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中国由此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这次帅气的小编为您整理了近代史论文3000字鸦片战争历史【优秀3篇】，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朋友。
《浅析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摘 要】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它叩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使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同时随着中国国门的逐渐打开，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对中国落后的农业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洋务运动的兴起和洋务活动的展开，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近代化工厂的建立，农民运动的此起彼伏，对旧社会旧思想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儒家思想体系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思想被“夷狄”的坚船利炮击碎，有识之士开始了自我反思的道路。从经世致用思潮到开眼看世界，再到师夷长技以制夷，饱学的进步之士的思想逐渐转变，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化等各方面发起了变革。本文研究浅析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其目的在于试图通过对鸦片战争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分析，了解到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受鸦片战争的影响造成的转变及原因，并对此做一个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国文化；影响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清朝前中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十分繁荣，尤其康熙、乾隆、雍正三朝，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在平和的环境下，社会风气逐渐走向奢侈糜乱，光鲜之下矛盾暗长。清王朝统治者在落后的封建观念统治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清王朝陷入了不与外界沟通的封闭状态，国家发展陷入停顿，逐渐由盛转衰。而当清王朝逐渐走入没落之时，欧洲各国却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资本主义各国逐渐完成了资本主机原始积累，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具备雄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时，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它们逐渐把目光瞄准了中国。
一、鸦片战争概述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并额逐年增多。英国资产阶级极力向中国倾销鸦片以抵御贸易的入超，妄图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大发鸦片财。中国方面白银大量外流，人民饱受鸦片摧残，精神和健康受到严重伤害。道光帝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林则徐把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海滩集中销毁，这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
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出兵，但清政府并未在沿海地区积极备战，导致当英军来袭之时清军变一触即溃。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积极抗英，涌现了三元里抗英斗争等反侵略斗争，充分展现了人民对侵略活动斗争的决心和强烈的爱国情操，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战败收场，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传统观念的变迁
中国的文明诞生极早，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在周边国家中，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一直是最高的，即使被周边落后的少数民族用武力征服，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力和融合性最终也会将之同化化作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同时中华文明也以其强大的影响力辐射了周边国家，形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中国自古养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的观念而非国家观，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理念，视周边的民族皆为蛮夷，认为中国就是天下之中心。石介先生的书中曾提到“天出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偏者为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我们能看到这时国人已视自己置身所在即为世界的中心。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中国即为中央之国，周围的蛮夷国家都应该向中国称臣纳贡。在“天朝上国”的骄傲自满中中国对所谓的“洋夷”不屑一顾，这种洋洋得意的自满被带到了鸦片战争之中，清政府认为英国还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甚至当时有的官员向皇帝献策称洋人的腿是不会奔跑的，因此对付他们只需要用竹竿将他们击倒。直到经历了鸦片战争清政府的惨败，时人才认识到清朝“天朝上国”不过是自己编制的美梦，被认为野蛮未开化的夷人已经将自己超越。少数的饱学有识之士开始了自强的道路。从“经世致用”到“开眼看世界”，从“变古愈尽，变民愈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天下”的观念向“世界”的观念逐渐转变。所以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的以“国家”而不是以“天下”自称的观念才逐渐形成。
(二)现代教育的萌芽
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播还是中国的现代教育的重要条件。其中洋务运动时期的洋务教育是中国现代化教育的萌芽阶段，在中国教育史中它是不能抹去的重要篇章。洋务教育主要有三个方面：洋务学堂为中国培养现代化人才，留学教育把学生送往欧洲接受先进教育，翻译西方的优秀著作传播西方先进知识。洋务教育是现代教育的萌芽，它使中国的教育由传统的模式向着现代化模式转变，这是对旧中国已经无法满足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封建式教育的一次彻底否定。中国的近现代教育从此拉开了序幕。
洋务派的洋务学堂无疑应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位。正是洋务学堂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最初的领地，为传统教育在形式上的逐步解体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中国教育正式启动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中国近代首次教育价值与道路选择，洋务学堂以缩影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国人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初级阶段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和处理。它的办学得失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道路的选择，乃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具体来说，洋务学堂改变了传统的教育观念并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促进传统书院进行改造；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避免了殖民化的前途，代表着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等。洋务学堂尽管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变器不变道”办学思想的支配下，洋务学堂仅仅是引进了西方的工艺技术，却失掉了作为技术根本的科学精神；试图保持传统的人文教育，但事实上却僵化和削弱了人文教育，这些都引导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走进了狭窄之路。
参考文献：
[1]石介。中国论徂莱石先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魏源。魏源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张静。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J].历史教学，2012(13)
《鸦片在近代中国泛滥的原因探析》
【摘 要】 文章探析鸦片在近代中国泛滥的原因：输入鸦片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竞争；巨额利润对各方的吸引；清政府的吏治腐败，统治阶级无能；民国成立后的国内状况混乱，因此，鸦片在近代中国的泛滥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
【关键词】 鸦片泛滥；近代中国；原因
自鸦片走私贸易进入中国以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带来严重的危害。清政府、民国政府等都有禁烟政策，然而却成效甚微，都没有阻止鸦片在近代中国的泛滥。鸦片贸易横行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是由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共同构成的结果，是当时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状况的一个缩影。
一、输入鸦片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竞争
当时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国家众多，并且国家之间因为利益而相互进行竞争和勾结，这是鸦片泛滥于中国的直接外部原因。西方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殖民国家，最早有葡萄牙和荷兰。他们以澳门和台湾为据点，向中国内地输入鸦片，不过数量不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成为对华鸦片走私量最大的国家。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跃居世界前列，对外殖民扩张也发展迅速。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侵略东方的殖民机构，它试图以各种方式打开对中国的殖民贸易大门，以便倾销英国商品，但却屡遭碰壁。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男耕女织、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国家，根本无需依赖对外贸易而生存。因此，鸦片贸易就成为了东印度公司改变不利贸易入超局面的一种手段，确立其对华鸦片政策。甚至最后，英国不惜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接受鸦片贸易。同时，美国独立战争后开始急剧发展资本主义，扩大对外贸易。由于英国对印度鸦片实行垄断，所以美国人另辟蹊径，在土耳其发现了鸦片。土耳其鸦片质量不如印度鸦片，但因价格低廉，在中国市场上竞争力很大。1817年美商又在波斯湾找到新的货源，使得1817、1818两个年度中贩运总数达到4000箱，占各国输华鸦片总数的42%。为了与美国争夺中国的鸦片市场，英国大力增加印度鸦片的产量，导致其价格下降，美国对华鸦片贸易开始处于不利的地位。1821年，为了倾销大量增产的印度鸦片，英国允许美商贩运印度鸦片。英美两国开始相互勾结，扩大对华鸦片的输入量。
二、巨额利润对各方的吸引
鸦片走私之所以能够兴起并且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鸦片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西方资本主义和烟贩都从鸦片贸易获取了高额利润。以英国为例，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规定，鸦片按照成本300%的高税率进行征税。另外，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许多英商洋行以三角贸易方式，将贩卖鸦片所得的现银从中国进口茶叶等畅销品，运回英国本土售出时也需缴纳大量税金，成为英国政府的又一税收来源。以1813年为例，这一年印度上等鸦片“公班土”，每箱成本费用是237卢比，它的拍卖价格，包括印度政府的鸦片税在内，每箱2428卢比，超过原来成本九倍，东印度公司约得其中的三分之二。其次是印度政府。鸦片税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它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1829―1830年从鸦片专卖所取得的收入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全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第三是烟贩。因为鸦片是偷运进口的，逃避了纳税。公班土在印度每箱的拍卖价格为1785卢比，在中国的卖价为2618卢比，两者差额为833卢比，折合银洋为四百余元，扣除少数运费等成本外，剩下部分就是烟贩每箱的实际利润。最大的英国鸦片贩子查顿在私信上说，在最好的年头，鸦片的利润高达每箱一千银元。英国鸦片贩子泰勒在1818年说过：“鸦片同金子一样，任何时候我都能卖掉。”鸦片贸易在对东印度公司、印度政府以及烟贩共同有利的条件下，更加快速发展起来。随后，东印度公司采取大量生产、低价推销的政策，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更进一步增加。
三、清政府的吏治腐败，统治阶级无能
当时清王朝吏治的腐败、税制的紊乱是导致鸦片泛滥的一个重要的内部原因。由于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与驱动，清朝有不少官员或主动或被动地纵容甚至是参与鸦片走私。鸦片虽然是走私贸易，而且朝廷有令禁止走私贸易，但这种走私其实得到了广东、福建一带官府的默许，几乎形成了庞大的鸦片走私受贿官员集团。以查缉鸦片走私为专责的官府“巡船每月受贿银三万六千两，私放入口”。各级官员也都争相从鸦片走私中获利，“水师有费，巡船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连英国商人也曾说：“在中国方面，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的默许，过去和现在的巡抚，都从中取利。”甚至英国官方也宣称：“因有完备的贿赂制度，鸦片贸易进行得很顺利正常。”官吏受贿的普遍，致使鸦片走私日益猖獗，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偷偷运进了天朝。”并且随着鸦片输入数量的激增，鸦片税也成为清朝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在进口税中，鸦片税约占一半左右，最高时甚至占60%以上。
四、民国成立后的国内状况
清王朝灭亡后，直到解放前，国家都一度处于战乱与管理的混乱之中，所以在这种国家背景和社会环境下，鸦片便再次泛滥起来。北洋军阀时期中国陷于军阀割据状态，为了争夺地盘，扩充军队，各派系军阀几乎都利用毒品掠夺社会财富，依靠鸦片消费税增加税收来源，有的甚至纵容种植罂粟。于是，鸦片烟毒在北洋军阀时期又逐渐开始流布，甚至出现了一些专业性质的鸦片公司，例如上海的信远公司、公平公司、聚丰公司、三鑫公司等，都是大型专业贩毒公司，其后台则是军阀和外国侵略势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从1927年9月至1928年4月颁布了许多禁烟章程及条例，但起初主要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即用增加税收的方式限禁鸦片。南京国民政府后期，国产鸦片数量猛增，西南地区成为鸦片的最大产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向中国大肆输入鸦片和其他毒品，将东北地区变成日本推行鸦片专卖的主要基地，并建立全国性的贩卖网，使鸦片在中国又一次泛滥成灾。
五、小结
从探析中我们可以得出，想要真正的杜绝鸦片、毒品的泛滥，首先国家需要拥有独立的主权作保障，当时我国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的二半社会，内忧外患，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解决人民苦难的最关键的前提。其次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当一个国家经济强盛，才能在国际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近代西方国家逐步的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大幅的提高的同时，清政府却还在“闭关锁国”，停留在“天朝上国”中止步不前，封建制度严重阻碍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我们在经济上，军事上、科技上等领域落后于西方，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将我们强行拖入它们的利益纷争中。同时，鸦片的禁止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做基础，而当时的近代中国社会因为政权的更迭，始终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能够长期统一国家、保护人民，社会处于治理的混乱之中。最后，当时清朝政府的日趋腐败，导致国家的治理更加涣散。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因此，鸦片在近代中国的泛滥是有着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多重因素所共同导致的，是中国人民在近代苦难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M].中国致公出版社，2012.2.
[2] 岳冰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输华情况、原因及影响[J].文教资料，2011.6.
[3] 刘淑敏，胡赤军。近代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主要利益[J].长白论丛，1996.6.
【作者简介】
蔡艳君(1991-)女，陕西咸阳人，西安邮电大学研究生，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
《鸦片战争后中日两国对本国及世界的认识》
摘 要：鸦片战争之后中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列强压迫的社会，而日本却逐渐兴起成为亚洲列强，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文章旨在分析中日两国对当时的本国及世界的认识。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日；本国；世界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既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割地赔款，卖国求荣，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社会矛盾、革命任务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鸦片战争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鸦片战争也客观的给中国带来了些许进步的元素，如：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大门；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技术等。但是，这没有改变中国被侵略、被压迫的命运，中国由此进入了极其黑暗的时代。反观日本，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天赐之鉴”，开始积极准备与西方列强的预期接触，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加强海防、主张改革内政等。这为日本后期的明治维新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那么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为何在鸦片战争之后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我认为这是由于两国对当时的自身和世界认识的不同，所以也产生了后续发展的不同。
一、中日两国对本国的认识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在古代历史上，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丝绸之路、隋唐盛世……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中国文明为亚洲文明提供供给，亦是亚洲文明的中心。古人很早就把中国看做是天下的中心，把周边民族或国家称之夷、蛮、戎、狄，产生了华夷思想。由于周边国家的臣服，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常常是册封与被册封的隶属关系，中国成为册封体制的中心，外国使臣朝觐时都要跪拜磕头，这就更强化了“皇皇中华，四夷来朝”的思想。中国又很早形成了独立的文化体系，并且成为文化输出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周围的地区，往往是中国给予文化的地区。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别国文化流入，但它们不可能成为主流和改变原有文化的本质，相反，总要受到儒学的改造。所以，古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久而久之，这种优越感和自信心就蜕变为夜郎自大的观念，对外国和外来文化总是不能正确对待和虚心学习。清末，即使中国已经落后，本土文化已经呈现保守，但上述传统观念依然非常强烈。顽固者自不必说。显然，传统文化观念模糊了中国统治者的视线阻碍了对世界文明的吸纳。
日本四面环海，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处于相对孤立的环境。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就有着很强烈的忧患意识，为了生存和发展，日本民族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吸收外部文化，以打破孤立的倾向，在知识方面的表现就是对外国的事物什么都想知道的求知欲。日本不是文化发源地，在公元3世纪以前尚无文字，在7世纪以前也没有系统的政治法律制度，公元645年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使自己的文化迅速地产生了飞跃。大化革新后，日本的封建制度渐趋完善，但其封建统治者并非中国的皇帝，而是掌握军权的幕府将军。日本的“天皇”就不可能如中国的皇帝一样孤傲自赏，夜郎自大的。他们不断地学习，积蓄力量，好奇一切新的事物。之后的明治维新就是其最好的证明。
二、中日两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中国人都是以“中国”与“四夷”(即四周世界)相对称，也就是用“中国中心”的世界坐标轴来认识世界，世界知识非常狭隘。
首先在地理世界观方面，中国 人仍然认为“天圆地方”，“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认为中国人的世界就是中国，而中国即天下。而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仅限于中国的十几个省，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对中国以外的地区不甚明确，往往以海洋表示。这种狭隘的世界地理观念极大限制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视野。
其次，在文化上是独放异彩的，是世界唯一的文明之国与礼仪之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形影相伴的“华夷观”。依照华夷之辩，“世界”是等差有序的，整个世界划分为华夷两极。中国是居天下之中的“天朝”，处于万方来朝的至尊地位。夷狄通过朝贡制度定期向“天朝”朝贡，中国则负有教化恩典蛮夷的义务，并且“内中夏而外夷狄”是不变的天理。这种畸变的世界观更加强化了中国传统的地理世界观，形成了“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1]
虽然在历史上外来文化也曾对中国产生影响，但终非主流，久而久之，中国上自统治者下至士大夫皆认为中国文化是天下最优秀的，形成了体系化、理论化的对外观念，这种模式的不断确认与推广，最终又形成了中国人一元世界观的思维定势，而不愿接受多国并存的多元世界观及国际观念。这种支配从中国统治者一直到普通人的思维定势，对近代之初世界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与中国文化的自创性特征相比较，日本文化的确“不该骄傲”，但与此同时却使其表现出了“周边性”与“摄取性”。 [2]日本自古以来就作为文明古国中国的周边国家，孤悬海外。直至公元前3世纪为止，在漫长的8000年中，日本一直处于缓慢的绳纹文化发展当中。“当我们的祖先聚居在日本列岛上，长期停留在石器文化阶段而裹足不前时，大陆的汉族却很早就迎来了金属文化时代，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汉族向四周地区的扩展引人注目，其部分势力也达到了日本列岛，给日本带来了金属文化和农耕技术” [3]是大陆的中国文化给日本带来了飞跃的发展，日本社会从采集文化转为农耕文化、从旧石器时代进入了铁器、青铜器与新石器并用的金石时代。日本民族喜爱与渴慕优秀外来文化。善于摄取外来文化。
在日本，“华夷”史观也有过发展，但在近代，攘夷运动失败以后，轻视西方的思想从根本上受到批判与纠正，“开国论”支配了思想界。在中日华夷史观的演变中，中国本来走在前面，魏源的《海国图志》、《圣武记》输入日本，对日本对外观的演变发生过很大的影响。[4]
明末清初西方传来的世界史地知识在中国长期被绝大多数士大夫排斥，然而传到日本之后却广为流行。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世界史地知识水平反不如明朝末年，而同时期的日本却推出了世界史地集大成的代表性著作，水平明显高于中国。鸦片战争后，两国先进思想家都致力于传播世界地理知识，介绍西方政治历史概况，探讨御侮自强之道。但是，中国的研究从50年代后呈退潮趋势，而日本的研究从鸦片战争后到50年代经历了两次高潮。从社会传播角度来看，世界史地著作在日本社会流传和影响的程度都明显地高于中国。得益于此，日本从统治者到普通百姓，对世界有更为良好的认识，对打破传统有利无弊。[5]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对当时世界及本国认识的不同，使其后续发展的道路也不尽相同。当时，中国故步自封，日本却学以致用；中国唯我独尊，日本却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因此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接触西方文明相距仅十余年，但迈向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的差异却是如此惊人的。中国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部分，这期间，中国丧权辱国，走上沦为半殖民地的扭曲发展道路。日本则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150―200年走过的道路，20世纪初日显世界强国端倪。这固然也有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远大于日本的原因，但其思想认识的不同产生历史的必然也带给我们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好好地去思考。
参考文献 ：
[1] 盛邦和。中日华夷史观及其演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
[2] 韩立红。日本文化概论[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3] 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M].商务印书馆，1992.
[4] 盛邦和。中日华夷史观及其演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
[5] 田毅鹏。鸦片战争前后中日两国世界史地研究比较论[J].社会科学辑刊，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