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通用3篇）
尊敬的领导、各位同事：
大家好!
众所周知，1+1是等于2的。那么，我们的团队呢我为什么说1+1大于2呢?因为这其中的每个1都是充满团队精神的1，如果一个集体、一个机关、一个团队，我们中的每一个分子都充满团队精神，那么，这个集体、这个机关、这个团队就一定是个和谐的团队。这样的团队工作起来就一定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果。这难道不是1+1大于2吗?
所谓团队精神，是指团队成员为了团队利益与目标而相互协作的作风，共同承担集体责任，齐心协力，汇聚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体。大家都知道“拔河”运动，它是一种最能体现团队精神的运动，每个人都必须付出100%的努力，心朝一处想、劲朝一处使，紧密配合、互相支撑，才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势不可挡，战胜对方。
那么，怎样才能形成这种十分可贵的团队精神呢?就我们街道而言，作为党和政府的一级组织、作为一个担负重要管理职能的机关，要形成这种宝贵的团队合作精神。我认为要做到：相互信任，相互包容，相互补台，相互谦让。
第一，要相互信任。在一个团队中，不同的成员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要让团队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信任是基础。这种信任包括上下级之间和同事之间的相互信任，说白了就是不要疑心生暗鬼。不信任可能会误大事。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有一段说到信任的故事：刘备对赵云的信任。说的是刘备打了大败仗，正在哭泣，他
的小舅子又来报告说：“反了常山赵子龙也，投曹去了!”刘备说：“子龙是吾故人，安肯反也?”不相信小舅子的话。猛张飞在旁边说：可能赵子龙贪图富贵，去投降曹操。刘备说：“子龙与吾相从患难之时，他心如铁石，岂以富贵能摇动乎?”他小舅子又说：“我亲见他引军投曹操去了。”刘备说：“子龙必有原凶。再说子龙反者，斩之!”这里刘备对赵子龙是何等的信任啊!正是这种信任，赵子龙七次杀入敌阵，杀敌无数，救出了刘备的儿子，让敌人闻风丧胆，让刘备转危为安。这就是信任的力量!如果我们领导与下级之间、同事之间能有这样的信任力度，我们就能成为一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钢铁团队。
第二，相互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近日在中共北京市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说和谐包容的同志关系：“包容才有和谐，尊重才能包容。相互包容，合谐共事，才能干事。”俗话说：牙齿还有咬着舌头的时候。在一个单位共事难免有发生矛盾和误会的时候，这就需要我们有一种相互体谅、相互包容的胸怀。特别是对一些非原则的问题不要斤斤计较，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中国有句老话：“天下事，何时了：有些事，不了了;一定了，不得了。”意思是说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就得以难得糊涂为座右铭。真计较起来既影响工作，又影响感情，没有任何价值。
第三，相互补台。相互补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只要具备了团队精神又完全可以做到。一是要树立全局观念。街道办事处总体管理与各个科室的管理有机协调，各部门不能只顾局部利益，而要将个人、部门的追求融入到团队的总体口标中去。在分工越来越精细的现代社会，即便是最复合型的人也不能一个人做完所有的事情，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每一个同志只有牢固树立全局观念，以全局利益为重，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团队中去，贡献自己的力量并汇聚他人的力量;才能在同事出现工作失误或不到位的情况下，及时堵漏，主动补台。机关干部之间的关系，虽淡不到什么生死之交，但 定要做到风雨同行、同舟共济。二是敢于承担责任。有的中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科室出现了问题，科长往往会找客观原因，或者找下属的原因，推卸责任。但是，聪明的科长，即使在下属犯错误的时候，也会责备自己，就像“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后，上书自贬三级”。科长勇于、敢于、善于承担责任，是能及时消除因下属错误而产生的不良后果，迅速扭转工作局面的关键。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补台。一个领导如果能自觉做到这些，何淡产生不了凝聚力，何谈产生不了团队精神。
第四，相互谦让。“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这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在一个团队取得成绩的时候，在荣誉降临的时候，我们应该具备梅花那种“俏也不争春”的精神。过去有过深刻的教训，一个团队在奋斗的过程中够和谐相处，互相支持，但在胜利之时却闹得不可开交，原因就在于不能相互谦让，争功争荣誉。这样的教训我们不能忘记。同志们，团队精神的形成需要不断的积累、调整与修正，所有毕其功于—役的想法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奢望。唯有我们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方能达到1+1大于2的理想境界!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一重要论述，十分深刻地阐明了目前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特征，同时也指明了新时代我们党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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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终于站了起来，结束了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以后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20xx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xx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接近联合国划分的富足标准。党的xx大以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各项民生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普通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大提升，社会养老保险已经覆盖9亿多人，基本医疗保险已经覆盖13.5亿人。我们实现了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
回顾历史，我们理所应当有这样的自信：“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要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体而言，要分两步走：第一个阶段，从20xx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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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上述宏伟目标，就必须深刻把握“强起来”的实质内涵，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数量之强与质量之强。如果说，在“富起来”的阶段，我们更多注重的是将蛋糕做大的数量之强，那么，在走向强起来的阶段，我们则必须注重发展的质量之强。为此，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数量和规模扩张型向质量和效益提升型的根本转变，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其中关键，是要注重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的发展，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使经济发展建立在可靠、持久的基础之上。
经济之强与生态之强。如果说，在“富起来”的阶段，我们更多的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那么，在走向强起来的阶段，我们必须补生态文明建设之课，走绿色发展之路。我国人均资源严重短缺，目前我国人均占有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占有淡水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0%。但与此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单位GDP创造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对中国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为了真正能够“强起来”，我们必须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花大力气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保护型社会，让中国的天更蓝、水更绿、山更青。
物质之强与精神之强。如果说，在“富起来”的阶段，我们更注重的是物质财富的创造以满足人们的生活所需，那么在走向强起来的阶段，我们则更应注重精神财富的创造和文化建设，满足人们的精神所需。文化兴则国运兴，精神强则民族强。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精神强大是国家强大的前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同样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亟须通过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培养起成熟的大国心态。与民族复兴相适应的大国心态，不是靠喊几句口号就能形成的，也不可能随着国力的发展自然而然地产生，它需要培育与涵养，需要我们静下心来以理性的精神进行反思和重建，从而奠定民族复兴的文化基础。
国内之强与国际之强。如果说，在“富起来”的阶段，我们更多的是眼光向内，通过对外开放，引入国外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促进中国综合国力的成长，那么在走向强起来的阶段，我们在注重国内建设的同时，还要更多将眼光朝外，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势必要更多地走出去，更多地参与、引领全球治理进程，更多地在国际事务中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这种负责任大国，绝不是要恃强凌弱、以大欺小、搞霸权主义，而是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各国风雨同舟、携手同行，共同建设人类的美好家园。
值得注意的是，实现“强起来”的阶段，既是我们攻坚克难，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同时也是充满风险、充满挑战的时代。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我们的目标，越是接近民族复兴的山巅，各种不可预测的复杂因素也将增多，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将越大。
我们曾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中国近代走过的艰难历程，而在当下，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又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单边主义、保守主义、逆全球化倾向沉渣泛起。为此，我们必须“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增强全民族清醒感、紧迫感、危机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意志和韧劲，迎接各种困难和挑战，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继续扩大改革开放，继续融入国际潮流，使中国持续走向繁荣富强，为人类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内容提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实行改革开放。为了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需要调整所有制结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各种生产资源。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思想不断解放、理论不断创新、实践不断推进的改革发展过程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表明，既不搞单一公有制也不搞私有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功。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仍然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在改革开放40年不断推进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中，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正如所指出的，“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调整所有制结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针对过去把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限制的做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这为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依据，为调整所有制结构打开了突破口。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脱胎于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制的存在，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发展不够高的结果。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条件下，不可能存在私有制;同样道理，在社会主义社会要以公有制完全取代私有制，必须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条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的问题时明确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实行改革开放，着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就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各种生产资源。为此，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中国实际，大力调整所有制结构，改变原来“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模式，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既鼓励和引导国内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又积极引进外资企业来我国发展。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是为了解放被传统体制束缚的生产力，需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此，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又要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一开始只允许个体经济存在与发展，到允许私营经济发展，再到鼓励外资的引进与发展;从界定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或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到强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实践中的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到在理论上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两个毫不动摇”;从市场调节和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再到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理论不断创新、实践不断推进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过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提出的。在实践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增加供给、满足需要、扩大就业、增加税收、搞活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理论上，还需要突破社会主义与私有制不相容的传统观念，进一步推进思想解放。我们党根据我国生产力落后的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提出。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论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说明了当时的国情：我国10亿多人口，8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还存在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和不少文盲半文盲。与基本国情相联系，进一步阐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为了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需要进行改革开放，就需要调整所有制结构，既不搞单一公有制，也不搞私有化，而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们进行的改革，“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至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这里肯定了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并对其积极作用进行了论述。1997年党的xx大报告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xx大以来，多次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作出重要论述，指出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础上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它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其次，它指导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要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第三，它为在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四，它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制度前提和积极因素;第五，它为我国消除贫穷落后、解决温饱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现实条件。
在新时代继续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与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密切相关。其中，既有以国有经济为主的公有制经济的贡献，也有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表明既不搞单一公有制也不搞私有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功。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仍然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首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没有改变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应当认识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都是不可替代的，要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的，要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良性竞争、相互协作、共同发展。党的xx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是我们党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其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意味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言的。原来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产力非常落后，连低端低质的供给也不能满足人民低水平的物质文化需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中高端生产力相对不足，低端低质产品过剩而高端高质产品供给不够充分，不能满足人民提高了的美好生活需要，因而形成了供给和需求新的不平衡。还应看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需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也需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把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动力都充分激发出来，共同致力于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共同推动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到20xx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