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大家都跟作文打过交道吧，借助作文可以宣泄心中的情感，调节自己的心情。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写作文感到非常苦恼吧，下面是小编辛苦为大家带来的关于探险日记的作文五百字（3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家。
2002年2月，七只独木舟试图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完成首次漂流。这是一个堪称残忍的探险，这条峡谷不仅位置偏远，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比科罗拉多大峡谷深三倍，陡峭八倍。高落差的瀑布使其成为有史以来最难的漂流之旅。一些漂流者称其为漂流运动的珠峰――但是与珠峰不同的是直到现在还没人能顺利地漂流全程，并活生生地站在雅鲁藏布江的下游岸边。
在雅鲁藏布漂流和一次伟大的登山探险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河流里的目标总是隐藏着的。屹立的山峰能够被观测和分析。登山者用望远镜观察好最佳路线并在照片上以点和线标出。最危险的部分通常是雪崩槽，雪檐和落石多发区。然而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底部，流淌着一条充满威力的河流，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那里到底是什么样。有一个原因是，河流总是活动着的。时而奔腾而下，时而迂回跳跃，每个时刻都是不一样的。夏季里，它轻盈欢畅；春季里，它汹涌咆哮。中等水流中的大浪或者凸出的石头可能会填补高水位的影响。也或者是相反，在洪水中低水流的冲击可能就会使水花翻滚起来。
历史上，只有少数几次探险活动成功通过了派瀑布和彩虹瀑布之间的峡谷的上段。这其中只有一次是漂流，那次的队员们体会到了这条河的本性――对于一个人在皮划艇能做到的极限而言。不过金敦沃德在他1924年艰辛的徒步旅行中拍摄了这条河的一些照片：1947年两个科学家LudlOW和Sherriff徒步途经峡谷上段。他们所拍摄的一些黑白照片为林格的漂流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位于科罗拉多州的太空卫星公司也向他们捐赠了一系列卫星拍摄的大峡谷拐弯处的照片。
山峰和河流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你永远也不能“征服”一条河流。对于一条河而言，水总是往低处流。当你驾着一条皮划艇从溪流开始，你会发现周围的景致会快速变化――远离道路，穿行山谷之间。一条河总是奔腾不息，它一直流向海岸，将自己释放进大海。藏传佛教强调万事万物内在的“空”的本质；河流的特性就证明了这一点。每一个浪涛，波纹和激流都在转瞬之间消逝和重现，循环往复直至完全的未分化状态。一条河流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寻求自我而释放自我。你怎么能够征服仅仅追求消逝的事物呢？
雅鲁藏布江自河源至里孜为上游段，里孜到派乡为中游段，派乡以下是下游段。从河源至派乡，河流大体由西向东流，中上游段山高谷深、河流深切。流经米林县的派乡后改为北偏东流向，在汇支流帕隆藏布后又急转向南流，随后转为南偏西流向，流至墨金附近改为偏东流。
七只独木舟的后勤队伍几乎可以与一支珠峰登山队媲美。1250公斤食物和装备由四位夏尔巴带领60人的运输队伍。随队记者彼得・海勒在《地狱之水：雅鲁藏布江漂流幸存记》里记录了这段惊心动魄的漂流。海勒这样描绘雅鲁藏布江：“这是一条将大地劈为两半的湍急的河流，迅急的河水翻卷着白色的浪花，形成一个个漩涡……那七个人把他们的小船放入咆哮的河水中，他们的前面，要么是死亡，要么是奇迹。”
用传统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不可能或者是疯狂的计划。极度的狂热意味着百分百的献身精神和昂扬的乐观主义精神。但即使这样的人，当他们到了雅鲁藏布江边，他们的献身精神和乐观精神也会变为零。斯科特・林格带领着六个狂热之徒离开旧金山来到中国，Johnnie Kern，Allan Ellard，Mlke Abbott，Willie Kern、Dustin Knapp和Steve Fisher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桨手。他们从孩童时代起就在水上舞动船桨，长大后每年200天生活在水上。他们都曾平安渡过对普通人来说是葬身之地的急流险滩。每个人都有伟大的目标，每个人都有狂放的梦想，他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考察雅鲁藏布江的历史、地形和地貌，他们用充分的准备不断坚定自己的决心：我们必须去完成这个事业。
此外，一旦他们进入这条河流，他们也就再也没有退路。这条河谷中到处是巨石险滩，水流的巨大落差对那些漂流水于上的人来说，不是前进就是死亡。同样，在这条河上弃船逃生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根本无法在河中游泳，激流中裹挟的巨大石块、滔天的巨浪和湍急的漩涡，让每个试图在水中游泳的人顷刻间丧命。
为了避免充溢的热情横扫一切，没有严谨态度的热情只能导致不负责任和鲁莽的行为。斯科特・林格用了三年时间，与中国著名漂流向导张继跃深入细致研究水文情况，他用严格而苛刻的标准挑选团队成员，他雇用的搬运工和地面支持人员几乎全部是熟悉当地环境的本地人，他时时同北京的外交机构保持联系。这是最性命攸关的一件事。
曾对喜马拉雅周边江河进行了30次漂流的斯科特・林格选择在春季漂流雅鲁藏布江，此时是漂流该江河的最佳季节。他的同事查理・蒙西估计，雅鲁藏布江的安全水位是5000至10000立方英尺／秒。林格利用在科罗拉多的卫星空间摄影公司的技术优势，应用IKONOS空间卫星图像设计了漂流路线，即便是已经开始了旅程，林格依然将注意力集中在执行的细节上：晚上的计划会议，不时上岸讨论一下如何对付将要面对的急流，对急流进行有规律的观测，放弃盲目的冒险行为、放弃危险性太大的河段。在18天的漂流过程中，林格虽充满热情，但同样冷静谨慎。他将那种谨慎态度注入了整个团队。
海勒文章中对热情和谨慎态度之间相互关系的描述值得每位领导者谨记在心：“对林格来说，领导漂流雅鲁藏布江的团队需要保持一种惊人的平衡。他需要成员的勇气和坚定的自信心，他也需要成员们面对大河时发自内心的谦卑和毫不犹豫地摒弃个人自私的愿望。他必须对每个问题负起责任，不管这个问题是多么庞大或者多么琐细，因为这个探险队要对每个生命负责。”他做到了，他们的任务圆满地完成了。
自信之死
事实上，雅鲁藏布江的漂流在此之前早就留下了警示后来者的悲剧。
1993年9月10日，24岁的日本人武井义隆刚在帕隆藏布下水试漂，就被汹涌的水流冲进凶猛的雅鲁藏布江主流失踪。
新华社记者张继民回忆道，当时在扎曲，日方队员带着飞行器顺利腾飞使他们冲昏了头脑。成功飞行满足了他们的所有欲望，也坚定了日方队员试漂的决心。中方队员赵军、陈远生等看了帕隆藏布江的水情后，觉得水流太急，向日方提出不宜在此冒险漂流的建议。对此，北村皆雄队长回绝说，武井义隆等日方漂流队员只是下水试一试，如果他们认为可以漂就漂，否则就不漂，因为他们是专家，这不是队长所能决定的。中方队员劝阻日方队员不要在帕隆藏布江玩命的忠告，不仅限于对眼前水情的直观分析，还出于 中方地理学家们多年对帕隆藏布江的考察，当然也包括对它的最大的支流――帕隆藏布江的了解。这是全方位的，包括地貌、地质、气象，植被，动物等诸多方面。
自信的日本人不会想到，从培龙贡支江口到帕隆藏布江河口，沿江共有13条支流汇入，它们就像13个助推器，使得帕隆藏布江江水越来越大，越来越急，到达帕隆藏布江末端的钢朗附近时水面已宽达109米，水深15米、最大流速10米／秒。这样的水情，狂暴得近乎脱疆的野马。在西方人看来，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布满杀机的帕隆藏布江，不知是否也与此有关。
为保证安全，日本队员准备采用抛绳的办法，在岸上跟着水中载人的小艇跑，一旦发现不测，就把绳抛向江中，让他们接住。这不能不承认是个安全措施，但在我们旁观者看来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与其这样，倒不如在漂流队员的腰上系条绳子，下水者能漂就漂，岸上的人发现其危险拉上来就是了。
武井义隆等三名漂流队员在做下水前的准备，活动筋骨，检查所带装备的可靠性。救护队员也相应地作了紧急救护的练习。来到这里的10位日本队员各司其职。试漂先由武井义隆和只野靖实施。为防止意外，漂流队员应随身携带对讲机，只野靖接受了，武井义隆则拒绝了。这位刚刚从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深谙水性的桨手，实在看不起这200米的试漂距离，认为下水后，只要在水中划几次桨，略为调整一下小艇的方向就上岸了，要对讲机有何用？
只野靖第一个下水，身不由己，他操桨还未划动几下，小艇就被湍急的江水冲翻。随水漂动的小艇，在只野靖的努力下，艇身终于复原，但此时已远离预定的缓水区的漂流线，被卷入江心。跟在只野靖后面，几乎是同时下水的武井义隆，因水流太急难以控制住小艇，也迅即被冲走。
两位桨手被江流卷走不久，对讲机里传来只野靖的声音，说他已安然无恙登岸，被困于雅鲁藏布江南岸，距启程点1700米。他只能原地不动等待援救。江边刀削一般的峭壁，纵有猿猴般的本领能够登上峭壁，面对峰峰相连覆盖着丛林的大山也找不到回扎曲营地的路。
几名民工带着长长的绳索，翻山越岭花了近一天的时间，才从雅鲁藏布江南岸将只野靖接回扎曲。只野靖是武井义隆步入阴曹地府的最后一个送行者，他看到了什么呢？他回顾道：“小艇卷入江心后，在波涛中又连续几次翻滚，当时我感到十分危险，便弃艇了。游了大约500米，上了岸区。此后，我见到了武井扣翻的艇从江中漂过，但未见到武井。”
站在纯粹探险者的立场，在大自然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让我们为他们深深默哀。
加顿的悲剧
1998年，由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起赞助的雅鲁藏布江漂流，美国人道格・加顿――毕业于哈佛大学，两个孩子的父亲，犹它州大学博士生，有着丰富漂流经验的探险家葬身于世界上最深的雅鲁藏布大峡谷。
事件发生这天，52岁的杰米・麦克艾文率领江河漂流队用了43天时间从派区到加拉这一核心区域漂流29公里，并沿河的左岸自我开道下行23公里。由威里夫・沃克尔率队的地面支援队正在此处迎候。10月16日，在一个叫加拉森刚的地方，道格・加顿试图在河左岸漂过一个落差三米的瀑布，并希望能漂落在瀑布下水处的边角顺流上岸。但事与愿违，落点出现了偏差，漂流船掉进了瀑布下面的旋涡里。此时他竭力想使漂流船划出旋涡，但却被巨浪推到河中心。在汹涌澎湃的江河里，加顿奋力挣扎并竭力控制船的平衡。他在作进一步努力的同时却被卷入了更可怕的急流之中。这就是加顿队友们所目睹的最后一幕。在搜寻四天未果后，杰米・麦克艾文与威里夫・沃克尔汇合徒步七天最后返回美国。
不幸的消息传来，《华盛顿邮报》、国家广播电台纷纷提出一些尖锐问题：孔顿的献身能否避免？探险队迅速意识到已经遇到亚洲历史上罕见的印度洋季风，为何仍要下水开漂？探险队已发现水位超出他们所期望的两三倍，为什么仍要做这种尝试？《国家地理》或主要赞助商是否为了获得一个惊人之作或题材丰富的摄影而对漂流队施加了压力？当时是否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相关探险组织与其争抢雅鲁藏布江的首漂？
那些一味追求探险队为何开漂的纷纷议论最终于事无补。那些探索真理的人们经历了多次挫折后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指手画脚和一味的责备只是在消磨人的意志而忽略了无数次挫折后成功的可能。对雅鲁藏布江有着广泛研究并有着丰富探险经历的唐・埃蒙斯说：“麦克文探险队在非常困难的时候和极其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已经作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他们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环境及面临的处境以便我们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
46岁的杰米・麦克艾文是奥林匹克单人划船赛铜牌获得者，在此之前曾漂流过墨西哥圣玛丽亚河和阿拉斯加的迪恩河。他假设到：加顿漂船的整体重量与他膝盖处操舵部分装置不成比例，可能造成他无法控制平衡，他说：“因漂船对加顿来说尺寸稍大，漂流时他遇到了晃动，摇摆的麻烦”。他继续回忆说：“当时使用的漂船不太合理，船和操纵部分加在一起应该接近100磅，即比普通型稍重些”。
即使先不讨论加顿的真实死因，在漂流界绝大多数的问题则是为什么这次探险要选择一年中那段时间漂流？经历了30年不遇的印度洋季风和中国，印度特大洪灾后，任何熟悉雅鲁藏布江的人都会意识到9到十月那里的水位会特别高。雅鲁藏布江峡谷的某些地方，水的垂直落差甚至达60米之巨。探险队所使用的卫星地图并无加顿丧身的确切位置，无从得知白马狗熊附近的垂直落差。麦克艾文回忆说：对当时派的水位之高感到震惊，我们期待水流量在5000到15000之间，则无论如何我们将下水开漂；如果水流量在20000，我们也不会吃惊。但它比我们所期待的高数倍。探险队不远万里到了他们所企盼的雅鲁藏布江，于是决定在他们认为安全的短距离内漂流，其余部分则步行通过。加顿紧随首漂探险的地面后援组之后随时增援陆地运输，在无路可行时加快其前行速度。
麦克艾文阐述说：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最终促使探险队开始了历史性的尝试：“一味步行是在牺牲时间，而河水已小了些，似乎我们可以漂流数公里。事情的确很难，我们花了十天才到达那里，这是一种投入，我们所有的人均有同感……我们应试试。”
对于探险队开漂，麦克艾文解释另一原因：在下行的晚些时候，民工将不能翻越与峡谷平行的雪山口，以至地面运输增援无法进行。河水以每天0.6～1.2米的速度迅速下降。同时他在此次探险的日记里这样记述：探险队期望在其到达江河最险要的三四周后，水流能达到可漂程度。他说：“依据行程，我们计划着沿途的一切。我们深知水流大小的问题。如有其他选择，那你一定 会选择水流小些的情况漂流。而我们当时无从选择。在此期间我们很快进入冰雪区。有朝一日你计划雇请民工时，请记住一定不要改变原定计划。”
林格理解探险队为何会产生水会平稳的想法。他说：“喜马拉雅江河读物里最明显的问题之一就是水流，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它的水有多深，我从未被如此愚弄过，只有你把漂船放到水里你才会体会到它的汹涌。”其他的情况也可能影响到了探险队的决策，那就是全队意识到另有两个中国的探险队欲在大峡谷争其首漂。一些人推测首漂该条江的想法促成了探险队在最危险的时期开始行动。
麦克艾文第一眼见到雅鲁藏布江水位与事前希望的相距很远时，他立即给美国《国家地理》主编彼德米勒电话。米勒回话麦克艾文再三言明《国家地理》倡导安全第一。他说：“我们告诉探险队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你们并无一定要到达一定高度或写出优秀作品的任务。事情并非人们所议论的那样，他们急于考虑的是江河的水位。”
是否是完成雅鲁藏布江首漂的愿望支配着他们，或者为《国家地理》撰稿和摄制出惊人录像的问题？麦克。文强调指出：加顿当时被视为最成功的漂流探险家，是每一次决策的参与者之一。事实上，在开漂问题上，加顿与他的意见完全统一；甚至在关于其他漂流的问题上，加顿比探险队中任何人更积极赞同向下漂，其余人陆地增援。麦克艾文说：“加顿激情满怀，十分渴望漂流。倾其所有的勤奋和努力，他置身于探险漂流。但他也深知不能一味分析、等待，也不能操之过急，他非常希望全面兼顾。”
不同的观点
随着此次探险漂流载入史册以及更多的事实真相公诸于众，加顿的献身能否避免的问题仍将延续下去。也许加顿生前在《美国江河漂流》杂志上曾经写到的一段话更有说服力：“人们可以理智地说，江河漂流是一项危险的事业，通过该活动我体验到了人生的欢乐和满足。在我个人的成长中，见到了那些雄奇，美丽的地方，我感到某种冒险值得一试。但我们不要得意忘形地忽略了她的存在。危险在哪里？就在自己的身旁，如果我们不做我们能做好的一切，把危险降到最低限度，则我们将丢掉非常重要的一课。”
麦克艾文在事故记录中这样写道：加顿的不幸仅仅只是江河猛兽潜在危险的一部分，除此而外没有更多的理由可言。我认为加顿的献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也没有什么教训可以吸取。与艰难的江河漂流相比之下的其他运动同样具有危险。而那些正在进行的行为，为达到更高境界伴随其深入同样必须接受危险的代价。就不幸事件而言，如果清楚加顿身上会发生的一切，自然我会千方百计地阻止其发生。然而，把事后方知的世俗抛在一边，如果我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我仍会再次作出同样的决定。
许多旁观者也赞同这一观点。长期漂流的加顿生前好友安迪说：“加顿的不幸引起舆论轰动。在对漂流队多数队员了解后我的所有疑虑都消除了，坚信加顿当时低估了水速，最终付出了代价。”
持大峡谷漂流早晚会被征服观点之一的布瑞奇说：“雅鲁藏布江是漂流界的珠穆朗玛峰，总有一天会有人去完成该项事业。但无论谁去完成都不得不选择最佳的旱季，对进入和走出大峡谷要有充分的物资和精神准备。我认为不会有更多的人为此付出代价。”
对大峡谷同样非常熟悉的查理・曼塞却认为人类难以完成漂流。他是持有些江河永远无法漂流的观点之一的人。他说：“对大峡谷深处的河段我非常困惑，欲顺利漂流永远只是美好愿望。六米宽的河道比比皆是，震耳欲聋的河水永无休止地咆哮如雷地翻滚在2400米深的峡谷之中。这些地方几乎无法逃生。”
此时此刻人们不再争论加顿失去平衡落入江心及探知其献身是否能免除。探险家的信念惟有去探寻那些尚未被探索的自然，而人们也总是从中学到有益的东西。那些事后对未能完成探索的一味挑剔、指手画脚、难以给探险家们指点迷津，只能表明这类怯懦者不愿意从尚未成功的探险的探索中吸取有益的东西。该做就做。成功的先驱们懂得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分辨出做了而未成功的一面，而不再用相同方法继续尝试。也就是说，加顿在大峡谷的献身向人们展示了最后一次教训。
尽管如此，对雅鲁藏布江进行探险的各种计划依旧不断。其中有2002～2004年林格和蒙西的探险计划和对部分河段及支流的水上地面考察。
高一（7）班曹懿时
我们每天都在走路。多数是熟路，少数是生路。但所谓生路也往往是就自己而言的，对别人也许早已是一条熟路。鼓起勇气去寻找一条真正竟义上的新路，一步步走去，这种机会在人的一生中非常难得。
几年前偶然看到一幅摄影作品，一头山羊，居然在攀援着一道几乎垂直的峭壁。它是逃生还是好奇？摄影师特地为它写了一段内心独白：“只要爬过去，我就是一只非同寻常的山羊！”读了这句话，再看画面上青褐色的巨岩间吊着那团白茸茸的小生命，以及它挣扎着的细腿，不禁心头一颤。
鲁迅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我，也便成了路。这就明白地点醒了走路的原始哲理。在没有的地上第一个走过去，给后来的很多人带来方便，这就是开拓。人类文明的每层积累，首先都是由开拓者带动的。开拓之时，很少能动作很小，意义不明，胜败未卜，因此，它的成果性的收获和荣誉，总是大量追随者，摹仿者，复制者来享用。这并非人世的不公，实乃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也有极少数的开拓，是不期待追随者，摹仿者和复制者的，所开拓的不是人类生态延长，而是人类生命的极限。一步步脚印永远也呼唤不来一条阳关大道，却悄悄地走进了历史的记录。这样的历程，由于谈不上任何个体实利和群体实利，往往很难被社会广泛理解，连鲁迅那句“走的人多了”的名言也挽救不了它，但正是它，使人非同寻常。
本书描述的就是这样的历程。“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几乎拒绝一切生命。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探险家，科学家一次次进入又一次次返回，其中有很多人，连返回都不能够，人们甚至不知道是哪片沙漠把他们掩埋了。极少数人走完了其中一些边角，把横穿的梦想留给了后代。后代是哪一代？只能朦胧企盼，不少刻意强求。终于在本世纪最后十年，有那么一些人愿意，把前人个有关横穿的梦想截信，于是有了1993年中英联合探险队的六十天时间徒步一千五百公里穿越这个死亡之海而未曾死亡的的壮举。
这个壮举，有几名记者参与。记者在这样的沙漠里没有任何特权，他们也只能首先是个徒步跋涉者，以及习惯于穿行都市，伏案执笔的身躯，去与生命的6名中国队员的一个，他就是上海记者强荧（即本书作者）。
记者毕竟是记者，强荧用日志的方式把这次探险的过程记录了上来。这个记录就像其它著名的探险记录一样好看。不会不好看，生理的极限，荒漠的险恶，奇异的发现，巨大的悬念，焦渴的期待，都不是编造的，哪能不如看？不仅如此，在生命最难存的地方，人的心灵情怀，也以一种罕见的形状闪现出来，处处令我们深思。
除了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日志记，本书还收集了强荧的其它探险历程，以及他对探险家们的追寻和评述，都是同一主题的自然伸发。这些文章，足以让人产生多方面的感慨，时时憬悟生活在现代化的忙碌中，人之为人不应忘却的一些东西。名为《绝境的地图》，其实这样的“地图”对并未处于绝境的人群也具有指引作用。对我而言，还有另一番感慨，即我我终于看到我们这里也产生了敢于以自己的生命开拓读者视野边极的记者，这样的记者在国际传媒界历来是不少的。我们的传媒中，长久充塞酸涩，平庸，无聊许多聪慧的头脑总是耗费在互相攻陷、蝇营狗苟的闹剧文中，但是毕竟还有高迈举止，毕竟还有黄钟大吕，而且正是他们，维护了传媒和记者的声誉和尊严。
某天，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套书，其中有一本书和我相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本书为《法老的探险家》，大概讲述了小特使米内迈斯的日记：故事发生于公元前1472年，米内迈斯是个孤儿，被他的舅舅卡玛克庙的神父收留，同时他也是法老图特摩斯的好朋友。法老和他的嫡母哈特谢普苏特女王一起统治埃及，女王打算派出一支探险队去神秘的国度彭特，图特摩斯决定让米内迈斯参加，一场去往彭特之地的奇妙探险之旅开始了……
故事以这个叫米内迈斯的小男孩儿的日记的形式展开，形式独特新颖，每一篇日记都相当于一个小故事，长则一页半的样子，短则十行左右，字里行间，充满着童真童趣。每篇日记可以单独成文，数篇日记又汇聚成一个长篇在历史故事。故事的情节扣人心弦，用精彩的故事再现难忘的历史，文学与历史相互交融，散发着别样的魅力。
我捧起书本，津津有味的看起来，并消化着书里的精华，我发现，这位小作者十分喜欢写日记，而且完全把日记当成了自己每天必须做的事，因为他觉得写日记可以缓解他的疲劳和痛苦。我很佩服他这种思想，把日记当成自己的朋友，不分你我的思想，我要向他学习。
我爱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