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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 学术史
一、《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方法论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导言中以大量篇幅论述了“审定史料之法”，综合来说恰是清儒汉学所使用的方法：考据、训诂、校勘。蔡元培在《答林琴南书》中指出：“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岁不多见，然及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梁启超称“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阅读《大纲》体例本身，可以发现《大纲》在编撰方法与治学方法上的对清儒汉学的承袭性，大纲的各个章节，从老子到荀子，其基本结构都是：先是人物传略，再是人物思想。这一体例和“学案”体的思想史记录――人物传略，言论摘录――在体例上是十分接近的。同时，胡适在导言部分反复多次强调清儒的方法的重要性，并认为考辨别史料与训诂是最为困难的和需要下精力的部分。但是从《大纲》的写作来看胡适显然不满足于清儒的考证训诂，希望再推进一步。《大纲》之所以对思想史材料的分析采用训诂方法是因为“古书年代久远，书中的字义，古今不同。宋儒解书，往往妄用己意，故常失古义”，训诂在胡适看来是理解书的真义的途径。
《大纲》在分析《墨经》时，方法出现了例外，胡适没有再使用清儒汉学的训诂，而是使用了西方形式逻辑的方法，对于《墨经》的问题，暂时按下，综合来说，“显然，胡适在以适合他自己的目的的方式解释传统”[1]，他做《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目的在于“义理”而非单纯考据与训诂。
二、《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学术史上与思想史上的影响
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修改自胡适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先秦名学史》）的《大纲》导言与原论文导言在方法论上的差距。在《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的导言中胡适主张的是历史的或者发展的观点，并称“如果用现代哲学方法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解释现代哲学，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2]。这篇具有现代哲学意味和思辨性质的论文导言，在1919年以后，摇身一变成为《大纲》中那篇充满着对清儒汉学称赞与宣扬的导言。导言的变化，显示了论文本身，从哲学研究转向了经学、子学与史学传统中国学术研究范畴。胡适在修改导言时的心态已经难以揣测，但是原因或许可以从博士论文本身及20世纪初中国的学术环境中得到解答。
胡适对自己有着明确的定位，正像博士论文所写的哪样，他要做的是一个能够解决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的知识界的领导人物。而胡适所面对的中国上层知识界是这样一种状态：“儒学作为一种思想而言，则在当时不但具有很大的活力，而且仍然居于最高的地位”，“学术界的领导人尽管各有不同的背景和专长……但是他们的精神凭借和价值系统基本上则多来自儒家”。仅靠西学是无法取得思想界的领导权的。“胡适自己当然更明白这种情势：他首先必须在考证学上一显身手才能期望在上层文化领域能取得发言的资格”[3]。故此，胡适在《大纲》的导言中，大量的谈论考据训诂，各个章节也尽量使用训诂的方式完成分析，“胡适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胡适在《大纲》中采用的新观点和新方法，使他把当时北京大学“国学程度最深而且具有领导力量的几个学生从就派教授的阵营中争取过来”，使得整个北京大学至少在国学领域逐步接受并认可的胡适的汉学基础的方法论，这种影响至今仍存，在学术史上意义很大。
《大纲》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在于胡适“利用新的判断标准解决传统问题，而不是在于他对新材料的利用”[4]，这是清儒汉学考证学的基础。20世纪初，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所最感困的是中学和西学异同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胡适将汉学的方法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结合起来，修改而成的《大纲》所提供的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就这样，胡适凭借方法论而非知识论将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一直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三、《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具有的内在矛盾及影响
学术史与思想史的两种不同的评价，掩盖了胡适在治学的一个矛盾。“胡适平生治学，希望既博通又专精，始终在‘专家之学’与‘通人之学’之间徘徊”。这在胡适身上表现为“他想比清代的考证再进一步，走向历史，特别是思想史的综合贯通的途径”，这种想法的成果体现就是《大纲》。但是当问题转化为纯粹学术方法的角度，胡适的矛盾变得无法调节。史学上的贯通，无论是思想史、政治史抑或文学史，贯通的必然依靠一种“范式”，或者说至少需要一个史家能够对大量的史料做出概括判断与解释。表面上看，这种判断可以用胡适所提倡的“科学方法”的“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解决的，但是当史料无法做到完全的归纳时，“小心求证”就失去了作用，所剩的只有“大胆假设”了。胡适的《大纲》表面上看上去是使用了汉学的方法，实质在于胡适“截断众流”的判断，本身就是一种重新对历史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所依据的并不是汉学考证的方法。这种解释与考证的矛盾，是胡适的汉学基础无法调节，并且这种矛盾如果放大到一个足够大的层面，就可以成为知识论与方法论的矛盾。
胡适强调的《大纲》的方法论，这种做法适应民国初年上层学术界的学术需求，同时《大纲》掀起了“史学革命”，开启现代学术之门，但是胡适回避自己对已有史料的解释问题，而强调方法论的极具化约式的方法论思维，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将在中国方兴未艾的知识论视同宋明理学一样，以“科学的方法”的规则，批判其为谬种邪说。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受到西方的刺激，“已经有人开始注重墨子、荀子的‘名学’和佛家的唯识论、因明学”。谭嗣同本“法相”、“华严”得以著作《仁W》，梁启超“其所作论著，往往推挹佛教”，康有为“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5]。这种喜好在于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想把中国思想和西方哲学的主流接上头”。蒋方震曰：“欧洲近世史之曙光，发自两大潮流。其一，希腊思想复活，则‘文艺复兴’也；其二，原始基督复活，则‘宗教改革’也。我国今后之新机运，亦当从两途开拓，一为情感的方面，则新文学新美术也；一为理性的方面，则新佛教也。”[6]在胡适的影响之下，几次广有影响的争论，如科玄之争，比较极端地说，是在方法论和知识论上的争论，在于“人生观”争论中，“玄学鬼”们更侧重从知识论的角度解释“人生观”应有应为的形态，而批判者则认为“科学的方法”是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的。在知识的认识上，张东荪认为，科学并不是以方法统一的，而是以目的统一的，他的目的是从特殊当中引出一般的结论，并且对各种结构和关系进行解释。就科学具有的适于所有其旁支学科的方法来说，这方法就是逻辑的方法，但是有清代学者所高度发展起来的技巧，只可说成是表现了“一点点的科学精神”；他们的方法只适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小学和校勘性学术研究所提出的任务，而用于其他领域时则不会带来相似的结果。此外，他们也没有表现出根据他们的发现而提出全面系统的观点和愿望这种更强调“精神哲学”及知识本身的知识论，在争论中被“科学的方法论”所掩盖。
四、结语
胡适的《大纲》通过强调方法，掩盖了自己在解释历史的那种“理性上的不负责”，并且将方法论的使用几乎贯穿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使知识论的解释学始终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学术影响。或许说，《大纲》的这种学术方法，与从知识论上衔接中国传统与世界文化的差异的尝试相比，能够更方便地在自清代已降的学术与西方科学之间画上联系，也更容易完成胡适最初走向学术的目的，同时，当时学界对这种方法论强调的又是清代以来的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的一种结果。汉学对知识界的影响，并没有因为清末今古文经学的争论而变得削弱，双方都认可清代汉学的考证方法，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章太炎的评价“虽然炳麟谨守家法之结习甚深，故门户之见，时不能免，如治小学排斥钟鼎文龟甲文，治经排斥‘今文派’，其言常不免过当。而对思想解放之勇决，炳麟或不逮今文家也”。清代汉学的方法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一种可以将政治与学术分治的可能，加上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且存进退的思想，考证学就给他们留下了无限的空间。面对必须解释一切的知识论，传统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接受。胡适的《大纲》出现给当时学界解决了传统与现在、东方与西方的衔接问题，在知识论中寻找解决的努力旋即受到了批判。这既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幸运，又是不幸，幸运是因为《大纲》促进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为探索期的学术指出一条可行的路线，不幸是因为，自此知识论与解释学始终在中国现代学术中得不到有效的认可，虽然《大纲》本身的提供的“范式”就是一种解释。正是具有这种矛盾，“胡适的《大纲》并不是过眼烟云，他的研究至今仍有意义和启发，但是这意义与启发更多的并不是哲学史本身，而是有关学术史一个新范型的生成，过度与消失的话题”及新“范式”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学术的影响。
参考文献：
[1][4]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x（1917―197）[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41，137.
[2]章清，著。胡适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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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江泽民同志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江泽民同志坚持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提高了全党同志对奉本路线的认识水平。
党的十三大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毫不动摇地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基本路线，为开创世纪之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江泽民同志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基本路线的
内容l991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党的基本纲领的雏形，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作了具体阐述，并明确概括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江泽民同志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党的基本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和具体化。面对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党的行动纲领，进一步拓展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基本路线。
江泽民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具体依据是：
(一)理论方面
首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根据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目标，曾规定和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纲领性要求。江泽民同志借鉴了毛泽东的这种理论表达方式，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
其次是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和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形成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对于在现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作出许多精辟、深刻的论述。诸如，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坚持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不能顾此失彼，单打一。提出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等等。这就是说，邓小平理论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建设、全面发展的理论。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党在新世纪之初的行动纲领，邓小平理论是其理论依据之一。
(二)实践方面
其一，是吸取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过程中偏离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训。诸如，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某些时期中，存在“一手硬、一手软”，一软一硬不相称的问题；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存在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多，讲“富强、民主、文明”的目标少的倾向；讲金钱多，讲勤劳致富、合法经营少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克服主观性、片面性和不规范性，全面、完整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进行了规范，对党的基本路线雍分展开论述菏具体化，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使、全党同志髓够更加完整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党的基本路线。
其二。是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执政十几年来的基本经验，面对新世纪、新机遇、新挑战，实现了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提出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基本路线。
二、江泽民同志充分阐发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统一论．提高了全党同志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水平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在讲到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时，从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高度，重提党的最高纲领，把党的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与党的最高纲领统一起来，从而把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高度。江泽民同志指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这里，江泽民同志高度概括了我们党的各个历史阶段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第一既提出党的长远奋斗目标—-—最高纲领，又提出党的近期目标——最低纲领。第二，明确指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关系，即现在为最低纲领而努力，是为了实现最高纲领这一大目标。放松了今日为最低纲领的奋斗，就是放松了为最高纲领的奋斗。以往，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虽然坚持了二者的统一，但并没有在理论上明确提出‘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的论断。江泽民同志第一次明确作出这样的新概括、新论断、新总结，是对我们党在这一理论问题上的继承和发展。深化了我们对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的认识，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但是为了完成当前的历史任务，而且也是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做贡献。为我们党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江泽民同志提出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相统一的依据是：
(一)理论方面
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完成最低纲领规定的目标和任务，是实现最高纲领规定的目标的必经阶段和步骤；而最高纲领的目标和任务又指导、规范着共产党人更好地实现最低纲领的目标和任务。共产党人为最高纲领的目标奋斗，只能为在实现最高纲领远大目标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即最低纲领的任务而奋斗。在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把我国社会向着共产主义的目标推进了一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而奋斗。
(二)实践方面
有才无德遭抵制
自北京台抵制郭德纲的消息曝光后，部分网友发声表示支持，有人愤慨称郭德纲的行为是“犯众怒的做法”，还有网友批判，“再有才，德行不好，也不应该受到文化圈的追捧和拥戴！”“中国历来有死者为大的传统。郭德纲，这次砸得不仅仅是缸，是德”。还有网友直言：“我觉得郭德纲有时真的太嚣张！应该给他点颜色看看。”
为此，凤凰网做了一次调查，据凤凰网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虽然网友对此事保持了理性的态度，但有超55%的网友认为“郭德纲暗讽亡者触犯了道德底线，应该抵制。”并有约 54.96%的网友认为缺乏道德文化支撑的明星不应纵容。
面对来势汹汹的批评，郭德纲未有正面回应，在删除引发讨论的微博后，发了一条含蓄的道歉微博。
据《半岛晨报》消息，北京台的员工表示，“抵制风波”是北京台员工自发的集体请求台领导，向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文艺工作委员会发表声明与倡议的。北京台一位女编导还怒斥郭德纲恩将仇报，她坦言：“几年前，当郭德纲在相声界走背运时，王台长从中国相声艺术人才培养大局出发，专门安排文艺部门支持郭德纲的相声艺术。提供平台，让他主持节目并说相声。可以说王晓东台长，包括北京电视台，是有恩于郭德纲的。但想不到，郭德纲会恩将仇报，这样无情无义”。
中青报亦载文指出，王晓东去世后，郭德纲在微博上的表现充分暴露了其“德不配位”的问题。这里不仅有公德问题，也有“私德”问题，而“私德”绝非仅为私事，很多时候照样关乎公共利益。
“ 作为公众人物，声名狼藉总是不大适宜的。而相声作为演艺形式涉及审美，让一名丑闻层出的人来塑造‘美’或参与美的塑造，总是让人觉得相当别扭。比如蔡京、的诗和字写得好，有人会花大价钱买来珍藏，但谁也不敢把它们挂在家里显眼处，更不要说中堂位置。有关方面呼吁‘联合抵制’，情同此理，合情合理。”事件之初，批评扑面而来。
“恩怨情感不应替代法度衡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针对此次郭德纲事件，舆论导向开始变化。在新浪娱乐针对北京电视台抵制郭德纲事件在网民中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参加调查的2万5千多名网友中有53.6%的网民“反对北京电视台，不应该动用官方机构打压郭德纲个人”；有24.2%的网友认为郭德纲有错在先，北京台此举可以理解；而22.2%网友则表示“说不清，但是反对把私怨变公仇”。
此外，对这件事，一些媒体人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主持人赵普发表题为“恩怨情感不应替代法度衡量”的文章，他表示，“郭是继续红，还是就此消失，唯一能够给出答案的是观众，是他的‘衣食父母’”。邱启明则坦言，“郭德纲心胸太市井，抵制过分”。 网络大V“五岳散人”同样认为抵制郭德纲有点儿过，他说“从北京台的朋友处了解到，已故王台长确实是个好人，郭德纲那事儿办得不敞亮、够阴毒。但私人恩怨动用官方系统抵制、倡议，几百家广电台对付一个人，说好听点是抬举他，说不好听是以势压人。”
影评人郎前程则把话说得更透彻，“用公器跟个民间艺人较劲太不入流”，“北京台呼吁封杀郭德纲令人不齿，《星夜故事秀》那会儿双方眉来眼去，跟一‘坏人’合作那么久，自己能是什么好鸟？郭德纲是个让人纠结的人物，业务好作品多几乎凭一己之力重新捧热了相声，但小人得志、睚眦必报说的也是他，其实这才是人性，人都好坏兼有，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你无权封杀他。”
与郎前程观点相近的人民网发表评论文章称，电视台是公共资源，是为观众服务的，不应该用于小范围的恩怨。当然，要“封杀”郭德纲，也可以说是为了观众不受郭的坏影响，是维护公共利益。但是，各家电视台对郭的道德判断，对其行为的影响的判断可能有差别，上或不上郭的节目均属正常。不上郭的节目，不是为了“封杀”，而是觉得郭不适合本台受众。有的电视台可能考虑兄弟台关系，近期可能不上郭的节目。不能把欣赏行为和道德捆绑在一起，或者说你自己要捆绑，但人家可以不捆绑。强行要求舆论一律，只能拖累道德而不是彰显道德。即使是想提升这部分观众的道德敏感度，也要走道德的途径而不是权力的途径。所谓道德的途径，就是比郭更道德，更宽容。公众自会有判断。
面对北京电视台对郭德纲的抵制、封杀行为，红网则从以前郭德纲代言虚假广告，明星因“口误”或品德不高遭封杀的角度进行分析。红网指出，如果说“封杀”，郭德纲其实早就应该被“封杀”，因为郭德纲曾代言虚假广告。明星代言了虚假广告遭封杀，在国外可谓数不胜数。至于明星因“口误”或品德不高遭封杀，倒是少之又少。其原因，就看其所作所为到底有没有危害到我们大众，诸如身体、心理健康等等。个人之间的恩怨，或个人和某单位之间的恩怨，并不应该成为全体将其封杀的理由。
批评郭德纲的“无德”言论，谴责郭德纲的“无德”言论，都无可争辩。只是，北京台这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换而言之，你们之间的恩怨你们自己去解决好了，你要想封杀郭德纲就封杀好了，不能由于郭德纲有针对性的“幸灾乐祸”的言论从而绑架上所有人，这种行为就未免“仗势欺人”，未免过于牵强和扩大化了。
慎言“封杀”
在此次事件出来之初，《中国民航报》就发表文章称“大丈夫能屈能伸，能痛快骂人也能腆着脸道歉才是郭德纲。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嘛！郭德纲，道歉。”后来，郭德纲道歉。
日后面对汹涌的批评浪潮，《华西都市报》评论称，再抵制下去，“‘倒郭’专业户，反成为德云社御用的广告外宣机构了”。《信息时报》发文则表示，“无论北京电视台，还是中广协，显得比郭德纲还要记仇，这样的做法有欠思量”。
《武汉晚报》则称，若北京电视台台长家人觉得郭德纲做了过分的事情，理应走法律渠道维护名誉，“在一个文明的法治社会，我们不应欢迎‘以暴制暴’，而要欢迎依靠法律办事、相信法律、信仰法律”。而《西安晚报》则呼吁，“作为媒体，不妨把‘抵制不抵制’的权利交给观众，留一点风度给自己”。
《齐鲁晚报》甚至给郭德纲提醒，其发表文章称，英雄还是痞子，大众都看得清清楚楚，也有自己的判断，郭德纲删掉那条微博，或许是迫于公众的压力，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不合时宜。喜爱郭德纲相声的人说他小肚鸡肠，在我看来是一种道德缺失。中广协的抵制声明，希望能给郭德纲提个醒，没有高尚的品格，你的艺术之路一定走不远！
――美国耶鲁大学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大纲》向我们证明了马克思解释当代世界的持久能力。
――加拿大约克大学马塞罗•墨斯托
马克思的《大纲》即马克思写作于19世纪50年代、由一系列未发表的手稿构成的著述文献。1939-1941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经过编辑整理后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为名出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马克思的《大纲》（Grundrisse，亦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从马克思写作《大纲》的时间，到《大纲》最后以全文的形式公开出版，中间间隔差不多快100年的时间了，而且，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纲》才真正开始在德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中文以及日文等语境中成为学术探讨的热点。可以说，马克思的《大纲》真正经历了一场“百年孤独”，但20世纪60至80年代，以及其后再次掀起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关于《大纲》的国际学界探讨热潮，却让我们看到了一场非常有倾向性的理论努力，那就是通过对《大纲》的文本解读，并立足于当代思考，力图呈现出“《大纲》中的马克思”形象，其基本旨趣或许就在于意大利马克思思想研究者内格里所说的，在文本解读中回到马克思，同时又在当代思考中重新激活马克思的理论努力。
对于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和研究者来说，我们都有必要了解与“马克思的《大纲》”有关的故事，以及关于“《大纲》中的马克思”的故事。今天，我们有了详细了解这一故事的“路线图”了，这就是近期（2011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其“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中推出的一本新译著：《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以下简称《马克思的〈大纲〉》）。
《马克思的〈大纲〉》一书的编者是意大利裔加拿大学者马塞罗•墨斯托，其主要论文贡献者则囊括了当今活跃于国际马克思思想研究界的诸位名家。正如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斯图亚特•霍尔所指出的，马赛罗主编的这本书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大纲》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力；而美国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也认为该书勾画出了一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地图；同样来自英语世界的马克思思想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评价说该书很好地体现了近20年来国际学界关于马克思《大纲》的热烈讨论的最新成果。伴随着这场讨论热潮的是《大纲》的传播与接受的“全球化”进程。甚至有学者认为它是“马克思的著作在近20年中出版数量最大的作品”，是马克思最有吸引力的著作之一。《大纲》全文本已被翻译成了22种语言，32个版本。不包括节选版本，它已经被刊印了50多万册。
从整体内容框架来看，《马克思的〈大纲〉》将所收入的论文分为三个部分，即学界对马克思《大纲》的考证性研究（参见该书第一部分）；《大纲》写作时马克思的生活与时代背景（参见该书第二部分）；150年后《大纲》在全球的传播与接受。其中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则包括：其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商品、生产、异化和劳动（以及劳动价值论）概念等；其二，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发展问题（特别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的划分和关系问题、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问题，以及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性演变问题等）、生态和人的解放问题，以及《大纲》所展现出来的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等问题；其三，马克思思想的文本和文献学基础研究：《大纲》被发现的过程、其内部的编排体例和结构关系（如“资本章”和“货币章”的关系等）、《大纲》与《资本论》的关系问题、《大纲》写作时期马克思的传记研究（包括生平介绍、时代背景以及同时期“关于危机的笔记”和给《纽约论坛报》的文稿等）、《大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与接受史研究。
从其主要学术观点贡献来看，正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前言中所指出的，作为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一部作品，特别“是为《资本论》所做的理论努力的一部分”，《大纲》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意义，所以完全有理由将《大纲》视为处于“最丰硕期的马克思的思想”。作为编者的马塞罗在该书中也是论文的作者之一，力图梳理马克思一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历程，指出《大纲》“尽管没有完成，但它仍然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许多方面都不同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主流解释者所呈现的那个马克思”。英国学者卡弗则指出，《大纲》更像《经济学哲学手稿》而不是《资本论》第一卷，因为在手稿中，马克思的工作方式是随意可亲的，而在正式出版的著作中，其工作方式则更讲究技巧。但是，将这种风格、语气和表述上的差别，与任何更为复杂和基础性的变化相联系，则是过分奢望和不必要的。伍德认为，只是在《大纲》中，历史才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开始真正被人们所认识。福斯特则说，《大纲》成为将马克思的总体分析统一起来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不仅从写作年代上处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资本论》之间，而且还构成了两者之间在概念上的桥梁。特别是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的特点，这在他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中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批判在《大纲》中表现得最为锋利、最为透彻。
基于上述学术贡献，马塞罗主编的《马克思的〈大纲〉》出版后得到了英语学界的好评。美国社会学会杂志主办的《当代社会学评论》认为，马塞罗在该书中致力于让来自全球的20位马克思思想研究专家给我们讲述了关于《大纲》的诸多故事，向我们展示了许多过去不知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线索。从而让我们开始逐渐了解了《大纲》的出版与传播对国际马克思学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说，“所有严肃的马克思学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不仅是对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关于马克思《大纲》讨论热潮的继续，也因其所邀请作者的学术涵养和储备而为这场讨论注入了具有时代性的新鲜话语。《科学与社会》杂志上刊登的约翰•霍夫曼的评论则指出，当今经济危机的时代背景，使得马克思的《大纲》及其研究成果成为当下非常应时的理论贡献。而其中的主要根源正如该书序言的提供者霍布斯鲍姆所言，实乃因为马克思在《大纲》中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至今仍然具有无法超越的说服力的分析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