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学习心得5篇

顾诵芬于1930年出生于苏州,童年时被日本飞机轰炸,令他印象深刻。他意识到中国人必须建造自己的飞机。作为歼8系列战斗机的主要设计师,他开创了我国自主研发歼8战斗机的先河,被誉为歼8之父。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学习心得,希望可以提供给大家进行参考和借鉴。

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学习心得1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人如其名,顾诵芬院士投入航空事业70年,在我国航天事业仍处于“一张白纸”的背景下,直接组织、领导和参与了低、中、高三代飞机中的多种飞机气动布局和全机的设计,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70载风雨兼程,从青丝到白发,他将毕生献给了祖国的航天事业,用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日日行不怕千万里的不懈追求。广大青年干部应以榜样为标杆,学习榜样事迹,传承榜样精神,立志做“请党放心”的优秀共产党员。

信念坚定,传承一片丹心为祖国的爱国情怀,做青春追梦者。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幼年时,从小小的航模开始立下了“一定要搞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飞机!”的铮铮誓言,从青葱年少到意气风发再到如今年逾九旬,在一项项难题、一次次试验中,他一直践行着自己的誓言,无畏前行,如利剑出鞘般执着而无畏,丝毫不顾高速飞行对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潜在的坠机风险,毅然亲自带着望远镜、照相机,在万米高空观察,拍摄飞机的动态,解决了一个个飞机技术难题,在科研一线上奋斗不止。他的眼里有星辰大海的辽阔蓝图,脚下更有不畏征途坎坷的勇气和毅力,践行心中不变的理念,保持着迎难而上、不怕艰辛的冲锋姿态,为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信念如磐,一脉相承。作为党员干部要以“荡胸生层云”的旷达,以“谓我不愧君,青鸟明丹心”的赤诚,凝练坚韧的信念支撑,多打打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做到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让信念照亮前行的路。

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学习心得2

他的故事远不止一架飞机,他用一生的时间见证和书写了航空救国、航空报国、航空强国。中科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空气动力学家顾诵芬今天获得了2020年国家最高科技奖。

顾诵芬和飞机的缘分始于青春。小时候去燕京大学工作的父亲搬到了当时的北平。日军轰炸中国29军北平营地的记忆至今清晰——满天压得人睁不开眼睛的轰炸机从头顶飞过,投下的炸弹看得一清二楚,玻璃窗被冲击波震碎。那时,顾诵芬便立志要保卫中国的蓝天,将来不再受外国侵略,早早地把航空报国的梦想埋在心里。

小学毕业后,顾诵芬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就读。他一直对飞机模型感兴趣,父亲也从上海开明书店买了一批关于航模制作的书。梦想和兴趣坚定了他的方向。高中毕业时,顾诵芬报考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都被录取了。最后,他选择上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大学四年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养成了严谨的科研习惯,学会了探究方法。大二时,顾诵芬修读了航空工程系教授季文美先生开设的两门基础课。在课堂上,季先生只突出基本概念,联系工程实际,用实际问题引导学生探究、运算、寻找解决方案。这些训练为顾诵芬将来成为工程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国防建设急需理工见长的大学生,不少优秀的交大学生投身于国家工业建设,顾诵芬也登上北上火车投身航空事业。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使用的飞机几乎都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制造的,只能原样复制,对设计原理一无所知。那时顾诵芬已经意识到,模仿而不是自己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中,我们没有任何主动权。

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成立。首要任务是设计中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教练机歼1,顾诵芬担任气动组组长。没有任何指导和参考文献经验、技术和设备材料极其匮乏,但他展示了交通大学的技能,一点一点地解决了问题。

当时没有复印机,就买了描绘纸,三角板,曲线板描绘,花了一个星期基本解决原理问题;后来医务所废针管的不锈钢细头焊接在铜管上,然后用薄铁皮做整流罩做风洞实验...在这样一个贫穷的环境下,经过两年的发展,歼1首飞成功。

从那以后,他先后参与了歼教-1.初教-6.歼8和歼8ⅱ等机型的设计研发,并肩负起歼8和歼8ⅱ总设计师的重任,在那些特殊的岁月里,顾诵芬和同事们克服了巨大的压力,克服了无数的困难。歼8战斗机首飞,但在随后的飞行试验中振动强烈。为了找出问题,作为一名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非专业人士,顾诵芬不顾危险和他人劝阻,三次乘坐歼教六,跟随歼8飞行,直接跟随试验飞机观察气流。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过载,他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解决了歼8跨音速飞行抖震的问题。1985年7月,歼8全天候设计定型,同年10月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别奖。

1986年后,离开飞机设计岗位的顾诵芬将主要精力转移到飞机主动控制技术的研究上,促进了国产大型飞机的发展。他努力推动新一代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的建立。顾诵芬在参加运-20试飞评审时,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直肠癌的症状,身体极其虚弱。但在后来的手术住院期间,他还叮嘱资料室给他送外文书刊,看到重要资料甚至翻译好,供学生和年轻技术人员阅读。

多年来,他仍然关心母校的发展。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成立时,作为特班班主任,为首届36名硕士生开设了第一课。他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航天科技战略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大型飞机出版工程》主编...此外,顾诵芬还积极参与思源校友年度捐赠项目,为校园建设和帮助学生慷慨解囊。

如今,这位风华正茂的航空英雄经常出现在办公室或会议室。他仍然活跃在第一线,关心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学习心得3

1961年2月,赫鲁晓夫突然写信,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米格-21歼击机的制造权。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新型歼击机,如果真的能获得米格-21的制造权,一方面可以解决空军后继机种告急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让我们的飞机设计、制造部门在吃透米格-21歼击机的各种性能基础上,设计制造出我们自己的新型歼击机。

为了集中国防科学研究力量,加快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党中央于1960年12月20日批准成立航空研究院,即国防部第六研究院,1961年8月3日,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设计研究所(飞机设计研究所)在沈阳正式成立。1962年5月,上级下达了关于组织对米格-21进行技术摸底的指示,在所长刘鸿志、副所长徐舜寿、叶正大、总设计师黄志千等领导下,摸透米格-21成为六院一所建所后的第一项重大任务。顾诵芬等一批技术人员开始消化米格-21的资料。

顾诵芬认为,要摸透气动特性,就应该对来自苏联的资料通过风洞试验加以验证。他的目标不仅是摸透米格-21这一架飞机的设计,更重要的是要从中探索、总结出高速高空飞机研制、设计、飞行试验的规律。也正是按照他的建议,技术人员通过米格-21的模型的风洞吹风试验,发现了米格-21方向稳定性与苏联提供资料的数据相差了近10倍。

关于先进战斗机的设计,在顾诵芬的脑海里存留着太多的疑问,摸透米格-21给了他一个机会。回忆起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时,他讲了这样一句话——“摸透米格-21起了一个做习题对答案的作用”。通过这次对答案,顾诵芬心中更有底了。事实证明,他的想法与思路是对的。他更加坚定地沿着自己确定的方向走了下去。

1964年年初,第一阶段摸透米格-21飞机的技术工作胜利结束,六院同意一所在以主要力量继续进行摸透、仿制米格-21飞机的同时,抽出部分技术力量进行新机方案的探讨研究。1964年10月,六院一所召开“米格-21机改进改型预备会议”,唐延杰院长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现在应该把重点转移到自行设计上去了……从形势来看,由摸透转到自行设计也是必要的。”在这次会议上,对于新机的主要战术技术指标也提出了要求:最大飞行速度马赫数2.2,升限20千米,高空高速是那个时代主力战斗机的显著技术特征。

歼8飞机的研制由此开始。1965年1月,上级正式任命黄志千为歼8飞机总设计师,为了帮助黄志千开展工作,成立了技术办公室,蒋成英、顾诵芬、冯钟越等担任副总设计师。而在这之前的1964年6月,顾诵芬已经升任六院一所副总设计师。

不幸的是,歼8飞机刚刚迈出第一步就遭遇了难以想象的艰难。1965年5月23日,黄志千被派往国外考察,为歼8及下一代飞机研制采购测试设备。途中发生空难,一代飞机设计先驱陨落。黄志千因公殉职之后,由王南寿率领的包括蒋成英、顾诵芬、冯钟越、胡除生在内的技术办公室临危受命,接过了总设计师黄志千的重担。

作为一种全新设计的飞机,歼8飞机的战术技术指标在得到上级批准后,开始了总体方案的论证工作,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采用什么样的气动布局的问题。面对当时两侧进气与机头进气的争论,作为歼8飞机气动力全面工作的负责人,顾诵芬在全面考虑了进气效率、技术难度、研制时间要求等各种因素之后,主张采用机头进气,并得到了当时所里和六院的支持。歼8在确定采用双发方案之后,顾诵芬又开始考虑新的问题。两台发动机靠得很近,喷流的干扰会不会影响飞机的推力性能?“我要气动室赶紧做喷流干扰模型,做地面试验。当时可以在哈军工的发动机实验室做这个试验。最后做了,没问题。”

方向稳定性是设计超声速战斗机必须满足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保证高速飞机飞行安全和实现大迎角高机动的重要因素。这个问题也是在摸透米格-21时所遗留下来的,在歼8飞机的设计过程中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顾诵芬在参阅了大量国外有关文献资料后,经分析研究,首次提出了用时间矢量法试飞测米格-21方向稳定性的方案,并亲自推导公式,确定测试参数和试飞方法,然后向试飞员讲解试飞中的动作和应注意的问题。经过半个多月的奋战,终于首次在国内成功测得米格-21在马赫数为2.0时方向稳定性的大小,也摸清了超声速战斗机在最大飞行马赫数时应有的方向稳定性数值。此后,顾诵芬又主持解决了歼8纵向稳定性、横侧向稳定性等技术问题。

1965年底,歼8零批飞机试制工作开始。1968年6~7月,歼8试验机01、02架相继完成总装。1969年7月5日,歼8飞机成功实现首飞,也正式宣告我国不能研制高空高速战斗机的历史正式结束。

然而,在后来的试飞试验中,歼8飞机在速度达到马赫数0.86时出现了强烈的跨声速抖振。不解决这个问题,歼8飞机就无法满足设计之初提出的战术技术指标,也就无法定型装备部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顾诵芬瞒着家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乘坐试飞员驾驶的教练机上天,近距离观察飞机的振动情况。据试飞员鹿鸣东后来回忆:“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我于1978年,用歼教6飞机带着顾诵芬同志,亲自到空中跟随歼8机,观察并拍摄歼8机的飞行流线谱。当时他已是快50岁的人了,他不畏艰险,亲自带着望远镜、照相机,观察拍照飞机的动态,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深深感动教育了所有参加试飞和研制的人员。”

在弄清了产生振动的原因之后,顾诵芬提出采用局部整流包皮修形方法解决问题,并亲自做了整流包皮的修形设计,他与工厂工人师傅一起改装,经试飞证明此法非常有效,彻底排除了跨声速抖振现象。

1980年3月,航定委批准歼8白天型设计定型。1986年2月生产定型。1985年7月,歼8全天候型设计定型,前前后后经历了21个寒暑春秋。对于人的一生来说,21年是一个太长久的概念。歼8飞机的设计团队虽然遭受了一次次打击,但顾诵芬和一所的全体设计人员、干部职工面对危机没有退缩,从1972年开始,他接过帅印,带领着这支队伍挺直了腰板,坚定地沿着崎岖坎坷的道路前进。

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学习心得4

1979年8月,三机部发出《关于对歼8飞机实现全面技术改装可能性论证的通知》,要求601所组织力量进行研究,提出一个歼8大改方案,并进行相应的技术可行性论证和性能估算。之后,顾诵芬和601所领导班子毅然调整了方向,以主要精力投入歼8大改。

1981年5月18~26日,三机部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歼8Ⅱ飞机方案论证会,国防工办副主任邹家华在会上宣布了国务院国防工办任命顾诵芬为歼8Ⅱ飞机型号总设计师的命令。随后,三机部下发了《国家重点型号总设计师系统和行政指挥系统名单》,何文治担任歼8Ⅱ行政总指挥。

此后经过反复论证,确定了歼8Ⅱ改进的重点是突出低空机动性和超视距作战,并对与之相应的分系统进行更改。要实现超视距作战,最主要的是将原机头进气改为两侧进气,以便安装高性能雷达。歼8Ⅱ飞机作为歼8飞机的改进型,具有全天候拦射攻击能力。采用两侧进气,外压式二元三波系超声速进气道设计;换装增大推力的发动机;改进武器、火控系统和电子设备,火控系统的第一步为雷达和光学瞄准具,第二步为雷达和平显火控系统。

歼8Ⅱ飞机的研制,是我国首次在型号研制任务中运用现代系统工程管理方法。作为项目总设计师,顾诵芬根据我国航空工业当时体制的实际情况,在创建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系统和相应的一系列工程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他自己的一套思路和办法,并在初建的几年中认真检查和总结经验,使之成为根据国情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随后由航空工业部相继建立了行政指挥、研制经费和工程质量的管理系统,结合我国航空工业和科技的实际现状,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完善这些管理制度,也为我国各个飞机厂所在以后设计、研制新一代飞机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作为型号总设计师,顾诵芬在歼8Ⅱ研制过程中,显现出了出色的协调能力和远见卓识。在配套发动机的选择上,当时发动机总师温俊峰向其提出了采用高温涡轮的设想,这样可以将发动机推力提高到6600千克。这项研制改进得到了顾诵芬的大力支持。这对于涡喷13AⅡ的研制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的应用,使得歼8Ⅱ飞机的研制时间大大缩短。歼8Ⅱ飞机从立项到1984年6月12日完成首飞,前后总计4年时间,创造了新机研制的速度纪录并且大大节省了研制费用。

1989年,歼8Ⅱ飞机参加了巴黎航展受到世界的瞩目。歼8Ⅱ飞机也成为我国第一次在国外以实物的形式展出自行设计的高性能歼击机。

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学习心得5

1986年底,顾诵芬调到航空工业部科技委任副主任。尽管离开了飞机设计一线,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对于航空装备的关注,并且在科技委主要负责预研工作。

在此后的工作中,他先后组织负责了战斗机主动控制技术(ACT)的预研,并取得成功和推广应用。1994年,他组织王道荫、钟铭钰和620所、628所的同志一起,经过飞机、发动机、武器、电子等30多位专家讨论、审议,形成了对现有军机提高作战能力的初步建议,被当时的航空工业总公司采纳。1996年,组织和参与了歼7E改进建议的拟定工作,年底形成了报告;组织和参与了歼8D改进的建议拟定工作,形成了建议报告;组织和参与了轰6改进的建议报告拟定,形成了建议报告。

1997年,撰写了15年军机发展规划初稿。

1999年以来,顾诵芬领导科技委飞机专业组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涉及民机、大型飞机(包括大型客机和军、民用运输机)、轰炸机、高超声速飞行器、无人机、教练机、轻型多用途战斗机、外贸机及CFD技术等。形成的研究报告、咨询报告和建议书达20多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意见,为航空工业和国家决策提供了依据,促进了飞机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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