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该页是漂亮的小编给家人们整编的邓小平理论论文优秀7篇，欢迎参考阅读。
20世纪以来，由于传统本质主义的缺憾日益暴露，一些通常被称为反本质主义者的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波普、德里达、罗蒂等人，把“本质”问题当作伪哲学命题予以批判，不断地对传统的哲学观进行抨击，从而形成了一种反本质主义理论。反本质主义是针对本质主义而言的。所谓本质主义，是一种先验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的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本质主义坚持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认为人们可以透过现象变化无常的多样性，发现普遍的和共同的东西，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并且认为，一经认识事物的本质，现象就失去了重要性，因此，认识事物的关键是要抓住本质。本质主义的认识走向极端，往往把本质凝固化、永恒化。反本质主义则认为：第一，既然我们是通过现象发现本质的，那么，现象无疑比本质更重要，甚至可以说，现象比本质更“本质”，我们必须始终关注现象的变化，而不能借本质之名漠视现象；第二，本质是多重的，而非唯一的，从不同的视角入手，会获得对本质的不同认识；第三，本质是变化的，而非僵固的。简言之，本质主义坚持二元逻辑的深度模式，而反本质主义则志在解构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抛弃深度模式。在社会转型的今天，社会理论的视角越来越丰富。着眼于反本质主义思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作为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对此，传统的理解认为就是要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从概念出发，从书本出发，从某种固定的模式出发，漠视社会实践的发展和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基于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我们之所以必须解放思想，原因就在于：第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的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第二，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前者基于认识世界的角度提示我们，世界在发展，必须不断更新观念；后者则从改造世界的角度提示我们，没有既定的道路，我们只能在摸索中前进。
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若把解放思想的意义仅仅归结为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则无法回答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从理论角度讲，坚持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人并不一般地否认事物的变化发展，他们只不过是坚持事物的本质没有变化而已。例如，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种种变化、甚至重大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本本”毋庸置疑。第二，从实践角度讲，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人们都在强调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然而，却又不断出现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现象。例如，毛泽东曾写过《反对本本主义》的著名篇章，而且，他也正是在与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却始终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片面追求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三纯，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至于酿成晚年的重大失误。再如，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姓“资”姓“社”的争论此起彼伏，那些指责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为姓“资”的论据，大都是来自“本本”。可见，仅仅从反对本本主义的视角出发，似乎很难解释本本主义何以屡禁不绝。再者，仅仅从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出发，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模式做出直接的阐释。
对于上述困境，我们完全可以另辟蹊径，换一种视角来思考。就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来说，当我们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时，便可以发现，解放思想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解构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对于这种二元对立，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把社会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他者”。作为晚于资本主义出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要界定自己，势必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照，要在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中认识自己、界定自己。因此，社会主义需要把资本主义“本质化”，即“想像”出、“制造”出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状态的存在，把资本主义界定为自己的“他者”，然后通过“他者”的眼光来定位社会主义的本质，把社会主义“本质化”。在这种先验的本质认识的统摄下，传统的社会主义始终把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放在首位，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是否与资本主义划清了界限。所以，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其次，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社会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观念。资本主义无疑是一种普遍主义逻辑的产物，它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力图把自己推行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反题”，同样秉承的是一种普遍主义逻辑，也试图把自己推行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由此，才会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偏激的观念。
[NextPage]
再次，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长期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的。换言之，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作为边缘，一方面，它不断受到中心的排斥和威胁；另一方面，它也不断地防范并消解着中心。在这样的双重运动中，为了避免被资本主义所同化，社会主义常常不得不以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发展自己，不得不强化自己的“本质”。
应当肯定，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认知模式，是认识与自我认识的现实需要。没有这种二元对立，社会主义就无法认识自己。作为一种既定状况，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且，这种二元对立与其说是社会主义造成的，不如说是资本主义促成的，归根结底，它是一定历史时期全球政治格局的表征。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二元对立的历史必然和合理性，与其说是“事实”的必然性，毋宁说是“话语”的必然性，与其说是“事实”的合理性，毋宁说是“话语”的合理性。据此，我们才能避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本质化、凝固化。
反本质主义视角下邓小平理论所作的全新阐释和超越
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对传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进行剖析和解构，会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产生新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领悟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性和与时俱进性。
第一，姓“资”姓“社”的问题必须厘清，但关键是要采取符合实际的科学的评判标准。过去那种一切从意识形态的对立出发，按照僵化抽象的观念去区分、评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方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实践中，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去探索、去试验，并在这样的探索和试验中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从而创造性地坚持、检验、更新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正是借助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我们才能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才能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正是从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出发，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在刚刚进入的21世纪，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还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所以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关键是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解放思想。也正是从反本质主义思维出发，破除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才彻底超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真正转向生活世界，并且具备了全球意识和世界关照。
第二，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自己的性质。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但是，纯而又纯的、先验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的，它也不可能在完全“同质化”的状态下确证自身。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我们才得以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得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寻找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才可能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才可能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社会主义必须在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从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出发，自然是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少一分社会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而从反本质主义的思维出发，就会看到“三资”企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基础上的，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因而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况且，进一步说，“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第三，社会主义也应该与资本主义相比较。有比较才能分清优劣，才不至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社会主义要赢得比较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正是从反本质主义的视角出发，我们才能从将计划与市场截然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计划和市场都只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程，从而也就是不断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不断反对本质主义的历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哲学意蕴就在于反对本质主义，把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推向深入也就是反对本质主义。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当代中国，早在学院派哲学家通过众多后现代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来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之前，邓小平理论就已经在推进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反本质主义的理解，从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邓小平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还是一切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每一句话都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具体结论和只言片语都视为千古不变的教条，并用来指导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那才真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正是邓小平，充分阐明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坚持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历史重要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经常强调我们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思维特征就是反本质主义的，就在于强调社会主义本身不应当也不可能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必然是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是一个通过实践不断调整、不断修正和不断创新的过程。
最后，对于反本质主义我们也必须辩证地看待。反本质主义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其自身存在不少问题，甚至有很深的缺憾，过于偏执的反本质主义势必导致不可知论或相对主义。因此，我们要吸收的不是反本质主义的某些确定的结论，而是一种对问题的求解方式和对时代的批判精神。我们反对本本主义，是反对把在某一历史情境中写作的“本本”本质化、绝对化、神圣化，僵化为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不是盲目拒斥一切“本本”，拒斥“本本”的历史地位与历史性意义。同样，我们反对本质主义，是反对借本质之名掩盖现象、漠视现象，而非否认通过现象发现本质的必要性。在这里，“反本质主义的主旨是反对那种肯定事物的本质永远不变，科学家能够成功地最终确定理论的真理性而克服一切合理的怀疑”[9]的观点。借用解构主义的话语，那就是：在写作的同时又要不断磨掉痕迹，在提出本质性认识的时候又要反省其历史性。其实，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就充当了双重角色：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推动思想解放的伟大力量；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又是思想解放所必须突破的对象。而正是这样的双重角色，使得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63、223、103、373、291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杜1994年版，第143、143页。
【摘要题】学术探索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反本质主义/解构超越
【正文】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基础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这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的？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哲学意义应当如何把握？借助于后现代知识语境，尤其是借助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我们可能会对这个问题产生新的认识。
传统解释的困境和反本质主义的解构
20世纪以来，由于传统本质主义的缺憾日益暴露，一些通常被称为反本质主义者的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波普、德里达、罗蒂等人，把“本质”问题当作伪哲学命题予以批判，不断地对传统的哲学观进行抨击，从而形成了一种反本质主义理论。反本质主义是针对本质主义而言的。所谓本质主义，是一种先验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的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本质主义坚持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认为人们可以透过现象变化无常的多样性，发现普遍的和共同的东西，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并且认为，一经认识事物的本质，现象就失去了重要性，因此，认识事物的关键是要抓住本质。本质主义的认识走向极端，往往把本质凝固化、永恒化。反本质主义则认为：第一，既然我们是通过现象发现本质的，那么，现象无疑比本质更重要，甚至可以说，现象比本质更“本质”，我们必须始终关注现象的变化，而不能借本质之名漠视现象；第二，本质是多重的，而非唯一的，从不同的视角入手，会获得对本质的不同认识；第三，本质是变化的，而非僵固的。简言之，本质主义坚持二元逻辑的深度模式，而反本质主义则志在解构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抛弃深度模式。在社会转型的今天，社会理论的视角越来越丰富。着眼于反本质主义思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作为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对此，传统的理解认为就是要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从概念出发，从书本出发，从某种固定的模式出发，漠视社会实践的发展和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基于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我们之所以必须解放思想，原因就在于：第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的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第二，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前者基于认识世界的角度提示我们，世界在发展，必须不断更新观念；后者则从改造世界的角度提示我们，没有既定的道路，我们只能在摸索中前进。
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若把解放思想的意义仅仅归结为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则无法回答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从理论角度讲，坚持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人并不一般地否认事物的变化发展，他们只不过是坚持事物的本质没有变化而已。例如，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种种变化、甚至重大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本本”毋庸置疑。第二，从实践角度讲，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人们都在强调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然而，却又不断出现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现象。例如，毛泽东曾写过《反对本本主义》的著名篇章，而且，他也正是在与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却始终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片面追求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三纯，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至于酿成晚年的重大失误。再如，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姓“资”姓“社”的争论此起彼伏，那些指责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为姓“资”的论据，大都是来自“本本”。可见，仅仅从反对本本主义的视角出发，似乎很难解释本本主义何以屡禁不绝。再者，仅仅从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出发，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模式做出直接的阐释。
对于上述困境，我们完全可以另辟蹊径，换一种视角来思考。就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来说，当我们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时，便可以发现，解放思想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解构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对于这种二元对立，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把社会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他者”。作为晚于资本主义出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要界定自己，势必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照，要在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中认识自己、界定自己。因此，社会主义需要把资本主义“本质化”，即“想像”出、“制造”出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状态的存在，把资本主义界定为自己的“他者”，然后通过“他者”的眼光来定位社会主义的本质，把社会主义“本质化”。在这种先验的本质认识的统摄下，传统的社会主义始终把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放在首位，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是否与资本主义划清了界限。所以，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其次，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社会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观念。资本主义无疑是一种普遍主义逻辑的产物，它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力图把自己推行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反题”，同样秉承的是一种普遍主义逻辑，也试图把自己推行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由此，才会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偏激的观念。
[NextPage]
再次，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长期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的。换言之，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作为边缘，一方面，它不断受到中心的排斥和威胁；另一方面，它也不断地防范并消解着中心。在这样的双重运动中，为了避免被资本主义所同化，社会主义常常不得不以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发展自己，不得不强化自己的“本质”。
应当肯定，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认知模式，是认识与自我认识的现实需要。没有这种二元对立，社会主义就无法认识自己。作为一种既定状况，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且，这种二元对立与其说是社会主义造成的，不如说是资本主义促成的，归根结底，它是一定历史时期全球政治格局的表征。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二元对立的历史必然和合理性，与其说是“事实”的必然性，毋宁说是“话语”的必然性，与其说是“事实”的合理性，毋宁说是“话语”的合理性。据此，我们才能避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本质化、凝固化。
反本质主义视角下邓小平理论所作的全新阐释和超越
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对传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进行剖析和解构，会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产生新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领悟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性和与时俱进性。
第一，姓“资”姓“社”的问题必须厘清，但关键是要采取符合实际的科学的评判标准。过去那种一切从意识形态的对立出发，按照僵化抽象的观念去区分、评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方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实践中，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去探索、去试验，并在这样的探索和试验中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从而创造性地坚持、检验、更新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正是借助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我们才能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才能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正是从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出发，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在刚刚进入的21世纪，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还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所以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关键是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解放思想。也正是从反本质主义思维出发，破除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才彻底超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真正转向生活世界，并且具备了全球意识和世界关照。
第二，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自己的性质。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但是，纯而又纯的、先验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的，它也不可能在完全“同质化”的状态下确证自身。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我们才得以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得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寻找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才可能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才可能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社会主义必须在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从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出发，自然是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少一分社会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而从反本质主义的思维出发，就会看到“三资”企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基础上的，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因而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况且，进一步说，“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第三，社会主义也应该与资本主义相比较。有比较才能分清优劣，才不至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社会主义要赢得比较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正是从反本质主义的视角出发，我们才能从将计划与市场截然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计划和市场都只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程，从而也就是不断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不断反对本质主义的历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哲学意蕴就在于反对本质主义，把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推向深入也就是反对本质主义。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当代中国，早在学院派哲学家通过众多后现代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来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之前，邓小平理论就已经在推进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反本质主义的理解，从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邓小平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还是一切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每一句话都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具体结论和只言片语都视为千古不变的教条，并用来指导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那才真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正是邓小平，充分阐明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坚持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历史重要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经常强调我们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思维特征就是反本质主义的，就在于强调社会主义本身不应当也不可能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必然是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是一个通过实践不断调整、不断修正和不断创新的过程。
最后，对于反本质主义我们也必须辩证地看待。反本质主义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其自身存在不少问题，甚至有很深的缺憾，过于偏执的反本质主义势必导致不可知论或相对主义。因此，我们要吸收的不是反本质主义的某些确定的结论，而是一种对问题的求解方式和对时代的批判精神。我们反对本本主义，是反对把在某一历史情境中写作的“本本”本质化、绝对化、神圣化，僵化为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不是盲目拒斥一切“本本”，拒斥“本本”的历史地位与历史性意义。同样，我们反对本质主义，是反对借本质之名掩盖现象、漠视现象，而非否认通过现象发现本质的必要性。在这里，“反本质主义的主旨是反对那种肯定事物的本质永远不变，科学家能够成功地最终确定理论的真理性而克服一切合理的怀疑”[9]的观点。借用解构主义的话语，那就是：在写作的同时又要不断磨掉痕迹，在提出本质性认识的时候又要反省其历史性。其实，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就充当了双重角色：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推动思想解放的伟大力量；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又是思想解放所必须突破的对象。而正是这样的双重角色，使得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63、223、103、373、291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杜1994年版，第143、143页。
［论文摘要］邓小平理论是建立在邓小平长期参与党的重要决策，长期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并且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的辩证法，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邓小平以自己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探索和实践，为每一个共产党人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的哲学思维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劳动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新派别”①。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是建立在邓小平长期参与党的重要决策，长期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并且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台阶式发展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理论”等等，一方面自始至终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结合自己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体会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为基础，重新确立经济工作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一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违反这一根本点，实际上就是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1977年4月，邓小平尚未恢复工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此后，他在出来工作后的多次讲话中一再提醒全党同志要解放思想，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当理论界开展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时，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积极倡导和推动了这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高度评价了这一大讨论的重大意义。经过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确立，并且将这一重要思想贯彻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中国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国民经济仍处在崩溃的“边缘”，与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比五十年代时还要大，还要明显，周边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迅速崛起对中国造成很大的潜在的威胁，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伤害急需得到疗治和补偿，等等。面对这样的“事实”，“是”在那里？如何去“求”？邓小平的答案是“摸索”，在摸索中“求是”。他坦率地承认，“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摸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提出了改革一切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任务。怎么改？邓小平认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实验。实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③根据这一精神，中央决定选择一定的地区作为试点。1980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定的区域作为经济特区。特区实验极大地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也为内地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92年，邓小平又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④在“事实”中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
二、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原理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多年里，邓小平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倡导者、总设计师。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实践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因此，即使出现了“六四”风波之后，邓小平仍清醒地指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不但要坚持，而且要做得更好、更稳定、甚至更快，“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⑤但是，邓小平又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统一，反对那种离开四项基本原则谈改革开放，谈“四化”建设的错误观点。他说，“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的脑子里的四化不同。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我们的发展道路。他又说，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政策的两个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⑥
三、根本制度与具体制度、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制度，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论。根本制度规定并体现着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及方向。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则是根本制度的体现。把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加以区分，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一大贡献。这种区分，一方面说明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否定或取消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辩证关系，1986年邓小平从对立统一的角度阐述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也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进行，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⑦四、“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这其中包含着邓小平的努力。进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近30年经过几次波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吃了好多苦头，始终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现在要横下一条心来，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搞经济建设。1986年底的学潮结束后，邓小平说“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⑧经过几年的反复实践，党的十三大终于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重点论”，“两个基本点”抓住了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的关系突出了“两点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⑨
五、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辩证法强调事物都是不断地发展运动，因而总是要“变”，但又要保持一定质的稳定，因而又是“不变”的。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中的实际问题，论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变与不变要从基本的路线方针来说，不能仅从个别的、局部的东西来说。在1986年底的学潮之后，国内外有人怀疑我党的政策变了，邓小平说：“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我们的改革和开放都将继续进行下去。”101989年，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11可见，不变是指基本路线、方针要保持稳定，变则指个别具体措施要根据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综上所述，邓小平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他的历史使命决定邓小平理论不是按章节写的系统的理论专著，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实事求是”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从经济建设“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到建立经济特区，邓小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又进一步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以自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探索和实践，为每一个共产党人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注释：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②《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250－25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15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30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20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176页、1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⑧《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21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37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21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特色
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特色的形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臆想出来的，它同邓小平理论一样扎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选择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诞生了邓小平理论，同时也就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独特的理论特色。
一、概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以取得中国民族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两次大的历史性飞跃中：第一次飞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创了一条使中华民族走向富强民主、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产生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继续完善和深化，也是为中国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新的历史飞跃所进行的重要准备。它们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其理论基础则相同的，即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个别词句和某个孤立的原理在中国的运用，而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科学方法论、基本原则运用内化于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实际中，并取得中国民族化、中国特色化的形式。
二、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特色
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继承、发展性，二是实践性，三是创新性。
（一）继承、发展性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成果。十五大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这种“一脉相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2．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哲学方法———唯物史观。3．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时代主题———俄、中及其他落后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问题。4．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基本立场———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5．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基本精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6．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基本目标———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并且同时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开放的体系，不是千古不变的教条。它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经历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继承、坚持和创新、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客观世界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必然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发展着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的过程，离开了发展只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二）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一个鲜明的本质特征在于其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决定了它的实际运用必须以时间地点和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一定的历史阶段，一定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体现了这一点。毛泽东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他更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了解并解决的问题”。邓小平也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来的基本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途径和方法。
（三）创新性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定位。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贡献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列宁主义的贡献是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变成现实制度，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是使社会主义从一国道路走向多国道路，那么邓小平理论贡献是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原创形态走向了当代形态，是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和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邓小平理论的创新性和继承发展性、实践性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主要贯穿、渗透和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首先要勇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次，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唯书论”。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冲破一切从书本出发的束缚，使思想符号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才能求实创新，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再次，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的。邓小平说，我们“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2．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创新。“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精神状态。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以及“洋跃进”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还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在总结三方面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新构想：第一，总结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和平统一的经验，并从解决台湾问题转移到解决香港问题上来。第二，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从历史和现实出发，确立了“一国两制”的方针。第三，总结国际争端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
3．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新。“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是创新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中创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是罕见的。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依照本本坐而论道不行，主观主义想当然不行。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邓小平从我国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提出了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从两种社会的比较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认真分析了社会主义的特征，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邓小平理论不仅在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开拓认识社会主义的新境界，而且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水平。概括起来，主要创新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外开放“是一个战略问题”。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经济特区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邓小平把经济特区的功能作了概括：“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大胆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邓小平理论对外开放思想中又一创新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理论创新方面讲，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本土化和民族化。胡锦涛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中国文化相结合，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本土化和民族化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本土化和民族化，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它独特的理论特色使之成为我党高举的一面旗帜，在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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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尹庆双，杨锦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参见http：//．
[6]《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专科试用本）［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论文摘要：邓小平理论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而且包含着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邓小平理论对当代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本文试从社会主义的模式不是唯一的、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国情，在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中，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的具体指导下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着当今世界的格局。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端，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而且包含着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其对当代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社会主义的模式不是唯一的
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庄严宣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方面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早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适时指出“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0年1月，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63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1]这里邓小平同志已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区别开来，并开始从更深层次上认识到苏联模式不是唯一的模式。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课题，同时告诫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在以后的改革进程中，邓小平同志进一步认识到，“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2]
在1992年初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就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重新作了概括，摒弃了过去单纯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征而忽视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的错误认识，这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观的重大发展。它使邓小平理论臻于成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彻底突破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苏联模式在本世纪初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任何一种模式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万能的。本身就有严重缺陷的苏联模式被跨越国情和时代地照搬，其弊端定会更加突出。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风风雨雨，其根源与各个国家不同程度地照搬苏联模式而长期找不到一条真正切合自己实际的建设道路不无关系。换言之，就现实社会主义而言，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其僵化的载体——苏联模式。从这种角度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取代原苏联模式重新树立一种供别国模仿的样板，而在于正是它改变了原来那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的不良风尚，开创了一个使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多样化的崭新时期，解决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无法回避的而又长期困扰着各国共产党人的重大难题，孕育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生机和活力。
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此后，邓小平同志更加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3]这就破除了长期以来存在着的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来裁判生活的观念，确立了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是否进步的观点。他在总结苏联教训时也始终抓住这样一个主题，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皮也没用。他实际上是把自己多年来思考的，甚至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多年来未搞清楚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命题深化和具体化了。
在1992年初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就不仅解决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动力说”，彻底摒弃了“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的传统观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的重大发展，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题的今天，国际社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以经济和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与较量。社会主义要在当今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归根到底要靠自已国家的综合国力，要靠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因而，邓小平同志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到，“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4]他强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在经历了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之后，在东欧和苏联局势接连发生逆转，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后，我们的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处乱不惊、稳住阵脚，是因为三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成就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得到实际的利益，看到光明的前途，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民群众拥护我们党现在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中国以其活生生的现实否定了美国预言家“东欧倒苏联便倒，苏联倒中国也倒”的“多米诺骨牌理论”。
同时，要从根本上铲除“和平演变”的土壤，关键在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在创造物质力量方面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特性充分地展示出来，那时，社会主义就会坚如磐石。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5]。
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改革、发展与稳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三者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偏废，否则，不仅会影响其它两者，而且会危及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时刻关注和敏锐地把握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始终注意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辩证关系。
首先，发展是目的。中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发展，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中，这是处理三者关系时首先要注意的。早在1988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6]因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7]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理”。
其次，改革是动力。只有不断地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8]“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9]这就是说，只有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改革，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才能推动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发展。
最后，稳定是前提。无论改革还是发展，都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1989年2月，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0]稍后的那场政治风波给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影响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他把稳定看作“压倒一切”的问题，是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关键问题”。
可以说，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是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鲜活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进一步贯彻并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正如任何真理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一样，邓小平理论不仅要继续接受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检验，而且还要在活生生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和完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历史赋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伟大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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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34.
[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70.
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二十四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现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
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因为：
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在走向新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许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
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
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这种形势，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
第四，总起来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他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就是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集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著作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
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是一鸟两翼的关系。系统地研究小康社会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视野下的“小康社会’，，研究邓小平理论与小康社会的关系，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小康社会；大同；理论创新：指导意义
导言
小康社会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第一次提出了”小康”概念，到80年代中期，又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这之后，他又多次提出了这一构想。党的十二大正式引用了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二十世纪末的战略目标。在过去的20年里，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为动员全国亿万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新世纪之初的1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更加宽裕的小康社会和争取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开端。在这样的背景下，系统地研究小康社会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视野下的“小康社会，，研究邓小平理论与小康社会的关系，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论文
邓小平理论视好下的“小康社会，会出现一个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上的进化和革命。马克思留给我们一句经典名言：“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引马克思在写给荷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纽文胡斯的复信中写道：“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惟一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Isi既然我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那么，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就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摆脱贫穷落后，尽快让人民过上富裕殷实的小康生活，就成为我们刻不容缓的最直接、最现实的目标。如果听任贫困落后状态长时间得不到根本改变，社会主义也就只有死路一条。
可见，“小康社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创造性发展，“小康社会”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中国化。
(二)“大同”—中国化“小康社会”的原生形态
小康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礼记。礼运》曾谈到“大同”和“小康”，这大概是“小康”在文献中的始见。197
大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肾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绿寡孤独度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城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小康是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都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大同”，在孔子是指夏商周以前的尧舜时代。用我们现在的历史观点来看，这应该是孔子根据传说而美化了的“原始社会”。“小康”是指的夏商周三代，是从禹开始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者”的时代。“小康”，是出现私有制、有了礼的社会。
真正给“小康”赋予许多思想的，还是在传统思想和文化上最有影响的儒家。根据孔门后学戴圣编的《礼记》(成书于西汉)，孔子的小康社会状态是和大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反映了当时儒家批判现实和祟尚先古的政治观点。《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把上古时代的黄帝、尧、舜所治理的以“天下为公”的社会称为“大同”，是最为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大道既隐”，出现了私有和“家天下”，战争也由此而起。当然，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但因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很重视礼，以礼为标准决定是非，成就信用，惩罚过失，倡导仁受，讲究谦让，其社会也能达到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逸。可见。邓小平理论视野下的“小康社会”孔子把“六君子”所治理的社会状态称之为“小康”。在孔子眼里，小康社会比不上“大同”，但要比孔子所处的混乱时代要好多了。
由于孔子的“大同—小康”说是建立在批判和否定现实的基础上的，所以，在西汉至晚清的大多数朝代里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后学，再少有提及。真正使这一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的，是在我国近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康有为和孙中山。尤其是康有为受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之后，于1902年利用在印度住的机会，系统地写了一部《大同书》，洋洋洒洒20万言，提出了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描绘了一个由小康再而大同的理想王国。这应该说是从《礼运》大同、小康、乱世三世说推演出来的。在《大同书》中，小康是一种低级的社会，大同才是趋于完美和谐的世界。康有为认为，过去年代里许多人追求的小康，是以国家、家庭、财产私有为前提的，总是伴随着战争、贫富不均、贵贱不等和自私的人性。只有消灭了国家，取消了家庭和私有，天下为公，人们共同拥有财富，世界由小康过渡到大同，人类才能过上没有战争、没有贫穷和人人平等、永远富裕的幸福生活。一方面是康有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显赫地位，戊戌变法前后引领我国思想界风骚数十年，他的思想观点适应当时的潮流，容易被具有维新精神的人接受；另一方面是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思想界像一股清新的空气，也较容易得到广泛传播。所以，康有为的书一出版，“大同—小康”思想就在海内外华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厦门网
需要指出，说近代以来“大同—小康”说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开始，也不完全准确。事实上，在那一个世纪里，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通过传教士等不同途径都有所传播。1840年之后，中国屡屡遭受列强欺负，励精图治，寻找出路，贡献各种治国方略，是那个世纪之交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一种时尚。1894年，孙中山就向李鸿章上书，建议学习西方列强，建设一个“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畅”‘州的理想社会。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这一思想成为指导孙中山一生的纲领。1918年发表的《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写到：“建设者首要在民生，故对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要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设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引在《三民主义》中又指出：“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至于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我的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川孙中山还说：“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川从晚清到民国这一时期，中国的问题根本上还是农民问题。民主主义思想家把革命的主要问题放在实现“耕者有其田”方面。“耕者有其田”，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问题。所以，在20世纪前50年，“小康”在一般民众的观念里，是和农民的“温饱”联系在一起。“十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娃子热炕头”，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民小康生活的具体写照，也是旧中国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一般小生产者憧憬的理想和目标。
(三)毛泽东的大同境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