进会缺少水草，难以结队而行。李广不同意这种安排，对卫青说：“我被任为前将军，您却改让我从东路出兵。我从年轻时就与匈奴作战，今天才遇上单于，故甘愿作前锋，与单于决死。”卫青因刘彻的告诫，不让李广担当正面进攻，因而尽管李广一再请求，卫青始终没有答应。他让长史（相当于秘书的将吏）下文书给李广的军府，写道：“赶快到军部，照文书上说的办。”李广没有向卫青告辞就走了，心中恼怒人文历史论文，带着士兵与右将军赵食其一同从东路出发。部队没有向导，不时迷失道路，落在了主力部队的后面。及见到主力部队时，正面战场的大战已经结束，大军已回到了沙漠之南。这次战斗因东路军迟到而致单于溃败逃走，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果。两军会合时卫青派长史送酒给李广，顺便询问他们迷路的情况，准备向刘彻汇报作战过程，李广没有回答。卫青又派长史召李广幕府的人员前去听候审问，李广说：“各校尉无罪，是我迷失了道路，现在我自己去上供状，听候审问。”他回到自己的幕府，对部下说：“我从年轻时起与匈奴作战大小七十多次，这次有幸随军与单于直接交战，大将军又调我的部队走迂回的东路，偏偏迷了路，这岂非天意！况且我已六十多岁，不能再面对那些舞文弄墨的办案人员了。”于是竟拔刀自刎。
李广自刎，他的全军将士都哭了。老百姓听到此事，不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也不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为他流泪。这次与李广一同出征的赵食其被法官判为死罪，他纳金赎为平民。
李广征战一生，至老年尚无封侯之赏，并不是封赏者对他有意刻削，而是他的军功的确没有合于受封的律令标准。前119年的出征正好是与匈奴单于直接交战，李广将其视作自己大显神威、为国建勋、成就功名的绝好机会，但却被调往东道偏师，不幸又迷路失约，使汉军失去了后路截击部队而致单于在困窘中遁逃。尽管大将军卫青对他本人持以安慰态度，但李广既不能忍受军吏问责的羞辱，更不能忍受这次立功机会的丧失，愤懑之情一时难寻解脱之方，竟选择了自刎的方式。
李广在抗击匈奴的战场上身经百战，但却一次次错过了立功封侯的机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数运不济呢？李广最后一次出征前曾向望气者王朔询问个中缘由，让王朔看看是否属于自己生相上的问题，王朔说：“您自己回忆一下，是否有自己非常悔恨的事情？”李广回答说：“我当年做陇西太守时，羌人反叛，我诱降了八百多人，后来用骗术把他们在一天之内全部杀死，至今最悔恨这件事。”王朔告诉他：“灾祸没有被杀掉已降之人更大的了，这就是将军不得封侯的原因。”王朔并没有直接回答有关生相的问题，却转而从李广一生的行事中寻找缘由，他的说法自然未必能被人们完全接受，但他却道出了望气之人观察生相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从一个人的社会活动中考察他的行事特点，从而粗断他的命运。
诱降和骗杀羌人之事，与李广未得受封并无直接联系，但它反映了李广行事的恶狠和个人心理上龌龊阴暗的一面。这类心理深层的弊失普通人多不能免除，但要将其恶狠地付诸实施，却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尤其作为一郡之守，他的行事会产生较大范围的社会影响，会使人们对一种恶的行为产生更多的怨望。而一个人的处事行为不会是孤立的，它是一定行为方式的`体现人文历史论文，这种特定的行为方式会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甚至枝末细节上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人们对其人格特征的基本认识，也会形成相应的报答回应。社会是一个由复杂因素而有机联系的整体，社会对一个人的报答回应与该人表现于社会的人格特征在善恶性质上总是大体符合的，从长久的时间系统上考察更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王朔的望气之法并非没有道理。
李广在当年被匈奴俘虏逃回后，他赎罪为平民。这期间他与灌婴的孙子灌强隐居于京郊蓝田的南山射猎，有一次他与一名随从骑马外出，与友人在乡间饮酒，晚上回时路过霸陵亭。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当时的亭长由霸陵县尉兼任，专司守陵之职。那晚上霸陵尉喝醉了酒，对路过驿亭的李广呵斥阻止，李广的随从急忙分解说：“这是前任李将军论文下载。”县尉说：“现任将军也不能夜间通行，何况前任将军。”迫使李广在霸陵亭下住宿一夜。过了不久，北方战事吃紧，刘彻征用李广为右北平太守，李广请求让霸陵尉与他一块去，朝廷同意了，霸陵尉到达军中，李广即将其斩杀。
由此事更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广在陇西骗杀八百羌人，绝非偶然之为，而是他为人处事的一种行为方式的自然表现。以某种恶狠的方式报复和待人，正是他现实人格的一部分。霸陵尉拒绝李广晚上过亭，如果是照章执行政令，那他就并无任何过错，不认情面而严于守职，正是一种应予赞赏的行为，也许李广的军事活动更需要这样忠于职守的人物；即便霸陵尉是无故关亭，那也属酒后妄为，不至于杀头之罪。李广杀了霸陵尉后曾向刘彻上书谢罪，刘彻曾批字作复，大意是说：作为将军，是国家制敌的凭借，《司马兵法》上认为将军具有“登车不轼，遭丧不服”等免于俗礼的必要，这是要求为将者要有威严，所谓“怒形则千里惧，威震则万物伏”。我所期待于你的是对匈奴报仇除害，你若免冠徒跣，叩头请罪，那不是我的期望！刘彻在批复中几乎完全回避了李广请罪之事，体现了宽厚的谅解和热切的期待。然而，这是刘彻的聪明之处，李广上任前要求霸陵尉相随，人们一定会认为他要重用此人，答应这一条件的不是刘彻就是朝廷有关机构，但李广凭借刚刚到手的权力，却公报私仇，这虽然满足了自己一时的报复之心，但却使用了欺诈方式，最终也把答应他条件的上司置于了不义和尴尬的地位。适逢朝廷用将之际，刘彻并没有追究李广擅杀之责，甚至给了他不少的宽慰和激励，但心底决不会没有丝毫怨怒；如果国家最高层由此认定李广是一位心胸狭窄、睚眦狠报的人人文历史论文，那日后对他的任用和封爵也就不会没有应有的顾忌。刘彻曾暗中告诫大将军卫青不要让李广担任对单于的正面进攻，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总是表明他密切关注着李广的为人和作战。征战一生的李广未得封侯，他的尴尬和急切心理刘彻不会不知，天下在握的刘彻也并非没有破例赏封某人为侯爵的先例，但更多的可能是刘彻对李广不愿开启这一封口，他宁愿让李广在前线去拼杀，凭自己的斩首之功去猎侯。战场立功常有许多不定因素，而刘彻对卫青的告诫也表明，他也不愿把最好的立功机会交给李广。王朔提醒李广，人生的不顺要在自身的行为中寻找原因。李广的心性弊失和命运不顺表明，王朔关于看相望气的方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还在前朝刘启执政时，李广以骁骑都尉身份随从太尉周亚夫参加平定吴楚之叛的战斗，他在昌邑之战中率一支轻骑部队冲击叛军，砍敌帅旗，立下显赫战功。昌邑是梁国的要塞，平叛胜利后梁王刘武授给李广将军之印，李广接受了这一将印，但他没有想到，自己是朝廷派出的将官，接受诸侯的封任犯了朝廷的大忌，李广回京后非但没有受到任何奖赏，反倒被调任到边郡上谷为守，带有贬谪之意。刘武是刘启的亲弟，平叛时双方互相支持，兄弟两人的关系当时尚十分要好，也许李广没有想到更多的问题，将受印仅仅视作皇家对自己的看重和个人应得的奖赏，但他作为一名已在皇朝任职的将官，意识不到朝廷与诸侯本有的利害关系，对名利只是一味地接受而不知必要的拒绝，也显示了他政治上的短视和幼稚，这一自身原因也必然成为他人生发展中的一种限制。
诠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一位往返于神界与人界之间，为人与神传递消息的信使赫尔默斯（Hermes），因为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作为信使的赫尔默斯就需要将传递的信息进行翻译和解释，从而使得人类能正确理解神的旨意。
正是基于这种最初的含义，古代语文学家都用“翻译”和“解释”来定义诠释学。
由于从赫尔默斯发展而来的诠释学有传达诸神的旨意的含义，而这种旨意带有一种无条件服从的“神授意味”，使得诠释学在某种作用上被看作是一门我们必须把它的要求当做真理和命令一般加以服从的艺术，因为它能理解和解释那种对我们封闭的东西——陌生的话语或他人未曾说出的信念。
因此，诠释学也被看作是一种需要特殊精神所造就的能力或实践。
诠释学经历了类似于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从属于语文学的历程，到了20世纪已把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策略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
一些人文科学甚至也把它看成一种最新的视角或策略论，如近年出现的文学诠释学、历史诠释学、艺术诠释学等，我国有些学者甚至还提出要建立我们中国的诠释学。
而关于中国诠释学的概念，最早是由台湾历史学家黄俊杰教授在其《孟子思想史论》中提出来的，所指的是“中国学术史上源远流长的经典注疏传统中所呈现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诠释学”。
由此，我们可以先把经典的归属理解为文献的范畴，这应该是没有任何疑义的，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理解，“注”，是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是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
注与疏的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作用、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
因此，运用诠释学在图书馆进行民族文献研究，特别是民族古籍文献的研究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具有深远作用的。
不仅可以逐渐丰富和完善“中国诠释学”的理论概念体系，还能把目前理论界相对比较杂乱的“古典解释学”、“古代阐释学”以及以古代经典命名的一切解释学、诠释学，统一归并称为“文献诠释学”。
因为，文献学的范畴很广泛，包括了一切与人类文明传承有关的知识、技术与文化及各种载体的总和。
而图书馆是各类文献最大的集藏地，也是各类民族经典的最大收藏者，用诠释学对图书馆中的经典民族文献进行注疏，是对图书馆馆藏古籍文献进行开发利用及科学管理工作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
一、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关系
自古以来，文学与历史便具有深刻的联系与渊源。许多重要的历史典籍同时也是优秀的叙事文学，比如《史记》与《左传》等。史学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小说不断地从史学中汲取营养而发展演变。史传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春秋笔法及纪传体叙事技巧的运用。文学师法历史，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生存发展，这是历史对文学单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文学对史学家的叙事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具有深厚的文学造诣，不但善于吟诗作赋，而且在作文方面尤为擅长《史记》不仅具有温润的语言而且在叙事方面张弛有度，且富有诗意与饱满的情感。从司马迁开始，我国史学著作中叙事一般都采用纪传体的叙述方式。在这一叙述方式中，文本是以某一人物为叙事中心，围绕这个人物展开叙事讲述这个人一生的故事。这是一种富有文学精神的叙述方式。历史作为过往事件的记述，在时间方面保持线性发展，在叙事方面则是事件的客观再现两者交织发展，构成历史叙事的时空构架。纪传体的叙述围绕着人物展开，由于人具有主观性，因而叙事过程中时间与事件则置于人物的描述范围内。
二、现代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
以鲁迅小说桩人日记为例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新的历史语境，文学以其独特的话语进入历史的叙事中，共同参与着历史的叙述。在现代，中国发生了历史转型，新的历史主体代替旧历史主体走上历史舞台，采用符合历史形势与文化语境的文学话语，以显现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便是诞生于动荡的“五四”时期，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了新历史主体话语权争夺的要求，以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达契合了当时的历史语境。
（一）文学对历史的解构行为
鲁迅在小说中借助狂人之口把中国历史喻为一部吃人的历史。其中叙述主体即狂人所叙述的事件几乎都是对这一历史观的现实反映。不但赵家的狗表现出吃人的信号，而且周围的人都在设法陷害“我”，亲人包括哥哥与母亲都吃过人，最后发现自己也吃人，推测是不是孩子也吃人。小说通篇的叙述都是对吃人这一历史的叙述，构成了对历史的解构行为。解构历史是为了重构历史，探寻一种崭新的历史叙事话语。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一叙事人称内蕴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内涵。第一人称叙事首先是对个体意识的张扬。个人声音的出现意味着摆脱了以往文学叙事中中允、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中国文学中开始出现了一个响亮的个人的声音，这个声音能够大胆地坦陈自我的内心，在诉说着、呐喊着这个作为个体的、独特的我的想法、愿望以及各种情绪与欲念，这在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足以令人兴奋的变化。中国历史上人们惯于压抑个人的声音，将个人的个性与心理隐匿在群体之中。而小说中狂人的声音则象征着新的历史主体出现他能够在这一历史舞台上响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作为叙述者，主宰着新的话语，也掌控着叙述文本的发展，这意味着新的历史主体同样具有这些对历史话语的主宰权与掌控权。这位叙事者具有清醒的头脑，能够看清历史的真正面目，富有怀疑精神，敢于自我解剖，信奉进化论，相信历史发展的进步性，文明在不断进步与发展，总有一天这个世界“将容不下吃人的人”。这位叙事者是一位走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与启蒙者。狂人作为小说的叙事者，是叙事的主体，也是可以代表新的历史主体的中心人物。
（二）启蒙者的历史叙说
这一叙事主体兼历史主体，以解构历史为立论依据，叙述历史上的种种吃人表现。小说中主要采用日记体的方式来进行叙说，以内心独白的形式为主。内心独白是一种自我言说，是自己与自己对话，但是在小说中，以自我言说的方式分明试图在向他人表达，语言与叙述的指涉对象是外部而非内部。小说中具有一些体现出这种对外表达意图的句子，诸如“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或者“救救孩子”等。这些句子缺少主语，是一种启蒙者的言说方式。这个启蒙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深刻的思想。他对历史的看法远较一般人更为深刻，不但可以看透历史上吃人的真相，可以穿透其他人的虚伪表象看到内在本质，而且对自己也有极为勇敢与透彻的认识与剖析，清醒地发现“我也吃了妹子的几片肉”。最后，这位启蒙者将历史的真正面目揭开，让所有人看见这一真相，并斩断了人们在精神上的退路。小说以独白的言说方式表现启蒙者的思想，以内敛的叙述方式展现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显示出了鲁迅小说艺术技巧的高明之处，同时也是现代启蒙者高超启蒙策略的成功。
（三）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双重叙事手法
《狂人日记》采用双重叙事的手法，一是狂人日记式的叙述言说，一是文言小引式的叙事。在日记体的前面，有一段文言文形式的引子表明叙述人发现日记手稿，表面上增加了小说叙事的可信度，从而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双重叙述。因此，小说便有了双重的叙述人，一个是文言文之“余”，一个是白话体之“我”，双重叙述人之间构成了一种叙述的张力，大大地增加了叙述文本的丰富内涵与深刻意蕴“余”与“我”的叙述，建构了一个清醒的世界与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疯狂的世界，这两个文本构成的世界是相互对应并相互对峙的，使得整个叙事呈现出一种复调的关系。这两个叙述世界是整体叙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其中之一而忽略另一个世界都会造成对文本叙述的误读。在前面的文言叙述中，关于狂人已经病愈并赴某地候补的记述，是对后文精神世界的一种对峙与终结。这段文言叙事似乎在暗示，无论狂人多狂思想有多么深刻，终究都被现实所“治愈”，成为一个正常人，为功名利禄而奔波。这种叙事方式似乎在暗示启蒙者的命运。
三、当代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
—以苏童小说《妻妾成群》为例当代文学依然沿袭了与历史的复杂关联，以小说的叙述言说着某种历史的景象。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也在发生着某种改变。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呈现了一个与之前不同的历史图景。苏童将控诉封建淫威的题材建构出一种不一样的文学景象与历史言说。
（一）文学叙事中历史图景的转变
《妻妾成群》中，文本叙述者围绕着颂莲这一关键人物进行叙事，呈现出一个日渐颓败但却充满了诱惑的旧家庭景观。这个即将没落的旧式大家庭中充满了各种利益的争夺、工于心计的争斗、欲望的挣扎与煎熬。历史被作者推到了文学的背后，作为一个故事展开的大背景。作者故意忽略当时一些富有政治与历史意义的人物与事件，而把笔墨倾注在一些对主题表达有价值的事件上。叙事者采用了聚焦的手法，并且这种聚焦是多层次的，即存在焦点的转移。叙事中的聚焦在对某些人事提高重视的同时，也忽略了对其他一些人物与事件的表现。聚焦的焦点在一些人与事之间进行转换。这不是局限于叙事学方面的转换，而是延伸到社会文化领域意味着一些可能非常重大的历史景观在叙事中遭到忽略，而另外一些不那么明显甚至不为人知的历史景观则在叙事过程中得以凸显出来。小说叙事通过叙事焦点的变化表现出这种历史的转变，呈现出一幅独特的历史图景。
（二）小说叙事与历史图景的审美距离
小说中的历史图景呈现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渐渐发展，最终促进了市民社会生活图景的产生。在这一历史图景之中，启蒙话语与政治话语都不再作为一种主流的言说，经济利益与欲望及权力的争斗则占据历史发展的中心地位<妻妾成群》以一种独特的文学话语方式再现了这种历史图景的一个侧面，但同时又与这一历史景观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与其保持了一种文学的审美距离。文本中对这一历史景观的书写，是以一种诗意或审美的态度进行的。比如文中出现的“井”的意象，便是一种象征，暗示着这种生活图景中暗藏的危险性，让人们对其保持警惕之心。陈佐千则象征着一种“古旧文化的历史记忆”他试图从年轻女子身上获得新的生命力，使其生殖力得以保持下去。陈佐千这种意图的落空意味着某些古旧的历史存留依然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与延续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展现出了一种历史颓败的图景与陈旧事物没落的命运。
20世纪文学叙事中既包含对既往历史的解构行为，又具有对历史形象的重新塑造，充分展现出文学与历史相互缠绕与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文学叙事中建构了一幅幅多姿的历史图景，背负着种种历史赋予的责任，起到或启蒙、警示，或娱乐的使命。文学正是在与历史的纠葛与缠绕之中，保持着自身的艺术立场与审美距离，介入历史并言说历史，以文学的话语呈现出历史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