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汉字在漫长的演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方面起着思想交流、文化继承等重要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彩。艺术考察是实地观察、考证艺术形式、存在及其动态，从而获取关于艺术各方面的资料，并对它进行总结和辩证的一种研究艺术文化的方法。(纯属个人言论，有待共议)通过实地考察中国的书法遗迹和人文景观，将课堂和课外、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以达到拓宽视野、提高识见、提升素养的目的。
今秋九月，六日至二十一日，书法班师生近三十人,游东岳泰山、焦山碑廊、龙门石窟、石门栈道，观三孔庙宇石碑、焦山摩崖石刻、西安碑林、千唐志斋等等，博览中国书法文化艺术之经典。这次考察的范围除历史名家名帖、名碑外还涉及与书法相关的古代石器、陶器、铜器，及其人文环境、地域环境、历史背景，让人领略和体会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无上妙谛。收集素材，体验创作，提高了文化艺术素养。下面从摩崖、碑刻、墨迹三个方面介绍这次考察：
一 摩崖石刻
泰山《纪泰山铭》 大唐开元十四年岁在景寅九月乙亥朔十二日景戍建。刻石，又称唐摩崖，刻于唐开元十四年(726年)，在岱顶大观峰崖壁上。摩崖高12.3米，宽5.3米，碑文书24行，满行51字，现存1008字，字大16×25厘米，除“御制御书”4字和末行年、月、日为正书外，其他均为隶书。额高3.95米，隶书“纪泰山铭”2行4字，字大45×56厘米，书法遒劲婉润，端严雄浑，明代王世贞评说：“穹崖造天铭书，若鸾飞凤舞于烟云之表，为之色飞”。 碑文为唐玄宗李隆基东封泰山时亲手撰书，相传由燕许修其辞，韩史润其笔，文词典雅，对研究唐代历史、书法、镌刻艺术均有重要价值。
《纪泰山铭》刻石形制端庄，气势雄奇。据史书载，“旧填金泥，元时错落。每当晴朗时，自南数十步望之，字里行间光彩照灼”，说明唐摩崖早在元代以前就已贴金。刻石下部由于捶拓者冬季在其下篝火，剥蚀严重，明人叶彬补刻108字。因长期遭受风雨剥蚀和人为破坏，铭文现已残26字，不可辨认的6字。建国后，碑下设置护拦，每当风和日丽时，贴金大字在阳光下金光闪烁，蔚为壮观。
焦山《瘗鹤铭》 焦山碑林在书法史上从六朝至今一直延续,存有南朝,唐,宋,元明清碑刻,共500余方,有楷,草,隶,篆各种书体,琳琅满目,为书法珍品,被誉为\"江南第一碑林\".按碑刻的内容可分为三类,即艺术类,文苑类和叙事类, 其中书法艺术类《瘗鹤铭》最为著称,她为摩崖,正书刻石,原刻在焦山之阴崖石上,其书者前人众说纷纭,晋王羲之,梁朝陶弘景等等.据《瘗鹤铭》记载此石高8尺,宽7尺4寸,文共12行,行约23至25字不等.原文就崖书石,故其行之疏密,字之多寡,大小俱不整齐,现在我们只能看见5石,一石存2行,不足10字;二石存3行,计20余字;三石存3行 ,计10余字;四石存6行,计20余字;五石存3行,计10余字;总计88字.其结字错落有致,笔画雄健灵动,变化丰富,故学者给于好评.这是对《瘗鹤铭》的一些了解.
汉中《石门颂》 清张祖翼跋此碑云，“然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沈府君》、《杨孟文》，隶中之草也”。这里的《杨孟文》就是《石门颂》，所谓“隶中之草”就是评价《石门颂》豪放率真，乃为汉隶中奇纵恣肆一路的代表。
《石门颂》立于东汉建和二年(148)，原刻在陕西褒城斜道的摩崖上，此处是横穿秦岭、连接八百里秦川和汉中盆地的交通要道，古称褒斜栈道。此处由于形势险峻、开凿困难，故历代文人歌咏、题刻者甚多。有人整理出其书法尤著者十三品，此刻石及《石门铭》即其中影响最大的作品。七十年代初期.因修水库，此刻石和其他刻石一起被凿刻下来，保存于汉中市博物馆。《石门颂》 s纵261厘米，横205厘米，全计六百余字，是汉中太守为司隶校尉杨孟文数次奏请朝廷修复褒斜栈道有功而撰写的一篇颂词。通篇看来，字随石势，参差错落，纵横开阖，洒脱自如，意趣横生，可以想象当时的书写者持着一种豪放不羁、无拘无束的书写态度。
《石门颂》是著名的汉代“三颂”之一，其时代已经是隶书的成熟时期。《郙阁颂》和《西狭颂》属于方笔隶书，在用笔上大胆使用方笔和大捺脚，然而《石门颂》却把方笔与圆笔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综合成一种特殊的篆隶笔法，通篇多用圆笔，起笔时以毫端逆锋，含蓄精蕴，中间运笔遒劲沉着，肃穆敦厚，收笔时复以回峰，圆润流畅，故笔画古厚含蓄而富有弹性。正是由于书写者追求的是一种淳古的艺术风格，而使隶书方圆兼备，在处理汉分的雁尾波法时运用一些虽称不上肥大但已稍粗的波笔，形成一道道稍向上弯的圆浑的笔顺，而且点画的转折之处多以方折来表现，正是有了这种“巧中寓拙”、“巧多于拙”的书法特点，才被后人视为不朽的艺术珍品。杨守敬《平碑记》称《石门颂》云“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派，皆从此出”。
二 碑刻
曲阜汉魏碑刻馆 碑刻是历史留给曲阜的珍贵文化遗产，这些碑刻，充分展现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书法艺术精湛卓越的成就和绚丽多姿的风采，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研究古代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孔庙建筑史难得的实物资料，在中国碑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98年恢复孔庙西仓，特辟建当汉魏碑刻陈列馆，集中存放，以时代为顺序排列，永久陈列展出。并将隋唐以来部分代表的碑刻一并附列于馆内，以展现历代书法之全貌，兼呈真、草、隶、篆之多采，满足人们对各种书法艺术的审美要求。现存西汉碑刻6块，东汉18块，魏及北朝5块，为全国之冠，代表着那个时期汉字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北陛石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之一，乙瑛碑、礼器碑、孔宙碑、史晨碑是汉代隶书的楷模，张猛龙碑是魏体的杰作。
龙门造像题记 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太和年间,中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庸、五代、宋诸朝,前后400多年,其中大规模雕造累计长达150年,石窟中北魏造像占三分之一,全部在西山,最有代表性的洞窟有古阳洞、宾阳洞、莲花洞、石窟寺、魏字洞、药方洞、火烧洞等。唐代造像几乎占三分之二,大部分在西山,武则天时移至东山。最有代表性窟龛有潜溪寺、奉先寺、万佛洞、极南洞和东山看经寺及大万佛洞等。
古阳洞位于西山南部,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个洞窟。窟内造像题记称该窟为“石窟寺”,现在名字由洞内西北角明清刻字所定。洞进深13.5米，宽6.9米高11米。
窟内造像题记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方，被称为龙门二十品，即《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记》，《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造像记》，《步轝郎张元祖妻一弗为亡夫造像记》，《北海王元详造像记》，《司马解伯达造像记》，《云阳伯郑长猷为亡父等造像记》，《 新城县功曹孙秋生二百人等造像记》，《邑主高树和维那解伯都三十二人等造像记》，《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广川王贺兰汗造像记》，《邑主马振拜和维那张子成三十四人为皇帝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幼孙造像记》，《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记》，《北海王国太妃高为亡孙保造像记》，《比丘道匠为师僧父母造像记》，《辅国将军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陆浑县功曹魏灵藏造像记》，《安定王元燮为亡祖亡考亡妣造像记》，《齐郡王元祜造像记》，《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记》。二十品的名目最早见于清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和方若的《校碑随笔》，此后被社会所公认，、被视作魏碑书体的法帖范本，不仅国内珍视，而且享誉海外。龙门二十晶的书法艺术，端正大方，质朴厚重，刚健有力，峻荡奇伟。其行次规整，排列整齐，大小匀称;结体和用笔则在隶、楷之间，表现出其成熟性，也显现出其过渡性的承隶启楷风格， 除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外，洛阳出土大量的北魏墓志，其中们匕魏元怀墓志》、《北魏元怿墓志》、《北魏高猛墓志》、《北魏元肥墓志》等都是魏碑书法精晶。此外，洛阳出土的北齐时代的《北齐姜纂造像题记》等也是魏碑书法的代表作品。
千唐志斋 千唐志斋位于新安县城西的铁门镇，距洛阳市区约45公里，是我国收藏墓志最多的博物馆，也是唐代墓志最集中的地方之一。内存墓志石刻一千四百一十三件，其中唐志一千一百八十五件，所存墓志从唐代第一个年号武德到最后一个年号天佑，几乎每个年号都有，这些志石记载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武则天改元，安史之乱等。另有西晋、北魏、隋、五代、宋、元、明清、民国等各代墓志二百二十八件;还有墓志盖以及书法、绘画、造像、经幢等石刻艺术品。该馆为辛亥革命元老张钫将军(新安铁门人)收集民间散落的志石，在其营建的园林\"蛰庐\"内，修建十五孔拱式建筑，将志石镶嵌于壁而成，保存至今。
千唐志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从唐代的第一个年号武德到最后一个年号天佑 ，几乎每个年号的墓志都有，这些志石记载许多重大事件，如武则天改元，安史之乱等，具有证史、纠史、补史作用;千唐志斋集书法名家的作品于一室，象唐代的颜、柳、欧、褚，宋代的米芾，元代的赵孟俯 ，明代的董其昌，清代的王铎，还有世人鲜见的唐代诗人王昌龄，政治家狄仁杰的书迹和郑板桥诗竹等。
西安碑林 位于西安城内三学街15号的西安碑林博物馆院内。它是我国历史上保存文物较早的地方，以碑石精华荟萃而闻名中外。其建置的历史可追溯到北宋乃至唐末五代，是从保存唐代所刻《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开始的。这两种石经原来都立在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唐昭宗天祐元年(904)，佑国军节度使韩建缩建长安城时，移集《石台孝经》等一批重要碑石于唐皇城尚书省西隅(今西安市社会路一带)以防散失。其后，五代朱梁时刘鄩守长安，又将《开成石经》迁移到同一地点。至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漕运使吕大忠等倡议将全部石经及其它重要碑石移至府学街北面(即今碑林)并修建了保护碑石的房屋、廊、亭等建筑，排列了陈列次序，使碑林得到妥善保护，为碑林奠定了初步基础，遂有“碑洞”之称。此后，历朝均对碑林作过修葺并有碑石归藏。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是清代乾隆二十一年(1781)陕西巡抚毕沅对碑林的修葺，增置和整理。“碑林”的名称，也从清代中叶以后逐渐确定下来。至民国时期，于1938年成立了“碑林管理委员会”，1944年改为“陕西省历史博物馆”。1949年以后，国家对碑林进行了多次整修和增建，增加了许多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碑石、墓志，并在原西安碑林的基础上，利用孔庙旧址建立了陕西省博物馆。1991年，在建成陕西历史博物馆后，又改称西安碑林博物馆。
现在的西安碑林，共有6座大型展室、7座游廊和1个碑亭。其中收藏、展出汉、魏、隋 、唐、宋、元、明、清各代石碑、墓志等2300余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石台孝经》现立在碑林的碑亭之内，系唐玄宗亲笔隶书，由4块高5米、宽3米的青石拼成，碑额上雕有飞云蟠龙，碑座镌刻番莲舞狮，是碑林中刻工精美、碑身最高大的石刻;《开成石经》刻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是唐代继承汉魏刻石校经传统，在太学刻石作为供人校勘的标准本。它是碑林中保留下来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经籍石刻，内容包括《周易》 、《尚书》、《诗经》、《礼记》等12部经籍，共114石，两面刻共计228面，65万余字，俨然一座石质书库。清代又补刻《孟子》后，合称十三经。除了作为重要文献资料的大量石经外，在碑林所藏各类碑石中，反映古代中西交通史的，还有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用中国和叙利亚两国文字记载了基督教中景教一派由中亚传入我国的情况;唐《中尼合文之陀罗尼经幢》是我国唐代和尼泊尔人民友好往来的实证;《唐广智三藏碑》记载一个印度僧人一生在中国的经历和密宗传入日本的师承关系;用中文和巴利维文合刻的唐《苏谅妻马氏墓志》，则是中国古代人民与波斯人民友好相处的产物。其他宋代以后有关记载修建、纪功、赋税、粮收及农民起义的碑刻，如《明德受纪碑》、《荒岁歌》、《兴学碑》、《修城记》、《修庙碑》及《平利教案碑》等都为研究陕西省地方史、民俗史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从艺术价值来说，碑林的不少碑刻在书法艺术上是负有盛名的。篆书，有秦代李斯的《峄山碑》(宋代翻刻)和唐代被誉为李斯后小篆第一人的李阳冰所写的《三坟记碑》、《栖先茔记》等;隶书，有汉合阳令《曹全碑》、《熹平石经》残石及晋代《司马芳残碑》等，都是碑林中的瑰宝;草书，则以唐代智永、张旭、怀素等写的《千字文》最为著名;楷书，有欧阳询的《皇甫诞碑》、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宋翻刻)、柳公权的《玄秘塔碑》、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和《多宝塔碑》等，都是负有盛名的书法佳作。此外，还有宋徽宗赵佶写的《大观圣作之碑》(瘦金体)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阁帖》，也都是举世稀有的珍品。
三 墨迹
朱复戡艺术馆 朱复戡艺术研究会于2017年11月9日在山东济宁成立，朱复戡艺术馆设在济宁市博物馆。 先生博览群籍，学识渊博，上至商周秦汉、魏晋隋唐，下至宋元明清，无论金石书画、诗古文词、青铜古玉、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凡老一辈名家对他艺术无不推崇备至。诚如著名书画篆刻大家马公愚对他的艺术评价云：“朱君不单是篆刻家，也是一位金石学家，他对商甲周铜、秦石汉碑，研究精博，因而他的篆刻古厚浑穆，非一般名家能望其项背。对书法也是取法乎上，无体不精。
艺术馆内展示着朱先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早中晚期篆书、行草书、篆刻、国画精品，既有拟甲骨文、金文，拟《石鼓文》，也有拟秦刻石、秦诏版小篆，既忠于原作又高于原作，风格各具，气势夺人。国画尤其独辟溪径，以大小篆功力的线条作人物、山水、花鸟、走兽、高古雄丽，冠绝前人。
匆匆考察，横走历史几千年，纵览艺术精华，与年轮相伴，和古人对谈。观石刻书法遗迹，体会古人用笔之神妙，刻工之精细。实地考察，收获知识，增长见识，提高自己对书法作品的理解能力，也深刻体会到与传统艺术接轨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