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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经济学论文范文一：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策略
公路运输经济是我国交通运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关乎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近年来，我国公路运输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运输范围逐渐扩大，运输方式灵活多变，不断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文章简要分析当前我国公路运输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一些改革建议，希望对我国公路运输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策略
一、目前我国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1.提高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的贯通，给公路沿线地区带来了众多方面的交流便利。生产物资的快速流通活跃了产业经济，客运载量的增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效益，各区域间互通有无，经济交流因此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促进了经济协调发展；公路沿线的投资环境也因此得到较大改善，为招商引资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区域经济的活跃使商业资本得到最大限度的运行，资本效益不断得到增值，促使区域经济规模的更加扩大。
2.促进了外向型经济发展
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加快了我国国际贸易中的物流速度，缩短了运输周期，降低了运输成本，使外向型经济的生产要素得到及时合理的配置，提高了外贸商品的市场竞争力。商业信息的交流也随之加速发展，为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由此看来，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扩大了我国进出口业务的规模，增强了经济对外开放的能力，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3.提高了社会、经济的整体水平
当前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作为社会公共交通体系的基础和主体，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部分。运输经济发展加速了社会财富的流转，改变了过去生产、销售、消费的僵化局面，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从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公路客运业的发展为旅客的出行提供了便捷，使社会劳动力流动不再受到地域距离的影响，给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了条件。
二、公路运输经济发展中的不足
1.资金保障有待加强
公路运输的发展给经济带来了活力，同时，快速的经济脚步又反过来对公路运输的质量要求不断提升，高质量的路基、路面建设，功能完善的现代仓储货运中心，技术过硬的人员队伍，现代化信息化的管理设备等等，这些直接影响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的部门和环节，无不需要加大资金的投入。由于有些地方建设资金下拨和流程设计不够合理，或者资金管理缺乏周密计划，出现了建设预算不能满足实际建设需求的现象；有的地区由于没有把握好金融机构信贷政策的变动所带来的资金流动受阻，导致一些已开工的公路基础建设停滞不前。
2.建设成本的合理控制有待加强
公路运输建设有时是把双刃剑。合理的建设投入，顺畅便捷的物流保障的确能使拉动区域间的生产投资，改善经济发展结构，促进当地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但是如果在公路运输基础建设投资决策方面出现失误，比如建设沿线居民迁移代价过大，生态环境遭到严重损害，由此带来的经济成本和社会负面影响，必然会影响公路经济的发展。至今有不少地区由此导致的建设投入过大而无法回收成本，不但阻碍了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也给区域的整体经济造成一定的损失。
3.信息化程度仍需加强
尽管公路运输行业已经引入信息化管理手段，但信息化程度还不高。如公路运输信息网络的建立只局限于运输业务企业自身的操作环节，缺乏开放性的外部信息获取意识。一些公路运输机构没有及时建立与外部环境相结合的现代一体化信息网络系统，跟公路运输经济发展关系重大的市场供求信息、其他行业的发展走向、宏观经济发展的引领态势等，这些关乎公路运输企业发展的指导性、参考性信息无法获得，致使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缺少战略性目标。
三、促进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的建议
1.努力保障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要夯实公路运输经济的基础，应当建立健全运输建设资金保障体系，从理论规划到资本核算进行周密的安排。政府相关部门要主动担负起制定规划的责任，协调好政府职能部门的沟通与协作，使统筹计划部门、金融机构、建设管理单位在公路资金管理方面分工协作，对资金链条的形成过进行充分的调研和分析，解决公路资金到位难的问题。
2.合理有效控制成本
应强化成本分析和控制，防止盲目进行公路建设投资和不计成本发展公路运输经济。特别是公路交通投资，应加强隐性成本的分析核算，考虑拆迁成本等支出对于区域经济潜在的影响，通过可行性分析，加强全面整合预算，确定公路建设投资和后续维护成本支出，落实相关责任，强化职责，推进公路运输经济稳步发展。应加强公路施工前期准备，强化实际环境的勘验，考虑应急情况，制订应急预案，规避施工过程中的经济风险和财务风险，避免经济损失。[1]
3.统筹安排，协调发展
根据全国整体公路建设规划的需要，综合各地区经济特点，努力开展区域公路网络规划研究，合理布局基础设施，保证计划的科学性与前瞻性，避免重复建设或投入不足。注重资源的综合利用，切实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打造节约型、生态型公路。在公路建设工作中，全面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因地制宜，灵活设计，最大限度地避免占用耕地，尽力做好保护自然和生活环境的工作按照公路建设规划有序开展工作，合理分配目标，确保计划正常完成。[2]
四、结语
尽管在整个公路运输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只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大对公路运输经济的管理力度，在资金保障、成本控制和信息建设以及统筹安排方面加以改善，我国公路运输经济必将向着稳定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冯宝峰。我国公路运输经济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中外企业家，2014，31：24-25.
[2]张铁军。公路运输经济发展对策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0，24：29-30.
运输经济学论文范文二：市场经济下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发展
一、公路交通运输经济管理的现实性意义
1.1能够促进我国现代社会经济改革改革的快速推进
公路运输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基础性条件，良好顺畅的公路运输无疑可以给我国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但是不够通畅甚至闭塞的运输条件一样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十分严峻的挑战。想要保证公路运输事业能够起到推动作用而不是阻碍作用，必须要使得公路运输事业稍快于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基础设施的建设。若公路运输事业的发展速度不及经济水平的发展速度，就会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不良的影响，特别是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公路运输条件的改善对于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赶超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性意义，公路运输甚至在这些地区就是整个交通运输事业的核心和支柱。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不断完善、发展、升级对于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是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方面。
1.2有利于促进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公路交通运输条件的完善和发展除了有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作用外，还能够肩负起对外沟通和交流的重要使命。公路运输水平的提高能够使得我国和周边地区的和平贸易往来更加便捷和通畅，使两国的物资交流更加频繁，因而加强了我国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使我国的大国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有利于我国的国际形象的提高。当然，良好的公路运输条件还能吸引外资，促使发达国家到我国进行贸易投资，从而提高我国整体的国民生产总值，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向，促使我国外向型经济在我国生产总值中比例的提高，使我国经济转型进程加快。公路运输事业和经济管理息息相关，二者彼此促进，共同进步。
1.3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宏伟蓝图和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萌发是建立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受到局限和世界性的经济发展潮流上的，因此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了适应世界经济瞬息万变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很多波折才最终确定下来，事实证明这是十分正确的改革，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公路运输事业的发展不但搭建起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高速通道，还满足了人们在物质文化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后产生的精神需求，人们的精神世界得到丰富之后就会更加有创造生产力的心情和力量，这也为我国加速成为具有一定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精神和物质基础。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改进方向
2.1促进公路运输事业体制的改革
公路运输事业在社会经济的长时间持续发展的情况下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随着人民进一步的需求，公路运输事业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一些程度上的改动，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和改动，公路运输事业体制首先要做出阶段性的改变，制定并完善公路运输事业的新的规章制度和发展规划，以协助公路运输事业的进一步健康快速发展，将公路运输经济管理和经济建设统一起来，从而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加快公路运输事业体制的改革。
2.2做好成本预算工作，进一步控制成本支出
做好成本预算工作是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改革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成本预算工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会对整个公路交通运输事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从长远来看也会增加维修成本，导致不完善的基础性居民服务。做好公路施工工程的预算必不可少的就是完备的资金额定资料，有充分的工程预算信息，另外，还需要设计此项目的每一责任企业担负起自身的责任，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严格遵守制定的规则，通过借鉴国外的先进的经济管理经验，监督分配各自的责任工作，设置奖惩规则来约束员工们的行为。在做工程预算的工程中，应该对每一个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大概了解，并作出合适的价格预测，选择合适的供应商进行材料的提供工作，心中有数每一个项目的具体价格，以避免出现失误。
2.3将现代信息技术和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结合起来
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愈加便利起来，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模式也应该跟随时代的脚步，尽快走向现代化的经济管理模式。因此，公路运输经济管理工作的领导人员要积极传播和学习现代信息技术，将现代信息技术和公路运输经济管理工作结合起来。二者相结合无疑会拥有更大的市场优势：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将市场上的有关数据搜集起来，并通过数据分析软件的分析和整合将整个数据库呈现的数据通过直观地方式呈现出来，进而有效的提高了公路运输经济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水平，这也促进了整个公路运输行业的专业水平。综上可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跟上时代的脚步积极运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和设备，才能够促进公路运输经济管理工作的里程碑式增长，才能够使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
2.4政府适当运用行政管理手段进行协助和管理
公路运输事业是一种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设施，但由于公路交通设施建设规模庞大，回资时间长等缺点，私人企业很难也不愿意进行承包工作。在这个时候政府就应该发挥自身的服务人民的作用了，政府应该使用行政管理手段进行干预，承担起公路建设和维修的职责，为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活交通服务。这也能提高公路交通运输的服务水平，促进公路运输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英文题目：AnExplanationofBiologyandEconomicstoAltruisticBehavior
提要：“利他主义”可以分为“亲缘利他”、“互惠利他”与“纯粹利他”三种形式，对前两种利他行为，生物学和经济学已经给出了较为圆满的解释。但本文认为，要对“利他主义”作出全面说明仅仅满足于这点是不够的。本文提出了利他基因的“隐性遗传”和行为偏好的“广义效用”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对“纯粹利他”行为作出了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解释。
关键词：亲缘利他互惠利他纯粹利他隐性遗传广义效用
一、利他主义的表现形式
利他主义有三种典型的表现形式：
第一，“亲缘利他”，即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自己的亲属提供帮助或作出牺牲，例如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姐妹之间的相互帮助。一般情况下，这种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的利他行为不含有功利的目的，因此有人把它称为“硬核的利他”（hard-corealtruism）。但生物学的研究业已证明，“亲缘利他”对生物个体来说并非没有回报。根据“亲缘选择”理论，生物的进化取决于“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能够提供“亲缘利他”的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Hamilton，1963）因此，“亲缘利他”不仅在人类社会，而且在整个生物世界都是一种非常稳定、非常普遍的行为模式。例如，当幼鸟遭受攻击时，许多鸟类父母都会挺身而出，用伪装受伤的方法把猛禽引向自己，使子女得以逃脱。在这一行为过程中，父亲或母亲虽然可能因此丧生，但由于父母与子女之间有1/2的基因完全相同，从“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角度看，原则上只要能使2只以上的幼雏得以逃生，父亲或母亲作出的牺牲就是值得的。如果考虑到年幼子女丧生的几率远远超过经验丰富的父母，这� 所以，无论在人类社会或生物世界，“亲缘利他”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上表现得尤为动人和充分。而随着亲缘关系的疏远，“亲缘利他”的强度也会逐步衰减。生物学家甚至设计出所谓的“亲缘指数”，并根据它来计算“亲缘利他”行为的得失和强弱。（Hamilton，1964）在这方面，生物学与经济学所包含的内在逻辑相当一致：所有生命体的行为看上去总好象设法使某一“目标函数”最大化。有人曾经对《美国经济评论》和《美国博物学家》刊载的文章进行过比较，结果发现这两门学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典型的论文都是运用优化的方法来预测某种现象，然后再作出统计检验。(Tullock，1983）
第二，“互惠利他”，即没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了回报而相互提供帮助。生物个体之所以不惜降低自己的生存竞争力帮助另一个与已毫无血缘关系的个体，因为它们期待日后得到回报，以获取更大的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互惠利他”类似某种期权式的投资，所以有人把它称为“软核的利他”（soft-corealtruism）。例如，一种生活在非洲的蝙蝠，以吸食其他动物的血液为生，如果连续两昼夜吃不到血就会饿死；一只刚刚饱餐一顿的蝙蝠往往会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来反哺那些频临死亡的同伴，尽管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生物学家发现，这种行为遵循着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即蝙蝠们不会继续向那些知恩不报的个体馈赠血液。(Wilkinson，1984)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互惠利他”。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律”，当施惠者与受惠者互相换位时，同样数量的血液将产生更大的边际效用，从而使这� 不过，由于施惠与回报存在着时间差，从而使这种期权式的投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互惠利他”必然存在于一种较为长期的重复博弈关系中，而且还要求形成某种识别机制，以便抑制道德风险和个体的机会主义倾向。虽然精密的“互惠利他”模型直到20世纪晚期才由博弈论专家阿克塞罗德建立起来，(Xelrod，1984)但它的基本思想却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论述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时，就被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了。
第三，“纯粹利他”，即利他主义者不追求任何针对其个体的客观回报。例如，汤姆逊瞪羚（Thomson’sgazelles）的利他主义行为：当狮子或猎豹接近时，往往会有一只瞪羚在原地不停地跳跃向同伴们发出警告。生物学家观察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为方式，它只发生在最早发现危险的汤姆逊瞪羚身上。按照一般的行为原则，最早发现危险应该最早逃跑才是最佳生存策略。但汤姆逊瞪羚的“英雄主义”却放弃了第一时间逃生的机会，并以此代价向同伴报警，使自己暴露在捕食者面前。这一行为看上去颇似我们前面提到的母鸟保护幼鸟的行为，但它们的内涵却有明显的差别。因为汤姆逊瞪羚所保护的并非是它的子女或亲属，对个体来说这是一项没有任何收益的投资。这一行为与吸血蝙蝠的“互惠利他”有着更明显的区别，对个体来说这一行为的投资风险与预期回报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而且也不可能通过识别机制来剔除那些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搭便车”者。因此，有些生物学家，比如《自私的基因》一书作者里查德·道金斯甚至对汤姆逊瞪羚的行为作出了如此自私的解释：高高跳跃的瞪羚是在向突袭者昭示——你瞧，我的体力有多棒！别来打我的主意，否则你会一无所获的！还是去追杀我的那些孱弱的同伴们吧！(道金斯，1998a）我认为这个解释非常勉强并令人怀疑。且不说把这种只有人类“超级智慧”才想得出来的“炫耀式欺骗”强加给汤姆逊瞪羚是否公平，就是从进化论角度看，其破绽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种行为真有效，当遭受猛兽袭击时为什么不会有更多的汤姆逊瞪羚跟着一起“跳舞”呢？
显然，要对利他行为作出全面说明，仅仅满足于“亲缘利他”和“互惠利他”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从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纯粹利他”作出解释，而这正是本文试图达到的目的。
二、纯粹利他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事实上，许多生物学家，比如劳伦兹（K·Lorenz）、威尔逊（E·Wilson）、爱得华兹（W·Edewards）等，早就在一定意义上给出了“纯粹利他”行为的生物学解释，他们的理论在生物学中被称为“群体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遗传进化是在生物种群层次上实现的，当生物个体的利他行为有利于种群利益时，这种行为特征就可能随种群利益的最大化而得以保存和进化。（Wilson，1975）但“群体选择理”论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缺陷，它无法解释导致个体生存适应性降低的“纯粹利他”行为怎样才能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保存下来。因此，在主流生物学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恰恰是与之对立的“个体选择理论”。“个体选择理论”认为，“纯粹利他”行为与生物个体的生存适应性成反比（只要想一想那只以生命为代价向同伴报警的汤姆逊瞪羚就可以了），而利己行为却与生物个体的生存适应性成正比；一个利己的个体有更多的机会生存下来并繁殖自己的后代，而这些后代都有继承其自私特征的倾向；只要前者的生存适应性低于后者，不管这种差别在初始状态多么微小，经过千百万年的自然选择，生存适应性较低的生物性状也会被无情淘汰掉。以至于里查德·道金斯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你认真地研究了自然选择的方式，你就会得出结论，凡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自私的”，“对整个物种来说，‘普遍的爱’和‘共同的利益’等在进化论上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概念”。(道金斯，1998b）
但“个体选择理论”并没有解决由汤姆逊瞪羚所引起的深层矛盾，我们不仿把它称为“汤姆逊瞪羚悖论”：一方面，现代生物学认为，只有交互繁殖的种群才能保持相对恒定的基因库，所谓进化是生物种群的进化而不是生物个体的进化；（陈阅增，1997a）因此，“纯粹利他”行为作为一种符合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在生物长期演进过程中保存下来是符合进化论自身逻辑的；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所有生物学的实证研究似乎都证明了，生物进化必须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介质才能实现；有利于个体生存适应性的生物性状，才会在遗传进化中得以保存并不断强化；而与个体生存适应性无益甚至有害的生物性状，其有效信息最终都会在遗传进化中丢失和湮没；因此，“纯粹利他”行为是不能从生物学意义上得到解释的。(道金斯，1998c）“汤姆逊瞪羚悖论”给解释“纯粹利他”行为提出了两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1、有利于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怎样才能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介质保存下来？2、有利于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得到必要补偿和激励？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不但可以回答，而且答案已经包含在现存的生物学知识框架之中。
“个体选择理论”显然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即生物的遗传性状与遗传介质之间是一种直接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我们不能不设问：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一种间接的、非对称的遗传关系？事实上，现代生物学已经观察到许多非对称的遗传现象：两种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生物性状，通过同一基因介质实现遗传；随着其中一种被自然选择，另一种也同时保留下来。最著名的例子是引发镰状红细胞贫血病的隐性基因：镰状红细胞贫血病对人类来说是一种非适应性的生物性状，但生物学家发现，带有这一基因杂合子的人却具有较强的抗疟疾能力，因此在非洲某些恶性疟疾流行地区，这一隐性基因的出现频率就很高。（陈阅增，1997b）以此推论，“纯粹利他”行为虽然对生物个体是非适应性的，但它对生物种群却具有很高的生存价值；因此，在生物长期演进的过程中，它可以与某些利己行为一起借助于同一个基因介质以“隐性遗传”的方式保留下来，这恰恰体现了生物性状对生存环境高度的适应性。为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遗传模型来说明这一假说：假设AA与Aa为利己型基因，aa为利他型基因；在Aa中A为显性的等位基因，a为隐性的等位基因；如果利他行为的生存适应力低于利己行为，那么根据自然选择原理，aa型的利他基因最终将被淘汰出局；但由于在Aa型利己基因中含有隐性的a，它并没有随aa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当Aa型基因与Aa型基因通过减数分裂进行繁殖时，根据“哈迪-温伯格定律”，仍然有可能复制出AA（占25%）、Aa（占50%）和aa（占25%）三种类型的基因，从而实现利他行为的隐性遗传。
“纯粹利他”行为在“非零和博弈”条件下对生物个体生存适应性的损益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般推断，两个具有“纯粹利他”倾向的生物个体更容易营造一种协作氛围；与两个只有利己倾向的生物个体相比，它们可能具有更高的生存适应性。如果这一猜测是正确的，则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博弈方阵来解决“纯粹利他”行为的补偿和激励问题（叶航，20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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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主义者|利他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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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主义者|-5，-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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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主义者|-2，12|5，5
如果我们以X代表利己主义者，以Y代表利他主义者；根据以上假定则利己主义者的期望适应性为-5X+12Y，利他主义者的期望适应性为-2X+5Y；当利己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的比率为7：3时，每个个体的适应性都是一样的（-5X+12Y=-2X+5YX：Y=7：3）；如果利己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的比率大于7：3，则利己主义者的适应性会减少而利他主义者的适应性则会增加；反之，则利己主义者的适应性会增加而利他主义者的适应性则会减少。因此，在生物种群及其个体行为模式中“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将以某种大致固定的比例同时存在。它说明，“纯粹利他”行为是能够通过补偿激励机制得到进化的。事实上，这一结论的依据正是现代生物学中的ESS理论。ESS理论是英国著名生物生态学家梅纳德·史密斯1982年创立的，它在现代生物学中被称为“自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建立以来最重要的发展之一”。（道金斯，1998d）ESS是生物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stablestrategy）的缩写，如果生物种群在进化过程中能够形成某种稳定的策略（行为）均衡，这种策略（行为）就是ESS。显然，“利己”和“利他”都是在生命世界长期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稳定的生物行为。必须指出，用基因的隐性遗传和ESS理论解释“纯粹利他”行为不是向“群体选择理论”的回归。这一分析仍然是以“个体选择理论”为基点的，但是它又与传统的“个体选择理论”不同，它把解释的重点放在有利于群体利益（当然，归根结底它也有利于群体中每一个个体）的生物性状怎样才能通过个体的基因介质实现遗传进化，从而在现有的生物学知识框架下对“纯粹利他”行为作出符合实证要求的解释。
三、纯粹利他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现代生物学的进化和遗传理论认为，物种演进的目标是“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这一结论所包含的逻辑与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完全一致。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推论，所有生物都会按照“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要求来“理性”地计算和规划自己的行为。事实上，进化的“理性”最初是通过“情感”、“偏好”等感性形式“殖入”生物的遗传基因� （Wright，1994；叶航，2002）对生物个体来说，“本能”所表达的正是生物进化内在的逻辑要求：所谓“理性”的行为，只不过是经过自然严格筛选后留存下来的、能够被我们观察到的、相对稳定的生物行为罢了。（贝克尔，1995）
“情感”与“偏好”是触发生物行为的按纽。当“情感”与“偏好”得不到满足时，建立在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神经动力学基础上的生物内部平衡系统便会受到破坏，由此造成一系列生理或心理上的压力。这种压力超过一个阈值，生物个体就会产生行为的动机，进而通过一定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需要，以便消除和缓解身心的紧张状态。因此，生物行为的遗传首先表现为一个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神经动力学系统及其触发机制的重构与再现，本能或者由本能冲动所引导的生物“理性”行为可以看作是该系统由不平衡向平衡的运动过程。“理性人”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最基本的预设。按照该预设，一个人的行为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所谓“效用”只不过是“偏好”的一个函数。（瓦里安，1997）经济学不研究“偏好”是如何产生的，那是生物学、进化论、也许还有心理学的任务。经济学的任务是在给定的“偏好”状态、“偏好”结构与“偏好”序列下研究行为主体如何“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如果生物学业已证明，“纯粹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一样具有进化优势，生物个体能够通过基因介质把触发这种行为的“偏好”保存起来并遗传下去；那么，只要给定这一“偏好”，我们就可以对“纯粹利他”行为做出标准的经济学分析。
在微观经济学中，消费集（consumptionset）X也可称为选择集（choiceset）X，通常假定集合X是k维实数空间Rk中的一个非负子集。如果行为主体对集合X中的选择束具有偏好关系，而这些偏好关系又能满足完备性、自返性、传递性和连续性的假定（事实上，这些假定已经包含在“理性人”的预设中），则偏好关系就可以用一个连续的效用函数来表示：即存在一个函数u：XR，使得x1﹥x2，当且仅当u（x1）＞u（x2）。如此，我们就可以把行为主体内含的偏好关系转化为一个函数关系：
U=u（x1，x2，…，xn）（1）
我把上述函数称为“广义效用”函数，因为其选择集X中的偏好项xi可以用来表示包括经济偏好、道德偏好（我们可以把“纯粹利他偏好”包括在“道德偏好”中，因为“纯粹利他”是道德行为最显著的特征）、情感偏好、审美偏好、甚至宗教偏好和信仰偏好在内的所有偏好，只要这一偏好是相对稳定的、可观察的。（叶航，2001b）如果行为主体的资源总量为I，实现广义效用所需的单位成本或影子价格分别记作p1,p2,…,pn，则其资源约束可以表示为：
p1x1+p2x2+…+pnxn=I（2）
可以证明，只要目标函数是连续的，约束集是闭的并且是有界的，则以式（2）为约束条件的广义效用最优（最大化）解就是：
MU1/p1=MU2/p2=…=MUn/pn=λ（3）
式中MUi=du/dxi，即xi的边际效用；pi为i种偏好（x）的单位成本或影子价格；λ为约束资源的边际效用；i=1，2，…，n。
根据式（3），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有意义的推论：
第一，在广义效用最大化过程中，行为主体将依据一定的偏好状态、偏好结构和偏好序列使自己的行为呈现出形态各异的“价值”取向。
举例来说，如果x1代表具有利己倾向的经济偏好，x2代表具有利他倾向的道德偏好，则当MU1/p1＞λ时，行为主体的行为才会偏重经济选择，表现出利己倾向；而当MU2/p2＞λ时，行为主体的行为将偏重道德选择，表现出利他倾向。特别地，当MU2/p2＞λ且MU2/p2＞MU1/p1时，行为主体将为了利他目的放弃或部分放弃自身的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叶航，2000）因此，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主体不一定就是一个“自私自利”或“钱迷心窍”的人。人们的行为将取决于他们的偏好。事实上，在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学家就已经关注过“优越感”、“荣誉感”、“自豪感”、“成就感”、“责任感”、“道德感”等等纯精神领域的偏好对人� 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对“闲暇”和“炫耀”的研究，则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第二、就某一特定行为来说，行为主体的行为倾向取决于某一偏好的“成本—效用”比，即MUi/pi。
举例来说，如果x2代表具有“纯粹利他”倾向的道德偏好，当pi和λ给给定时，MU2越大，人们的行为越偏重道德选择。事实上，伦理学所谓的“良心”，从广义效用的角度看，就是道德行为在一个人心目中的效用水平。它表现为一个人未采取某种道德行为时所感受到的内心矛盾与痛苦，以及采取某种道德行为后所体验到的内心解脱与愉悦。如果MU2和λ给定，则p2越小，人们的行为越偏重道德选择，我们可以把p2称作“道德成本”。值得指出，“道德成本”是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甚至被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所忽视的范畴，其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任何一个行为主体在进行道德决策时都有权力考虑自己的“道德成本”，而社会则应该努力营造一种降低“道德成本”的机制，以促进个人道德偏好的形成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第三、当其他条件不变时，λ的值越小，行为主体的非经济偏好越强。
由于λ为约束资源的边际效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λ越小，体现广义偏好的行为倾向就越强。但其中的例外是，由于经济行为具有资源再创造的特殊功能，其效用水平与λ成正比。因此，λ越小经济行为的效用水平就越低，从而一个人的非经济偏好就相对越强。事实上，当物质资源相当匮乏时，一个人很难产生出非经济偏好；反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质资源越丰裕，一个人的非经济偏好，比如道德偏好、情感偏好、审美偏好等等，就越丰富、越强烈。显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学说支持这一结论。(马斯洛，1987)
第四、上述分析没有改变传统经济学的根本结论，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分析范例将作为一个特例包容在广义效用的分析框架中。
如果以x1代表经济偏好，xi代表除经济偏好以外的其他所有偏好，则当行为主体的偏好结构符合条件：MU1/p1＞MUi/pi=λ（i=2,3,…,n）时，传统经济学的狭义效用范式将成为广义效用范式的一个特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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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法，是法律与经济在较高层次上的结合，是多学科、多领域的大融合。因此，毋庸置疑，经济法更是与经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德国学者海德曼曾指出，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就是“经济性”，经济法就是渗透着这种经济精神的现代法。在我国经济法学界有“七分经济三分法”、“经济法者，在某种意义上可谓经济为其质，法为其形”，之说法。因此，研究经济学基础，是研究经济法的逻辑起点，研究经济法有必要从经济学角度来考察。本文拟从市场失灵、国家干预以及政府失灵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阐释经济法的产生与之发展变动轨迹的切合点，发一家之言，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市场失灵理论对经济法产生与存在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2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世界上几乎只要是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和地区，都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几乎是站在市场之外的彼岸。在这个阶段占统治地位的西方经济学是“古典”的经济学，也就是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在这些经济学家的眼里，市场是完美的，他们信奉甚至崇拜市场经济，相信所谓“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按照这种“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见解，当个人在实现他自己的利益目标时，他好像在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去引导着实现公共利益。在这种理想化的状态中，政府对于自由竞争的任何干预都是有害的。
所以，出现了“干预的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最好的政策，还是听任事物自然发展，既不给予津贴，也不对货物课税”的信条。萨伊在此基础上，于1803年提出了“供给能够自行创造需求”，即著名的萨伊定律，把“看不见的手”推到了一个极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其最理想效果的发挥，必须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但完全竞争在市场经济的现实中根本就无法实现。因此，西方经济学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并从不同角度客观深入地分析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市场失灵”的种种表现和成因，同时提出了解决“市场失灵”的途径和方法，为经济法的产生与存在提供了充分的经济学理论准备。
有四种情况会引起经济学家所谓的“市场失灵”：垄断、外部效应、公共产品和信息的不对称。第一，垄断。垄断的市场结构所引起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一方面会导致资源分配无效率，另一方面会产生资源运用无效率。因此，“市场失灵”理论认为，要解决垄断仅靠市场无法完成。因为垄断是由市场所产生的，只有借助市场以外的力量———即靠国家来校正和规制。第二，外部效应。外部效率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当事人不付代价便可得到来自外部的经济好处，即正的外部性；或者当事人经济活动造成外部主体经济损失而受害者得不到赔偿，即负的外部性。
关键词：会展经济；城市；可持续发展
1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定位
城市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出的背景
城市化最早出现于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如荷兰、英国、比利时和冰岛等国家，这些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90%以上。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大规模发展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城市化进程相对比较缓慢，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和性质受制于其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状况、历史上所形成的居住体系和自然地理等各方面的条件。城市化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把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向新的阶段，另一方面也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和威胁。随着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不断涌现，城市病也屡屡出现。
城市病的典型特征是：众多的人口拥挤在空间有限的城市，住房拥挤、交通紧张、就业压力大大增加；由于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的集中，特别是汽车等机动交通工具的增加，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破坏堪忧；社会分化加剧，贫富悬殊扩大，在一些地方形成“贫民区”，甚至出现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这些城市病在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城市管理的难度，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城市在经济、环境以及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使其负面的、消极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种形势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应运而生。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概念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城市区域和自然空间，以节约资源，提高技术、改善环境等为主要手段，推动城市经济增长、财富增值、社会进步，优化城市结构、功能并使其与外部的资源、环境、信息、物流和谐一致，在满足城市当前发展需求和正确评估城市未来需求的基础上，满足城市未来发展的需求。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城市功能、结构、规模、数量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非持续性到可持续性，不断追求其内在潜力得以实现的有序动态过程。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定位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定位：城市的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目标是按照可持续发展原则确定的；城市的生产、消费、生活方式是资源节约型的；城市的发展既能满足当代本地人的需求，又不对本地后代人、外地人和外地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危害。
2会展经济的资源整合功能有利于城市资源有效利用，促进城市经济快速发展
城市会展经济的整合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利于整合相关行业资源，另一方面是整合区域经济资源。
会展经济具有强大的产业联动效应，对城市交通、通讯、住宿、餐饮、旅游、购物、贸易、广告、印刷、物流等相关行业都有很强的联动性，国际上专家测算会展经济对相关产业的联动系数约为1∶9。因此，要举办一次成功的会展活动，必须将这些行业的所有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包括会展场馆、旅游景点、旅游配套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甚至城市形象等，为会展活动服务。
至于整合区域经济资源方面，大规模的国际性会展活动表现尤为突出。1970年日本大阪世博会吸引游客6000万人次，之后形成了关系经济带，并保持连续10年的迅猛发展，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增长。1998年云南省为筹办昆明园艺世博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05亿元，比上年增长，拉动全省经济增长个百分点。1999年昆明园艺世博会开幕前后的1-9月份期间，云南省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又增长了7个百分点，达110亿元。在长江三角洲的各城市中，上海的基础设施条件最好，商务信息最为快捷，外商光临频率最高，人才相应集中，因而上海发展会展经济，受益的将是整个长三角地区。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势必会像日本大阪和我国昆明一样，对周边地区产生显著的辐射效应，带动华东，影响全国。
3会展经济的发展可以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减轻城市就业压力
会展活动的开展能使会展城市各产业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优化当地的产业结构。首先，会展活动对举办会展的行业产生影响。会展活动通过聚集大量的商品、资金、技术和信息，有力于促进技术的引进，改变资本和劳动力拥有状况和资源利用效率，为产业充分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其次，会展活动对为其服务的各相关产业产生影响。会展产业通过汇集大量的人流和物流，为相关产业带来了需求，强有力地带动各相关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由于受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第三产业还很不发达，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比重还比较低，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很大。而发展会展业将促使第三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提升，有力地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可以说，会展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发达程度和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素有“北方香港”美誉的大连，通过大力发展会展业，在10余年间使该市经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大连还是以重工业为主的中小城市。然而在90年代初开始，大连首先以“大连国际服装节”为突破口，打造了一个享誉全球的国际会展品牌，随后又相继开发了“大连赏槐节”和一系列包括各类高新技术成果展览会及相应的学术研讨会、各类商品交易会、旅游节、购物节在内的会展活动， 同时，大连对原有的水泥厂、钢铁厂、制药厂等能耗高、污染大的传统企业予以调整、搬迁，使大连真正成为产业结构合理，以会展、商贸、旅游等第三产业为经济龙头的环境优美、规划科学、布局合理的现代化大都市。
会展活动直接和间接涉及的行业众多，故可增加会展举办地的各种就业机会。据测算，每增加1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就可创造近百个就业机会；而每增加20位会议代表就可创造1个就业机会。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创造了10万个就业机会。当会展形成产业和一定规模后，就能增加长期的就业的机会。如每年会展业为法国提供了20万个就业机会，为会展活动带来的其它相关产业的间接就业机会将会更多。4会展经济的城建优化功能有利于增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城市的现代化设施建设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说是一种基础性的建设。城市为了更好的发展会展经济，保证各类型会展活动的成功，必然要对城市的建设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和建设。从而促进了会展举办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卫生的维护，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近年来，努力发展会展经济，以会展兴市，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城市腾飞的首选之路。尤其对于那些本身第一、二产业能源有限，地域狭小，但在交通、通信、对外开放度以及城市特色方面具有较大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发展会展经济更是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5会展的发展可以丰富城市文化生活，提高居民素质，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人文基础
一方面，大型会展活动的举行，如世博会、奥运会、世界杯、中国艺术节等，使人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尤其是丰富多彩的节事活动更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愉悦。与其他会展活动不同，节事的广大参与者不是为了紧张忙碌的工作，而是纯粹地进行放松和娱乐，精神得到极大的满足，从而更加热爱生活，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大大有利于其提高工作的效率和主动性。另一方面，会展举办地在筹备会展的过程中，一般要大力宣传文明新风，并在当地居民年中掀起学习与会展活动相关的知识的热潮。此外，大型会展活动汇集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不同文化、不同观念的人们，会展举办地的居民在与各地的会展参与者的接触过程中，可以接受新鲜的知识和思想。因而会展活动有力于提高举办城市居民的综合素质。
6结语
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定位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是实现城市的良性有序发展，即在保证城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注重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产业结构优化合理和城市居民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使城市的发展始终与外界的环境、资源、信息等保持和谐一致。而会展经济恰恰具有提高居民素质、优化产业结构、安排就业、促进城市环境建设等一系列的功能作用，正好迎合了城市可持续发展提出的诸多要求和目标，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大力发展会展经济，不仅可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更加快速的发展，而且将大大加快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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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经济学尚被普遍看作一种必须依赖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而不能依靠在实验室里做受控制的实验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许多评论者发现受利己主义和理性决策所支配的“经济人”(homooeconomicus)这一普遍假设存在局限性。然而，经济学研究已经开始朝着新的方向起飞。大量和日益增多的科学工作致力于对经济学传统的基本假设的经验检验和修改，特别是有关无限理性、纯粹利己主义和完全自治的假设。而且，目前的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来自实验室的新的实验数据，而不是从对实际经济的观察中所得到的传统的现场数据。最近的这些研究源于两个区别显著、但正趋于一致的传统：一是认知心理学中有关个人决策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二是以实验的方法对经济理论预言的检验。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已经跻身于经济学最活跃的领域之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是在这两个领域从事研究的前辈。
一、实验经济学的基础
传统上，经济学被看作一种完全依赖现场数据的非实验性科学。许多人认为，这一点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继续发展的障碍。除非我们可以进行受控制的实验，否则对经济理论的检验将永远是有限的。仅仅根据现场数据，人们很难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失败或何时失败，并正确地指出失败的原因。在理论与受控制的实验观察两者之间的反馈渠道在经济学中基本不存在。
一种新兴的、被称作“实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的建立从根本上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在受控制的实验室里，实验者以简单、抽象的形式模仿在市场和其他经济交往形式中出现的场景，以研究这些场景中的人类行为。这些实验的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广并应用于市场环境，对此尚有争议。但是，微观经济行为的实验结果能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信息。
早年已有前辈学者从事经济学的实验研究。50多年前，张伯伦(Chamberlin，1948)试图通过实验来检验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约翰·纳什(JohnNash)——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他的同事通过设置一个实验对博弈论的预测能力进行了早期研究。
然而，毫无疑问，实验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者是弗农·史密斯。史密斯不仅作出了最重要的早期贡献，而且始终是这一领域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培养并联合了大批从事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年轻人，其中成就最为卓越的当属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Plot)，他在这一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1．市场机制
弗农·史密斯的意义最重大的工作涉及市场机制。他对竞争性市场所做的创新性实验
(1962)、对不同拍卖形式的检验(1965，1976，1980)，以及对“诱导价值法”(induced-value，1976)的设计，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史密斯第一篇实验文章的灵感来自张伯伦(1948)的课堂实验。当时，张伯伦是史密斯在哈佛大学的老师。他让实验参与者扮成一个虚构商品的买者和卖者，进行讨价还价。张伯
史密斯意识到，如果接受实验的人被放在一个与现实市场更加相似的场景中，张伯伦的结论将更加引人注目。于是，史密斯设置了一个实验，在一个“双向口头竞价”(doubleoralauction)中参与者被分成潜在的买者或卖者两个群体。买者和卖者的角色是随机分配的。为每个卖者提供一个单位将要出售的商品和一个保留价格v。卖者不允许以低于v的价格出售商品，而以p>v的价格出售，卖者可以获得p—v的收益。同理，每个买者也被分配了一个保留价w，这是他们允许购买的最高价格。
史密斯(1962)就此总结到：“只要共谋被禁止，所有的出价和交易都绝对公开……竞争性的均衡就很有可能实现。……供给和需求条件的变化引起每个时期交易量和成交价一般水平的变化。后者与竞争性价格理论的预言合理相符。”
为了检验与理论的一致是否纯属巧合，史密斯和其他的研究人员后来做了一系列相似的实验，实验结果反复证实了史密斯最初的结论。此外，史密斯和普洛特(1978)的合作研究还发现：市场制度确实重要。他们比较了当买者和卖者被允许在一个交易期内不断改变价格和在整个交易期内必须出示同一价格的实验。结果发现，后一方案向理论均衡价格的集中减慢了。与收集现场数据相反，实验方法得出的这个结论不可或缺：在以一种受控制的方式改变“市场制度”(本例中关于价格调整的规则)的同时，保持“市场环境”(本例中对保留价的分配)不变是可能的。
在几乎所有市场实验中，对一个假说的明确检验都需要控制接受实验的人的偏好。这是一个主要困难，因为买和卖通常会受到参与者个人对收益和损失的特殊评价的影响，而研究人员不能直接观察到这种评价。张伯伦(1948)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及解决方法，主要是为每个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一种货币刺激，这就是“诱导价值法”。史密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
为了说明这一方法，可以考察一个在同质商品市场中扮演买者角色的人，假设实验者想让这个人表现出一个特定的需求函数D，然而，实验者不知道这个人的财富效用u(w)。史密斯的方法是：对以价格p购买q个单位商品的人，付给R(q)—pq美元的报酬，其中R是所选取的适当的报酬函数。根据经济学理论，这个人所消费的产品数量q将使q不断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所付出的边际成本，即R’(q)=p。如果对于任何相关价格，(R’)-1(p)=D(p)，只要未知的效用函数不断上升且呈凹形，那么他的需求将与我们所希望的需求函数一致。
2．对拍卖理论的检验
自20世纪60年代初，拍卖理论 史密斯用实验对其中的许多主张进行了检验，而且，是他最先在实验室把受控制的实验作为“风洞”来检验新的拍卖形式。
随着拍卖形式由简单到复杂，理论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现实世界市场运行的理解。传统上人们把拍卖分成4种类型：英国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微观经济学理论还区分了具有个人价值和共同价值的拍卖。在个人价值拍卖中，拍卖者的评价在统计上独立。相反，在共同价值拍卖中，买者的价值具有共同的成分。
经济学理论对个人价值拍卖作出以下3种预言：(1)就谁将获得该物品和卖主的预期收益而言，英国式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相同。这一结论源自个人理性；(2)荷兰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相同，这一结论源于对纳什均衡行为更加有限的假设；(3)如果所有买者是风险中性，4种拍卖形式相同。
为了检验这些和其他一些理论预言，史密斯做了许多实验。他发现：关于预言(1)，正如理论所说，英国式与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确实产生相似的结果；关于(2)，与理论相反，荷兰式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没有产生相同的结果；关于(3)，假设买者具有相同风险态度的模型应当被抛弃。此外，他还发现英国式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的平均销售价格高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后者的平均销售价格又高于荷兰式拍卖。
在这些结果中，最意外的一点是荷兰式拍卖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不同。对此的两种理论解释是：在荷兰式拍卖中，效用不仅取决于货币结果，而且取决于“等待的焦虑”；出价者低估了与荷兰式拍卖中的“等待”相关联的风险的上升。
3．实验室是“风洞”
为了研究人们为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供给所设计的制度机制的表现，史密斯和普洛特首创了把实验室作为“风洞”(一种用于检验航空器模型的实验装置)加以运用的方法。由于上述机制往往很复杂，实验方法就尤其适用。史密斯研究了为公共物品提供所设计的激励相融机制。在实验中，他检验了由经济学理论家所提出的机制和自己所作的某些变形的有效性。
4．实验方法论
除了关于市场和拍卖的大量研究结论之外，史密斯的工作对经济学方法论也具有重要影响。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实验经济学：诱导价值理论”，为在实验室里设计经济学实验提供了富有实践性的详细指导。近年来，这篇文章已�
由史密斯开发的实验方法不同于心理学中使用的实验手段。为了抵销决策成本带来的扭曲，这种方法强调为接受实验的人提供足够货币刺激的重要性。他还着重指出将实验设计成重复实验的重要性，从而使接受实验的人熟悉并理解实验环境。
二、行为经济学的基础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爱德华兹(Edwards，1954)引进决策作为心理学家研究的主题，同时，西蒙(Simon，1956)也提出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信息处理和决策方法。然而，认知心理学中的研究并没有推而广之，直到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1996年逝世)发表了他们关于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成果。虽然卡尼曼的研究遵循了认知心理学的传统，但对经济学家也具有指导意义。在讨论卡尼曼的特殊贡献之前，下文将简要介绍经济学和心理学中关于决策概念的某些区别。
1．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决策
经济学家通常假定市场行为主要受物质利益的刺激，经济决策主要受利己主义和理性支配。理性意味着决策者为了在一定的目标和可选择方案下作出最优决策而以一种富有逻辑性和系统化的方式使用现有信息。这些决策是以一种前瞻性的方式作出的，充分考虑了当前决策的未来后果。
在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中，一个人通常被看作一个系统，以自觉、合理的方式编码、解释现有信息。但是，其他一些不太能意识到的因素也被认为在以系统化的方式支配人类行为。正是这种更为复杂的观点开始渗透到经济学理论近来的发展当中。
传统上，经济学家给定决策者对可用选择的偏好，并使其保持不变，认为决策者对自然状态和自己行为的效果会形成预期，并根据统计原则处理现有信息。在既有的市场条件下(该条件决定了决策者可选择的方案组合)，决策者的行为就被假定为：正确地分配相关随机事件的概率，选择一个使预期效用价值最大化的行动。
相比之下，认知心理学家考虑的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几个因素都会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知觉、信仰或心智模式。诸如感情、态度等内在动机也会影响一项决策。此外，对以前决策及其后果的记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认知函数。在这种复杂观点下，人� 行为具有适应性，取决于环境和瞬间的感知状态。
卡尼曼等人通过调查和实验收集到的事实，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至少是对复杂决策情景下的理性假设提出了质疑。例如，现实世界中的决策者不总是依据概率法则评价不确定前景，有时，制定决策会违背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卡尼曼的贡献主要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
2．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直观推断和偏见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了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是如何系统性偏离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原则的。隐含在他们早期研究中的基本观念是：人们通常往往无法充分分析包含经济和或然判断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下，人的判断依赖于特定的捷径和直观，有时会产生系统性的偏见。
一个基本偏见是：人们似乎会使用“小数定律”，将相同的概率分布用于小样本和大样本的经验平均值，违背了概率理论中的大数定律(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1)。例如，一个著名的实验发现：接受实验的人认为，不管是在小医院还是在大医院，某天出生的婴儿中男孩的可能性都有60％以上。总之，人们似乎不会意识到随机变量样本平均数的方差随着样本规模的增大而递减的速度。另一个相关的例子是“赌徒的谬论”：许多
小数定律与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有关，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这一直观推断在人的判断中是一个重要因素。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1974，1982)在几个简洁的实验中举例证明了这种直观推断的功能。他们要求接受实验的人在既定描述的基础上给人归类，比如是推销员，还是议员。如果对某个人(从总体中随机抽取)的描述是“关注政治，喜欢参加辩论，渴望在媒体上露面”，大多数接受实验的人会说这个人是一个议员，即便推销员在总人数中占较高比例而使这个人为推销员的可能性更大。此后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为了进一步考察这种思维的直观，为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了关于总体人群真正比例的信息。实验结果证明，这些信息几乎对人的判断没有任何影响。
另一个或然判断中普遍存在的偏见是可用性(availability)，即人们是通过很容易想起的事例来判断概率，结果造成较高权重被分配给突出或容易记住的信息。认知心理学中的一个研究成果是：与陌生的信息相比，熟悉的信息更容易从记忆当中获取，被认为更实际或更相关。仅仅在媒体上重复某一信息而不论它的准确性，会使该信息更容易获取，从而被错误地认为更准确。
这些关于人类判断的事实证明，人们的推理以系统化的方式违背了概率基本原则。因此，卡尼曼的研究对一个传统经济理论基础的经验有效性提出了强烈质疑。
3．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预期理论
现有事实表明，不仅判断，而且决策也系统化地偏离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背离了预期效用理论的预言。
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预期效用理论的偏离首先由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MauriceAllais)第一个指出，形成了“阿莱悖论”。卡尼曼提供了更广泛的关于预期效用理论偏离的事例。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在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章“预期理论：关于风险状态下决策的分析”中提出了另一个模型架构。预期效用理论是自明之理，而他们的预期理论则是描述性的，是从经验观察中以归纳的方式发展而成，不是从一组逻辑公理中演绎而来。后来，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1986)认为，事实上两种方法都是必需的：预期效用理论描绘了理性行为的特征，而预期理论则描述了实际行为。虽然预期效用理论为某些简单和透明的决策问题的现实选择提供了准确的代表，但大多数现实生活中的决策问题是复杂的，需要更加丰富的行为模型。
预期效用理论的模型表达是：假定对财富w存在一个实际价值函数u，如果行动a使出现不同wi的概率为Pi，行动b使出现不同wi的概率为qi，那么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决策者选择a行动而不选择b行动：
相比之下，预期理论规定了两个函数的存在，即v和π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决策者选择a行动，不选择b行动：
今日，轮到我做饭。我拿好菜单后变去市场买菜，哇，市场真是人山人海啊！我买了番茄、马铃薯、瘦肉……
回到家中，我迅速将马铃薯切成一丝丝，“铃铃铃……”电话响了，我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跑到客厅里接电话。聊了大概十分钟，我回到厨房，发现本来是黄色的马铃薯已经变成了红色，过了一会，甚至变成了褐色，这使我大吃一惊。
我立即放下刀子，跑到电脑前去寻找答案：为什么马铃薯会变色？找啊找，最终找到了！原先是马铃薯里包含淀粉，这淀粉如果接触到空气氧化就会变色。并且当土豆削皮后，植物细胞中的酚类物质便在酚酶的作用下，与空气中的氧化合，产生很多的醌类物质。新生的醌类物质能使植物细胞迅速的变成褐色，这化称为食物的酶促褐变。
虽然找到答案，可是，我还想做一个实验，看看如何才能使土豆不变色。实验开始了，我先把一个土豆切成4份，一份用柠檬水泡着，一份用盐水泡着，有一份用糖水泡着，还有一份用冷开水泡着，过20分钟，看看会发生什么变化。20分钟过了，我一看。呀！其实柠檬水、盐水、糖水、冷开水泡着都不会变色。看来，以后我们切开马铃薯都能够用这些有关水的泡着，这样就能够避免马铃薯变色。
看来，生活中处处有科学，我们应当多观察、多发现、多研究，让我们和科学一起成长！
科技小论文06-20
科技小论文05-28
科技小论文07-25
·摘要
本学期，我学习了西方经济学，重点学习了微观经济学部分，所以此次课程
论文以总结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运用其某些理论作案例分析。案例为火车快餐的供需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找到火车快餐价格如此之高的原因。
·关键词：需求；供给；均衡价格理论；弹性理论
一、微观经济学小结
1.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微观经济学又称现代微观经济学，主要以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为框架，
即在给定资源稀缺程度或生产力条件下，以单个经济单位（消费者、厂商、要素所有者和政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同时也将古典经济框架下的一些问题：分工与专业化及组织结构重新引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框架加以分析和讨论，如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学习效应、科斯定理等，当然随着理论的深入发展和现实解释的需要也引进一些新的理论，以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为框架进行重要的补充的一门社会科学。
2.微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及其根本解决
一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主要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如何生产和为谁生
二是基本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有：第一，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由于资源是稀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越来越要求国家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盲目与滞后进行调控，达到可持续发展目的，为此，如何完善及运用经济法就成为了当下首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探讨了经济法的作用，就经济法如何在宏观调控中得以发挥进行分析与研究。
关键词：宏观调控；经济法；市场经济
新时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有了翻天覆地般变化，一方面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整性，突出体制作用，另一方面要确保市场环境符合经济规律，利用法律加以完善和制约，因此，经济法便随之而来。当前，许多企业单位打法律的“擦边球”，产品垄断、恶意投标等现象十分常见，需要国家为此做出改变，以经济法为准则，不断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力求打造一个良性竞争、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
一、经济法对宏观调控的影响
首先，经济法为我国经济带来了监控作用。时代在变化，经济在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符合自身经济实际水平的情况下走出了国门，与他国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经济全球化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对经济全球化来说，利弊是共存的，各国的经济联系已� 因此如何有效把控经济风险，是当前经济形势下不容忽视的问题。随着经济法的不断成熟与完善，国家经济存在的隐患与风险能够有效避免甚至排除，从根本上保证了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直接影响甚小，因此可以说，经济法的作用十分显著，使我国在全球化经济的浪潮中稳如泰山。
其次，经济法对市场经济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从而使我国经济结构产生了质的改变，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成效固然可观，但是其中存在的客观问题也是需要我们进行了解的。当前我国市场环境并不乐观，存在恶意竞争的现象，如企业只顾眼前利益，垄断市场后降低生产成本并以高价卖出，这种变向获取经济利益的不良行为一方面使消费者蒙受不白之冤，另一方面打破了市场原有的经济秩序，严重破坏了市场环境。经济的存在能够抵制不良商家的不法行为，政府在经济法的引导下，利用宏观调控职能保证了消费者的权益，使市场经济得以良性发展。
最后，经济法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体现。单就我国而言，要保证政治经济稳步前进，体现社会主义理论的构造，需要确立一个与之对应的体系，法制建设正是该体系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援助，经济法作为我国法制体系的重要一环从经济方面对法律进行查缺补漏，不仅保证了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得以发挥，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二、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有效运用
政府利用经济法进行宏观调控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
其一，宏观调控法规需要符合现有的法律内容，除特别情况外一般参照宪法，相关法规不能与法律及宪法有所冲突，否则该法规将不予承认；
其二，相关部门监察政府收支情况，如某地政府需要投资企业、工程等项目一般先由政府人员进行科学实地认证，而后参照法定内容交予上级进行核实审批；
其三。针对企业上市、分化垄断以及外企介入等经济事件，要对企业一方在法律上给予支持并落实到具体行动中，以相关法律流程执行；
其四，政府对另一方进行处罚，处罚内容与方式要走法律程序，例如对被罚人给予法律允许范畴内的援助；
其五，风险分析要权衡双方利弊，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要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下采取相应措施，一方面要以维护公众利益作为第一行事准则，另一方面还要尽量减少另一方的损失，力求做到双赢；
其六，政府行使宏观调控权力，相关部门要对其进行监督，避免宏观调控出现不合常理、不法等现象。
此外，作为与政府对应的相对方来说，也应该具备一定的自主权利：
其一，政府给出调控方针及手段后，在执行政策的同时要保证方案符合实际发展需求，一般来讲，相对方的赢损完全由自己掌握，拥有自选权与自行权，针对强行干预的现象允许以法律方式解决；
其二，宏观调控说到底是对团体或个体进行调整与改革，相对方会因此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因此允许相对方将个体意愿纳入调控方案中，相关部门需要对合理建议进行采纳；
其三，如宏观调控存在不合理行为，相对方应勇于提出质疑要求政府再次核实，同时请求监督部门给予支持，如有必要可直接介入司法调查；
其四，宏观调控造成损失情况，相对方与政府应就补偿问题进行商讨。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经济法进行初步了解，研究了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及影响，并提出有关建议。除以上内容外，执法人员需要提高整体素质，坚决执行有关法律，做到不妥协、不动摇，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摘要：
时事政治主要是指最近期间发生的，能够体现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体现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状态和趋势的事件。时事政治教学是指在思想政治课程中，对学生进行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是帮助学生透视社会热点，正确认识形势，把握时代发展趋势的一种教学。它不仅能使学生透过这扇“窗口”了解国内外大事，拓展知识视野，而且能使学生学会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和分析判断能力，了解当今世界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
高中；时事政治；社会热点
在当代的教育制度下，学生总是被沉重的学习负担所压制，每天沉浸在教科书与作业之中，而很少有机会关注身边的时事政治。学生对时政的漠然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尤其是对于我们文科生来说，关注时事，评论时事，显得更为重要。古人有云：“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然而，我们做到了吗？据此，我们针对这一现象，展开课题研究，希望能够提升学生对时政的关注程度，并以此来警戒自己，成为未来国家真正的主人。
一、课前开展时事讲评
在教学的过程中，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在课余时间收集事实材料，在政治课前的进行新闻报道，报道的内容范围不限，然后由全体同学讲评，教师做最后的总结。时事讲评的课堂遵循每个学生都要作为演讲者的原则，每次课堂的时候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这样能够调动起学生关注时事的积极性，养成每天看报纸、收看新闻的良好习惯。在时事演讲课堂中，同学们要针对演讲者的内容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课堂上展开讨论，并结合政治理论知识进行分析论述。例如在党的召开期间，我组织了学生开展了几节时事演讲课，围绕报告中的精神，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进行分析，学生们在课堂中各抒己见，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时事讲评的过程中，课堂由原本的教师一人讲解的方式转向了学生占主体进行主动质疑、学习的方式，活跃了课堂的气氛，加深学习的印象，开阔了思路，也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有意识地把时事热点、重点问题在教学中进行渗透
教师自觉地把时事热点、重点问题在教学中进行渗透，由过去的引用、灌输，转变为有意识地渗透，把精选的时事热点、重点问题的背景材料补充到教材中去，并可通过多种手段，特别是通过多媒体教学工具加以展示，增强分析对象的直观性、形象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通过精讲、引导、点拨，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走进课堂，走出书本。
三、组织专题讲座
当国内外发生重大的事件之后，xxx发布颁布新的政策之后，作为政治教师就应当及时召开专题讲座，对全校的高中生开展时政专题教育。在我历年来的政治教学中，就采用了专题讲座的形式，让学生们了解社会最新动态。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xxx的召开和国际金融等国内外的大事，都通过专题讲座的召开帮助学生们养成关注时事的精神，通过对时事政治的分析，让同学们加深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
四、正确运用时政材料进行教学
在选取了合适的时政材料的基础上，教师必须运用正确的教学方法来运用这些材料，单纯的材料堆积和知识点的“满堂灌”都不能很好地达到时政教育所应有的效果。
第一，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引导学生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时政教育以教师为主导，在教学之前对时政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考虑与教材结合、教学方法的开发，在教学过程中对时政材料的呈现、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分析、讨论、评价和总结。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自行组织的合作学习、讨论、分析、总结等环节上，教师应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学习过程，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理解课堂所学内容，内化知识。
第二，提升教师自身的素质。在新课程改革时期，对教师自身各方面的素质要求也相对更高，包括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知识体系的更新等。扎实过硬的专业知识是教师做好时政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教师首先应当积极学习专业知识，在教学中与学生共同进步。政治是一门知识更新较快的学科，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内容，紧跟时代的步伐，不能将与时代脱节的知识教授给学生。
第三，改革教学方法。良好教学方法对时政教育至关重要，突出学生主体性作用和教师主导作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是新提出的符合新课程改革要求的科学的教学方法，在时政教育中，这种方法也可充分采用。“自主―探究”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等都是进行时政教育可以采取的教学方法。
五、重大时事问题的复习对策
建议考生在冲刺阶段千万不能放弃对“时政热点”特别是重大时事问题的学习，应当强化复习，通过专题讲座、课前新闻发布会、时事演讲、政治小论文等多种形式加强学生对时政热点的掌握。复习的面应当宽泛一些，围绕“经济繁荣、社会公平、生态安全”三大主题展开。重点关注近几年一些持续性较强、经久不衰的热点，如环境保护、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等方面的时事问题。
高考试题的命题越来越注重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特别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解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高考政治学科试题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重大时事，并且还可能作为背景与其他文综学科相联系来综合考查学生的实际能力。因此，在高考文综政治科目的复习过程中，一定不能够忽视对于重大时事问题的复习。
六、采取必要的辅助手段，发挥现代教育的功能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外活动的事间，组织学生对一些热点、重点问题开展课题研究；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调查研究；撰写小论文，进行评比；开设专题讲座；布置大型图片展览；进行知识竞赛等，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形式，使
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有效开发、充分利用时政资源是当前贯彻实施新课改精神的一项有效措施，有利于增强课堂教学的针对性、生动性、灵活性，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更有利于学生和个性解放和全面发展。
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时政资源的开发过程中有进一步研究价值的角度，基于目前时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处在教师自发阶段，所以面对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便是建立政治课程资源开发体系，这样，教师们的资源开发便由自发到规范的自觉阶段，有利于建立一个资源共享的平台。此外，教育部门还应改革课程管理评价机制，将教师开发资源的能力与成果融入评价范围，从而促进教育教学和教师整体水平的发展。
关键词：低碳经济；多边外部性；政府规制；碳交易
一、 前言
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能源的需求不断上升，大量化石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人为地增加了大自然的二氧化碳浓度，打乱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现象。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会的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在过去的100年(1906年~2005年)中，全球平均气温升高0.56℃~0.92℃,由于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ghg)造成的温室效应使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上升了0.3℃~0.6℃;预计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与1980年~1999年相比)将继续升高l.8℃~4.0℃,平均地面温度可能会升高1.1℃~6.4℃(ipcc,2007),这种全球的气候变化将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的上升，干旱、洪水、飓风等极端气候现象和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系统退化等。
由于人们无节制地排放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气候变化首次作为一个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88年，联合国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监测和报告全球气候变化。1997年，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制定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明确提出：“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的目标。2007 年，制定了《巴厘岛路线图》。各国政府就碳排放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战略政策，并推进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低碳经济的一些经济学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二、 低碳经济中的外部性(externality)及公共品性质
外部性往往是在缺乏相关交易的情况下，当社会成员(包括组织或个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其经济行为影响了他人的福利，却没得到相应补偿或承担相应义务的经济行为。sidgwick(1883)在研究灯塔问题时首次提出这个概念，灯塔之光可以为路过的船只提供方便，却很难向这些过路船只收费。低碳经济中存在着外部性，当一个国家积极植树造林，增加碳汇时，这就是正外部性(即外部经济);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负的外部性，可以明显地表现为消费者或生产厂商向空气中排放温室效应气体(ghg)时，所产生的温室效应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英国的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nicolas stern曾指出：“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要求世界各国必须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拨出 1%,约合1 840亿英镑对抗全球变暖，否则全球经济将付出比治理这一问题高5倍~20倍的代价。世界每排放1吨二氧化碳，会造成至少85美元的破坏”(nicolas stern,2006)。这就是温室气体的排放所带来外部性的经济损失，就构成了社会总成本的一部分。
低碳经济中的外部性同样存在一些特性：首先，在低碳经济外部性产生前，是无法产生任何交易行为的。例如，企业排放温室气体前不会与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受害者进行讨论还价，以确定这种行为的产权形式或者交易方式，对于外部性的范围和补偿支付，双方当事人也没有在事前进行任何的谈判。第二，低碳经济中外部性存在产权的缺失，使事后的补偿和谈判存在困难。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每个人对自己的权利和责任的边界的界定是模糊或者至少不明确的(张维迎，2005),环境资源具有某种不可分割性，即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排他地消费、生产环境资源以及附属污染物(marshall,1890)。因此，当企业将未经严格处理的废气排入空气时，企业所污染的空气是很难定义其产权，而这种产权的缺失却使排污者过度使用这些物品，不考虑其他人的公共权利。第三，存在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或者是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产生负外部性的产业的产量，比社会最优状态下要高，而产生正外部性的产业的产量，比社会最优状态下要低(pigou,1920)。当存在外部经济时，边际社会收益高于边际个人收益，社会是最优产量高于产业最优产量，当植树造林产生的碳汇，所产生的社会收益会高于边际个人收益。在外部不经济时，存在边际社会成本高于边际私人成本，社会的最优产量低于产业的最优产量。低碳经济中存在的是外部的不经济，当汽车排出的废气污染了空气，这种危害形成的成本加上企业的成本就构成社会总成本，环境污染的边际社会成本将高于碳排放企业的边际个人成本。
低碳经济中的外部性属于多边的不可耗竭的外部性，这种不可耗竭的多边外部性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公共物品是相对于私人物品而言，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低碳经济中的碳排放、碳汇、能源安全等都具有公共品的特性：第一，非排他性。在竞争性市场中，商品的使用具有竞争性，当一个经济主体对某种物品使用时会限制其他经济主体对该物品的使用，例如消费者购买了某件牙膏、衣服，其他消费者就不能使用其购买的物品。但是在低碳经济中温室气体的排放，植树造林产生的碳汇、能源安全都具有非排他性，即就是一个经济主体增加或减少对该物品的消费和使用不影响其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和使用，也不会使它的供给成本增加，第二，非竞争性。在竞争者性市场中，每增加一单位该商品的使用，将会增加其供给成本，无论消费购买的是衣服还是食品都会增加厂商的成本，边际成本不会是零。对于公共品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提供额外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例如，每增加一个人使用灯塔，不会再增加成本。清净的空气和能源的安全都具有非竞争性的特性。
由于公共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可 公共品也会使消费者产生“搭便车”的动机和行为，消费者的“搭便车”动机，即理性的个人有降低或隐瞒自己对集体消费品的偏好的动机，依靠分散决策的价格机制无法使集体消费品(公共品)的数量保持在最优水平，以价格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出现了“失灵”(萨缪尔森，1954)。因此，由于低碳经济中存在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这就很容易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化石能源的排放引致了气候的变化这样的“公地悲剧”,而且由于“搭便车”动机存在，使减排的国际谈判往往陷入僵局，难以形成一致意见。要解决低碳经济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所带来的不利后果，目前做法主要有政府的干预和产权交易。
在《斯特恩报告：气候变化的经济学》中提出应当把目标设定为将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450ppm～550ppm二氧化碳当量的范围之内，如果目标高于上述范围，就会大幅度地增加带来严重危害的风险，当前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水平或存量相当于大约430ppm二氧化碳(nicholas stern,2006)。纯粹以市场的方式，不会产生社会的最优解，而且由于外部性的公共特性，对于每个消费者可能存在负效用，在任何一个讨价还讨解中，会存在免费搭便车的问题。因此，当前国际社会已普遍考虑碳交易和政府干预的混合解决办法，同时加强国际的合作与协调也是低碳经济中重要工作。
三、 低碳经济中的政府规制政策
政府管制是一种制度安排，是政府对经济行为的管理和干预。规制往往发生于以下情况，产生缺乏公平竞争、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投资者被期骗等一些不良产业行为，而且这样的不良产业行为不能被市场机制调整，即就是不能在市场的调整下实现帕累托的改进，当出现这些市场失灵现象时，政府就通过行政干预矫正这些行为，通过政策法规的执行，重新进行制度的安排。规制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消费者和厂商对规制政策及其后果所进行的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政府这种对市场配置机制的干预会改变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消费和分配行为，甚至会影响市场供给与需求的？V衡，影响交易的特征和买卖双方的契约关系的条件。
由于低碳经济中存在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使得人们无节制地排放温室气体，导致的温室效应，这是一种市场失灵现象。而且这一现象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管制已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博弈，而是全球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各国利益之间的博弈。当前政府的经济与干预主要包括：一是政府管制。政府管制大都包括一些激励性的规制政府：规定限额、技术标准、转移支付的补贴等，其也还有处罚、命令等一些强制性的规制方法。例如，欧盟在能源、水泥、造纸、钢铁、电力等行业执行二氧化碳的限排制度，规定这些行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限额，超过限额的企业进行罚款，英国还实施可再生能源配额证策；美国针对供电商实行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rps);日本对高耗能企业制定严格的能耗标准。我国目前的减排政策也主要集中在政府管制政策，包括自20世纪70年代未以来不断实施和完善的三同时：排污收费、环境影响评价、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三同时”,以及目前的各项环保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排污申报登记与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限期治理制度等。二是征税。征收各种与能源环境有关的税收。欧盟是最先采用税收手段控制温室气体的区域，1990年芬兰征收碳税，1999年法国征收生态税，2001年英国征收气候变化税，其他挪威、荷兰、瑞典和丹麦也相继征收了与碳有关的税收。2007年日本也就对能源产品中的碳储量征收环境税。三是金融手段。也有许多国家采用金融手段，如英国的碳基金，其来源中英国的气候变化税，该基金用于促进研究与开发，加速技术商业化和投资孵化器。总之，无论政府采用那种规制方式，社会最优的排碳水平是很容易在政府规制的情况下达到，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时，低碳经济中各个经济单位会就排碳的问题进行博弈，经过讨价还价，最终达到次优的碳排放水平。
四、 碳交易中的产权分析
除了政府干预以外，解决外部性问题另一个解决方式是产权交易，使涉及外部性问题的各方就外部性的水平达成一个最优的协议。科斯(coarse,1960)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在法律权力得到某种安排后，当事人之间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配置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所以产权制度的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同时，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由于考虑到政府干预的成本可能会低于社会交易成本，因此，政府选择某个最优的初始产权安排，就可能使福利在原有的基础上得以改善；并且这种改善可能优于其他初始权利安排下通过交易所实现的福利改善。在低碳经济中，如果我们能明确碳排放的产权，是可以通过碳交易实现社会福利的优化。碳交易就是对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可以在约定或规定一个国家或企业排放限额的基础上通过购买合同或者碳减排购买协议(erpas),排放超过限额的需求方通过交易购买排放低于限额的供给方，获得温室气体的排放额度。早在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中就明确环境合理容量是有限的，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信用)是稀缺资源，导致碳资
目前，碳交易中存在三种减排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和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e,et),根据这三种机制存在两种型态的碳交易，一是配额型交易(allowance-based transactions),是指在规定的配额总量管制下所产生的对超额减排量的交易，是一种现货交易，可以由管制者制定、分配和拍卖减排配额，例如，欧盟排放贸易系统(euets)的“欧盟排放配额”(european union allowances,euas)、《京都议定书》中的分配额度(aau)。二是项目型交易(project-based transactions),是指因进行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单位的交易，通常以期货方式预先买卖，例如，清洁发展机制(cdm)下的“排放减量权证”、联合履行机制(ji)下的“排放减量单位”,主要是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
五、 结论
低碳经济中存在着多边外部性，解决这些外部性问题的办法一是政府干预，二是碳交易。在信息完全的假设前提下，无论政府采用哪种规制方式，都可以达到社会最优的排碳水平。而在碳交易中，无论产权如何界定，通过相应的机制设计，碳交易也可以达到低碳经济的福利最优。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只要有合理的制度安排，碳排放是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或者碳交易的市场机制达到帕累托最优。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的低碳经济发展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国际上国与国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复杂多变，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和博弈也是很难协调，我们可以进一步用不完全信息或者不完全合同的理论来研究低碳经济中排碳量的次优解。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也会加大低碳经济的交易成本，产权界定更加困难，因此低碳经济中存在政府直接干预和产权交易两种机制并存的混合形式。科斯(coarse,1960)也指出，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由于考虑到政府干预的成本可能会低于社会交易成本，因此，政府选择某个最优的初始产权安排，就可能使福利在原有的基础上得以改善；并且这种改善可能优于其他初始权利安排下通过交易所实现的福利改善，“在某种意义上，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但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企业),因为它能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因此，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国与国之交流与协调加深，碳规制政策与战略构想也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建立一个信息透明的碳交易国际市场将是今后发展的重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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