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心得（通用29篇）
6月17日9时22分，他和战友聂海胜、刘伯明乘坐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在火箭的托举下飞向太空。
这是汤洪波的首次太空飞行。
汤洪波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小乡村，从小听着毛泽东、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长大, 心里早早种下一个英雄梦。
1995年秋，校园里的一纸招生通告让汤洪波心潮澎湃：空军招收飞行学员。
“我要守卫祖国的蓝天。”体检、考试、政审，一路“过关斩将”后，汤洪波顺利被录取。
可入学后，汤洪波遭遇了学业上的“拦路虎”——体能成绩班里垫底。如果体能通不过，就会被淘汰。怎么办?一个字，练!汤洪波每天风雨无阻，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一年后，他的体能成绩从垫底“跑”到了优秀。
“我一直加倍努力，争取实现更大进步。”汤洪波说。
空闲时，他总是拿着飞机模型一遍遍比划起飞降落;夜深人静时，他还在脑子里一次次“演练”操作飞行，琢磨眼手脚如何更好地协调。就这样，他的飞行成绩经常获得满分，战友们都评价他是“教科书式的飞行员”。
毕业时，队长跟他进行了这样一番对话。
“选择飞直升机还是战斗机?”
“战斗机!”
“你选择留在内地但飞行次数少的地方，还是偏远但飞行次数多的大西北?”
“飞行员生来就是要飞行的。”汤洪波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西北大漠。
20__年，我国开始选拔第二批航天员。此时已经担任飞行大队大队长的汤洪波义无反顾报了名，并于20__年成功入选。
“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汤洪波说。
天空太空，一字之差，却是巨大的跨越——航天员要完成体质训练、航天环境耐力与适应性训练、航天专业技术等8大类上百个课目的训练。这些训练既挑战学习能力，更挑战生理与心理极限。
20__年12月，汤洪波梦想成真，入选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乘组。
可模拟失重训练，一度是汤洪波“迈不过去的坎”。
“训练服加压后像一艘人形飞船，硬邦邦地套在身上，限制了四肢的活动。”汤洪波说，“刚开始，我一穿上训练服，心里就特别烦躁，恨不得马上出来。”
那段时间，汤洪波寝食难安。“训练都完成不了，还谈什么飞天呢?”他心里暗暗自责。
起初，汤洪波不敢把这种自责和痛苦告诉家人和同事，怕大家替他担心。后来，他请教执行过出舱任务的刘伯明，并且请工作人员把训练服的温度尽量调低，让心情冷静下来。经过多次训练后，他终于越过了这道难关。
“经历过这些极限考验，以后哪怕再难再苦，也都能扛过来。”汤洪波说。
对于这次飞行任务，汤洪波很有信心。他说：“首先，我一定要确保每个步骤都零失误。其次，保证每天身心健康，以免让地面的工作人员担心。”
一路走来，妻子夏宜一直给予汤洪波支持和鼓励。
来到航天员大队后，大量的学习训练使得汤洪波没空照顾家庭，夏宜独自一人边工作边带孩子，从不给他拖后腿。
夏宜在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服工程室工作，她参与了这次任务舱内工作服的研制过程。
“航天员在我心中，航天员的安全在我手中。这是航天员中心科研人员对航天员的庄严承诺，也是我最真挚的祝福。”夏宜说。
妻子爱写毛笔字。这次汤洪波上太空携带的个人物品中，有妻子贴心制作的小卡片，上面写满寄语。
儿子是名中学生，从小就崇拜爸爸，立志要当飞行员。这次出征前，儿子郑重地对汤洪波说：“爸爸，你要安全回来。”
顾诵芬对航空的兴趣始于燕京大学附属小学读书时期。当时，哥哥顾诵诗就读于市区里的崇德中学，学校里的学生用硬一点的纸板做滑翔机，用橡皮筋弹射。哥哥把学校里做好的滑翔机拿回家里，带着弟弟顾诵芬在空旷处放飞。在天空中翱翔的飞机模型吸引了年幼的顾诵芬，他以极大的兴趣与哥哥一起开始制作，一起在外放飞。入读中学后，他又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本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传记——《一个飞机设计师的故事》。这是苏联飞机设计师雅科夫列夫的自传。
“1937年七七事变，有天早上把我炸醒了，日本飞机排得很整齐往西边去，紧接着就是炸弹响。1939年我们到上海，二战快结束的时候上海(日军驻地)经受了美国飞机的轰炸，所以我知道二战美国人之所以占优势，就是他们的空军厉害，所以航空非常重要。”
不久后，顾诵芬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1951年，顾诵芬大学毕业。因为抗美援朝，我国急需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上级组织决定，这一年的航空系毕业生要全部分配到中央新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面对母亲的不舍，怀揣着航空梦想的顾诵芬，踏上了北去的火车。与他同一批的毕业生都被分配到飞机设计和航空技术研究部门，唯有他被留在了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机关。一心想设计飞机的顾诵芬，因此还有一点小小的不开心。
1935年，吴天一生于新疆。1950年，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一员，吴天一进入中国医科大学军一期学习。当时，中国医科大学正为抗美援朝培养军医，吴天一即隶属于该校的军一期。在校期间，吴天一成绩优异。军一期的学生需要修习38门考试课程，吴天一有27门课程获得了满分。毕业后，吴天一先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新疆工作。不久之后，他和妻子一同响应党中央号召，前往青藏高原，和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一起，投入到建设青海的伟大事业中。初至青海，他就发现身边的同志们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原不适症，心慌、头痛、胸闷等症状频繁发生，甚至有人因此献出生命。作为一名医生，年轻的吴天一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守护高原人民和高原建设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一定要攻克“高原病”!
当时，中国的“高原病”领域还处于空白状态，吴天一和他的同事们面对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处境。青海的建设刚刚开始，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不足，他们的工作条件也很艰苦。为了收集到第一手的实地考察资料和临床资料，他几乎全年都在第一线开展工作，从高山到冰川，从雪原到草地，双脚踏过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分高海拔地区，与生活、工作在高原各处的人们深入接触。而这一做，就是60多年。除了工作条件的艰苦，他还要面临生命的危险。在高原上的60多年里，他曾多次遭遇车祸，全身有14处发生过骨折，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的耳鼓膜曾被击穿，40多岁时就得了白内障。但这些危险和困难，全都吓不倒他。1990年，年已55岁的吴天一组织了国内第一支国际阿尼玛卿山医学学术登山队，用45天时间，在海拔5000米和5620米的位置建立了高山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使他们获得了大量人在特高海拔低氧环境下的生理和急性高山病的宝贵资料。除此之外，他还曾到安第斯山、洛矶山、天山、帕米尔和喜马拉雅山等地进行长期探索和综合考察。
60多年里，吴天一从昔日的青年医生，变成了如今的耄耋老者。他将自己的大半辈子都献给了低氧生理和高原医学研究，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高原人”。凭借着大无畏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吴天一和他带领的科研团队在高原医学领域屡立功劳，使中国的高原医学研究走到了世界前列。他是我国报告高原肺水肿、成人高原性心脏病、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第一人，创建了我国首个高原医学专业研究机构——青海高原医学研究所。通过对青藏高原上各型急、慢性高原病进行流行病学、病理生理学和临床学的系统研究，吴天一及其团队建立了一套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该标准先后通过三次国际专家组讨论，最终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定为国际标准，命名为“青海标准”，于20__年在国际上统一应用，这是首个以我国地点命名的国际诊断标准，为全世界高原病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并于20__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除此之外，在高原低氧适应生理学研究领域，吴天一也作出了突出贡献。通过对青藏高原世居藏族和移居汉族在不同海拔(20__、3000、4000、5000米)的高原现场和模拟高原低压舱内进行静息和运动负荷下的对比，吴天一从整体、器官、细胞和分子多个层面展开研究，开拓了“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提出了藏族已获得“最佳高原适应性”的论点，为人类低氧适应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生物学模式，引起国际高度关注，并于20__年获得香港何梁何利奖。迄今为止，吴天一共主持和参与国家重点、重大科研项目、省部级课题数十个，在国际权威性学术刊物和国家级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250多篇，获国家及省部级以上科技奖19项。
顾诵芬首次参与设计的机型，是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
喷气飞机的特点是要用两侧进气，让出机头来放雷达。顾诵芬负责气动布局设计任务。然而，这对于学习螺旋桨飞机的顾诵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当时，顾诵芬最担心的是两侧进气道。一旦发动机收油门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一边进气，一边排气，飞机发动机就没有推力。如何验证，顾诵芬和同事费尽了脑筋。
他回忆道：“我们用医务所的废针管，把它不锈钢的很细的头焊在铜管上接出来做成一排，然后外面用薄铁皮做个整流罩。那时候也没有好的风洞，就到哈尔滨军事工程院那个一米五口径的小风洞里去做，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拿下了这个实验。”
1958年7月26日，历时两年时间的研制，歼教1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首飞成功的消息没有公开。周恩来总理知道后托人带话—
“告诉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
歼8虽然首飞成功，但在跨音速飞行试验中，出现了因气流分离导致的抖振问题。用飞行员的话说，就好比一辆破公共汽车开到了不平坦的马路上。
为了查出垂直尾翼气流分离的地方，顾诵芬决定乘歼教6飞机上天，直接跟在试验飞机后面进行观察。
顾诵芬的夫人江泽菲曾和他有一个约定——不再乘坐飞机。这并不是出于对飞机安全的不信任，而是不忍承受失去至亲的痛苦。然而这一次，顾诵芬要登上的还不是民用大飞机，而是风险更高的战斗机!所以他必须瞒着妻子、瞒着家中每一位亲人。顾诵芬本人坦言，当时也来不及想这么多。
据当时驾驶飞机的试飞员鹿鸣东回忆：“顾总那会儿已是年近半百的人，却丝毫不顾过载对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潜在的坠机风险，毅然亲自带着望远镜、照相机，在万米高空观察拍摄飞机的动态，这让所有在场的同志都十分震撼和感动。”
连续经过三次的上天观察，顾诵芬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通过后期的技术研发和改进，成功解决了歼8跨音速飞行时的抖振问题。1979年底，歼8正式定型。
1980年，歼8Ⅱ飞机立项研制，其作战性能要求远超歼8飞机。顾诵芬任该型号总设计师，是航空工业第一位由国家任命的型号总设计师。他制订了两侧进气的气动布局方案，解决了二元超音速可调进气道设计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他作为型号总设计师，组织和领导军地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军方评价，歼8Ⅱ飞机是当时“我国空军装备的歼击机中最高档的机种，对改善空军装备、增强国防力量，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成为当时空海军的核心装备。20__年，歼8Ⅱ飞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歼8系列飞机共衍生16种型号和技术验证机，装备部队350余架，一直是我军20世纪的主战装备。歼8系列飞机的研制，牵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航空工业体系，促进了冶金、化工、电子等工业的发展。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杰出的飞机设计大师、飞机气动力设计第一人。
在歼10研制过程中，顾诵芬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了转型评审和研究解决关键技术难题等方面的工作。
与之同时，他敏锐地抓住苏联解体前的机遇，借助20世纪60年代与苏联航空科技专家建立起的深厚友情，发起并主持了双方气动力和飞机设计专家对远景飞机的设计合作，使我国上百名飞机设计技术骨干得到了锻炼，此次活动形成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新一代战机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组建起了我国新一代战机研制的国家队。
得知顾诵芬先生获此荣誉后，许多新一代的航空人对顾诵芬讲出深情祝愿。“顾总是沈阳所的第二任总设计师，为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开创性贡献。”沈阳所总设计师孙智孝说。“顾院士是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奠基人，在他的带领下，沈阳所一代代航空人不负众望，注重创新，信念无比坚定，力量无比强劲。”沈阳所副所长左林玄说。“从老一辈的设计师身上，我看到了勤奋、钻研、严谨、忍辱负重、勇于担当的品质，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他舍小家，为大家，远离名利，为了国家和民族做出个人最大的牺牲。”沈阳所首席专家王永庆说。
顾诵芬的办公室在二楼东侧。一套木桌椅、两个旧沙发是这件屋子仅有的活动空间，剩下全被各式书籍和资料填满。在这片“书的海洋”里，顾诵芬仍然能记得每一本书的位置，记起每一本书的内容，其中不乏有他主编的丛书。
顾诵芬年近80岁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酝酿名为“大飞机工程”的科技类丛书，顾诵芬欣然受邀担任了该丛书的总主编。丛书涵盖我国国产大飞机的总体气动、航空发动机、结构强度、航电、制造等专业方向和关键技术。其内容既包括领域内专家们最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成果，也包括来自飞机设计第一线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截至20__年1月，顾诵芬作为《大飞机出版工程》主编，先后出版6个系列、100多种图书，撰写数十份涉及通用航空、轰炸机、轻型多用途战斗机等多机种的研究报告、咨询报告和建议书。
如今，年届九旬的顾诵芬，仍在为了航空事业思考谋划，业内外院士、专家也经常过来请教技术问题。对每位专家提出的难题，顾诵芬都会神情专注地听来者讲述，并简洁明快地作出回答。有时，他会站起来，步履稍显蹒跚，但却准确无误地走向书架，几乎不假思索地抽取一本书或刊物，翻到某一处，指点给来者说：“你所说的这里有论述。”
由于年龄和身体状况等原因，顾诵芬曾谦虚地说，“我自己的余生就是搞这些工作了”，但实际上，他做的绝不仅仅限于组织写书、译书、出版和推介。他对我国发展大型运输机、加快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航空高素质人才队伍培养等提出决策建议，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对中央的正确决策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自20__年起，航空工业发起“书香·航空”活动，每年一期。在第二届活动中，时年已87岁高龄、刚动过手术的顾诵芬，亲临现场，与年轻人互动。他号召广大青年人多读书，首先是必须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建议熟读并牢记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努力钻研《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也是钱学森推荐给科研人员的。同时，要向榜样学习，研读徐舜寿先生、管德院士以及美国凯利·约翰逊、俄罗斯费多索夫院士等航空界著名人物的传记，认真学习他们钻研技术，不断创新的精神。
“这次参加两院院士大会，聆听书记的讲话后我整夜没能合眼，感觉压力很大，一直在思考我们的航空工业到底要如何突破‘卡脖子’的关键专业和技术问题。”20__年，年近90高龄仍心系航空科技创新，分享了自己参加两院院士大会的所思和所想，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航空事业始终如一地坚守、热爱与关切。
海胜归来，雄鹰返乡，英姿飒爽处，争睹争睹，满城尽说聂英雄。
当选湖北日报形象人物的我省枣阳籍航天英雄聂海胜回归故里，出席颁证典礼。两天来，英杰所到之处，万众瞩目，成了街巷啧啧夸赞的焦点人物，又掀起一阵“聂旋风”!
有一种追逐总是让人翘首，有一种标杆总是让人仰望，有一种楷模总是让人致敬，有一种精神总是让人激昂。
这是因为，以聂海胜为代表的优秀荆楚儿女身上的责任、理性、坚毅的光芒，指引着普通人前行的方向，榜样让人找到向上的励志力量，因而显得备加亲切可感。
京剧宗师谭鑫培出自江夏，武音大三学子两度用音符打动央视，武钢撑起北京鸟巢，“武汉舰”护航索马里……
为什么这些“传奇”总是让我们津津乐道?并不是名人效应让我们有攀附的世俗，也不是要拿他人的成就为自己脸上贴金。
是因为这类“湖北造”的人杰，根植于荆楚的地灵。历历在目的，是他们曾跟我们一起奔跑在田野上的身影;历历可数的，是他们从我们这一方水土一方人物中脱颖而延伸出去的攀爬足印。
他们的伟大，他们的神奇，都所来有本。父老兄弟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没有丝毫“如隔云端”的缥缈。因为“水有源，木有根”，他们成长的经历，是荆楚人民握在手中的育才母本，顺着他们走过的路，可以孵出新的希望、复制新的成功。
他们在璀灿之前，也是平凡的，从小草长成大树，从小鸭变成天鹅，是因为付出更多。
聂海胜也好，其他荆楚骄傲也好，总是让我们不知疲倦，常见常新，就是因为身边熟悉的风景有着借鉴的便利，激励着荆楚子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曾跟大家一样生在这块土地长在这块土地，他们能之，后生亦能之!
这就是聂海胜让人欢呼的意义吧。惟楚有才，英杰辈出，愿我楚天，星光更多。
有很多人，会对始终如一的爱情充满向往。然而现实残酷，有太多的变故，导致一对又一对深爱的情侣，各奔天涯。苏炳添就拥有一份令人艳羡的爱情。苏炳添在小学的时候，就暗恋同班的班花：林艳芳。那时候林艳芳长得极其漂亮，苏炳添却瘦瘦小小的，学习成绩也是倒数，林艳芳看不上他。上了初中，苏炳添始终不改对林艳芳的执着，每天都要缠着她。忽然有一天，苏炳添转学去了体校，没有人再给林艳芳上课扔小纸条，给她讲无聊的笑话。林艳芳觉得很寂寞，很想念苏炳添，所以答应了他的追求。
后来苏炳添起早贪黑训练短跑，林艳芳也要为了升学而努力，两人只能通过书信交流。有时候，相见不如怀念，两人从书信到手机，始终对彼此忠贞不渝。苏炳添也是个内敛的人，从市冠军到省冠军，到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世界冠军。苏炳添始终如一，对林艳芳爱慕不已。苏炳添除了训练，每天向林艳芳汇报去了哪里，做了什么，给了她很多安全感。林艳芳则成了苏炳添背后的女人，尽管很多时候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他。
20__年，苏炳添26岁，却和林艳芳已经相恋16年。他们终于也结束了十几年的爱情长跑，步入婚姻的殿堂。
20__年，林艳芳产子，苏炳添却因为比赛，错过了人生最重要的时刻。林艳芳没有怪他，反而理解他的辛苦。
几十年的理解和坚持，也正是他们修成正果的关键。亦如苏炳添在赛场上的坚持，才使得他创造历史。
苏炳添是中国人的骄傲，因为他的身上，有着中华民族的谦逊和持之以恒。
这是苏炳添展示给世界的，也是中国展示给世界的。
顾诵芬带领的团队诞生出一位科学院院士，三位工程院院士，两位型号总指挥。他主持编纂了70余册航空科技书籍，主编的《飞机总体设计》一书，已经成为我国航空院校飞行器设计专业的必修课教材，主编的《现代武器装备知识丛书——空军武器装备卷》《大飞机出版工程》等多个系列、数十种航空专著与图书也都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回想我这一生，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只能说没有虚度光阴，为国家做了些事情。”顾诵芬淳朴的话语中不无谦虚。对于年轻人，他充满了期待。“我国航空事业发展需要年轻人才，他们是祖国的明天。我只想对年轻人说，心中要有国家，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要牢牢记住历史，珍惜今天的生活。多读书，多思考，努力学习，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20__年，当鲐背之年的顾诵芬再次回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时候，执意要到中国航空事业开拓者黄志千烈士的塑像前去看一看，颤颤巍巍的他看向黄志千塑像时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在顾诵芬的心里有国家、有航空、有飞机、有研究所、有团队、有老同事、有老朋友，就是没有他自己。他讲起来都是设计制造飞机的时候如何的艰苦，哪位同志做出了重要贡献，没有他们的话飞机就飞不起来，可是他自己的功绩总是一笔带过、不愿多提。提到大家的生活，哪位同志受了委屈，哪位同志应该受到照顾，谁的日子过得很苦，他都说的清清楚楚，但是问到他自己受的苦时，却总是云淡风轻。
顾诵芬说：“这没什么，都是应该做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主席的教导。”这些话不是喊口号，不是说空话，这是他内心最真的话。他用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他用过去投身航空几十年的时光告诉我们，航空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杨振宁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2个中国人之一(最早获得提名的华人是在清朝政府任职的马来西亚医学家伍连德)，也是目前成就最高的华人物理学家。关于宇称不守恒的研究在发表的次年就获得诺贝尔奖，这么快的获奖速度在诺贝尔奖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在此后也非常少见。杨振宁的成就已经达到即使再多获一次诺贝尔奖也很难继续提升其地位。杨振宁的事迹鼓舞了不少后辈华人物理学家。
1997年5月25日，中国科学院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宣布，国际小行星中心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提名申报，将该台于1975年11月26日发现，国际编号为3421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杨振宁星”。
1999年5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将理论物理研究所命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
20__年4月21日，清华大学设立“杨振宁讲座基金”，用于聘请国际著名教授及杰出年轻学者来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潜心从事科学研究。
20__年11月29日，杨振宁当选“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
20__年5月14日，杨振宁先生捐赠清华大学暨“杨振宁资料室”揭牌仪式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北馆举行。
20__年9月22日至20__年1月28日，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大学展览厅举办“杨振宁教授百龄华诞：物理巨擘中大挚友”公众展览，介绍杨教授的人生里程和事迹，并展出杨教授的珍藏。
回顾40多年来的人生路，朱彦夫感慨万千。“这些年来，失败是主要的。每做一件事，都意味着上百次、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失败。经过无数次失败，我才找到成功的路子。每千成一件事，我都深深意识到千万次失败的价值以及妻子对我的全力支持。”
婚后不久，朱彦夫见村民们绝大多数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决心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办一所夜校，教群众识字。想法一提出，立即得到了妻子的支持。于是，他们便拿出自己积攒起来的残废金，办了一所夜校，朱彦夫任教员。每天晚上，他都坚持去夜校授课，起初是妻子背他去，一年后他能走了，便自己去。有一次，他在崎岖的山路上摔倒了，脸被石头划破了几个口子，残臂断截处也受了伤，自己爬不起来，直到家人来接他，才在妻子的搀扶下站起来。看他被摔得鲜血淋淋的样子，妻子心疼得直掉泪。“村里识字的人太少了，我必须得好好地教下去。这点伤不要紧，我以后小心点就是了，你放心好了。”朱彦夫轻轻地安慰着妻子。从此，为了丈夫的安全，她坚持送接丈夫。
1957年，朱彦夫被全村8名党员推选为村支部书记。组织上考虑到高度残废，料理自己生活都十分困难，没有同意。朱彦夫便“拄”着拐杖，拖着17斤重的一双铁脚，在山路上艰难地行走给公社党委书记看，同时表态，不干出个样子来绝不罢休。_说：“只要俺能走，彦夫就能走。他对党有说不完的恩情，为能继续为党做事，他遇到的困难就是再大，他也知道怎样对待困难，他不会向困难低头。让他干支书，俺相信他能干好。”组织经过研究，同意他担任张家泉村支书。
张家泉村虽处在沂河的上源，但分布在几个山梁上，山路崎岖，每年春、秋、冬三季，连村民的生活用水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用水浇地了。朱彦夫意识到要彻底改变村子的落后面貌，必须先解决用水问题。为带领村民们找水，他实在拖不动假脚，就用膝盖跪行。村民们感动了，重新充满了信心。“朱书记两口子为了咱们吃了多少苦啊，咱要是再打退堂鼓，还有良心吗?”到1960年止，张家泉村先后打井9口，解决了村民的生活用水问题。到70年代初，张家泉村终于打出了第一眼大口井——龙王庙大口井，并修建了一条1500米长的水渠，结束了村里无水浇田的历史。之后的几年里，张家泉村又接连打了两眼大口井。张家泉村山地贫瘠，缺少平地，过去粮食不够吃一直困扰着村民们。“当村支书大小也是干部，要不能让群众过上温饱日子，就对不起老少爷们啊!”朱彦夫心想。于是，经过周密计划，他带领群众经过两年奋战，平整荒坡，填平两个大沟，造成了一块60多亩的旱涝保收的小平原。到60年代初，朱彦夫又带领林业队在荒山坡上开出了一个大苹果园和一个花椒园，从那开始，张家泉的村民们口袋里开始有了零花钱。直到今天，这个苹果园和花椒园仍然为村民们带来可观的收入。
为了让村民们早日用上电，朱彦夫在妻子的搀扶照顾下，拖着残疾身体先后乘火车跑上海、南京、胜利油田、陕西联系材料，经过7年的努力，终于摆脱了点油灯的历史。这期间的出差费用，全是他自己的残废金。为了凑足出差费，_宁愿穿打满补丁的衣服。有一次，她见二女儿朱向荣的衣服太破了，便许诺给她扯点布做件衣服，可是最终也没能兑现。朱彦夫关心群众疾苦。村民蔡光生有心脏病，因为家里穷，治不起，朱彦夫每个月从残废金中拿出20元给他买药治病(当时朱彦夫的残废金为每月42元——作者注)。
朱彦夫夫妇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在生产队里，几个孩子可以到庄稼地里帮大人摘棉花、刨地瓜、切瓜干，可就是收花生时不让去，怕孩子吃花生，养成坏毛病。有一次，年幼的朱向欣实在是饿得受不了，到地瓜地里挖了两个地瓜，放在火里烧，被朱彦夫发现，他硬是让哭成泪人的女儿把1元钱送到生产队会计手里作为赔偿。朱彦夫当了25年村支书，没拿一分钱的报酬。村里因工作需要招待上级来人，他只参加过一次，还硬是交了1元伙食费。
1982年，朱彦夫因患心脏病辞去村支书职务。考虑到朱彦夫的身体状况，经组织研究决定，朱彦夫全家迁往南麻镇，可他和妻子仍放心不下张家泉村的群众，每年都要回张家泉村看望乡亲们，与群众共商致富路。
1959年10月，当时的苏共中央的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为中国核潜艇研制提供技术支持的请求。赫鲁晓夫傲慢地回答：“你们中国搞不出来，只要我们苏联有了，大家建立联合舰队就可以了。”他甚至提出，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建设供苏联的潜艇停靠的基地。
毛泽东同志听后愤怒地站了起来说：“过去英国和其他外国人占领我国多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国领土!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然而，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想要造核潜艇，简直比登天还难!无图纸资料，无权威专家，无外来援助，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也没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仅有的参考资料，是从报纸上翻拍的两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和一个从美国商店买回来的儿童核潜艇模型玩具。在这种状况下搞核潜艇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学”。
“那时候，条件艰苦啊，我们都能够干出来，不容易!”彭士禄深知，仅凭一腔热血是不够的，需要把自己和别人已有的经验和技能进行转化，同时大量吸收新的前沿知识。
彭士禄针对全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而外文资料又大多为英文的状况，组织了集体英语学习。大家从早晨5点多钟起床就背英语单词，甚至上厕所时也在背，夜深了也要背上几遍新学的单词才去睡。这样边学英语，边看与各自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过了英语阅读关，并且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
“那时候，交通不便，我们吃住都在工地上。那里阴暗潮湿、毒蛇蚊虫肆虐，生活非常艰苦。我们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的，连窝窝头都吃不上时，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没有电脑，仅有一台手摇计算机，大家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靠这些工具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彭老回忆说。
就这样，通过边学习边实践，他们逐渐扎实地掌握了核动力装置的基本原理及各系统、各专业间的内在关系。默默攻关，这些“门外汉”悄无声息地站到了核动力科学研究的前沿。
在与对手的竞争中成长，这是竞技体育最大的魅力之一，苏炳添也是如此。同是中国短跑队的队友张培萌曾多次击败过苏炳添，比如20_年4月的全国田径大赛上，张培萌打破了苏炳添保持的纪录;同年8月，又在莫斯科田径大奖赛中跑出10秒整的成绩，这一度让苏炳添感到“压力山大”。
但是，苏炳添并没有放弃，而是一如继往的训练，分析技术动作的每个细节，从0.01秒中争取进步。最终在20_年5月31日的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中跑出9秒99的成绩，成为亚洲短跑第一人，为黄种人争得了荣誉。
得知自己获得“七一勋章”，吴天一不禁想起15年前的那一天：20__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让他感到无比欣慰。
作为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建设高原生理专家组组长，吴天一曾数次带队奔波于青藏铁路沿线，研究确定了一整套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推动工程全线配置了17个制氧站、25个高压氧舱。5年里，14万人的筑路大军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地区连续高强度作业，没有一人因高原病死亡，被誉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14万人，当时人手一本高原病防护手册。手册上“吴天一”的名字，犹如“生命的保护神”。
20__年4月14日，玉树发生7.1级地震，年逾古稀的吴天一请缨带领医疗队直奔灾区，奋战了整整7天。
扎根高原、悬壶济世，吴天一并未独行——1958年，他和同为医生的妻子携手奔赴青海，这一待已是六十三载。在二老的以身作则、家风熏陶下，女儿、外孙选择在西宁扎下了根，一家三代四人都在高原上从医。
今年春天，吴天一欣然应邀到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讲了开学第一课。面对台下“00后”学子们的青春面庞，这位“80后”老人坚持站着讲演。讲稿是他自己写的，结束语为：“青藏人民正展开双臂迎接你，你的事业就在这里。”
这句对孩子们的殷殷寄语，在吴天一心头，回响了一生。
20__年是杨振宁的“望九之年”。6月18日至19日，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举办了一场“理论物理前沿讨论会”，以此纪念该所的理论物理研究室诞生25周年，并为研究室创办人杨振宁教授预先庆寿。3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及近百位杰出的学者与会，使之成为该领域罕见的学术盛事。
校方在数学所大厦前特别打出横幅，上书“杨振宁先生学术青春长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解释，杨先生本不喜做寿，因为真正做科学的人是“没有年纪的人”。
1986年，刚刚创办南开数学所的数学大师陈省身，邀请老友杨振宁到此创办理论物理研究室。尽管“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杨振宁却欣然从命，只因“陈先生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
25年来，这间起初仅有一位、目前也只3位教授的研究室，已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培养的25名博士中，有人当选院士，有人成为大学副校长，有人拿到海外名校终身教职。
用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的话形容，研究室如今算略有成就，“毕业了一批人、做出点事”，总算对陈、杨两位先生有所交代。
葛墨林1986年由陈省身、杨振宁自兰州大学聘至南开大学。他最初问陈先生该怎样发展，陈先生提出要“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再问研究室该做什么方向，陈先生回答“就做振宁的方向”。
杨振宁则说，不善做研究的人，看某个菜园里人多，就挤进去找个角落，花大力气刨个坑。一定要找一个较空的园子，一刨就出个萝卜。他为研究室设定的“杨——巴克斯特系统”相关的数学物理方向，当年并不被人看重，日后逐渐成了该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
如今，葛墨林认为，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师生，不仅在学问上受惠于杨振宁，人品、学风上也受益颇多。杨振宁“宁拙毋巧，宁朴勿华”的要求，影响极大。
25年来，这里一贯奉行“不宣传”方针，数理学界之外，少为人知。数学所共计12位全职教授，理论物理室占四分之一，在葛墨林看来已不算小。陈省身初期就提出不希望扩大规模，永久教职保持很少。这个方针坚持至今。
“就叫研究室，也不扩大，不叫‘中心’。”葛墨林说。
此间风气的一处体现是，本次讨论会不少大腕到场，但葛墨林在开幕式上说：“恕我不能一一介绍各位的头衔，大家都是重要的人物。”他给同行鞠了一躬，“一介书生，无权无势，对大家无可贡献，鞠个躬表示感谢”。
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因公爽约，专门发来长信，但大会决定节省时间，不再当众宣读。由于学术报告安排极为紧凑，葛墨林提醒在座上了年纪的院士们，感觉累了就去休息，也可腾出座位，让给后面站着听讲的年轻人。此语令与会者不禁莞尔。
彭士禄的同事们背后喜欢亲昵地称呼他为“彭拍板”，“这个‘雅号’是研究核潜艇时得来的。1962年，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时。“当时的各种争论实在太多了，他常常对研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数据讲话，最后他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他来负责。”因此当时他才有了这两个外号，一个叫“彭大胆”，一个叫“彭拍板”。“研制核潜艇是从零开始的，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哪有可能?”在试验工作中，彭士禄只要有七成把握就拍板，另外三分困难和风险再努力想办法克服。“没困难，不冒风险，哪来的创新呢?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核反应模式堆安装出现公差的善后处理，押送核燃料元件等，有危险有困难，彭士禄总是冲在最前，但在名利面前，他却总是藏着、躲着。
6月17日18时48分，神舟十二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先后进入天和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全网“沸”了。
6月17日，57岁的指令长聂海胜，和另两名航天员刘伯明、汤洪波开始了我国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黝黑的皮肤是聂海胜一路携带的家乡印记。这个少言寡语的农村少年，用田野里生长出来的韧劲和生命力，一步步走向太空。
10多岁时，汤洪波已是家中插田扮禾的一把好手。当时，汤海秋承包了10多亩田，白天种水稻晚上烧砖，干活瞌睡了就吃个鸡蛋、喝几口补脑汁提神。
“双抢的时候，他跟在扮桶后面收谷子，满身都是禾灰，只看得清两个眼珠子。”在父亲汤海秋眼中，儿子从不叫苦叫累，小时候干得最调皮的事，就是偷偷躲在田地里看小说。
“天刚蒙蒙亮，他就起床烧柴火做饭，做完家务后才急急忙忙去上学。因为怕耽误上课，他就抄近路，骑得比其他孩子快。”汤海秋说。
高三那年，儿子第一次向父亲吐露了自己的理想：招飞入伍。汤海秋这才意识到孩子已经长大，该出去闯闯了。不久后，村里传来好消息：飞栏村出了个飞行员!
“洪波伢子为国出力，是我们的骄傲!”，汤洪波成为执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之一的消息传遍整个村子，许多村民聚集到汤洪波家。70岁的老母亲伍兰清忙着招呼邻里乡亲，家门口“光荣之家”的牌匾，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三位航天员的人生经历也有着惊人的相似：都从小在农村长大，青年时吃了很多生活的苦;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读书，靠努力读书走出家乡;靠着过硬的身体素质、顽强的意志力成为飞行员，最后成为一名航天员。
1964年，我国开始研制歼8飞机，这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顾诵芬先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歼8飞机气动设计，后全面主持该机研制工作。
在研制中，顾诵芬发现发动机喷流对飞机平尾效率有很大影响。当时，国内尚无喷流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他带领设计部门与风洞试验单位联合攻关，在国内第一次创建了战斗机喷流影响试验方法，发现了喷流影响规律，该试验方法也成为后来确定发动机喷流影响的基本方法。
1969年7月5日，歼8完成首飞。虽然首飞成功，但在跨音速飞行试验中出现了因气流分离导致的抖振问题。用飞行员的话说，就像一辆破公共汽车，开到了不平坦的马路上。对于引起振动的原因，大家看法不一，顾诵芬大胆地提出通过观察歼8飞机飞行中贴于后机身和尾翼上毛线条的扰动情况来对症下药，他提出要亲自上天观察歼8飞机后机身流场。
这对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顾诵芬来说是有很大风险的。而且因为姐夫黄志千就逝于空难，他们家有一个约定：不再乘坐飞机。试飞员鹿鸣东得知实情，感动地对顾诵芬说：“生死观的问题对我们飞行员来说是早已解决的问题，只要能排除抖振，你们就不要考虑我，怎么飞我都干。”顾诵芬决心已下，瞒着爱人，登上了试飞员鹿鸣东驾驶的歼教6飞机。
为观察清楚毛线条的扰动情况，两机的距离和间隔都在5米左右。这样的飞行对飞行员和顾诵芬来说是一种冒险。凭着他们足够的胆量和勇气，经过三次上天近距离观测，顾诵芬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负荷，终于找到问题症结，通过后期的技术改进，成功解决了歼8跨音速飞行时的抖振问题，他和鹿鸣东也就此成为了无比亲密的战友。
顾诵芬主持攻克了跨音速抖振、方向舵嗡鸣等技术难题，圆满完成了歼8飞机研制任务，结束了我国歼击机完全依赖引进的历史。1985年，歼8飞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20__年，在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上，苏炳添收获了男子60米的金牌。并先后获全国田径锦标赛男子4×100米接力、全国田径冠军赛暨系列赛男子4×100米接力两块金牌。
20__年2月18日，在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上海站，苏炳添以6秒66的成绩获得男子60米冠军。5月15日，在玉林举行的第11届全运会预选赛暨全国田径锦标赛中，苏炳添以10秒28夺得男子100米冠军，并达到世锦赛B标;接力比赛中又代表广东队以39秒32的成绩夺得男子4×100米冠军。5月21日-5月30日，苏炳添踏上亚洲田径大奖赛苏州、昆山、香港三站赛，在男子100米和4×100米接力两项比赛中连夺5金。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田径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代表广东队以39秒22的成绩夺冠。10月31日，在河内举行的第三届亚洲室内运动会男子60米决赛，苏炳添以6秒65的成绩夺冠。12月12日，在香港举行的第五届东亚运动会上苏炳添以10秒33夺得男子100米冠军，以全年11金的成绩结束赛季。
20__年，苏炳添受伤病困扰，上半年基本上没有比赛，主要以养伤和力量练习为主。在年底的第xx届广州亚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苏炳添与陆斌、梁嘉鸿、劳义组成的中国队以38秒78夺得冠军，并刷新全国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继1990年北京亚运会摘金后，中国接力队时隔20年再度封王亚洲。
3月3日晚，感动中国20__年度人物名单出炉，“人民楷模”、“时代楷模”朱彦夫当选。朱彦夫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到场，朱彦夫四女儿朱向欣代父亲到颁奖典礼现场领奖。
“能登上领奖台，我十分荣光，但也觉得非常有压力，我们作为晚辈，向父亲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接过父亲的奖杯之后，朱向欣既倍感荣耀，又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
作为朱彦夫的四女儿，朱向欣说自己继承了父亲教书育人的优良传统。
在朱向欣很小的时候，她记得父亲主动腾出自家的一间屋子，买了200多本书，成立了村里第一个图书室，当时识字的人很少，所以能来图书室的人并不多。治标要治本，为了帮助村民读书认字，朱彦夫又张罗着办起了夜校，教村民们识字，每天拖着十几斤重的假肢往返家和夜校。作为老师的朱彦夫，每天夜晚都要步行一公里的给村民们上课。夜校的开办，改变了张家泉村很多人的命运，也培养出了村里的会计和文书人员等中坚力量。
朱向欣长大后也读了师范专业，毕业后在沂源县实验小学做了一名人民教师。“我也把学生当作我自己的孩子，用自己最大的力量去教书育人。”朱向欣一直在教师的岗位上默默耕耘，20__年，她获得了“沂源最美教师”的称号。
朱向欣到现在依然记得小时候，每天天还没亮就听到父亲用假肢走路“嘎达嘎达”的声音。“当然，我也从来没觉得父亲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在朱向欣看来，朱家人从没觉得父亲是一个残疾人，电缆、垒墙头、拾地瓜干他都能干，一些体力活他都干，甚至比母亲和家里其他成员干的都多。
朱彦夫精神始终指引着朱家的晚辈。在朱向欣眼中，父亲是一位自立自强的勇士。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朱向欣会想到父亲的事迹。父亲能没手没脚的情况下，做了25年的村支书，为村里棚沟造地、打井引水、高山架电，他还能写出《极限人生》和《男儿无悔》两部长篇小说，“那我没有理由做不好工作，父亲就是我的榜样。”说起这些时，朱向欣的语调铿锵又有力。
残而不废，朱家人认为这是对朱彦夫人生最好的概括。朱彦夫的人生，是从挑战“不可能”、突破“不可能”中走过来的，他不仅把常人眼中的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一个个可能”，而且创造了一个个常人做不到的奇迹。“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压力转化为动力，本本分分地做好本职工作，把父亲的事迹传承下去。”朱向欣说。
1980年，歼8Ⅱ飞机立项研制，其作战性能要求远超歼8飞机。顾诵芬任该型号总设计师，是航空工业第一位由国家任命的型号总设计师。他制订了两侧进气的气动布局方案，解决了二元超音速可调进气道设计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他作为型号总设计师，组织和领导军地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
歼8系列飞机共衍生16种型号和技术验证机，装备部队350余架，一直是我军20世纪的主战装备。歼8系列飞机的研制，牵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航空工业体系，促进了冶金、化工、电子等工业的发展。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杰出的飞机设计大师、飞机气动力设计第一人。
大飞机是国之重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顾诵芬先后担任国家大飞机重大专项论证组副组长和大飞机方案论证委员会主任委员。20__年，他牵头论证并提交了《关于把发展大型飞机列为国家标志性重大专项工程的建议》。他基于对军用、民用航空技术相通的规律性认识，提出“军民统筹、大客大运并举”的大飞机发展思路，并得到采纳。20__年，国家批准设立大飞机重大科技专项。20__年，运20列装部队。20__年，C919成功首飞。
顾诵芬在航空事业耕耘70载，由于国防与航空工业的特殊性，直至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因国家、军方、航空工业系统、地方政府多次的奖励、表彰，顾诵芬的名字才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
顾诵芬还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他带领的团队走出了一位科学院院士，三位工程院院士，两位型号总指挥。他主持编纂了70余部航空科技书籍，主编的《飞机总体设计》一书，已经成为我国航空院校飞行器设计专业的必修课教材，主编的《现代武器装备知识丛书——空军武器装备卷》《大飞机出版工程》等多个系列、数十种航空专著与图书也都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
如今，年过九旬的顾诵芬仍不断思考着中国航空工业的未来。
北京，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院内，一条500米的路，顾诵芬从60多岁走到了90多岁。
现在的顾老虽已92高龄，但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仍然坚持从家中步行至办公室。
500米，40分钟，顾诵芬始终不疾不徐、沉着平和。他记得，从前的自己经过这条路时，“走路都带风”。
1956年，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1964年，中国开始自行设计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顾诵芬先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歼-8飞机气动设计，后全面主持该机研制工作。他带领设计部门与风洞试验单位联合攻关，在国内第一次创建了战斗机喷流影响试验方法，该试验方法也成为后来确定发动机喷流影响的基本方法。
1969年7月5日清晨，在沈飞试机跑道的一端，歼-8英姿勃发地停在那里，等待着起飞的命令。上午9点半，试飞员尹玉焕驾驶歼-8飞机在跑道上疾速滑行，拉杆爬升，直冲蓝天，飞至3000米上空，做平稳欢快地盘旋，动作矫健而轻盈。“飞行正常”，塔台的话筒里传来尹玉焕的报告。飞机在两次通过机场上空后，平稳地降落在机场上，歼-8首飞成功了!正式宣告终结了中国不能研制高空高速战斗机的历史。
1980年，歼-8Ⅱ飞机立项研制。顾诵芬任该型号总设计师，组织和领导军地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
20__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20__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此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91岁的顾诵芬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顾诵芬谈到这至高荣誉时这样说。
得知顾诵芬先生获此荣誉后，许多新一代的航空人对顾诵芬讲出深情祝愿。“顾总是沈阳所的第二任总设计师，为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开创性贡献。”沈阳所总设计师孙智孝说。“顾院士是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奠基人，在他的带领下，沈阳所一代代航空人不负众望，注重创新，信念无比坚定，力量无比强劲。”沈阳所副所长左林玄说。“从老一辈的设计师身上，我看到了勤奋、钻研、严谨、忍辱负重、勇于担当的品质，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他舍小家，为大家，远离名利，为了国家和民族做出个人最大的牺牲。”沈阳所首席专家王永庆说。
顾诵芬的办公室在二楼东侧。一套木桌椅、两个旧沙发是这件屋子仅有的活动空间，剩下全被各式书籍和资料填满。在这片“书的海洋”里，顾诵芬仍然能记得每一本书的位置，记起每一本书的内容，其中不乏有他主编的丛书。
8月1日，中国短跑名将苏炳添收获了“一辈子最好的回忆”，他先是在奥运百米半决赛中跑出9秒83，成功晋级决赛，创造亚洲纪录，成为电子计时时代第一位闯入奥运百米决赛的亚洲选手。2小时后，在决赛赛场上，他又跑出9秒98，再次突破10秒。
当晚，他的身影出现在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跑道上。起跑线前、8位选手中，他是唯一一个黄皮肤。此前的半决赛，他以9.83秒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创造个人最好成绩，大幅刷新亚洲纪录。中国人第一次挺进奥运男子百米决赛!苏炳添，一举创造了历史!
选择坚持，选择成功。再过二十多天，苏炳添就32岁了。这个数字，在短跑界已是“高龄”。田径赛事就是如此残酷，身体这项“资源”无法持续挖掘。过了28岁这道门槛，大部分选手会新陈代谢变慢，体能下降，成绩止步不前。就像此次“飞人大战”，苏炳添是唯一的“80后”。在他之外，年龄最大的选手是27岁，而那正是黄金年龄。
早在20__年，曾有记者问苏炳添：你觉得你现在的弱点是什么?他回答说：“年龄。我今年26岁，再过两年就28岁了。”6年前，就视年龄为弱点;6年来，他硬是跑赢了时间，超越了年龄的局限!梳理媒体报道，这6年，他遭遇低迷、伤病，一次次考虑退役。但他又一次次选择相信，选择留下，选择坚持。他说：“我觉得上天在一直考验我，但是没关系我有这个耐心……我想我真的还可以跑，选择留下来，希望继续突破。”这份坚持、坚韧，让他以近32岁的年龄惊艳世界。
勤能补拙，事在人为。在田径圈，公认的黄金身高在1.85米左右，比如加特林1.85米，鲍威尔1.88米。而苏炳添只有1.72米，没有明显的“身体天赋”。早在中学时，老师曾带他几次去市体校，但都没有被教练看中，因为“觉得他身材太矮，将来没有发展空间”。然而苏炳添日复一日，认真、专注，把每一次训练做足、做好。教练袁国强曾这样评价：“他是我带过的最自觉的队员。十年来，在训练场地上他只要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就绝对是在训练，从不偷懒。”
作息规律，按时起床睡觉，从不抽烟喝酒，即便在家庭聚会上也不吃禁忌食物，即便在外参加活动也会坚持做基本训练……在苏炳添一次次打破记录的背后，是一个关于勤奋的、经年累月的“漫长”故事。
突破自我，挑战极限。在半决赛前，苏炳添面对镜头，把大拇指和食指摆出一个“一厘米”的手势。有网友调侃，这是“拿捏得死死的”。其实呢?苏炳添说，就是想提醒自己“进步一点点就好”。一点点，哪怕是0.01秒，背后都是千难万难，是精雕细琢，是全力突破。20__年，他以偶像刘翔为参考，调整了起跑脚;20__年，他改变了摆臂动作，尝试改善脚掌落地后的发力——那时，他已经29岁了。
百米10秒是黄种人的极限?苏炳添第一个冲进10秒大关。百米半决赛就是亚洲人的决赛?他成为进入电子计时时代的首位亚洲选手。更快、更高、更强，“老男孩”苏炳添做到了。他的不懈坚持、突破自我、挑战极限，正是中国人对体育精神的最佳诠释。
3人航天员小组中，首次执行“飞天”任务的航天员汤洪波是湘潭县人，他也成为湖南“飞天”第一人。
“我喜欢听飞机起飞的时候发动机发出那种轰鸣声，也喜欢开着飞机在云层里面钻来钻去，这种直插云霄的感觉，感觉很惬意。”汤洪波说。
当年从航校毕业后，汤洪波直接去了新疆，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
在新疆，经过8年的飞行训练后，他凭借出色的成绩，成为飞行大队的大队长，安全飞行1159小时，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20__年5月，经过层层选拔，汤洪波成为我国第二批预备航天员。
进入航天员大队后，他一直坚持各种训练，为飞行做准备。
现在汤洪波办公室里最醒目的位置，还摆放着他当空军飞行员时戴的头盔，它记载着汤洪波曾是一名优秀空军飞行员的经历。转做航天员的这些年，汤洪波虽然没有飞，却在时刻准备着。其间，汤洪波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比如坐转椅、沙漠野外生存、72小时狭小环境剥夺睡眠训练，等等。每次，他都咬牙坚持，努力去克服，最终通过了一项项训练。
他始终坚信，这是他厚积薄发为空间站建设作贡献，贡献自己力量的时候。
20__年6月17日，机会终于来了。历经11年磨砺，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二级航天员、大校军衔的汤洪波，带着他的飞天梦想，搭乘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奔向苍穹。
6月18日7点20分，通过视频画面可以看到，天和舱内有几个包裹已经从原来的固定位置被拆解出来，呈飘浮状态，航天员汤洪波手持一把电动螺丝刀，在拧螺丝;在他旁边，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互相配合进行工作。
此次航天员出舱活动，从开舱门到航天员回到核心舱，一共用时6小时47分钟，远长于第一次在20__年实施的出舱活动时间。3名航天员有明确分工。
出舱的两名航天员，一人要为机械臂安装上臂支架，包括脚限位器、工具台等，随后借助机械臂进行移动。另一名航天员借助舱壁上安装的扶手，爬行一段距离到作业点进行辅助工作，其间还要进行一次应急返回验证。
此次出舱活动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进行舱外全景摄像机的抬升。
两名航天员出舱过程中，舱内航天员需要对机械臂进行操作，虽然地面人员也可以对机械臂进行大范围转移，但在有航天员站在机械臂上的时候，舱内航天员可以更直观地对机械臂位置进行观察，更能与舱外航天员进行直接交流。
通过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的首次出舱活动，航天员出舱能力、应急能力都能够得到有效验证，特别是在舱外进行长时间工作，人与装备的结合为后续航天员对空间站进行维护提供了宝贵经验。
东京奥运会已经过去几个月，苏炳添以亚洲最好成绩、小组第一名跑进百米决赛的那一段视频仍被很多人发上社交媒体，他自己也常重温，但不是回味成为第一个决战奥运会百米的黄种人而带来的激动心情，而是反复研究对手，观察自己技术上的问题。成为专业运动员后的十几年里，他都是这样过来的，突破自己会获得一瞬间感性上的兴奋和激动，但很快，就又回归理性，琢磨自己还有没有进步空间，是不是哪里还可以更好。
“当运动员不就是这样吗?到了一个高度，就想要另一个高度。”苏炳添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东京奥运会结束不久，苏炳添度过了32岁生日，他心里很清楚，这个年纪在短跑项目上已经过了所谓黄金期，这倒也让他松弛下来，现在的目标变得很简单：能跑一年是一年，至于20__巴黎奥运会，“就先不想那么远”。
天天就知道训练
如果决赛能跑出半决赛的成绩，苏炳添可以拿到银牌，尽管他已经创造历史，体育迷们还是免不了替他遗憾。他的外籍教练兰迪·亨廷顿深感自责，认为是自己和团队没能为苏炳添在短时间内连跑两枪做足训练上的准备。但苏炳添能理性看待这个结果，他认为半决赛9秒83是超水平发挥，决赛的9秒98才是自己的真实水平。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过一个岭南文化在广东人身上造就出的鲜明特征，看似矛盾却辩证统一——生猛求变又理性淡定。这种性格在苏炳添身上格外凸显，无论在生活还是专业上，苏炳添始终是努力且务实的人，即便短暂被突如其来的事情干扰，他也可以很快回归问题的本质，清醒地寻找方法解决问题，而不是陷在情绪里。也许正因如此，他拥有超越常人的自律，也使自己成为先进技术的受益者。
很多运动员在非赛季的休息日会稍微放松自己，苏炳添并不。他的表哥蔡健发曾经回忆，每次家庭聚会，大家都是吃吃喝喝，苏炳添从来不乱吃东西，不吃猪肉，更从来不喝酒。
为保证训练强度，苏炳添常年晚上十点准时上床，手机关机。有些人拿了好成绩，会在比赛结束当天庆祝到凌晨才休息，但20__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后，苏炳添依然在22点准时睡觉。他的发型十几年不变，出门就是运动服，身边的朋友说，苏炳添天天就知道训练，和训练无关的事他就没兴趣。苏炳添的初中体育老师杨永强回忆，他在学校田径队训练时，就从不缺勤，每次训练都积极参加，非常自律。
1989年8月29日，苏炳添出生于广东中山古镇。他从小就对自己的运动天赋有自信，尽管个子不高，但每次和同学比赛摸篮板，自己都不输他们。初一的一节体育课上，老师杨永强在沙坑边划了一道线，看谁能跳到那里，结果，苏炳添一跳就越了过去。课后，杨老师把苏炳添拉到一边，“有没有兴趣过来田径队?”这成为苏炳添运动生涯的起点。“从初中的时候就觉得，我在田径场上特别威风。”他在纪录片《逐梦者苏炳添》中说。
20__年11月，苏炳添第一次参加正规百米比赛——中山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他代表古镇中学以11秒72的成绩拿下冠军，这已经是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这个成绩吸引了中山市体校，同年12月，15岁的苏炳添被体校录取，开始接受专业训练，两年后，他毫无悬念地通过选拔，进入省队。
中国田径的传统训练模式沿袭自前苏联，以大负荷量、高强度的“苦练、狠练”为主，缺乏深刻的运动生物学理论支撑。直到20__年刘翔在大阪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110米栏获得冠军，提倡了很多年的“科学训练”和“国际交流”才真正被田径界广泛接受，尤其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便跻身半决赛的邢衍安的一番话，让很多教练员和高层管理者深受震动——“在没同刘翔、孙海平教练一起训练前，我的技术很差，现在改进了很多。” 20__年以后，中国短跑的训练理念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在苏炳添18岁时，训练还是从难、从严的粗放时代。
18岁的人对未来还懵懂，他只懂得刻苦训练才能达到健将水平，成为专业运动员，只要转正，每个月就有工资拿了。在高负荷的训练下，他的成绩以0.01秒为单位，艰难地在秒表上向前爬行，20__年10秒45，20__年10秒41，20__年，他用全国锦标赛上10秒28的成绩跑入国家队。
广东队著名短跑教练袁国强曾在回忆徒弟成长经历时说，“我带了他快十年，可以说，他是我带过的最自觉的队员。十年来，在训练场地上他只要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就绝对是在训练，从不偷懒。”
真正理解短跑
之后的三两年，有输也有赢，苏炳添慢慢在田径界崭露头角。20__年，全国田径锦标赛男子100米百米赛场上，苏炳添跑出10秒16，不仅获得冠军，还打破周伟13年前创造的全国纪录。一年后，伦敦奥运会，苏炳添又成为中国第一位晋级奥运半决赛的短跑选手。也正是从这场与博尔特并肩赛道的比赛开始，让苏炳添开始留意外国选手的节奏特点，思考自己在技术上的短板。
前30米，苏炳添有绝对压制对手的能力，但在30米后，身边的博尔特一下子就冲了出去。与身高1米95的博尔特一起跑，苏炳添坦言并没有太大压力，只有1米72的自己和对手不是一个级别，但如此迅速被超越，还是让他头脑空白了一下，“30米后不会跑了”。后来，他反复观看比赛录像，发现自己与博尔特等国外选手在节奏上存在巨大差异：仅仅跑出5米时，自己就抬头进入最大速度，而所有外国选手仍在埋头利用身体的蹬伸继续加速。提前进入途中跑，使苏炳添比别人少了20~30米的加速。
20__年之后，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开始对短跑项目实施“走出去，请进来”方针，加强短跑项目与世界的交流融合。苏炳添得益于此，20__年到海外训练营待了很久。他不断观察国外的对手，有些明明个子不高，也跑得很快。原因还是那一个，对方后劲足，而自己一听到枪声，就一口气冲到底，前面能跑多快就多快，后面体力受影响，只能尽量顶，这样的节奏“已经特别僵了”，哪怕在状态特别好的时候，也难以突破10秒10。这一年，还发生了一次意外，促使苏炳添作出破釜沉舟改变原有节奏的决心。
20__年8月，莫斯科田径世锦赛半决赛中，旁边道次的选手在发令枪响前晃了一下身体，苏炳添被误导，抢跑罚下。既是队友也是国内赛场上老对手的张培萌第二小组出战，跑出10秒整的成绩。如今再回忆抢跑，苏炳添仍然觉得那件事长久地挫伤了他的自信心，他不得不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赛中一点点走出害怕抢跑的阴影。而当时没几个人注意一个抢跑者的失落，人们都为张培萌的10秒所振奋，看到了中国人突破10秒的希望。
作出改变是件大事，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苏炳添，刚开始受聘于中国田径协会的美国科研型教练兰迪·亨廷顿给了他信心。亨廷顿做了一个简单的试验，他让苏炳添站好，然后走到身后，出其不意地猛一推，苏炳添下意识就迈出了右脚，这与他的起跑相反，起跑时，他是右脚在前，跑出的第一步是左脚。
亨廷顿建议，改变起跑脚，重新建立一个技术节奏，既然身体最自然的反应是右脚先出，那么当枪声响时，自然的反应才最快速，最合理。20__年冬天，苏炳添到佛罗里达冬训，在美国教练的帮助下，改变起跑脚，适应新节奏下的起跑、衔接、途中跑、冲刺，将“一飞冲天”改为一段一段合理分配力量，尽可能将最佳状态保持在后半程。
就像习惯右手吃饭的人突然换到左手，难处可想而知。为了把新的节奏刻在脑子中，印到肌肉里，他无时无刻不在琢磨，走路时模仿起跑蹬伸的动作，睡觉前在大脑中演练白天训练的技术，一步、两步……想得太多，有时候做梦都在跑，早上起来累得不行，因为“训练”了一晚上。
教练估计苏炳添改变十几年的习惯、适应新节奏需要一至两年，他用了7个月。20__年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苏炳添在百米决赛中以9秒99一战成名，成为历史上首位跑进10秒以内的黄种人，也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那一晚，极少播报体育新闻的《新闻联播》用时1分45秒高规格播报这一体育事件。
3个月后，他在北京世锦赛上再次跑出这个成绩，成为首个跻身世锦赛百米决赛的亚洲人，并和队友一起摘得4×100米接力银牌，创造了亚洲运动员在田径集体项目上获得的世界最好名次。
这次改变带给苏炳添的不仅是突破瓶颈，还有理念上质的转变，他更深刻地理解了短跑这项运动：仅有优秀的起跑，一听到枪声就玩命向前冲，无法成为世界顶尖，只有辅助以科学的技术和节奏，才有可能达到更高境界。
赛场唯一“80后”
亚洲短跑选手有个不成文的“28岁定律”，28岁被认为是一个无形的顶点，由盛转衰，苏炳添的很多师兄弟选择在这个年龄退役。20__年，28岁的苏炳添结婚成家，他也递交了退役申请，人事关系转到暨南大学。有领导劝他，“很多人退役是为了趁年轻找工作，工作你已经有了，不如继续跑。”
苏炳添自己也觉得还可以跑。在他眼中，跑步已经不光是身体的竞技，更多在于技术层面的问题，并不是到了某个年龄就跑不动，而是看想不想跑。后来他在自己的论文中写道，“通过科学化的训练和保障可以让大龄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
这一年，从暨南大学借调到国家队的苏炳添，正式成为兰迪·亨廷顿的弟子。亨廷顿团队中，有世界顶尖的康复师、体能师、医生、营养师以及生物力学专家，一接手苏炳添的训练，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照“冠军模型”对苏炳添的体能和技术状况进行全面诊断和分析，制定针对性训练方案。例如，帮助他改变跑动过程中的摆臂动作和脚掌落地后的发力方式。
日常训练中，亨廷顿会根据训练前评测结果和运动员的主观感受，确定当天的速度、耐力、爆发力等一系列训练的负荷量度，避免运动员发生损伤和过度训练。科研仪器设备也帮了大忙，亨廷顿给手下的运动员做3D模型，将他们的跑动姿势输入电脑，对比最科学的模型跑动姿势，来发现他们每个跑动瞬间不科学的地方，甚至还对运动员的睡眠进行监控。
苏炳添感慨，这与传统训练拼命练、不断加大强度有本质区别，他发现自己练得更少，却跑得更快。20__年国际田联马德里挑战赛，28岁的苏炳添跑出9秒91，追平了卡塔尔归化选手奥古诺德保持的亚洲纪录，七天之后，在钻石联赛巴黎站，苏炳添再次复制了这个成绩。
亨廷顿曾说：“我只是2%的教练，科技才是那个98%的教练。”科技这个教练，支撑着“高龄运动员”苏炳添收获了技术参数和身体素质的不断进步，疫情造成的比赛中断，也意外帮助他康复了20__年复发的腰伤。东京奥运前夕，亨廷顿和苏炳添都满怀信心，他们制定的目标是进入前八，并为中国打开9秒90。
后来的故事，每个人都已经知道。苏炳添认为自己的突破能够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让更多有运动天赋的孩子不再只“看见”羽毛球、乒乓球……也“看见”百米;另外，就是让更多人接受，技术是一个运动员天赋之外，最锋利的武器。
榜样的带动力是立竿见影的。奥运结束后一个月，西安全运会赛场，苏炳添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短跑运动员身上，都出现新技术的影子，从赛前准备这一项就能看出来。大家的热身有很多步骤，跳跃、拉伸、核心、泡沫轴放松……一套做下来像个完整的小练习，把全身小肌肉群都充分活动开，这明显是国际化的热身理念，以前苏炳添总在国际赛场看见，国内比赛，选手通常是传统的踢腿拉伸，做两次高抬腿，跑个加速跑，然后就准备比赛了。
“新技术早就有，只是推广下去有难度，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苏炳添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回想自己刚开始去国外训练，境界还不够，外国教练教的很多动作，他也不理解，“觉得很奇怪，这么跑肯定跑不快，也跑不动”。但是经过之后多年的实践，才发现当初他们所说都是对的。
20__年的国内赛场，“00后”已经成为主力，八十几人的参赛名单，苏炳添是唯一的“80后”。他开始计划人生的下一阶段，不是遵循退役后留在一线当教练的传统轨迹，而是回到大学，在基层培育更广阔的土壤。
他对自己经历中最宝贵的东西看得很清楚。作为创造过“奇迹”的运动员，最光辉的时刻足以让人们忘记他曾有过的失落和失败，或者认为那些应该只是“小事”。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一个运动员如何从那些黑暗的甬道中一步步走出来，以及在漫长的时间里，如何和伤病共处，如何面对赢与输。他觉得这些才是真正值得他去传授的经验。中国体育由“过来人”带新人的时代正在过去，以后的顶尖运动员自有他们的专业教练和更先进的科学技术，自己能做的，是重新审视那些挣扎与成长，然后把那一切教给年轻人。
王绅森早年在工作中遇到生活困难的学生，都会自掏腰包，及时帮助。退休后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去资助困难学生。
20__年，他通过媒体得知常山女孩徐玲玲考上了大学，但由于生活拮据四处打工，便陆续资助了她18000余元。
为了帮助更多学生，王绅森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增加一些收入。自20__年起，他开始依靠回收废旧物品挣钱助学。每天晚上10时许，老人就推着三轮车出门，直到凌晨三四点钟回家。周边的饭店、旅馆、小超市都是老人废品回收的来源，一个晚上下来，他可以捡满两辆三轮车，每个月能挣到四五百元。多年来，几乎天天如此。被问及为何晚上才出去拾荒时，他说，白天捡废品的人多，很多人以此为生，我不去跟他们争，不能抢了人家生活的饭碗。
除了坚持助学，王老还以更多善行温暖、影响着周围的人们。在王绅森所住小区的单元门口，挂着50多把雨伞，全是他在废旧物品回收时捡出并修好的。如今，这些雨伞已成为小区的“共享雨伞”，解决了突降大雨时路人的燃眉之急。
气动力是飞机设计的灵魂，空气动力学的发展推动了飞机的跨代发展。我国开始飞机设计之初，气动力设计方法和手段完全空白。苏联在当时对我国进行的援助仅限于制造，关于设计方面的技术坚决不提供。
顾诵芬参加工作后接受的第一项挑战，就是我国首型喷气式飞机——歼教1的气动力设计。他在大学学的是螺旋桨飞机，现在需要设计喷气式飞机，而且徐舜寿提出要采取两侧进气，不能用机头进气，国内没有先例。
当时听说北航图书馆有一份相关的国外文献，他便动身从沈阳来到北京，借一辆旧自行车，天天晚上跑北航查找抄录资料。他潜心学习研究国外资料，最终提出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参数设计准则和气动力特性工程计算方法，出色完成了歼教1飞机的气动布局设计。
顾诵芬随后又完成我国首型初级教练机——初教6飞机气动布局设计，建立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初教6飞行品质出色，为我军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飞行员。
一刻不停，顾诵芬转身又投入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研究。当时国内一无超音速风洞，二无工程适用的数值计算能力。他依靠扎实的理论功底，首次建立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实现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计算、试验与试飞的闭环。他所创立的飞机气动力设计方法体系至今仍被国内飞机设计采用，为后续歼击机设计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顾诵芬是享有盛誉的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他组织攻克了一系列航空关键核心技术，主持建立了我国飞机设计体系，主持研制的型号开创了我国歼击机从无到有的历史，牵引并推动我国航空工业体系建设，培养了大批院士、专家等领军人才，极大地支撑了我国航空武器装备型号研制。
顾诵芬是新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奠基人。他主持了歼教1、初教6、歼8、歼8Ⅱ飞机气动布局设计，奠定了我国亚音速飞机和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基石，推动了我国气动力研究、设计基础手段建设发展。
1930年2月4日，顾诵芬出生于江苏苏州。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那时的飞机轰炸声成了顾诵芬儿时印象最深刻的声音。日本飞机频繁在头顶上空盘旋，炸弹爆炸震得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经历过这样的日子，顾诵芬说:“没有航空的话，我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我以后想造飞机。”就这样，报国的种子在他心里埋下了。
顾诵芬10岁生日时，叔叔顾廷鹏买了架航模飞机送他，他视若珍宝。父亲见他这样喜欢航模，便也买了一架给他。最初的航空梦想，便从小小的航模上诞生。此后，他先后求学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没有制空权的军队就要被动挨打，航空武器装备是现代战争的首战装备、决胜装备。建立独立完整并能与西方列强比肩的航空工业，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1951年，顾诵芬毕业后分配到航空工业局。当年正值抗美援朝的困难时刻，党中央做出重大决定，国家拿出“60亿斤小米”建设航空工业，航空工业局成立，新中国航空工业艰难起步。这一年，21岁的顾诵芬便将自己的一生与祖国的航空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于1956年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担任气动组组长，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感动中国20__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于3月3日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20__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两院院士、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顾诵芬当选为年度人物。组委会以唐代诗人韩愈《送汴州监军俱文珍》中的一句“冲天鹏翅阔”表达了对顾诵芬院士将毕生理想与祖国需要紧密相连，心有大我，赤诚报国，为新中国航空事业和国家科技事业倾尽心血的无限敬仰。
“每当国庆阅兵战机呼啸飞过，都是万众瞩目的时刻。人们在仰望的时候，也是在行注目礼。几代战机几代人，他在长空留下了鲜明的痕迹。”组委会在给予顾诵芬院士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像静水深流，静水里涌动报国的火;似大象无形，无形中深藏着强国的梦。心无旁骛，一步一个脚印，志在冲天。振长策，击长空，诵君子清芬。
考虑到身体原因，今年92岁高龄的顾诵芬院士未能亲临颁奖盛典现场，他以视频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感谢。他表示：“组委会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授予我，自己感到很惭愧。我没有做出什么，党和国家给了我太多了。感谢组委会，感谢全国人民，还要特别感谢一代代为祖国航空事业接续奋斗的全体航空人。”
顾诵芬院士出生于1930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是享有盛誉的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新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我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引领者、我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航空工业第一位航空报国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顾诵芬院士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发展。创新设计多型飞机气动布局，建立新中国飞机空气动力学设计体系。主持研制的歼8、歼8Ⅱ超声速歼击机，开创了我国自主研制歼击机的先河，歼8系列飞机是20世纪我军核心主战装备。他建立了我国歼击机研制体系，为航空武器装备跨代升级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他高度关注国家战略安全，为大飞机飞上蓝天提供决策支持。他对党忠诚，甘于奉献，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飞机设计领军人才，为新中国航空工业70年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航空工业各单位很多干部职工通过各种形式收看了颁奖典礼，再次被顾诵芬院士为航空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和他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所感动。顾诵芬院士是航空工业沈阳所的第二任总设计师，作为他的后辈，现任沈阳所总设计师的孙智孝说：“顾老为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开创性贡献。我是所里第六任总设计师，虽然肩上担子很重，但在老一辈飞机设计师们的精神指引下，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完成好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为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来自航空工业成飞的“90后”员工吴松泽则表示：“顾老和老一辈飞机设计师们在‘一张白纸’的背景下开创了新中国飞机设计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他们永远奔腾在祖国航空事业第一线的品格深深打动了我。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飞机设计师，我要传承好前辈们忠诚忘我、探索不已的精神，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航空强国建设的接班人。”
“感动中国”自20__年启动以来，近200位人物和群体走进大众视野，他们传递出的精神力量激荡人心，令无数国人为之动容。其中，“壮志凌云”的歼10飞机总设计师宋文骢和“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航空报国英模罗阳分别于20__年和20__年获得“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他们与顾诵芬院士一样，作为航空人的杰出代表，身上凝结着的“忠诚奉献、逐梦蓝天”的航空报国精神，感染和激励着后来者们接续奋斗，也让更多国人认识“深藏功名尘与土”的航空人，认可“隐秘而伟大”的航空事业。
“感动中国20__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以“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为核心主题，全面展现中国人所经历的波澜壮阔的20__年。共评选出彭士禄、杨振宁、顾诵芬、吴天一、朱彦夫、苏炳添、陈贝儿、张顺东李国秀夫妇、江梦南等10位年度人物，并特别致敬中国航天人。
顾诵芬年近80岁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酝酿名为“大飞机工程”的科技类丛书，顾诵芬欣然受邀担任了该丛书的总主编。丛书涵盖我国国产大飞机的总体气动、航空发动机、结构强度、航电、制造等专业方向和关键技术。其内容既包括领域内专家们最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成果，也包括来自飞机设计第一线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截至20__年1月，顾诵芬作为《大飞机出版工程》主编，先后出版6个系列、100多种图书，撰写数十份涉及通用航空、轰炸机、轻型多用途战斗机等多机种的研究报告、咨询报告和建议书。
如今，年届九旬的顾诵芬，仍在为了航空事业思考谋划，业内外院士、专家也经常过来请教技术问题。对每位专家提出的难题，顾诵芬都会神情专注地听来者讲述，并简洁明快地作出回答。有时，他会站起来，步履稍显蹒跚，但却准确无误地走向书架，几乎不假思索地抽取一本书或刊物，翻到某一处，指点给来者说：“你所说的这里有论述。”
由于年龄和身体状况等原因，顾诵芬曾谦虚地说，“我自己的余生就是搞这些工作了”，但实际上，他做的绝不仅仅限于组织写书、译书、出版和推介。他对我国发展大型运输机、加快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航空高素质人才队伍培养等提出决策建议，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对中央的正确决策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自20__年起，航空工业发起“书香·航空”活动，每年一期。在第二届活动中，时年已87岁高龄、刚动过手术的顾诵芬，亲临现场，与年轻人互动。他号召广大青年人多读书，首先是必须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建议熟读并牢记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努力钻研《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也是钱学森推荐给科研人员的。同时，要向榜样学习，研读徐舜寿先生、管德院士以及美国凯利·约翰逊、俄罗斯费多索夫院士等航空界著名人物的传记，认真学习他们钻研技术，不断创新的精神。
“这次参加两院院士大会，聆听习总书记的讲话后我整夜没能合眼，感觉压力很大，一直在思考我们的航空工业到底要如何突破‘卡脖子’的关键专业和技术问题。”20__年，年近90高龄仍心系航空科技创新，分享了自己参加两院院士大会的所思和所想，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航空事业始终如一地坚守、热爱与关切。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顾诵芬的学识与品德，影响着一代代航空后来人。伴随着一架架新型战机飞上蓝天，在航空报国的跑道上，一代代航空人不断传递着手中的接力棒。
顾诵芬带领的团队诞生出一位科学院院士，三位工程院院士，两位型号总指挥。他主持编纂了70余册航空科技书籍，主编的《飞机总体设计》一书，已经成为我国航空院校飞行器设计专业的必修课教材，主编的《现代武器装备知识丛书——空军武器装备卷》《大飞机出版工程》等多个系列、数十种航空专著与图书也都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回想我这一生，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只能说没有虚度光阴，为国家做了些事情。”顾诵芬淳朴的话语中不无谦虚。对于年轻人，他充满了期待。“我国航空事业发展需要年轻人才，他们是祖国的明天。我只想对年轻人说，心中要有国家，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要牢牢记住历史，珍惜今天的生活。多读书，多思考，努力学习，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20__年，当鲐背之年的顾诵芬再次回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时候，执意要到中国航空事业开拓者黄志千烈士的塑像前去看一看，颤颤巍巍的他看向黄志千塑像时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在顾诵芬的心里有国家、有航空、有飞机、有研究所、有团队、有老同事、有老朋友，就是没有他自己。他讲起来都是设计制造飞机的时候如何的艰苦，哪位同志做出了重要贡献，没有他们的话飞机就飞不起来，可是他自己的功绩总是一笔带过、不愿多提。提到大家的生活，哪位同志受了委屈，哪位同志应该受到照顾，谁的日子过得很苦，他都说的清清楚楚，但是问到他自己受的苦时，却总是云淡风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