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铁皮鼓》是一本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大家读《铁皮鼓》后都有哪些感受？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铁皮鼓读后感，欢迎参阅。下面是整理的铁皮鼓读后感优秀8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给您最好的朋友。
这本书写什么？写一个傻子。《尘埃落定》也写傻子，那是个傻子加先知；莎士比亚写了若干傻子，统统是傻子加智者；《喧哗与骚动》也有个赫赫有名的傻子，傻到没个性，读者很难“角色代入”；《狂人日记》的傻子，则完全是作者的传声筒。《铁皮鼓》的傻子怎么样呢？那是个非常合我心意的傻子，几乎和《尘埃落定》的傻子一般钟爱。奥斯卡，侏儒，铁皮鼓手，是个傻子加撒旦。
君特·格拉斯长于大战期间，同期涌现的文学大师非常多。奇怪的是，《铁皮鼓》没有历史的“现场感”。最近也在读埃利亚斯·卡内蒂的三卷本自传，有所比较。这位用德语写作的欧洲作家，同样生于20世纪初。大战开始时，卡内蒂还是孩子，有个强大的保护者——母亲。他回忆中的战争，没有战火，没有死亡。卡内蒂只关注自我，精妙而不厌其烦地将自己层层剥开（这才是真正的“剥洋葱”）。然而，这个紧紧围绕“自我”的小世界，不断吸附周围事物，不断扩大，使一切随之旋转。这种磁力和能力，给所有喋喋不休的私密叙述，赋予了宏大意义。有人说卡内蒂的自传，虚构多多，那又如何，至少战争爆发时，他那厢勾勒几位身边的平常人，我这厢立即闻到了销烟。《铁皮鼓》的奥斯卡也经历战争，君特·格拉斯替他枚举数据史料，描述死人、伤人、在战争中失去孩子的人，甚至让奥斯卡亲历波兰邮局保卫战。但作为读者的我，仍没有“现场感”。我——作为读者，被禁锢在奥斯卡3岁的身体里了。这不是叙述方式的问题，《尘埃落定》也傻子视角，但有历史现场感；《大师与玛格丽特》也夸张荒诞，也有历史现场感——甚至有着作者布尔加科夫的血与肉。
相比之下，俄国人写作像在掏心掏肺，想想陀斯妥耶夫斯基，想想帕尔捷斯纳克。读《日瓦戈医生》时，我不仅看见战争，还在亲历战争。而德国人君特·格拉斯——擅于运用匠心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君特·格拉斯，却是那么不动声色。我看不到血，听不到炮火，感知不到奥斯卡的身外在发生什么，只有那个声音——平静、冷酷、乖戾的，是奥斯卡也是格拉斯的声音，顺着一条平缓的甬道上升。这种写作风格，正是我想象的制造“纳粹事件”的君特·格拉斯可能的风格。但在《铁皮鼓》面前，“纳粹事件”一点不重要。因为君特·格拉斯本人如何，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塑造了小奥斯卡！
这部作品中，战争不是主角，而是背景。真正的主题是人类灵魂的一次漫游。像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写作那样，这部层次丰富的作品，离不开希腊和希伯来两大传统，有神话原型如弑父，也有上帝与撒旦。事实上，撒旦是奥斯卡的一部分，奥斯卡是撒旦的一部分。格拉斯帮助我们理解撒旦。在此意义上，这部作品比绝大多数战争写实小说来得伟大，它接近了战争的本质——恶。
作家需要发现、探索、理解恶。他首先要看到自己的恶。恶应该是文学的重要主题，但长久以来它不是。恶是有罪的，不该的。所以被忽略，摒弃。文学史出现萨德这号人物，完全是压抑过久的大爆发。只有正视恶，才能更好地理解善。我想，这是《铁皮鼓》的伟大。
君特·格拉斯是我迄今最喜爱的知识分子作家。我对那帮“新寓言”的知识分子，没有太大感觉。法国人，喜欢玩精妙。可惜无论法国人的精妙，还是日本人的暧昧，我都感觉不强烈。我需要的是当头一棒，让我震撼与晕眩。力量感，是我个人评价作家的重要标准。俄国作家、美国作家，总体而言力量感强。前者的力量来源偏重于精神，后者偏重于现实。中国作家中，北方作家的力量感比南方的强（想想莫言和余华的作品差别）。 回到“知识分子写作”，几年前，《玫瑰之名》让我对这个词倒尽胃口（依据上述，该作品力量感为零）。我一边阅读一边疑惑：《玫瑰之名》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意义何在？不能带给我任何感动、震撼和启迪。如若一些捧臭脚的知道分子说的那样，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我真想把书中的大段理论以及更为大段的注释剪下来，叠起来，戳到他们面前，让他们摸着心口说说，这么一堆聱牙诘屈的东西，是否真对“引人入胜”一词没有致命杀伤。如果知道分子们捧起另一只臭脚，说该书阐释了某种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因此它比只知夺人眼球的侦探小说深刻许多。那我倒想问：为何不直接读论文，岂不更深刻清晰、节约时间？最终，我意识到了，《玫瑰之名》——以及其他可以想见的艾科制造——被写出来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展示作者风采：这位学者小说家拥有相当的知识，掌握相当的写作技巧。至少，他比侦探小说作家深刻，比哲学论文作者会写小说。这种穷凶极恶的知识炫耀，让我想起北京话的一个词：提人。指提及各路要人，并作熟稔状。事实上，提人不能使提人者本身成为要人，就像炫耀知识的小说家，不能使作品本身具备知识或者成为好小说。我曾被迷惑过，但越来越认识到：知识不是用来炫耀，而是用来帮助认清世界的。
最后，扯一下另一位知识分子作家米兰·昆德拉。我曾将他贬至一无是处。但这有感情色彩。就像初恋，开始期望得完美，结束未免失望得惨烈。米兰·昆德拉，就是我的文学初恋。
安娜亲身经历了《铁皮鼓》长达四年之久的创作过程。她经常想听，有时也务必听我讲述小说的临时结局，这些尚未最终确定的结局常常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我在写作时经常出神，并且不停地吸烟，以致室内烟雾缭绕，安娜也许很难确认这个男人就是她的丈夫。作为她的伴侣，我肯定让人受不了，因为我整日沉迷于我所虚构的人物世界中。我是一台操纵着许多电路的配电设备，我与若干相互穿插的意识层面紧密联接在一齐。人们称之为“疯魔”。
我在埋头创作的同时，活得也很实在。我精心地烹调五味，一有机会就去跳舞，因为我十分欣赏安娜的长腿与舞姿。一七年九月，就在我专心致志地写作《铁皮鼓》第二稿时，我们的孪生子弗朗茨和拉欧尔出生了。这不是一个创作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每月有三百马克的生活费，这笔钱是我随手挣来的。在四七社一年一度的聚会上，我售出了我的素描与石版画；瓦尔特·赫勒雷(注：瓦·赫勒雷(1922—)，德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杂志《重音》的出版者之一。透过向我约稿和采用我的稿件付给我稿酬，他生性乐善好施，间或来巴黎时就将钱带给我，在遥远的斯图加特，海森比特尔(注：赫·海森比特尔(1921—)，德国“具体诗”诗人。)将我从未上演的剧作制作成广播剧播放；翌年，我已开始雕琢《铁皮鼓》的终稿，此时我获得四七社文学奖，第一次赚到了一大把钞票，总额为五千马克，靠着这笔钱，我们买了一台电唱机，这台电唱机这天还能出声，它属于我们的女儿劳拉。
我从未参加中学毕业考试，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常常使我的父母感到忧伤，但是有时我认为：恰恰是这一点保护了我。因为如果我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那么我肯定会拥有一个职位，我会成为夜间节目修改而将自己刚动笔的文稿锁在抽屉里。作为一位被埋没的作家，我肯定会对那些文思敏捷的作家满腔怨愤，这些作家在大自然中竟然能够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上天常常赋予他们灵感。
在这部作品中格拉斯从道德层面对刚刚结束的战争进行反思。正如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尼日利亚作家沃勒·索因卡所言："君特·格拉斯的毕生作品是本世纪末文学世界里的道德小说。"
格拉斯没有将重点放在战争本身上，而是放在了对德国社会中普通人的分析上。格拉斯通过自己的作品指出，纳粹德国的兴起，绝不是突然出现的偶然事件，它是与德国社会中的每个人的道德水平和劣根性分不开。
首先，普通德国人的浑浑噩噩是纳粹德国兴起的原因之一。《铁皮鼓》中除主人公奥斯卡之外，几乎所有人都缺乏思考的热情，他们对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像动物一样被动地适应外界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不肯动脑思考变化的原因。所以他们缺乏自己独立的判断和明确的信仰，也就无法自己判断自己的行动，最终只能随波逐流。他们或是融入纳粹狂潮中成为支持者，或是冷漠的纳粹暴行的看客。
其次，格拉斯指出德国普通市民情感上的麻木和良知的丧失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杂货商马策拉特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带儿子去看热闹。冲锋队员迈恩在水晶之夜冲击犹太玩具商店，迫使商人自杀。迈恩捣毁和洗劫犹太人教堂和商店时没有人认为不妥更无人去指责告发，当他打死自己所养的猫，却被人告发"不人道地虐杀了动物"，被纳粹冲锋队除名。这两个对立的事件使德国普通民众冷漠的感情暴露无遗，寓意深刻。
最后，小说深刻地揭示出了遭受纳粹迫害的民族的思想状态，指出他们态度上的顺从妥协也加速了悲剧的发生。玩具商马库斯是犹太人的代表，他对政治局势的预见比其他人高明得多，在二战发生前，他就意识到犹太人所处的环境越来越艰难，但他的对策只是改信__教，准备和阿格内斯一起离开德国到伦敦。当阿格内斯拒绝他的提议之后，他也就安之若素地像以往一样生活下去，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格拉斯在这里指出像马库斯一样意识到了灾难的临近的人们，没有采取任何办法自保，也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抵制灾难的发生，最终只能在纳粹上台后被迫害致死。
小说试图通过战前德国人思想上浑浑噩噩、感情上麻木冷漠的状态指出，那些深思熟虑、谋划算计、发布命令的纳粹头领固然该为战争中的屠杀罪行负责，而那些小人物，那些平庸到只知服从纳粹的体制，而没有反思之力的人们，尽管他们也是受害者，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该承担一定的战争罪行。
格拉斯在《铁皮鼓》中揭示出普通人的浑浑噩噩，麻木冷漠正是导致纳粹肆虐的原因。通过分析，格拉斯将视野锁定在道德层面上。
首先，是普通人情欲的泛滥，家庭道德观念荡然无存。最有代表性的是奥斯卡的表舅扬·布朗斯基。他本是卡舒贝人，长大后他面临选择波兰籍还是德国籍的问题。而他做出这个对他个人命运极为重要的决定的根据，只是他"一时冲动的决定"，因为他爱的表妹阿格内斯选择嫁给德国人马策拉特，于是他加入波兰籍以惩罚"我母亲对他的不忠"。他并不是对波兰产生了认同感，而完全是任性的结果。于是在他和阿格内斯各自都组织了家庭，德国又对波兰虎视眈眈的情况下，他还只是热衷寻找机会与阿格内斯幽会，长期与阿格内斯保持通奸的关系，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马策拉特每周参加纳粹集会的时间成为他与阿格内斯幽会的绝好时机，根本不关心国家局势。
其次，是贪欲的腐蚀也导致道德败坏。在《橱窗》一章中，奥斯卡用声音切割商店橱窗的玻璃引诱人们偷窃，其中有年轻店员、女佣人、中学教员、规矩的老绅士、体面的穿着时髦的太太、笃信宗教以保持青春的老小姐，甚至还有州高级法院里的检察官等各色人物。贪欲同样会使人们的判断标准失衡，使人们随大流并对发生在周围的惨剧视而不见。
在《铁皮鼓》中格拉斯对于"战争罪责"问题的思考主要是从道德层面上进行的。在格拉斯看来正是由于情欲和贪欲造成的道德败坏，使得人们丧失了标准，失去了自我反思的能力，才给纳粹的横行留下了可乘之机，作品中的"黑厨娘"正是失去道德藩篱后社会中存在的恶。在作家看来只有重建道德标准，人们都用道德约束自己心中邪恶的欲望，类似二战这样的人类灾难才能避免，人类才有希望。
但是在《铁皮鼓》中作者并未能指出新道德的内容及重建的目标，全书弥漫着一种深深的疑虑和淡淡的希望相交织的气氛，这不得不引发今人的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文化甚至是世界文化的建设都有启迪性的重大意义。
安娜亲身经历了《铁皮鼓》长达四年之久的创作过程。她经常想听，有时也必须听我讲述小说的临时结局，这些尚未最终确定的结局常常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我在写作时经常出神，并且不停地吸烟，以致室内烟雾缭绕，安娜也许很难确认这个男人就是她的丈夫。作为她的伴侣，我肯定让人受不了，因为我整日沉迷于我所虚构的人物世界中。我是一台操纵着许多电路的配电设备，我与若干相互穿插的意识层面紧密联接在一起。人们称之为“疯魔”。
我在埋头创作的同时，活得也很实在。我精心地烹调五味，一有机会就去跳舞，因为我十分欣赏安娜的'长腿与舞姿。一九五七年九月，就在我专心致志地写作《铁皮鼓》第二稿时，我们的孪生子弗朗茨和拉欧尔出生了。这不是一个创作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每月有三百马克的生活费，这笔钱是我随手挣来的。在四七社一年一度的聚会上，我售出了我的素描与石版画；通过向我约稿和采用我的稿件付给我稿酬，他生性乐善好施，间或来巴黎时就将钱带给我，在遥远的斯图加特，海森比特尔(注：赫·海森比特尔，德国“具体诗”诗人。)将我从未上演的剧作制作成广播剧播放；翌年，我已开始雕琢《铁皮鼓》的终稿，此时我获得四七社文学奖，赚到了一大把钞票，总额为五千马克，靠着这笔钱，我们买了一台电唱机，这台电唱机今天还能出声，它属于我们的女儿劳拉。
我从未参加中学毕业考试，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常常使我的父母感到忧伤，但是有时我认为：恰恰是这一点保护了我。因为如果我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那么我肯定会拥有一个职位，我会成为夜间节目编辑而将自己刚动笔的文稿锁在抽屉里。作为一位被埋没的作家，我肯定会对那些文思敏捷的作家满腔怨愤，这些作家在大自然中竟然能够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上天常常赋予他们灵感。
我读《生死疲劳》虽然确实走马观花，一目十行，有追求故事情节之嫌，但是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也好像在30天的时间里，亲身经历了一把那50年的变革，体验了一把不同动物眼中的生活，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内心经历无限的悲凉。那个时代，那个我曾经那么陌生的时代，那个作为70后的我从不曾体会到的上世纪50到80年代的一些事情，我就像亲眼所见，亲身所为一样经历了。我甚至感到读了它，我自己就像一个经历世事沧桑的老人。眉头的皱纹，内心的沉淀，处事的淡漠……短短一个月，经历和回顾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尤其是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那些事情，既是作者浓墨重彩着力描绘的，又是自己欲望难平，急于了解的。打土豪，分田地，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包产到户，自然灾害，__革前后，改革开放之初……这些在历史书中，在那些严谨的政治术语中，在那些生涩概念中，令人昏昏欲睡的事件和史实，第一次那么深刻的通过驴折腾牛犟劲猪撒欢狗精神生动真实悲壮无奈的冷峻的展示和暴露。让人在轻松之余，又深切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无比，悲壮无限。正如一位感言者所写：虽然内容离奇、叙述荒诞，但主题却是严肃的，那是一种历经历史沧桑的冷静与成熟，始终在警示着庞杂喧闹的世界，应该如何真正地面对短暂的人生。
你有欲望，欲壑难平；我有愤怒，无法消除；你有深情，款款述说，他有贪念，欲罢不能。可笑可叹，可慨的是：那么多人不能看的破，看得开。你方唱罢我登常不知道冥冥之中，我们不管如何折腾都逃不脱生死疲劳的下常
生死疲劳，对于这样一个奇怪名字的小说，我还是对他有距离感的。看完后，才发现，其实，芸芸众生，你，我，他在人世间的一些事情，其实终归是生也疲劳，死也疲劳，生也劳心，死也劳心的轮回折磨，真正能在这种轮回中获得心灵的宁静和超脱的人，一定是那种超然若世，忘记生死，悠然度日，无欲无贪之人。既然我们终究逃不脱生死轮回之苦，何方快快乐乐，闲云野鹤，让自己的灵魂神游于宇宙间，做一个超然物外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世外高人呢？
为什么欧洲作为最有文化教养的民族之一，极富组织性、纪律性、创造性的德意志民族却俯首帖耳地为纳粹服务，几乎呈现出全民纳粹，人人在党的局面，在战争中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虐杀了几百万人？而更为可怕的是有的德国人这样做不仅是出于自愿，而且还认为这样做是献身于自己遵循的神圣信仰。
一直有这样的思考，但是对于这种”文化”，我始终不能释怀。
在这部书-----《铁皮鼓》中，我找到了答案。
作者君特·格拉斯是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文学家，与海因里希·伯尔并列为战后联邦德国文坛的盟主，并在1999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铁皮鼓》1958年未及出版就赢得了当年”47社”的文学奖，1959年发表之后，更是很快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
那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小说的故事情节精华：
我在疗养与护理院(疯人院)里写下我的故事，从自己出世以前很远的时候写起。1899年，外祖母还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波兰姑娘，她独自在马铃薯地里干活，一名逃犯向她求救，骗过了追捕的警察，我的妈妈阿格内斯就是这名罪犯使我外祖母安娜受孕的结果。阿格内斯年轻时是个丰满的能干的姑娘，并以热烈的感情爱上其表兄杨布朗斯基，由于近亲不能结婚，她嫁给了莱茵兰人马策拉特。杨·布朗斯基和我母亲仍是藕断丝连，暗地里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情侣。3岁生日时我得到了妈妈送我的铁皮鼓并与鼓形影不离。也就在此时，我决定连一指宽高度都不再长，保持3岁孩子的状态，但是我相当的聪明，会敲鼓，并有一副超人的嗓音，能震碎所有的玻璃制品，并以此发泄对别人的敌意和愤怒。阿格内斯对丈夫从来就不曾有过爱，深爱着表兄，但对自己的行为又深感内疚。后来患了肥胖症后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自暴自弃，最后终因食鱼中毒，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间。我总是孤单单，有时便到三楼去找待我很好的特鲁钦斯基大娘。马策拉特请玛丽亚(大娘的女儿之一)管杂货店和照看我。她把我当孩子看待，对我毫无戒心，并无意暴露她的身体隐私在我面前。我虽不愿进入成年人的社会，但我的本能又驱使我要求过正常人(包括性)的生活。当我同她睡觉时，有偶尔把我搂在怀里，亲吻我的脸，我常在玛丽亚的怀里想入非非。一个夜晚，我竟然不知不觉中与玛丽亚发生了关系，生下了男孩库尔特。就在玛丽亚怀孕两个星期后，我撞见了玛丽亚躺在马策拉特的下面……我父亲娶了我未来的妻子，之后，我把我的儿子库尔特叫做他的儿子库尔特，把我所爱的、散发香草味的玛丽亚认作继母……
在这部作品中格拉斯从道德层面对刚刚结束的战争进行反思。正如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尼日利亚作家沃勒·索因卡所言：”君特·格拉斯的毕生作品是本世纪末文学世界里的道德小说。”
格拉斯没有将重点放在战争本身上，而是放在了对德国社会中普通人的分析上。格拉斯通过自己的作品指出，纳粹德国的兴起，绝不是突然出现的偶然事件，它是与德国社会中的每个人的道德水平和劣根性分不开。
首先，普通德国人的浑浑噩噩是纳粹德国兴起的原因之一。《铁皮鼓》中除主人公奥斯卡之外，几乎所有人都缺乏思考的热情，他们对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像动物一样被动地适应外界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不肯动脑思考变化的原因。所以他们缺乏自己独立的判断和明确的信仰，也就无法自己判断自己的行动，最终只能随波逐流。他们或是融入纳粹狂潮中成为支持者，或是冷漠的纳粹暴行的看客。
这本书写什么？写一个傻子。《尘埃落定》也写傻子，那是个傻子加先知；莎士比亚写了若干傻子，统统是傻子加智者；《喧哗与骚动》也有个赫赫有名的傻子，傻到没个性，读者很难“角色代入”；《狂人日记》的傻子，则完全是作者的传声筒。《铁皮鼓》的傻子怎么样呢？那是个非常合我心意的傻子，几乎和《尘埃落定》的傻子一般钟爱。奥斯卡，侏儒，铁皮鼓手，是个傻子加撒旦。
君特·格拉斯长于大战期间，同期涌现的文学大师非常多。奇怪的是，《铁皮鼓》没有历史的“现场感”。最近也在读埃利亚斯·卡内蒂的三卷本自传，有所比较。这位用德语写作的欧洲作家，同样生于20世纪初。大战开始时，卡内蒂还是孩子，有个强大的保护者——母亲。他回忆中的战争，没有战火，没有死亡。卡内蒂只关注自我，精妙而不厌其烦地将自己层层剥开（这才是真正的“剥洋葱”）。然而，这个紧紧围绕“自我”的小世界，不断吸附周围事物，不断扩大，使一切随之旋转。这种磁力和能力，给所有喋喋不休的私密叙述，赋予了宏大意义。有人说卡内蒂的自传，虚构多多，那又如何，至少战争爆发时，他那厢勾勒几位身边的平常人，我这厢立即闻到了销烟。《铁皮鼓》的奥斯卡也经历战争，君特·格拉斯替他枚举数据史料，描述死人、伤人、在战争中失去孩子的人，甚至让奥斯卡亲历波兰邮局保卫战。但作为读者的我，仍没有“现场感”。我——作为读者，被禁锢在奥斯卡3岁的身体里了。这不是叙述方式的问题，《尘埃落定》也傻子视角，但有历史现场感；《大师与玛格丽特》也夸张荒诞，也有历史现场感——甚至有着作者布尔加科夫的血与肉。
相比之下，俄国人写作像在掏心掏肺，想想陀斯妥耶夫斯基，想想帕尔捷斯纳克。读《日瓦戈医生》时，我不仅看见战争，还在亲历战争。而德国人君特·格拉斯——擅于运用匠心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君特·格拉斯，却是那么不动声色。我看不到血，听不到炮火，感知不到奥斯卡的身外在发生什么，只有那个声音——平静、冷酷、乖戾的，是奥斯卡也是格拉斯的声音，顺着一条平缓的甬道上升。这种写作风格，正是我想象的制造“纳粹事件”的君特·格拉斯可能的风格。但在《铁皮鼓》面前，“纳粹事件”一点不重要。因为君特·格拉斯本人如何，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塑造了小奥斯卡！
这部作品中，战争不是主角，而是背景。真正的主题是人类灵魂的一次漫游。像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写作那样，这部层次丰富的作品，离不开希腊和希伯来两大传统，有神话原型如弑父，也有上帝与撒旦。事实上，撒旦是奥斯卡的一部分，奥斯卡是撒旦的一部分。格拉斯帮助我们理解撒旦。在此意义上，这部作品比绝大多数战争写实小说来得伟大，它接近了战争的本质——恶。
作家需要发现、探索、理解恶。他首先要看到自己的恶。恶应该是文学的重要主题，但长久以来它不是。恶是有罪的，不该的。所以被忽略，摒弃。文学史出现萨德这号人物，完全是压抑过久的大爆发。只有正视恶，才能更好地理解善。我想，这是《铁皮鼓》的伟大。
君特·格拉斯是我迄今最喜爱的知识分子作家。我对那帮“新寓言”的知识分子，没有太大感觉。法国人，喜欢玩精妙。可惜无论法国人的精妙，还是日本人的暧昧，我都感觉不强烈。我需要的是当头一棒，让我震撼与晕眩。力量感，是我个人评价作家的重要标准。俄国作家、美国作家，总体而言力量感强。前者的力量来源偏重于精神，后者偏重于现实。中国作家中，北方作家的力量感比南方的强（想想莫言和余华的作品差别）。 回到“知识分子写作”，几年前，《玫瑰之名》让我对这个词倒尽胃口（依据上述，该作品力量感为零）。我一边阅读一边疑惑：《玫瑰之名》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意义何在？不能带给我任何感动、震撼和启迪。如若一些捧臭脚的知道分子说的那样，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我真想把书中的大段理论以及更为大段的注释剪下来，叠起来，戳到他们面前，让他们摸着心口说说，这么一堆聱牙诘屈的东西，是否真对“引人入胜”一词没有致命杀伤。如果知道分子们捧起另一只臭脚，说该书阐释了某种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因此它比只知夺人眼球的侦探小说深刻许多。那我倒想问：为何不直接读论文，岂不更深刻清晰、节约时间？最终，我意识到了，《玫瑰之名》——以及其他可以想见的艾科制造——被写出来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展示作者风采：这位学者小说家拥有相当的知识，掌握相当的写作技巧。至少，他比侦探小说作家深刻，比哲学论文作者会写小说。这种穷凶极恶的知识炫耀，让我想起北京话的一个词：提人。指提及各路要人，并作熟稔状。事实上，提人不能使提人者本身成为要人，就像炫耀知识的小说家，不能使作品本身具备知识或者成为好小说。我曾被迷惑过，但越来越认识到：知识不是用来炫耀，而是用来帮助认清世界的。
最后，扯一下另一位知识分子作家米兰·昆德拉。我曾将他贬至一无是处。但这有感情色彩。就像初恋，开始期望得完美，结束未免失望得惨烈。米兰·昆德拉，就是我的文学初恋。
读这本书时，在刚开始并没有什么感觉，但随着情节的发展，总让自己想到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终有些感同身受，这本书的故事大部分的情节，都让我感到很直观的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故事中的主人公林冰在一次偶然中得到了一个铁皮狗，而铁皮狗总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出现，仿佛是对林冰的一种感情的寄托，里面的林冰有过自负，让他自负并让他在自己喜欢的女生曹卉面前可以抬得起头的是自己拉的二胡，但在赵一亮的面前，让他感到自己拉的二胡实在是太逊色了，我们也许有过自负，但理应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己并不是最强的，但也更不应该在自负过后留下的仅是自卑，从主人公林冰刚进入初中，认识了成熟的乔桉，总是汗淋淋的谢百三，和自己很要好的朋友马水清……
在从红瓦房到黑瓦房，也就是从初中到高中，林冰在经历了不能去黑瓦房的失望和妥协后，有好巧不巧的进入了黑瓦房，而后由于赵一亮未进入黑瓦房，赵一亮便也终究妥协了，在阅读有关赵一亮的情节时，有更多的无奈，也许认为赵一亮有点惨，最终落得个进入监狱的下场。
在阅读时，也许猜到了后面的情节，但又不想后面的情节发生，我读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矛盾的心理，这里面的情节虽然只是发生在油麻地的很朴实的故事，但有时总会让我有很多感触，也许内心总是在不经意间就会被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