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人类现象，也是非常复杂的学术概念。人们最初谈论的文化是指与武力相对的教化。在我国古代，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经过数千年演化之后，现在我们所说的广义上的文化，是指人类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从狭义上说，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又进一步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文化发展状况与国运兴衰密切相关。国运通常指由一定的社会发展规律和主客观条件影响和决定的国家发展态势。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从根本上说源于社会生活，尤其源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文化始终是社会生活、社会存在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发展态势如何，国运是否昌盛，对文化发展程度和质量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我国历史来看，不同朝代文化有盛有衰，发展错综复杂。一般来说，国运昌盛之时，文化也会有较大发展;国运衰微之时，文化也会处于低迷状态。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发展状况也与国运密切相关。一个国家强盛之时，一般都会形成某种文化和文明类型。借助于国家的强盛，这种文化还会扩大传播范围，影响其他国家和民族。
为什么文化发展状况与国运兴衰之间密切相关?一是由于在国运昌盛之时，生产力比较发达，经济活动繁荣活跃，可以提供相对厚实的物质基础，这为文化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二是在国家发展处于上升期时，有一套适应于当时条件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这也为促进制度文化、道德伦理和相关学说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三是国运昌盛时人民安居乐业，在精神层面有了更多追求，也有更多闲暇时间享受文化生活，从而形成比较旺盛的文化需求。四是在社会条件较好、文化需求又比较旺盛的情况下，就会有更多人员从事文化活动，文化人才不断涌现，文化创造的积极性得到充分激发，各种文化成果也便于传播。反过来讲，如果国运衰微、经济萧条、社会动荡，文化发展的环境就会恶化，文化发展往往陷于低潮。
当然，文化发展还受到其他许多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国家对文化的态度会直接影响文化的兴衰。因此，文化因国运兴而兴，主要是从大概率、大条件来说的。
文化因交流而繁荣，文明因互鉴而兴盛。文化只有在开放中才能发展自己，文化安全只有在文化发展中才能实现。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激发自身文化发展的内在活力，在文化开放中汲取人类不同文化的有益养分，在推动文化守正创新中不断壮大民族文化本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历史地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而中华文化之所以历久弥新，正在于其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博采众长的基因。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到汉民族主动接受草原民族文化的“胡服骑射”，再到盛唐时期中国对各国文化的兼收并蓄，多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激荡、交流与融合，造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蓬勃生命力。
现实地看，今日之中国，正逐渐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从近代以来的被动卷入到今天的主动拥抱，充分展现了强大的文化包容性和适应力。近代以来的屈辱史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唯自强而后安，唯开放而后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亦启示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只有在开放中才能发展自己，唯有开放环境下的斗争和磨砺才能使自己强起来。文化发展同样如此。我们珍视、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不是孤芳自赏，而是要在文化开放发展中强基固本，使其根深叶茂，焕发旺盛生机。在此意义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与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内在一致的。只有强基固本，才能抵御外来文化病毒的侵袭;只有把文化深层次的优质基因激活，才能使我们的文化具有不断发展壮大的内生动力。
指出：“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在人类普遍交往中碰撞、交融、互鉴，在此背景下，如何保护本土文化、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重要挑战。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缺乏安全屏障的文化开放，有可能丧失文化发展自主性，甚至沦为异质文化的附庸。
文化越开放，越要提高文化安全意识，筑牢文化发展的安全屏障，这是历史和现实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16世纪以后世界历史发展方向主要是在西方国家主导下进行的，殖民地的扩张加速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传播，这种强势文化不断销蚀着其他文化的民族自主性，消弭着人类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伴随英语成为世界性语言，基督教节日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行，以纽约、伦敦为模板的现代城市文化景观在全球蔓延，许多地方性文化消失或成为被观赏的“文化标本”。这一看上去是“自然历史过程”的文化变迁，事实上自始至终是由资本逻辑推动的，其不仅在现实中构造起一个西方化的世界景观，也在人们头脑中植入了西方价值体系，从而深刻影响着人类文化发展进程。如果说早期西方文化霸权具有某种“自发性”的话，那么，“后冷战”时代西方的文化输出却越来越表现出主动进行议程设置的特征。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到西方推动的各种“颜色革命”，我们可以管窥到西方文化霸权的顶层设计和霸权逻辑，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失控的灾难性后果。
殷鉴未远，警钟犹鸣。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警惕和防范西方价值观霸权，防止西方文化殖民，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世界性课题。我们在中国近代惨痛的历史教训中懂得了封闭导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也要在现实的他国教训中看到放弃文化安全屏障的严重后果。必须认识到，推进文化开放和维护文化安全是辩证统一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必须把学习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结合起来，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筑牢文化安全的底线，不断夯实国家发展的文化根基。
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话语权的争夺。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强势文化，与其背后一整套知识体系建构是分不开的。我们今天维护文化安全，抵御西方文化霸权，就是要站在人类文化制高点谋划文化发展，回应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具有解释力的知识体系，不断提升自身文化的核心竞争力。
近代以来，西方强势文化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特别是启蒙以来西方世界创设的一整套现代性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影响着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图式，相应的，人们也习惯于在西方知识谱系内寻找自己的存在坐标，这正是西方文化处于优势地位的学理基础。例如，关于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划分，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意识形态话语，实际上都包含着历史建构主义的主观企图。我们并不怀疑启蒙话语的历史进步性，但也应清醒意识到其时代局限性，进而确立文化对话的平等地位，这是维护文化安全的重要前提之一。
作为拥有5020xx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应该也有责任为人类文明作出知识贡献，这是中华民族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重要标志。在信息革命推动下，人类文明形态正在发生剧变，已有知识体系发生“哥白尼式的革命”，由启蒙话语构建的知识体系在应对诸多新问题时频现失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及其经验，则构成人类新知识得以产生的丰厚土壤。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成为中国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而且，与西方国家进行文化创造旨在实现文化霸权有所不同，中国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倡导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我们建构的知识体系，着眼人类共同未来，以知识创新回应时代难题。只有这样的文化创造，才能在摆脱“跟着说”的困境之后，为国家文化安全提供科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