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感悟（通用31篇）
何玥：主动捐献器官的小学生
【颁奖词】正是花样年华,你却悄然离开。你捐出自己,如同花朵从枝头散落,留得满地清香。命运如此残酷,你却像天使一样飞翔。你来过,你不曾离开,你用平凡生命最后的闪光,把人间照亮。
【事迹】人物介绍：何玥，女，12岁，广西桂林人，小学生。因肿瘤扩散至脑部组织，20xx年11月脑死亡。在她听说自己的生命只剩3个月时，决定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
“虽然我们的女儿没了，但我们帮她完成了心愿，我们很欣慰!”在演播室，何玥的父母从走上舞台的那一刻起，就几度泣不成声。
去年4月，何玥即将小学毕业之时，被查出患有高度恶性小脑胶质瘤。9月初，她的病情突然复发，肿瘤扩散至脑部组织。在听说生命只剩3个月时，何玥做出了父母亲人都难以理解的决定……
那天，何玥对刚打工回家的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是，“爸爸，我想把器官捐出去，行不行?”吓了一大跳的父亲把何玥骂了一顿，因为按桂林老家的风俗，人死后尸体被剖开无异于大逆不道。何玥哭了：“我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给别人生的希望。”最终，爸爸妈妈含泪同意了。11月17日凌晨0时10分，小何玥在医院里走完了短短20xx年的人生路。凌晨4时，她的两个肾被送到解放军第181医院捐给了两名患者，她的肝也救助了需要的病患。
在旁人眼里，何玥一直是个品学兼优有爱心的孩子。家里满满一面墙贴着“三好学生”之类的荣誉奖状。20xx年汶川地震时，她曾让父母捐出一个月的工资。被查出脑瘤后，学校为她捐钱，她却要把钱捐给更需要的人……
为了给小何玥治病，何玥父母已经欠下了10万元的债务。但为了完成女儿的遗愿，他们拒绝了器官捐献的补贴，也从未主动找过接受何玥器官救助的患者。他们想以最美的方式，实现女儿的“最美愿望”。
彭士禄，男，汉族，1925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广东海丰人，我国著名的核动力专家，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是党的早期领导人、我国农民运动的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年幼时父母牺牲，8岁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投入监狱，此后颠沛流离，几经辗转到达延安，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上世纪50年代，他响应党中央号召，隐姓埋名投身核潜艇研制事业，担任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装备、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后，他负责引进大亚湾核电站，组织自主设计建造秦山核电站二期，引领我国核事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曾任原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原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科技顾问，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20__年3月在北京逝世。
彭士禄同志个人成长和家庭发展，历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见证党的建立、巩固、发展的__年奋斗历程。他继承先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始终保持着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他以身许国、科技报国，求实创新、敢于拍板，践行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铮铮誓言，为我国核动力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高风亮节、淡泊名利，永葆初心、不改本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躬耕不止，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生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
彭士禄同志的先进事迹广泛宣传报道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科技工作者普遍认为，彭士禄同志是红色家风的优秀传承者，是科学家精神的杰出践行者，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是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时代楷模”为榜样，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从党__年奋斗中感悟信仰的力量，把个人成长奋斗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__周年。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追授彭士禄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他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为彭士禄同志亲属颁发了“时代楷模”奖章和证书。国务院国资委、中国科协、中国核工业集团党组负责同志，广东省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以及干部群众、科技工作者、青年学生代表参加了发布仪式。
20__年，刘伯明入选神舟七号任务乘组。20__年9月25日，他与航天员翟志刚、景海鹏一起奔向太空。
探索太空，是勇敢者的事业。
在中国载人航天大事记中，应该有这样一段记录：
20__年9月27日，在刘伯明、景海鹏的协助和配合下，航天员翟志刚顺利出舱，完成了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任务，标志着中国成为第三个独立掌握出舱技术的国家。
那次“太空漫步”，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
开启舱门时，翟志刚用力拉了几下，舱门没有反应。此时，飞船即将驶出测控区，必须尽快打开舱门。这时，刘伯明递过来一把开舱辅助工具。在刘伯明的协助下，翟志刚使用辅助工具终于打开了舱门。
推开舱门，航天员们的耳机里突然传来“轨道舱火灾”的报警声。
轨道舱内的刘伯明和返回舱内的景海鹏第一时间检查了所有设备，并且判断此时轨道舱处于真空状态，是不可能发生火灾的。事后分析表明，轨道舱火灾警报只是一场虚惊。
“那个时候，我和志刚目光对视，彼此心领神会。他毫不犹豫地出舱，我也果断调整舱外活动计划，先将一面五星红旗递到他手中。”刘伯明回忆说。
“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刘伯明说，“就算再也无法重返地球，我们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飘扬!”
“祖国利益高于一切。”正是因为秉持着这一坚定的信念，刘伯明在一次次挑战生理、心理极限的训练中保持坚强，在面临一系列考验和挫折中义无反顾作出选择。
北京，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院内，一条500米的路，顾诵芬从60多岁走到了90多岁。
现在的顾老虽已92高龄，但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仍然坚持从家中步行至办公室。
500米，40分钟，顾诵芬始终不疾不徐、沉着平和。他记得，从前的自己经过这条路时，“走路都带风”。
1956年，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1964年，中国开始自行设计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顾诵芬先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歼-8飞机气动设计，后全面主持该机研制工作。他带领设计部门与风洞试验单位联合攻关，在国内第一次创建了战斗机喷流影响试验方法，该试验方法也成为后来确定发动机喷流影响的基本方法。
1969年7月5日清晨，在沈飞试机跑道的一端，歼-8英姿勃发地停在那里，等待着起飞的命令。上午9点半，试飞员尹玉焕驾驶歼-8飞机在跑道上疾速滑行，拉杆爬升，直冲蓝天，飞至3000米上空，做平稳欢快地盘旋，动作矫健而轻盈。“飞行正常”，塔台的话筒里传来尹玉焕的报告。飞机在两次通过机场上空后，平稳地降落在机场上，歼-8首飞成功了!正式宣告终结了中国不能研制高空高速战斗机的历史。
1980年，歼-8Ⅱ飞机立项研制。顾诵芬任该型号总设计师，组织和领导军地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
20__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20__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此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91岁的顾诵芬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顾诵芬谈到这至高荣誉时这样说。
得知顾诵芬先生获此荣誉后，许多新一代的航空人对顾诵芬讲出深情祝愿。“顾总是沈阳所的第二任总设计师，为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开创性贡献。”沈阳所总设计师孙智孝说。“顾院士是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奠基人，在他的带领下，沈阳所一代代航空人不负众望，注重创新，信念无比坚定，力量无比强劲。”沈阳所副所长左林玄说。“从老一辈的设计师身上，我看到了勤奋、钻研、严谨、忍辱负重、勇于担当的品质，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他舍小家，为大家，远离名利，为了国家和民族做出个人最大的牺牲。”沈阳所首席专家王永庆说。
顾诵芬的办公室在二楼东侧。一套木桌椅、两个旧沙发是这件屋子仅有的活动空间，剩下全被各式书籍和资料填满。在这片“书的海洋”里，顾诵芬仍然能记得每一本书的位置，记起每一本书的内容，其中不乏有他主编的丛书。
“大”家就是国家，“小”家就是彭士禄的家庭。彭士禄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自己的夫人有三个：一是核动力，二是烟酒茶，三是自己的妻子马淑英。1965年，中国核潜艇工程上马时，彭士禄为了工作特地从北京迁到四川。4年后，妻子马淑英也迁到四川。马淑英当年从苏联留学回来后分配在北京化工大学教化学，她讲课讲得好，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当她要跟随彭士禄去四川时，学生们很舍不得，很多学生都来给她送行。来到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后，马淑英便正式转行参与到基地建设工作上来。1971年，因为工作需要，彭士禄再一次搬到武汉任核潜艇总体设计研究所(现719所)副所长兼副总工程师，任职到1973年5月。20世纪80年代主持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工作时期，他更是常驻广州，几个月才能借回京汇报工作之机回家探望一下。彭士禄80高龄时还在视察核电站的建设工作，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年事已高的他并没有在家享受生活，依然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家，依然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出差，很少能见到家人。对此，孙女彭瑶很有意见。彭士禄每天回来时都是深夜，孙女已经睡着了，而每天早上孙女醒来时，彭士禄却又出去了。为此，孙女跟他还签了一份合同书，大意是如果彭士禄能准时回家的话可奖励啤酒。
1950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研究我国航空工业建设问题时提出，国家准备5年内拿出60亿斤小米用来支援发展航空工业。60亿斤小米，按当时的物价算大约是5.35亿元人民币。对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没有制空权的军队就要被动挨打，没有制空权的国家必然遭受侵略”，就算一穷二白，中国航空工业还是在抗美援朝的硝烟中艰难起步了。
1951年，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顾诵芬来到北京，加入刚刚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中。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继续北上。在沈阳，他作为首批核心成员，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新征程。
对年轻的顾诵芬来说，离家北上建设航空工业，不仅是响应国家号召，也是在践行他从小的理想。多少年过去，“七七事变”爆发后频繁出现的飞机轰炸声，总是在他的耳边回荡。“没有航空的话，我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我以后想造飞机。”顾诵芬坚定地说。从此，他在高考志愿上填报3所大学的航空系，是因为这份初心;大学毕业后，投身航空工业一线，也是因为这份初心。
到沈阳后，顾诵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歼教-1。在这之前，中国航空曾迎来一批苏联“老师”。可他们的“课程”里，只有如何制造飞机，并不教我国如何设计飞机。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脉在人家手里，这怎么能行?但自行设计，就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
按照时任沈阳飞机设计室主任徐舜寿的方案，他们要设计的喷气式飞机需要从两侧进气，而不是用机头进气。这在国内根本没有先例。准确说，那时我国在气动力设计方法和手段上完全空白。而作为气动组组长，顾诵芬在大学时就没接触过喷气式飞机。因此，在听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图书馆有一份相关国外文献后，他立刻动身来到北京。为了不影响学生白天使用资料，他借了一辆旧自行车，天天晚上跑北航查找抄录资料，整整跑了一个星期，自行车前叉在土路上都颠裂了。就这样，靠着硬“啃”国外资料，顾诵芬最终提出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参数设计准则和气动力特性工程计算方法，出色完成了歼教-1飞机的气动布局设计。
歼教-1首飞成功后，几乎是无缝衔接，顾诵芬又通过完成我国首型初级教练机——初教6飞机气动布局设计，建立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随即又在国内首次建立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实现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计算、试验与试飞的闭环。他所创立的飞机气动力设计方法体系至今仍被国内飞机设计采用，为后续歼击机设计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但在1978年之前，顾诵芬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虽然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早在1958年7月26日就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但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首飞成功的消息并没有公开。周恩来总理知道后还托人带话，“告诉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
顾诵芬和他的同事们从不畏惧做无名英雄。“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到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因国家、军方、航空工业系统、地方政府多次的奖励、表彰，顾诵芬的名字才逐渐进入世人的视野。他却总是说：“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
“参与比取胜更重要”，这是奥林匹克运动广为流传的名言，也是奥林匹克精神的重要体现。一个运动员的成就，不仅仅是能否拿到或拿到多少块奖牌，还在于是否体现奥林匹克精神，是否做到自强不息，战胜自我、超越自我。我崇拜的奥运英雄苏炳添就是这样的选手，也许他与金牌无缘，但创造的历史值得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铭记。
苏炳添，1989年8月29日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暨南大学20__级经济学院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中国男子短跑名将。
20__年2月6日，苏炳添以6秒43夺得国际田联世界室内巡回赛男子60米冠军，并刷新亚洲纪录。之后苏炳添多次比赛中都成为百米大赛最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且苏炳添也着实让世界短跑名将博尔特惊讶到了，博尔特可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飞人，连续三届拿到奥运百米金牌。可是博尔特也被苏炳添惊到了：没有想到站在身边的小伙子居然反应这么的快，起跑的那一瞬间让他不知所措。
博尔特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枪声一响，我身边的小伙子就飞奔出去，我有点不知所措，结果就失足了。”他对于苏炳添的实力也是非常的认可，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后面才会拼命追赶上去。
能进入百米决赛是每个亚洲人都不敢幻想的奢望，只有跑进10秒才有希望。为此，苏炳添20__年底，选择了一个比较大风险的决定：就是把起跑脚换了。为什么要换?是因为想要得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新的节奏，这样的话在100米才可能会有一个突破。
而做这个改变和选择太难了，改变之前问了很多的专家：不做出一些改变的话可能很难突破10秒，参考了刘翔的“八改七”，所以苏炳添最后狠下心来做出了这个改变。就像刚开始是用右手吃饭，突然间变左手，你夹都夹不到，怎么不难呢?苏炳添刚开始，连起跑怎么发力都完全不会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半决赛，三组对决过后，中国“飞人”苏炳添以9秒83的成绩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成功入围男子100米决赛，也成为首位闯进奥运会百米决赛的中国人。而在奥运赛场上，9秒83也是一个极具竞争力的成绩。20__年里约奥运会，博尔特夺取金牌的成绩是9秒81，苏炳添只比博尔特仅仅慢了0.02秒。32岁的中国飞人苏炳添通过多年以来的努力，终于站在了100米跑道上面。
苏炳添一战打破了三个纪录：
首先，新中国从1984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到现在37年的历史上，首次有中国男性运动员打进到100米决赛的赛场，绝无仅有，这个意义不亚于当年刘翔闯进奥运会决赛并且夺冠。
第二，在1932年的奥运会上，曾经有一位日本运动员打进到奥运会男子100米的决赛圈，但他不是第一名，而且那个时候是用手计时的时代，跟电子技术时代差的还比较多。
第三，亚洲国家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在1900年的巴黎奥运会，也就是第2届奥运会上，到现在121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位亚洲运动员以100米半决赛第1名的身份进入到世界最顶级的百米飞人大战的决赛。
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荣耀，属于伟大的中国，也属于亚洲。年过30的苏炳添，靠着顽强的自律，靠着超强的意志品质，成功的打进到了100米的决赛当中，为全亚洲人长脸。就连中国田径名将刘翔在微博上也发文祝贺苏炳添：“封神!9秒83!!!”
此前展望半决赛时，苏炳添强调，半决赛就是自己的决赛：“对我来说，能够进入决赛就算完成任务。如果能够突破10秒大关，进决赛应该没问题。”
看了比赛，真是激动得哭了!太不容易了!简直是一战封神!正像刘翔所赞扬的那样，这是中国奇迹和中国速度，这也是亚洲奇迹和亚洲速度!简直让人不敢想象。
每一次踏上赛场，苏炳添的脑海里都只有一件事：竭尽全力跑出“中国速度”，为祖国添彩!能打破亚洲纪录，打破黄种人的极限，站在东京奥运百米决赛的跑道上，所有的梦想都在这一瞬间变成了现实!
3月3日晚，感动中国20__年度人物名单出炉，“人民楷模”、“时代楷模”朱彦夫当选。朱彦夫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到场，朱彦夫四女儿朱向欣代父亲到颁奖典礼现场领奖。
“能登上领奖台，我十分荣光，但也觉得非常有压力，我们作为晚辈，向父亲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接过父亲的奖杯之后，朱向欣既倍感荣耀，又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
作为朱彦夫的四女儿，朱向欣说自己继承了父亲教书育人的优良传统。
在朱向欣很小的时候，她记得父亲主动腾出自家的一间屋子，买了200多本书，成立了村里第一个图书室，当时识字的人很少，所以能来图书室的人并不多。治标要治本，为了帮助村民读书认字，朱彦夫又张罗着办起了夜校，教村民们识字，每天拖着十几斤重的假肢往返家和夜校。作为老师的朱彦夫，每天夜晚都要步行一公里的给村民们上课。夜校的开办，改变了张家泉村很多人的命运，也培养出了村里的会计和文书人员等中坚力量。
朱向欣长大后也读了师范专业，毕业后在沂源县实验小学做了一名人民教师。“我也把学生当作我自己的孩子，用自己最大的力量去教书育人。”朱向欣一直在教师的岗位上默默耕耘，20__年，她获得了“沂源最美教师”的称号。
朱向欣到现在依然记得小时候，每天天还没亮就听到父亲用假肢走路“嘎达嘎达”的声音。“当然，我也从来没觉得父亲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在朱向欣看来，朱家人从没觉得父亲是一个残疾人，电缆、垒墙头、拾地瓜干他都能干，一些体力活他都干，甚至比母亲和家里其他成员干的都多。
朱彦夫精神始终指引着朱家的晚辈。在朱向欣眼中，父亲是一位自立自强的勇士。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朱向欣会想到父亲的事迹。父亲能没手没脚的情况下，做了25年的村支书，为村里棚沟造地、打井引水、高山架电，他还能写出《极限人生》和《男儿无悔》两部长篇小说，“那我没有理由做不好工作，父亲就是我的榜样。”说起这些时，朱向欣的语调铿锵又有力。
残而不废，朱家人认为这是对朱彦夫人生最好的概括。朱彦夫的人生，是从挑战“不可能”、突破“不可能”中走过来的，他不仅把常人眼中的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一个个可能”，而且创造了一个个常人做不到的奇迹。“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压力转化为动力，本本分分地做好本职工作，把父亲的事迹传承下去。”朱向欣说。
顾诵芬，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他组织攻克了一系列航空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了我国航空工业体系建设。许多人听说他，是因为他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战斗机的总设计师。实际上，他的故事里远远不止一架飞机，他用一辈子的时间见证并书写“航空救国”“航空报国”“航空强国”。在不久前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空气动力学家顾诵芬获20__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的名字取自西晋文学家陆机的名句。1937年，7岁的顾诵芬在北京目睹日军飞机肆意轰炸，让航空报国的种子在他心里扎下了根。1947年高中毕业，他毅然选择了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从此，他的人生和我国航空工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顾诵芬不甘步人后尘，决意要设计出自己的飞机。面对苏联、欧美对我国飞机设计的技术封锁，他忘我钻研，“连洗脚时也在看书”。为收集资料骑着自行车跑了一个星期，边摸索，边试验。为解决飞机抖振问题，他瞒着爱人乘飞机三上蓝天，冒着生命危险寻找问题症结。从歼教1、初教6到歼8、歼8Ⅱ，一次次历史性突破的背后，都有他的身影，以至于有人感叹“翻开他的人生履历，就仿佛在阅读一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志在蓝天、航空报国的顾诵芬择一业而终一生。在他的人生轨迹中，有着闪亮的三个关键词：航空报国、航空救国、航空强国。面对日机轰炸，他立下了航空报国宏志;迈出大学校门，他开启了航空救国征程;担当设计重任，他践行了航空强国理想。从青丝到白发，顾诵芬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的蓝天;从空白到突破，他让新中国的“长鹰”不断迭代升级;从学子到大师，他用毕生心血书写了载入史册的航空事业发展成就。
壮心未与年俱老，一生钟情翼冲天。顾诵芬忠诚奉献、逐梦蓝天，敢担重任不怕挑战，苦心钻研不甘落后，以身作则不惧风险，以航空梦奋力托举强国梦。他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把奋斗情怀融入时代洪流，与时间赛跑、同强国竞争，以强国有我的使命感催生报国热情，以争先创优的紧迫感创造航空奇迹。他匠心不息、勇攀高峰，坚持走自己的路，搞自己的飞机，带领研制团队行进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历史轨道上，战斗在发展创新、蝶变跃升的报国天空中。
顾诵芬一生淡泊名利，也从不宣传自己。他只是说：“没有虚度这一生，干了几件事。”直至1978年以后，才逐渐进入世人的视野。即使是回忆录，他也坚持只谈飞机设计工作和航空科研有关的经历。诊断出直肠癌，他还是每个工作日“早晨第一个到办公室的人”。从住处到办公区，不到500米的距离，他要花十几分钟才能走完。顾诵芬在手术住院期间，还将外文书刊资料复印或翻译给一线设计人员。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顾诵芬胸怀“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坚持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默默无闻地挥洒着青春和热血，无怨无悔地贡献着智慧和力量。他坚定“功成必然有我”的历史担当，潜心钻研的报国志、强国心纯粹而坚定，一代代战机在蓝天掠过的是他呕心沥血的轨迹，翱翔的是他发奋图强的赤诚。他秉持“公烛无私光”的人格风范，把忠诚彰显一辈子，把大爱融入全身心，“事业摆当中，荣誉藏身后”是竭诚奉献的航空壮歌。
“癌患无所畏，暮年寄壮心”是其鞠躬尽瘁的人生写照。1986年之后，离开了飞机设计岗位的顾诵芬将主要的精力转向了飞机的主动控制技术研究，以及推动国产大飞机的发展。他力主并做出巨大努力促成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的立项。参加运—20试飞评审时，顾诵芬其实已经显现出直肠癌的症状，身体极为虚弱。可他在后来手术住院期间，还叮嘱资料室给他送外文书刊，看到重要资料甚至会翻译好提供给学生和年轻技术人员阅读。
这些年，他还心系母校发展。上海交大航空航天学院成立时，他作为“特班”班主任为首届36名硕士生开讲第一课。他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空天科技战略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大飞机出版工程》总主编……此外，顾诵芬还积极参与“思源校友年度捐赠”项目，为建设校园和帮助学子而慷慨解囊。
现在，办公室或是会议室里还常常能见到这位耄耋之年的航空英雄的身影，他依旧活跃在第一线，关心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他仍在思考如何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中国航空工业未来如何发展，如何培养堪当重任的专业人才队伍。
他对年轻人充满期待：“中国航空事业发展需要年轻人才，他们是祖国的明天。我只想对年轻人说，心中要有国家，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要牢牢记住历史，珍惜今天的生活。多读书，多思考，努力学习，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顾诵芬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回想我这一生，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只能说没有虚度光阴，为国家做了些事情。”
在田径圈，公认的黄金身高在1.85米左右，比如加特林1.85米，鲍威尔1.88米。而苏炳添只有1.72米，没有明显的“身体天赋”。早在中学时，老师曾带他几次去市体校，但都没有被教练看中，因为“觉得他身材太矮，将来没有发展空间”。然而苏炳添日复一日，认真、专注，把每一次训练做足、做好。教练袁国强曾这样评价：“他是我带过的最自觉的队员。十年来，在训练场地上他只要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就绝对是在训练，从不偷懒。”
作息规律，按时起床睡觉，从不抽烟喝酒，即便在家庭聚会上也不吃禁忌食物，即便在外参加活动也会坚持做基本训练……在苏炳添一次次打破记录的背后，是一个关于勤奋的、经年累月的“漫长”故事。
1970年8月30日，在西南大山深处的“909”基地，由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设计研制的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顺利达到满功率，发出了中国第一度核电!这意味着，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心脏——核动力装置开始运行了!
这一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自主核动力技术的国家，大家欣喜若狂，而总设计师彭士禄却在闷头大睡，在这之前，他已经连续五天五夜没有合眼。
彭士禄这个名字，鲜有人知。直到1988年9月27日，中国导弹核潜艇发射运载火箭成功，他才作为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走进人们的视野。而在这之前，他隐姓埋名30年，他的名字和他从事的工作一样，都是中国的最高机密!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无产阶级革命家、烈士彭湃的儿子。
时隔50年，又是一个8月30日，重温历史，致敬这位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
“他是个大人物,全家都要为他隐姓埋名”
1925年，彭士禄出生在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是彭湃的二子。上世纪二十年代，出身工商地主家庭的彭湃，冲破阶级的“枷锁”，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第一个战士”。
“一个漆黑的夜里，奶妈背着我逃难。”这是彭士禄关于人生最早的记忆。1928年，他3岁，母亲蔡素屏不幸被捕，英勇就义。1929年，彭湃在上海被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高唱《国际歌》，慷慨赴死。那一年，年仅4岁的彭士禄成了孤儿。尽管彭士禄才4岁，他就已经成了敌人的“眼中钉”、全国悬赏搜捕的“通缉犯”。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彭士禄过起了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生活。他先后在几十个贫苦百姓家生活过，每到一家，他都要改名。8岁时，彭士禄被国民党当局抓进监狱。在那里，他吃的饭里满是沙子、虫子，浑身都是虱子、疥子，晚上睡觉盖的是破麻袋。
1935年，在狱友们的掩护下，在监狱受了一年苦、差点被饿死的彭士禄终于出狱。之后，他从监狱转到广州感化院，患重疾又差点病死。10岁时，他开始沿着铁道流浪，一度靠乞讨度日。后来，彭士禄再度被捕，这一次，祖母周凤将其营救出狱。此后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在香港、澳门学习和生活。直至1940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见到彭士禄时凝视了一阵子，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要继承你爸爸的遗志，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后来，15岁的彭士禄来到了延安，于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顾过往，彭士禄总是饱含深情地说，“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1951年，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留学苏联的名额，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
1954年1月，美国东海岸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巨大而灵巧的“黑色水怪”转眼潜入太平洋，游过墨西哥湾、荡过南美洲、横穿大西洋，途经欧亚非三大洲后又回到了美国东海岸，而这一切所消耗的全部动力来自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铀燃料。如果换了石油作燃料，需要整整90节车皮的石油，消息一经公布，举世震惊。这就是继原子弹之后再度震惊世界的美国核潜艇“鹦鹉螺”号。
1956年，陈赓大将到苏联访问，正准备回国的彭士禄被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陈赓问他：“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坚定地说。
“从未在晚上12点以前就寝过，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一头扎进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那样。当时，那种奋进不息、为祖国夺取知识制高点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回忆这段时光，彭士禄这样说道。也正是这段时光让彭士禄与核动力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1980年，歼8Ⅱ飞机立项研制，其作战性能要求远超歼8飞机。顾诵芬任该型号总设计师，是航空工业第一位由国家任命的型号总设计师。他制订了两侧进气的气动布局方案，解决了二元超音速可调进气道设计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他作为型号总设计师，组织和领导军地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
歼8系列飞机共衍生16种型号和技术验证机，装备部队350余架，一直是我军20世纪的主战装备。歼8系列飞机的研制，牵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航空工业体系，促进了冶金、化工、电子等工业的发展。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杰出的飞机设计大师、飞机气动力设计第一人。
大飞机是国之重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顾诵芬先后担任国家大飞机重大专项论证组副组长和大飞机方案论证委员会主任委员。20__年，他牵头论证并提交了《关于把发展大型飞机列为国家标志性重大专项工程的建议》。他基于对军用、民用航空技术相通的规律性认识，提出“军民统筹、大客大运并举”的大飞机发展思路，并得到采纳。20__年，国家批准设立大飞机重大科技专项。20__年，运20列装部队。20__年，C919成功首飞。
顾诵芬在航空事业耕耘70载，由于国防与航空工业的特殊性，直至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因国家、军方、航空工业系统、地方政府多次的奖励、表彰，顾诵芬的名字才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
顾诵芬还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他带领的团队走出了一位科学院院士，三位工程院院士，两位型号总指挥。他主持编纂了70余部航空科技书籍，主编的《飞机总体设计》一书，已经成为我国航空院校飞行器设计专业的必修课教材，主编的《现代武器装备知识丛书——空军武器装备卷》《大飞机出版工程》等多个系列、数十种航空专著与图书也都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
如今，年过九旬的顾诵芬仍不断思考着中国航空工业的未来。
20__年12月，刘伯明入选神舟十二号任务飞行乘组。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第四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这次任务出舱时间大幅增加，任务更加复杂、艰难，挑战和考验也不会缺席。我们会完成好每一次出舱任务，浩瀚太空必将留下更多的中国身影、中国足迹。”刘伯明说。
信心和底气，来源于刻苦的训练。
在加压后的训练服里，每一次“举手投足”都非常吃力;身着水下训练服模拟失重训练时，每次都要训练几个小时……
“每次训练完，吃饭连拿筷子都感到困难，困得吃不下饭，只想睡觉。”刘伯明说，但训练之后，还不能放松，要一遍一遍在脑子里过“电影”地熟悉程序。
面对考验，刘伯明总会想起读书时通往学校的那9公里无数次“摔倒又爬起来”的求学路。
“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千千万万的航天人铺就了飞天之路，是祖国和人民把我们送上了太空。”刘伯明说，“我期待亿万国人随我们一起体验，我心飞翔!”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生活在摇篮之中。
此刻，在被誉为人类探索宇宙“前哨站”的空间站中，刘伯明或许正遥望着更深邃的太空。
1969年7月5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首飞成功。顾诵芬松了一口气，前一晚，他做了很多噩梦，担心飞机会摔下来。顾诵芬没办法不担心。“歼-8”的研发经历了太多的艰难。
研发中国自己的新型歼击机——顾诵芬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想法，是在1963年7月的一次技术报告会上。此前，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已经对米格-21进行了近3年“技术摸透”。顾诵芬认为，摸透只是初步阶段，我国最终还是要设计出自己的飞机。为此，他在会上提交了一份设计报告。
1年后，经过进一步准备，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设计研究所提出，“现在应该把重点转移到自行设计上去了”。1965年1月，黄志千被任命为歼-8飞机总设计师，顾诵芬担任副总师之一。
不幸的是，4个月后，黄志千在赴西欧考察途中遭遇空难。新机研制工作由叶正大领导，以王南寿为负责人的总设计师办公室，成员包括蒋成英、顾诵芬等。接下来的几年里，顾诵芬主持解决了歼-8纵向稳定性、横侧向稳定性等技术问题，为其首飞成功作出了贡献。
但对顾诵芬等人来说，首飞成功只是一个开端。没多久，他们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飞机在向大速度飞时出现了抖振问题。飞行员对顾诵芬说，就像坐在一辆破公交车行驶在并不平坦的马路上，颠得太厉害。
为了找出问题所在，顾诵芬带领团队想了各种办法，从机尾罩的设计到内外流的协调，再到方向舵上安装阻尼器，一步一步去排振，逐渐提高飞机的速度。然而，直到1978年，飞机的抖振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顾诵芬判断飞机尾部存在着气流分离现象，却苦于没有好的录像机和照相机，而无法证实这一判断。后来，他想到了一个“土办法”，在机尾罩周围贴上毛线，人坐在另一架飞机上观察，哪些地方的毛线是震动的，这样就可以看出哪里存在气流分离问题，而顾诵芬本人就是那个观察者。为了观察清楚毛线条的扰动，两机的距离和间隔都在5米左右。这样的飞行对飞行员和顾诵芬来说是一种冒险，更何况顾诵芬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但他还是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负荷，连续3次上天观察，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
试飞当天，他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出门了。家里人以为他只是日常上班，没想到他会瞒着他们登上试飞员鹿鸣东驾驶的歼教-6飞机。由于姐夫黄志千逝于空难，他们家有一个约定：不再乘坐飞机。但从提出办法那时起，顾诵芬就没有再考虑这个问题。“心里想着的是国家，并不是想着自己怎么样。”顾诵芬说。
1979年年底，歼-8终于正式定型了。歼-8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拥有了完全国产的高空高速歼击机。第二年，顾诵芬成为航空工业第一位由国家任命的型号总设计师，承担歼-8Ⅱ的研发工作。歼-8Ⅱ被评价为“我国空军装备的歼击机中最高档的机种，对改善空军装备、增强国防力量，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而整个歼-8系列飞机共衍生16种型号和技术验证机，装备部队350余架，一直是我军20世纪的主战装备。
1986年，顾诵芬离开他工作了30年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调到北京的航空工业科技委工作，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为航空装备的体系建设、重点型号的未来发展，以及国防事业的宏观布局建言献策上。
从大飞机专项到第四代战机技术的革新，再到最新前沿技术探索，顾诵芬一直关注着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希望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有顾总在场，我们就踏实了。”不少年轻飞机设计师这么说。
20__年，顾诵芬被确诊患有直肠癌。虽然后来接受了手术，但他至今仍处在癌症的康复期。可即便如此，他依旧每天雷打不动地按时出现在办公室里。从家到办公室，距离约500米。这段路程，常人走起来用不了10分钟，顾诵芬却需要花上至少3倍时间才能走到。但他从未想过要停下来。“了解航空进展就是我的晚年之乐，”顾诵芬认真地说，“希望我们的航空工业能够真正发展起来，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之一。”
获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顾诵芬不小心摔了一跤，当被问到康复后最想要做什么时，他缓缓说道：“还是搞飞机设计。”
“还是搞飞机设计”，说这句话时，这位已过鲐背之年的老人，眼中隐隐有光。
得知顾诵芬先生获此荣誉后，许多新一代的航空人对顾诵芬讲出深情祝愿。“顾总是沈阳所的第二任总设计师，为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开创性贡献。”沈阳所总设计师孙智孝说。“顾院士是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奠基人，在他的带领下，沈阳所一代代航空人不负众望，注重创新，信念无比坚定，力量无比强劲。”沈阳所副所长左林玄说。“从老一辈的设计师身上，我看到了勤奋、钻研、严谨、忍辱负重、勇于担当的品质，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他舍小家，为大家，远离名利，为了国家和民族做出个人最大的牺牲。”沈阳所首席专家王永庆说。
顾诵芬的办公室在二楼东侧。一套木桌椅、两个旧沙发是这件屋子仅有的活动空间，剩下全被各式书籍和资料填满。在这片“书的海洋”里，顾诵芬仍然能记得每一本书的位置，记起每一本书的内容，其中不乏有他主编的丛书。
顾诵芬年近80岁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酝酿名为“大飞机工程”的科技类丛书，顾诵芬欣然受邀担任了该丛书的总主编。丛书涵盖我国国产大飞机的总体气动、航空发动机、结构强度、航电、制造等专业方向和关键技术。其内容既包括领域内专家们最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成果，也包括来自飞机设计第一线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截至20__年1月，顾诵芬作为《大飞机出版工程》主编，先后出版6个系列、100多种图书，撰写数十份涉及通用航空、轰炸机、轻型多用途战斗机等多机种的研究报告、咨询报告和建议书。
如今，年届九旬的顾诵芬，仍在为了航空事业思考谋划，业内外院士、专家也经常过来请教技术问题。对每位专家提出的难题，顾诵芬都会神情专注地听来者讲述，并简洁明快地作出回答。有时，他会站起来，步履稍显蹒跚，但却准确无误地走向书架，几乎不假思索地抽取一本书或刊物，翻到某一处，指点给来者说：“你所说的这里有论述。”
由于年龄和身体状况等原因，顾诵芬曾谦虚地说，“我自己的余生就是搞这些工作了”，但实际上，他做的绝不仅仅限于组织写书、译书、出版和推介。他对我国发展大型运输机、加快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航空高素质人才队伍培养等提出决策建议，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对中央的正确决策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自20__年起，航空工业发起“书香·航空”活动，每年一期。在第二届活动中，时年已87岁高龄、刚动过手术的顾诵芬，亲临现场，与年轻人互动。他号召广大青年人多读书，首先是必须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建议熟读并牢记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努力钻研《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也是钱学森推荐给科研人员的。同时，要向榜样学习，研读徐舜寿先生、管德院士以及美国凯利·约翰逊、俄罗斯费多索夫院士等航空界著名人物的传记，认真学习他们钻研技术，不断创新的精神。
“这次参加两院院士大会，聆听书记的讲话后我整夜没能合眼，感觉压力很大，一直在思考我们的航空工业到底要如何突破‘卡脖子’的关键专业和技术问题。”20__年，年近90高龄仍心系航空科技创新，分享了自己参加两院院士大会的所思和所想，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航空事业始终如一地坚守、热爱与关切。
6月23日，3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内的训练视频显示，航天员刘伯明、汤洪波在节点舱内，进行舱外航天服首套安装与测试、服装尺寸调节等工作，聂海胜在舱内使用训练仿真软件，与操作台配合，进行第一次出舱前活动机械臂操控科目训练。
7月4日，中国空间站两名航天员刘伯明、汤洪波身着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先后成功出舱，完成中国空间站航天员首次出舱任务。
时隔13年，中国人再一次在太空留下“中国足迹”。
然而，刘伯明在那一次时曾遇到险情，当时甚至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20__年9月25日21时10分，神舟七号载人飞船飞上太空。9月27日，神舟七号出舱任务正准备执行。然而，就在出舱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第一次拉门，翟志刚和刘伯明使出全力，舱门却纹丝未动。第二次拉门，舱门拉出了手掌宽的缝隙，又迅速吸了回去。此时，两人的体力已经透支到极限。如果舱门打不开，神七的核心任务，出舱行走就无法达成。
休息片刻后，刘伯明把一根撬棍递给翟志刚，两人利用杠杆原理艰难地撬开了舱门。就在两人准备出舱时，轨道舱中竟突然响起了火灾报警声。太空中一旦产生火花，轨道舱很可能发生爆炸。
然而太空出舱活动即将展开，无数中国人都在翘首以盼，到底是排除警报，还是继续出舱，航天员们面临艰难抉择。
刘伯明在采访中曾表示：“‘神七’这次任务是什么，就是出舱。只要我们出舱了，这次任务就顺利完成了，至于我们回不回得去，其实个人的生死，跟国家民族大义相比，轻如鸿毛。”按照出舱程序，翟志刚出舱后，首先要取回舱外一块固体材料的试验模块，然后再展示国旗。那天，三名航天员临时决定改变出舱程序——首先展示五星红旗。
“我们执行任务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出舱，那么最具代表的，就是让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证明我们来到了太空。”刘伯明说，“展示五星红旗，就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930年2月4日，顾诵芬出生于江苏苏州。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那时的飞机轰炸声成了顾诵芬儿时印象最深刻的声音。日本飞机频繁在头顶上空盘旋，炸弹爆炸震得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经历过这样的日子，顾诵芬说:“没有航空的话，我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我以后想造飞机。”就这样，报国的种子在他心里埋下了。
顾诵芬10岁生日时，叔叔顾廷鹏买了架航模飞机送他，他视若珍宝。父亲见他这样喜欢航模，便也买了一架给他。最初的航空梦想，便从小小的航模上诞生。此后，他先后求学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没有制空权的军队就要被动挨打，航空武器装备是现代战争的首战装备、决胜装备。建立独立完整并能与西方列强比肩的航空工业，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1951年，顾诵芬毕业后分配到航空工业局。当年正值抗美援朝的困难时刻，党中央做出重大决定，国家拿出“60亿斤小米”建设航空工业，航空工业局成立，新中国航空工业艰难起步。这一年，21岁的顾诵芬便将自己的一生与祖国的航空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于1956年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担任气动组组长，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1958年，年仅23岁的吴天一和妻子响应国家号召来到高原建设青海。当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来到青海，吴天一发现这些建设者都不同程度有心慌、头疼、胸闷等高原反应，有的甚至因此献出了生命。作为一名内科军医，吴天一迫切地想要医治好这些身体有病痛的高原建设者。
然而，高原病当时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还尚属空白，吴天一摸着石头过河，经过长期研究，认为这是一种高寒低氧环境的特发性疾病。但是具体的发病原因以及相关应对之策还需进一步研究。这一研究，就是60多年。
“守护好高原人民和高原建设者的生命健康是吴天一的初心，也是他一生的价值追求，正如他所言：‘我一生只做一件事，高原医学研究。’”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李晓东在宣讲会上说。
据李晓东介绍，在超过半个世纪的高原医学研究生涯中，吴天一院士常年与高山、冰川、雪地、草地为伴。“60多年来，他不仅走遍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还在安第斯山、落基山、天山、帕米尔和喜马拉雅等地进行了长期的综合考察和探索”。
1979年至1992年，吴天一主持了历时10余年、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大调查，到过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等地的大部分高海拔乡镇牧村。每到一个地方，吴天一就问哪里的海拔最高。在他看来，高原医学研究必须要去高、偏、远的地方，不落下一户一人，才能准确掌握疾病分布和患病因素。
1982年，吴天一在进行高原病大调查时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车祸。当时他乘坐的吉普车行至橡皮山时，因山体陡峻、路面湿滑，吉普车发生侧翻，跌落近300米，他和司机血流满面，幸而大难不死。“作为高原医学人，没有献身精神，哪能获取一线科研资料?”事后吴天一回忆说。
在开创和发展我国高原医学事业的过程中，吴天一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全身14处骨折，40多岁双眼患上严重的白内障，耳朵鼓膜被击穿，年事渐高后，心脏还装了起搏器。
60多年来，吴天一院士及其科研团队推动我国高原医学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所创建的慢性高原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作为国际标准，并命名为“青海标准”，于20__年在国际上统一应用，为高原病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也是首个以我国地点命名的国际诊断标准。
今年已经86岁的吴天一坦言：“现在我年纪大了，主要责任是带好我的团队，培养好年轻的接班人”。
王晋说，吴天一院士常常勉励他们——“时代在召唤、祖国在召唤、青海人民正展开双臂欢迎你，你的事业就在这里，走进大地，走进生活，你就一定会成功”。
“走进大地，走进生活”是吴天一高原医学研究的真实写照。在进行高原病普查的时候，他骑着马，赶着驮满仪器的牦牛，饿了吃点牧民的青稞糌粑或自带的干粮，晚上同牧民一起睡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帐篷里，深夜点着酥油灯整理数据资料……
过去，由于文化差异，牧民们忌讳抽血化验，吴天一穿戴上毡帽、皮袄、马靴，地道的藏语一出口，牧民就亲热地拉他坐进了帐篷。
“吴天一院士正是以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职业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年轻一辈。就像院士所说，年轻一辈生在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国度，拥有伟大的使命和许多建功立业的机会，更应该珍惜这些机会，投身于伟大的事业中。”王晋说。
彭士禄的同事们背后喜欢亲昵地称呼他为“彭拍板”，“这个‘雅号’是研究核潜艇时得来的。1962年，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时。“当时的各种争论实在太多了，他常常对研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数据讲话，最后他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他来负责。”因此当时他才有了这两个外号，一个叫“彭大胆”，一个叫“彭拍板”。“研制核潜艇是从零开始的，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哪有可能?”在试验工作中，彭士禄只要有七成把握就拍板，另外三分困难和风险再努力想办法克服。“没困难，不冒风险，哪来的创新呢?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核反应模式堆安装出现公差的善后处理，押送核燃料元件等，有危险有困难，彭士禄总是冲在最前，但在名利面前，他却总是藏着、躲着。
20__年10月16日6时23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着陆在内蒙古中部的阿木古郎草原，当航天员杨利伟身着乳白色航天服跨出返回舱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为祖国感到骄傲”。此后，聂海胜两度飞天、景海鹏三上太空，每次凯旋后的第一句话，还是“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八个字，字字恳切，重逾千钧，折射出航天员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这份挚爱源于深知：为托举他们一飞冲天，在祖国航天的各条战线上，多少人把铺盖搬到车间，多少人伏在桌案上入眠，多少老专家透支了健康，多少年轻人霜染两鬓……
“祖国托举我飞天!”景海鹏记得，为了研制我国自己的舱外航天服，女设计师张万欣先后7次赴俄罗斯参加学习培训，不仅刻苦钻研技术原理，还主动参加操作训练。由于身材瘦小，她穿上充气加压后的舱外服，关节活动非常吃力，每次训练结束后都浑身湿透，累得瘫倒在地，半天也站不起来……俄罗斯专家十分惊讶地问：“她不会就是你们中国选出来的女航天员吧?”科研人员把一天当作两天用，硬是靠着这种坚韧执着的拼劲，只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8年才能干成的事。翟志刚完成出舱活动后自豪地说：穿着自主研制的舱外航天服漫步太空，感觉真棒!
说起国家，航天员们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但提到个人，他们却常常轻描淡写：
20年来，在很多人看来，邓清明是个“消失”的人，甚至不少老家的亲戚都会这样问起：“只听说是航天员，咋不见他上天哩?”作为目前航天员大队唯一没有执行过飞天任务的首批现役航天员，邓清明二十年如一日训练备战，3次入选任务梯队，却始终没能圆自己的飞天梦——“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都献给了漫长的等待，你后悔吗?”邓清明这样回答：“不管主份还是备份，都是航天员的本分!战友飞就是我在飞!”
“神九”出征前，北京航天城里回荡着《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航天员们至今都感动不已……刘洋说：“如今当大家对我说‘你没有变’的时候，我知道我不曾忘记初心，不曾迷失自己。因为我清醒地知道托举我们飞天的双手，一只叫‘科技’，一只叫‘国力’。”
6月17日18时48分，神舟十二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先后进入天和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全网“沸”了。
6月17日，57岁的指令长聂海胜，和另两名航天员刘伯明、汤洪波开始了我国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黝黑的皮肤是聂海胜一路携带的家乡印记。这个少言寡语的农村少年，用田野里生长出来的韧劲和生命力，一步步走向太空。
10多岁时，汤洪波已是家中插田扮禾的一把好手。当时，汤海秋承包了10多亩田，白天种水稻晚上烧砖，干活瞌睡了就吃个鸡蛋、喝几口补脑汁提神。
“双抢的时候，他跟在扮桶后面收谷子，满身都是禾灰，只看得清两个眼珠子。”在父亲汤海秋眼中，儿子从不叫苦叫累，小时候干得最调皮的事，就是偷偷躲在田地里看小说。
“天刚蒙蒙亮，他就起床烧柴火做饭，做完家务后才急急忙忙去上学。因为怕耽误上课，他就抄近路，骑得比其他孩子快。”汤海秋说。
高三那年，儿子第一次向父亲吐露了自己的理想：招飞入伍。汤海秋这才意识到孩子已经长大，该出去闯闯了。不久后，村里传来好消息：飞栏村出了个飞行员!
“洪波伢子为国出力，是我们的骄傲!”，汤洪波成为执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之一的消息传遍整个村子，许多村民聚集到汤洪波家。70岁的老母亲伍兰清忙着招呼邻里乡亲，家门口“光荣之家”的牌匾，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三位航天员的人生经历也有着惊人的相似：都从小在农村长大，青年时吃了很多生活的苦;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读书，靠努力读书走出家乡;靠着过硬的身体素质、顽强的意志力成为飞行员，最后成为一名航天员。
1989年8月，小个子的苏炳添出生于广东中山古镇。父母在家务农，小时候的苏炳添就在泥巴地里乱跑。不过，在苏炳添的家族里，可是有不少出色的运动员。表哥蔡健发比苏炳添大9岁，是中山古镇的百米赛跑冠军，也是苏炳添最早追逐的目标。那时候的苏炳添还是跟着表哥屁股后面，在外公家外面空地四处追逐打闹的。
玩耍打闹，直到上了初中，苏炳添因为阴差阳错的选择，才真正开始练起短跑来。那是在初二的时候，学习成绩不太好的苏炳添被老师要求留下来补课。那时候的每天放学后，老师都会把一些学习不好的孩子留下来进行例行的“留堂补课”。
不想“留堂补课”，苏炳添想方设法加入了学校的田径队。因为每天下午都要定时训练，苏炳添也就可以避免“留堂”。启蒙教练杨永强成为解救苏炳添的“恩人”。杨永强老师透露，当时在上体育课，发现苏炳添爆发力、弹跳力特别好，就有心收下这个孩子，“个头不高的苏炳添跳起来竟然可以摸到篮板，我就留意了下，后来经过观察，发现他弹跳力和爆发力都特别好，所以才把他吸收进了学校的田径训练队。刚开始，我还想让他练跳高呢。”
其实啊，初二时候的苏炳添已经展现出小小的短跑天赋，在他们村里的比赛里，身高只有1米5多的苏炳添已经可以超过很多大孩子，拿到第一名了。刚刚进入田径队，还没有经过什么系统训练，苏炳添在泥巴地里跑都跑得非常快。参加当地的中学生运动会，在跑道上有很多石子上都能跑到11秒多。
终于开始了正规的短跑训练，苏炳添的天赋更是一下子展现出来。有一次苏炳添家聚会，苏炳添问表哥蔡健发100米最好的成绩是多少，蔡健发说11秒多。苏炳添就笑话表哥，“这么慢，我可以跑到11秒以内。”表哥蔡健发根本不信，当即和他打赌，如果苏炳添能够跑进11秒，可以答应苏炳添要求，“要什么就奖励什么。”结果，他们就到附近一个学校测了一把，苏炳添跑出了10秒7，这个速度把当时一旁上课的体育老师都震住了。
不过，真正的体育训练并非那么轻松。苏炳添在20__年代表古镇参加了中山市运动会，被当时中山体校的教练发现，并将苏炳添从乡下中学带到了中山市体校。刚到体校的时候，苏炳添对于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训练并不适应。而且，由于刚到市体校，又没有朋友，苏炳添一个人哭了好多次，甚至一个人3次从体校跑回家。体校教练发现后，就动员杨永强教练再去苏炳添家里做说客，劝说苏炳添回去。
之后随着成绩越来越好，苏炳添在新学校也开始有了新朋友，才慢慢安心下来。20__年，苏炳添代表中山市参加了广东省中学生比赛，暂露头角。于是，苏炳添成为了广东省田径队的一员，真正进入了专业运动员的行列。
即便成为了专业运动员，苏炳添也一度险些放弃。在田径队成绩中游，苏炳添一年之后遭遇成绩瓶颈，甚至还有些下滑，他也一度想过放弃。后来很多人都劝他留下，帮助他坚持渡过瓶颈期。这才有了后来短跑名将袁国强发掘出苏炳添，一路成就中国速度的故事。
有报道说，一个短跑选手最大的年龄限度为28岁，苏炳添参加20__年东京奥运会时已经32岁。
在20__年的国内比赛中，苏炳添发现，参赛名单上的运动员内，他是唯一的“80后”，在以“00后”为主力的赛场上，他的年龄有些突兀。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苏炳添在本该退役的年纪，坚持自己的夺冠梦想，用实力证明了，只要付出努力，一切都不晚!
“我觉得我还能跑”，苏炳添怀揣着这句话，一直跑进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比赛中，以9秒83 的成绩，成为亚洲第一位站在百米决战现场的黄种人，又一次刷新了亚洲纪录。
这场让苏炳添封神的比赛后，他在网络平台发文：回头再看这场比赛，好多情绪都涌上心头，32岁了，当时外界有很多声音认为我的成绩很难再有突破……
然而，“超龄”苏炳添的名字成了中国优秀运动员的代名词，15岁开始练短跑，32岁才站上事业的巅峰，苏炳添庆幸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了毕生心血。
苏炳添提高0.01秒的成绩，用了近十年的时间，追梦的人，总会跑着与梦想相遇，没有天赋就靠努力创造奇迹。
在接受一次采访中，苏炳添说到：
当运动员不就是这样吗?到了一个高度，就想要另一个高度。
人生没有捷径，所有的成功都是要靠自己干出来的，所以，你只管付出，命运总会在不经意间给你最好的回报。
苏炳添用自己的实力打破黄种人无法进入田径短跑赛道的魔咒，让世界看到中国速度!
刷新纪录后，苏炳添又有了新的目标，他将身披红色铠甲，飞出亚洲、飞向世界!
在比赛中捧回的一个又一个奖杯，大大增加了苏炳添的自信心，也让他更执著于短跑这条道路。
但是，教练说苏炳并添没有短跑运动员的天赋。
他个子只有172cm，短跑运动员最佳身高是180cm—195cm，当年中国另一飞人刘翔身高在189cm，短跑项目中，个子矮要失去许多先天优势。
再加上我国短跑事业相比其它国家而言，起步要晚一些，选择短跑作为终身事业的运动员少之又少，国际短跑赛事上我们从来没有进入过决赛。
年轻气盛的苏炳添偏偏不信这个邪，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短跑运动上创造出奇迹，让外国人看看我们的实力。
为了这个理想，苏炳添想去专业的体校进行学习和训练，但他去了几家体校，都因为他个子矮、年龄大被婉拒，现实将他打回原型。
刘翔从七岁就开始进行专业训练，而想入体校的苏炳添，这时已经15岁了。
眼看苏炳添的田径之路就要画上句号，这时候他人生中的伯乐出现了。
中山体校教练宁德宝看中苏炳添的身体素质和爆发力，想把他收为麾下弟子。
宁教练费了好大劲才说服体校的领导，破格把苏炳添招进来，然而，训练刚刚开始不到半月，苏炳添就吵着要回家。
中学时的训练和现在专业体校的训练相比，从运动量、技术上都简单很多。
体校要求学生6点就要起床开始训练，一上午的高强度练习，在中午短暂午休后，下午还要接着练，苏炳添被体校辛苦的训练吓住了，他不想跑步了。
他叫来父母想要退学，父母也不忍他受苦，便要把他带回家，宁教练实在舍不得这个好苗子，苦口婆心地劝说苏炳添和他的家人。
苏炳添的父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从宁教练的态度上，他们觉得是真心为孩子好，于是妈妈许诺给苏炳添100元零花钱，把他留在宁教练身边。
从此，苏炳添如开挂般，正式开启了属于他的“飞人时代”。
首位以将军身份进入太空的中国航天员
20__年7月，聂海胜晋升少将军衔，这个湖北枣阳乡村走出的农家子弟成为共和国将军。费俊龙、聂海胜晋升少将仪式
两年后，20__年4月，聂海胜入选神十飞行乘组。在担任指令长的同时，还承担手控交会对接的操作任务。在我国载人航天飞行史上，这两项艰巨任务首次由同一人承担。执行任务前，聂海胜的地面模拟训练超过20__次。
20__年6月11日下午，3位航天员踏上了飞天之路。从火箭起飞到太空遨游，从进驻天宫到太空授课，从交会对接到安全着陆，各项工作按计划顺利进行。经15天太空飞行，在圆满完成一系列空间科学试验后，聂海胜和战友们安全回到了祖国怀抱。聂海胜曾在一次讲座中回忆起飞船返回的情景，“飞船返回舱进入大气层时，速度极快，和空气剧烈摩擦，变成一个火球，透过舷窗往只见熊熊大火，自己仿佛孙悟空在炼丹炉里。”20__年6月26日，历经15天太空飞行、圆满完成任务的3位航天员张晓光、聂海胜、王亚平(从左至右)自主出舱后向人们致意
与聂海胜一起执行“神十”任务的女航天员王亚平曾评价说：“聂师兄在我眼里稳重、踏实，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人。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非常得严格，他要求我们做到的事情，自己肯定是一定会做到。给我的感觉，聂师兄就是我们乘组的定海神针，只要有他在，我们心里就很踏实。”
苏炳添其实一直是个乖宝宝。苏妈妈回忆，小时候的苏炳添就很乖，性格很温和，很少和别的孩子发生什么纠葛。初中进入学校田径队，苏炳添并不像别的体育生那样张扬，一直都显得安静低调。杨永强教练回忆，苏炳添在学校田径队的时候，从来不缺勤，每次训练都积极参加，而且非常自律。即便刚刚入队，还没有成为正式队员，苏炳添也从来没有把参加训练当做可有可无的随便试试，对教练布置的任务都是不折不扣地完成。
这种自律的态度一直伴随着苏炳添成长。表哥蔡健发回忆，每次家庭聚会，大家都是吃吃喝喝，苏炳添从来不乱吃东西，不吃猪肉，更从来不喝酒。省队教练也大赞苏炳添的自律能力，在省队、国家队都是统一的饮食，有严格规定，但放假回家，很多运动员都会放松对自己的约束，而苏炳添回家之后也是严格按照饮食要求，滴酒不沾。
除了很自律，苏炳添即便拿到全国冠军也没有丝毫的骄傲自满。有机会回家，会一如既往地看望家人、启蒙教练。没有时间回家，也时常会通过微信、电话和大家联系，汇报一些训练、比赛的情况。
现在，苏炳添不仅是国家队的中国速度，还是暨南大学的研究生。导师傅教授提及弟子，同样非常赞赏，“苏炳添阳光、努力且十分谦虚。虽然因为训练的原因不常在学校，但是和同学老师的联系和沟通从不间断。在学习上，虽然是体育特长生，但却十分认真。本科论文还是‘优’!平时因为训练缺课，都会及时补上。是体育生中很努力、很认真的人，愿意学习的一个孩子。”
正是因为谦逊的性格，在张培萌跑出10秒成绩后，苏炳添和张培萌成为了互相推进的搭档，两人携手夺得亚运会接力冠军，并刷新了全国纪录。
6月17日9时22分，他和战友聂海胜、刘伯明乘坐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在火箭的托举下飞向太空。
这是汤洪波的首次太空飞行。
汤洪波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小乡村，从小听着毛泽东、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长大, 心里早早种下一个英雄梦。
1995年秋，校园里的一纸招生通告让汤洪波心潮澎湃：空军招收飞行学员。
“我要守卫祖国的蓝天。”体检、考试、政审，一路“过关斩将”后，汤洪波顺利被录取。
可入学后，汤洪波遭遇了学业上的“拦路虎”——体能成绩班里垫底。如果体能通不过，就会被淘汰。怎么办?一个字，练!汤洪波每天风雨无阻，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一年后，他的体能成绩从垫底“跑”到了优秀。
“我一直加倍努力，争取实现更大进步。”汤洪波说。
空闲时，他总是拿着飞机模型一遍遍比划起飞降落;夜深人静时，他还在脑子里一次次“演练”操作飞行，琢磨眼手脚如何更好地协调。就这样，他的飞行成绩经常获得满分，战友们都评价他是“教科书式的飞行员”。
毕业时，队长跟他进行了这样一番对话。
“选择飞直升机还是战斗机?”
“战斗机!”
“你选择留在内地但飞行次数少的地方，还是偏远但飞行次数多的大西北?”
“飞行员生来就是要飞行的。”汤洪波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西北大漠。
20__年，我国开始选拔第二批航天员。此时已经担任飞行大队大队长的汤洪波义无反顾报了名，并于20__年成功入选。
“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汤洪波说。
天空太空，一字之差，却是巨大的跨越——航天员要完成体质训练、航天环境耐力与适应性训练、航天专业技术等8大类上百个课目的训练。这些训练既挑战学习能力，更挑战生理与心理极限。
20__年12月，汤洪波梦想成真，入选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乘组。
可模拟失重训练，一度是汤洪波“迈不过去的坎”。
“训练服加压后像一艘人形飞船，硬邦邦地套在身上，限制了四肢的活动。”汤洪波说，“刚开始，我一穿上训练服，心里就特别烦躁，恨不得马上出来。”
那段时间，汤洪波寝食难安。“训练都完成不了，还谈什么飞天呢?”他心里暗暗自责。
起初，汤洪波不敢把这种自责和痛苦告诉家人和同事，怕大家替他担心。后来，他请教执行过出舱任务的刘伯明，并且请工作人员把训练服的温度尽量调低，让心情冷静下来。经过多次训练后，他终于越过了这道难关。
“经历过这些极限考验，以后哪怕再难再苦，也都能扛过来。”汤洪波说。
对于这次飞行任务，汤洪波很有信心。他说：“首先，我一定要确保每个步骤都零失误。其次，保证每天身心健康，以免让地面的工作人员担心。”
一路走来，妻子夏宜一直给予汤洪波支持和鼓励。
来到航天员大队后，大量的学习训练使得汤洪波没空照顾家庭，夏宜独自一人边工作边带孩子，从不给他拖后腿。
夏宜在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服工程室工作，她参与了这次任务舱内工作服的研制过程。
“航天员在我心中，航天员的安全在我手中。这是航天员中心科研人员对航天员的庄严承诺，也是我最真挚的祝福。”夏宜说。
妻子爱写毛笔字。这次汤洪波上太空携带的个人物品中，有妻子贴心制作的小卡片，上面写满寄语。
儿子是名中学生，从小就崇拜爸爸，立志要当飞行员。这次出征前，儿子郑重地对汤洪波说：“爸爸，你要安全回来。”
廖俊波，男，汉族，1968年8月出生，福建浦城人，1990年8月参加工作，199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曾任福建省南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
廖俊波出身普通家庭，毕业后当过中学老师、乡镇干部，在县乡两级做过主要领导，在政和县工作的几年，始终牵挂群众，惦记着群众的冷暖安危，他把群众当亲人，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用自己的“辛勤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廖俊波经历的岗位，都是“背石头上山”的重活累活，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但他始终把工作当事业干，乐在其中。离开政和时，全县财政总收入翻了两倍多，连续3年进入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实现了贫困县脱胎换骨的蜕变。
面对经济发展长期全省倒数第一的政和县，廖俊波不打退堂鼓，不当太平官，把担当放在首位，率领全县党员干部撸起袖子加油干，用勤奋、实干、严谨描绘出一幅幅美丽画卷，成为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
20__年3月18日傍晚，廖俊波出差途中因公殉职，年仅49岁。20__年6月6日，中共中央追授廖俊波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日，中宣部追授廖俊波\"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廖俊波荣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11月9日，获得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类奖项。
廖俊波把“肝胆干事、干净做人”作为座右铭。只要“朋友关系”、不要“利益关系”，是他做人和交友的原则。他到武夷新区任职后公开表态：“谁要是打着我的旗号搞工程，你们要马上拒绝，我没有这样的亲戚!”生活中，他始终廉洁自守，加班熬夜是常态，却从不给自己开小灶。他十分注重家风家教，爱人工作27年，至今仍然在教学第一线。一家人都住在普通居民楼里，家中装修简朴、陈设简单。同事朋友们都说，他浑身阳光、清澈透亮，满满的都是正能量。
20__年是杨振宁的“望九之年”。6月18日至19日，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举办了一场“理论物理前沿讨论会”，以此纪念该所的理论物理研究室诞生25周年，并为研究室创办人杨振宁教授预先庆寿。3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及近百位杰出的学者与会，使之成为该领域罕见的学术盛事。
校方在数学所大厦前特别打出横幅，上书“杨振宁先生学术青春长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解释，杨先生本不喜做寿，因为真正做科学的人是“没有年纪的人”。
1986年，刚刚创办南开数学所的数学大师陈省身，邀请老友杨振宁到此创办理论物理研究室。尽管“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杨振宁却欣然从命，只因“陈先生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
25年来，这间起初仅有一位、目前也只3位教授的研究室，已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培养的25名博士中，有人当选院士，有人成为大学副校长，有人拿到海外名校终身教职。
用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的话形容，研究室如今算略有成就，“毕业了一批人、做出点事”，总算对陈、杨两位先生有所交代。
葛墨林1986年由陈省身、杨振宁自兰州大学聘至南开大学。他最初问陈先生该怎样发展，陈先生提出要“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再问研究室该做什么方向，陈先生回答“就做振宁的方向”。
杨振宁则说，不善做研究的人，看某个菜园里人多，就挤进去找个角落，花大力气刨个坑。一定要找一个较空的园子，一刨就出个萝卜。他为研究室设定的“杨——巴克斯特系统”相关的数学物理方向，当年并不被人看重，日后逐渐成了该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
如今，葛墨林认为，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师生，不仅在学问上受惠于杨振宁，人品、学风上也受益颇多。杨振宁“宁拙毋巧，宁朴勿华”的要求，影响极大。
25年来，这里一贯奉行“不宣传”方针，数理学界之外，少为人知。数学所共计12位全职教授，理论物理室占四分之一，在葛墨林看来已不算小。陈省身初期就提出不希望扩大规模，永久教职保持很少。这个方针坚持至今。
“就叫研究室，也不扩大，不叫‘中心’。”葛墨林说。
此间风气的一处体现是，本次讨论会不少大腕到场，但葛墨林在开幕式上说：“恕我不能一一介绍各位的头衔，大家都是重要的人物。”他给同行鞠了一躬，“一介书生，无权无势，对大家无可贡献，鞠个躬表示感谢”。
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因公爽约，专门发来长信，但大会决定节省时间，不再当众宣读。由于学术报告安排极为紧凑，葛墨林提醒在座上了年纪的院士们，感觉累了就去休息，也可腾出座位，让给后面站着听讲的年轻人。此语令与会者不禁莞尔。
顾诵芬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中科院和工程院“双院士”，奠定了我国亚音速飞机和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基石，推动了我国气动力研究、设计基础手段建设发展。
我很希望跟我们年轻同志交流，现在我们的航空技术，跟国外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很希望年轻人能为我们国家的航空制造事业做出创新型的贡献。所以我想说说我们的历程。
我出生在祖国饱受凌辱的上世纪30年代，“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不到三个星期，我第一次经历了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那时候日本飞机列队地往西飞，炸弹爆炸不仅是声音大，而且震动很厉害，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当时吓得我们不知所措，也没有防空知识，所以赶紧从屋子里出来往院子里跑。幸好我们的邻居，他刚从德国回来，他在德国经过了防空训练，他就立刻喊“别往外跑，赶紧在屋里，躲在桌子底下”。所以经历了这一场以后，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边就埋下了，没有防空力量将来受尽人家欺负，所以暗暗地下决心我将来要搞飞机。
一个堂叔叔，为了祝贺我十岁生日，送了一架橡筋动力的杆身航空模型小飞机，但是这个飞机不是很结实，飞几次就坏了，我父亲看我这么喜欢飞机，他带着我到上海，那时候解放前的上海，一家航模商店。那个商店是香港人开的，所以那个航空模型跟它的材料都是进口的，当时那个店主拿出一架一米翼展的橡筋动力的航模，就从柜台上起飞，撞到天花板下来还能继续飞，我看了非常热爱。我父亲看到我这样的情况，就咬咬牙给我买了一架，那时候好多块钱，回家以后我们的亲戚都议论，说我父亲对我太惯了。
这个飞机拿回来以后，天好的时候，就在外面飞，下雨就在屋子里飞。当然飞飞撞撞的，飞机就坏了，坏了就自己修。但是有一些问题不好解决，它的机身结构是用轻木条粘起来的，那轻木当时我们国家是没有的，都是进口，那怎么办，我就只能用火柴杆来替代粘起来。胶水那时候也没去买，但是知道是用胶片在丙酮里边化开以后，凝固了就可以当胶水用，而且干得很快，这样我就用这东西补飞机。飞机的蒙皮又要薄，而且很结实、韧，那么这纸我们家有，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看古书，有的重要的他要用这种纸描下来，所以这样粘下来，我慢慢就能自己修理那个航空模型。再加上我父亲给了我一套不全的《小学生文库》，那里有一本，那是三十年代专门讲航模的书，我看了很感兴趣，反复地读，所以这样我对航模慢慢就钻进去了。每年的寒暑假，我的时间大部分消磨在做航模上。
1984年，青海省成立全国唯一的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吴天一的才华在此充分施展。
牧民居住分散，又随季节变化游牧迁徙，有时数十公里才见一处帐篷，但吴天一告诉他的队员们，“为了准确掌握人群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群体调研时一家也不能落，可能出问题的就在这一家。”
高原气候变化剧烈，刚才晴空万里，转眼就大雨如注。但这些从未让吴天一退却，他总说“我是塔吉克的好骑手。”高远难走的地方都是吴天一和他的乘骑冲在最前面。
数次历险，数次转危为安，吴天一的研究数据越积越多，不同海拔、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数据都在几十万份。1981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感慨道：“我的成长和成功，都是国家给予我的，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
上世纪90年代，吴天一设计的大型高低压综合氧舱建成。舱体上升可至海拔1.2万米，下降可至水下30米，对高原医学研究至关重要。但人体实验有风险，第一次由谁进舱?“我设计的，肯定我进。”吴天一毫不含糊。
进入舱内，压力逐步攀升，吴天一感受着每一阶段的身体反应。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操作人员在减压时让压力下降速度过快。骤然间，他头痛难耐，只听耳鼓膜“嘣”的一声，再就陷入无声。吴天一的鼓膜被击穿了!即使如此，长好了，再实验，又穿了，又长好了，前后四次，致使他的听力受损严重。
氧舱实验结果后在青藏铁路建设中派上大用场。吴天一提议在青藏铁路沿线建供氧站、高压氧舱，后被证明是解救急性高原病患者的最佳方案，创造了14万筑路大军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