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文化自信的四个着力点范文（通用5篇）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然而，20xx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特别是今年以来，美国罔顾国际规则，违背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精神和原则，采取单边主义做法，发起针对中国等国家的贸易战，破坏了国际贸易关系和经济秩序，是一种逆全球化举动。自由贸易是世界经济发展和各国合作共赢的必然要求，以其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符合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坚决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自由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
在现代经济学开山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亚当·斯密提出专业化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终极源泉，并研究了专业化分工与自由贸易的关系。之后，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原理，奠定了现代贸易理论的基础。当代经济学家则把要素禀赋纳入其中，不断完善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贸易理论，形成了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贸易理论，并已载入经济学教科书，成为各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倡导自由贸易的学理依据。
在漫长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虽然自由贸易理念被广泛接受并转化为具体措施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国际贸易发展也经历了起伏，但毋庸置疑的是，当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无一例外得益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发展。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快速发展，货物和信息在国际范围的流通成本大幅降低;金融的深入发展使国际范围的融资更加便利，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日趋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选择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与面向国际市场发展经济，大大拓展了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迎来了新高潮，全球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以更快速度增长，直到20xx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世界贸易增长速度都稳定地快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为这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潮的积极参与者，贸易依存度迅速提升，并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红利。经济全球化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取得减贫的突出成效，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征程。1986年，中国向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提出恢复创始缔约方地位的申请，并于20xx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逐步发展成为全球供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世界工厂”。1978—20xx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和进口总额分别以19.33%和18.12%的年均增速快速增长。1983—20xx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名义上增长了近136倍，成为举世公认的开放大国。
40年来，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严格遵循世界贸易组织原则和相关国际规则，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人口红利，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劳动力供给、较高储蓄率和投资回报率，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产品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全球经济稳定增长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中国同一大批国家联动发展，使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平衡。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使全球经济增长更加包容。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美国大范围挑起贸易战使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
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长期自诩为自由贸易最重要的推动者。但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它转而不承认自己从自由贸易中获益，而是大讲美国面对着不公平的国际贸易;不再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而是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破坏者。今年，美国对多国加征关税，大范围挑起贸易战，其做法危害世界经济发展。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经济全球化曾经的主导者，美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使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
其实在历史上，美国并非一直崇尚自由贸易，而是以长期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著称。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工业具备了全球竞争力，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才意识到自己有必要也有能力通过自由贸易获益，因而摇身一变成为世人所知的自由贸易倡导者和经济全球化主导者。今天，美国对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态度又发生了逆转，其原因无外乎这三点：一是以打贸易战为威胁获取更大利益，二是为了转嫁其国内矛盾，三是为了维护其经济霸主地位，遏制其他国家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潮之前，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和许多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参与到国际贸易体系之中，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工业化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各参与方在发展水平及资源禀赋上没有明显差异，因而这个时期的国际贸易并不是典型的依据比较优势原理而是依据规模经济差异进行的，贸易的结果通常也不改变参与国家的生产要素相对回报水平。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则更多地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本质上是前者以充裕的资本要素与后者丰富的劳动力要素进行交换。于是，发达国家资本回报率得到提高而劳动报酬有所降低，发展中国家劳动报酬显著提高而资本回报率有所降低。在美国，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资本所有者从经济全球化中赚得盆满钵满，但同时也出现了劳动力市场两极化和中产阶级规模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所占比重大幅上升，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这些情况令美国一些人陷入深深的紧张和焦虑。
实际上，美国国内面临的问题原本可以从经济学中找到答案，通过实施政府再分配政策可以有效解决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中劳动报酬降低问题。但由于新自由主义传统作祟，美国执政者不仅没有采取必要的政府再分配措施，反而打算放弃自由贸易原则。在他们看来，通过打贸易战或以打贸易战相威胁逼迫对方作出让步，可以起到榨取更多利益和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的双重作用。
20xx年前，正是由于美国国内政策失误，才导致美国次贷危机并演变成为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损害了各国利益。如今，美国又单方面挑起针对多国的贸易战，也会导致许多国家宏观经济波动，加剧市场不稳定预期，诱发货币市场异常反应，伤害各国经济。所以说，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做法贻害全球。
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势
虽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给经济全球化带来严峻挑战，但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依然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大势。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既是全球范围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今时代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20xx年，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36.2%，对当年全球GDP增量的贡献率高达54.2%;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占世界的比重为30.0%，对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增量的贡献率为36.2%。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具有强烈需求，而且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贡献者，必然会有力推动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
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不得人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金特指出，对于美国来说，贸易政策的最高决定权在于人民，即厂商、进出口商和消费者等。虽然一些热衷于实行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政策的政治家，以制造业回归、扩大就业、打赢贸易战等说辞短期内可能博取一些民众的支持，但贸易保护主义终究是没有赢家的零和博弈，会造成全球贸易萎缩、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遭到破坏，在伤害贸易伙伴的同时也必然伤害到本国企业和劳动者。因此，那些一时被蒙蔽的选民，最终会明白“没有自由贸易就没有共赢，没有共赢也不会有单一赢家”的道理。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是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从国际角度看，既需要建立健全有效治理机制，也需要树立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从各国内部角度看，需要出台更具包容、普惠、平衡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尤其是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以更好融入经济全球化。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反映时代潮流，代表人类文明进步方向，有利于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这一理念已被写入联合国多项决议文件，得到世界广泛认同。
坚守底线、保持定力，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经济全球化大势和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决定了中国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建设者。当前，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直接面对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二是作为大型经济体和开放型经济体身处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的国际环境。面对这些外部挑战，我们既要牢牢守住底线、积极有效应对，又要保持耐心和定力，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妥善应对贸易摩擦。贸易战没有赢家。我们不主动挑起贸易战，也不热衷于贸易战，但深知一味退让并不能阻止贸易战。面对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我国的应对策略是符合理论逻辑和国际惯例的，即在始终保持协商与合作大门敞开的同时，针对对方的无理行动予以针锋相对的反制，并将美国单边主义行为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我们应保持战略定力，继续按照既定部署和节奏，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与世界各国一道，坚定不移地维护自由贸易原则和多边贸易体制。
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指出：“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今年4月，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了扩大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表明了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中国持续推进对外合作多边化与贸易多元化，在继续从对外开放中获得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在为维护自由贸易、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在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实现趋利避害，关键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下做好自己的事。要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决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确保中国经济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应对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过程中遇到的成长烦恼，着力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面对贸易战的直接和间接冲击，我们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织牢社会保障网，发挥好社会政策的托底功能。只要我们阵脚不乱、坚定做好自己的事，就能从容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大势就无可动摇。
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精神动力。
坚定文化自信，最根本的是始终坚持和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必须始终把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文化建设首要任务。
坚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指出，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有科学的态度。要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决防止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错误倾向，坚决防止打着马克思的旗号和理论创新的旗号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
坚持以创新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及时总结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要及时回应群众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强化理论的时代价值。
坚持以务实学风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不断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特别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
坚定文化自信，最重要的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有以经济崛起为重要标志的硬实力，还要有以文化繁荣兴盛为标志的文化软实力。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要把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营造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
推进文化创新，大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断推出文艺精品力作。要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大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为人民提供丰富精神食粮。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建设。要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培育新型文化业态。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
坚持“双创”方针，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坚持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以交流互鉴、开放包容的胸怀，铸就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坚定文化自信，最核心的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现了我们党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重视。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党的十九大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首先是各级党委(党组)的责任。要加强对党委(党组)意识形态责任制考核，推动各级党委(党组)切实担负起本地区本部门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勇于担当、敢抓敢管，勇于发声、敢于亮剑，旗帜鲜明反对错误观点，不断弘扬正能量。
坚持正确方向导向。要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原则，旗帜鲜明地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明确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确保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要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防范意识形态渗透。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不断加紧对我国的思想文化渗透。要进一步加强防范，抵御意识形态渗透，坚决反对“去意识形态化”等错误论调，绝不允许那些攻击我们党和国家的言论在新闻媒体、商业网站及自媒体等信息平台上出现，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坚定文化自信，最急迫的是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是新形势下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
克服文化自卑心理，培育健全的国民文化心态。近代以来，封闭落后的中国饱受西方列强侵略，在一些国民心中留下自卑畏葸或盲目排外的阴影。今天，我们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因此要大力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世界贡献和当代价值，大力宣传革命文化的优秀品质与优良传统，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大进展与美好未来，按照“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要求，在培育健全国民文化心态中增强文化自信。
加强理论总结，构建立足于中国实践、中国道路的中国理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巨大变化。我们必须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要把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人类历史上最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作为理论创新的立足点，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总结，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打造中国学术范式，建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但目前的学术地位、学术话语的世界影响力仍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太相称。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提升学术原创能力，充分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努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
强调，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党建工作的组织者、实践者、推动者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决定着党的建设质量。近年来，我国党建工作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在政治统领、理论武装、思想建设、组织夯实、正风肃纪、服务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新时代党建工作形势要求相比，在部分地方，党建工作队伍“不专、不精、不实、不够”的问题仍较为突出。
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队伍建设乃形势之所需、工作之所依、责任之所系。
以育为先：育出堪当重任的厚重底气
党建工作队伍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具体工作承担者和实践者，其能力高低直接影响政治生态和施政效果。
要培养政治引领的能力。政治建设居于党的建设的首位，党建工作履行的是政治职能，必须把做好政治引领置于工作的首位。要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切实强化党组织的组织力和执行力，始终高举旗帜、坚定信念、保持定力、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成为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的中坚力量。
要成为本职工作的高手。要聚焦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五大任务，不断加强学习、提升本领，大力推进党建方式方法创新，提高支部建设标准化、组织生活正常化、管理服务精细化、工作制度体系化和阵地建设规范化水平。
要养成服务中心的大局意识。围绕中心抓党建是党建工作的基本方针。要按照以党建引发展、以党建促业务、以党建惠民生的要求，将党建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做到同谋划、同推进、同考核。要在产业转型、精准脱贫、风险防控、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工作中，有机融入“党建+”，切实将党建资源转化为发展的资源、将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的优势、将党建活力转化为发展的活力。
以干为要：干出舍我其谁的蓬勃锐气
当前党建工作队伍工作作风总体良好，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的认为党建是“虚功潜绩”，难以脱颖而出，乐于当“差不多”先生;有的主体责任意识不强，工作存在淡化、虚化、边缘化倾向;有的满足于照抄照搬、敷衍应付，小推就慢动，不推就不动;有的党内政治生活不经常、不严肃、不规范，搞形式、走过场。
要永葆初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从事党建工作，必须具备坚韧的理想信念、不懈的事业追求与强烈的责任担当。要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恪守“四个服从”方面立标杆，在为民服务中当先锋，努力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党的各级各类组织中去，把各方面力量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凝聚起来，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
要锤炼匠心。新时代党建工作变化大、任务重、要求高，特别需要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要根据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这一根本任务，准确把握党建工作规律，按照精准科学的要求，创新党建工作的形式与内容，拓展党建工作的深度与广度。开展好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问题的斗争，使党的建设常规工作上水平、重点工作出亮点、特色工作树品牌。
要坚守恒心。党建工作要不断增强思想定力，全身心投入到党建工作中去。要正确处理好义与利、得与失、苦与乐的关系，坚定向党的“红心”，永葆破题的“决心”，锁定为民的“准心”，把干部和群众拢到一起，把思想和力量聚在一起，以党建成效有力推动履职、促进发展。
以用为本：用出活力迸发的昂扬士气
党建工作是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基础。党的xx大以来，党建工作的地位和影响有了极大提升，但部分单位仍存在重业务、轻党建现象，影响了党建工作的积极性。
要让从事党建工作的同志“心有所属”。单位和部门的主要领导要落实党建的主责主业，对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研究、重点环节亲自协调，彰显党建工作的价值。要关心爱护从事党建工作的同志，多出政策、多想办法、多拓渠道，使从事党建工作的队伍出口更宽、成长更快、空间更大，让他们感受到强烈的自豪感、归属感、获得感，使大家愿意从事党建、真心热爱党建、全心投入党建。
要让从事党建工作的同志“才有所用”。要围绕增强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科学使用党建人才，做到用当其才、用当其时、用当其位。要以更宽的视野、更强的力度、更大的气魄完善党建工作队伍的选拔任用与激励保障制度，让想干事的有舞台、能干事的显身手、干实事的受褒奖，充分体现党建人才的独特价值，努力为他们各展所长、各尽其能创造良好环境。
要让从事党建工作的同志“困有所解”。着眼解决党建工作“事多人少”的突出矛盾，进一步扩大选拔的宽度、把准选拔的尺度、提高选拔的精度，注重从优秀中青年业务骨干中选拔党建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把素质高、能力强、作风优的人员选配到党建岗位上来。注重培养年轻党建骨干，形成队伍的梯队结构。要进一步充实基层党建工作力量，增加复合型、创新型、专家型党建干部比例，逐步提高专职党建干部的兼职配比，为新时代党建工作提供好人才保障。
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既不是源自文化哲学的理性思辨，更不是文化民粹主义的非理性狂躁。它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其中文化自信具有更基本深沉持久的精神支柱作用，但它同样离不开其他三个“自信”。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仍须跋山涉水。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和国内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会风平浪静。道路之争、制度之争、理论之争，会如大海之波涛，时高时低，它会影响对“文化”的“自信”。故此，我们不能局限在文化领域阐述文化，而应该从历史的认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的伟大成就基础上阐述文化自信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根据。
国家统一强大是文化传承连续性的根本保障
水是生命之源，其实也是文明之源。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都发祥于河流：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文明的产生与河流有关。河流可以不变，文明的发展却可以中断。并非所有古代文明的发展都是连续不断的过程。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曾引用另一作者的话说，“如果社会发生动荡和变革，建立在社会之上的文明也会发生动荡和变革”。除中华文明外的世界其他三大古文明都发生过文明连续性的中断。当统一国家发生分裂或遭遇强烈动荡时，历史的连续性会中断，文化同样会因国家分裂而碎片化，演化为不同国家的文化，对自己古代的文化只有历史学的回忆，而无现实的延续性。
在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华民族的文化没有中断。它与地缘政治问题相关，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国家自身的统一和强大。古代中国，周围没有比中国更强大的敌国，因而没有因敌国入侵所引发的亡国和分裂。中国先秦时的中原侯国都是姬姓兄弟叔侄关系;后来在中原政权周围和边陲存在不同民族政权关系，它们不是现代意义的国与国的关系，而是不同的民族政权的关系。它们都处在后来逐步形成的中国的疆土范围之内，因而具有历史的双重性：从政治上说，它是不同民族政权的关系，但从民族角度说，它们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这个大家族中的不同民族。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但不是外国入侵，而是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处于统治地位的更替。中国仍然是中国，尽管存在着王朝的变化，但王朝变化是统治者的更换，新旧王朝之间仍然存在连续性和关联性。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有王朝易姓和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但没有因外国敌人入侵而产生的国家灭亡。中国内部不同政权的对峙，时间长短不一，最后仍然是统一。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正是在王朝更替中，各民族文化得到整合和融合，并逐步形成以儒学为主导的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女真人建立的清朝仍然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诚如有的学者所言，此实乃偏激之论。元史、清史仍然是中国历史，它们尊崇的文化仍然是中华民族文化。西域诸民族政权以及辽金西夏的历史仍然被记载在中国正史之中，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保持国家统一，没有分裂成不同的独立国家;国家强大没有外国侵略者的占领，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必然会是统一的文化。当然在统一的国家中，各民族会有自己本民族文化，各地区有地域文化。它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而不是与主体文化脱钩、异道而行的另一种文化。中华文化是无侵略性的凝聚性的向心文化，它不断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聚越紧。世界上没有完全由同一种文化处于主导地位的两个不同国家。国家不同，主导文化就会不同;反之亦然。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斗，终于结束了国家混乱、军阀割据、帝国主义驻军和各自占据租界治外法权的局面。中国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各民族团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确保中华民族的文化连续性不会发生中断的政治保障。新中国成立70年，是中华民族更加繁荣的70年，也是各民族文化更加繁荣并更丰富的70年。一些外部势力处心积虑地企图分裂中国，企图把统一的中国分裂为几大块，我们应该高度警惕。分裂中国，就是灭亡中国。中国的分裂，同时也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中断与碎片化。任何一个真正热爱中华民族文化的人，必定同时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反之亦然。强大而团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国家保障。
中国从1840年后屡遭强敌侵略。国家风雨飘摇、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文化自信受到极大伤害。有人说这是“打悲情牌”。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可以忘记历史上的仇恨，但不能没有历史的记忆和耻辱感。悲情是乞求怜悯和同情，或煽起民粹主义情绪，而历史的耻辱感是点燃爱国心、激起奋发图强心的火把。马克思非常重视一个民族的耻辱感。他说过：“如果整个国家真正感到耻辱，那它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因历史恩怨而排外是民粹主义，深感历史上曾经落后挨打的耻辱而奋发图强是爱国心。中国由睡狮到醒狮的转变正是基于全民族强烈的爱国之心。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这是中国历史和近百年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是我们对新中国成立70年所取得的国家成就拥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的根据。
牢固树立文化自信，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守正，最核心的内容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文化政策。我们的各级意识形态主管部门都要坚定贯彻落实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自觉认识到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肩负的守正创新的责任，反对任何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只管发文件而不管检查落实的官僚主义，只管热热闹闹做表面文章而不管实效的形式主义，都有百害而无一利。
守正，既要求各级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领导要有守正的坚定性，也要求要有政策观念和领导艺术。意识形态领域是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领域。知识分子由于职业和工作方式的特点，最看重的是“自我创造”，最倾心的追求是“学术自由”“创作自由”和人格的“独立和尊严”。我们应该理解这种要求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但又不能任凭错误思潮在这种正当要求掩盖下沉渣泛起。“左”掩盖下的右，和右掩盖下的“左”，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并不罕见。这要考验领导者的水平和领导艺术。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不是一种单纯的行政工作，而是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既要尊重知识分子，满足知识分子的合理要求，充分调动其积极性，繁荣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又要正确引领，对错误思潮开展严肃的批评教育和斗争。“宽”与“严”、“紧”与“松”，这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多种矛盾结成的“扣”，要使这个“扣”不变成“死结”，必须讲究领导艺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缺乏灵活性，则妨碍发挥思想创造性，无助于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发展;放任自流，让各种错误思潮自由传播，就会危及文化安全，从而危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要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学术观点应该提倡“双百”方针。对在课堂上挑战“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应该进行批评、教育和坚决斗争。现在高校“告密”和“告密者”成为少数人炒作的热词。面对几十、几百人的课堂本无密可言。课堂本不是教员的私人领地，而是面对学生教书育人的公共空间。如果有的学生对教员的讲课内容有不同看法，可以向老师提出，或者以不同的方式向院系或学校反应。教师有教师的权利，学生也有学生的权利。如果说，不管大是大非，学生只有一律照单全收保持沉默，不能有不同的看法，这种要求极不合理。“告密”“告密者”历来为人所不齿，这个称号最容易丑化学生，并最容易激发对所谓纵容学生告密制度的痛恨。我想起了黑格尔的哲学短文《谁在抽象思维》，说贩卖臭鸡蛋的小贩完全不提臭鸡蛋而从头到脚编排顾客的不是。用“告密”“告密者”称呼反映问题的学生，而有些评论者也以谴责学生和学校来凸显自己占领道德制高点。甚至有人危言耸听，说高校教师是“高危职业”“人人自危”，给人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感觉，实在令人生疑。我真诚希望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培养风清气正的教风和学风。老师认真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尊师重教，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既要守正，还要创新。关于文化创新的规律，毛泽东提出了六字箴言：继承、借鉴、创造。“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能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毛泽东讲的是文学艺术，但它对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文化创新必须基于继承和传承。在空地上可以建筑大楼，在文化废墟上不可能创新和发展文化。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固本培元，则根深叶茂;浚源疏河，则源远流长。我们只要懂得中国的文化发展史，就会信心百倍。因为我们的祖先确实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而且在历代传承中得到创新发展。
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往往会碰到拦路虎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是封建的，不能继承。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有过回答，封建社会的东西并不等于都是封建的东西，其中有不少包含人民性的东西，即使是封建的东西也要分析。我们只要读读屈原的《离骚》中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柳宗元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痛斥官吏，为百姓鸣不平;黄宗羲在《原君》中直指皇帝为“独夫”，矛头直指君主专制。这些思想，其深度至今仍然闪闪发光。
在哲学的创新中，这种误解更多。有些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会冲淡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合理性，特别在中国哲学领域最忌讳最厌烦的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区分。例如，它们不愿意承认王阳明“心学本体论”中包含某些唯心主义成分。因为它们有个传统看法，如果承认唯心主义成分就是对它的否定。王阳明的“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致良知就是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回复本心。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致良知”，是回归本心的途径。冯友兰先生也说，宋明理学中有三派：气学是唯物主义，理学和心学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不能简单等同于错误，按列宁的标准阳明心学属于聪明的唯心主义。它继承中国儒学道德伦理特性，强调“除私去蔽”“回归本心”，反对私欲窒心，失去做人的本分。这对道德培养、道德自律有积极意义。现在的“阳明心学热”，从道德修养角度来说有可取之处，因为当代人的物欲和功利主义太重，轻视道德修养，宣传“阳明心学”有正心诚意补错纠偏之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称之为“共产党人的心学”，强调“知行合一”。但与王阳明强调的回归本心，向内用力不同，共产党人的知行合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自己行为的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是回归本心发现固有的良知，而是要接受理想和信念的教育与培养，并且在实践中经受考验。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在细照笃行中不断修炼自我，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保持对党的忠诚心、对人民的感恩心、对事业的进取心、对法纪的敬畏心，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在我看来这是对“阳明心学”的合理吸取和改造，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个范例。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在继承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不是简单附会和类比。这是一项重要而极具学术性的工作。
要创新，必须反对文化民粹主义。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不主张“东方文化优秀”论，更不会搞“中国中心”论。我们不会重复明清曾经发生过拒绝西方文明的无奈和错误。事实上，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介绍西方的文化远远超过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也远远超过西方一些人对中国的了解。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我们还将通过文化交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我们派遣的留学生之多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我们主张世界文化多样性，提倡文化交流互鉴，反对“文明冲突”论。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就不仅是经济合作共同发展，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最好渠道。我们相信，在文化交流互鉴中批判借鉴世界其他文化的有益成果对于我们的创新是有价值的。
当然，在处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关系上不可能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我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传播，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外来文化优秀性，一个是我们社会的需要和可接受性。社会文化需求与人的营养需要一样，都是吸取有利于自身健康的因素。当中国儒家文化处于主导地位时，在汉代开始印度佛教传入并在唐代达到高潮。儒学入世情结深，佛教的传入有其社会需要，尤其是对那些功名失意的士大夫和官海浮沉的官僚阶层，比较有吸引力，也最易被他们所接纳。到近代，中国最缺少的是科学技术，西学为用的思想最易接受，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与中国封建制度难以契合。在中国解决道路和根本制度问题之前，中国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推翻旧的制度，寻找一条新道路，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比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民主，对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更具有吸引力的原因。尽管别的什么主义也曾在中国传播，但都是雨打梨花，好景不长。社会需要是文化吸收的过滤器，不经过社会这个过滤器，文化的传播只能是暂时的，更不用说生根发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生根发芽，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原因正在于此。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才有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才使科学技术得到迅猛发展，才使社会主义民主在新的制度下得以生根发芽，并且随着中国道路和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得到新的更大发展。
要守正创新必须坚决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守正，因为人民是历史创造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背离这个原则，守正无从谈起。同时，以人民为中心又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中国文化的创新，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脱离人民，自拉自唱，终究走不出房门，至多是自己的小圈子里，或者微信群里相互点赞。
文化上无知、无助，这是一些人对人民群众在文化领域中作用的看法。这种看法当然是错误的。无论古今中外，伟大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对文化的个人贡献值得我们尊敬。但是人民生活是一切思想文化的源泉，没有人民的实践和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智慧，也就不可能有伟大的文化产品。马克思说：“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马克思关于哲学所说的话适用于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就存在于人民的普通的日常生活或激烈的斗争生活中，存在于生活中的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斗争中。只是这个“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并非人人可见、人人能见。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之所以是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正在于他们有善于思维的哲学头脑，有善于捕捉生活之美的审美眼光。他们越是深入人民生活，越是能发现别人看不到体会不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看到人民的伟大才能成就他自身的伟大，人民性可以说是一切思想文学艺术的通灵宝玉，得之者生，失之者死。
在文化领域，人民大众不只是生活的源泉，不只是从根本立场和价值观上决定文化产品的优劣高低，事实上，人民同样是文化创造的参与者。他们虽然不是传世的文化典籍的作者，但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领域，普通的人民群众往往占有最突出的主导地位。精美的石雕、木塑、泥塑，各种传统的工艺、手艺，给人类文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瑰宝。他们是没有留下姓名的木匠、石匠、泥瓦匠、裱匠，绣工、织工手艺人。我们引以为豪的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以及隐藏于天下名山中的许多寺庙建筑、江南园林，其建造者大多是普通的劳动者。我们不仅要牢记那些著名思想家和他们留下的经典，我们同样要记住那些生活在底层对人类文化作出贡献的无名无姓的普通百工技艺人。我们的故宫博物院中，除了名人字画外，还有作为国宝的青铜和各种名窑瓷器，一般没有人知道制作者是谁。在人类文化领域，如果我们排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可能构成人类的文化。而在这一领域中大多是民间的高手名匠，只要读读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都能明白这个道理。“高手在民间”，这是在研究文化自信时决不应该忘记的。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守正创新当然包括传播渠道和方式的创新。在当代，传播方式的快捷、便利，受众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主流意识形态不能掌握新媒体，而是拱手让出这个重要阵地，将会使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