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卫兵
辛亥革命前的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专制制度不仅严重阻碍了文明大国的前进步伐，导致整个社会的封闭、停滞，使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世界，而且严重地剥夺了民众的自主权利，造成只有封建统治者发号施令而广大人民则“万马齐喑”的局面。邹容在《革命军》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而康有为也认为在那样的制度下，“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民，视若虫沙，恣其残暴”（康有为：《大同书》），是只有“臣民”，而没有“人民”的社会。所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几十年间，中国思想界一直奔涌着一股滚滚的历史潮流，那就是人民觉醒的潮流。
觉悟到专制主义压迫的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故夫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梁启超：《新民说》）他们向维护这种制度的“三纲”发起攻击，宣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统统是伪道德，是“奴隶之木本水源”。而自由平等博爱，才是“根于心理的天然之道德”。如果说专制制度是用暴政强制扼杀人的本性，那么“三纲”则是以精神力量来否定人。辱莫大于心奴，这是觉醒者所不可容忍的。从谭嗣同“冲决罗网”的呐喊，到陈天华“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的檄文，再到秋瑾“家庭革命”、“女界革命”的倡言，他们把批判的投枪集中对准君主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在社会上造成巨大的影响，为辛亥革命制造了舆论，也弘扬了一种在专制制度下从未有过的追求人权的精神。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专制统治者勾结帝国主义列强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尖锐批评“昏昏沉沉而不之醒”的“奴隶根性”的精神状态。他们宣称：人，生来是自由平等的，无尊卑贵贱之分，皆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国家，是国民自己的，是为国民服务的机关，靠国民来监督和保卫。他们指出，奴隶主义在中国集中表现为没有独立自主的人格与合群、群治的公德，缺乏民主国家的观念与权利、义务思想。“自秦灭六国，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务愚黔首以行专制，历代因之，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制度立法，多在防范人民，以保全此私产；而民生庶务，与一姓之存亡无关者，政府置而不问，人民亦无从监督政府之措施者。故国自为国，民自为民，国政庶事，俨分两途。”（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他们认识到：“二千年来，政界沉沉，更无进化，内力苶弱，至为他族陵逼者，可综合为二大原因：一曰不知个人之有自由独立，二曰不知机关之性质。”不讲独立，惟有依赖，实则无一人之可依赖者，终不免一盘散沙；不懂得国家为何物，只知道忠于皇帝，侍奉主子，到头来无一人视国事为己事，“国之兴废存亡若与己漠不相属”，就必然落后挨打。19xx年，孙中山领导创办的《民报》在创刊词中公开提出：“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是三大主义皆基于民”。这样，“人民最大”的理念终于书写在了中国历史上。而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革命实现了中国国家政权的新旧更替，南京临时政府明确规定立国的基本原则是“国家之本，在于人民”。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辛亥革命的果实一度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了去，后来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也没有真正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更打断了中国向民主共和国发展的道路。但是，中国人民始终没有放弃追求人民民主的努力，因为那是中国社会的进步方向，是中国革命的目标之一。今天，当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完成了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制政治制度的任务，在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方向前进的时候，更感到辛亥革命给予我们的精神财富的意义。
“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中最值得歌颂和弘扬的，是为了救国救民而“舍身取义”的英雄主义精神。在辛亥革命前后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有多少爱国英雄竞折腰！他们永远值得后人纪念、崇敬和学习。
中国传统文化有“轻生尚气”的侠士之风，而在近代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之际，那种侠士之风终于升华为一种献身祖国的时代责任感。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人们向往正义之实现，期待英雄或自己愿意献身成为拯救家国的英雄，决心以生命唤起更多的人们觉悟，其精神千古不堕。
维新志士谭嗣同在“戊戌政变”发生时本可逃脱，但他对劝其出走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遂成为戊戌喋血的“六君子”之一，他的“我自横刀向天笑”绝命诗感召了无数后来者。19xx年，革命者禹志谟不幸被捕后受尽拷打，全身体无完肤，有人不忍他受此折磨，给他送进掺有毒药的饭食，他表示：“谢谢大家的好意，但大丈夫当光明磊落，行刑法场，观者看那情景，相互传述，使国民知官府之残酷，各励其志，奋起斗争。这样，我一人虽死，而后亿万人可全生。”临刑前，他用已经被打折了的手指写下“躯壳死耳，我志长存”的告同胞书，慷慨就义。
广州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烈士林觉民在参战头一天给妻子留下绝笔书道：“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他说自己十分留恋与妻儿的幸福生活，但因国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天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的不计其数，故“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他劝妻子在得知自己牺牲的消息时，不要过于悲伤，“于涕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林觉民这份包含高尚情操、感人至深的“与妻书”，后来作为教科书，被每一个中国人所诵读。
孙中山在纪念黄花岗起义烈士的时候，特别表彰他们以死唤醒国民，为人类献身的“新道德”。他说：“七十二烈士有许多是有本领学问的人，他们舍身救国，视死如归，为人类来服务的那种道德观念，就是感受了这种新道德的潮流。”人生自古谁无死，而当年的觉悟者们为了追求真理、为了救国救民，使这种献身精神赋予了辛亥革命的时代特征，它比以往的侠士精神显得更崇高、更伟大，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升华。当我们在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前进的时候，前辈们为救国救民而“舍身取义”的英雄主义精神，仍然是中华民族现代化长征中的动力。
爱国思想本来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但古代爱国思想中的“国”还不是近代意义的国家，而是封建王朝；“族”也不是近代意义的民族，而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华夷之辨”。所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曾经作为揭露清朝统治残暴性的斗争工具。可是，当西方列强以不平等条约体系强加于中国身上的时候，那种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的传统爱国思想的局限便突显出来。
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中，将爱国情怀与推翻清朝统治的行动一致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在酝酿革命的初期，革命派“驱逐鞑虏”的民族主义主张是“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但是，在认识到各民族已经历史地形成了大中华民族的格局，而整个中华民族都处在列强环视下的险恶国际环境中的时候，革命派提出了“仇一姓不仇一族”的口号，把国家主义区分为“心理的”与“法理的”，认为“自法理上言国家主义，则爱国家者非意识的活动，而机械的活动也”。“所谓国家主义者，当以心理的国家为基础以立说，不当以法理的国家为基础而立说”（朱执信：《心理的国家主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用明白警醒的语言，指出革命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革命是要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国不至被帝国主义最后鲸吞瓜分。他们对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与外国侵略者的民族矛盾，都有明确的阐述。因此，不能认为革命派仅以“反满”为唯一的目标，相反，他们以为革命最终要解决的任务，是挽救民族危亡，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全民族的要求。“振兴中华”的口号自提出后，就逐渐表现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使命感，这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动力与目标，而且造就了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
辛亥革命中迸发出来的近代爱国主义精神，还表现在认识振兴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上。辛亥时代的爱国者，强调“自国之人，无不爱其自国之学”，主张“国魂者，原于国学也，国学苟灭，国魂奚存？”他们反对固守旧规的顽固派，但是并不同意全盘欧化，特别警惕西方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依据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同时，辛亥时代的爱国者们声明，其所谓国粹绝非历代统治者所奉行的“君学”，而是如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在野之士“本其爱国之忧，而为经世之业”留给后世的为帝王所不喜的学问。那是闪耀着爱国和民主精神的学问，是“以文明之光华美大，而不惜暴力以凌四夷，宝爱平和”的文化传统（鲁迅：《文化偏至论》），是展示人性的美德，具有反侵略、主正义、崇人道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应该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那样被发扬光大，作为国人爱国主义的源泉。同时，他们对来自西方的文化也有客观的评价：“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云尔。”主张吸收人类文明的精华，为我所用。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祝福避趋之。辛亥时代的爱国者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以为“教育者，爱国心之制造场也”，“果能图教育之兴耶，则爱国心不难养成也。”严复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认为中国诸多问题中“尤以愈愚为最急”，教育的落后是贫弱的根源，也是国人爱国心薄弱的原因。梁启超同意这一观点，认为“空言爱国无救于国，若思救之，必藉人才，此教育之所以为要也。”正是通过教育，具有近代思想特征的爱国主义逐渐在国人，首先是青年学生中间被接受和传播，辛亥革命和随后的五四运动，使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发展到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