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景坤同志在朝鲜守备战斗中，创立功绩，业经批准记一等功一次，这不仅是个人的光荣，全军的光荣，也是人民的光荣，祖国的光荣……”在已通体泛黄的“报功书”上，几句铿锵有力的褒扬之词，开启了那一段尘封的历史——
1948年，孙景坤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参加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长沙、海南岛等战役，多次立功受奖;1950年，他赴朝作战，参加过上甘岭战役，先后荣立一、三等功，回国后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5年他复员回乡，深藏功名服务百姓，甘于清贫、坚守初心。
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金山镇山城村的老复员军人孙景坤，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本色。
“这是一等功奖章，这是三等功奖章……”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山城村，一间不起眼的平房里，整洁的书桌上摆放着96岁的老英雄孙景坤的军功章。
孙景坤的故事，得从72年前的1948年说起。
那年1月，24岁的孙景坤告别新婚妻子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40军119师357团参加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长沙、海南岛等战役，屡立战功。
在解放四平的战斗中，孙景坤是机枪手，是敌人火力重点打击对象，密集的子弹袭来，如今他的身上仍留有不少伤疤。由于表现出色，1948年，孙景坤于战地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刚从海南战场撤回的孙景坤，立即随部队集结安东(现辽宁丹东)待命。
“保卫和平，保卫胜利果实!”10月的一天，命令终于下来了，孙景坤随部队一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952年10月27日中午时分，孙景坤所在部队坚守上甘岭161高地，在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后，部队伤亡惨重，161高地三面处于敌人的火力控制之下，增援部队很难上去。当时担任副排长的孙景坤带领9名战士，带着8箱手榴弹、两箱子弹，从敌人火力死角突上阵地。在击退敌人疯狂反扑中，孙景坤击毙数十名敌人，和最后剩下的3名战友顽强地坚守在阵地上。赶来支援的战友找到了昏迷的孙景坤。
1953年，孙景坤荣获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同年，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英雄报告团成员，孙景坤受到了亲切接见。
“为民干事，一刻也不能等”
硝烟散去，孙景坤将奋斗的“战场”转至亟待脱贫的家乡。1955年，孙景坤复员，他主动放弃城市工作的机会，将各种功绩证明悄悄收藏起来，决定回乡务农。再次成为农民的孙景坤感慨地说：“当过兵的我与之前不同了，从火线入党那天起，我更坚定了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事业中去。”
怀揣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愿景，孙景坤在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一干就是几十年。
回乡后的第3天，孙景坤就拿起农具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很快，踏实肯干的孙景坤当上了山城村生产队队长。“别小看这个职务，这需要极好的口碑和信任。”山城村党支部书记邱大鹏告诉记者，那会儿，村民们并不知道他曾立下赫赫战功，可大家觉得，他是党员，上过战场，政治上过得硬、靠得住。孙景坤没有辜负村民们的期待，他带领乡亲走合作化道路，大力发展粮菜生产和乡村建设，用几年的时间栽下大量的松树和板栗树，改变了家乡的面貌。
山城村有一条河，常年洪水泛滥、侵蚀土地。从战场上走来的孙景坤没有一丝退缩，他带领乡亲一起挡河造田，改造了100多亩耕地，建起了简易大坝。山城村妇女主任刘玉慧回忆，虽说是简易坝，但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防洪的作用，守住了农田，保住了集体财产。
后来，村里有人问他：“老孙，你本可以躺在功劳簿上享福，为啥还这么拼命干?”孙景坤却说：“为民干事，一刻也不能等。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给祖国和人民了。”1971年，他还把19岁的大儿子送去参军。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多年来，孙景坤始终将功勋荣誉压在箱底，从未向别人提及，更没有因此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一直靠参加生产劳动获得收入，就连儿女也只知道父亲是一位老兵、上过战场，仅此而已。孙景坤的大女儿孙美丽说：“有一次，同村的人拿着一本小册子，说这书上说的英雄不是老孙头吗?我们才逐渐知道父亲那些年在战场上经历了什么。”
孙美丽不理解父亲为什么对家里人很“抠”，“小时候家里连4块钱的学费都拿不出，按说我爸是生产队队长，只要开个介绍信，学费就可以免了，可他坚决不给开”。后来，当地电信局招一批话务员，选中了孙美丽。孙景坤得知后，硬是把她的名额让给了别人。“他在生产队当了20多年队长，每次都毫不犹豫地把机会让给别人。”随着年岁渐长，孙美丽慢慢读懂了老人的想法：当年和父亲一起参军的10个伙伴，活着回来的只有3个人。经历过生死的父亲，总想回馈社会更多，“他更多是在替战友活着”。
孙景坤的日子过得清贫，可他依旧坚持吃苦在前、不改本色。在家乡担任村干部期间，他处处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实干担当、积极作为。为了让村民尽快脱贫致富，1984年，他组织村民成立共同致富小组、扶贫致富小组。
几十年来，孙景坤严格按规定数额报销药费，从没向组织提过特殊要求。“我最怀念牺牲在战场的战友”“我的战友就牺牲在我跟前，和战友相比，我还活着，已经很幸福了……”孙景坤说。
云南华坪女高的一天，从清晨的喇叭声开始。
女高就建在半山腰上，天还没亮，五点多响起的高亢喇叭声，是来催促起床的，女孩们揉着眼睛往外走，一个女人的声音穿透过喇叭："傻丫头，快点!"到了教学楼，喇叭声也不间断："时间快到了，迟到了的扫球场去!"
课间操的音乐响起，喇叭声继续从人群中穿过："脚抬高点呗!"到了吃饭时间，喇叭里传出的是震耳欲聋的红歌，吃完饭的女孩们赶紧往外跑。到了深夜，喇叭声喊着女孩们的名字，让她们赶紧上床睡觉。拿着喇叭的女人就站在楼下盯着，按照规定，宿舍的门不能关，谁要是玩手机或者聊天，她马上能听到。
这个木兰王牌的小喇叭始终握在女高校长张桂梅的手里，在它之前，她已经用坏了十几个一模一样的。喇叭的主人强硬，脾气挺大，不好对付，掌控着关于女高的一切。
在这所寄宿制学校，性别特质是要被抹平的，女孩们必须剪齐耳短发，短发洗起来节约时间，也节约水，吃饭时间被压缩到10分钟，每周放假只有3小时。开学时要抄党章，看革命战争片，周六有一堂思政课，张桂梅会拿着喇叭在台上讲，作为一个女性，一定要坚强，要独立，要读书，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有高三的学生，把书码得高高的，在那儿低头打瞌睡、照镜子，张桂梅发现了，一股脑儿把桌上的书扫到地上，把镜子直接砸烂。还有学生11点多下了晚课，被张桂梅揪出来说藏零食的事。按照规定，私藏零食是要退学的。女孩倔着不认错，张桂梅就要求老师和她一起盯着，有时候僵持到凌晨一两点，6点多上课，老师快坚持不住了，还是得陪着张桂梅"演戏"，分饰黑白两角，一定要让女孩认错。
女高的毕业生陈法羽回忆说，上学时看到张桂梅站在那儿，她和同学们都不敢往那边走，干脆绕点远路。女高的学生几乎不敢抬头和她对视，上课没注意听讲要被骂，成绩下降了要被骂，负责打扫的区域有灰也要被骂……
在女高当过三年志愿者的殷鉴告诉《人物》，自己能待这么久，是个意外，跟张桂梅在一块，必须处处自觉。他看着之前许多去女高支教的志愿者，有人想指导张桂梅搞素质教育，还有人夜里贴黑不溜秋的面膜，让女孩们看见，也模仿着买三块钱的面膜，把脸弄过敏了。这些志愿者，基本都被张桂梅轰走了。
女高老师的情况也是如此。20__年，张红琼读大四，在云南师范大学见到了张桂梅，她和同学们被张桂梅的讲演感染，找到了张桂梅住的旅馆，说想来女高当老师。张桂梅强调，要能吃苦。她想，自己后来被选上，可能也是因为看着强壮。
来华坪面试那天，张红琼看到，校址上只有一片草地和一个厕所。5个月后的9月1日，凭着一栋4层楼，女高开学了。在两个大教室各放几张床，男老师住一间，女老师住另一间，学生们住在二楼，宿舍也是教室改造的。晚上学生上厕所，就由一名女老师和一名男老师陪同，到旁边的民族中学去上。
刚办学的时候，张桂梅要求老师们五点钟起床，分成四个小组打扫整栋教学楼，到七点钟，还要打扫干净院子。张红琼说，他们一点也不情愿，觉得她太压榨了，违反了《劳动法》，十几个老师还写好了联名信，签了名，要抗议张桂梅的行为。一年之后，17个老师走了9个。
卫生交由学生打扫后，张红琼是学校团委书记，负责每天站院子里看着学生打扫卫生。有一次，她没看学生扫地，出门吃饭了。吃着饭，接到张桂梅的电话，她赶紧坐个摩的回学校，但还是晚了，张桂梅在院子里劈头盖脸批评了她一顿：你现在回来干什么……张红琼一边哭，一边走回去继续看学生打扫卫生。
早上要跟卫生，中午要跟，晚上还要跟，后来张红琼怀孕了，她想，以后孩子出来我怎么办啊。一天早上，她决定"软抵抗"，就在宿舍睡着不出来了，想以此退出这个工作。张桂梅找到她，她说，卫生不想管了，我要更多去关注一下孩子。张桂梅同意了。但之后两年，她明显感觉到和张桂梅的关系疏远了，"为了家庭疏于工作的这种人，张老师就不怎么欣赏"。
贫困学生的及时雨
华坪女子高中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家庭贫困的阴影对孩子影响很大。张桂梅在家访过程中，不仅要帮助学生，还经常救济学生家庭，甚至帮助全家人摆脱贫困。
船房乡华荣村的文丽丽、文萍萍(化名)两姐妹分别是华坪女子高中的高三和高一学生。两姐妹的家不仅贫困，而且她们的父亲眼睛患有严重疾病，在县医院无法医治，需要到邻近的攀枝花市医院医治，可因经济困难，一直未能出行。今年国庆到她们家家访时，张桂梅当场掏出500元给两姐妹的父亲，让他尽快去看病。
张桂梅看到两姐妹家有一间装杂物的危房，人员进出十分危险，当即提出应该尽快拆除。陪同家访的船房乡乡长李桂梅表示由乡里帮助拆房，并帮助其向民政部门申请低保保障。两姐妹和父母感动不已，全家搀扶着张桂梅送出村外。
12年来，张桂梅资助学生困难家庭的费用，都来自各级政府给她的奖励补贴，还有社会各界的捐助。她希望把这些关爱带到女子高中的孩子们身上。
“我获得的许多荣誉，是贫困山区老师集体的荣誉。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贫困山区的老师们，温暖了老师学生们的心，激励着我们更加努力做好贫困山区的教育工作。”张桂梅诚恳地说。
学校师生的付出得到了回馈。20__年，华坪女高向社会输送第一届毕业生，96名学生69人考取本科，综合上线率100%。这个成绩让华坪女高在县城站住了脚跟。
周云丽考上大学后，父亲总是笑嘻嘻，做什么都有劲，“觉得再读4年就出头了。”父亲让她和姐姐背着装满菜和鸡肉的筐子，当面感谢张桂梅。
踏上前往昆明的火车，周云丽第一次认识大山以外的世界，也体会到不同成长环境带来的差距。
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周云丽发现他们能歌善舞，自己没有才艺可展示。舍友问她用什么乳液护肤时，她还不知道乳液是什么东西。父亲不愿女儿落于人后，听女儿说班里同学都有电脑，他跑到县城，花费4000元为女儿买了一台电脑。
差距显而易见。一位华坪女高的毕业生说，大学的口语课上，自己蹩脚英语口音一出，很多同学忍不住笑。还有人说，自己沟通力欠佳，不主动，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张桂梅不断收到这样的反馈，一位浙大毕业生打电话对她倾诉，自己不如别人，英语也说不清楚。
这样的反馈是张桂梅不曾预想的。张桂梅意识到，学校也需要与时俱进，她开始让学生跳鬼步舞、穿黄色校服裙，让儿童之家的孩子吃汉堡、披萨，将生活习惯改成“洋式的”，“免得出去让人瞧不起。”
一位女孩考上大学后，向张桂梅倾诉，说自己跟同学相比又小又黑，穿得不好，说话也土气，常受排挤，7个舍友同去宿舍楼底抬水，不许她喝，还经常留她一人扫地，不过自己没哭过。张桂梅夸奖她好样的，还对她说，“欺负我，就给我揍回去，别看你长得小，不怕。”
还有考入北京的学生跟她说同学来自人大附中、衡水中学，张桂梅鼓励学生不要惧怕竞争，迎头上。她相信华坪女高毕业的学生“后劲非常足”，不会被轻易打倒。
女孩们不可避免审视过去。一位20__级的毕业生说，自己曾有一段时间充满沮丧，上大学后，她发现同学在高中阶段就出国旅游，考上大学顺理成章，而自己的高中生活被枯燥的学习生活填满，拼尽全力只是为了摆脱农民身份。不公平感会在某些时刻冒出来，但她也因此看到奋斗的价值——大山走出来的她能通过高考同优秀同学站在一起，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欣喜。
张桂梅在教学楼外墙上贴了几个字：刚强、慈惠、质朴。她常鼓励学生，哪怕落榜了，也不要怕失败，“天塌不下来”。但有毕业生结婚后回来看她，带着孩子，又没有工作，张桂梅会面露忧虑。
张桂梅希望，女孩们走出大山，不要再回来，也不用回母校。有当医生的毕业生想捐工资，张桂梅没有收，她不愿拿学生的钱。如果未来实力允许，她希望学生能把钱捐给没钱治病的穷人，而母校和她本人都不需要报答。
张桂梅常说，女子高中是为社会培养人才，一个人奋斗不是为自己和父母，而是为国家和民族。如果看到有人落水，张桂梅觉得，不管自己是否自信有能力救人，都应该伸手拉一把。
她知道被人拉一把的感觉。来华坪县任教前，她在中甸子弟学校当老师，在那里与丈夫相识、成婚，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
1995年，为了给身患癌症的丈夫治病，张桂梅花光了全部积蓄，最后给丈夫立碑的钱也没有，又借不到钱，她在大马路上撞车寻死，被司机破口大骂。那一刻，张桂梅体会到，“人需要帮忙时，只要有人提一把，真的感激不尽。”
就是这样一位"暴君"，今年夏天出现在央视的《面对面》节目里。她建起的女高，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去年有159个女孩参加高考，考上本科的是150人。再往前数，从20__年女高成立到现在，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学，离开这里——在西南边陲的小县城，这可以称作一个奇迹。七八月份，张桂梅为此接受了两次群访，13家媒体的记者围绕着她，网上都是"女英雄"的称呼。
在华坪，张桂梅的名字其实20年前就传开了。成为女高校长之前，她是带病上课的民族中学老师，也是当地孤儿院"儿童之家"的院长。时代变迁里，她的故事变得越来越魔幻，随意问起路人，人人都知道她，一位上了年岁的婆婆说，在电视上看到张桂梅骑着骆驼去深山里家访，劝女孩们回来读书——实际上，华坪压根儿没有骆驼，张桂梅骑的，是一匹马。
在那些过往的语境里，张桂梅已经成为一个全身心奉献的、伟大的党员——少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夫，一生无子。她日日往返于女高和儿童之家，连远在东北的哥哥、姐姐相继去世，她都没有时间回去。她没什么朋友，也没什么兴趣爱好，像一个完全没有缝隙的人——直到她登上微博热搜的那天。
那是今年10月，张桂梅的一个采访引发了热搜。视频中，张桂梅讲述因为学生当了全职太太，而不愿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我最反对当全职太太，你滚出去"，将张桂梅置于舆论中心，"全职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声音，一时之间淹没过了"女英雄"。
在这之后的一个月里，张桂梅拒绝了不断前来约访的媒体，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现，穿一件黑色羽绒服，党徽戴在胸前，打开羽绒服，里头是黑色毛衣，在同一个位置，还戴着一个党徽。"红到心里去了。"她伸手去遮，有些不好意思。
有媒体问张桂梅，你觉得自己现在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女性状态吗?你希望学生们成为怎样的女性呢?
张桂梅轻轻摇了摇头，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全职太太"事件之后，她面对媒体有了些谨慎。那天，包括《人物》在内的一行人来到她面前，她看着县委宣传部的人，说你怎么又来了，是揶揄的语气，也是她一贯的说话方式，直接、干脆。
她说她的想法最初是从自己的女学生出发，后来到深山里的女性，"能救一个是一个"，希望女孩们在成为一个母亲之前，还可以读书，高考，离开这里，给下一代一个好的环境。
"真的是重要，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环境，母亲母体的肥沃"，张桂梅正讲着，我们大笑了起来，母体的肥沃?多么新颖的表达。
"我说的是知识的肥沃，土地的肥沃……"张桂梅赶紧解释，但也跟着笑，"我又不好好说话了。"
那些围绕着张桂梅的"女权主义者"的称谓，华坪县妇联主席刘安萍并不认同。她和张桂梅认识好几年，觉得对方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救山里的女孩，救一个就是救三代，"可能我和她接触多，我也认同她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她的这个朴素的观念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么概念联系起来，是不是有点过度解读了?"
女高办学路上曾经最坚定的反对者、曾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的杨文华在采访时主动提起了那个视频。很多人谈独立，谈自由选择，不见其语境。他觉得张桂梅反对的不是全职太太，而是反对她的学生们去当全职太太。"这些学生就像她亲生的一样，如果没有这个学校，她们10年前就是结婚生崽，生一窝的那种。"他激动地侧着手掌砸了砸桌子，"她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老师，把你捞出来，救了，你又回到原点了。"
王秀丽在华坪县电视台工作，是最早关注和报道张桂梅的记者之一。作为记者，她最开始书写张桂梅，并非是那种歌颂式的报道视角。"因为我觉得不管对她的评价有多高，其实她是个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是张桂梅在华坪唯一的好朋友，她们会各自搭着摩的到餐厅会和，相约吃火锅和披萨，喝几杯云南干红，偶尔也在办公室偷偷喝饮料、吃零食。张桂梅和她说起自己年少时的男友、去世的丈夫，以及后来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绝的机会。
她们也会争吵，常常其中一个摔门而出，十几天不联系，直到另一个打来电话。女高建校那年，王秀丽接到一个电话，张桂梅在那头说，我都要死了，你还不来看我。"她也有她的烦恼，她也有她的委屈。"
跟着张桂梅去家访，王秀丽会帮忙拍一些镜头，家访的视频会放给学生们看。但有时候，王秀丽不愿意拍，她觉得女孩们会自卑，并不想展示出来。张桂梅固执地要拍，她说，我不这样做，她们就以为她们像公主一样。王秀丽还是举起摄像机拍了，"一个人撑了那么大一所学校，还要努力地让这些孩子出去，不要让人家看她们的笑话，至少要让她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时候她可能稍微有点暴躁，有点尖锐。"
一所没有“门槛”的学校
对于大山里的女孩们来说，华坪女高没有“门槛”。
从建校第一天起，张桂梅便定下规矩：学费、住宿费等全免，只收少量伙食费。特别是对贫困家庭的学生，即便基础很差，中考分数没过线，也全部招进来。首届学生几乎全都是“线下”生。
学校生源差，教学条件更是十分简陋。校园没有围墙，没有食堂，甚至没有厕所，只有一栋教学楼和一根旗杆，院子里满是杂草。学生在一间教室上课，在另一间教室睡觉，吃饭、上厕所都只能去隔壁学校。
“她心里着急，如果等学校全部建好，晚一年招生，就又有一批女孩被耽误了。”杨文华说。
学生入学了，张桂梅却犯了愁。“有的学生考试只能考几分，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张桂梅心想，就是把命搭上，也要把学校办出名堂。
在华坪女高，学生雷打不动每天5点30分起床晨读，晚上12点20分自习结束才上床睡觉，连吃饭时间都被限定在15分钟。
张桂梅有一个小喇叭几乎从不离手。“傻丫头，快点!”在校园里，有学生稍一磨蹭，就会听到她的吼声从小喇叭里传出来。
十几年来，她不仅每天陪学生自习到深夜，还一直住在学生宿舍。“我一刻也不能离开学校，老师、学生我都得盯着。”她说。
20__年夏天，华坪女高首届毕业生一炮打响，高考百分之百上线，还有几名学生考上了一本。“和学生入学成绩相比，华坪女高创造了一个奇迹。”杨文华说。
20__年，华坪女高完成建设工作，各项设施逐步完善，学校有了食堂、宿舍，还有了标准的塑胶运动场。截至目前，学校3个年级共有9个班，在校生达464人。张桂梅常年坚持家访，累计行程11万多公里，覆盖华坪和周边县的1500多名学生。至今，华坪女高已送走10届毕业生，1804名学生从这里考入大学，学校不仅一本上线率高达40%多，高考成绩综合排名还连续多年位居丽江全市第一。
学校语文老师韦堂云说，学生成绩突飞猛进，但张桂梅的身体状况却一落千丈。她的身上贴满了止痛的膏药，平时连爬楼梯都十分艰难。
今年2月，受疫情影响，学生只能在家上网课。心急火燎的张桂梅直接在教室外搭了一张行军床，每天躺在床上，盯着老师学生上网课。
“我上网课的时候，经常听到她在床上疼得忍不住发出声音，但她从来不说。”韦堂云说。
华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秀丽是张桂梅相识多年的闺蜜，也是她为数不多的倾诉对象。
“她全身都是病，骨瘤、血管瘤、肺气肿……以前她经常让别人猜我俩谁更重，可现在她已经从130多斤掉到了只有七八十斤。”王秀丽说。
张桂梅，女，满族，中共党员，1957年6月出生于黑龙江牡丹江市，1975年12月参加工作，199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院长。
参加工作以来，她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永动机，用初心和信仰书写着一名共产党员一辈子对党忠诚、一辈子为民奉献、一辈子坚韧执着、一辈子于己克俭的大爱情怀，无怨无悔、无私无我地在平凡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燃烧着自己，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十佳师德标兵”“全国十大女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最美乡村教师”“全国百名优秀母亲”“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兴滇人才奖”等40余项荣誉称号。
张桂梅同志把全部身心投入到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和儿童福利事业，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是华坪儿童之家130多个孤儿的“妈妈”。她坚持用红色文化引领教育，培养学生不畏艰辛、吃苦耐劳的品格，引导学生铭记党恩、回报社会。她坚持每周开展1次理论学习、重温1次入党誓词的组织生活，发挥党员在学校各项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她常年坚持家访，行程11万多公里，覆盖学生1300多名，为学校留住了学生，为学生留住了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她吃穿用非常简朴，对自己近乎“抠门”，却把工资、奖金捐出来，用在教学和学生身上。她以坚韧执着的拼搏和无私奉献的大爱，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许多年前，张桂梅过的是一种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时，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个家。
她是黑龙江人。母亲在近50岁时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时去世，她跟着哥哥姐姐们长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篱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1974年，17岁的她跟着三姐来到云南支边，在中甸林业局当过播音员、宣传队队员，80年代，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男人，是中甸林业局子弟学校的校长，"为了他，我也申请去当了老师"。很快，他们结婚了。
她跟着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忆里，丈夫多才多艺，兼职给别人修家具、讲微积分课，赚来的钱给她花，给她买她爱吃的杨梅罐头。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饭，两人常常去洱海边上散步，想去哪儿玩就买车票。丈夫对她好，去大理市里开会，只要当天能够赶回去，一定会和她一块吃饭。
她是极其外放的性格。在东北，她有过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时期，在家排行第五，跟着哥姐长大，没有严厉的管束，人送她外号五猴子，总是上蹿下跳，后来在文工团里当舞蹈演员，调皮捣蛋，会哄骗邻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长发剪掉，还会抓毛毛虫吓别的孩子，老师一巴掌拍死毛毛虫，手就肿起来，她挨了一顿骂，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后被老乡送回家。
等结了婚，她喜欢去歌舞厅，不想去开学校例会，作为校长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时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背回家。那时候她是一个美丽的老师，说一口动听的普通话，化妆，穿紫色皮鞋、蓝色裤子、红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里，挂着一个手编的门帘，小个小个的珠子挂起一串，美极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师回忆，到了午休的大课间，在桃子树下的草坪上，张桂梅会带着孩子们围着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飘逸"，学校里关系好的老师给她取了个外号：老妖精，简称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张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后来，她形容那段岁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蒙蒙的一片，这意味着我有家的生活即将终止，爱与被爱的生活即将结束。"
她尽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卖掉，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也全部卖了，总共筹了二十多万。她到处跟亲戚朋友们借钱，后来丈夫的家人劝她别治了，她不愿意。丈夫自己也想放弃，她劝他，我们能活一天算一天呗，就等于你陪我一天就行呗。不管多贵的治疗方案，她都试，7千多一天的进口药也用上，二十多万，半年就见底了。
1995年2月，丈夫还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万念俱灰，往行驶的车上撞，驾驶员踩了刹车躲开，让她寻死别连累别人。回去以后，她和停尸房的人说：请您把他从冰箱里头搬出来。她最后一次抱着丈夫痛哭。爱与被爱的生活，结束了。
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处理完后事，她失去了生命力，头也不洗，只是躺着，什么都不想干。只要一出门，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里，活在洱海中。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她想，她必须离开。她申请调动，填了许多地方，只有华坪接收了她。对于这个小县城来说，大理是个大城市，她是个来自大城市的老师。1996年，她把裙子和门帘都留给了同事们，带着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来到华坪。
起初，这更接近于一种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学当老师，一年之后，申请调动到新建的民族中学。但到了华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样了：有学生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买不起饭，晚上抓一把米放进热水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带学生下馆子，帮他们交学费、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给一位小男孩。这里的孩子需要她，"为了能让他们走出大山，我做了一点小事，我感到快乐"。她的心里有了一些轻松的感觉。
她清楚地记得，一个带着女儿前来交书本费的父亲，走了五六个小时，把卖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钱塞给了她，"他很朴实地告诉我，就这些了啊，我有钱还给你送来。"她动员了几个学生一块数钱，一分钱、五分钱、两毛钱的纸币，零星的几个硬币，脏兮兮的，总共不到50块钱。但她把纸币捆成了一捆，留作纪念，"你看看人家这日子过的，还满高兴满高兴的，然后把孩子还送给你。人家没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没有的。我们还怨天怨地在这儿怨的。"
她反观了自己。"人家还没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这个人的生死应该是自己明白的。这个天灾人祸自己应该明白。自己(就别)纠结在那出不来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内心的苦闷和空虚渐渐被驱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临在了她的头上"，用华坪县前教育局局长，如今是张桂梅宣讲小组一员的杨文华的话说。1997年4月，张桂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从医院到学校10分钟的路程，她走了40分钟。回到了宿舍，她哭一会儿，站一会儿，一夜未眠。
当时她是四个初中毕业班的政治老师，第二天，铃声一响，她本能地走进教室。她想陪孩子们走完这关键的几个月，他们来不及适应新的老师了，那是他们考学的机会。她还能怎么办呢?当年患癌的丈夫撑了一年多，是因为自己百般筹钱，在他身边照顾，如今轮到了自己，没有医药费，也没有人安慰。
吃止痛药，再疼就捂着肚子上课，就这样，她送走了四个班的毕业生。后来，她借了几千块钱，坐上了夜班车，到昆明做手术。她的肿瘤拿下来，肠子粘连到了后背，每次摸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块石头一样，疼的时候是一阵阵的，人也变成黑瘦黑瘦的了。
万幸的是，这个从外地来的、埋头苦干、带病上课的女人被看见了。当时华坪县正大力发展开采煤矿，学校里的老师工资低，就干着第二份职业，或者辞职出来做煤矿生意，县里正需要一个正能量的老师作为宣传典型。一个政协委员告诉她，我们绝不能捧着骨灰盒来宣传您。她的事迹开始在小县城里传遍，两次手术期间，一天晚上她喘气困难，学校里的几位老师冒着大雨去医院，给她取氧气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边照顾她。还有一位山里的女人，把五块钱的路费也捐给她治病，自己走了六个小时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种"爱的支撑"。
后来，她有过几次成家的机会。她的名声传出了县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来。有一次，王秀丽接到了她的电话，说北京来了一个作家，你过来看一下嘛。王秀丽想，跑上门跟人家说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厉害的，便没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张桂梅的追求者，见面的时候，张桂梅还涂了口红，穿了高跟鞋。王秀丽立刻叫个摩的就去了儿童之家，但那人已经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给对方，张桂梅说，找一个伴有什么用呢。王秀丽说，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个人跟你说一下话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丽听说，是儿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欢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扫地。那人坐床边，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叠被子。一天都不让那人坐下。他们还问张桂梅，你要忙着结婚吗?你就怕以后我们养不起你吗?
后来，就再也没有什么北京来的作家了。
中宣部近日决定，追授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时代楷模”称号。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到大亚湾核电站，再到秦山二期核电站，彭士禄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被誉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今年3月22日，彭士禄院士因病逝世，他曾说“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彭士禄作为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一生践行共产党员的承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从零开始摸索起步，克服重重困难，作出了突出贡献，堪称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彭士禄的父亲是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
彭士禄3岁母亲牺牲，4岁父亲就义，童年两次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先后辗转被送到20多户百姓家里寄养。
“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炼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回顾过往，彭士禄饱含深情地说。
1940年，15岁的彭士禄来到延安，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学习时，彭士禄常对同学们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还流血牺牲了，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么对得起党?”
1951年，品学兼优的彭士禄赴苏联留学，专业是化工机械。他所有的功课成绩全是优秀，毕业时获得了苏联颁发的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
1956年，就在彭士禄即将本科毕业时，中央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毫不犹豫地回答。从那一刻起，彭士禄就与共和国的核事业紧紧连在了一起。
1983年，彭士禄再次听从调度，被任命为中国首座大型商业核电站建设总指挥，为我国核电事业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直到晚年，彭士禄仍然心系国家发展，他在自述中这样写道：“现如今，老朽已木讷，但有三个心愿：一是盼望祖国早日拥有更加强大的核潜艇力量;二是盼望祖国早日成为核电强国;三是盼望祖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圆了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中国梦!”
“我来签字，我负责”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
当时，无图纸资料，无权威专家，许多人对核动力的了解几乎为零，对某个技术上的问题常常意见不一致，甚至经常发生激烈争论。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彭士禄就对研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1965年，中央决定选择青衣江畔的一片山区作为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厂址。1966年2月，来自北京715所和194所的人员组成九〇九基地“工艺队”进驻现场。1967年4月，模式堆主厂房破土动工，建设正式启动，彭士禄任现场副总工程师。
1970年7月，反应堆开始缓缓提升功率。功率每提高一档，出现的险情也越多。问题不断增加，反对继续提升功率的意见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彭士禄力排众议，继续提升功率。8月30日，他决定实现主机“满功率”。
“大胆”并非有勇无谋，“拍板”并非胸中无数。有人问他：为什么敢于拍板?他说：“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
有人问他，那么多次拍板，有没有拍错的时候?彭士禄毫不掩饰地说：“有啊，怎么可能没有?错了，我就改过来，再继续前进。干事业就要有点冒险精神。只要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都准备好了，要我们干什么?”
“我充其量就是一枚螺丝钉”
1970年8月30日，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顺利达到满功率，发出了中国第一度核电。
这一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自主核动力技术的国家。大家欣喜若狂时，总设计师彭士禄却在蒙头大睡，在这之前，他已连续五天五夜没合眼。
为了祖国的核动力事业，彭士禄付出了太多，也从来没顾虑过自己的身体。一次现场调试时，彭士禄突然病倒了，剧烈的胃疼让汗水湿透了他的全身。经医生诊断是急性胃穿孔，若不及时处理就有生命危险。手术立即在工地现场进行，彭士禄四分之三的胃被切除了。
手术时，医生发现，彭士禄的胃上有一个已经穿孔但自愈的疤痕。手术后，彭士禄被接回北京，但他住院仅一个月就又开始了工作。
然而，对于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彭士禄总是轻描淡写。在他看来，恬淡自守就是最大的幸福。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也从来不爱抛头露面。他总说：“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绝不是一两个人的功劳，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以云发布的方式，向全社会宣传发布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孙景坤、徐振明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
孙景坤、徐振明同志的先进事迹被广泛宣传报道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和部队官兵认为，孙景坤、徐振明同志是中国人民，是永葆革命本色的抗美援朝老英雄。要尊崇英雄，关爱楷模，学习抗美援朝老英雄的崇高精神风范，立足本职奋斗，积极投身伟大实践，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长春中医药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于瑶说：“徐振明同志转业后选择为杨靖宇将军守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信仰和忠诚。”吉林省教育厅思政处干部张天一说，作为徐振明同志的家乡人，要深入开展向徐振明同志学习的活动。
吉林省白山军分区政治部原副主任毕绪增说：“作为一名退休干部，要以孙景坤老人为榜样，不忘初心，发挥余热。”“孙景坤同志甘于奉献、甘于清贫、艰苦奋斗，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建波表示。
在孙景坤的家乡，辽宁省丹东市金山镇山城村召开学习孙景坤英雄事迹座谈会。村民于淑梅说：“孙景坤老人是我们村的榜样，我一定要把老英雄的事迹讲给儿孙听。”
“孙景坤、徐振明同志身上体现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向两位老英雄学习。”河南省平舆县人武部政委曹英华说。
日前，地处太行山上党革命老区的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开展了“学习英雄孙景坤、徐振明先进事迹专题党团日”活动，四级军士长赵冬亮说：“学习两位前辈的事迹，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他们不变的初心和崇高的风范。”学习了两位同志的事迹，武警警官学院学员十四大队新学员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始终保持优良作风。
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处处长李春国说，将以学习宣传孙景坤、徐振明同志事迹为契机，推动形成关心国防、尊崇军人的社会风尚。
那时，旁人谈“麻”色变，李桓英却勇往直前，是少有的敢与麻风病人零距离接触的医学专家。下乡不叫苦，翻车不叫苦，生活从不搞特殊，李桓英用一生的奉献诠释了“我的生活就是适应国家的需要”，百岁依然坚持工作，感觉自己“活了两辈子”。
1979年改革开放，在李桓英58岁接近退休的年华，接到了新任务，以第一批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考察麻风病的防治方法。在思想守旧的年代，她突破精神枷锁，不畏麻风病魔，与病人面对面交流，克服路途艰险，坚持一线调研，解救了成千上万遭受麻风病折磨的患者。
几十年过去，如今，她已是一位百岁老人。但在与麻风病争战的这场无硝烟的战斗中，她依旧坚守奋战在最前线，坚持麻风的宣传、现场调查研究，为的就是早日让全世界彻底消灭麻风病。孑然一身的她，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麻防事业，取得了常人难以超越的成绩。
入党时，李桓英说：“我觉得自己现在可能合格了，但还不能放松，还要继续奋斗。”敬佑生命方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方能大爱无疆。李桓英，与党和国家同行，与人民为伴，坚守医者初心永恒探索、无私奉献，书写了敬佑生命的动人篇章，标注了医者仁心的精神坐标。
张桂梅校长又上热搜了，但这一次不是让全网热泪盈眶，而是卷入观点争议，让支持她的人感到心情复杂。她在一档专访节目中表达了对“女性当全职太太”的鲜明反对。她讲道：一个学生领着丈夫和孩子回到华坪女中，准备给母校捐一笔钱，当她得知这名学生已做起全职太太，便直接轰人，“你给我滚出去。家庭那么困难，把你供到现在，反而当起了全职太太?”
当全职太太怎么了?为什么不能尊重别人的意愿呢?说尊重女性独立，为什么不尊重女性成为全职太太这种独立选择呢?有谁比一个女性自身更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能让自己幸福、什么更适合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观和幸福观，为什么非要把自己的这种偏执以如此强烈排斥的方式强加到学生身上?当全职太太怎么就对不起“教育改变命运”了，贫困生出身怎么就不能当全职太太了?一个个问题像雨点一样飞向昨天被视为“教育天使”的张桂梅，天使的“人设”似乎因为那个“滚”字而黯然失色。幸亏是张桂梅说了这段话，网民能口下留几分情，如果是一般人，早被群殴得鼻青脸肿了。
我觉得当全职太太是一个人的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就没有自我和缺乏独立，但我实在不忍去批评张桂梅的观点。当然，会有一定的道义因素，面对这样一个“教育圣雄”般的人物，批判本身似乎有失道义和力度。泰戈尔的那首诗，“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张桂梅就是这样的人，把自己的肋骨拆下来当火把，点燃了很多大山里的女孩前行的路。她为了教育，为了改变那些女孩的命运，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用命换了一代人的命运。说到关心、爱护、心疼、尊重那些大山里的女孩，我们这些蜷缩在都市咖啡厅里、在键盘上敲敲字、热衷于谈论抽象概念的人，怎么比得上她?我们谈论的只是抽象概念，她接引了几千个女孩走出大山，我们没有理由觉得我们比她更“懂”贫困山区女孩教育这个命题。
这么说并不是失去了一个评论员的判断力，好像一个人成为道德典范，身上有了道义光环，就不能被批评了。不是这个意思。道德圣人也会有认知局限，张桂梅用生命在做教育，并不意味着她每句话都是对的。我说的“不忍”更包含着“同情的理解”这个意思，不要把“支持还是反对全职太太”当成一个抽象的命题，当成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专辩论赛供选手抖机灵的辩题，而要进入张桂梅所生活和面对的那种环境中，进入贫困山区女孩教育这个具体语境中理解“反对女性当全职太太”这个命题，看到它的条件性、矛盾性、语境性和问题针对性。
很多人首先是被那个“滚”字刺激了，如果进入语境，就不会把这个字当成激烈对抗中那种粗野、排斥、敌对的意思，而会看到一个教育者又爱又恨、就像父母不满孩子某种行为时那种带着失望意味的“滚”。
好像不近人情，人家过来捐款，你何以这种态度?人家当全职太太，怎么碍着你了?这可能正是张桂梅作为校长的态度，善良是有牙齿的，学校虽然很缺钱，但对钱的接受是有原则的。接受捐款，接受的不仅是钱，而且也有一种认同的价值观。以后跟学生介绍这笔捐款时，怎么介绍呢?我们的毕业生、你们的师姐捐的?她靠什么给学校捐钱?张桂梅可能觉得无法向学生传递一种她一直传递的那种独立价值观。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捐款涉及学校倡导一种何种价值观，所以我理解她的那种坚韧的立场。她就像一只老母鸡一样，张开翅膀，护着下面的那些小鸡，生怕她们被辛苦培育的价值观受到任何一点误导和伤害。
在抽象层面争论“有无权利当全职太太”并没有什么价值，只有打成生活的碎片，在水里泡一泡，在风中晾一晾，日晒雨淋一下，才有生活的质感。张桂梅也许正是在这种生活质感中持那种观点的。如果看到山区的贫困，看到很多大山里女孩的命运，她们没读书，一辈子就被绑在山里、绑在丈夫和家庭、绑在几个孩子身上，重复着贫困的命运并承受着生活的重压，也许就能理解张桂梅所说“家庭那么困难，把你供到现在”包含的失望了。读书改变命运，对一般人来说，就是可以有多元的选择：当诗人、出国读书、追求自己的兴趣，甚至就是当一个幸福的全职太太。可在经历了极度贫困，穷怕了，因为缺乏事业缺乏独立而在恶性循环中苦怕了、卑微怕了之后，很容易对那种“本以为读了书可以改变命运却又被家庭绑住没了自己”的选择充满警惕。
作为大山女孩的摆渡人，作为拼着命去让女孩通过读书获得独立能力从而改变命运的人，把“一个女孩读书可以改变一家三代命运”当成信仰，看到自己教出来的孩子读了书却没有自己的“独立事业”，还能给学校捐钱，可想而知她的愤怒，甚至觉得是一种价值观的挑衅。
这就是我不忍批评的原因，如果身处她的位置，我可能也会这样做。
最新消息是，被“滚”当事人感激张桂梅。黄付燕在华坪女高同学群里看到了这则新闻链接，“感觉像是在说我”。当天，她把新闻链接转发到了微信朋友圈，并配上了一句转发语——“我们有个性的老大”。
20__年，黄付燕回到母校华坪女子高中捐款，被张桂梅拒绝。那时，孩子不到一岁，黄付燕没有工作，全职带娃。捐款被拒的第二年，黄付燕考上了贵州安顺某小学的特岗教师。10月27日晚，黄付燕接受采访时回应，“张老师话丑理正，她是从我们的立场去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