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读完一本著作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为此需要认真地写一写读后感了。但是读后感有什么要求呢？为大家精心整理了读《乡土中国》有感（精选10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给您最好的朋友。
对于费孝通这个名字，我是陌生的。在老师的领导下，我选择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来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写于解放前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不足五万字，是一本典型的“大家小书”。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读了本书的第一章，在此就第一张谈谈我的感想吧！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很同意，因为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在中国，从女娲用造人的神话故事开始，到历代的引起社会轰动和反思的农民起义，都与泥、与土，分不开。“土”，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身上的烙印，是中国人血液里流淌着的精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我们小时候就能朗朗背诵的诗，其实就能说明曾经中国社会以农民为荣，尊敬、崇拜他们。中国乡下人多，“土”就是他们的特性，当然土气不是贬义词，靠土地谋生的乡土社会很大程度是很稳定的，即使战乱迁移的也不是社会的主流。他也顺便比较和美国的不同，指出我们是聚村而居，并且保持自己的生活隔离，结果就形成了地方性，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同时村落里面大家都是特别熟习，就成了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法律其实处于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地位，大家都能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大家重视是信用而不是法律。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个处处都成了陌生人的社会，土气就成了骂人的话，那些礼俗也逐渐被法律所代替。
现下的农村也不是当初那个封闭自守的鸟笼村，由于改革开放的影响和西方经济潮流的带动下，农村人也不得不走了出来。为何农村和城镇都有私的现象，其实根本原因还是竞争带来的副产品。费孝通先生说的认为，打个比方来理解，就是说明"当一群鸟是一个团体的，因为熟识而在无形中有了一种关系，有了这个关系就减少了不良竞争"，而一只只不相联系的鸟之间，由于没有这种关系，就容易产生"私"的现象"。人也一样，俗话说的好："芸芸众生，皆为利来"，这里的"利"是泛指对自己有好处的事物。如果没有好处的事，从相反角度就是无益之事，试想谁愿意做对自己无益的事呢。有句话也说的蛮有意思，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如果连自己也吃不饱，又怎能照顾到别人的肚子呀。要人做好事，也必须先自己做好事，做表率。当人人做好了自己的本分事，国家地区也就达到兴盛繁荣了。而一些对个人无益的事，对群体有益的事。有时也不得不舍小为大，建立制度，法律，建立一种关系，强行实施。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巍巍古国，五千年的屹立；乡土中国，亿万人的传承。乡土中国，于开阖博大处海纳百川，于细谨微小处亦有讲究无数，是中华文明于五千载春秋代序中坚定的后盾，亦是五千载日新月异中无言的坚守，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娓娓道来，地理环境、文化生态等造就的乡土文明，几千年来的文化形态培养造就的独特国民性格和文化习惯，感受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进步，感受儒家思想的价值体系浸润的文化传统，发觉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探寻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深刻认识当下社会，深入理解乡土社会，感受乡土中国。
乡土本色
土，泥土。这是乡下人的根脉，赖以绵延的奥秘。君不见远行的游子常备上一包家乡的土，嗅其味便可治愈水土不服；君不见生命垂危的老人硬撑着最后一口气也要拜托家人将自己的尸骨埋葬在家乡的土地，以求落叶归根；君不见那扑鼻而来的土气，正是人们心中家乡的味道，足以使归乡人热泪盈眶。
土，土地。这是乡下人的饭碗，赖以生存的宝藏。上古后稷于小包山上教授农民“适时播种，适时收割。”农业便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推广，木石锄的创造何不是中原人民的智慧结晶，男耕女织的精细生活，水稻大麦的丰收图景，中国人在土地上生根发芽，繁衍生息，发展壮大，农业文明的滋养，亦是土地的滋养，王安忆曾说：“风刮起黄土，底下还是黄土，我们都是黄土的孩子。”黄土之上，土地之上，我们无比地深爱着这片生养我们的土地，正如艾青曾言“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生于斯长于斯，亦是造就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民族性格，爱土地重土地，亦是培养了中国人朴实勤劳的人格特点，这也正是中国人的乡土本色！
家族传统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及其重视“家”的概念，家的构建、家的传承、家的兴盛……也因此衍生出很多有关家的词汇，家族、家庭、家教、家风、家和万事兴等等，古语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家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一个家族的兴旺与否亦是考验着家族中每一代传承人的智慧，对家的管理，一直都被人们高度重视，费孝通先生亦是给出了相似的理解，认为在乡土社会中，家庭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事业组织，家庭的主轴在父子之间，生育在这里是次要的，要为家族事业让步，事业要求纪律，排斥私情，追求稳定，排除一切未知因素，造就了男女有别的历史性局面，解释了中国传统的实用精神和现世色彩。
亚普罗式的乡土社会和浮士德式的现代社会造就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社会，亦造就了乡土社会中的家族传统。
礼法秩序
礼，礼仪，礼貌。中国人讲究礼，不难记起幼时父母便教育我们要讲礼貌，长大些我们亦是懂得礼仪、规矩。
“礼之用，先王之道，斯为美”，中国人形容政治混乱为“礼崩乐坏”，自古以来，礼在中国的安邦定国大计中都是意义非常，最初的礼是带有阶级性质的礼，中华典籍《礼记》便详细规定了各等级的用度、行为以及规格，在当时社会中，为国家稳定、长治久安提供了一种模板，中国人自古便是很有礼貌的，这种礼貌甚至可以上升为民族自豪感，礼治亦是乡土中国的重要特点。
管子言“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有分有寸，是中华儿女的气度，亦是中华文化的风度。一餐饭，长者为尊，幼者承欢膝前；一餐饭，除却山珍海味，还有捧饭安著的晚辈，严谨的礼节，中华之礼，是长幼有序，温文有礼。
礼的现代意义与现实内涵在今天实则已划为内化为德，道德。在法治社会的今天，我们更是要始终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升人的内在修养，并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对人们的行为加以约束，让礼法秩序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品读《乡土中国》，感受至深，回味无穷，对中国社会，乡土社会有了更深的理解，这种乡土味，这抹中国风，这份家国情，萦绕心间，久久难忘。
《乡土中国》这本书最开始就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此刻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貌。”乡土中国，并不是说中国的乡村，也不是说中国乡村的乡土性。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性是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受到得土地的影响。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的乡土社会受到了冲击。中国出现了很发达的城市，这些城市具有了现代社会理性、变化速率大、关联不稳定的特点，但是仍然中国社会的文化是乡土性的。
一、土里长出的文化
在很早以前我就思考过，为什么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逆来顺受是很自然的。中国人是不太懂反抗的。当自己与别人产生并非无理的矛盾的时候，中国的平凡百姓首先想的是约束自己，以和为贵，所谓“克己”。好比一位母亲，看到自己儿子和别人儿子打架，不管是不是自己儿子错了，肯定都是劈头盖脸把自己儿子骂一顿。直到看到一篇文章说，正因中国人的祖先是靠天吃饭的，在人们对自然还一无所知的时候，只能崇拜它，顺应它。天，直接关联到人们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活过这一岁。深以为然。而这本书给了我一个比较完整的答案。中国人的逆来顺受来源于祖祖辈辈的顺应。这还只是乡土性的一部分。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性，很多的根据都能够从土地里找到。好比说中国人的含蓄和富有人情味。在乡土社会中，人际交往是不讲究效率的，讲究的是感情。于是人们的谈话很多都是没有目的的，或者很久很久都无法进入正题，就连工作时也是这样，它不会像外国人开门见山直来直往。仔细观察观察身边的人，就会发现，这种乡土性随处可见。
再想想咱们的文化，不管是追求稳定、保守、安于现状，还是天人合一、儒道的价值体系，所有的所有都深深的烙下了土地的印记。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着泥土的气息，有着文化的投影。国人“内圣”人格取向，或者一向到近代中国依然是一个家族居住在一齐，四世同堂比比皆是，等等。中国人是有根的，他们的根扎在土里。人就好比是这树上的叶子，一代一代的调零了又新生，但是根没有变，根还是深深的在泥土里。
二、乡土社会在转型
说是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此刻真正的了解到社会转型的含义，不仅仅仅是从落后农业国家转向于先进的工业国家。原本一个“阿波罗”式的社会，显现出了“浮士德”式社会的特征。我们的乡土社会在受理性社会的冲击，我们的乡土社会在很多方面被瓦解着，那是工业礼貌带来的结果。
此刻越来越多的家庭，父母和子女分开居住。此刻越来越多的人有着所谓的城市综合症，空虚，没有安全感，每一天和很多人在一齐却觉得自己没有朋友。此刻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西方较活跃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人们的生活不确定因素增多。连百姓也像电子产品一样更新换代，没有新的功能，很快被淘汰。以前的人们想着一辈子老死故乡，此刻的人们想着出去闯荡闯荡。我们的社会在改变，而且还会有更深层次更潜在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先进的礼貌征服了落后的礼貌，也是中华文化吸收新的元素，是冲击是更新也是考验。
这样的转型，说不清楚是城市里气氛更浓烈还是农村。无疑城市的不确定性更大。但城市中“生于斯，死于斯”大有人在，也有一家老小四世同堂共居一室。农村中的青少年“走出去”的愿望说不定更强烈。我想这样的社会转型，是整体的，是这个社会方方面面的改变。原本不管是中国的乡村还是城市，都是典型的乡土中国。
三、法治外表下的礼治社会
按照费先生的对礼治的定义，我们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礼治社会。但是我们的社会不管从教育体制还是城市规划、司法体系，很多东西都来自于西方。它们真的适合我们吗？很多时候能够感觉到中国在应对这个世界时的手足无措，有时候被欺负了，也不知道怎样办，只有干着急。正因，我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就算我们大中城市看起来就像世界性的发达城市一样，我们也有法律也有这样那样的现代化得东西。但是它们真的适合我们吗？
法治那是人家的东西，但是中国此刻也说自己是法治国家了。中国的“法治”还是得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这种“以德治国”反映的是什么？那就是“礼治”。在这个过程中，很长一段时刻以内，真正人人平等的观念还是无法在中国人当中树立起来。现阶段的中国，像个怪物，批着老虎的皮，想象自己真的是老虎。
我们可不能够从我们乡土社会出发，思考乡土社会进步的道路？这只是一种设想。倘若法治代替礼治是一种必然，我们要用势不可挡的经济发展来轰炸我们的社会文化吗？在现代社会的中心片面强调经济的时候，其他社会矛盾必然无法缓解，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并不能解决问题，也许带来了更多其他方面的恐惧。
其实《乡土中国》这本书能够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之后在课堂的讨论上，老师说到，这本书创作于1980年代，当时已经有人发现中国这样的社会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其中原因又深深根结于中国这上下五千年的土地，费老就将他于之的思考写了下来。到了此刻，中国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称之为一个陌生人社会了，平等和契约必然代替道德来管理社会。那么，中国究竟何去何从？
《乡土中国》第一次让我思考了中国现在社会结构，社会现象的成因。以前从没有想到要追根溯源过，也从没想过这些问题的背后，竟有如此深层次的或简单或复杂的原因。
在费孝通先生的笔下，中国人的特性是和土地分不开的。是的，中国作为千年的农业大国，无论如今城市化发展如何汹涌，中国人的基因里永远有一句话被传承着“面朝黄土背朝天”。可见，那时的中国，对土地对上天，有着我们无法想象的崇拜。我认为，从一点就能体现出来，就是人们见面时的打招呼的方式。西方国家尤其沿海，需要看上天的脸色，决定是否出海，于是他们搭讪的方式就形成了“今天天气怎么样”，而中国，同样是要看上天的脸色，却总结出了“今天吃了么”这样的句子。“吃”字一出，就让人联想到食物，而食物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土地。所以，在中国人心中，土地是衣食父母，相比于上天，土地在人们心中更为重要，再加上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也让中国人留下了些许潜意识，向上天祈求只能是心灵上的慰藉，真的想要生存下去，要靠自己的双手，上天可以决定这年收成好不好，而土地和双手可以决定今年是不是有收成。在中国，一片土地就像是一位母亲，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一个乡村，一个镇，年代久了，每个围绕在土地上的人，多少沾些亲带些故。每个人彼此熟悉，每个人守一小片土地，没有外力的情况下，人们就安于这样的现状，不愿意改变，于是家族式的社会就产生了。
家族，以血统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包括同一血统的几辈人，亦可称为家属。如陈氏家族、王氏家族等。提到家族，我不由得想到了一句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话充分反映了所谓的中国人的丑陋一面，费先生在书中说，“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就是‘私’”所谓政府的“贪污无能”；所谓企业的“经营不善”都是这“私”的毛病在作祟。当家族的一个人“发迹了”，那么以这个人为中心的恨不得祖宗八代有关系的都成了亲戚；倘若他落魄了，这个家，可能也就缩小成了三口之家。私心、崇尚权力、为自己能得到的那些好处不遗余力的争取，中国人的劣根性就此体现出来。而让这种劣根持续生长的正是中国人世世代代从传承下来的中国式社会结构——家。不过，中国除了私，还有一点特色，就是值得称赞的孝。所谓百善孝为先，虽然乡土中国的私心很重，但是并不能掩盖中华传统美德，从土地发展起来，一家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并不存在过多的法制。虽然历朝历代都有衙门有公堂，但乡土中国的人们通常认为家丑不可外扬。而除了法律还有什么能约束人们的行为呢，就是那“传统美德”了。中国人信奉宗教的不多，大多信仰儒家，“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古老中国的礼治。
如今，随着中国越来越快的发展，追求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国际上的法制社会看上去的完全公平，深深影响了中国人，中国终于由孔儒教诲的礼治社会渐渐转型为时髦的法治社会，礼治与法治的冲突也就此开始出现。中国人讲究仁、义、礼、智、信，礼治与法治的冲突就可从这其中的一个字体现出来——信。在传统中国人脑海里，信，不仅是美德，还是一个人做人的根本。我们可以轻轻体会“言而无信”这四个字说出口时的感觉，透露的是何种失望、厌恶与气愤，这就是中国人对信得感觉。乡土的中国人合作一件事的事后凭的就是相互的信任，而这种单纯朴素的感情，却被法治打击的体无完肤，法律不讲信，讲的是证据。乡土中国的人不懂什么合同，他们只认这个人，并且相信这个人，脑子里没有什么证据的概念，没有凡事签个合同来保障自己权利的习惯，可是这样，在如今的社会下，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我们总能听说一些因为不懂法的冤枉案子，把那些受了委屈还不得公平的主人公称之为“法盲”我不敢苟同这个称号，难道几千年传下来的礼教就全是错的么？为什么我们不能称那些钻法律空子‘缺德不违法’的人叫“礼盲”呢？
记得准备到南京的学校报到的时候，临行前家人给了我小包土，说是取自灶心，现在家家户户早就没烧灶了，好容易才从中药店里找到，让我到了学校和了当地的水，把这包“灶心土”吃下，这样可以适应当地的环境，避免水土不服。我遵照了家人的吩咐，说也奇巧，来南京好几个月了，不但没有不适应，身体状态反而更好了。您说这土多么神奇？
这样的经历，让我看到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开篇的：“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时候，对这个“土”字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尽管《乡土中国》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六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传统生活离我们很远，但是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到了今日仍然牵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那种“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正是中国人民浓浓乡土性的体现！
从结构上看《乡土中国》包含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与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十四篇论文，其中“中国社会是乡土性”这句话，是本书所有内容的出发点。围绕着“乡土性”，作者从语言文化、人际生活、道德、经济与社会风尚、政治统治与法律、身份与风尚、社会发展这些角度谈论乡土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但涉及到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与中国国民的性格，还向读者们揭示了一个宏大的社会图景。
一、篇章介绍
首先是《文字下乡》，在这一篇中，作者从空间的角度辨明“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自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常处在面对面的直接性的交流中，这使得作为人类交流媒介的文字载体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所以作者指出“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认识几个字也学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在《再论文字下乡》中，作者从时间的角度分析乡土社会文字的不必要性。首先，文字的产生是因为人与人在传递信息过程中遇到了时间和空间的阻碍。时间的阻碍包括个人的今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就今昔之隔而言，一个在乡土社会中的人所需要的记忆的范围本身很狭窄；就世代之隔而言，乡土社会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人在熟人和熟地中长大，个人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要积累，只需要保存。所以在稳定狭小的乡土社会里面，只靠说话而不依赖于文字和书籍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
《差序格局》的开头作者说私的毛病在中国比愚和病更加普遍，这里所谓的私是一个群己人我的界限怎样划分的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面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一个一个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所以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这点恰恰和现代西洋团体格局形成了对比。西方社会在团体格局之下，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之上，而且与基督教的宗教观念相关，虔诚和信赖是其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平等和神对每个人的公正是其二。所以作者在《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中指出，差序格局下的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不分差序的兼爱，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一切的普适标准，也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楚了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能拿出什么标准来。
《家族》篇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不限于亲子，可以顺着父亲系这一方面扩大，在结构上是一个氏族，家是一个事业组织，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家的大小依着事业的大小决定。中国的家是一个连绵延续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夫妇是配轴。讲究效率的事业，排斥夫妇之间的私情。不光是性别，不同的年龄组之间也保持这较大的距离，这是把生育之外的许多功能，拉入家庭社群中的结果。
在《男女有别》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不需要新的社会关系，更害怕旧的社会关系被破坏，而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即接受同一的意义体系。所以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多的感情上的交流和气和，而真正感情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同性之间的展开，这也使得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同性意味较强，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总之，“乡土社会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一个安稳的社会”。
《礼治秩序》篇说所谓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于人和法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礼治的可能性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个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礼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所以在《无讼》中提到，在乡土社会中，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择狱。讼师是没有地位的。乡村里的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维持礼治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心里的良心。所以礼治秩序更注重修身，注重克己。《无为》篇中，作者提到两种权力。一种是横暴权力，它是指权力是冲突过程的持续，是统治者的工具，存在于阶级斗争中。乡土社会中，横暴权力的基础不足，因为农业的剩余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分摊。另外一种权力是同意权力，它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是同意，社会分工越复杂，这种权力范围也就越扩大。但在乡土社会中自给自足，分工有限。所以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名义上是专制和独裁，但从人民的实际生活来看，却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无为而治的。此外乡土社会还有第三种特别的权力结构，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中，是教化性的权力，即长老权力。《长老统治》中提到，人生如逆流，总得接受一番教化，使他能在众多规律之下，随心所欲而不碰壁。不过，被教化者并没有选择的机会，他要学习的那一套文化是先于他而存在的。教化的过程是替代社会去陶炼出合乎一定文化方式中、过全体生活的分子。教化性的权力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但扩大到成人之间的关系得有个稳定的文化，这种文化就是儒家提倡的长幼有序。所以我们客套中相互询问年龄不是偶然，这礼貌正是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里相互对待的态度就是根据长幼之序，长幼之序也点出了教化权力所发生效力。
《血缘和地缘》篇中说，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的，生育没有社会化之前，血缘作用的强弱似乎是以社会变迁的速率来决定。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在亲密血缘的乡土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种社会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系的，是相互馈赠式的。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如果说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那么地缘就是契约社会的基础。
《名实的分离》：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容易产生文化英雄，他们提出想法获得信任，时势造就权力，作者把这第四中权力叫做时势权力。传统中国以教化权力基础的长老统治不能容忍反对，但是社会在发展，旧的经验不可能完全解决新的问题，在社会变迁速度足够慢的情况下，通过对“注释”来为长权力注入变动的内容。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这样就变得口是心非，名实分离了。
《从欲望到需要》主要说在乡土社会中，人可以靠欲望来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导，发生了需要，因之有计划，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通过对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提起出以下信息：首先是乡土性作为传统中国最基础的特性，是因为农业和有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自于土地，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在土地上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形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社区的单元是村落。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乡土性还可以延伸出一些农村社会的其他特性，即从空间上看，是相对固定的，从时间上看，是相对静止的，从村落内人际关系上看，是熟悉的，从村落间的人际关系看，则是孤立的。《乡土中国》这本书虽然很薄，但是它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扇了解中国乡土生活的窗口，也我们找到了解中国社会的切入口，尽管我们国家正经历着城市化的过程，但是中国社会的根基仍然在乡村，某种程度上乡土文化仍然刻印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这样我们只要能抓乡土社会的某些特性，也就为中国社会很多现象找到了雏形。
二、问题论述
下面将《乡土中国》中几个核心概念结合当前中国的某些现象进行分析。
1、熟人社会
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对比西方在法律框架下人人的自由与平等，中国社会则多了许多“人情味”，这种“人情味”通常无法用法律来解释，而是在礼俗与道德的支配下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拿当前中国最热的“看病”而言，它始终牵动着中国老百姓的神经。本来有病去医院看病，医生履行自己的自责，然后药到病除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但是中国社会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即给医生塞“红包”。病患以“红包”为媒介重点在于拉近了与医生，从而和医生建立某种关系，混成熟人，而另一方面，医生往往也是对于那些“熟人”似乎更为体贴，相反如果是“陌生人”医生则更偏向“铁面无私”，不但要求病人做各种身体检查而且在开药问题上也较少考虑病人经济负担。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种熟人社会的文化在于，对于熟人，大家知根知底有事好商量，做事情也留有余地，免得他日山水再次相逢时难以说话，相反人们对于陌生人的态度则生硬得多了。所以在这样的熟人文化下面，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看病要找熟人，不熟的也要混熟的原因了。其实在中国社会，何止单单“看病”如此，各行各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熟人关系”，“熟人与关系”是法律制度以外，维持中国社会运行的另一套规则，即“潜规则”，作为一个在中国社会生存的人，如果单单依照法律制度和程序来办事是绝对不够的，须知法律背后还有规则，唯有懂得这些规则才能在社会中如鱼得水。
2、礼制秩序
如果说“熟人社会”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描述，那么“礼治秩序”则是这种熟人社会背后的机制，这种机制是说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做得对。这种礼制其实是融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最明显的是我们从小到大被教导的长幼要有序。我体会最深的是每次放假回家或者准备出远门，家人总让我去拜访家里的长辈，我想这正是礼的一种体现。有了礼就有了秩序，就不会乱套。所以我们餐桌上有礼，我们仪式上有礼，我们逢年过节有礼。有意思的是，中国社会的这种礼很难用统一标准定位的，因为各地各乡的风俗不一样，汉人和少数民族的礼也大相径庭，但是这并不妨碍礼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发现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传统的礼节已经简化，很多现代人甚至不知道现行礼节的来源，但是礼的现象却依然存在着。应该说从礼制秩序入手，结合生活情景是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国情、切透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在中国把握了礼数，就能融入熟人社会，但是礼的学问学校并没有教，也教不全，而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积累。
3、男女有别
谈起“男女有别”，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课堂座位上的三八线。中国社会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似乎是从小学就开始萌发出苗头来了，记得小时候，小孩子间往往是男生的一小伙，女生一小伙，小团伙内的同性成员往往比较亲密，而团伙间异性同学的交往有时则多了一种团体竞争对抗的成分。此外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即假如小组的某个成员经常和异性团体混在一起玩耍则会受到原来小团体的排斥和遗弃。另外我也发现了另一种现象很有意思，就是在中国女生间的关系通常都是很亲密的，所以有闺中密友的说法，不但同吃同睡是常见的事情，而且女生们无论散步还是聊天都喜欢手牵手表达一种友好的关系（而在国外女生间的牵手是很少见的，牵手的可能是同性恋）。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这是因为男女有别使得男女的结合更多的是因为生育的目的，而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交流和契合，真正情感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同性之间的展开使得情感生活同性意味较强。如果按照这么说，确实能解释这种女生之间的亲密行为，但同时我存在疑问，既然按照这种同性情感交流较强的观念，女生之间可以牵手，那么男生之间的牵手为什么少见？另外，中国社会这样的一种同性间的情感依赖是否会导致同性恋以及中国社会出现同性恋的情况是否会比其他国家更多一点？
《乡土中国》虽然侧重描述中国乡村基层生活的特性，但是也勾勒出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和国民性格，透过《乡土中国》这本书，我们不仅仅了解到了中国的农村，更深刻地体会到我们文化的根基，反身自顾时更能发现身上的“土性”，这种土性恰恰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对土地的依恋的根源。“土性”也派生出这样一些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元素：乡愁、家园、落叶归根、安土重迁、房子。尽管千百年的岁月悠悠流逝，但是中国社会的这些特性却始终延续着，乃至今时今日纷纷扬扬的房地产话题，也能从《乡土中国》这本书当中找出文化根源。应该承认，作为一本学术著作《乡土中国》虽然篇幅不多，但是呈现出来了丰富充实的内容和深刻悠远的意义。这也反映了费老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严谨实地调查的求实态度，所以我在为书的内容给自己带来启迪而致谢的同时也对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学术精神深表敬佩！
《乡土中国》一书由费孝通先生所作，收录了14篇他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的内容，对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作了大体上的解剖分析，从乡土社会的本质到乡土社会权利结构问题的分析都给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而本书中一些有关乡土社会的理论分析恰好又能验证当今中国社会变迁中所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
一、乡土社会的特性
费孝通先生的这本书首次出版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就对“乡”这个字作了一个从社会大众视角的解释，无外乎包含了贬低蔑视的意味，而就算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字眼同样多少带着贬意，但与以前的时代相比，我们可以感觉到“乡”中的贬低意味是逐渐在减小的。举一个例子，就像假如今天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有人要是用“乡里人”作为攻击一个人观点的工具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眼界小、没水平、没素质。这可能也是一个侧面，反应出当今社会乡土社会的变迁。
原来的时代，城里人嫌弃乡下人土气首先应该注意到的问题是，正是因为有城市的存在才会出现这样的对比，要是整个中国都是农村也就不存在乡气不乡气的问题了。城市与乡村产生这种对比，是由于在乡村社会所适用并有效的那套规则，在城市现代化的社会里行不通，以一种落后无效的方法运用于追求效率的现代化社会，无可厚非会遭受到负面的评价。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不像游牧可以逐草而居，农业最倚重的是土地，守着土地生存变成了乡土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特性，即人口流动性小，安土重迁。
二、文字在乡土社会中的地位
费孝通先生在有关“文字下乡”的章节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并对这个问题作了一定的回答解释，即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必要。费孝通先生主要从一个空间格局，一个时间格局来讨论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是必要的。
我们先从空间格局来看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有必要性。聚村而居是乡土社会在空间分布上的一个特性，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是可以直接面对面来进行的，有什么想传达的信息可以以语言这种直接有效的方式完成。文字是附着意义的象征体系，它产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方便人类生活，但是文字作为传递信息的方式有着不能百分之百还原表意人意思的缺点。既然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不存在空间上的阻隔，可以直接使用相比文字更能清晰准确表达表意人想法的语言作为信息表达工具时，文字在乡土社会就失去了其所具有的价值。
接下来再从时间格局看文字在乡土社会的必要性。时间上的阻隔分为个人的今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乡土社会是一个不怎么变动，相对来说十分安定的一个社会，大家都守着一块相同的土地，在这块熟悉的土地上耕作，跟熟悉的人打着交道，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今昔之隔与社会的世代之隔等同了，因为只是不同的人面对着相同的环境用一套固定的经验去做同一件事情，而这一套有利生存的固定经验人们可以通过学习的方式取得，“习”就是不断反复地做，这就得倚赖于人类独特的功能——记忆。
人类的记忆功能得靠象征体系才能得到正常的运作，象征体系又分为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语言，以及可以被看见的附着意义的象征体系————文字。上面我们说到乡土社会中大家生活就是不同的人面对着相同的环境用一套固定的经验去做同一件事情，个人今昔之隔与社会世代之隔等同了，这一套固定经验中有什么不熟悉的地方，在这同一环境中肯定有知道经验的长辈，所以乡土社会中人们“记忆”经验的方式没有用到文字的必要性，语言在乡土社会足以承担传递经验的作用。
三、差序格局
在第三部分里面我将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联系在一起来分析，因为我认为后者是差序格局在中国基层社会所派生出来的现象。差序格局说的是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格局，费孝通先生将西方社会结构的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进行了一个对比，益于我们对差序格局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他在这个章节用“家”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作为一个基点来引述差序格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在西方团体格局中“家”这个词，有着非常严格的界限，基本上就能确定是以夫妻与子女为主体的一个团体；但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这个词含糊不清，可大可小，从这个对比中大致可以了解到作为中国乡土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家”具有伸缩功能，而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也同样具有这种功能。
费孝通将西方的社会结构形容成由把、扎所组成一捆柴，其实是想借此更加清楚地表达西方是由有着严格界限的团体所组成的一个社会，这种社会结构格局被称为团体格局；而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则是以“己”为出发点，将“己”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一种呈放射性的格局，与任何人的关系都是从这一个“己”推出来的差序。
社会结构的不同也会导致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的差异，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不同也就导致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在道德观念上的不同。首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团体格局是怎样影响西方的道德观念的。团体格局里最基本的就是一个有包含关系的大框架，在这种格局里面我们首先就是要承认这个有着严格界限的大框架中的行为规范，这个规范的产生是为了团体可以正常有序的运作，这个行为规范建立在共同意志的基础上，每个人在这个规矩里行事，同样这个规矩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一样的，权利义务在这里得到了产生，每个人有权利要求对团体秩序造成破坏的人恢复秩序，承担责任；每个人也有不影响这个团体正常秩序的义务，在我看来这是公共道德产生的一个基础。
而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被费孝通先生称为“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这样一“公”一“私”，区别对比就显现出来了。为什么中国乡土社会的道德是“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这还是要跟上面的差序格局联系在一起来说明。在上面我们知道了差序格局事实上就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散发的一种“己”与其他人的联系的格局，在这种格局里任何事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作为出发点，向外扩展没有一个固定分明的界限，道德这种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规范在中国乡土社会就是一根根单独联系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每一根人与人的联系中所使用的道德观念是不同的，并不存在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可以使用。
既然不存在一种笼统的道德观念可以普遍适用于乡土社会并让乡土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去遵守这种一致的道德观念，然而“克己复礼”就成了乡土社会中道德观念的核心了，毕竟只有自己是可控的。费孝通先生在这里抽出了一个“仁”字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中国乡土社会中的道德。“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其中的这个孔子所极力推崇的“仁”字，孔子自己也没能给出一个明晰的笼统的解释，他对于“仁”的解说都是围绕着私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同样可以论证中国乡土社会的道德是“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四、家族与男女有别
在家族这一个章节中，我认为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乡土社会中家庭到家族的演化，男女有别的现象也是由它衍生出来的。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说到乡土社会中政治、经济等功能可以用家庭来负担，而反过来家庭要负担政治、经济等功能就要求家的结构的扩大，这并不是以生儿育女为主要经营目的的家庭可以负担的；而且家庭在承担政治、经济等功能之后就被要求具有长期绵续性，故具有临时性以夫妻为主轴的西方家庭不能胜任这一功能。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以父子、婆媳为主轴，夫妻为配角的结构也是为适应这些功能的承担，父子为主轴避免了个人的死亡而导致的家庭的终结，变得只是成分而不是父子主轴的结构。
在上面我们提到中国乡土社会为了承担政治经济等功能，维持家庭的长期绵续性，将家庭演化为以父子为主轴夫妻为配角的形式，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说法这是将生育以外的其他功能拉入家庭导致的结果。政治经济等事业要求效率，效率要求纪律，纪律排斥私情，任何带有强烈情感波动的情绪都会对事业产生影响，这就导致了“男女有别”这种现象的发生，毕竟男女求同的过程就是激烈的。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里我们可以看出了大部分求同的过程都是激烈血腥的，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求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求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求同无不是伴随着艰难曲折的过程，所以男女这种从生理上就不一致的两种类型其求同的过程也同样是激烈的。但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承担了政治经济等功能，被要求具有长期性，这就一定程度上排斥伴随着激烈过程的男女求同，这影响到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的效率，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基本主要体现在同性之间。承认男女差别，但不追求两者相互之间的认识认同，将情感的交流发生于同性之间，乡土社会“男女有别”也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五、乡土社会中的礼与法
就像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法律来调整的，在中国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礼”来规范的，中国乡土社会使用“礼”来规范人与人关系的“礼治”。
乡土社会是生于斯，死于斯的人口流动性极小的社会，一代代人都在同一片土地上耕种，依靠一套固定的经验，不变的规则就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这种经过不断验证而确又十分有效，有益于这个社会运作的一些行为规范，这些社会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慢慢就演化为了传统。“礼”的维持依靠传统，而“礼”就是人们主动对传统服膺的习惯。要使人们主动服膺于传统，那么这一套传统必须是经人们不断亲身试验，确实能满足生活需求的。在中国的乡土社会这样一种环境稳定，人口不大流动的农耕社会才能孕育出“礼治”社会。现代社会变迁速度快，不可能存在一套不变的经验或规矩能适用于任何环境并无法使人服从，这时候才需要法律作为工具来调节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
上面我们提到“礼治”在乡土社会的产生以及为何“礼治”可以在乡土社会被适用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看一下“法律”能否融于乡土社会。法律它不考虑伦理道德的问题，它旨在保护个人权利和社会安全，所以说像一些由道德伦理去评价的那些家庭琐事，它是不管的，但乡土社会的“礼”调整大部分的却刚好是这些伦理上的事情。然而一个社会是不能同时存在两种评级体系，两种迥然不同的评价体系存在于同一社会必然会造成这个社会的混乱动荡。
在中国乡土社会，法律刚下乡的时候，我相信肯定是有过这一混乱时期的。有一部电影刚好反应了这一问题，有一天，出现一波村民找到一名刚下乡的青年法官要求这位法官帮他们解决问题，问题出于A村民的猪在外觅食的时候把B村民家的祖坟给拱了，A、B两家人协调不好，闹到法官这里，B村民要求赔偿两头猪和一场法事而A村民坚持只赔一头猪和一场法事，刚好这一天在乡下待得较旧有资历的老法官不在现场，只留下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法官，这位年轻法官以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由不接受审理，结果导致A、B两家村民大打出手。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大致能看出法律在乡土社会的地位是很尴尬的，这种尴尬时期就发生在乡土社会依然可以用“礼”来有效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法”被强行安插进来的阶段。从上面的故事验证了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即现代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副作用，破坏原有的礼治，却没有建设起法治秩序。
六、乡土社会中的权利结构问题
在讨论乡土社会权力结构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梳理一下费孝通先生所提到的几种权利结构。在这本《乡土中国》里面他一共提到了四种权力结构的形式，即横暴权力、同意权利、长老权利以及时势权利。横暴权利是一个阶级以权力为工具对另一个阶级的剩余利益进行剥夺的一种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存在的前提是作为被统治的另一阶级需要具有一定的剩余利益。
同意权利产生于社会合作分工的基础之上，社会分工提高了社会的效率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每个人在自己所属的位置上安分守己地为自己所处的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这就免不了秩序的出现来规制不利于社会分工的行为，这种秩序的出现依靠的是社会同意的力量，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同意权利在此产生。长老权利是一种在乡土社会这种人口流动性小，环境固定，依靠一种固定不变的文化传统就能有效解决生活问题的社会结构里所产生的一种教化式的权利。时势权力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的过程当中，社会变迁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四种结构在乡土社会的比重。上面我们提到横暴权力的出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存在剩余利益可以被剥夺，不然这种对抗性权利的出现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但是在中国，乡土社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不存在多少剩余利益可以促使横暴权利的产生，这是乡土社会对横暴权力的限制。
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社会就不存在横暴权力了，在中国乡土社会横暴权力的发生具有周期性，当小农经济的社会休养生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社会太过饱和再加上这个国家统治层的权利的膨胀，就会有一种向外扩张或在内部大兴建设的企图，这时候为了自己计划的实施，它必须对没有太多剩余利益的乡土社会进行压榨，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动荡，接下来战争的爆发又导致人口的减少和新政权的产生，这时横暴权利终止，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休养生息。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部分朝代为了自身的长治久安而强调“无为”政治。而同意权力产生在社会分工合作的基础之上，在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是不存在所谓的同意权力的，所有的生活资料都可以依靠自己的行动完成，不需要社会分工来解决。
再讲长老权利和时势权利之前，我觉得有两个过程要先提出来，一个是社会继替，一个是社会变迁。社会继替是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社会变迁是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两种过程不是被分割，而是同时行进的。先提出来这个概念是想说明，属于社会继替所影响的长老权力与属于社会变迁所影响的时势权力是同时存在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中国乡土社会中起支配的权力是长老权力，一种教化性的权利。这种权力之所以能在乡土社会处于支配地位是因为乡土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稳定的社会，社会结构以及环境都不变，变的只是人的继替，世世代代都可以用一套固定的经验处理同一类问题，在这样一种社会里文化传统备受重视，这种被验证有效的经验成为了生活中宝贵的财富，而经验来自于长辈的教化，这是长老权力在乡土社会起支配的原因。而时势权利发生于激烈的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这种社会变迁是由于原来有效的固定经验在变更了的环境下不再适用，旧的社会结构不能再满足人民的需要，新的社会结构被要求出现，而激烈社会变迁引起的新旧交替所导致的社会不安，促使了“英雄”的产生，随之而产生了“英雄”对跟随他的民众的支配的权力。
上面我们说了，时势权力与长老权力之间、社会继替与社会变迁之间在时间上不是分隔开来，而是同时存在的。慢速率的社会变迁中，社会继替可以紧跟社会变迁的步伐，可以“注释”的权力变动方式来改变长老权力下文化传统的内容，也就是“名实的分离”。而当社会变迁速度加快并伴随着激烈过程的时候，长老权力衰落了，随着而来的是时势权力的抬头。
当今社会出现的一些事件刚好能印证激烈社会变迁中长老权力逐渐衰弱这种说法，就像这几年时常会看到的农村老人因儿女经常不回家或不尽孝道而导致农村老人自杀的新闻。如今我们的社会正处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之中，原来固有的文化传统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作用越来越小，快速发展的社会要求人们与时俱进，人们面对着的是社会的优胜劣汰，当固定的传统不能有效运用于并有益于生活时，这种传统就面临着被抛弃的命运，而远在乡村的家中长辈作为长老权力的体现者，由于其所拥有的经验再也无法帮助子孙后辈也同样面临着被“抛弃”的风险。
《乡土社会》虽然篇幅不大，但其包含的内容却直面乡土社会最基本的问题；虽然作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但其中费孝通先生提出的部分理论还是适用于如今的乡土社会。就像现在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农村男性结婚困难导致的“农村剩男”现象、农村老人自杀等问题，都可以从《乡土社会》的一些理论中得到解释。
（一）在“男女有别”一节里，提到Oswald Spengler曾说西洋有两种文化模式，一是Apollonian亚普罗式的，一是Faustian浮士德式的。前者认为宇宙有一个超自然超人力的秩序，人只能接受它，维持它。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后者认为冲突是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费老认为乡村社会是前者，现代社会是后者。
且不说是不是，我对这两种文化模式很感兴趣。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对理想世界的拙劣的模仿，还有圣经中对于原罪的解释，原来都是前一种思想的表现；而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人生观，“生命是障碍的克服”，苦难越大，生命力因之越强，生活的意义因之越深。这里面隐藏了一个结论就是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结果无非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进而推论，我们不是要得到更多而是要经历更多，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加缪的观点——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更多。
（二）对于男女感情，费老又说“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最后的统一是不会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求同的过程”“男女的共同生活越是向着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序也愈是深，求同的障碍也愈是强大，用来克服这阻碍的创造力也需更强大，在浮士德的立场说，生命力也因之愈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愈深。”
费老这里说的是性别差异带来的异性吸引力和爱情。我不由想到我们在感情中体会到的爱情，如果抽去了表层的性欲和生活，其实就是这种依恋感，这种恨不得和对方变成一个人的冲动。卢克莱修说“情人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情爱的牙齿顶着牙齿，但他们不能在另一方销魂，也不能成为另一个自我。”正是这种永远不能克服的距离产生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很多人难以体会这种本质的爱情，甚至用性或者“在一起”代替爱情，无疑是对爱情的肤浅的理解。
（三）在“礼治秩序”里，费老认为中国社会既不是法治也不是人治，而是礼治。若是法治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私情和冤案发生，若是人治就不会有那么多位高权重的人总说身不由己烦恼重重了。中国社会的人们是依照多年以来形成的传统习惯生活行事的，不管处于什么地位，都得按照这些规定行事。儒家说“克己复礼为仁”是个最好的例证。
（四）接着，在“无讼”里，费老接着推论，既然是礼治社会，那么礼就不仅仅是礼貌，不懂礼就简直是个道德问题，如果有官司非打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规矩。中国乡土社会的理想是没有法律和政治的，因为一切都按照祖先流下来的规矩进行，政府的统治以教化为主，“苛政猛于虎”；来到这个世界的新生儿自有父母教化他们适应这些规矩。这就实现了“无为而治”的理想。
我想到在我的家乡，很少有争端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家务纠纷或者两家发生了争执，一般都是找村里能说会道的“明礼人”来“评理”。很少有人想到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打官司被认为是“丢人”的，不管你有理还是无理。当然过了这么多年，中国农村的乡土性已经有所稀释，乡村里的家长和长老们的影响力慢慢下降，村里以前经常为人评理的人现在只不过是个婚丧嫁娶仪式的主持者，平时喜好，在乡亲中已经没什么威信。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写于解放前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不足五万字，是一本典型的“大家小书”。
《乡土中国》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下人。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历史，“乡土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的符号。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乡土中国”这一符号有着实实在在的研究意义。《乡土中国》也在这个思想激荡的时代里，成了畅销书。
费孝通认为：靠务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以定居为常态，即便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也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定居下来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在相对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下，形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规矩”即可约束行为，法律则大可不必；“常识”即可应付变化，“规律”就可有可无了。
中国人有“私”的毛病，费孝通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是自己，推及的远近视财富和势力而定。波纹的中心既不相同，推及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为出发，因此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缺乏对权力和义务的共识和遵从。在“推己及人”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也形成了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要素：“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
何为乡土中国？它的特性是什么？先生在第一篇已经很好指出来了。比如他就说中国乡下人多，“土”就是他们的特性，当然土气不是贬义词，靠土地谋生的乡土社会很大程度是很稳定的，即使战乱迁移的也不是社会的主流。他也顺便比较和美国的不同，指出我们是聚村而居，并且保持自己的生活隔离，结果就形成了地方性，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同时村落里面大家都是特别熟习，就成了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法律其实处于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地位，大家都能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大家重视是信用而不是法律。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个处处都成了陌生人的社会，土气就成了骂人的话，那些礼俗也逐渐被法律所代替。
他在谈论文字下乡的问题里面，他认为，在乡村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不需要文字的，经验的传播往往是手把手的教，在一个地区住的几百年，世世代代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都是一样的，解决的办法都是一样，不需要什么理论，什么创新。当然先生在这两篇文章里面分析很多，也很深刻。
下面就讲到他的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差序格局”。什么是差序格局？很简单就如同一颗石子砸到水上荡起的一圈圈水纹，最中心的哪一点是自己，其余就是按远近程度来划分。对于中国人自私，没有公德心的论调很多，但是先生在里面把这个问题做了一个梳理，他发现我们之所以和西方不一样，就在于群己，人我划分的基础不一样。西方人是什么样子呢？是团体。团体内外的人很清楚，他就从最基本的家庭这个概念分析的。在中国就不一样。他的伸缩性非常大，你得势的时候可以宾客三千，亲戚多的是，假如你不得势，也许一个人都不认识你。可以说我们的网络是以自己为中心，结果就造成了没有一个人和你的网络一样的。这样我们和西方的不同就出来了，西方要的是权利，而我们攀得是交情，我们讲究是等差。西方是讲团体，先有一个团体的概念，当然团体不能抹杀个人的，只能是契约平等，而我们却是自我主义，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
其实不止乡下人私，城里人也私啊，甚至有些可能比乡下人更私。这不，在文人笔里是中国威尼斯是苏州，作者却认为“天下没有比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在接下来是内容中，费孝通先生讨论了私和公家的关系，以及这个社会和西洋社会的不同。费孝通先生认为，西洋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团体格局，而中国社会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爸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由此，我们的社会可以或说很大也很小了，概念很模糊。而到底什么是“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只作出或多或少的比喻，没有详细概念。我是一名见识浅薄的学生，在这里也概括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就在此打住算了。
到此，我已经把费孝通先生写的这本《乡土中国》大概的看了一遍，并从每个篇章中摘抄了一些费孝通先生的原话，加上我的个人观点和想法。通观全书，我认为费孝通先生是一个搞文学很谦逊的人，这从他在“后记“里说自己写作这本《乡土中国》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段尝试的记录罢了”可以看出。还有，我认为他不愧是一位很好的良师益友，他写作的文章多用熟语，时常把自己和农村联系在一起，意思通俗易懂，清晰明了。也作为农村孩子的我，读起他的书来感觉相当亲切，作为一个著名的文人，他没有丝毫抬高自己的身份架子去教育他人，我认为这一点是相当可贵的，也是让我感到相当佩服的。
这本小册子我先前已经读过一遍，但当我爱人问起我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内容时，我竟一时语塞，不知从哪里说起，便问她怎么突然问我这本书的内容？她说是她同事的孩子，一个高中生，被要求读这本书，这个学生读了两页便读不下去了，她同事和她讨论这件事，她想起我读过这本书，于是问我读的感受。
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写的，正是20世纪40年代，他能比较完整地描述传统中国的乡土特色，而21世纪的中国已经是现代化的中国，书中很多传统的礼治、长老权力等现象已经难以找寻，但是作者用了大量笔墨对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洋进行对比，这给了我很大启发。
文中提到，在传统中国，家庭的主轴是父子还有婆媳。父子很好理解，毕竟子承父业在中国是传统，那么婆媳怎么理解？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男是父子相继，女则是婆媳相传，要不然也不会有那句话“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一句话道出了家庭地位的更替。在这个家庭中，主轴的关系是纵向的，要求孝顺，“二十四孝”的精神始终是传统礼治的宣传要点。而如今的现代社会，则是以夫妻为主轴。
在二十世纪初期，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书中提出“婚姻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女权运动的胜利，也是家庭结构在现代社会中的展现。
我想到一个例子，一次我和同事在队部门口炒菜，遇到一位老农，目测年龄六十有余，他短短的个头、瘦削的身材，手里夹着点着的香烟，他上来与我们攀谈。他先是啐了一口痰，感慨了一声，说“世道变了！”我和同事大为惊诧，不知他有何冤屈，不方便接他的话。哪知他说了一句“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吭哧吭哧地撅着腚在这炒菜，在俺家，这活儿我从来不屑地干，这都是老娘们儿的活”，我同事倒是极幽默地回了一句“社会越发展，男人地位越下降，城市不如农村啊，农村的老爷们儿地位高”，那老农猛地吸了一口烟，发出爽朗的笑声。
我倒没觉得这有多好笑，联想到我家里爷爷奶奶的地位关系，我每次回家都要帮着奶奶“顶撞”爷爷，但是奶奶好像丝毫没觉得她受爷爷欺负有什么问题，虽然偶尔发两句怨言，却也没什么过激的反应，但是我在城里见到的确是另外一番景象，大男子主义十分少见，男女争吵也基本上多以女性胜利、男性沉默结束。这似乎无关个人品格，这也许就是乡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变化。当然，不可否认的，孝顺等优秀传统文化将继续在现代社会存续并发展，但这些文化的表现形式一定是现代化的，“吃人的礼教”是不可能再回归了的，就如同那作古的帝制一般。
费先生在对乡土社会治理力量的解构上，使用了各种权力来说明，有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以及时势权力，后面两种权力名词为费先生所独创。后来，年高的费先生谈到自己写这本书，做这些讲演的年轻岁月时，他说那是一股子闯劲，虽不成熟却也可爱。我觉得这几种权力的解释太过学术化，我倒不敢说人家不成熟，只不过是因为我是社会学的彻彻底底的门外汉，长老权力、时势权力的解释让我在与实际印证方面犯了难，而我对这些需要体验的社会现象几乎触及极少。
另外，文中提到西方将社会可以分成安稳的阿波罗模式和求变的浮士德模式。乡土特色类似于阿波罗社会，“言必称古”的文化塑造了一个稳定可靠的社会结构，在社会变迁缓慢的传统中国里，人们最常采用的是用注释的方式来弥补过去的不足，所以那个年代的改革尤其是激进式的改革多半夭折。而现代社会则类似浮士德社会，崇尚个人价值、鼓励积极探索，相信创新创造产生的问题必将也必能由新的创新创造来解决。
《金刚经》说，“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大概意思是虽然世界并不真实，但是你却需要用心感知并择善固执地行动。《乡土中国》这本小册子大约就是给人这么一种感知体验吧。
本书收集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十四篇文章。此书略薄，正所谓浓缩的精华，先生用通俗易懂、高度概括、简洁明快的语言，为我们透彻地讲解了“乡村社会学”的内容。通览全书，可以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亲和力极强的“乡土气息”。跟随作者的脚步，可以一窥中国的基层社会。虽然事过境迁，但作者透视社会的眼光、观察社会的方法，对现代社会仍然具有珍贵的价值，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
一、特具的体系：比较视野下的乡土中国
在本书中，费孝通先生围绕“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展开，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与西方现代社会进行对比，叙述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费老说：“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究竟什么是乡土社会？它是中国基层社会中“一种特具的体系”，这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费老在文中并没有没有明确指出乡土社会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出，“生于斯、死于斯”，“终老是乡”的一种固定的“熟人”社会，并且具有强调血缘关系和伦理观念的特征就是乡土社会。费老讲了乡土社会的特征，其核心特征可以归纳为两点，潜在规则的礼治原则和作为外在形态的差序格局。这是中西方基层社会的最大区别。
二、社会性质：底色的“土”与本色的“乡”
在《乡土本色》中，费孝通先生开篇提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由此可见，“乡土性”是针对中国社会而言的，不单指乡村社会，还应包括中国传统的城镇。费老首先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把传统基层社会的“乡土本色”概括为“乡土性”。何为乡土性？乡土就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土的本意是泥土，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因为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长期以往，增大了人对土地的粘附性。由于受到土地的束缚，人们安土重迁，过着生于斯，长与斯，死于斯的社会生活。接着作者指出人地关系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人与人在空间排序关系上的“孤立和隔膜”以及在时间上的“熟悉”，而人与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缔结的生存状态，又直接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独特的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规定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交流方式、交往方式也发生了巨变。但是乡土社会的特征没有完全褪去，而是将“乡土性”的特点适应性的保留了下来。
三、社会交往：乡土社会中的语言与文字
《文字下乡》中主要讲在交流方式上，受西方社会影响下的现代社会和乡土社会的不同之处。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比如说“眉目传情”、“指石相证”，就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追求直接的会意。中国社会基层，有语言而无文字。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要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在都市的人是不同的。乡土社会的特点就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落叶归根”就可以解释乡土社会中生于斯死于斯的世代黏着性。不论在空间和时间得到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乡土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的社会，有些话可以当面说明白，并不需要借助于文字，但并意味着不必推行文字下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作为现代化工具的文字使得我们开始逐渐远离乡土社会。费孝通先生认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也必须下乡。
费孝通先生的这一观点，可以拓展至文字下乡背后的乡村教育。时至今日，尽管乡村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城乡空间分布，形塑起来的社会格局深刻影响着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而作为交流媒介的语言、文字，在信息技术的深刻影响下，业已引起社会交往的巨大变迁。这一变迁对城乡的影响深度存在何种差异？这一差异又将如何影响城乡间的社会结构？费孝通先生健在的话，也许也会思考这一问题。
四、社会结构：差序格局中的乡土中国
《差序格局》讲的是中西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不同之处。费老以西方现代社会为参照，把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社会在基本结构及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比较，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一本土概念。西方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被归纳为一种“团体格局”，就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关于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中费老所用的两个比喻，揭示出中国传统社会特点是一种规范特殊性、公私界限不明、社会关系等级化的伦理型交往。在西方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人格是独立的、平等的、互惠的。团体格局中讲契约、法理，以契约信用和法律来判断行为的正当性，以法理保护社会公平公正。社会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
而差序格局中的道德体系出发点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从己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一根绳子都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中国的法律和道德，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在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依然存在，但也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血缘、地缘关系弱化了，体现的更多是业缘关系。人们为了生计，一部分年轻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加大了人口流动性，固定的“熟人”社会由于交流、联系的减少渐渐疏远。从乡村向大城市发展，造成了中国乡村的“空心化”，弱化了血缘和地缘的联系，业缘成为影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整个社会呈现一种松散的状态。
五、社会秩序：人治、礼治与法治
《礼法秩序》讲的是中、西方管理方式的区别。人们总是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人治”，而西方社会是“法治”。其实不然，中国传统的社会并不是“无法无天”的，乡土社会是一种“礼治”的社会。费老说：“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西方社会的“法治”并不是指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依靠国家的权利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
礼不同于“从外限制人”的法律，也不同于以舆论话语限制人的道德，而是一种由主动服膺于传统的行为构成的秩序；礼从内作用，但同时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秩序，也作为社会秩序从外作用于人，目的在于“克己”；礼治秩序在规模较小的乡土社会里可以满足人们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的需要，但现在社会要求规模更大的团体合作，此时，“礼治秩序”要过渡到“法治”。现代社会中，由于“熟人”社会渐渐过渡到“陌生人”社会，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交往复杂程度增大，导致人们之间的信任感弱化，必须依靠社会契约来作为和交往、合作的保障，所以法律制度也凸显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尊法、守法成为人们交往的准则，对人们也产生必不可少的制约。随着“依法治国”观念的深入，人们的法律意识也逐渐提高，“法治”社会将更有利于现代社会的发展。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距今已是70多年了，当今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都与费老那个年代大相径庭。重拾费老的《乡土中国》，深刻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本质，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今社会的变革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