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坚毅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精选3篇）
一部五四运动史就是一部中国人的精神成长史。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在其所处时代释放出巨大的实践力量，而且能够跨越时空给人以精神感召、促进人的精神成长。五四运动集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于一身，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五四运动有如一座精神上的高峰，其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内核的五四精神，不断锤炼中国人的爱国品格、更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形成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并激励中国人的自主求索。
由“被动”到“主动”：五四运动激活中国人的精神自主性
精神自主是人格独立的重要标识，也是一个民族、国家独立自主的重要体现。一国之国民拥有独立自主的精神风貌，一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才会拥有无限活力。五四运动在精神领域的首要功绩，便是使中国人摆脱封建的、糟粕的、“拿来”的思想观念之桎梏，使自主精神充盈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五四运动激活中国人的精神自主性，首先体现在国人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求索当中。自1840年以来，中华文明遭受了千年未有之危机，民族与国家的兴衰存亡箭在弦上，诸多鼓吹文明优劣的论断充斥着当时的舆论界，“中国应走向何方”成为困扰国人的难题。五四运动的爆发及其演化，使先进中国人深刻认识到：中国道路的前景在于走出一条有别于以往所有改良、革命道路的全新道路，即从新民主主义发端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人的实践创造与自主奋斗下，百年来创造出巨大的人间奇迹，这充分印证了中国人的精神自主与实践自主是相伴相生、相辅相成的。正是有了五四运动的实践自主，中国人才逐步生发出对于道路选择的精神自主;而正是拥有了精神自主，中国道路的发展才愈发充满活力，进而迈向光明前景。
五四运动激活中国人的精神自主性，关键表现在中国人的民族主体意识、历史主体意识的确立。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演化进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五四运动从实践上有力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与科学性，充分验证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肯定了确立人民主体意识的必要性与正当性，这对人民群众把握自身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确立民族与国家的主体意识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五四运动在中华民族陷入沉重危难的历史时刻爆发，其传递出的群众力量、民族力量，使得中国人愈发认识到维护民族尊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的紧迫性。正是在五四运动鼓舞下，先进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民族主体意识、历史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正如所言，五四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由“自我”到“他者”：五四运动提升中国人的精神包容性
随着五四运动的持续推进，中国人重新认识中华文明与世界各文明之间的关系，对各文明之优长进行肯认与采补，同时也不陷落于文明自卑情绪，一种全新的文明观与交往观逐步形成。
五四运动提升中国人的精神包容性，主要体现在正确认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之上。五四运动期间，中国人对东西文明之关联与差异、“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进行了再认识，逐步摆脱封建统治留存的“天朝上国”之迷梦。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点明：“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实际上，这与所指出的“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具有内在一致性，可见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一脉相承与历史发展。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看，五四运动的持续发展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不断被澄清，正确的文明观被先进中国人运用于文明交往互鉴过程中，中华文明方能在历经近代劫难之后焕发新生。
五四运动提升中国人的精神包容性，还体现在中国人以一种自觉、自信的精神面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不断侵略下，许多中国人将“他者”之优长过度夸大，乃至于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就是“全盘西化”。巴黎和会戳穿了帝国主义精心粉饰的谎言，一些曾经奉西方文明为圭臬的中国人如梦初醒。在五四运动所处的时代，人类各文明的交往日益密切，但这些交往并非全是和平之状态，往往带着“血”与“火”的罪恶，以及非正义的利益诉求与殖民企图。一部分先进中国人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正确的历史观、文明观看待世界，形成了一种文化自信基础上的精神包容性。这种精神包容性既注重“各美其美”，更强调“美人之美”，其最终方向便在于“美美与共”。这种精神包容性历经不断传承，在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中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由“传统”到“现代”：五四运动增强中国人的精神丰富性
李大钊热切期盼“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害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享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从传统到现代，是生活样式的更迭，更是一种文明发展新进路的历史性生成。五四运动有力推动着社会生活与文明的变迁，中国人的精神丰富性也伴随这一变迁进程的推进而逐步增强。
五四运动增强中国人的精神丰富性，首先体现在中国人的精神资源不断趋向丰富。五四时期，西方思想观念的传入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轨迹，文化的现代转型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文化转型倾向带有否定自身文化的片面色彩，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的积极、进步意义。毛泽东同志深刻揭示了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的历史嬗变，指出此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的确，在五四运动之后，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扬弃之下，呈现出创造性转化的新曙光。这样一种扬弃，舍弃了中国文化的糟粕成分，留下了中国文化之精华。与此同时，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支撑，先进中国人告别了对西方文化、西方现代化顶礼膜拜的片面态度，以一种全新的、辩证的态度去吸纳西方文化之优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的精神丰富性得以提升。
五四运动增强中国人的精神丰富性，关键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构筑起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的性质实现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性转向，而文化性质的变化与社会性质的变化是内在一致的。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转向，其特征表现为从碎片化、分散化、边缘化的传播转向整体性、集中性、主导性的传播，由此马克思主义在构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发挥着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在五四运动后，越来越多的进步刊物、研究团体、出版著作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先进中国人还将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内在地结合起来，使其能够在革命实践中不断证明与释放其自身的生命力。在五四运动磅礴伟力的证明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与人民性愈发为先进中国人所熟知，其理论的彻底性、内容的整体性、思想的丰富性深深烙印在先进中国人的心中。此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沿着“五四”的轨迹，逐步从传统走向现代，并不断趋于丰富。
内容提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对于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优化、企业竞争、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都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紧迫要求。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出要求，凸显出这一指标对于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意义。正确理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和要求，有助于找准改革关键领域，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经济史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一国经济发展成败。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发展绩效的对比，也显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作用。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投入创造的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质量及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标具有高度综合性，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同时还应看到，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更好兼顾高质量发展的目的与手段，提供了可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我们可以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种途径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是提高资本—劳动比。通过使用更有科技含量、更有效率的机器设备可以提高资本—劳动比，进而提高每个工人创造的产值。然而，提高资本—劳动比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如果提高速度过快，超过了劳动者技能提升的限度，就会出现投资回报率下降，结果反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普通劳动者工资加快上涨，很多企业倾向于使用更多机器设备。但在一些企业，工人的技能水平等其他条件没有相应提升，反而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
二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学家通常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人力资本，提高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提高需要经历较长时期。例如，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校扩招为代表的教育大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教育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便如此，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在1990—20xx年、20xx—20xx年和20xx—20xx年三个时间段，我国25岁以上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分别提高了1.7年、0.8年和0.5年。可见，人力资本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虽然显著，却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
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家在分解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发现，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并不能完全解释产出的增长，因而把生产要素贡献之外的那部分增长源泉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例如，我们对1978—20xx年的平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进行分析，发现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这3个生产要素变量只能解释增长率的76.1%，余下的23.9%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在要素投入既定的条件下、通过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这些要素实现的，因此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我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与人口转变的一个特殊阶段相重合，这期间的人口变化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则近乎零增长。这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开启了一个机会窗口，分别从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劳动力充分供给以及资源重新配置等方面创造了人口红利，并通过改革开放转化为经济高速增长。随着20xx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转向负增长，人口抚养比提高，传统人口红利加快消失，生产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因此，我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不断迈上新台阶，就必然要转向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途径的高质量发展。
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
借鉴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总结发展中经济体推动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以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
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伴随经济增长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化，是遵循生产率提高的目标和顺序演进的过程。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产业进入高生产率产业，可以提高整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很多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计量分析也表明，在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1978—20xx年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贡献合计为56%，而其余44%的贡献便来自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重新配置。
企业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市场竞争机制下，有竞争力的企业生存壮大、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萎缩消亡能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会更多地从产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发达国家则更多地从企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在一些发达国家，企业的进入、退出以及生存、消亡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可高达1/3到一半。
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研究发现，创新会带来规模收益递增，企业能否扩大规模进而获得更多的生产要素等资源，在根本上取决于其创新能力。这就意味着，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用非市场竞争的方法扩大企业规模或者人为挑选赢家，都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相背离。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
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认识全要素生产率，为寻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恰当抓手提供了有益启示。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正是围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
以政府“有形之手”构建和维护使市场“无形之手”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在宏观层面，应建立以鼓励企业创新和提质增效为导向的市场激励机制。在微观层面，政府无须寻找直接政策抓手，更不能人为挑选赢家。政府不能缺位也无法替代的职能是营造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允许自由进入退出的公平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环境。相关改革包括改善营商环境，消除经营许可和要素获得方面的所有制和规模歧视，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等。
消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其中，户籍制度改革红利最明显。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领域向高生产率领域转移，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研究表明，从劳动力流动中每获得一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改进，可以实现同等幅度的经济增长率提高。
在继续加大技术研发和教育培训投入的同时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任何时候，技术进步都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而人力资本除了直接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还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要条件。
完善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政策机制。如果各项经济政策分工不清晰、运作不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等短期调控政策在执行反周期职能之外，被赋予刺激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职能，往往会造成杠杆率高企、产能过剩等问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市场选择赢家的资源配置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有利于从目标和手段上把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区分开，使其各司其职、协同配合，更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当前，要紧盯对中央决策部署空喊口号、拒不落实的错误典型，通过严查形成震慑，让形式主义的硕鼠游不动、早离开。
日前，笔者与父老乡亲拉家常，他们对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赞不绝口，对整治“四风”等顽症坚决拥护。一位乡亲感慨地说，形式主义就像村后山丘里的硕鼠，长得毛茸茸、油光光的，它们根据一年四季气候变化，在山丘四面坡上游来游去，糟蹋庄稼不肯离开。把形式主义比作游而不离的硕鼠，既形象风趣，又点明了其容易反复的特点。
所谓形式主义，《现代汉语词典》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形成的一种反现实主义的艺术思潮，主要特征是脱离现实生活，否认艺术的思想内容，只在表现形式上标新立异。至于“喜形式”和“摆形式”，那就由来已久。《墨子》有载：“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资治通鉴》中还讲了一个“摆形式”与“看形式”的故事，说隋炀帝时，每年在洛阳设百戏场，西域常有人来参与交易，为在西域人面前显摆中原大地的富饶，隋炀帝下令所有酒食店招待西域人吃饭不得收取分文，并命人将集市上的树木用锦帛缠饰。可谁知西域人偏偏指着锦帛发问：“中国也有贫者，衣不盖形，缠树何为?”
“形式主义害死人”，毛泽东指出的这一长鸣警钟，涵盖党内、军内、革命和战争、文化传播以及日常工作等方面，在不同发展阶段体现着不同内容，表现出不同风格。例如，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集中在对形式主义工作方法的批判上。针对会议中存在的形式主义，毛泽东指出：“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损害党的政治威信，真可谓一针见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正如指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
形式主义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党的xx大以来，中央“打虎”“拍蝇”“猎狐”，出台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狠刹“四风”，大力“灭鼠”，取得显著成效。但形式主义具有顽固性和变异性，一些党员、干部因私心杂念作怪，导致形式主义变种出现：有的抓理论学习，片面追求聘请知名专家的“高端”和形式上的完美;有的做工作重包装轻实效，一项工作刚起步就急于总结成绩、宣传典型;有的热衷于与下属单位签订责任书，将责任书作为自己的“免责牌”;等等。
诸如此类的形式主义新表现恰似游而不离的硕鼠，其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三条。
理想信念缺失，抓学习重“形式”轻内容。纵观党的xx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通报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绝大多数落马官员存在理想信念缺失、大搞形式主义等问题。那么，理想信念缺失与形式主义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一些党员、干部抓学习形式大于内容，片面追求高大上而不问实际效果。有的甚至把学习党的理论作为“门面”工程，书柜里的马列著作从未认真读过，只是作为装饰品，个人学习体会文章多为下属操刀代笔。学习上走过场、搞作秀，理想信念“总开关”就会锈蚀松动、跑冒滴漏，思想就会趋于庸俗化，作风就会华而不实，进而大搞形式主义。
功利主义作祟，抓工作重“政绩”轻实干。形式主义是党内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必须从坚持政治原则、严明政治纪律的高度来整治。对此，大多数党员干部头脑清醒，行动自觉。然而，有的领导干部却摆不正名利在心中的位置，眼睛迷离、脚步漂移，抓工作重“政绩”轻实干，大搞“政绩工程”。用老百姓的话讲，一些领导干部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往往是“景大于戏”，实则是个人捞功名、谋“福利”。例如，有的贫困县领导干部为了出“政绩”、摆“功劳”，不顾实际大拆大建，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主义。一些县市领导干部喜欢在自媒体上秀“政绩”，无非是今天开了什么会、明天去哪里检查。把个人分内的事、必干的活吹成“政绩”，让人看后真不知说什么好。
宗旨意识淡漠，抓责任重“效应”轻担当。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离不开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当前，党的干部队伍整体上是好的，对党绝对忠诚，为人坦荡干净，干事敢于并善于担当。但也有少数党员干部在工作中重“效应”轻担当，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不愿意做具体工作，不善于解决实际问题。这种热衷于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的做法，与党的性质和宗旨格格不入。党员干部要树立强烈的宗旨意识、担当精神，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到矛盾“窝里”去化解矛盾，踏踏实实为人民群众做实事、解难题。
我们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态度和决心驰而不息地整治形式主义。当前，要紧盯对中央决策部署空喊口号、拒不落实的错误典型，通过严查形成震慑，让形式主义的硕鼠游不动、早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