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读书心得范文（精选5篇）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xx)是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曾出版过20余部著作，包括《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等影响巨大的名作。《娱乐至死》发表于1985年，该书从一问世就立刻引起巨大反响。在这本书中，波兹曼深入剖析了以电视为主的新传媒对人们的思想、认知方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向的影响，表现了西方人文学者对社会一贯的睿智和忧虑，既发人深省，也让人对作者的深切人文关怀肃然起敬;不仅有诸多精当之处，而且表现出了作为一名学者应该持有的对社会有关发展状况予以批判性审视的自觉性。该书自20xx年由章艳翻译出版后，在国内立刻引起热议，并获得20xx年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该书的影响力十分巨大，为研究大众文化不可不读之书。
二
波兹曼提出的观点与当时社会文化的整体娱乐化趋势密切相关。
从社会思潮方面来看，传统的价值理念遭到了巨大的颠覆。以节俭、勤奋、稳定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规范逐渐被以享受和身体感官的满足为核心的享乐文化所取代。整个社会开始注重自我个性发展、感性解放，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催生了娱乐精神，西方大众传媒的娱乐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从文化背景上来看，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受到愈来愈多人的欢迎，追随商品交换法则的文化工业，让受众淹没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时尚化的消费行为以及肤浅化的审美情趣之中。
从传媒体制来看，美国主流传播媒体的运作方式都是商业化的，营运的根本目的在于赚取利润。而英国社会心理学家玛罗理沃伯认为，越不用花脑筋、越刺激的内容，越容易为观众接受和欣赏，这几乎是收视行为的一项铁律。因此，为获得收视率，赢得广告客户的青睐，媒体在内容选择、内容形态上有很明显的媚俗取宠倾向。
总的来说，西方社会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荡后，在八十年代终于再次安定了下来。但传统上重视节俭和勤奋、反对纵欲享乐的新教伦理已被倡导感性解放的自由运动冲击得七零八落。在
一场轰轰烈烈的感性革命后，人们再也找不到不去享乐的理由。八十年代后美国社会开始转型，美国民众变得更加现实，更加浮躁，比起印刷机统治下提供的深奥信息，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电视时代提供的肤浅而有趣味的内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写作《娱乐至死》来批评电视媒介对于人整体生活方式和社会总体存在方式的负面影响。
三
波兹曼认为从古至今人类的交往媒介主要经历了三种形式，即从口语到铅字再到电视。每种媒介对于文化的精神中心和物质中心的形成都有着决定性影响。比如在铅字印刷出现以前的口语时代，作为生活经验浓缩的谚语和典故受到人们重视。久经世故的老人可以用它们作为调节争端的法庭判词。而在铅字印刷出现以后，人们更看重印刷出来的文字的权威，而不再是口头语言。口语不再被看作是可信赖的对象。从口语到铅字的媒介转换在波兹曼看来是一次巨大的智力进步，它使得话语变得更加严肃和理性。
但是，为了吸引观众，电视不得不追求节目的新鲜和刺激。时不
时地以各种奇闻轶事和娱乐噱头来控制观众注意力。电视看似给我们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战争、灾难、事故、政治、科技等无所不包。但这些信息却几乎没有多大价值。它的重要性似乎仅取决于电视播放的范围和速度，以及时为我们增添一道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些信息根本无须我们理解，只要了解就够了。我们只是在看电视，而不是读。用波兹曼的话说，在今天，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四
不可否认，电视的娱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的渠道。没有哪一种节目能像娱乐节目一样，可以如此彻底地摒弃观众的各种差异，在不同阶层的观众面前实现如此平等的沟通;也没有哪一种节目可以为范围广大的观众提供轻松忘我的休憩环境，让观众在紧张的社会节奏下进发会心的微笑。正如波兹曼所说，我们要反思和批判的并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一种泛娱乐化现象。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消解崇高、解构经典、恶搞历史、窥视明星。我们的政治、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大众传媒已经被影视剧、综艺节目、八卦新闻所充斥。读图时代确实给我们一道道视觉盛宴，而且其所具有短时间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是大部分文字所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是如此丰盛的享受到底又留下了多少有意义的东西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是在一味地看，一味地接受电子媒介传达的讯息，却忘了思考或来不及思考。如此过度的娱乐让我们失去自我，失去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五
游戏已经进行了很久, 如果还意识不到它的后果, 真是不可原谅。我们人类无法命令电子媒介时代倒退回印刷机时代，完全拒绝电子媒介是极端而愚蠢的。我们应该探索的是，怎样去利用这些媒介用另一种方式, 继续我们的生活,拯救我们的文化。
庄子说至乐无乐。就连最倡导快乐之上的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也认为真正的欢乐在于内心的平和，而并不是感官的满足。不知我们在一次次短暂的、批发式的快感之中，是否离真正的快乐越来越远?成了只会娱乐却不懂快乐的动物?
在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该认真思考娱乐至死这样一个命题。
一个学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清楚注意到平凡表象下的深刻论题，并对此进行理性的认识。如果他的观念、思想能够预示未来的社会，为将来的人们所借鉴，那就更难能可贵了。有人说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的判断可以和“我思故我在”的重要性媲美，他们都具有颠覆性，我们太习惯于某种媒介，从而丧失了对他的判断力。作为麦克卢汉思想的追随者和继承者，尼尔•波兹曼的思考在对电视习以为常的社会里变得十分有价值，我们今天的媒体和社会惊人地印证了他在《娱乐至死》里提出的警示。
一、对两个相悖的预言的看法
《娱乐至死》是尼尔•波兹曼“媒介批判三部曲”的其中之一，它作者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媒体和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波兹曼以美国电视为文本，对电报发明之后电视媒体影响下的人们的思想、认识方式还有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分析，并得出“娱乐至死”的结论。他在设定“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这样的前提后，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证了两个问题：一，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话语“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二，在电视的统治下，这样的话语“变得无能而荒唐”。“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这是波兹曼对奥尔德斯•赫胥黎1932年发表的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在理论上的诠释，认为人们会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与《美丽新世界》观点相反的是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年》，描述了一个处在独裁统治之下的恐怖世界。网上曾流传着一副漫画，它比较了赫胥黎和奥威尔的这两部作品 。
二者的担心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就美国来看，1984年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人们在空洞的笑声中走进了美丽新世界的大门。正如波兹曼所说，从欧洲人踏上北美大陆开始，美国就从原始状态直接跳跃进入了印刷时代。“那时的公共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征和衡量标准。”印刷时代可以用严肃、理性、客观、有序、具有逻辑性等几个词概括。他认为印刷术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的，它是真理最合适的外衣。波兹曼给出的例证是有力的，我们今天怎么也无法想象津津有味地听两个政客用抽象的语言、复杂的长句辩论7个小时的场景。这是印刷时代特有的印记，印刷术规定着人们的思维习惯，追求主题的严肃性，意义的丰富性。波兹曼追忆着“those old good days”。然而电报的发明导致了时间和空间分离(吉登斯也有关于大众传媒造成时-空分离现象的精彩阐释)，技术的发展让无数与人们无关的冗余信息扑面而来。
波兹曼和赫胥黎最担心的不在于汹涌而来的信息，而是人们在技术对感官的刺激下丧失自我，由新技术新媒介构建的文化也成为了人类精神的麻醉剂。波兹曼认为媒介是有其偏向的，而电视之所以成为电视，就是因为它能“看”，色彩斑斓的画面的电视屏幕上轮番上阵，又稍纵即逝。然而画面是不能表达抽象意义的，电视的特质使得它不得不抛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的刺激的追求。新闻(被人们信誓旦旦地认为是严肃的)，宗教，甚至教育都通过电视构建的社会进行娱乐的表达。最终文化沦落为荒唐的滑稽剧，精神枯竭。这就是恐怖之处，电视不仅仅是娱乐，它构建着我们的公共话语，还控制着思想、精神、文化。鲁健就在他的一篇文章《重读<娱乐至死>》中说到：“(娱乐至死)已不仅仅是一本传媒学或文化批判学的研究著作，而成了一本哲学著作，它涉及到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对人自身生活方式的看法。”《娱乐至死》这本书是在1985年出版的，那时波兹曼就已经在做“至死”的呼号了，如果看见今天的美国电视，他非气得从坟墓里跳出来不可。不仅是美国，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电视的影响下走上了娱乐化的道路，这的确值得人们去关注。
二、互联网时代的娱乐至死
在互联网还没有大行其道的1985年，《娱乐至死》诞生。那时电视已在美国普及，而电脑大概还只是实验室里的巨大怪物。但波兹曼在书中根据电视得出的结论，在互联网时代却显得更为正确。波兹曼对互联网还存在着一些幻想，尤其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他自问：“有没有一种传播技术具备某种潜能，足以保持童年存在的需要?”然后自答：“唯一具备这种能力的技术是电脑。为了设计电脑编程，人们基本上必须学习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掌握复杂的分析技能，类似于一个完全有文化的人需要具备的技能。”在波兹曼看来，似乎电脑是一个比电视更能定义一个人的智力的媒介。
而实际上，编程只是少数工程师的工作，大部分网民利用电脑和互联网的一般目的也只是消遣和娱乐，还是娱乐。而且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不用经过什么特殊训练就能熟练地“surf the internet”。而且互联网上的信息相对电视来讲普遍缺乏把关程序，得到信息也更为容易和丰富，多媒体全媒体的信息呈现形式更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网上点击量高的都是带腥味儿的新闻，恶搞比严肃更能吸引人的眼球。从狭义的“娱乐”来说，中国的网络游戏用户规模就已经是3.04亿这个庞大的数字，而中国网民的规模也才4.57亿(数据来自CNNIC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根据波兹曼对电视的看法我们可以推论，电脑把非线性、无逻辑、无语境演绎到了极致。或许我们更该警惕的是电脑和网络把电视、报纸、广播等“还算好”的媒体引向娱乐至死的道路。新媒体压倒传统媒体而大行其道的时代已经在渐渐逼近了。
三、中国传媒业会“娱乐至死”吗?
再来看我们中国的传媒业，人们是否会“娱乐至死”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地思考。
我们能很容易地理解奥威尔为何会写出1984的故事：刚刚走出战争的人类，在社会心理上普遍有一种对极权的恐惧以及安全感的缺失，纳粹的铁蹄践踏了人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于是奥威尔的推论就顺利成章了。
在笔者看来，这两个相反的观点都有失偏颇。奥威尔只看到了极权对信息的控制，而波兹曼和赫胥黎只看到了无用信息像病毒一样扩散。而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两种情况之间的尴尬境地。
中国曾长期处于奥威尔所说的“老大哥”时期，民众的话语权被压制，信息流通不畅，思想遭到禁锢，意向表达极为不自由。哈贝马斯发现这种传播模式的哲学基础是“主体/客体”的倾斜模式。这样单向度的传播并不是真正的沟通。就中国的情形而言，我们曾长期生活在短缺时代——物资短缺，资金短缺，信息也短缺。短缺时代的生活培养了一种贪得无厌的心态，这种心态在面对信息问题的时候就是忘情地、不顾一切地拥抱和讴歌所谓的“信息时代”。然而对曾经经历过集权制度的人们来说，信息闭塞、思想禁锢的可怕历历在目，西方式的民主和信息自由化无疑会让人觉得如沐春风。中国的新闻体制使得信息较西方受到更多的控制，而政府封锁掩盖信息的习惯做法让人们感到愤慨。然而中国的信息环境还是在发展的，信息透明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终究是渐渐从“前现代”传播模式中得到解脱。
然而后脚刚要跨出狼窝，前脚又踏入了虎口。中国的媒体似乎也朝着娱乐化的方向狂奔而去。娱乐节目娱乐化也许是理所当然，曾经的“超级女声”，今天的“非诚勿扰”，固然低俗化是研究所里的老学者一时难以接受的，但称呼它们为个性的解放也未尝不可。然而我们看到中国的新闻(尤其是网络新闻)、教育似乎也在一点点实现《娱乐至死》里的预言。
吊诡的是，中国的媒体正在“狼窝”和“虎口”之间摇摆。我们害怕信息被控制，然而在互联网上海量的信息如奔袭而来的行星让人躲闪不及;我们害怕过度娱乐化，然而中国还有个机构叫广电总局，还有个机构叫新闻出版总署，还有国新办、信息产业部、外交部新闻司……它们会把我们的媒体拉入“正常的轨道”中来。当我们为今天中国媒体低俗庸俗媚俗的心痛不已、纷纷指责鞭挞的时候，看看美国的电视节目或许能找回一些自信——我们还远远没有触及娱乐的底线。
对于中国来说，奥威尔和赫胥黎两个人的预言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回到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本身，他对电视并不是完全否定的，波兹曼自己也承认在生活中不排斥电视。波兹曼的意思是，我们的文化精神是有救的。他在本书最后为逃离不堪结局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波兹曼期待着学校能成为抵御“技术垄断文化”的最后防线，尽管希望渺茫。
在笔者看来，波兹曼大概是精英文化的拥趸，又或者是因为电报的出现，我们的社会才有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野。人类社会是否最终在“无脑人”里终结，我没有能力作出论断。但可以大胆揣测的是，如果人类丧失了安静的阅读学习和深入思考的习惯，社会也就止步不前了。
阅读之前，完全没有意料到这是一本如此深刻而犀利的书，并且彻底颠覆了我对无比强势的电视媒体在传播信息方面作用的认识和看法。从根本上迫使我尽可能地约束自我远离被娱乐主宰的电视媒体，尝试回到书本中，更多地阅读和思考。媒介即信息，十数载以来，都是把电视媒体作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都自鸣得意地以为获取信息的过程是一个舒适的寓教于乐的过程，当认识与观念被倾覆，当得知把无知当知识的过程维持了数年，改变无疑成为了一个十分艰难并且痛苦的过程。
对于这样一本书，十几年教育积攒起来的知识结构和背景完全不足以使我作出任何适当的评价，在这里，只能并且也心甘情愿地用仰望的姿态去阅读和思考它。
当然，一切的收获都只有当我能够适当地表达和阐述的时候才是真正属于我的。
关于电视的单纯娱乐性
电视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电视中表现的世界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
图像的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
(电视观众)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知识，我们该怎么办呢?
电视最大的长处是它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心里，而不是让抽象的概念留在我们脑中。
关于历史
历史不仅是一个世界，而且是一个活的世界，虚幻的反而是现时的。
历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恒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关于教育
约翰杜威：课程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更为重要，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
教育哲学家们认为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中必然有各种约束的介入。他们认为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
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作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
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看《娱乐至死》的时候，让我想起了高中政治课上老师布置的一道思考题，主要是让我们通过材料分析现在越来越多的电视节目为了收视率而忽视主持人的素质和节目质量的行为。当初只是单纯的作为一个政治思考题来回答，所看到的也仅仅是对“绿色收视率”的提倡，而现在，看了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才让我从更深远的方面看到了我一直所忽略甚至无知的地方，引发了我对现在电视甚至是整个媒介的传播方式和人们娱乐心理的思考。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尼尔·波兹曼承续麦克卢汉对现代日常生活与媒介的内涵揭示，从娱乐的角度透视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他在这里的文化批判，敏锐而机智：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娱乐至死》的前言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是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年》，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波兹曼指出，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兹曼想告诉我们的是，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那将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
我不得不承认，尼尔·波兹曼准确且残忍地直指出了问题的重心，他对以电视文化为代表的“娱乐”已经或即将带来的悲剧性结局给予了毫不掩饰的预示或者说是定论。对于这赤裸裸的结论也使我不得不开始思考，作为传媒学院的学子，作为未来传播媒介里的工作者甚至改革者，我们该怎样在这最基础的学习阶段理清我们的努力方向?是要追逐着大众的脚步和发展轨迹继续“娱乐”下去，然后在某一年某一天带领着众人一起步上“娱乐至死”的悲剧道路，还是开始正视这个摆在我们面前严峻而悲哀的形势，想方设法开辟出另一条道路来挽救正在迈向“娱乐至死”的传媒媒介?当然，任何有脑子的人都知道，前者的路走起来会更顺畅一些，但是结局却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娱乐至死”，空洞的不再会思考的人类社会，只能每天倚靠着电视或网络里娱乐的没有任何“营养”的内容来填充闲暇的生活，这种悲哀的结局是思想堕落的产物;后者的路或许不像前者的路那么容易走，甚至还会遇到重重未知的阻碍和羁绊，但只要人们有了这样的意识，并愿意去正视和付出行动，我相信，摆脱“娱乐至死”的结局只是时间问题。当然，我也并不是说完全不要娱乐，娱乐是必要的，只是不能上升为主要的，当娱乐上升为主要的，那就真的应验了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我们论述了半天结果也就成了人们拿来听听看看的娱乐一下的“小节目”。
当今社会，是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是电视和网络的时代，娱乐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题，或许，撇除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的悲剧预示，我们还是可以让娱乐成为我们工作学习之余拿来调节身心的一剂放松药剂，只是现在的情势似乎已经超出了我所说的“让娱乐只做必要而不要上升到主要”的观点。现在的情势是我们随便打开一个频道，就能看到许多娱乐节目，随便上上网，各种八卦新闻满天飞，特别是现在的各种选秀节目，从面对草根的超级女声，到面对明星的舞林大会，甚至流传在电视和网络上的一些严肃的话题都难以避免被娱乐化的命运。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观点，我不反对娱乐，只是在它成为“必要”时我们要严加防守，杜绝让它成为“主要”。娱乐本身没什么对与错，只是它所占据的位置决定了它是否会遭到批判，而目前这种泛娱乐化的倾向让娱乐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被警惕和批判的热门话题。说到娱乐化，中国台湾可能算是一个极至了，在那里的政治圈象演艺圈，演艺圈象政治圈。任何人都可以跳上台表演几下，在“国会”上可以撕破脸皮打架，也算是一大奇观了。民主是民主了，不过这种民主却透露出一种衰朽的气息。这样的例子给我们的思考和“榜样”，我想不是我们能避而不见，充耳不闻的吧?反观中国的传播媒介市场，作为我们国家的中央电视台，也难逃娱乐化的命运。从十套几个节目的变化我们就能感觉到电视节目娱乐化的倾向。《百家讲坛》请来的都是名家，让他们对某部书或者某个事件做分析、讲解，为了适用更多观众的要求，争取更多受众，演讲者俏皮幽默的举止言行、出位的观点是首要的，严密的论证被放到了后面(当然，这是被电视传播特点所决定了的)，制作者在单调画面中间不时插播精心制作的图片、视频等以取悦观众。当然，易中天和刘心武在演讲之余引发的讨论热潮是制作者没想到的，这样娱乐化的争论方式让《百家讲坛》受到更多人关注更在制作者意料之外。不得不说，让严肃节目娱乐起来是电视节目制作者和观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再比如《百科探密》栏目，原来探讨科学话题的节目在娱乐化的倾向下开始追求猎奇的卖点，夸大处理各种视觉效果，营造诡异、惊悚的氛围。连一个国家的电视台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娱乐”的传播媒介，我们还能装作视若无睹地继续跟着大家一起“娱乐”下去，直到走上“娱乐至死”的结局吗?当然不能。我们要做的，不是继续视若无睹地“娱乐”下去，然后在“娱乐至死”的结局面前毫无反抗能力的沦为“被娱乐”的对象。而是要站出来，对这疯狂的“娱乐”发展趋势加以遏制，让它永远只能呆在“必要”的位置，而没有机会爬到“主要”的位置。
在《娱乐至死》里，我们还有一个不得不重视的问题，那就是电视的出现对书籍的冲击。当然，电视是承载传播“娱乐”的主要媒介，不过波兹曼并非对电视进行谴责，他承认其在生活中的合理性，他所担心的是当电视成为生活中主流，人们的思维和文化气候会被彻底改变。当人们习惯了用娱乐化的标准评价事物时，他们会拒绝思考，把娱乐性、自身的满足看作是最重要的，并完全的合理化，而且电视对书籍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对少年和儿童，当人们都把感官的刺激和瞬间的愉悦视为要义，文化也就随之失去了思考的深度，变成碎片一样的东西。总的来说，还是“娱乐化”所带来的需要深索的问题，说多了反而也成为了一种趋附“娱乐至死”的论调了。
如今的状况已经不存在是非对错的判断了，娱乐的呼声自然有他巨大的合理性，只是希望对自己所在的时代和环境有清醒认识的人，可以读一读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或许这会对你有所触动和助益，至少不要沦为推动“娱乐至死”结局里的一员。
《娱乐至死》是我读的尼尔波兹曼的第二部作品，上一部是《童年的消逝》。两部作品都旗帜鲜明地对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做了深刻的反思和尖锐的批评。作者大力宣扬印刷媒介将人类带入理性、文明的时代，而电子媒介尽管在技术上取得了更大的进步，但给予人们更多的是享受、娱乐，使人们逐渐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正如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言，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几十年过去了，尼尔波兹曼的预言发展如何呢?《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想告诉读者的是赫胥黎的预言，即毁掉我们的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而非奥威尔的预言，即极权压迫。(时间有限，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未读)，为此我特地读了下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场》，即另外一种预言。读罢，冒一身冷汗。尽管中国现在民主法治逐渐步入轨道，奥威尔的预言似乎与我们再无瓜葛。但是，回头看看历史，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纳粹时代的德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极其吻合的展现了奥威尔笔下的世界;放眼当下世界，刚刚垮台的卡扎菲政权、持续遭受军政府统治的缅甸、屡屡挑衅国际法而不知悔改的北朝鲜等均经历过或正在水深火热的极权压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波兹曼笔下的美国，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持续享受着相对自由的政治、高度发达的经济与科技、繁荣的文化所带来的种种福利。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似乎从奥威尔的笔下一步步走到了波兹曼的笔下，改革开放是转折点，尽管随之而来一些先前没有的问题，如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等，但瑕不掩瑜，即问题掩盖不了历史的巨轮向前推进产生的辉煌，最终也不会阻挡历史前进的脚步。
波兹曼认为电视的娱乐性会把人类从理性的公民变成不再思考的傻瓜，他显然严重低估了受众的智商和情商。即使电视如波兹曼所说，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此种情况下娱乐是仅仅是手段，而手段可以大于内容对观众产生影响力。由此看出，波兹曼是魔弹论的忠实信徒和发扬者，他忠实的相信电视以娱乐手段作用于观众的强大力量，并且不限内容，只须有一种娱乐手段就能产生出枪弹射入身体的效果。要达到波兹曼所说的效果，观众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电视成为唯一接触外界事物的媒介;电视说什么就信什么;只看电视而不再进行人际沟通;分不清电视里的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界限等。显然，电视环境下长大成人的美国人依然有众多好手考上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名校，而且他们取得的成就丝毫不比前人(即生活在电子媒体出现前的人)差。由此可见，电视没有阻止精英的辉煌。 波兹曼号称印刷时代的人多么具有理性的光辉、思辨的能力，但史上种种丧失理性的群体暴力事件均出现在印刷时代或以印刷为主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德国法西斯、中国文革等，电视的流行是人们变得不再思索、感情用事，但却再无此类破坏巨大的群体事件。当然这其间的主要差别并不在于印刷和电子的差异导致，我在这里只是想说明电视也好，报纸也好，均是一种媒介，对人的思想、行为并不起关键的支配作用。技术是为人服务的，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技术，而非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人。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种隐喻，我同意技术存在隐喻，但揭示隐喻的是人，而且人在隐喻起作用的过程中扮演决定性角色。所以，比起尼尔波兹曼，魔弹论观点的代表者夸大其词的能力显然略逊一筹。
人有追求快乐的权利，而人活着的最终目的也无非就是不断追求更大的快乐。同时，人与人之间又是差异化的，即对快乐各有各的定义和理解。政客争权，商人逐利，学者求真，都是对快乐的向往。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衣食无忧、家庭和睦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他们对于政治常常不抱太大兴趣。波兹曼认为电视将政治娱乐化，一个选民同时又是电视观众的话，恐怕很难做出理性的选择，只能浪费手中的选票，最终丧失政治话语权。按照波兹曼的观点，如果选民不是一个电视观众，而是一个崇尚阅读的人，他必将在选举中做出理性的选择，选出合适的公职人员。我完全同意比起视听元素文字有助于培养理性思维的观点，但是这一点在政治上不灵。人类历史发展表明，精英统治平民、平民有所制约是目前最为合理、有利的政权组织形式，如果二者角色对调，往往引起轩然大波和社会动荡。相比较，精英是理智的，平民在这方面较为欠缺，如果平民通过学习开始变得理智，那他会逐渐向精英阶层流动，或者推翻现有的精英阶层，自己掌权。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而广大平民并不具备这样的特质，而他们也没有必要具备。因此，波兹曼无需为他们担心，政治是复杂的游戏，平民多是看客，而看客只需带着眼睛和好心情就行。尼尔波兹曼担心的是统治阶级以以娱乐麻痹民众，这样的担心有一定道理，但比起历史，如今可以娱乐政治是社会开放和民主风气的表现，是历史的进步。文明不是一步到位的，循序渐进才有章可循。
在看书的过程中，还有一些不敢苟同的观点，如对麦克卢汉的盲信，电视信息行动比极低，电视取代教室的功能等。有趣的是，对于一些作者引用的观点，我却极为推崇。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中小学教育不用再说，一切为了分数。高校的学生不再苦恼于分数，但毕业时找工作、考研的种种心态和动作极其吻合了西塞罗的说法。约翰杜威在《经验和教育》中写道，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也许比拼写课或地理历史课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这个观点主要是有感于自己的考研过程和过年回家遇见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小侄子贪玩、不爱学习。一段时间积极努力的自主学习，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受益终身。如果小孩从小就缺乏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将来恐怕很难在学业上走得更远。在中学时代，所谓差生不如优等生的地方不在于小学那点皮毛知识，而在于多年来养成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它们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学，有可能是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