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宣传（通用6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要求，旨在充分调动和激发干部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激励广大干部在新时代勇于担当、奋发有为的重要举措。
激励干部干实事、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而奋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在书写着中华民族的壮丽诗篇，书写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动人乐章。但同时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指出：“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八个“更”字表明，过去主要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要重点解决“好不好”的问题。解决“好不好”的问题需要各级干部真抓实干，高质量、高水平地干事创业，其中，激励机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意见》要求“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并提出“五个坚持”，不仅要求干部干实事，而且努力保障干部能够干成事。第一，坚持好干部标准，大力选拔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这是从干部选拔环节提出的要求，要认真考察，对符合这样标准的干部大力提拔。第二，坚持从对党忠诚的高度看待干部是否担当作为，既看日常工作中的担当，又看大事要事难事中的表现。这是对干部的政治立场提出的要求。考核评价干部，要全面考察其在日常工作及特别事件中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现。第三，坚持有为才有位，突出实践实干实效，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舞台。这是为干部成长提供条件，为能干事的干部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才能、为人民干实事。第四，坚持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干部，对个性鲜明、坚持原则、敢抓敢管、不怕得罪人的干部，符合条件的要大胆使用。这为干部勇于担当提供了保障，为广大干部树立了正确的价值导向。第五，坚持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这是从干部流动环节提出的要求，能干事且干出一流业绩的就要提拔使用，庸碌无为者就要退出，各方面都不符合要求的直接淘汰。
激励干部发挥首创精神、勇于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在与资本主义持续竞争中不断赢得比较优势的伟大社会革命，是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的伟大社会变革。这场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因此，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这就特别需要发挥首创精神。而首创往往意味着承担巨大的风险，甚至会出现失误。
为鼓励干部勇于创新，《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这一机制的最大亮点就是“三个区分开来”：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错误，同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三个区分开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激发干部干事的积极性。“三个区分开来”把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与违法违纪作了清晰的划分，而且筑起“防火墙”，有效防止改革“领头羊”变成失误“替罪羊”。《意见》特别指出：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及时为受到不实反映的干部澄清正名、消除顾虑，引导干部争当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这一要求的提出使干部不必再为受到诬告而苦恼分心，使改革者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创新伟业中，真正干出一番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事业。“三个区分开来”还有助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对违纪违法行为严肃查处，防止混淆问题性质、拿容错当“保护伞”，搞纪律“松绑”，确保容错在纪律红线、法律底线内进行，使改革创新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激励干部紧扣时代要求、不断增长本领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在这“四种危险”中，能力不足是一个重要方面。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不足，很多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话语，但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过任何问题;专业知识不足，对日常工作难以胜任，面对新形势新情况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存在严重的“本领恐慌”;科技知识不足，一些党员干部对新科技知识了解不多，对于新科技的发展与影响知之甚少，做工作常常显得被动。
《意见》提出，加强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培训，促使广大干部全面提高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这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有力举措，也是干部奋发有为的前提基础。促进干部紧跟时代、增长本领，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第一，为干部增长本领提供更多的时间和物质条件。马克思非常重视人自由发展的时间尺度，他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广大干部要想真正提高才干，需要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并应学会合理安排利用时间。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应相应提高公务人员的收入待遇，使广大干部无后顾之忧。对此，《意见》提出“健全干部待遇激励保障制度体系，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实施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完善公务员奖金制度，推进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为干部专心干事创业提供保障。第二，完善学习制度，使广大干部不断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问题的本领。指出：“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我们要扎扎实实深入学习，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论，大大提升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第三，培养干部的专业素养和能力。注重引导广大干部树立专业精神，提升专业水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管一行像一行。第四，突出精准化和实效性，围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有针对性地帮助和督促干部弥补知识弱项、能力短板、经验盲区，全面提高适应新时代、实现新目标、落实新部署的能力。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党的xx大以来，多次强调，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坚持法治思维是增强执政本领的内在要求。法治思维是一种将法治的诸种要求运用于认知、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主要包括规则和程序思维、权力和责任思维、理性和发展思维等三种具体的思维方式。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既是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着力点。
强化规则和程序思维，不断增强党的学习本领和依法执政本领
规则和程序思维是法治思维的核心与关键。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就要强化其规则和程序思维，这也是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的前提和基础。
强化领导干部的规则和程序思维，不断增强党的学习本领。学习本领是党执政本领中的基础性本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学习的历史。党的历史实践反复证明，不学习，不与时俱进，党就会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就会被时代抛弃。新时代强化领导干部的规则和程序思维，就是强调领导干部要善于学习、勇于实践，以身作则讲规矩、明程序。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弄明白法律规定我们怎么用权，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心中高悬法律的明镜，手中紧握法律的戒尺，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在谈到具体的学习内容时，强调，要系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准确把握我们党处理法治问题的基本立场。首要的是学习宪法，还要学习同自己所担负的领导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领导干部只有在强烈的规则和程序思维指引下开展学习，才能有效地提高党的学习本领。
强化领导干部的规则和程序思维，不断增强党的依法执政本领。依法执政本领是党执政本领的关键性本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执政党，要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强化领导干部的规则和程序思维，就是要强调领导干部要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执行法律，带头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因此，领导干部只有在强烈的规则和程序思维指导下行使使命、履行职责，才能有效地提高党的依法执政本领。
强化权力和责任思维，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和群众工作本领
权力和责任思维是法治思维的基本内容和构成要素。权力和责任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只讲权力，不讲责任，权力得不到制约，必然导致权力滥用，损害人民的合法权利。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不能滥用权力，肆意用权只会害人害己害社会，所以应该敬畏权力、审慎用权。
强化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思维，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本领。党的政治领导本领是党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落到实处的本领和能力。强化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思维，首要的是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就是强调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准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加强政治历练，提高政治能力，强化政治担当。
强化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思维，不断增强党的改革创新本领。强化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思维，就是强调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必须行动上主动探索，实践中积极创新，以理念创新带动思路创新，以机制创新推进工作规范，以方法创新提高工作水平，从而使党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强化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思维，不断增强党的群众工作本领。党的群众工作本领就是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的本领和能力。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有权必有责，两者相伴相生。强化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思维，就是强调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对各种危害法治、破坏法治、践踏法治的行为敢于挺身而出、坚决斗争。同时，党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相关领导干部的法律责任。领导干部只有树立正确的权力和责任思维，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也唯有如此，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切实增强党的群众工作本领。
强化理性和发展思维，不断增强党的科学发展本领、狠抓落实本领和驾驭风险本领
理性和发展思维是法治思维的内在表现。强化领导干部的理性和发展思维，实质上是强调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既要服从规则及逻辑，不受情感因素左右，又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依法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个别和一般的关系。
强化领导干部的理性和发展思维，不断增强党科学发展的本领。科学发展本领就是深入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本领与能力。新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新的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的深刻洞察和科学把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遵循。强化领导干部的理性和发展思维，就是强调领导干部要善于把新发展理念融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加快形成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要善于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
强化领导干部的理性和发展思维，不断增强党狠抓落实的本领。善不善于抓落实，抓落实的力度、措施、效果怎么样，是领导干部工作能力水平的体现，也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本领的强弱。强化领导干部的理性和发展思维，就是强调领导干部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切实干出成效来，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就是要把雷厉风行和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起来，勇于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就是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一张蓝图绘到底，做到真抓实干，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向前走，不断积小胜为大胜。
强化领导干部的理性和发展思维，不断增强党驾驭风险的本领。强化领导干部的理性和发展思维，就是强调领导干部既要看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同时又要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改革发展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落脚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实践中需要处理好三种关系。
一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前社会各界的共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如果丢掉了传统，就可能沦为其他文化的附庸，在世界上也不可能有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当前，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继承和弘扬其中丰富、优秀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这些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和精髓，具有永恒的价值，在历史上代代相传。此外，还应继承各种优秀的文学著作、音乐、舞蹈、戏剧等。
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还要重视文化创新。我们常说“旧邦新命”。所谓“旧邦新命”，主要体现为尊重传统、弘扬传统但不因袭传统，而是适应时代前进的步伐，对传统的东西进行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也应不断推陈出新，从而丰富中华文化的内容。文化创新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一种重要方式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比如，儒家思想中蕴含着以人为本的人本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知行合一的笃行精神等。对于这些精神，我们应依据时代发展的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丰富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也应注入新的因素，使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文化创新还应立足于当今现实，适应新时代人民群众更高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秀文化产品。
二是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引进来与走出去是相反相成的关系，两者应该平衡发展。引进来的目的是为了吸纳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更好发展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目的是为了让世界各国人民认识和了解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感召力。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中华文化讲求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引进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需要强调的是，引进优秀文化成果不能囫囵吞枣，更不能盲目照抄照搬，而要根据我国国情进行改造和创新，使其更适合中国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既要注重引进来，也要注重走出去。只有让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中国才算文化强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曾对许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产生过深刻影响。17世纪至18世纪，一些西方传教士把中国古代的一些经典著作翻译介绍到欧洲各国，震动了欧洲许多国家的思想界，形成崇拜中国文化的热潮。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中国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国精神受到世界广泛关注。当今时代，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华文化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因此，中华文化走出去正面临难得机遇、具有广阔空间。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一是可以加大文化产品的出口;二是可以做大做强主流媒体，拓宽传播途径，提高中华文化的传播力;三是可以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四是可以支持国外的中文教育和中华文化教育。
三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精神家园，崇奉相同的主流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这使中华文化具有统一性。但中华文化又有多样性的特征。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不同民族、不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这使中华文化表现出多样性。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文化的统一性是各民族、各地区文化普遍具有的属性;文化的多样性体现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独特性。
增强文化的统一性，关键是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保护和传承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等表演艺术和雕刻、刺绣、编织、染色等手工工艺，还要保护各种人生礼仪、岁时节日、民族医药等。
中华民族精神是在中国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历久远而弥新，经沧桑而不老，始终保持着旺盛生命力，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依托。何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精神蕴含着“变则通”思想。
谈到中华民族精神的构建，人们经常提到《易传》上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就包含着“变则通”思想。要“载物”，要“自强不息”，就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与社会，不断改变自己，不断改变社会。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表明，历代仁人志士无不是在变革创新中为社会发展开辟道路的。中华民族精神中这种变革创新精神的源头，可以说就是先秦时代的“变则通”思想。
“变则通”来源于《易·系辞》下篇：“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这段话起初只是对《易》的解说，所谓“变则通”是讲《易》的卦象和理念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只有“变”才能解释各种现象、说明各种道理。《易》所包含的“变则通”理念是对长期社会实践的总结，是上古时代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
“变则通”思想与上古时代的社会政治发展有密切关系。夏、商、周的变革曾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论语·为政》载孔子语：“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在这里把夏、商、周三代变化的特点总结为两条：一是“因”，就是继承;二是“损益”，就是变革。有继承又有变革，于是社会就前进。孔子还预言，就是今后的历史发展也离不开这个轨道，“虽百世，可知也”。孔子的这个思想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理念的建构非常重要。
如何认识历史发展问题，关系到对社会前途的瞻望，所以人们无不关注。就历代王朝而言，无非是恪守祖宗之制与变革发展两种思想在起作用。前一种思想不能说是毫无道理而要完全摒弃，但其中“因”的成分往往过重，所以此途多流于顽固守旧。后一种思想虽然多因实行中出现一些问题而遭人批评讥讽，但主体思路是积极的、奋发有为的。是因循还是变革，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碰撞。然而，历史总是在前进，即沿着变革之途发展。在争辩历史如何发展问题时，争辩的双方都会引用孔子的话作为根据。讲恪守祖制者多强调孔子所说的“因”，讲变革发展者则多引孔子所说的“损益”。虽然皆不违孔子之意，但似乎并没有真正领会孔子思想的精髓。孔子所说的“因”与“损益”，实际上都是讲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事情，两者都离不开发展，发展是个大前提，离开了发展讲“因”和“损益”都没有多大意义。再从《易》的思想看，“变则通”是首先要强调的思路。可以说，“因”和“损益”都是为“变则通”服务的，也就是为“变”而“因”、为“变”而“损益”。
历史上，夏、商、周政治、文化的因革与变迁，给先秦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变则通”是先秦这个长时段里所发生的巨大变革的经验概括与理念提升的结晶，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后期，由于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因循守旧，畏惧变革、抱残守缺，中国由盛转衰。今天，我们应传承好包括“变则通”思想在内的伟大民族精神，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推进改革开放，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闯难关。只有这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中国，也深刻影响世界。在改革开放走到第40个年头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及从什么样的角度、态度、力度来认识和推进改革开放，是一个重大课题。
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但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
邓小平同志最早把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1985年3月28日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他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说到“革命”，我们并不陌生。曾经一个时期，“革命”是中国最流行的政治话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革命是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统治的运动。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革命是国家内部剧烈的、根本性的、暴力性的变迁。相对来讲，改革是国家领导层主动推动的、通常是渐进式的社会政治革新。
但应当看到，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看，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如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从广义上看，革命泛指某种事物发生的根本变革，从量变产生质变，进而引起质的飞跃，如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
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与之相连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言的，亦即一次新的伟大革命。
这一论断是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性质的精辟概括。重温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我们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不仅是政策选择而且是制度上的革命
有观点认为，第一次革命属于制度选择，改革开放作为第二次革命则属于政策选择。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
诚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完全不同于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它是对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进、变革和巩固。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是在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社会革命取得成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基础上进行的，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的自我调整、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但是，改革不仅仅是对原有体制作细枝末节的修补，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革命性变化。例如，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就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事实上，自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命题后，我们党往往会把一些极具重大意义的事情称为“革命”。党的xx大报告提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党的xx届四中全会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界定为 “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从全面深化改革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是有机联系、层层递进的。其根本目的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
改革开放作为第二次革命，是量变中有质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体现的是量变，“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则意味着量变基础上的部分质变。
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等，是当代中国已经面临并将继续进行的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制度变迁。它不仅是政策选择，而且是制度上的一场革命。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啃下硬骨头 必须勇于自我革命
改革开放作为第二次革命，也包含着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正如所指出的，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必须把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提到议事日程上，并以此来推动社会革命。
勇于自我革命，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牺牲，对象不是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而是执政党和执政者自身。一些人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外在压力上，认为执政者不会自我革命，只能以压促变。但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和长处，就在于能够主动进行自我更新和自我革命。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动抉择。面向新时代，我们党反复强调要勇于自我革命，体现了不变的责任担当。
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关键在于执政者要有自我革命和自我牺牲的勇气。这当然很不容易，但舍此就没有出路。必须正视的是，改革开放40年了，全面深化改革也近5年了，如果在一些关键领域依然不能取得突破、不能啃下硬骨头，就会动摇民众对改革的信心。信心一旦动摇，各种混乱思想、错误认识、模糊观点就会大行其道、扰乱视听。
有些人之所以对改革开放不满，其中固然有利益失衡的因素，甚至不乏别有用心者，但有一些也是因为问题和弊端没有通过改革加以有效解决，甚至有些积弊还愈演愈烈、利益固化不断加剧。简言之，就是改革还不够全面、深化。因此，必须勇于自我革命，必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将改革进行到底。
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就是要进行刀刃向内的革命。正像所指出的，要敢于涉深水区、啃硬骨头，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总之，我们不能仅仅作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要站在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的高度上，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要敢于拿自己开刀、勇于割自己的肉，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将改革进行到底。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也衍生出了深厚而璀璨的文化资源，这些优秀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始终滋润着华夏儿女，为华夏儿女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养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广泛的民族共识，深厚的群众基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途径。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也衍生出了深厚而璀璨的文化资源，这些优秀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始终滋润着华夏儿女，为华夏儿女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养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它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社会风气至关重要。虽不能收立竿见影之效，但潜移默化，润人心田，德泽后代。
当前国际竞争趋势日益严峻，其背后最深层次的竞争是在文化领域的竞争，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广泛的民族共识，深厚的群众基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途径。
掌握要义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构建社会新风正气、匡正世道人心需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只有普通群众全面深入地学习了解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蕴含的信念、智慧内化于血液之中，才能认同、尊重、践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更加坚定文化自信。然而，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绝不是简单地背诵几句名言警句，掌握一些历史典故，而是要深入地去了解它的价值体系、精神实质，否则就难以弄清它的意义所在。
毋庸讳言，对于普通群众而言，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五千年，内容广泛，思想深邃，可谓博大精深，并且不同领域文化之间以及同一领域文化内部一直处于不断发展融合的过程。就中华文化整体而言，从大的方面讲是儒释道三家相互融合发展的产物，但仔细考察，先秦时期墨家、法家等其他思想也融入其中。就单一儒家文化而言，先秦时期的儒学在千年演变过程中，吸收佛老思想，不断被先哲圣贤结合时代特点阐发注释，先后经历了玄学、理学、心学、汉学等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众多学派，产生众多思想观点。可见，真正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有一定的难度。
其次，由于语言的障碍，普通群众阅读传统文化的载体——经典文献，已感到困难重重，以至于难以直面传统文化，难以直达古人心灵，难以领略经典的风采和思想的玄妙。当代普通群众阅读经典文献，一是靠白话文翻译，然而一些古文所蕴含的词义和哲理很难用现代白话精准体现，在文白转换之间，经典中的一些精微之处往往被翻译得平淡无味;二是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靠当代人的解读。这种解读难免会融入个人的阅历、知识、思想和情趣，如果不能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严守原典这条“红线”，就容易过度阐释议论甚至戏谑影射，把“经”念歪了。
再次，传统经典文献本身的书写体例无疑也增加了理解难度。无论是儒家的“四书五经”还是道家的《道德经》，抑或其他诸子百家著作，其体例多为语录体或散文体，很多核心概念和重要思想分散于全书的不同篇章，缺少完整清晰的思想体系和内在逻辑，阅读起来似有雾里看花之感。比如，“仁”是《论语》的核心概念，出现了一百多次。但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孔子对“仁”的含义回答不尽一致。如不进一步深入研究，仅阅读文本很难弄清“仁”的具体内涵。
清代学者彭端淑在《为学》中说：“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也;不学，则易者亦难矣。”普通群众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勤于学习是基本规律，但更要善于学习，掌握符合自身特点的学习方法，不能同于专家学者的专业研究，否则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就会望而却步，拒之于千里之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大处着眼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所谓“得其大者”是指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这种核心要义是指长期以来被中国人民、中国社会所接受的至今仍然活在我们心中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有“大学”与“小学”之分。“大学”也被称为“德性学问”，重在心性之学、德行修养、人格塑造;“小学”也被视为“文献学问”，重在考据，研究文字、训诂和音韵。前者强调“尊德性”，后者强调“道问学”。两者既相互争辩又共同推进中华文化不断向前发展。但对于当下普通大众而言，传统文化的意义主要在于“大学”而非“小学”。学习优秀传统文化，首要侧重于其所蕴含的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
化繁为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包涵的内容十分广泛、繁多，但核心在于儒道两家。学者夏海在《国学要义》中指出，在短时间内掌握优秀传统文化的要义，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儒道经典，研读儒道概念。抓住了儒道经典和概念，就基本建构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四梁八柱。经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本源，是最有价值的著作，儒道的基本经典有《老子》《庄子》和“四书”;概念是人们的思维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认识和反映，儒道的基本概念包括道、仁、义、礼、智、信、孝、忠、廉、耻等。学习经典要注重原著的学习。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有句名言，任何一本解释经典的书都比不上原著本身。不读原著，只读别人诠释注解的东西，恐怕皓首穷经也难识传统文化的真面目。阅读经典可先从阅读权威注解版本入手，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陈鼓应的《老子古今译注》等，弄懂经典文本含义;再阅读阐发经典核心要义的权威通俗学术著作，如夏海《论语与人生》《老子与哲学》，从宏观上整体上把握经典要义;最后再回归经典文本本身，反复研读，深化理解，融会贯通。
把握时代价值
指出，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容相同，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学习传统文化不是简单地做古人的传声筒，也不是简单地照本宣科，更不是以古颂古，尊古薄今，为学而学，而是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前提下，掌握新时代赋予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对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合和、大同等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的内涵，要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扣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诠释。既要掌握其中的历史基因，不忘本来，开创未来;又要更好创新，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