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党建工作站，融入区、镇、村三级网络体系，全面覆盖基层组织，提升党建工作的渗透力……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桃源镇，当地党建工作一直以“红色引领，绿色发展”为主线，聚焦中心工作，着力打造党建品牌，从而引领了向上向善的乡村文化，以高质量的基层党建助推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和精神动力。
近年来，吴江区深入实施“融入式党建”创新工程，以“四个融入”，即党建融入发展、融入民生、融入区域、融入群众为核心理念，着力提升全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据了解，“融入式党建”成为指导和推动吴江区各乡镇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总纲”，并获评第四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优秀案例。
吴江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春良认为，党建引领发展，党建的成效要体现在发展的成果上。
40年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开启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一伟大实践是全方位的，对我们党、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在这一实践进程中，我们在着力推进经济、政治等方面新建设的同时，也推进着文化的新建设;我们在创造了物质文明的中国奇迹的同时，也书写了中华文化的崭新篇章。40年的风雨历程，展开了有着厚重历史、独特神韵的中华文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精彩画卷，有力增进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站在新时代的发展起点上，回望历史，展望前路，时刻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深刻认识并自觉坚持40年的创造性探索所形成的文化建设宝贵经验，是我们更加从容自信地推进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前提。
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改革开放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重新确立而起步的，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中开辟自己的发展新路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鲜明的本质特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始终高扬的思想旗帜。
在改革开放帷幕拉开之际，我们党便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党的xx大专题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并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40年来，我们党始终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马克思主义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是事关文化改革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
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内容和最大增量。4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大众化，大力弘扬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并结合社会发展新要求，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穿文化改革发展的具体进程之中，融入当代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实际构建之中。在新时代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的辉煌，需要我们更加自觉地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新发展，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为中华文化发展注入新活力、开创新格局。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是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信念和追求。以人民为中心，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质规定的重要方面，“民族的”“大众的”表达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人民性。
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人民性的自觉把握，40年来，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始终是我们党推进文化建设牢牢把握的基本点。在依靠人民方面，始终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实践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主体，始终强调充分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在服务人民方面，始终坚持文化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将文化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在推进文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党始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评价作品最高标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40年来，我国文化事业日益壮大，文化产业日趋繁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各种文化惠民工程逐步实施，有效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这些具体的建设实践，使得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具体地转化为制度、展开为行动、贯穿于文化改革发展全过程。在新时代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的辉煌，需要我们更加自觉地将文化发展和人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大文化惠民工程的推进力度、完善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保障机制，在积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中，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始终坚持以创新创造为动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改革开放正是以解放思想为号角，展开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40年来，我们党在创造性引领改革开放的整体进程中，自觉发挥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发展引领者、推动者、实践者的作用。
在全党全社会着力倡导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思想文化。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对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创新创造精神的坚定倡扬，始终贯穿在40年来我们党对改革开放的坚定推进之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这种倡导和要求，本身即是在建设一种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文化、一种创新创造的文化。
敏锐把握时代脉搏，创造性地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文化发展新课题。4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改革的全面深化、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的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等，都给文化建设带来了新推动，也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新挑战和新考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是在直面这些课题、挑战和考验中一路前行的。理性地直面问题，创造性地回答问题，推动了我们党对文化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推动了党的文化建设理论的新发展，也为文化的改革发展确立了有力思想引领和理论前提。
以创新性举措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其中包括，不断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积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等等。
对创新创造旗帜鲜明地倡导和积极推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也为改革开放顺利推进营造了良好思想文化环境。在新时代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的辉煌，需要我们更加自觉地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充分激活创新这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文化创造源泉的充分涌流、持续迸发中成就文化发展的新气象。
始终坚持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深深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将文化建设放在改革开放的整体格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之中筹划思考、系统推进，是社会有机体发展变化规律和改革开放整体性协同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
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40年来，我们党深刻认识和把握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发展之于我们事业的意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40年来，我们党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始终是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致力于文化与经济政治协调发展、两个文明共同进步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党自觉回应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强调我们所要推进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继承发扬优良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文化，要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充分发挥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构建、强化精神文明建设最广泛的合力，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渗透在整个物质文明建设之中，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各条战线和一切部门的任务，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共同的长期的任务。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党始终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把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始终坚持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推进，准确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进步的本质要求，推动了我们的文化发展始终植根于改革开放的鲜活实践、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进程。
在新时代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的辉煌，需要我们更加自觉地把握文化与经济、政治深层交融及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等时代特征，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提出的文化发展新要求，更好地把文化改革发展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改革开放有机衔接起来，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推动文化的发展、发挥好文化的作用。
始终坚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改革开放坚持正确方向、立场、原则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所在，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的关键所在。
40年来，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党始终注重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改革开放起步之初，邓小平同志强调，“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并明确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这一论述，确立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党领导文艺工作以及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在推进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这些基本原则，并就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对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的领导形成了一系列思想成果和制度安排。党的xx大以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等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座谈会上，系统阐明了加强党对文化工作领导的意义、根本原则、重点内容、方式方法等，确立了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工作的科学方法论。
在新时代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的辉煌，需要我们党更加自觉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引领者和实践者;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进一步增强党在文化领域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增强党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发展的过硬本领。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无论与哪个经济体相比，无论拿什么尺度来衡量，这些成就都是辉煌的，值得大书特书。需要引起注意和思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个案是否就证明：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呢?恐怕未必如此。从世界历史来看，不管是在过去420xx年里还是在过去40年里，很多国家、地区都进行过改革或开放，但事实上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那种认为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必然会带来繁荣昌盛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缺乏依据
这里只以两个时期为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与经济挤压，很多国家都曾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希望实现现代化。在埃及，19世纪中叶总督萨义德开始进行土地、税收、法律方面的改革，他创办了埃及银行，兴建了第一条准轨铁路。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前，它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改革。在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礼萨·汗曾仿效西方，对伊朗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兴建伊朗纵贯铁路，创办德克兰大学、进行国会改革等。在中国，清王朝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继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后，又推出清末新政，改革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教等各个领域。上述改革都没有成功。只有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日渐强盛，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在过去40年，1980年土耳其宣布开始经济改革。同样在1980年，数个东欧国家已经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在上世纪整个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喀麦隆、冈比亚、加纳、几内亚、马拉维、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尼日尔、坦桑尼亚、扎伊尔)开始改革;印度也开始改革。1983年，印度尼西亚开始经济自由化的改革。1986年，越南开始革新开放。1986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新思维”导向的全方位改革。上世纪80年代末，一批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国家开始结构改革。到1989年、1990年，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以及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彻底按西方模式转型。上述这些改革有的比较成功(如越南);有的经过多番试错，才慢慢走上正轨(如印度);大多数失败了，有些还败得很惨，比如东欧的某些国家。
由此可见，进行改革开放的案例很多，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太多。很多人不假思索地以为，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必然会带来繁荣昌盛。这种想法其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缺乏依据。仅仅有所谓的改革开放，未必能够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
除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外，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飞跃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要成功，必须具备两类前提。
第一类前提条件是坚实的基础，包括政治基础(独立自主、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消除“分利集团”)、社会基础(社会平等、人民健康、教育普及)、物质基础(水利设施、农田基本建设、齐全完整的产业体系)。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这种奠基的重要性，不管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第二类前提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政府，即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因为每一项改革都必然导致利益重组;越是激烈的改革，利益重组的广度、深度和烈度越大，翻船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要应付这种局面，前提就是得有一个有效政府，能够掌控全局，调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缓和、减轻随利益重组而来的冲击，克服各种各样的抵制和阻碍;这样改革开放才能成功。换句话说，经济实现增长，除了改革开放以外还需要一个因素，就是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所谓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办成的事，但是要把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绝非易事。我认为，基础性国家能力中以下七个方面至关重要：强制能力，即国家要掌握暴力、垄断使用暴力的权力;汲取能力，即国家要能够从社会与经济中收取一部分资源，如财政税收;濡化能力，即国家使得人民有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有内化于心的一套核心价值;此外，还有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等。
从东方与西方的“大分流”看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是什么关系?从东方与西方的“大分流”中也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东西大分流”是指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最后称霸世界(有人称之为“欧洲奇迹”)，而东方却一蹶不振，远远落到后面。而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就是分水岭。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是否发生过其它一些什么事情，而在东方却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也许与工业革命有关联，时间上的先后预示着逻辑上的因果。
在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之前，欧洲已经发生了五件大事：军事革命(16-17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17-18世纪)、大规模殖民主义(16-19世纪)、大规模奴隶贸易(16-19世纪)、税收增长(17-20世纪)。这五件大事都反映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国家能力的增强很可能与工业革命的出现有关。
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欧洲出现近现代国家(即具有一定的强制能力与汲取能力的国家)之前，世界各个地区的状况差不太多：经济长期停滞，几乎没有什么增长。欧洲近现代国家开始出现以后(1520xx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开始提速。起初的增长提速并不明显。不过，西欧那些国家的基础性能力提高后，它们的经济增速就逐渐加快了;二战以后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中国在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人均GDP的增速很低，甚至是负数。两相对比，“大分流”的态势十分清楚。
关于这一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霍布斯看得很透彻。“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 他的意思很明白：一个有效国家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比霍布斯晚了一个多世纪。流行的观点认为，亚当·斯密只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强烈反对国家干预。其实，这是对他极大的误读。如果认真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如《国富论》第三篇与《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就会发现，暴力始终是其关注的一个重点。在他看来，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之所以经济停滞，是因为暴力盛行。换句话说，有效国家是斯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有效国家的保障下，市场才能运作;没有一个有效国家，市场主体根本无法正常运作。
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大分流”的时点，或更具体地说，英国工业革命的时点恰好与中西军事大分流的时点吻合。这绝不是因为巧合，而是因为军事革命造就了强制能力更加强大的现代国家，而具备强制能力的现代国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强制能力具体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呢?从欧洲的历史看，其作用表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对内，强制能力可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创造一个霍布斯、斯密期盼的和平内部环境。对外，强制能力可以用来做三件事情：一是掠夺海外资源，其方式是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二是打开海外市场;三是培养管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