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法（精选8篇）
为进一步加强“五治”宣传工作，全面贯彻落实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乡“五治”工作实际，特制定以下“五治”宣传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顺应广大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期待,将“五治”工作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以旱厕改造、垃圾处理、规范农村建房、整治黑臭水体、推进移风易俗为重点,加强源头控制,实施系统治理,健全长效机制,动员各方力量,强化各项举措,全面清理整治农村环境突出问题,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着力建设幸福美丽宜居乡村。
二、宣传要点
依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沙市“五治”工作三年行动政府计划(20xx-20xx年)的通知》(长政办发〔20xx〕25号)和《宁乡市“五治”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xx-20xx年)的通知》(宁政办发〔20xx〕18号)文件精神,到20xx年,全面完成全乡“五治”任务,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容村貌基本干净整洁有序,村民环境意识、文明意识普遍增强。
(一)治厕。20xx年改造厕所130座、20xx年改造厕所160座、20xx年改造厕所160座。20xx年要全面消除农村农户旱厕和各类公共旱厕。20xx年实现“卫生厕所”普及率100%、无害化厕所普及率75%以上。
(二)治垃圾。健全农户源头分类减量、保洁员人员上门回收、村镇集中二次细分、全市统筹分类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体系和工作机制。20xx年全乡完成垃圾分类村建设超过60%、20xx年整乡完成垃圾分类村建设工作。
(三)治房。20xx年全乡“建新拆旧”清理整治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实施“一户多宅”退出工作，力争20xx年12月底前，实现乡域范围内的历史旧宅“基本清零”，新增就拆旧宅“零指标”管理。
(四)治水。20xx年5月底，全面建立乡、村二级河长制组织体系、工作机制;20xx年7月底，建立河长制信息管理平台;20xx年底，全面建立完善、高效的河长制工作体系;到20xx年，全乡河长制管理实施常态化，全乡主要河道基本达到“无杂物漂浮，无违章建筑，无护岸坍塌，无污水直排，无污泥淤积”的“五无”标准，确保河道水质明显改善，河道环境显著改观，全乡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污染水体明显减少，主要流域和水库生态环境稳中趋好;到20xx年，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明显下降，地表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达100%，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达100%;重点加强河道治脏治混，入河湖污染物总量控制、河湖污染物减排、入河湖排污口整治与监管到位，实现“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目标。
(五)治风。通过宣传教育和规范治理,大力弘扬社会文明风尚,引导群众自觉支持和参与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得到有效遏制。
三、宣传形式
要采取媒体宣传、网络宣传、走访宣传和公益宣传等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多形式、全方位“五治”工作宣传格局，使“五治”工作的重要性家喻户晓，政策措施众所周知。
(一)媒体宣传。邀请今日宁乡、宁乡电视台对我乡“五治”工作进行宣传报道，对“五治”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先进典型进行专题报道。
(二)网络宣传。各村、部门单位要定期向乡宣传部门提供“五治”工作信息和简报，乡宣传部门及时通过政府微信公众号发布“五治”工作动态。
(三)走访宣传。乡宣传部门组织宣传车，制作音频资料，深入村庄宣传五治工作相关政策，每个村进行不少于2天的宣传。各业务相关部门要定期或不定期走访重点对象、重点人群，政策宣传要深入到机关、学校、社区、屋场和家庭。各村利用村村响广播，深入农户发放倡议书、组织签订村规民约及承诺书。
(四)公益宣传。各村要在村部及居民活动聚集点张贴宣传挂图,制作宣传橱窗。“五治”工作各相关负责单位要在乡主要集镇和路段悬挂“五治”工作相关横幅、标语。利用集镇上的银行、饭店、村政务大厅的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宣传视频、海报和标语。
时隔6年，再赴广东考察调研，强调以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以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很重要的一点是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正确认识和评价改革开放，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
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必须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旗帜鲜明地肯定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坚决反对任何否定改革开放的错误思想。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正是实行改革开放这一正确抉择，使中国发生历史巨变，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让中国人民过上了丰裕殷实的幸福生活。
40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不断跃上新台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质的飞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从1978年到20xx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5%，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197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385元，20xx年上升至5.97万元，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今天，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正确的，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既看到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旗帜鲜明地肯定改革开放;又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改革开放的时代性、体系性、全局性问题。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容易改的基本上改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很多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开放越向纵深推进，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就越是交织叠加。前进道路上，要攻克的体制机制痼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顽固，要解决的利益关系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敏感复杂，要担负的使命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艰巨繁重，这些都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所必须面对的。
正视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善于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用发展的办法解决问题，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前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大多是改革不够到位、对外开放水平不够高造成的。可以说，这些问题是改革开放还不够深入的反映，说到底是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开放的方式加以解决。
改革开放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40年来，我们党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团结带领人民打开国门搞建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使中国经济发展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形成了中国同世界交融发展的生动局面。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一些国家奉行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我国改革开放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错综复杂。然而，综合研判世界发展大势，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世界经济的大海不可能退回到一个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我们要坚持用世界眼光谋划改革开放，顺应时代潮流，顺乎世界大势，在推动中国与世界良好互动中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成功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回答了公有制与市场能否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推动经济理论创新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逻辑前提是创新公有制实现形式
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理论界对在公有制基础上能否发展商品经济展开了讨论。当时人们一致的看法是，国有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可以产生商品交换，但国有企业之间不可能形成交换关系。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可当时有人质疑，说马克思明确讲“私有权是流通的前提”，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何以产生商品交换呢?
追根溯源，公有制不能产生交换的观念是来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交换有两大前提：一是社会分工;二是财产私有且受法律保护。没有分工，大家生产相同的产品用不着交换;若财产不是私有或不受法律保护，无偿占有别人产品不受惩罚，也不会产生交换。
将分工作为交换的前提，学界没有人反对;人们的分歧在于，财产私有到底是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一些国家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理由是我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由此看来，对这个问题很有必要从理论上作进一步的澄清。让我们先看看马克思是怎样论述的，其原意究竟是什么?
不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确实讲过，“私有权是流通的前提”;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还说，交换双方“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于是有人据此推定，马克思认为交换的前提是私有制。然而认真研读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我们发现以上推定其实是对马克思的误读，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首先，马克思从未说过交换产生于私有制，相反他认为是产生于公有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写道：“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边界上，在它和其他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出现的。”在《资本论》中他也表达过相同的观点。
其次，马克思讲作为流通前提的“私有权”，也不是指生产资料私有权。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而且还说，商品是物，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发生关系，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显然，马克思这里讲的“私有”并非生产资料私有而是产品私有。
事实上，生产资料私有与产品私有也的确不是一回事。以英国的土地为例。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英国法律规定土地归皇家所有，但土地上的房屋(产品)却可归居民私有。正因如此，所以房屋才可作为商品用于交换。这是说，产品能否交换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无关，关键在产品是否私有。
既然商品交换的前提是产品私有，那么在公有制基础上产品怎样才能私有呢?要说清这个问题需引入“产权”概念。在现代经济学里，产权不同于所有权。所有权是财产的法定归属权;产权则包含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与转让权。以银行为例，银行的信贷资金来自储户，信贷资金的所有权归储户;而银行通过支付利息从储户那里取得信贷资金的产权后，资金如何使用、收益如何分享以及呆坏账如何处置，银行皆可独自决定。于是所有权与产权出现了分离。
所有权与产权一旦分离，生产资料公有而产品则可以私有，因为产权的最终体现是产品所有权。以农村改革为例，当初将集体土地的产权承包给了农民，于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就是农民的。再比如国企，国企的厂房、设备等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而企业之所以能将产品用于交换，也是因为国家将产权委托给了企业，让企业拥有了产品所有权。
综上分析可见，商品交换的前提不是生产资料私有，而是产品私有;而所有权不同于产权，产品是否私有与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关。我国的改革实践也已证明，只要改革公有制实现形式，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产权分离，并把产权明确界定给企业或农户，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可以发展市场经济。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逻辑前提是改革价格形成机制
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中央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当年亚当·斯密有个形象的比喻，说资源配置有两只手：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而且他认为，资源配置应首先用无形的手，只有那些市场覆盖不到的地方才需政府拾遗补缺，用有形的手去调节。
上世纪30年代国际上发生了一场大论战。当第一个计划经济国家苏联建成后，许多学者为计划经济大唱赞歌，可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1920xx年却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指出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可能通过“计划”实现。米塞斯的观点，得到了哈耶克和罗宾斯等学者的极力推崇。
1937年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科斯说：资源配置在企业内部是计划;在企业外部是市场。于是科斯问：如果计划一定比市场有效，可为何未见有哪家企业扩大成一个国家?相反，若市场一定比计划有效，那人类社会为何会有企业存在?由此科斯得出结论：计划与市场各有所长，互不替代，两者的分工决定于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人们已耳熟能详，无需再解释。科斯的意思是，资源配置用“计划”还是用“市场”，就看何者交易费用低。若计划配置比市场配置交易费用低，就用计划配置;否则就用市场配置。逻辑上，科斯这样讲应该没错;可困难在于，交易费用是事后才知道的结果，事前难以预知计划与市场谁的交易费用低，既然不知，我们又如何在两者间作选择呢?
骤然听似乎是棘手的问题，不过仔细想，我们对交易费用并非全然无知。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但凡市场失灵的领域，计划配置的交易费用就要比市场配置低。以“公共品”为例，由于公共品消费不排他，供求起不了作用。经验表明，此时公共品若由市场配置，交易费用会远比计划配置高。
让我用灯塔的例子作解释：灯塔属于典型的公共品，灯塔若由市场配置会有两个困难，一是难定价。由于灯塔消费不排他;且不论多少人同时享用也不改变建造灯塔的成本，故市场无法给灯塔服务定价。二是由于灯塔消费不排他，过往船只中谁享用或谁没享用灯塔服务无法辨别，这样给灯塔收费造成了困难，若强行收费必引发冲突。
可见，无论是定价还是收费，由市场配置灯塔皆会产生额外的交易费用，这也是为何古今中外灯塔要由政府提供的原因。中央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指在公共品领域政府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反过来，非公共品即一般竞争性资源的配置，就要交给市场。市场配置虽然也有交易费用，但相对政府配置会低得多。
中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三个重点：一是市场决定价格，即让价格由供求决定。二是用价格调节供求。价格调节供求的过程，就是结构调整的过程。三是开放要素市场。要让价格引导资源配置，须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若要素市场被固化，不能在行业间流动，价格机制将难以发挥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逻辑前提是政府要立足于弥补市场失灵
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个根本原因是市场会失灵。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后的一百多年里,人们对自由市场一直推崇备至。然而20世纪初出现了第一个计划经济体，1920xx年至1933年西方又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这两件事不得不让人们对市场进行反思。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出版，更是彻底动摇了人们的“市场信念”，很少再有人相信“市场万能”的神话。
对市场为何会失灵，经济学家有三点解释：一是信息不充分(或不对称);二是经济活动存在外部性;三是社会需要提供公共品(服务)。在我看来，信息不充分与外部性不是市场失灵的原因，公共品会令市场失灵，但除了公共品，市场失灵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经济学家指出市场可能失灵，是想证明政府不可或缺;或者政府可以弥补市场缺陷。也正因如此，所以我不赞成将信息不充分(或不对称)作为市场失灵的原因。理由简单，因为信息若不充分政府也会失灵。事实上，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资源由市场配置比由计划配置的代价要小得多。恰恰是由于信息不充分，资源配置才需要通过市场试错。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能把市场失灵归咎于信息不充分。
再看经济外部性。许多经济活动会有外部性，如造纸厂排放废水废气给周边造成污染，是经济的负外部性。问题是，存在负外部性市场就一定失灵吗?上世纪60年代前，经济学家大多是这样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是庇古，他对解决负外部性提出的方案是，先由政府向排污企业征税，然后补偿给居民。此主张曾一度成为政府解决负外部性的经典方案。科斯不赞成庇古的方案，他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中分析说，由于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企业只承担私人成本而不承担污染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所以经济活动才出现负外部性。于是科斯指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界定清晰，市场就能将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成本，解决负外部性问题。比如，政府限制企业排放权，赋予居民不受污染的权力，通过“排放权指标”交易一样可减少污染，市场不会失灵。
再看公共品(服务)。公共品有两个特征：一是消费不排他，二是公共品消费增加而成本不增加，因而不存在边际成本。由此看来，公共品确实会导致市场失灵。但除了公共品，还有一个原因即市场分配机制也会导致市场失灵。根据当年马克思对资本积累趋势的分析，资本主义市场分配将导致两极分化：一极是资本家阶级的财富积累;一极是无产阶级的贫困积累。而且马克思说，这种两极分化的结果必发展为两个阶级的冲突，最后剥夺者一定会被剥夺。
有人认为，马克思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分配，社会主义的市场分配不会两极分化。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实际。众所周知，市场分配的基本规则是“按要素分配”，只要要素占有或人们的禀赋存在差别，收入分配就一定会出现差距，若差距过大就一定会产生社会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并不在于分配会否出现差距，而在于政府能否主动调节并缩小收入差距。
将市场分配形成的过大收入差距看作市场失灵，理论上不应该错。目前中央正在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这既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也是为了弥补市场分配机制缺陷的重要抓手。有一个事实值得我们思考，以往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收入差距并不大，可为何搞市场经济后收入差距就逐步拉大了?主要原因是与市场分配机制有关。
弥补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一般来讲，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有四项：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公平、提供公共品(服务)以及扶贫助弱。若从弥补市场失灵的角度看，我认为政府职能可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公正;二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党的xx大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推进，人们的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但思想文化领域仍存在一些值得警惕的倾向。例如，一些人一味否定中华传统文化，文化虚无主义还有一定市场;一些人唯洋是举，成为“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奴仆。消除这些忘掉民族根基、丧失文化自信的错误倾向，需要大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5020xx年来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丰厚滋养，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根”之所在。千百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大一统和发展壮大的文化基础，也是民族团结的桥梁与纽带，成为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根脉。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魂”之所系。比如，中庸、和谐、包容，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这些思想理念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史，体现着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之“魂”、崇尚自然之“魂”、注重和谐之“魂”，演变成一种文化特质传承下来，凝聚成中华民族的灵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发展中也经历过困惑与迷茫。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兴起，中华民族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列强的欺凌，近代中国暴露出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的落伍。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欧美国家构建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像病毒一样被植入一些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遭到了他们的全盘否定。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守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要使命，在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重建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当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风云激荡，一些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如果不能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就难以实现文化自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会失去“根”与“魂”。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牢固的文化根基和精神魂魄，需要既坚守本根又与时俱进。一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挖掘，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将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于世界文化之林。二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立性与包容性协调发展。既拓展世界视野，积极借鉴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又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呵护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以宽广胸怀面对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在多元文化互鉴中博采众长;又深深植根于本民族文化，认识和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维护好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独一无二的文化身份。三是发挥人民群众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作用。把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加强宣传普及，着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传承发展的新格局，让新时代的中国人都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发展者，让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活起来、强起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党的建设要“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必须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是使我们党更加坚强有力、始终朝气蓬勃的内在要求。
着力调动全党积极性。积极性体现为广大党员、干部出于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认同，在干事创业、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具体体现为党员、干部富有激情、富有进取心的工作态度。党员、干部的积极性是其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首要动力。党员、干部没有积极性，对工作消极应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无法贯彻、工作部署就无法落实。当前，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党员、干部出现了精神懈怠、为官不为的不良倾向，严重阻碍了党的事业发展。指出：“要更广泛更有效地调动干部队伍的积极性。这个问题极为重要，现在看来也十分紧迫。”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必须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将严管与厚爱有机统一起来，对党员、干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不断增强其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不断增强其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充分调动其想作为、敢作为和善作为的积极性。
着力调动全党主动性。主动性体现为党员、干部出于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主动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自觉自为状态。只有具有主动性，党员、干部才能在胜利时、顺境中做到不骄傲不自满，在困难时、逆境中做到不消沉不动摇，在各种风险挑战面前做到不屈服不退缩。只有具有主动性，党员、干部才敢于坚持原则、坚持党性，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问题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困难敢于挺身而出，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调动党员、干部的主动性，就要教育引导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尊重和落实党章赋予党员的各项权利，畅通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渠道，增强党员的主人翁意识。充分发挥干部考核评价的激励鞭策作用，使政治坚定、奋发有为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鼓励，使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
着力调动全党创造性。创造性体现为党员、干部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党员、干部的创造性是我们党最宝贵的智力资源，是我们党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精神动力。党员、干部的创造性往往是其经过长期探索、刻苦钻研甚至经过挫折后取得的。惟其宝贵、惟其难得，更要珍惜、更要保护。调动党员、干部的创造性，必须在全党大力营造勇于创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要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党员、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对党员、干部的失误错误进行综合分析，对该容的大胆容错，不该容的坚决不容，保护党员、干部的创造热情。为创造性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和平台，加快形成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强化能力培训和实践锻炼，促使党员、干部全面提高本领尤其是改革创新本领，增强其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底气和勇气。
指出，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要把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重要职责。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必须充分认识培养时代新人的重大意义、重点内容，严格遵循育人规律，不断创新路径方法。
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就必然要求培养与之相符合的时代新人。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是进入新时代的迫切要求，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迫切要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只有培养一大批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精神状态等各方面与新时代要求相符合的时代新人，我们才能更好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才能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培养时代新人，重中之重是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补足理想信念的精神之“钙”，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根本要求。理想信念动摇，本事再大也不可能担当起民族复兴大任。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以理论的清醒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我们要努力创新理论武装新途径，提高理论传播有效性，打通理论武装“最后一公里”，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将个人理想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
培养时代新人，必须遵循育人规律。一是要立足“长”“常”。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育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摒弃急功近利念头，要以滴水穿石的韧劲、锲而不舍的恒心，久久为功，抓长抓常。二是要注重创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信息接受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效果导向，创新育人的理念、手段、载体、途径，在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上同向发力，取得实效。三是要把握关键时期。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和确定的关键时期，要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和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把做事做人的基本道理融入到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中，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培养时代新人，要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涌现了无数先进模范，他们身上汇聚了感人的力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见贤思齐、向上向善、建功立业。比如，湖北推荐的两位全国道德模范黄旭华和吴天祥，黄旭华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隐姓埋名三十载，为国防建设奋斗终身，影响带动了一大批科技工作者默默付出、科技报国;吴天祥几十年如一日为群众做好事，在他的精神感召下，湖北诞生了2万多个“吴天祥小组”，常年活跃在街道、社区为群众服务，已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品牌。我们要广泛开展先进模范学习宣传活动，以英雄榜样的高尚形象、感人事迹、精神力量去教育人、影响人、塑造人。
培养时代新人，要大力弘扬时代新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好的社会风尚能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熏陶人、感染人、引导人，起到成风化人的积极作用。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要深化“五大文明创建”活动，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要推进移风易俗，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大力建设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新时代乡村文明新气象。
奋斗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98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奋斗史。在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指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永远保持奋斗精神，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1.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精神的重要向度
接力奋斗。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实现这个远大理想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一代代共产党人坚持不懈接力奋斗。接力奋斗既指围绕一个共同奋斗目标接续努力的状态，也是一代人接一代人长期奋斗的历史过程。正如所指出的：“中国的伟大发展成就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接力奋斗创造的。”
共同奋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同奋斗，即团结奋斗，是指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为伟大事业一起努力奋斗。与人民群众共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具有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的根源所在。
顽强奋斗。中国共产党从事的是为人类求解放的崇高事业，这一过程充满了各种风险，需要发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顽强奋斗就要不畏艰难险阻，不屈不挠、英勇奋斗、不怕牺牲，要有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坚韧不拔的钉钉子精神。
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指在任何条件下都不怕困难、不辱使命，反对铺张浪费，勤俭办一切事业。毛泽东同志曾提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党的xx大以来，多次强调艰苦奋斗，指出要把艰苦奋斗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永远奋斗。在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并强调，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是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只有每一名党员终身奋斗、永远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实现。
2.奋斗精神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广大人民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人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冲锋在前，发扬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精神，经过长期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党的xx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40年风雨同舟，40年披荆斩棘，40年砥砺奋进，我们党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3.新时代继续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
经过长期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奋斗是新时代的鲜明特征，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行百里者半九十。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近，我们越不能懈怠，越要加倍努力，越要动员广大党员为之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必须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
弘扬奋斗精神要高扬理想信念旗帜，树立高远志向。革命理想高于天。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指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98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新时代弘扬奋斗精神，就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
弘扬奋斗精神必须发扬实干精神，反对形式主义和不作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身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身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发扬实干精神，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做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为初心和使命奋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弘扬奋斗精神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是凝聚人心、成就伟业的重要保证。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中，一定要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增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以及各方面的团结，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稳定，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统一和团结的分裂活动。要凝聚起全体人民智慧和力量，激发出全社会创造活力和发展动力，让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团结奋斗迸发出来的磅礴力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把全党全国人民士气鼓舞起来、精神振奋起来，朝着党中央确定的宏伟目标团结一心向前进。
弘扬奋斗精神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要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
弘扬奋斗精神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要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以只争朝夕、敢于担当、不懈奋斗的精神，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4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一瞬，而我国正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变革，其广度深度难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40年来，在改革开放推动下，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1978年至20xx年，我国GDP从1495亿美元增加到12.3万亿美元，按不变价计算，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我国经济总量从占全球1.8%提高到占15.3%，稳居世界第二位。我国人均GDP从156美元增加到8827美元，按不变价计算，增长22.8倍，年均增长8.5%。在这么长时间实现这样高的年均增长速度，不仅中国历史上没有过，世界历史上也没有过，可以说是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40年来，我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农业基础显著加强，工业化快速推进，现在已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19.8%。2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居世界首位。20xx年，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2.7%和32.7%。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其增加值占GDP比重20xx年达51.6%，比1978年提高27个百分点。城镇化快速推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了20xx年的58.52%，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
40年来，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20xx年末，全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12.70万公里，比1978年增长145.6%。其中，高铁2.52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6.3%。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77.35万公里，为1978年的5.4倍。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7578个，为1978年的37.5倍。定期航班航线总条数达4418条，航线里程748.30万公里，年均增长10.6%。通信网络覆盖全国，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1990年以来年均增速达49.0%;光缆线路1997年以来年均增长23.4%;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7.8亿个，20xx年以来年均增长30.9%。
40年来，我国经济从半封闭状态转变成为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主要的引进外资大国及对外投资大国。1978年至20xx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加到4.11万亿美元;累计吸收外国直接投资1.9万亿美元;20xx—20xx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6928.6亿美元，超过前30多年累计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我国外汇储备1978年仅有1.67亿美元，20xx年底达到3.14万亿美元。
40年来，教育科技文化事业有了巨大进步。科学技术成果丰硕。20xx年研发投入达17606亿元，是1991年的123倍，1992—20xx年年均增幅达到20.3%。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教育文化事业成绩斐然。20xx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5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3.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5.7%。大学本科生在校生人数达到1648.6万人，研究生在校生人数达到263.96万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
40年来，城乡居民生活显著改善。40年来，7亿多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人民生活从解决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正在迈向全面小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3元增加到20xx年的3639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33.57元增加到20xx年的13432元。覆盖全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截至20xx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达9.15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达13.5亿人，基本实现全民参保。人均预期寿命从1978年的65.9岁提高到20xx年的76.7岁。
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制度基础，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