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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魏畜牧业齐民要术农牧结构
北魏是继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统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由鲜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历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截止，共经历一百四十九年。其间通过不断对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刘宋政权的掠夺进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从而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时期。作为一个由游牧的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北魏的畜牧业生产相当繁荣，在我国畜牧史占有显著的地位。探讨这一时期的畜牧业的发生发展、生产水平、结构变动及产生的影响，是一项颇有价值的工作。本文将就此略作说明，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北魏畜牧业的发展
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还处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1]的原始游牧社会，从事着单一的游牧经济。掠夺和自然繁殖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产品以维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同时加快了对周边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战争掠夺已然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据初步统计，从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统一这五、六十年间，共发生针对别的部族的掠夺战争不下十五起，而且规模是越来越大[2]。战争不但使得其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业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为后来的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获戎马500万匹，呈现出畜牧车庐，弥漫山谷的景象。这一时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夺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为了安置这些掠夺而来的马牛羊等战利品，同时也为了频繁而又长期的统一战争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区一百多年来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的局面，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于是在北魏畜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国营牧场便应运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国营牧场
————|建立年代|撤消年代|位置|牲畜头数|牲畜来源|功能
代郡牧场|公元399年|不祥，可能保留至北魏灭亡|南起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西至西山[3]|马35万余匹，牛羊160余万头|掠夺|供应战马皮毛等军资，作为统一北方战争的需要
漠南牧场|公元429年|公元433年|东至濡源，西暨阴山，东西三千里[4]|马牛羊600余万|掠夺|向政府交纳贡赋
河西牧场|公元439年|约公元529年|凉州到黄河河套地区[5]|马200余万匹，骆驼100余万峯，牛羊无数|掠夺|畜牧业的产源地
河阳牧场|公元494年|不祥，可能至北魏灭亡|以汲郡为中心，东至东郡的石济，西至河内郡，南距黄河十里[6]|戎马10万匹，每年还从别处迁入|从代郡牧场和河西牧场迁入|京师警备及畜牧业的产销地
本表据朱大渭、张泽咸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56－59页资料制成。
代郡牧场是北魏建立的第一个国营牧场，曾于泰常六年（421）进行扩建。北魏迁都以后，大多数牲口都移往了河阳牧场，只保留了一小部分于此。后来北齐恒州的代郡牧场，便是沿袭北魏该地而来的。漠南牧场的经营方式与代郡牧场有所不同，它保留了被征服部族的原部落组织，“使其耕牧，而收其贡赋”[7]。漠南牧场人畜众多，畜牧业生产繁荣，以致于“岁至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毛皮委积”[8]。河西牧场的规模最为庞大，并且存在时间也最长，将近90年，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有显著地位。河阳牧场距黄河仅10里，位于中原腹地，是迁都以后，鉴于代郡牧场和河西牧场距京都较远，为满足京师警备及畜产品消费而兴建的。
从以上对于四大国营牧场的介绍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国营牧场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与北魏拓跋鲜卑的南下逐步统一整个黄河流域最终定都洛阳始终保持一致的，亦反映了北魏畜牧业在时空上的变化。即整个社会在向中原定居的农耕社会转变，畜牧经济的下降是必然的。这四大牧场前三个牧场的牲畜来源全靠战争掠夺而来的，而河阳牧场的牲畜则是从代郡和河西主要是河西牧场迁入的，说明在北魏中前期，掠夺在畜牧业经济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也即河西牧场建立年间，大规模的掠夺已达到了顶点，国力亦达到最高峰，此后掠夺战争随之减少，国势也渐渐衰弱。值得注意的是，河西牧场的牲畜迁往河阳的过程中，“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9]，然后再转牧于河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北魏的畜牧业生产水平。从每个牧场牲畜惊人的数量可以看出北魏的畜牧业生产规模之大。唐代最大的国家牧场的牲畜总数，也仅为河西牧场的三分之一。可见，北魏的畜牧生产规模及水平，繁荣程度，不但超越了以前历代，就连后来以马政最为著名的唐代甚至也难与之相比。
不但国营畜牧业如此，北魏的私营畜牧业也是比较繁荣的。那些受封牧地的世家大族像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他们的牧地面积多达上百里甚至几百里，所养从事放牧的“牧子”就数以千计，而牲畜的数量更是难以估算。明元帝拓跋嗣（409～423）年间，政府制定了征收牲畜税的政策，规定：“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六部民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10]，以马作为征收对象，以羊的数量作为征税标准，如果没有发达的私营畜牧业是不可能的。孝明帝（515～528）时，恒州刺史“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 北魏《齐民要术》中提到养羊生产，羊的数量往往以“千口”计，“羊一千口者”“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想必当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单个家庭饲养千口羊的规模也不罕见。值得一提的是，《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本人就曾养了200只羊。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当时私营畜牧业在北魏的畜牧业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从《齐民要术》看北魏畜牧业生产水平
《齐民要术》成书于北魏末年，是一部系统总结北魏及其以前的农业生产经验，特别是北方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学著作，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齐民要术》第六卷专讲畜牧，内容涉及马、羊、牛等家畜，有关技术内容则遍及选种繁育、饲养管理、疾病防治、畜产品的加工等诸多方面，其水平之高，充分反映了北魏畜牧业所取得的成就，对后世的畜牧生产具有很大的影响。虽然这一部分只有一卷且仅占全书的十分之一，“但在中国古代综合性农书中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12]，由此可见其地位与重要性了。而这部分，据游修龄先生统计：叙述马的字数占全部畜牧字数的45.45%，羊占25.75%，马和羊合占71.20%，是绝对多数[13]。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厚的草原文化的烙印，也充分说明了马和羊在北魏畜牧业生产中的地位。
马对于来自北方草原的拓跋鲜卑来说，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首位，主要是马的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包括别的朝代也是如此，而且专辟马政。这从中国古代畜牧兽医方面的书中也可以看出，涉及到马的书占了绝大部分，且大多是以专书的形式出现的。《齐民要术》中关于马的饲养，认为饮食上应当遵循“三刍”即饥时喂粗料，饱时喂精料，引诱多吃和“三时”即朝饮少量，昼饮酌量，暮饮足量；在繁育上，马驴的杂交，需要父强母壮。另外，还提出了军马的临时强健法等等。
但是，《齐民要术》畜牧部分有关养马的内容，缪啓愉先生认为“《要术》所载相马内容，颇为繁琐、零乱重复既多，也间有出入，与他篇大不相同”，“怀疑其中大部分是后人插进去的”[14]，所以它并不能较为深刻系统地反映出当时畜牧业的技术水平。而真正能代表畜牧生产水平与成就并对后来产生很大影响的便是《齐民要术》中的养羊篇。
作为北魏统治者拓跋鲜卑这样的游牧民族，羊的皮毛、肉酪可以满足他们的衣、食、住等方面需求，所以羊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拓跋魏的入主中原，“一向对于乳类没有多大兴趣的汉民族，似乎由于学习北方民族的风尚，大量养羊”[15]，饮食方面渐为“胡化”，羊肉酪浆已然成为“中国之味”[16]，并且做毡及制作酥酪等畜产品的加工已开始盛行，社会的需求俨然促进了养羊业的发展。所以《齐民要术》养羊篇反映的当时生产技术成就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表2：《齐民要术》养羊技术要点
————|技术要点
选种繁育|“常留腊月，正月生羔为种者，上；十一月、二月者，次之”这个留冬羔作种的原则至今仍在沿用
饲养管理|“牧羊必须大老子、心性宛顺者，起居以时，调其宜适。卜式云：牧民何异于是者”[17]，这是对于牧羊人的选择。“既至冬寒，多饶风霜；或春初雨落，青草未生时，则须饲，不宜出牧”，舍饲与放牧应结合起来
饲草储存|“积茭之法：于高燥之处，竖桑、棘木，作两圆栅，各五六步许。积茭著栅中，高一丈，亦无嫌”，即保存过冬牧草的方法
制酪做毡|“于鐺斧中缓火煎之”，“四五沸便止”，“以张生絹袋子，滤熟乳著瓦瓶子中卧之”，制酪应慢火煎，瓦罐盛。做毡“秋毛紧强，春毛软弱”应该混用，并且“不须厚大，唯紧薄均调乃佳耳”
疾病治疗|“羊有疥者，间别之”当时已经认识到通过隔离以防止疾病的传染。“当栏前作渎，深二尺，广四尺，往还皆跳遇者，无病；不能过者，入渎中行过，便别之”以此来检验羊的健康状况
《齐民要术》养羊篇所总结和反映的北魏畜牧业的生产技术成就，在中国的养羊史甚至于畜牧史上都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和影响。它是“保存到现在的最古我国养羊技术资料”[18]，并且“要了解古代养羊的实际方法，应以《齐民要术》的记载为最有价值”[19]，这是对《齐民要术》养羊篇最好的评价。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养羊篇所载的方法内容，很有可能并不像别的卷篇那样包含了对以前的技术经验的总结，而是在北魏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劳动人民自身在生产实践中总结提炼，并且借鉴北方畜牧生产的经验方法的结果，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上不断交汇融合的产物。日本农史学家天野元之助在其《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研究》一文中就曾指出“《要术》卷六畜牧加工部分是吸收了拓跋族的生产经验。仅从其记叙字数就不难看出，有关羊的饲养比重已远超出此前占优势的猪。从而可见此一时期，华北农民对羊的饲养已处于优势地位。羊的饲养跟农户的活动有密切相关的诸多问题，在《要术》养羊第五十七中，大体可以窥之，而体现这些经验的记述，只能是依据直接经验者，其中理应包括有些是从北方民族学来的”[20]。“要术最重要的优良作风之一是引书都注明出处”[21]，而本篇标明出处的仅有一处，即引用《家政法》中的有关内容，“养羊法，当以瓦器盛一升盐，悬养栏中，羊喜盐，自数还啖之，不劳人收”等。由此看来，养羊篇所反映的成就可能是那一时期独创的。
中国古代农书中关于畜牧兽医方面的，以马、牛为最多，驼、猪次之，但有关养羊的专著，则几乎就没有。同时“属于畜牧学性质的著作，除去相牛经、相马经之类而外，专讲育种、饲养的可说是寥若晨星。反之，兽医书却很不少。在这些著作中，关于家畜的饲养管理的知识沦为附庸”[22]。可见《齐民要术》养羊篇在养羊史上属于一篇非常有分量的著作，并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国现存最早的元代官颁农书《农桑辑要》中涉及到养羊的部分几乎全部引自《齐民要术》。另外一本元代三大农书之一的《王祯农书》中的羊养技术方法，一字不差全部抄自《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中除了马、羊，对于其它家畜诸如牛、驴、骡、猪、鸡等均有所论及。从书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驴骡这两种由北方传入，中原地区以前没有的动物，在那时已� 书中关于猪和鸡的饲养管理，也都设立了单独的篇章，材料很多，论述很有价值。
三．北魏农牧结构的变动
当北魏的畜牧业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直至达到顶峰的时候，对于作为统治者的拓跋鲜卑来说，农业，这个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更为悠久历史的经济部门，也得到恢复进而不断发展，最终取代了畜牧业经济，在国家经济中重又占据首要地位。
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早期很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到了道武帝拓跋珪（386～408）时期，随着与中原农耕民族不断冲突交往过程中，统治者开始渐渐意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相应的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像“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23]、“给农器，记口受田”[24]等等。但是从建国至北方统一的这一个时期，在推行农业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来自游牧贵族的阻力，加之采取的措施仅具有权宜应急性，所以农业发展缓慢，农业经济所占的比重非常小。畜牧业经济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水平上都远远超过农业经济，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太武帝拓跋焘（424～452）完成统一北方大业以后，通过颁布政策措施，农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加之随后进行的战争越来越少，规模也越来越小，这使得以掠夺为主要来源的畜牧业的比重在有所下降，但比起种植业来还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此时北魏统治集团内部仍有人声称“国人本着皮套，何用棉帛”[25]，可见农业经济结构尚待全面进行调整。
从孝文帝拓跋宏（471～499）太和九年（485）实行均田制到北魏末年，迫于人口激增，对衣食需求的加大，从而进入了农牧并重平行发展并最终农业超过畜牧业的一个时期。特别是旨在“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26]的均田制的提出与大力推行，使得土地与劳动力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客观上为北魏农业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随后产生的三长制，即设立邻长、里长和党长，三长负责检查户口、收缴赋税、征发徭役以及督促生产，它使得农 如果说均田制的实行是北魏进入农耕社会的标志的话，那么三长制的创立则是北魏“汉化”深化的重要标志。农业经济此时已占据了优势地位，农业生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畜牧业的比重在逐渐降低，但“如果说鲜卑拓跋部的游牧经济已不复存在，那是错误的”[27]。河阳牧场的存在，至少是个例证。
四、北魏畜牧业经济的生态影响
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以畜牧业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它的主要效益是减少了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从而减少了黄河决口泛滥所带来的灾害。这也是北魏统治者得以把河阳牧场修建在黄河边上的原因。北魏最后一个大型国有牧场河阳牧场，靠近黄河北岸，距离黄河仅10里，沿黄河呈条状分布。作为亦农亦牧的地区，在这之前畜牧业就已有之。《晋书·束皙传》中记载，“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28]。这里的“州司十郡”即包括黄河中游南北两岸境。河阳牧场常备戎马十万匹，不但肩负着京师的警备要务，同时还要为京师提供肉酪等畜产品，可见其对于北魏统治者来说是何其重要了。
从公元70年的东汉初期至九世纪末的唐朝时期，黄河出现了大约有八百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据记载，整个魏晋南北朝一共只发生过六次河患，而北魏仅有两次，且这两次也都发生在道武帝统一北方之前，分别为“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八月河内（今豫北）大水（一作雁门河内大雨水）；神麚四年（公元431年），魏南鄙大水，自山以东，遍遭水害，民多饿死”[29]。如果我们再把历史推进到500年后的北宋，就会发现，虽然长期动乱分裂的局面结束了，但是黄河河患决口却更甚从前，平均每1.5年便决溢一次[30]。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当黄河流域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它对于生态破坏的程度远远小于农耕经济。“历史时期某一地区的植被破坏情况如何，又主要取决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土地利用方式”[31]。农耕对于植被的破坏是相当大的，而畜牧经济只要不过度放牧，草原植物基本上就不会受影响。而植被的破坏与否，特别是对于黄土高原来说，直接关系到水土流失的程度以至河道淤积，黄河泛滥。所以当畜牧经济转向更为“文明先进”的农耕经济时，从整个黄河流域来看，会发现是得不偿失的。比较北魏和北宋黄河决口的次数，当可说明这一点。即畜牧业处于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就少，当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则偏多。正是由于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的发达，才使得黄河中游较大水患仅发生两次，以致北魏出现了长达九十年的安定局面。谭其骧先生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中指出：“东汉以后，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业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是下游之所以会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决定性因素”。
参考文献：
1．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韩国磐：《南北朝经济史略》，.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
3．石声汉：《中国农学遗产要略》，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4．王毓瑚：《中国畜牧史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5．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6．张仲葛、朱先煌主编：《中国畜牧史料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7．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8．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9．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1期。
注释：
[1]《魏书》卷1《序记》。
[2]参见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399－400页。
[3]《魏书》卷2《太祖纪》、卷103《高车传》。
[4]《魏书》卷4《世祖纪》上、卷103《高车传》。
[5]《魏书》卷110《食货志》。
[6]《魏书》卷44《宇文福传》。
[7]《魏书》卷103《高车传》。
[8]《魏书》卷103《高车传》。
[9]《魏书》卷110《食货志》。
[10]《魏书》卷3《太祖纪》。
[11]《魏书》卷18《广阳王元深传》。
[12]李根蟠：《从〈齐民要术〉看少数民族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13]游修龄：《〈齐民要术〉成书背景小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4]缪啓愉：《〈齐民要术〉校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387页。
[15]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59页。
[16]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3。
[17]卜氏语见《史记·平准书》，此处是贾氏意述，不是原文。原文为“非独羊也，治民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
[18]邹介正：《我国养羊技术成就史略》，《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19]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20]天野元之助：《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研究》，山田庆儿编《中国的科学和科学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8年，第548－550页。
[21]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356页。
[22]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农业出版社，1964年，第346页。
[23]《魏书》卷3《太祖纪》。
[24]《魏书》卷3《太宗纪》。
[25]《资治通鉴》卷125《宋纪》元嘉27年。
[26]《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
[27]张维训：《论鲜卑拓跋族由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的历史转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8]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29]周魁一：《中国水利史稿》上册，水利电子出版社，1979年，第250页。
[30]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
[31]谭其骧：《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页。
[关键词]北魏畜牧业齐民要术农牧结构
北魏是继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统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由鲜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历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截止，共经历一百四十九年。其间通过不断对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刘宋政权的掠夺进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从而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时期。作为一个由游牧的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北魏的畜牧业生产相当繁荣，在我国畜牧史占有显著的地位。探讨这一时期的畜牧业的发生发展、生产水平、结构变动及产生的影响，是一项颇有价值的工作。本文将就此略作说明，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北魏畜牧业的发展
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还处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1]的原始游牧社会，从事着单一的游牧经济。掠夺和自然繁殖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产品以维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同时加快了对周边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战争掠夺已然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据初步统计，从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统一这五、六十年间，共发生针对别的部族的掠夺战争不下十五起，而且规模是越来越大[2]。战争不但使得其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业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为后来的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获戎马500万匹，呈现出畜牧车庐，弥漫山谷的景象。这一时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夺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为了安置这些掠夺而来的马牛羊等战利品，同时也为了频繁而又长期的统一战争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区一百多年来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的局面，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于是在北魏畜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国营牧场便应运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国营牧场
————|建立年代|撤消年代|位置|牲畜头数|牲畜来源|功能
代郡牧场|公元399年|不祥，可能保留至北魏灭亡|南起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西至西山[3]|马35万余匹，牛羊160余万头|掠夺|供应战马皮毛等军资，作为统一北方战争的需要
漠南牧场|公元429年|公元433年|东至濡源，西暨阴山，东西三千里[4]|马牛羊600余万|掠夺|向政府交纳贡赋
河西牧场|公元439年|约公元529年|凉州到黄河河套地区[5]|马200余万匹，骆驼100余万峯，牛羊无数|掠夺|畜牧业的产源地
河阳牧场|公元494年|不祥，可能至北魏灭亡|以汲郡为中心，东至东郡的石济，西至河内郡，南距黄河十里[6]|戎马10万匹，每年还从别处迁入|从代郡牧场和河西牧场迁入|京师警备及畜牧业的产销地
本表据朱大渭、张泽咸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56－59页资料制成。
代郡牧场是北魏建立的第一个国营牧场，曾于泰常六年（421）进行扩建。北魏迁都以后，大多数牲口都移往了河阳牧场，只保留了一小部分于此。后来北齐恒州的代郡牧场，便是沿袭北魏该地而来的。漠南牧场的经营方式与代郡牧场有所不同，它保留了被征服部族的原部落组织，“使其耕牧，而收其贡赋”[7]。漠南牧场人畜众多，畜牧业生产繁荣，以致于“岁至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毛皮委积”[8]。河西牧场的规模最为庞大，并且存在时间也最长，将近90年，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有显著地位。河阳牧场距黄河仅10里，位于中原腹地，是迁都以后，鉴于代郡牧场和河西牧场距京都较远，为满足京师警备及畜产品消费而兴建的。
从以上对于四大国营牧场的介绍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国营牧场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与北魏拓跋鲜卑的南下逐步统一整个黄河流域最终定都洛阳始终保持一致的，亦反映了北魏畜牧业在时空上的变化。即整个社会在向中原定居的农耕社会转变，畜牧经济的下降是必然的。这四大牧场前三个牧场的牲畜来源全靠战争掠夺而来的，而河阳牧场的牲畜则是从代郡和河西主要是河西牧场迁入的，说明在北魏中前期，掠夺在畜牧业经济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也即河西牧场建立年间，大规模的掠夺已达到了顶点，国力亦达到最高峰，此后掠夺战争随之减少，国势也渐渐衰弱。值得注意的是，河西牧场的牲畜迁往河阳的过程中，“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9]，然后再转牧于河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北魏的畜牧业生产水平。从每个牧场牲畜惊人的数量可以看出北魏的畜牧业生产规模之大。唐代最大的国家牧场的牲畜总数，也仅为河西牧场的三分之一。可见，北魏的畜牧生产规模及水平，繁荣程度，不但超越了以前历代，就连后来以马政最为著名的唐代甚至也难与之相比。
不但国营畜牧业如此，北魏的私营畜牧业也是比较繁荣的。那些受封牧地的世家大族像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他们的牧地面积多达上百里甚至几百里，所养从事放牧的“牧子”就数以千计，而牲畜的数量更是难以估算。明元帝拓跋嗣（409～423）年间，政府制定了征收牲畜税的政策，规定：“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六部民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10]，以马作为征收对象，以羊的数量作为征税标准，如果没有发达的私营畜牧业是不可能的。孝明帝（515～528）时，恒州刺史“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 北魏《齐民要术》中提到养羊生产，羊的数量往往以“千口”计，“羊一千口者”“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想必当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单个家庭饲养千口羊的规模也不罕见。值得一提的是，《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本人就曾养了200只羊。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当时私营畜牧业在北魏的畜牧业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从《齐民要术》看北魏畜牧业生产水平
《齐民要术》成书于北魏末年，是一部系统总结北魏及其以前的农业生产经验，特别是北方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学著作，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齐民要术》第六卷专讲畜牧，内容涉及马、羊、牛等家畜，有关技术内容则遍及选种繁育、饲养管理、疾病防治、畜产品的加工等诸多方面，其水平之高，充分反映了北魏畜牧业所取得的成就，对后世的畜牧生产具有很大的影响。虽然这一部分只有一卷且仅占全书的十分之一，“但在中国古代综合性农书中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12]，由此可见其地位与重要性了。而这部分，据游修龄先生统计：叙述马的字数占全部畜牧字数的45.45%，羊占25.75%，马和羊合占71.20%，是绝对多数[13]。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厚的草原文化的烙印，也充分说明了马和羊在北魏畜牧业生产中的地位。
马对于来自北方草原的拓跋鲜卑来说，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首位，主要是马的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包括别的朝代也是如此，而且专辟马政。这从中国古代畜牧兽医方面的书中也可以看出，涉及到马的书占了绝大部分，且大多是以专书的形式出现的。《齐民要术》中关于马的饲养，认为饮食上应当遵循“三刍”即饥时喂粗料，饱时喂精料，引诱多吃和“三时”即朝饮少量，昼饮酌量，暮饮足量；在繁育上，马驴的杂交，需要父强母壮。另外，还提出了军马的临时强健法等等。
但是，《齐民要术》畜牧部分有关养马的内容，缪啓愉先生认为“《要术》所载相马内容，颇为繁琐、零乱重复既多，也间有出入，与他篇大不相同”，“怀疑其中大部分是后人插进去的”[14]，所以它并不能较为深刻系统地反映出当时畜牧业的技术水平。而真正能代表畜牧生产水平与成就并对后来产生很大影响的便是《齐民要术》中的养羊篇。
作为北魏统治者拓跋鲜卑这样的游牧民族，羊的皮毛、肉酪可以满足他们的衣、食、住等方面需求，所以羊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拓跋魏的入主中原，“一向对于乳类没有多大兴趣的汉民族，似乎由于学习北方民族的风尚，大量养羊”[15]，饮食方面渐为“胡化”，羊肉酪浆已然成为“中国之味”[16]，并且做毡及制作酥酪等畜产品的加工已开始盛行，社会的需求俨然促进了养羊业的发展。所以《齐民要术》养羊篇反映的当时生产技术成就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表2：《齐民要术》养羊技术要点
————|技术要点
选种繁育|“常留腊月，正月生羔为种者，上；十一月、二月者，次之”这个留冬羔作种的原则至今仍在沿用
饲养管理|“牧羊必须大老子、心性宛顺者，起居以时，调其宜适。卜式云：牧民何异于是者”[17]，这是对于牧羊人的选择。“既至冬寒，多饶风霜；或春初雨落，青草未生时，则须饲，不宜出牧”，舍饲与放牧应结合起来
饲草储存|“积茭之法：于高燥之处，竖桑、棘木，作两圆栅，各五六步许。积茭著栅中，高一丈，亦无嫌”，即保存过冬牧草的方法
制酪做毡|“于鐺斧中缓火煎之”，“四五沸便止”，“以张生絹袋子，滤熟乳著瓦瓶子中卧之”，制酪应慢火煎，瓦罐盛。做毡“秋毛紧强，春毛软弱”应该混用，并且“不须厚大，唯紧薄均调乃佳耳”
疾病治疗|“羊有疥者，间别之”当时已经认识到通过隔离以防止疾病的传染。“当栏前作渎，深二尺，广四尺，往还皆跳遇者，无病；不能过者，入渎中行过，便别之”以此来检验羊的健康状况
《齐民要术》养羊篇所总结和反映的北魏畜牧业的生产技术成就，在中国的养羊史甚至于畜牧史上都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和影响。它是“保存到现在的最古我国养羊技术资料”[18]，并且“要了解古代养羊的实际方法，应以《齐民要术》的记载为最有价值”[19]，这是对《齐民要术》养羊篇最好的评价。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养羊篇所载的方法内容，很有可能并不像别的卷篇那样包含了对以前的技术经验的总结，而是在北魏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劳动人民自身在生产实践中总结提炼，并且借鉴北方畜牧生产的经验方法的结果，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上不断交汇融合的产物。日本农史学家天野元之助在其《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研究》一文中就曾指出“《要术》卷六畜牧加工部分是吸收了拓跋族的生产经验。仅从其记叙字数就不难看出，有关羊的饲养比重已远超出此前占优势的猪。从而可见此一时期，华北农民对羊的饲养已处于优势地位。羊的饲养跟农户的活动有密切相关的诸多问题，在《要术》养羊第五十七中，大体可以窥之，而体现这些经验的记述，只能是依据直接经验者，其中理应包括有些是从北方民族学来的”[20]。“要术最重要的优良作风之一是引书都注明出处”[21]，而本篇标明出处的仅有一处，即引用《家政法》中的有关内容，“养羊法，当以瓦器盛一升盐，悬养栏中，羊喜盐，自数还啖之，不劳人收”等。由此看来，养羊篇所反映的成就可能是那一时期独创的。
中国古代农书中关于畜牧兽医方面的，以马、牛为最多，驼、猪次之，但有关养羊的专著，则几乎就没有。同时“属于畜牧学性质的著作，除去相牛经、相马经之类而外，专讲育种、饲养的可说是寥若晨星。反之，兽医书却很不少。在这些著作中，关于家畜的饲养管理的知识沦为附庸”[22]。可见《齐民要术》养羊篇在养羊史上属于一篇非常有分量的著作，并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国现存最早的元代官颁农书《农桑辑要》中涉及到养羊的部分几乎全部引自《齐民要术》。另外一本元代三大农书之一的《王祯农书》中的羊养技术方法，一字不差全部抄自《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中除了马、羊，对于其它家畜诸如牛、驴、骡、猪、鸡等均有所论及。从书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驴骡这两种由北方传入，中原地区以前没有的动物，在那时已� 书中关于猪和鸡的饲养管理，也都设立了单独的篇章，材料很多，论述很有价值。
三．北魏农牧结构的变动
当北魏的畜牧业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直至达到顶峰的时候，对于作为统治者的拓跋鲜卑来说，农业，这个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更为悠久历史的经济部门，也得到恢复进而不断发展，最终取代了畜牧业经济，在国家经济中重又占据首要地位。
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早期很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到了道武帝拓跋珪（386～408）时期，随着与中原农耕民族不断冲突交往过程中，统治者开始渐渐意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相应的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像“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23]、“给农器，记口受田”[24]等等。但是从建国至北方统一的这一个时期，在推行农业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来自游牧贵族的阻力，加之采取的措施仅具有权宜应急性，所以农业发展缓慢，农业经济所占的比重非常小。畜牧业经济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水平上都远远超过农业经济，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太武帝拓跋焘（424～452）完成统一北方大业以后，通过颁布政策措施，农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加之随后进行的战争越来越少，规模也越来越小，这使得以掠夺为主要来源的畜牧业的比重在有所下降，但比起种植业来还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此时北魏统治集团内部仍有人声称“国人本着皮套，何用棉帛”[25]，可见农业经济结构尚待全面进行调整。
从孝文帝拓跋宏（471～499）太和九年（485）实行均田制到北魏末年，迫于人口激增，对衣食需求的加大，从而进入了农牧并重平行发展并最终农业超过畜牧业的一个时期。特别是旨在“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26]的均田制的提出与大力推行，使得土地与劳动力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客观上为北魏农业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随后产生的三长制，即设立邻长、里长和党长，三长负责检查户口、收缴赋税、征发徭役以及督促生产，它使得农 如果说均田制的实行是北魏进入农耕社会的标志的话，那么三长制的创立则是北魏“汉化”深化的重要标志。农业经济此时已占据了优势地位，农业生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畜牧业的比重在逐渐降低，但“如果说鲜卑拓跋部的游牧经济已不复存在，那是错误的”[27]。河阳牧场的存在，至少是个例证。
四、北魏畜牧业经济的生态影响
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以畜牧业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它的主要效益是减少了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从而减少了黄河决口泛滥所带来的灾害。这也是北魏统治者得以把河阳牧场修建在黄河边上的原因。北魏最后一个大型国有牧场河阳牧场，靠近黄河北岸，距离黄河仅10里，沿黄河呈条状分布。作为亦农亦牧的地区，在这之前畜牧业就已有之。《晋书·束皙传》中记载，“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28]。这里的“州司十郡”即包括黄河中游南北两岸境。河阳牧场常备戎马十万匹，不但肩负着京师的警备要务，同时还要为京师提供肉酪等畜产品，可见其对于北魏统治者来说是何其重要了。
从公元70年的东汉初期至九世纪末的唐朝时期，黄河出现了大约有八百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据记载，整个魏晋南北朝一共只发生过六次河患，而北魏仅有两次，且这两次也都发生在道武帝统一北方之前，分别为“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八月河内（今豫北）大水（一作雁门河内大雨水）；神麚四年（公元431年），魏南鄙大水，自山以东，遍遭水害，民多饿死”[29]。如果我们再把历史推进到500年后的北宋，就会发现，虽然长期动乱分裂的局面结束了，但是黄河河患决口却更甚从前，平均每1.5年便决溢一次[30]。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当黄河流域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它对于生态破坏的程度远远小于农耕经济。“历史时期某一地区的植被破坏情况如何，又主要取决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土地利用方式”[31]。农耕对于植被的破坏是相当大的，而畜牧经济只要不过度放牧，草原植物基本上就不会受影响。而植被的破坏与否，特别是对于黄土高原来说，直接关系到水土流失的程度以至河道淤积，黄河泛滥。所以当畜牧经济转向更为“文明先进”的农耕经济时，从整个黄河流域来看，会发现是得不偿失的。比较北魏和北宋黄河决口的次数，当可说明这一点。即畜牧业处于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就少，当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则偏多。正是由于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的发达，才使得黄河中游较大水患仅发生两次，以致北魏出现了长达九十年的安定局面。谭其骧先生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中指出：“东汉以后，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业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是下游之所以会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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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1期。
注释：
[1]《魏书》卷1《序记》。
[2]参见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399－400页。
[3]《魏书》卷2《太祖纪》、卷103《高车传》。
[4]《魏书》卷4《世祖纪》上、卷103《高车传》。
[5]《魏书》卷110《食货志》。
[6]《魏书》卷44《宇文福传》。
[7]《魏书》卷103《高车传》。
[8]《魏书》卷103《高车传》。
[9]《魏书》卷110《食货志》。
[10]《魏书》卷3《太祖纪》。
[11]《魏书》卷18《广阳王元深传》。
[12]李根蟠：《从〈齐民要术〉看少数民族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13]游修龄：《〈齐民要术〉成书背景小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4]缪啓愉：《〈齐民要术〉校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387页。
[15]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59页。
[16]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3。
[17]卜氏语见《史记·平准书》，此处是贾氏意述，不是原文。原文为“非独羊也，治民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
[18]邹介正：《我国养羊技术成就史略》，《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19]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20]天野元之助：《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研究》，山田庆儿编《中国的科学和科学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8年，第548－550页。
[21]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356页。
[22]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农业出版社，1964年，第346页。
[23]《魏书》卷3《太祖纪》。
[24]《魏书》卷3《太宗纪》。
[25]《资治通鉴》卷125《宋纪》元嘉27年。
[26]《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
[27]张维训：《论鲜卑拓跋族由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的历史转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8]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29]周魁一：《中国水利史稿》上册，水利电子出版社，1979年，第250页。
为了全面提供畜牧兽医公共财政支出的使用过程中，合理使用公共财政资金，应对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方面加强绩效目标方面的管理力度，强化绩效运转的跟踪，不定期进行绩效评估。在进行畜牧兽医项目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全面执行项目工作的施工建设合同制、项目工程投标机制、项目验收机制等，不仅确保项目建设的质量，还能保证项目的顺利运转。同时要对公共资金的支出模式、经费管理等方面加大监督力度，确保公共财政的资金投入，对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产生的效益。
2加大专项经费公共财政投入
2.1发挥县级公共财政资金对养殖户疫病防控的导引作用
县乡的公共财政资金通过支持养殖户的小区建设等方面的路径，加强对养殖户的支持，对进一步完善养殖户的综合生物安全措施来发挥积极性的作用。在当前的财政支持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养殖户建设补助，动物扑杀和无害化处理补偿等相关的投入，指导养殖户加大对动物疫病的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配备相关的技术人员，检测免疫效果，进行消毒处理与无害化处理，环境卫生等多个方面的监管力度，在动物疫病防控技术和人员培训等方面提供服务，并加强相关的指导。
2.2创建公共财政支持畜牧兽医公共服务发展的新机制
创建适宜畜牧业健康发展、兽医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动物疫病防控工作需要的，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畜牧兽医工作经费的保障机制，县政府公共财政年度针对畜牧兽医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需要随着畜牧兽医公共服务整体产值进一步提高，真正实现按照特定比例实现增长，做到健康养殖，能形成规模养殖经济。全面贯彻“政府引导、政策扶持、统一规划、规范建设、强化监管、提高效益”的基本原则，全面发展畜禽养殖小区或者是养殖场。在发展养殖小区的时候，需要做到产业发展和疫病防控相结合、规模养殖和污染治理实现有机结合，保证健康养殖、规范化养殖，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
3优化畜牧兽医公共服务发展的财政投入结构
首先，建立良种体系，确保种源供应。针对本溪满族自治县畜禽良种供应严重短缺的现状，要把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其次全面畜牧兽医公共服务机构的监管职能，根据属地化的基本原则，县级的财政投入和乡镇的投入实现密切结合，并且将其归入到县乡的财政预算内，实现畜牧兽医工作人员经费有全面的保障，工作经费方面存在一定的结余，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一定投入的具体要求；再次做好动物疫病防控每一个环节投入结构进行全面的统筹考虑。逐渐增加用在流行病检查、疫情监测、病死畜禽的处理补贴、村级防疫队伍建设、建设无疫区、研发防疫技术和疫苗、监测动物和动物产品等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经费方面的投入；最后要抓好技术创新。做好实用技术的普及与推广工作，提升科技对畜牧业的整体贡献率，重点做好杂交、良种推广利用、秸秆利用、牛羊圈养、疫病防治、生态养殖模式等实用技术的推广。
4确定公共财政支持的畜牧兽医公共服务的重点
要按照发展、控制、消灭的畜牧兽医公共服务的发展的基本要求，紧密围绕提高动物生产监测预警机制、动物卫生监督执法能力、动物突发疫情的应急管控能力、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机制、动物养殖的全面推广机制、动物疫病防治的信息化处理能力防控体系方面的建设，公共财政重点需要放在进一步完善动物体系网络、提升畜牧兽医公共服务的补助水平、动物防疫技术的支持机构和检验机构的运作经费方面的投入，动物疫病应急管理等方面，继续加大经费支持的力度。
5提升畜牧兽医公共服务的防控经费补助水平
5.1实施动物疫病的控制计划，加强对疫苗补助
需要进一步扩大财政支持免疫范围。根据地方畜牧业、兽医业发展的实际情形与社会农畜产品的贡献额度，确定畜禽免疫疫苗的补贴额度，并且强化对畜牧业产区的整体扶持力度，切实体现地方财政的相关政策导向。
5.2创建动物扑杀补偿机制
制定销毁动物产品、扑杀动物与相关物品的补偿办法，常见扑杀动物价格评估机构与办法，提升覆盖面与补贴标准，逐渐创建政府补贴为主，并实行养殖合作化组织、农业保险等互助资金等扑杀补偿制度。企业要需要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与养殖场建设的基本要求，创建无害化的处理措施，公共财政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补助。
5.3加强免疫应激死亡补偿标准
创建免疫副反应补偿机制与认定机制，确保广大养殖户的根本利益，清除养殖户自身的疑虑，积极推动免疫工作的有序开展。
大同市发展现代畜牧业，在不放松猪、鸡生产同时，集中打造奶牛、肉牛、肉羊、绒山羊四大优势产业区，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特色突出、竞相发展的现代畜牧业格局。现代牛奶优势产区。重点包括大同南郊区、大同县、阳高县3个县区，到2015年，区域奶牛存栏16万头，产奶32万吨，分别比2011年增长116%、95%。发展路径是：建设标准化奶牛养殖园区和奶站，扩大养殖规模；加快奶牛品种改良步伐，推广TMR饲喂技术，建立苜蓿、青贮优质饲草饲料基地；净化奶牛重大疫病，强化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现代肉牛优势产区。
重点包括大同县、新荣区、灵丘县、浑源县、左云县5个县区。到2015年，区域肉牛出栏19万头以上，牛肉产量3万吨，分别比2011年增长123%、132%。发展路径是：建设标准化肉牛养殖园区，扩大养殖规模；加快肉牛品种改良，推广优良牧草种植、粗饲料科学加工、配混合饲料饲喂、标准化管理等技术；加强质量管理，提高肉牛增重和牛肉品质。
现代肉羊优势产区。重点包括广灵县、浑源县、灵丘县、天镇县、左云县、新荣区6个县区。到2015年，出栏肉羊395万只以上，羊肉产量5万吨，分别比2011年增长171%、134%。发展路径是：建设标准化养殖园区（小区、场），推广舍饲、半舍饲养殖，扩大养殖规模；推广杂交改良，着力提高母羊繁殖性能；推广饲草科学加工，实施高效育肥模式，提高肉羊出栏率。现代绒山羊优势产区。重点包括广灵县、浑源县、灵丘县、天镇县、左云县、新荣区6个县。
到2015年，存栏绒山羊31万只以上，羊绒产量104吨以上。发展路径是：建设标准化养殖园区（小区、场），推广舍饲、半舍饲养殖方式；推广晋岚绒山羊优质品种，提高产绒量和绒细度。发展现代畜牧业，必须有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来支撑。大同市在发展现代畜牧业过程中，围绕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等环节，重点实施六大工程。优质畜产品基地建设工程。按照畜禽良种化、养殖规模化、生产规范化、管理制度化、粪污无害化的“五化”要求，新建一批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养殖园区（场、小区），扩大养殖规模，增加畜产品产量。到2015年养殖园区将达到639个。对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加快标准化改造和扩建，提高饲养管理水平。
采取政策引导、龙头带动的办法，引导散养户和小规模养殖场户向标准化养殖场区集中。饲草饲料高效利用工程。大力推进草地建设保护与“三化”草地治理，到2015年，全面完成天然草地确权，建设人工草地70万亩，飞播种草9万亩，改良草地328万亩，建立“三牧”草地（禁牧、休牧、轮牧）242万亩，使草地植被盖度提高到70%以上，载畜量提高1倍以上。选择6个5万亩的集中连片草地，实施种草养畜、划区轮牧，建设大草原、大牧场。发展青贮玉米种植，推广秸秆青贮氨化，建立饲草料基地50万亩，青贮秸秆100万吨，秸秆饲用率达到50%，实现农业生态良性循环。
畜牧龙头企业培育工程。扶持培育畜牧业龙头企业做强做大，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和引导本地资本转型发展现代畜牧业力度，吸引雨润、顺鑫、宝迪等国内外知名企业落户大同，加快提升大同畜牧企业的规模和素质。到2015年，培育亿元以上龙头企业18个，畜产品加工率达到80%。鼓励企业建立基地，形成与养殖户风险共担、互利共赢的利益联结体。
专业实践层次主要结合学生专业课程学习安排，进行教学实习、生产劳动、科研训练、社会实践、生产实习5个环节技能训练，强化知识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生产劳动和科研训练两环节是专业实践活动的初级阶段，放在一、二年级进行，活动的场所主要是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其功能在于帮助学生了解本专业主要畜禽生产过程、工艺要求与技术操作规程等，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专业技能的基本训练。社会实践环节是内容更为丰富多彩、形式更加多种多样的高层次专业实践活动，一般在二、三年级掌握了一般专业技能的情况下进行。当前多将社会实践安排在假期，以小组或分区域活动的方式进行。其主要功能重在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自理、自立、自学等独立工作能力和独自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学生接触实际、认识社会、了解国情民情、培养劳动观念的重要形式。生产实习环节承接专业实践和生产实践，学生在生产实习中既要完成生产实习任务，又要完成毕业论文的设计并付诸实施，实现了从专业技能向综合生产技能的递进。
生产实践层次包括生产实习、专题调查和毕业论文3个环节。这是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前的一种实践演习，主要在三、四年级完成。把学生分散到相关的科研单位、生产单位及教师的科研点上，参与相关的科研、生产、经营管理及推广工作。生产实习是综合技能训练中的关键阶段，学生可运用学过的理论以及所掌握的基本技能参加畜牧生产的全过程以及各种疫病的诊治。以学生独立操作为主，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发现生产中的问题，并加以分析、观察和解决。其功能是使学生得到全方位的锻炼，基本掌握专业生产的技术、工艺、技能。通过专题调查和毕业论文的写作，不仅能使学生对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一次综合运用，而且又能使学生进一步获得从事各项工作和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的训练，可有效地促进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这也是对学生实践能力的综合反映。上述2个层次的实践、10大环节的训练、3个阶段技能的递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该体系的构建既遵循了教育要循序渐进的科学规律，又涵盖了从基础到专业进而开展综合实践的全面实践能力的培养。
从多方面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补充和完善各种管理制度，如实验实训教学考核、实验设备的管理、安全管理、实验实训耗材的管理、实验室环保工作、信息和档案管理等方面的管理方法。根据畜牧兽医学院的实际情况，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规章制度，确定不同实验管理岗位职责和管理工作量。针对不同类型的实验实训室，建立对应的实验设备管理条例。例如畜牧专业主要有遗传实验室、畜牧工程实验室、营养与饲料实训中心等类型。根据不同类型的实验设备状况和实验性质，笔者制定了相应的实验实训管理条例。畜牧学院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实践教学工作的管理办法》、《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标准》、《关于实验室装备与投资的管理办法》等多项规章制度；并先后对教学实纲、毕业生产实纲进行了修订，使其功能不断得到完善和加强，同时对实践教学各环节的组织、管理、考核也进行了明确规定，保证了实践教学工作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各个教学环节采用不同的计分方法，分别进行考核。实验课可单独设课，单独考核，考核办法应以实际操作和笔试相结合的方法，实际操作部分占考核总分值的50％，不及格者应重修。教学实习按学习态度、技能掌握程度、独立操作能力等项目进行考核，毕业实习采用分项达标积分法，按方案设计、实习态度、实习任务完成情况、实习单位鉴定意见、生产实习笔记和专题报告或毕业论文答辩等项评定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4个等级，装入个人档案，毕业实习不及格者，不予毕业。优秀者给予表扬和奖励。实践表明，这种考核办法不仅能准确地反映学生的真实成绩，而且也可较准确地反映出学生的综合技能与素质的高低。
专业平台是为学生提供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形成专业素养的基础平台。畜牧兽医学院依据行业发展的要求，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的教学理念，构建起了基本满足畜牧兽医行业需求的、较为完整的、实训突出的专业体系和课程体� 专业平台的建设包括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大纲的制定，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改革，师资与设施条件的保障等等。实践教学基地是为学生提供专业能力向职业能力转化的关键平台。畜牧兽医学院以校内实训基地为基础，以校外实训基地为重要补充，构建了全方位的实践教学平台。在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中，强调实训项目的应用性和操作的规范性，鼓励创作，提高实训过程的知识含量，形成较为完整的校内实训体系。在建设校内实训基地的同时，为了加强对实验教学的补充，畜牧学院还积极地与校外几十家条件好的“教学实习基地”和“实践教学基地”相合作，在保证学生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教学、科研和生产的同步进行。践行畜牧兽医学院倡导的产学研合作模式，逐步形成适合自身发展、具有本专业特色的科研道路。畜牧兽医学院的科研基本定位在于通过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进行应用基础研究，达到技术开发、技术配套、技术改造、技术服务等目的。
针对畜牧兽医学院教师解决实践问题能力强的特点，畜牧兽医学院大力引进了企业项目，以项目作为引导和推动教学和科研发展。通过承接企业的项目，让部分师生参与项目活动，使学生在学习期间就能接触到本行业的新技术、新技能，锻炼其处理生产现场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质量意识和品质意识，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对教师而言，通过项目的开发，实践技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对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实践教师是学院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担任各实践教学管理教师、指导实践教学的教师。应加大力度对实践教师的培养和引进，主要是指导实践教学的“双师型”教师和指导生产教学的“生产型”教师队伍的建设，逐步形成初、中、高级人员的合理师资结构。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实现教师、学生、行业专家三结合。在校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在传授专业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指导学生进行校内实训。在校外实训基地，教师与行业一线的专家共同指导学生，促使学生将所学的专业知识有效地应用于实践，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p#分页标题#e#
㈠战略措施
近年来，甘肃省在草食畜牧业发展上主要采取的措施有：一是建立完善的规划和制度规定，规范发展草食畜牧业，包括《甘肃省草食畜牧业发展规划》《甘肃省草食畜牧业发展扶持办法》等；二是按照扶优、扶大、扶强的思路发展牛羊产业大县，使全省的牛羊产业大县总数达到50个，其中肉牛产业大县20个，肉羊产业大县30个；三是集中对良种繁育体系、规模养殖场（小区）、饲草料加工利用和技术培训等关键环节给予重点扶持；四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新增优惠贷款项目、母牛补贴、退粮还草补贴等；五是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技术培训，累计培训各类技术人员近3万人（次）。
㈡战略效果
行动计划有力地促进了草食畜牧业的发展，尤其是草食畜牧业战略性主导产业地位基本确立。据统计，2012年全省牛饲养量、存栏量、出栏量分别达到682万头、509万头和173万头，居全国第12位，其中有5个县饲养量超过20万头，8个县区出栏量超过5万头，甘州区等9县区被列入全国肉牛优势区域。全省羊饲养量、存栏量、出栏量分别达到3096万只、1925万只和1171万只，居全国第7位，其中有8个县区饲养量超过100万只，4个县区出栏量达到50万只以上，民勤等12县区被列入全国肉羊优势区域。草食畜牧业产值占畜牧业总产值的52%以上。草食畜牧业的主导产业地位基本确立，可以为200多万农牧民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
㈢增收作用
近年来，由于市场导向和城市人口的消费观念方式的变化，对牛羊产品的消费越来越强，致使牛羊养殖效益稳步提升。2011年全省牛羊肉市场零售均价40元/千克～45元/千克，2012年又上涨到年均价55元/千克～60元/千克，与2008年的市场行情比较，上涨幅度接近80%。根据抽样调查，目前规模养殖场（户）育肥出栏1头肉牛平均纯收入在2000元～3000元之间，出栏1只育肥肉羊平均纯收入在200元～300元之间。同时奶业的发展也开始走向正规，2012年末全省平均生鲜乳收购价格3.54元/千克，1头高产奶牛年盈利在6000元～10000元之间。全省农牧民人均养殖牛羊年收入在500元～800元之间，占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15%～20%。
二、总体评价
㈠加大投入力度是根本保证
按照政府引导、大户牵头、银行支持、农户参与等方式，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入草食畜牧业发展。近年来，全省在牛羊产业大县建设上的投入累计接近40亿元，其中地方政府整合配套7.2亿元，银行贷款和群众自筹32亿元，有效提升了草食畜牧业发展水平。同时探索出了利用金融资本建设牛羊产业大县的四种发展模式：一是省级成立专门投资公司和担保公司，实现资金放大增量；二是县级成立专业担保公司，解决规模养殖企业贷款；三是建立县级妇女小额贷款平台，解决农户小规模贷款；四是成立村级扶贫基金会，解决农户小额临时性周转资金。
㈡项目带动是主要方式
在项目建设上取得的主要成效：一是黄牛冻配改良数量由2008年的70万头增加到100万头，冻配率由54%提高到75%，绵羊常温人工授精工作普遍开展，累计改良绵羊200万只，推广良种肉羊1.2万只；二是全省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场）发展到5392个，其中牛羊养殖小区（场）2686个，肉牛规模化养殖比重达到30%，农区肉羊规模化养殖比重达到38%，创建部级标准化示范场25个、省级标准化示范场50个；三是全省秸秆饲料化利用率达到40%，其中50个牛羊产业大县秸秆饲料化利用率达到45%以上。探索出了“青贮银行、青贮合作社、代贮、揉丝打捆”等秸秆加工利用模式，草食畜牧业已从牧区资源约束型逐步走向了充分利用农区饲草料资源循环发展的路子。
㈢强化科技服务是基本动力
坚持以设施技术为基础、良种技术为核心、饲草料技术为支撑，加大了牛羊品种改良、养殖小区与标准化生产、秸秆加工利用、污物处理、健康养殖等核心技术推广步伐。省农牧厅、农科院、乡镇科技领导等每年抽调多名专业技术干部包县蹲点，对大县项目建设开展技术咨询和服务工作。一些项目县区按照双向选择、定点帮助、全程服务的工作要求向规模养殖场（小区、大户）派驻科技特派员；一些县区还探索出了“秆畜互促、良性互动、循环利用”的发展新模式。
三、结构特点和决策导向
㈠结构特点
通过近年来“六大行动”项目的推动，甘肃省的养殖小区建设进入快速阶段，根据调查和测算，目前在甘肃省农村的农户中，有32.21%的村建设了养殖小区。农户养殖的家畜按数量统计依次为猪、鸡、羊和牛。20.99%的农户养牛，其中38.16%的养牛户采用了牛杂交改良技术；35.9%的农户养羊，其中33.08%的养羊户采用了羊杂交改良技术；有22.33%的养牛养羊户采用了秸秆氨化青贮技术；31.23%的农户采用了暖棚养殖技术，占牛、羊、猪养殖户的35.33%；78%的农户是通过亲朋好友或自学方式学习的家畜养殖新技术，政府和社会服务组织提供的技术培训只占14.11%。
㈡存在问题
根据研究预测，虽然甘肃省的草食畜牧业目前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但仍然存在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主要有：一是投资不足，养殖小区的覆盖面不广；二是已经建设的养殖小区标准较低，配套不完善；三是养殖新技术的普及率较低，政府和社会服务机构的技术推广和技术培训力量薄弱，有待加强；四是畜产品的深加工能力比较弱，市场份额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五是经营组织还是以农户为主，公司化和企业化的程度比较差。
㈢决策导向
甘肃省中长期草食畜牧业的发展战略导向是：围绕打造全国重要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着力推进草食畜牧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努力提升草食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加快培育新型市场主体，启动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跨越发展行动，引进和培育一批有品牌、有实力、市场占有率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养殖企业和牛羊肉精深加工企业，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培育壮大产品品牌和地理标志产品，加快草食畜牧业强省建设进程。
四、今后发展畜牧业的方略
㈠努力提高标准化规模养殖水平
建立以国家投入为导向，集体和农民投入为主体，全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投入体系。按照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无害化、监管常态化的“六化”要求，每年完成1000个标准化养殖小区（场）建设任务，并组织创建一批部、省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㈡进一步加快草产业的发展步伐
甘肃天然草场面积2.68亿亩，人工种草留床面积2200万亩，农作物秸秆等饲草料资源量超过2000万吨。结合“全膜双垄沟播玉米”技术推广，采取多种形式，开发利用秸秆资源，确保饲草料生产与牛羊产业同步发展，努力实现草畜平衡，力争三年内农作物秸秆加工利用率提高到65%以上。
㈢尽快形成草食畜牧业的区域产业集群
以发展养牛业为重点，把龙头企业、养殖小区、专业村、规模户、养殖场建设作为重点，把草食畜养殖小区（场）与新农村建设、畜牧业结构调整和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紧密结合起来，统一规划、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真正实现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
㈣建立新型草食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
牢固树立抓生产先抓流通，抓流通先抓市场，依靠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的思想，大力培育和开拓草食畜产品市场。特别要规划和建设好县（区）草食畜产品市场、乡（镇）畜禽产品初级交易市场、畜产品专业市场，大力发展各种运销实体和贩运大户，鼓励农民发展各种形式的购销服务组织。
㈤培育一批公司化的经营组织
按照“大规模、大带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制；多种成分、多种经济组织并存”的要求，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高起点地抓好饲草料加工和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建设，使之形成经营机制新、技术水平高、规模效益好、市场覆盖面广、带动能力强的经济组织。
㈥开发一批草畜产业著名品牌
（一）分布区域不同
农业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农业化，是有机体生产过程，农业生产不可在大范围内逾越自然地带而存在。我国地域辽阔，跨越数个自然地带，从中国的东北到西南，从完达山开始，越过长城，沿吕梁山，经延安，一直向西南到青藏高原的东麓，东南部分是丘陵平原区，濒临海洋，气候温暖湿润，原生动植物多为森林型，产生了以农耕为主的农业；西北部分则深居内陆，高山峻岭，远离海洋，气候波动影响大，干旱且多风沙，原生动植物为草原型，发端了饲养家畜为主的畜牧业。我国草原畜牧业主要集中于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四川等西部、北部天然草原分布面积较大的省份；农耕畜牧业则广泛分布于东部、南部种植农业大省，在气候、交通、劳动力资源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它们在历史时期内的分布大体与自然地带的分布相吻合。
（二）经营方式不同
经营方式的差异是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 我国传统农耕区农户定居，以村落形式集中居住，就家庭为中心经营畜牧业，分散圈舍养殖，或以定居点为中心小范围游牧。因农耕的需要而饲养畜禽，规模不大，因此需要的养殖技术较为简单，对管理要求不高，病害往往是制约因素。草原区畜牧业普遍水热条件较差，难以满足定居的生态需要，多以游牧为主，活动范围大，往往可远至上千公里。由于气候的波动性，草原区畜牧业不确定因素很多，如天气、饲草料、疫病、食肉野生动物侵袭等都可能成为制约因素，对养殖知识及生产组织水平的要求很高。为了对抗风险，减少生产的边际成本，因此草原区畜牧业不以小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而是以氏族或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生产，家畜虽私有，但内部多有分工。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化生产，单个放牧单元的家畜规模可达成千上万。
（三）农业经济地位不同
畜牧业在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地位也有显著差异。农耕区畜牧业的目的多是对种植业进行完善和补充，其目的在于提供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役用畜力需求、改善生活等方面。如南方地区饲养的耕牛，不是为了肉用，而多是用来耕田、负重。故传统农耕区种植业可脱离畜牧业而存在，而畜牧业则不可脱离种植业，是从属地位。畜牧业则是草原区农业生产的支柱形态，几乎是游牧民农业收入的全部。畜产品既是游牧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同时由于游牧农业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需要通过畜产品来交换农区的茶叶、粮食、手工业品等生活必需品，所以畜产品也是牧民的生活来源。
（四）驯化的畜禽种类不同
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对畜禽的选育标准有差异，驯化出的家畜种类、品种也不一样。农耕区畜禽的选育标准主要为饲料转化效率高，多为杂食性，能够喂养农耕生产出的各种农作物，生产性能好。个体大小不重要，多不善游移，独居群居均有，繁殖率要高。由于有圈舍保护，对恶劣环境的耐受力也不是重点。总体要求是易于管理，家畜种类地域差别不显著但品种区域有差别。草原区畜牧业饲养的几乎都为家畜，它们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多为草食动物，且体格较大，便于牧人在空旷的草原地区监管。往往一个游牧系统饲养多种家畜，各有作用。家畜为了采食、躲避自然灾害、种内竞争，都非常善于游走，喜群居，耐受力好。草原区家畜与环境之间经过多年的双向选择，家畜种类的区域差别很大，如在青藏高原饲养的是藏羊，而蒙古高原则饲养的是蒙古羊，前者耐寒、耐高海拔；后者适于游牧，耐寒耐旱。
（五）孕育的文化类型不同
这两种类型的畜牧业还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农耕区畜牧业分布于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文化区域内；而草原区历史上一直为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所占据。从历史传说到历史记载开始，就出现了中国文化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虽草原民族与农耕朝代有所演替，但各自区域内的畜牧业形态几乎没有变化，所孕育的两种文化，既有冲突，又有联系与交融。农耕和畜牧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曾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之一。
二、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农耕区畜牧业是人们利用农区中大量的农作物秸秆、陆生（或水生）饲料植物及丰富的农副产品等，采用舍饲、半舍饲经营方式，饲养牛、羊、猪、鸡、鸭等家畜与家禽。农耕区畜牧业在当地农业系统中的地位虽不如草原区畜牧业，但因我国农耕区体量庞大，基数大，故在全国畜牧业总量占据的比例也非常大，历来是我国畜禽产品的主要来源地。农耕区畜牧业除了提供丰富的畜禽产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是通过畜禽转化农副产品为有机肥，家畜粪便还田，保证了土壤肥力，维系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构建成中国传统的生态型农业。农耕区生活可以独立于畜牧业，但生产不能长期脱离畜牧业。中国农耕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有大量的技术措施都是针对种养结合，种植业和养殖业相互促进。中国的土地耕作数千年之久而未明显衰退，畜牧业粪肥及其副翼性经济作用功不可没。如我国农耕核心地带太湖地区，明清时衍生出了“农副产品—猪—大田”系统、“蚕桑—羊—桑田”系统、“虫草谷—鸡鸭—田鱼”系统和“桑基鱼塘”系统，这些复合生产系统中畜牧业都发挥了重要的养分转化与流动功能。因中国南北地带性差异较大，农耕区畜牧业文化遗产又有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的分异。
（一）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中国南方的农业系统主体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以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为滥觞，逐步融合荆楚和巴蜀农业系统，并随着汉族的流徙向南推至珠江、闽江流域，向北抵及淮河以南，向西远达西南岩溶地区，最终将稻作农业系统扩散到整个南方地区。稻作农业系统的畜牧业作为种植业的副业存在，核心是建立了“粮—猪农业”这一简单而又高效的农业结构，猪吃残羹剩菜及多余农副产品，并辅以鸡鸭鹅等家禽，按需促进役畜的饲养。以长江流域为主还产生了蚕桑养殖这一独特的劳动密集型养殖业类型，长江上游的巴蜀和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都是重要的养蚕治丝起源地与发展地，衍生了蚕桑生产与其文化系统。南方农耕区畜牧业多舍饲经营，并培育出相应的品种，如太湖猪、湖羊等。不占大量土地，管理精细，配合优良的水热条件，种养相得益彰，生产效率很高，满足了南方地区在宋代之后成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的物质需求。这一精细舍饲畜牧业模式的发生有其合理历史内核，在现今及以后的畜牧业发展规划中，其价值应予以肯定与重视。
（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北方的农业系统建立在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之上，并向北扩展到东北辽河流域，向南扩展到淮河流域，向西到达青藏高原东沿。种植粟、黍等旱作作物，生态广谱性，森林、草原等不一而足，早在周代就有“马、牛、羊、豕、犬、鸡”六畜的养殖。畜牧业起源多元化，畜禽品种依生态系统而定，驯育出不少性状优异的草食家畜品种。但随后畜牧业的基调受“粮—猪农业”之影响，无不竭力种粮养猪。水热条件较南方次之，没有大量余粮大规模发展耗粮型畜牧业，但因农田附近天然草地面积较大且不少区域处于半农半牧区，多保留了牛、羊等草食动物的舍饲或半舍饲的畜牧业模式，在定居点附近进行适度放牧。精细管理的程度较南方差，但畜牧业的模式更为灵活，农牧结合，不专事农耕，如宁夏盐池的滩羊养殖系统，甘肃民勤的绿洲－荒漠草地放牧系统等。北方农耕区靠近草原牧区，与其发生不自觉的系统耦合，还产生了如四川雅安茶马互市、甘肃临夏东乡异地育肥系统等重要畜牧业文化遗产内容。
三、草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我国天然草原面积巨大，类型多样，从东北延续到西北的广袤草原，是欧亚大草原的重要部分，具有发展畜牧业的优势条件。草原地区发展畜牧业的时间很早，约在全新世早期，欧亚大草原的先民已进入游牧阶段，并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产生了非常成熟的游牧文明。此后随着历史的演进，在草原地区的民族有消融、有新生、有迁移，但游牧畜牧业的农业生产形态未发生改变，构成游牧文明产生的物质基础。历史时期内草原畜牧业的最重要价值一是保护了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景观格局。我国草原畜牧业产生于草原生态系统，继承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区域性特点，畜牧业文化遗产也相应呈现出区域特色，在与其环境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形成了物种、土地利用系统、景观、生态伦理观念等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内容，在数千年中为维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社会的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二为产生了除农耕文化之外的多元文化。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衣食住行，还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无不融合了几千年来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游牧民族贡献的草原文化元素。如果舍去草原文化，我们将无法想象华夏文明是何等式样，更无从探索其发展历程。草原区畜牧业文化遗产按草原类型、游牧方式、民族文化等的不同，又可分为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三大版块。
（一）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二）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在青藏高原农业系统中，畜牧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潮湿，牧草生长期短。生活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从事畜牧业生产活动，并培育出了适应高原环境的专一型藏系家畜，如牦牛、藏马、藏羊、藏猪、犏牛和藏獒等。畜种分布出现地域化、专业化的特征。牦牛是古人类在狩猎生活中逐步认识和驯养出来的家畜，比较适应高原生态环境，分布较为广泛；马、驴、骡和猪等牲畜的高原适应能力较差，主要分布在河谷、盆地一代；绵羊和山羊更能适应高寒环境，多分布于藏西山地之间。高寒草原＋藏系家畜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寒草原畜牧业区域，游牧业经济活动表现岀明显的专一性、稳定性特点，其游牧系统是建立在不同海拔高山草地之间的季节游牧，游牧的距离不远，如四川红原的麦洼牦牛放牧系统，甘肃天祝县的白牦牛放养系统。同时青藏高原畜牧业还哺育了藏族及藏传佛教的地域性文化，其农业伦理思想不过分追求畜牧效益，如藏族的放生传统、野生动物爱护、禁忌文化等习俗，生态伦理思想非常浓厚。
（三）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包括河西走廊和新疆在内的内陆河流域广袤区域，该区以多个分散的点状绿洲为节点，构建了山地－绿洲－荒漠的复合生态系统。其发生的大背景是海洋气候影响薄弱的广大内陆，存在地带性荒漠和高大的山体，高大山体构建了不同的垂直生物气候带，分布着面积广阔的草原，历史上无数游牧民族在这里发展了草地畜牧业。高山上较为丰富的降水又形成冰川和河流，河流的出山口，挟带沙石和土壤有机物，在山麓地带形成冲积扇，这里水分充沛，土壤肥沃，适于中生植物生长，于是成为草木丰茂，鸟兽繁衍的天然绿洲。绿洲以农业为主，在绿洲边缘地带进行着适度游牧，多为半农半牧或农牧结合的类型。该区培育出了诸如伊犁马、大尾羊、哈萨克羊这样的优良畜种。游牧方式为不同绿洲或山体不同海拔之间的长距离游牧，转场可达上千公里，对生物的时间地带性原理体现最为明显。家畜在牧人的管理下，突破地理地带性的局限，对地理地带性加以剪裁、连缀，排除不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截取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构建了全新时空体。同时由于山体的牧区和绿洲的农区大体沿山脉走向线状分布，农牧区距离较近，农牧系统结合一直较好。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孕育了以哈萨克、柯尓克孜、塔吉克族为主体的游牧民族，还一直担当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文化则以外入的伊斯兰文化为主导。
四、结语
通过驯化的畜禽生产动物性食物是人� 中国虽是以农耕为主的农业古国，但畜牧业发端很早，内涵也十分丰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的农业地位也不尽相同。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畜牧业文化遗产内容，是中国农业系统发展形成的成果，应是中华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国农业的未来息息相关。农业文化遗产多呈现为农、林、牧、渔等不同农业类型组成特色鲜明的复合系统。对畜牧业文化遗产的区域划分，是在认识其共性的基础上，明确其系统性差异。通过对单一类型农业文化遗产的视角，可以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结构、功能及保护的侧重点有更为明确的认知。从五个方面的差异，中国的畜牧业文化遗产可划分为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草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其分歧实质为不同自然地带的农业化结果差异。农耕区畜牧业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内涵或可归结为循环生产为主，而草原区畜牧业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内涵在于生态保护与文化基因为主。
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所以在我国重视畜牧业发展的同时，随之而来的畜牧业保险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被列为农业金融体系的重要内容，有利于畜牧业风险以及损失的分散，是政府支农的新尝试。为显现畜牧业保险的作用，帮助增强畜牧业防范和抵抗灾害和风险的能力，提高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政府主动开展畜牧业政策性保险，逐步确立畜牧业保险政策的措施，还为督促建立完善网络基础设施、综合信息平台做着辅助工作，有利于打消养殖户的投保顾虑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形象和威望。但是，由于配套的法律法规，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的存在，养殖效益逐年下降，畜牧业的发展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形式，又畜牧业在我国的起步较慢，各方面都还不成熟，同时道德风险、逆选择等提高了畜牧业保险的成本，农民在价格上表现的劣势显现，难以负担沉重的保费，导致需求不足，这些因素极大地阻碍了畜牧业完全的市场化运行，提高了对国家和政府的要求，政府补贴经营费用和保费的负担，容易致使国家财政出现赤字，压力巨大。
2政策性保险存在的问题
2．1配套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05年12月29日通过，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根据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对其进行修正，《畜牧法》和《保险法》确立时间早，均未对政策性畜牧业保险作出具体规定，近年来，又未作出修改，更新速度慢，与现实社会相比有些脱节，政府也没有针对畜牧业的发展特点来拟定具体的畜牧业保险法，难以应对最新的畜牧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法律法规的缺失给发展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带来诸多困难。畜牧业容易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脆弱性的特点，属高风险行业，一旦发生巨大灾情或疫情，又没有法律的支持和保障，保险公司的资金难以满足赔偿需要。
2．2政府对畜牧业发展的资金投入不足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对畜牧业保险发展的资金投入不足，表现在畜牧业方面发达国家一般都是政府出资占绝大部分，农民对畜牧业保险的费用投入较少，负担较轻。如在美国、法国，政府对农民所交保险费会出高达50％～80％的保费补贴；日本、加拿大、韩国开展的畜牧业保险事业，政府不仅出资补贴事业运营经费，对积极投保的农牧民国库30％～50％的补贴保费，而且政府还提供保险的再支持。然而，我国政府对畜牧业保险补贴的费用补贴极少，相应的规定支持的法律措施也没有出台，信贷支持方面的比例覆盖面也只有30％左右，还有一 所以，畜牧业保险的机构因缺少创业资金而难以运营。
2．3宣传力度不够，引导防护机制有缺陷
畜禽养殖主要分布在比较落后的乡村或者偏远的山区，基础设施落后，缺少接受教育程度及相应的配套设施，养殖户大多是农民，自身受教育程度不高，领悟能力较差，不能很好地理解复杂的保险条款，而政策性保险的宣传工作不到位，目前只有电视或者广播等单一的方式，也只是浅层次的提及，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政府对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宣传工作的不重视，使投保率难以保障，还容易引起农民对政策性保险的误解，致使畜牧业保险受阻。引导力度不够，相应的防护机制不健全，养殖户自身很难发现市场的需求和变化，风险得不到有效预防和控制，难以提起农民对畜禽养殖的信心，不利于畜牧业发展。
2．4养殖户和保险公司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制造的巨大的障碍
政策性畜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高补贴以及一些免税政策对养殖户和保险公司来说都是一笔不小财富收入，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诱惑，因为养殖户只需要付出很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赔偿（如养殖户往往选择风险较大的标的进行投标，对风险较小的标的不投标），容易让他们为获得补贴赔偿金去选择不努力预防风险和灾害管理，从而加剧道德风险的发生致使政府补贴下的畜牧业保险效率低下。同样的保险公司也存在这种情况，保险公司经营的根本目的在于盈利，因此在经营管理中会自觉选择更利于其获得更多政府补贴的经营方式，而不是真正考虑畜牧业的发展，经营管理补贴费用降低了保险公司的风险责任，会带来市场的供给过剩，容易带来市场波动，而其损失又得由养殖户和保险公司来承担。结果必然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国家也会蒙受损失。
2．5政府为提高畜牧业保险的参保率，强迫农民参保
从国外一些比较成功的农业保险实践中得出经验，保险业要求符合大数原则尽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分摊风险的特性，同时要保证一定程度的参保率，所 另外，农民及商业保险公司二者不能自发达成协议，适当的强制性投保是推动农业保险制度迅速发展的有效手段。然而，适当的强制性投保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制度，实际执行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政府官员为谋取私利，使执行过程变得复杂、艰难，用欺骗或者打压的手段，强迫农民参保。
3推进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工作的建议
3．1健全畜牧业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
政府应该根据畜牧业的发展特点，尽快出台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法律法规，使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有法可依。就政府自身而言，首先是应该做到遵循指导思想和原则，积极履行在畜牧业保险中应该发挥的职能；接下来由政府、保险公司和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共同协商，研究确定关于畜牧业补贴的种类、范围和标准；还有明确对以下事物的明确规定也是当务之急：对畜牧业保险的组织形式、性质、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理赔条件、补贴力度、组织机构、运行方式、政府作用、农民参与方式、保费分担原则、巨灾风险的控制、异常灾害超赔资金处理方式、税收、有关部门配合、对政府、保险公司与养殖户需要行使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同时政府要实事求是，规范管理，提高办事效率，实行方便人们的参保手续及赔付程序，使养殖户享受到优质的承保、理赔服务。
3．2加强畜牧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保障
针对目前我国在畜牧业发展资金投入力度还非常有限的问题，我国政府就更该利用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来合理解决这一问题。着力提高农村保险覆盖面，为经营畜牧业保险机构和从事畜禽养殖的农民提供免税优惠和贷款优惠，拓宽畜牧业投产的融资渠道，根据地区的贫困差距，分别合理地制定农险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在优惠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为避免其流于形式，政府应该加强监管以保证政策性的优惠真正落到实处，造福于人民。
3．3履行政府的职责，加大宣传的力度，建立相应的防护机制
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保证信息资源的畅通流� 由于畜禽养殖户大多数是农民，采用农民喜闻乐见而又容易接受的现场宣讲方式，主要内容为养殖户身边的典型案例，势必效果更佳。为促进畜牧业保险事业的不断发展，有必要以国家信用为畜牧业保险经营机构提供担保，同时，由政府主导赔付超额的再保险和整合各级行政资源，为农业保险提供人力和技术保障，做好灾前的防护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3．4防止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
逆选择和道德风险是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推进过程中的最大障碍之一，针对这个问题，政府应该做好事前防范，事中监督，事后管理，以下措施必须推行：首先，在农民对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投保之前，以及保险公司贷款之前，根据投保情况，建立严格的信用评级制度，分等级的进行管理；接下来是在人们投保或贷款后，定期的举行一些讲座等教育活动，主要内容为关于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投保之后应该注意的相应规章制度与条款，增强投保人的道德意识，同时采用邻里或者乡里之间相互监督的措施，以降低道德风险；最后，按照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带来政府和国民的损失程度，制定相应的惩处方式，且方式必须严厉有效，如投保人的信用与贷款买房等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起来。
3．5尊重养殖户自身的选择
对畜牧业保险的投保问题，政府应该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履行自身的职责，尊重养殖户自身的选择，不强力胁迫农民参保，应该做好事前的宣传与引导工作，普及畜牧业保险的相关知识。加强对畜牧业保险投保费用征收的政府官员的监督与管理，尽量避免因个别官员自身素质问题，使畜牧业的发展受到影响。
3．6扩大保险范围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 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 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
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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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适宜传染途径
畜牧养殖疾病发病的条件为病原微生物借助一定的途径侵入动物适宜的部位。在这一条件中，假使病原微生物侵入了动物身体，但是所侵入的动物部位不能满足其生长条件时是无法引起发病的。就拿破伤风来说，只有破伤风梭菌通过动物外伤侵入动物体后，再在无氧的条件下成功得以成长才会造成发病。除此之外，当动物对某种病原微生物没有免疫力时就可以称其为易感性，所以说病原微生物在侵入到有易感性的动物体后就能导致动物发病。
1.2外界环境因素
外界环境因素通常包括三方面内容，即：①对病原微生物生命力或毒力的影响；②对动物抗病能力的影响。每年刚刚步入春季之后，畜牧养殖面临的一大主要难题就是严重缺乏饲料，而且动物的抗病能力十分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寄生在牛羊等动物胆管中的某些病菌就开始快速生长，最终导致动物发病甚至死亡；③对生物媒介和中间宿主生命力、分布的影响。随着季节的变化，蚊子会通过叮咬的途径把疟疾与流行性脑炎等进行传播。
2疾病流行特点
疾病流行具有四大特点，首先则是散发性。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仅有少数的几个病例通过散发出现了，常见的有破伤风。其次则是地方性流行病，这一特性是指发病动物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并发的面积也比较小，往往是在某个地区或某个县城。之后则是流行性，它是指发病动物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传播了多个县城或地区。最后则是爆发性，这一特性是指在某个地区的某小段时间内，同时有大量的动物发病，主要有口蹄疫等。
3防疫注意事项
3.1增强畜牧防疫意识
在广大的农牧区，人们对动物防疫的认识的全面性和深入性都非常欠缺，由于是对于部分养殖户来说，更是没有认识到动物防疫问题的重要性。一直以来，农牧区动物防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农牧区人们的防疫观念非常薄弱。很大一部分的养殖户都持有这一错误观点，即自家的动物是在自己的财产名下，是否要做防疫工作由自己说了算，政府与其他相关部门都没有权干涉。对此，必须要增强畜牧养殖户的防疫观念，在出现了动物疫情之后不能想方设法的瞒天过海，因为这样一来使得疫情不仅不能在第一时间内得到处理，甚至还会导致疫情大范围扩散，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
3.2加强消毒，搞好卫生，减少病原体对畜群和畜舍的污染
要想从根源处避免疫病的发生首先就要做好消毒工作，以此来为动物提供良好的卫生环境。搞好环境需要长期坚持每天对棚舍进行消毒，做到每周至少一次或两次全面消毒。其次，则需要在进场前换上专门的衣服、鞋帽等，不论是出棚还是进棚都要用消毒液清洗手，同时还要注意对所有用具的消毒工作。最后则是要注意消毒液的配比，5:1000浓度过氧乙酸，1:500喷雾灵，1:200百毒杀，3%烧碱溶液是比较合适的。
3.3及时掌握疫情
出现疫情后要第一时间内采取措施，防治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因此，必须要首先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其次，将每一程序的处理工作都进行一一指定给专门的负责人。与此同时，还要对疫苗的管理和使用制定出严格的规范。对于不同性质的疫苗，要选择相应的贮藏温度，尤其是在整个疫苗贮藏的过程中，应将温度调节到标准水平。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全部的疫苗都要放置在干燥处，切忌阳光的照晒。
3.4正确使用疫苗
在未使用疫苗前，必须要多次阅读该疫苗相应的使用说明书，明确疫苗的具体生产日期，同时还要查看疫苗是否已经过期。疫苗必须要采取现用现配的重要原则，不能提前配好。与此同时，在进行配置时，必须要每一步都根据说明书的指示进行具体操作。疫苗在使用前还要进行预温，在这一过程中还要进行充分的摇晃，使得疫苗受热均匀。当疫苗的温度与畜体温度相近时再接种，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很大程度上缓解动物的应激反应。已经经过稀释或者是打开的疫苗要一次性使用完，隔夜的疫苗严禁再次使用。
4春季畜牧养殖安排
春季畜牧养殖安排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为宣传工作。加大对畜牧养殖的宣传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它能够有效的激发起广大群众的防疫主动性，使其积极参与到防疫工作中去，从而营造良好的群防群控氛围。上述已经讲到，春季是疫情发生与扩散的关键时期，实际上不仅仅要在春季注重免疫工作，还要做到全年免疫。另一方面为加强疫情监测，也就是在发现疫情的第一时间内上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处理，从而获得最佳的处理时间。
5结语
1．1数据获取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作为因子分析的观测样本，用S1～S31表示，其中河北省用S2表示，15个量化指标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中国畜牧业年鉴》。
1．2过程及结果
1．2．1将原始数据用SPSS17．0软件进行因子分析，见表1。由表1可见，KMO值大于0．5，Bartlett球度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1026．281，相伴概率小于显著性水平0．01，表明各变量间信息重叠度较高，可以采用因子分析法来进行评价。
1．2．2计算因子的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见表2。由表2可知，前4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93．657%，涵盖了指标数据中的绝大部分信息，故选取4个主因子。
1．2．3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因子载荷矩阵提取因子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见表3。由表3可知，F1在(X12)、(X3)、(X7)、(X8)、(X15)上有较大载荷，因此将其命名为羊和奶牛生产能力因子；F2在(X13)、(X4)、(X14)、(X9)上有较大载荷，将其命名为家禽生产能力因子；F3在(X5)、(X1)、(X10)上有较大载荷，将其命名为猪生产能力因子；F4在(X6)、(X2)、(X11)上有较大载荷，命名为肉牛生产能力因子。分别计算各主因子F1～F4的得分FAC1～FAC4，并以各主因子的方差贡献比重为权重进行线性加权和计算综合得分。其计算公式为：F=(33．646×FAC1+26．192×FAC2+20．952×FAC3+12．867×FAC4)/93．657。其中F为综合得分，结果见表4。
2分析与讨论
河北省(S2)畜牧业发展状况中羊和奶牛生产能力的权重最大，贡献率达到33．646%;家禽生产能力次之，达到26．192%;猪生产能力再次之，达到20．952%;肉牛生产能力贡献率最低，为12．867%。从羊和奶牛生产能力因子看，河北省位于我国前列，表明河北省在羊和奶牛生产方面具有很强的能力。特别是奶牛被列为区域优势产品后，奶牛产 从家禽生产能力因子看，河北省同样位于前列，表明河北省在家禽生产方面也具有很强的能力，但同排名第1位的地区存在很大差距。河北省应在重点打造蛋种鸡产业的同时，着力培育更多的家禽类企业，提升河北省的家禽类生产能力。
从猪生产能力因子看，河北省处于中下游水平，且低于平均水平，与排名前5位的地区有很大的差距。今后河北省应引导农户发展适度规模养殖，扩大优质种猪改良范围，实行“全进全出”生产模式，在粮食主产区加快建设优质瘦肉型猪生产基地，以大幅提升河北省猪生产能力。
1.创新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畜牧产业模式。
充分依托京津资金、技术、市场、消费需求等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河北土地、劳动力、饲草饲料等方面的相对资源优势，创新畜牧业发展模式，迎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需要。加快调整空间布局。在紧邻京津的张家口、承德、唐山、廊坊、沧州、保定等市的23个县（市、区）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培育环京津特色产业带；推行屠宰加工企业与养殖户订单生产，合同收购的养殖模式。平原区加强对现有中小型养猪场标准化改造，引导发展年出栏5000头以上适度规模养猪场，重点发展存栏1万～2万只的蛋鸡标准化规模场，推行标准化规模养殖。燕山、太行山山区县以肉羊和肉禽为重点，发展适度规模肉羊、肉禽养殖，推行绿色无公害畜禽生产，进一步增强京津市场供给能力。加快调整畜禽品种结构。生猪养殖方面，将原定的瘦肉型改变为肥瘦兼用型，延伸瘦肉型猪出栏时间提高脂肪厚度，适应京津大众消费者口味。蛋鸡养殖方面，将原定的白壳蛋鸡和褐壳蛋鸡改变为粉壳蛋鸡，增加粉壳蛋鸡养殖数量。培育河北柴鸡新品种，发展山地放养型柴鸡，生产高品质柴鸡蛋，适应京津消费者的喜好。在肉牛养殖方面，大力发展乳肉兼用型牛，开发高档牛肉产品，满足京津高端消费需求。在奶业方面，大力发展有机生态奶、草原牧场奶、巴士消毒奶，提高乳脂率和乳蛋白率，抢占京津高端奶业市场。打造全链条畜牧经济。创新“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合同销售”模式，大力发展新兴养殖经济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稳定供求关系、延伸产业链条。在环京津生猪主产区，以唐山双汇为核心，带动玉田、迁安、抚宁等县发展100个标准化养猪基地，带动4000个养殖户，与京津合资改造提升5个现代化屠宰场，将单体每年供应京津冷鲜肉能力从2.5万吨提高到4万吨。蛋鸡养殖以沧州万雉园为纽带，带动100个蛋鸡存栏1万只以上的标准化规模养殖场，采用喷码、清洗技术，生产高档产品供应京津高端市场，通过提供饲料、兽药、疫苗、养殖技术等方式建立蛋鸡养殖合作社，带动中小规模养殖户建设100个生产基地，生产中档产品供应京津大众市场，扩大京津市场占有量；以大厂福华为核心，在张家口、承德坝上半牧区，利用国家肉牛产业政策，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力推广地理标志牛羊肉产品，抢占京津市场，满足市场需求。
2.建立适合京津市场需求的优质畜产品基地。
一是提高畜禽品种质量。充分发挥京津畜禽种业优势，加强与京津畜禽种业科技合作，加快技术成果转让，重点突出骨干品种，提升现有生猪、蛋鸡国家核心育种场和繁育场建设水平，共同指导培育一批基础设施健全、畜禽品种优良、技术水平先进的种畜禽场，尽快达到国家核心育种场和繁育场要求，提高畜禽原种场、扩繁场的供种能力。充分利用京津地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共同培育大午金凤褐壳蛋鸡羽色自别新品种，提高市场占有率，共同培育优质乳肉兼用品种种公牛，提高后代母犊单产水平和乳成分、提高后代公犊的产肉性能。二是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充分发挥1010个部省级示范场和21个示范区的示范带动作用，积极开展设施达标、健全制度、规范规程、标准化示范、严格执法、全覆盖培训“六大规范化管理行动”，将示范区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1～2个百分点。充分利用畜牧业生产扶持项目的调节作用，引导生猪、蛋鸡、肉鸡、肉牛、肉羊散养户和中小规模场加大资金投入，通过改造提升，扩大生产规模，实施标准化生产，淘汰落后的养殖方式，将河北规模养殖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加强督查指导，推广先进典型，规范投入品控制，规范养殖行为，规范档案填写，将规模养殖场备案率由76.3%提高到80%提高，提高畜禽生产能力和水平。三是强化畜产品品牌建设。加大河北特点畜产品宣传，将培育畜产品品牌作为提升畜牧业竞争力、提高畜产品附加值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内容来落实，争取将石家庄君乐宝、徐水大午、沧州万雉园、唐县国富唐尧、唐山中红三融等31个省内知名养殖品牌企业，打造成5个全国知名养殖品牌企业，河北畜产品在京津市场的占有率提高5个以上百分点。
3.构建满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市场。
京津冀要破除限制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障碍和行政区划藩篱，对标珠三角和长三角，加快建设京津冀畜产品统一市场的步伐。充分挖掘无形市场的潜力。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无形调节作用，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涉牧企业、养殖大户利用河北畜牧兽医综合信息平台，按照京津市场供求信息组织生产和销售。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各级畜牧兽医部门要科学分析研判京津市场畜产品供求的现状和趋势，根据现代畜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波动规律，针对京津高端畜产品消费需求趋势，组织各类养殖企业、专业合作社开展市场需求和营销培训，利用各类扶持政策，引导养殖户实行标准化生产，开展有针对性的特色养殖，提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提高京津市场占有率。充分发挥有形市场的主导作用。加大河北畜产品直接进入京津卖场，引导农民合作社、涉牧企业、养殖大户与农贸市场、超市直接对接，建立京津社区直营店，周末开展京津社区大篷车服务，减少中间环节，提高销售收入，实现畜产品精准销售。发展网络配送和网络销售等新兴业态，引导和组织有条件的专业合作社、大型养殖企业开通电子商务网站构建京津配送体系，通过网络推介和销售畜产品，争取相关部门对在京津开设网营店，提供直送业务的配送公司给予税收优惠，增加养殖效益。着力培育经纪人队伍。加强畜产品交易经纪人行业自律，提高信誉度，组织开展研究京津畜产品市场内在规律和质量要求，及时反馈市场信息，积极对接京津市场，最大限度提高京津畜产品市场占有率。引导经纪人充分利用北京农产品批发市场外迁的机遇，组织养殖户、合作社与新建市场发展订单养殖，优化养殖结构，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减少生产的盲目性。建立京津冀三地畜产品检测监测结果互认机制。建立健全京津冀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统一人员培训、统一检测参数、统一检测设备、统一检测方法，实现畜产品检测监测结果互认。充分利用畜牧兽医综合信息平台，完善畜产品生产、运输、销售等要素信息，加快与京津信息联网进度，最终实现畜产品二维码检索全覆盖。
4.搭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要顺应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场大变革，在动物疫病、畜产品质量安全联防联控体系上实现率先突破。构建重大动物疫病联防联控机制。强化华北五省区市重大动物疫病联防会议制度，在京津冀统一时间进行强制免疫、防治人畜共患病和动物常见多发病工作，同步实施动物疫病风险评估与分级管理，每季度交换疫情信息，争取对防疫物资实行统一调配，实现防疫物资在京津冀充分有效利用。构建畜产品供求信息共享机制。按照京津畜产品信息收集工作机制和时间节点，科学调整河北畜牧兽医综合信息平台的信息收集、工作机制，初步实现每周交换畜产品供求信息，最终实现当日信息共享。半年召开一次京津屠宰加工企业、畜产品交易市场与河北省基地的对接会。季度研究分析京津市场对畜产品品种、质量的需求变化情况，及时调整河北省供京津畜产品基地的品种结构、饲养方式和饲养规模。构建畜产品检验检疫认证信息共享机制。每季度将河北无公害畜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情况通报京津。协调农业部，统一京津冀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出证工作，将京津冀三地跨境调运按同一省对待，打破现有三地通关两证壁垒，实现一证通关。构建预警预报信息共享机制。每年召开2次京津冀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动物疫情专家解析预警会议，统一确定范围、参数，规范样品采集和检测程序，全面摸清京津冀动物疫情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及主要风险，评价动物疫情和畜产品质量安全总体水平。
5.健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联动机制。
(一)畜牧业基本建设投入不足，畜牧基础设施发展明显滞后内蒙古、新疆一直是我国草食家畜生产的主要产区，但两者畜牧业发展水平却相差甚远。2012年，新疆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为24．82%，内蒙古则为45．68%。根据《农业统计年报》相关数据统计，新疆现有8．6亿亩草原，但80%以上出现不同程度的沙化，其中40%严重退化，产草量下降30%～50%。新疆畜牧业基本建设投资额由2000年的5867万元增加到2009年的152025万元，增长24．9倍，占农林牧渔业投资的比重由2．4%提高到8．8%，而2009年内蒙古对畜牧业的投资已占农林牧渔业的比重为31．6%。如果把所有投入均用于草场建设，内蒙古草场每亩投入9．23元，而新疆草场每亩仅投入1．98元。从基础设施方面看，2010年新疆拥有水库577座、内蒙古494座；水库总库容量新疆为135．6亿立方米、内蒙古为163．2亿立方米；治理除涝面积新疆为60．3万亩、内蒙古为415．5万亩，内蒙古是新疆的6．9倍；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新疆为590．85万亩、内蒙古为15851．1万亩，内蒙古是新疆的26．8倍；青饲料播种面积2012年新疆为60．9千公顷、内蒙古为230．8千公顷，内蒙古是新疆的3．79倍(见表3)。
(二)饲草料资源分布不均衡，农作物秸秆有效利用率过低新疆的农业经济发展属于典型的绿洲经济模式，每一块绿洲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受自然生态条件、种植业结构、种植规模和农业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农业饲草资源整体表现为北疆地区好于南疆地区。北疆地区小麦、青贮玉米、玉米、黄豆等秸秆资源相对丰富，而南疆地区农作物秸秆主要为木质化程度较高、营养价值较低的棉杆。正常年份，小麦秸秆价格南疆地区比北疆地区高出近1倍左右；而受灾年份，南疆地区小麦的秸秆价格都超过了小麦的价格。新疆自2011年起开始实施草原禁牧，禁牧面积为1．515亿亩，其中，退化严重的温性荒漠、高寒荒漠和高寒草原禁牧1．181亿亩，重要水源涵养地和草地类自然保护区为150万亩。“退牧还草工程”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实施对草原生态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牧区禁牧将使畜牧业的重心由草原畜牧业向农区舍饲畜牧业转移，“草畜”矛盾日益凸显。有研究指出，我国秸秆资源十分丰富，年产量6亿吨左右，而目前利用率仅占1/3。2012年，新疆粮食总产量(包括稻谷、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和其他谷物)1273万吨，若统一按谷秸比1∶1计算，则拥有1273万吨的农作物秸秆。如果按1个羊单位每天采食1公斤干草计算，仅粮食作物秸秆一项就可养活3487万个羊单位。然而，受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农区重粮棉生产、轻秸秆利用的现象普遍存在，农村养殖户大多仍采用传统落后的饲喂方式，对秸秆采用科学加工技术的积极性还不高，秸秆利用方式还比较单一，科学搭配、配方饲喂、综合利用水平低；饲草加工转化的基础薄弱，秸秆加工、储藏、配送体系不完善；基层服务体系建设薄弱，乡站技术人员少，服务和技术指导力度不够。在秸秆饲料利用技术上，主要采用青贮、微贮、粉碎等常规技术，而且农户养殖分散，秸秆转化利用水平参差不齐，规模养殖受饲草短缺的制约难以突破。由于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秸秆利用的机械化装备条件还很薄弱，秸秆利用推广工作仍存在很多障碍，这些都造成秸秆饲料的浪费。例如，北疆地区特别是昌吉州和伊犁州种植业以小麦、玉米为主，秸秆资源十分丰富，但秸秆利用率还不足50%。
(三)养殖成本居高不下，农区养殖业融资困难在实施草畜平衡的政策环境下，新疆由草原退减下的牲畜需要农区承接，但目前农区养殖业还存在饲草料成本居高不下、基础母牛羊成本过高、人工成本上涨等制约因素，使得农区养殖业发展十分困难。如当前北疆地区麦秸价格较2010年上涨100%，达到0．6元/千克，而南疆部分地区的麦秸价格已达到2元/千克以上。疆内实行全舍饲的肉羊养殖场基本上是肉羊育肥场和种羊场，养殖户普遍反映，按照目前的肉羊出栏市场价格，农区全舍饲养殖一般肉羊品种基本处于亏损状况。此外，畜禽养殖场(小区)的一次性建设投入大，且投资回收期相比其他产业较长。由于前期成本投入和养殖成本过高、收益期长且收益较低等影响了部分社会资本进入畜牧业，使得农区养殖业融资困难。
二、制约新疆草食畜牧业发展的难点
饲草料不足是新疆草食畜牧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也是主攻方向。2012年新疆启动了《新疆新增1000万只出栏肉羊综合生产能力建设规划(2012—2015)》，如按羔羊6个月出栏，则需新增干草约117～235万吨；若再加上牧区禁牧而转入农区的牲畜，60．9千公顷的饲草料地远远不能满足草食畜牧业对饲草料的需求。
(一)现有饲草生产体系无法支撑草食畜牧业的健康发展1．饲草地总量减少和饲草种植水平下降现象共存。一方面，自国家对内蒙古、东北、中原、新疆等牛羊肉主产区实施草原禁牧政策以来，一部分草场实行禁牧、休牧、轮牧等，总量上用于放牧的草地数量有所减少；另一方面，虽然2012年新疆出台了三年新增1000万只肉羊生产的规划，增加了饲草料地，但在国家种植业补贴政策的刺激下，一些牧区只将苜蓿种于田间地头和林间，部分草场大都被种植小麦和其他经济作物。“粮”抢“草”、“林”抢“草”的现象仍是造成牲畜饲草料不足的重要原因。2．农民种草的积极性不高。虽然政府出台行政政策鼓励农民种草，但由于广大农民在种植粮食、棉花等主导产品中得到的实惠多，如国家对种粮的补贴为220元/亩，而对种植牧草的补贴只有10元/亩，因而农民对饲草种植的积极性不高。
(二)农作物秸秆利用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新疆每年所产生的风干番茄渣、葡萄渣、菌糠等农副产品约30万吨，而这些饲料资源仅有10%～20%应用于畜禽饲料生产；新疆约1273万吨的农作物秸秆的有效利用率也仅1/3。一方面，南疆三地州的农民已习惯于用麦草养羊，不习惯配合使用其他粗饲料；而另一方面，新疆还有庞大的棉花副产品尚未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农民对番茄渣、葡萄藤嫩枝、甜菜渣、粕、甘草茎叶、棉杆、芦苇和菌糠等非常规饲料多元化综合利用的认知程度和利用水平还比较低，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和普及，以提高农作物秸秆的利用效率。
(三)饲草资源与畜牧业结构不配套发展畜牧业应因地制宜，充分考虑饲草资源的存储量和饲草料地的配套。一些地区适合发展猪、鸡这种以精料利用为主的畜牧业，一些地区适合发展肉牛、肉羊这种以粗饲料利用为主的畜牧业。例如，内蒙古畜牧业依据草原畜牧业、农区(半农半牧区)畜牧业、国营农牧林场畜牧业和城郊(工矿)畜牧业各自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指导，使之各展所长、优势互补、整体推进，走全方位发展的路子，其草原畜牧业利用天然草场13．2亿亩，其中，分布在牧区的天然草场达9亿亩，牧区牲畜总头数占全区的42%，形成了重要的草食牲畜种源基地和优质畜产品生产基地。农区、半农半牧区的发展已成为当前内蒙古畜牧业的主要增长点，其充分利用辖区内3亿多亩天然草场和每年至少还有30多亿公斤粮食、140多亿公斤农作物秸秆及其它副产品的转化，饲草料资源比较丰富；加之利用其国营农牧林场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形成了较完善的产加销、牧工商一体化产业，在集约化经营和现代化管理方面发挥了辐射和带动作用。内蒙古的城郊、工矿区畜牧业是全区城镇居民肉、禽、蛋、奶等副食品供应的直接依托，已形成了以围绕“菜篮子工程”建设的、与市场紧密连接的“速效”型草食畜牧业。与内蒙古相比，新疆在饲草资源与畜牧业结构相配套方面还存在差距，内蒙古的经验值得借鉴。
(四)科学饲喂牲畜的意识尚未形成首先是良料使用不尽人意。通过近年来的品种改良，牲畜的良种率已得到大幅度提高，但绝大多数养殖企业仍随意性饲喂牲畜，形成了一流品种、二流管理、三流饲养、四流收入的局面，影响了养殖效果、效率和效益。其次是缺少大量优质高产的饲料专用作物种植。新疆以反刍畜为主，而反刍畜以粗饲料为主，由于没有专门为反刍畜生产的优质日粮原料，只好以种植业的副产品———秸秆，甚至棉花杆来填饥果腹。可见，新疆畜牧业还未形成科学饲喂牲畜的意识。
(五)养殖场缺乏配套的饲草料地饲草料地是人工栽培青绿饲草、青干草、青贮牧草、全株青贮饲料作物等优质饲草的基础，而优质饲草的充足供应又是草食动物畜牧业现代化(尤其是奶业现代化)的基础。作物秸秆通常被认为是低(劣)质饲草，优质饲草能供给草食动物丰富的营养，不加或少量添加精料就能达到良好的生产性能。在配套的饲草料地种植饲草料可以有效降低饲料的成本投入。如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草原广阔的国家还对奶牛、肉牛和绵羊等采取人工草场放牧的方式饲养，主要是因为草场放牧可降低饲养成本。而目前我国许多养殖场都缺乏配套的人工草料地，而且受国家对种植业补贴政策的影响，使得从事饲草料生产的地越来越少，故无法保证充裕的饲草料，这也是造成饲草成本不断上涨的原因之一。
三、加快新疆草食畜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并提高饲草在种植业中的比重，实施饲草种植财政补贴政策1．重新认识饲草料种植的地位。饲草料种植调整需要战略眼光，即将短期适应性调整与长远战略性调整、对当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考虑结合起来，从整个产业链上认识饲草种植的收益，而不是简单地、割裂地认识“卖草”这一个环节。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例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层次、生产先进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大多数发达国家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都在50%以上。例如，美国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就达50%。美国把苜蓿、甜高粱等饲料作物都列入主要的农作物范畴而不是传统“草”的概念。所以，美国以苜蓿为主的人工草地十分发达，有力地支撑了美国奶产业和肉牛产业的发展。2．完善饲草产业基础设施及补贴政策。新疆应制定扶持饲草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重点支持饲草科技攻关、饲草产业化示范基地和饲草仓储设施、饲草机械配置等方面的建设。建议新疆参照国家对养猪和小麦生产的扶持政策，尽快出台扶持牛羊养殖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和补贴措施，包括饲草料种植的补贴政策，并积极争取获得国家资金和政策的支持，因地制宜调整畜禽结构，走产业化经营之路；本地域畜禽养殖数量、结构的确定应与当地的饲草资源相一致，避免不利因素，走特色养殖之路；应将种植业、畜牧业和林果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产业之间互相补给、互相促进的循环生态农业。
(二)调整优化种植业结构，建立完善的饲草料生产体系1．坚持草业先行。在草原建设上，要注意改变过去那种盲目求大求多的倾向，围绕“三水”(天上水、地表水、地下水)利用，适当收缩规模，着力提高建设标准，讲求建设效益；综合推广人工种草、飞播牧草、草场改良、围栏封育等技术措施，加大对沙化退化草场的治理，不断提高饲草料生产水平。为了切实加强草原的保护和建设，要在依法打击破坏草原和浪费资源行为的同时，大力推行草牧场有偿承包使用制度，建立“草原有价、使用有偿、建设有责”的新机制，引导农牧民制定合理的载畜量，坚持以草定畜，增草增畜，走建设养畜的路子。2．因地制宜，推广“粮饲兼用型”和“经饲兼用型”饲草种植。合理开发利用饲草料资源，引导农民种植大力士高粱、玉米等“粮饲兼用型”和甘草等“经饲兼用型”饲草，既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储备饲草料，又可提高农民的经济收益。3．引入社会资本，实施草业发展重点工程建设。制定高新节水的人工饲草料地建设方案，鼓励扶持有能力的企业加入饲草料地建设，大力推广大力士高粱、玉米、苏丹草、紫花苜蓿、棉籽饼粕等饲料资源，增强优质饲草供应能力。同时，鼓励和引导农户实施林下种草、粮草间作、果间种草，增加饲草料的供应量。
(三)加强秸秆饲料综合利用技术推广，提高秸秆饲料利用效率鼓励支持科研单位与草料加工企业联合，开展秸秆饲料综合利用技术攻关；继续推广饲用青贮玉米、秸秆青贮氨化、秸秆揉丝破碎、秸秆制粒和秸秆TMR技术，降低秸秆饲料的浪费；对采用秸秆饲料综合利用技术的饲草料加工企业、合作社、规模养殖户进行奖励性补贴；重点推动秸秆养畜示范和秸秆饲料利用推广项目，提高秸秆饲料的利用效率。
(四)加强饲草多元化利用知识的普及，提高非常规饲料的利用率推动饲料综合调制技术的普及，提高番茄渣、葡萄藤嫩枝、甜菜渣、粕、甘草茎叶、棉杆、芦苇和菌糠等非常规饲料的综合利用。由于各种饲料所含营养成分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很大差异，单一使用或几种饲料简单地混合使用都不能满足家畜的实际营养需要。因此，应进行饲料的多元化利用，互相搭配，使之满足家畜各阶段的营养，提高非常规饲料的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