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山西省繁峙县副检察长穆新成被双规，其资产大约有两亿元。
打倒了一个贪官，这本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然而，当地却有很多人力挺副检察长穆新成，仅仅是因为他的贪污款中有一部分用于公益事业。
乍一看，穆的做法确实勉强可算得上是半个好人，虽然受贿，但他做“慈善”。实在也算的上是贪官中的极品。
但是，在我看来，与其说穆是一个良心未泯的人，倒不如说是那本不属于自己的钱给自己弄个好名声。要说的难听点，叫“又当婊子又立牌坊”这样的一个人却能得到当地相当一部分人的称赞，这是为什么?
中国呼唤法治社会也有一阵子了，为什么仍然无法真正建立呢?穆新成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抛开幕的道德问题不谈，也不管穆受贿是否是为了当地人民，穆收受巨额贿赂的客观事实确实存在的。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受贿判刑，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当地一些人看来，只是因为穆的“良心”尚未泯灭，不仅受贿之事可以容忍，还“得竖拇指”。
我对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人背后的社会环境无话可说。就算穆受贿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就算他良心发现到拿赃款做公益，在道德和法律面前，你选择什么?
不错，道德很美丽，道德也更让人引起共鸣，比起冷冰冰的法律起来，道德也更容易让人接受。但当道德与法律冲突时每个人都应该力挺法律。因为只有法律才是社会唯一可精确量度的准绳，只有法律才能维持社会最基本的运行。
然而，一些人在做出现实选择时却被道德吸引。于是有了力挺穆的人。如果仅仅是因为穆所做的那些“善事”，就网开一面，让道德绑架法律的话，那就将是一个穆新成落马而千千万万个穆新成将会屹立于中国的政府部门。此先例一开，葬送的将是政府的公信力，法律的尊严以及中国法制建设的前途。
鲁迅曾在《未有天才之前》中提到，在未有天才之前，应有产生天才的国民。
现在我想说，在拥有法制社会之前，应有容纳他成长的社会环境，而不是让道德等绑架了法律。
一位独自上学的10岁小女孩坐在公交车的爱心坐上，听到一位婆婆不停的吐槽无人让座，最终哭着让了座。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让座的孩子最终受不了道德的谴责，将座位让给了婆婆。这位婆婆心安理得的坐上了爱心座位，她是不是忘记了给她让座的是个独自去上学的小姑娘？
近年来，有关公交车上老年人逼着年轻人让座的事件层出不穷，各方对于事件的态度也是众说纷纭。从上幼儿园开始，老师就教育我们“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是将“尊老爱幼”这一美德放到现如今的“逼着让座”这件事情上，是不是有种道德绑架的嫌疑？
当今年轻人压力大，来自工作的、家庭的，朝九晚五再带个加班，柴米油盐酱醋还得买房，使得他们必须去拼搏，或许只有上下班路上的时间才可以休息休息、放松放松，为什么不能多点理解和包容？
公共交通资源，谁都有权利乘坐，年轻人有义务为老年人让座，但是老年人没有权利要求年人人让座。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会逼着年轻人让座，也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不会给老年人让座，但是总是有那么一个小群体在，这个群体恶化了“老年人”“年轻人”这两代人的关系，对于这样的群体，我们可以说不！绝不让道德绑架了年轻人！
谢谢大家！
子贡赎人而不取其金，在多数人眼中看来这是圣人之举，是行善的标杆。可孔子却不加赞赏反而批评他的所作所为。诚然，子贡的行善本意十分纯粹，但他的一个自以为更加高尚的举动却无形中提升了道德的准则，纵然人人都渴望向子贡学习，但是世人对于行善之后是否该领取奖金的态度已然悄悄发生了转变。
一笔赎金对于子贡这样的大户人家来说或许并不算什么，然而对于辛苦躬耕一辈子的农户人家来说将是不菲的巨款。未听闻子贡之事时，他们遇见鲁人会毫不犹豫的赎回，而后坦然接受应得的嘉奖。如若鲁国君主将子贡事迹大肆宣扬，人尽皆知之后，我们不妨假设，普通农户再次遇到鲁人时定会有所犹豫，他们会想到，从国家拿回先垫付下的赎金可能都会遭到世人的非议，甚至纠结之下他们选择了漠视需要帮助的人。子贡一举，已为当时之人造成了无形的道德绑架。
如今，世界的经济巨头颇多，他们在为个人谋取利益的背后仍然保有一颗行善济世之心，实在值得我们的称赞。比尔盖茨宣布过世之后捐出全部敌国的财富，巴菲特拍卖个人午餐所获金额如数捐出，索罗斯、戈登摩尔也都捐献了过半的资产。然而巨头行善的背后却无形中带来了道德绑架，在大多数普通人眼中捐款似乎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尤其是对于那些富可敌国的商业大亨来说。天津爆炸案之后，千万网友竟在马云微博评论中纷纷留言逼捐。“你这么有钱，为什么不捐一个亿?”“你不捐款，我们就抵制淘宝!”。这样的言论一番番地攻击着马云，万千网友躲在电脑屏幕之后握紧了腰包，暗喜自己的“高尚”。
行善本为一件好事，然而在太多人潜意识之中却还只是一个标榜自己的工具。他们在有意无意之中，炫耀着自己的高尚之举，他们将向善的道德起点一步步哄抬着，渐渐“取不取”“捐不捐”并不再可以由一个个体所能决定了，平凡的百姓开始选择漠视，占据较高社会地位的人们被推上了道德的邢台。无形的道德绑架就此形成，道德观发生了质的偏差，行善不再来自于我们一颗崇高的济世之心，开始成为了社会人物维护个人形象的无奈之举、被迫之举。
这样的绑架实在可怕，麻痹了普通人的善良之心，挟持着社会人物的选择权利，这样的行善早已成为压在心中的负担。如若当打破无形的道德绑架，每一位行善之人实属关键，他们应当有一颗纯粹之心，应当低调而行之，更应当时刻注意而非肆意抬高着行善的门槛。
大家好!今天演讲的内容是“我们都被道德绑架了”。
当有人看到老弱病残需要人帮助的时候，而有人没有出手帮助，导致了很严重的后果，比如死亡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数落这个人的人品有问题或者是这个没有道德什么的，或者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冷漠。与此同时，并没有人真正的去抛开道德观去重新思考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做。而当我们抛开道德观再去看待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并不是那个人愿意去那么做，而是在这个社会这个体制下无奈的表现，只有这样自保，才不会招惹上不该有的麻烦。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首先，很多人并不懂的知恩图报，起码的谢谢都不对别人说一句，这何不让人心寒?其次，现在也很多人出手帮了，却反而要被人讹诈钱财，而法制却并没有站在真正的受害者一边，得不到保障，这何不让人心寒?最后，现在也很多见义勇为的人，而把自己的生命都搭上了，或许大家都会觉的这是一件很值得大家夸奖的事，可是事后谁又记得你?事后你的家人要怎么生活?如果一个家里就靠你一个人养活，你甩手一走其他人要怎么办?这何不让人觉得付出的代价太大?总总的一切想下来，也就能理解那些不出手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做。
所以，我们都被最初的道德观所绑架了。
其实，我们的逻辑思维其实很多时候都已经被束缚在一个条条框框里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三观。而这三观是直接影响一个人对事物和人的判断。当一个人的三观一旦确立了，在认知里就已经形成了对事物的对与错。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自然每个人的三观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导致了对在同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懂的看法和见解，而对事物和人的评判标准也就不一样了。而在我们的逻辑思维里，道德的分量似乎还是挺重的，这又间接的导致我们大家都容易被道德所绑架。
而这样的逻辑似乎并不能做到去理解和分析一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个人认为，不管是对人还是对物，如果理性的看待人和物的话，是要抛开自己的三观去看，去想。现在在我看来，这应该才是真正的理性。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不容易被道德所绑架。同时，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和领悟。
谢谢大家!
中华民族亘有华夏民族、礼仪之邦的美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源远流长。在千百年前，《世说新语笺疏》中就早有记载：“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引小者”，于是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发展过程中，谦让的意识也渐入人心，仿若每一个人必须遵守的规范，但是如今，谦让似乎成为了我们的一种负担。
在儿时的记忆中常常会有这样的情景：“妈妈，表弟翻我的玩具，弄坏了小汽车，我抢回来它还打我!”面对弟弟的胡闹，满地的狼藉，心中难免充斥着委屈。我们渴望着公平的对待，期待着有个人能站出来说出我们作为长者的心声。而等来的却是家长口中“你比他大…他弄坏就弄坏…你应该让着他”这样类似的言语，于是，“谦让”便衍生成为我们肩上不得不担负起的使命。其实，在我们在严格死守道德底线的同时，已然被安排在了不同的起跑线上，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却遭到了那些以道德为名的约束或阻挡，最后被颠倒了黑白。于是我们大胆发问，何错之有?真相便是我们都盲目于“道德”的旗号，而被进行了行为上的“绑架”!
像是去年的天津塘沽爆炸事件，在各界人士伸出援助之手组织天津重建之时，马云的微博却被清一色的“逼捐款”留言所覆盖。不少网友指责马云“你不捐款，我也不淘宝了”“首富就应该捐1个亿”……好在逼捐的网友声势浩大，反对逼捐的人也不在少数，“你有钱就得多捐”，在逻辑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慈善的首要原则就是自愿，哪怕他是中国的首富，他也有权力决定捐与不捐、捐多少，无人可以强迫，更没必要挥舞道德的“凶器”，去胁迫其他人要怎么样去做。就像韩愈在《原毁》中言：“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也。”道德是一种修养，不是一种义务，我们应该去呼吁人们去做，而不是由此化为了利器，去责备他们为什么不做;我们做好事，也不应该勉强别人也照着我们的样子去做。道德最适合来约束自己，而不适合拿来压制别人。
人们推崇道德大抵也是因为它的无害，能够逐渐增进社会的安宁和谐，平息纠纷与风波。可如果道德成为人人手中强制他人的利器，就必然会成为每个人毡上的针、背上的刺，设法拔去。
毋庸讳言，在五千年地域文化的光辉下，道德已然深入人心。现实中我们最爱拿道德说事，道德是砝码，道德是武器，挥舞道德的“利器”，习惯于道德绑架，这种做法显然不合适，反而会煽起群众的躁动，舆论下的风波;反而违背了遵守道德的初衷。莫不如理性的面对，去还原事情的本真，也是时候将道德放回它原本的位置，在运用中以事论事，这样在许多问题上也会少些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