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持续了近35年。这里是漂亮的小编帮助大家找到的近代史有关洋务运动的论文（精选6篇），欢迎参考。
《以近代史观看洋务运动》
摘要：在外有列强侵略、内有农民运动的险恶情境中，洋务运动为维护清朝统治展开了一场自救运动。作为地主阶级，他们不可能超越阶级局限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洋务运动；近代化；清朝
现代化(近代化)是指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国的近代化与西方有着很大的区别。由于列强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社会，在这个过程里，中国为求自保，开始被动地、小心翼翼地去适应当时的形势。这样，使得中国并不像大多数西方国家那样由资产阶级首先开始，而是由地主阶级开始的，过程也是极其艰难和曲折的。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由于英法的参战，清军在上海及浙江附近击败了太平军，使中国真正感受到了西方的军事优势，这样，以军事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就被当成解决国内外问题的办法。“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这句话被曾国藩引用，说明了他想利用这次运动来使中国强大。奕也曾建议利用镇压叛乱来作为得到西方武器的途径。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清朝统治成为一些有识之士的认识。这其实也是在某些方面实践着魏源所提倡的“师夷长技”。于是“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开始了。曾国藩等人开始聘请洋人练兵，虽然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但已经采用近代的方法并配备给军队以洋枪洋炮，还开始筹建新式水师。“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兵工厂和造船厂逐渐建立起来，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机器设备包括外国的技术人才纷纷引进国内。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建立。它们不仅制造军火还包括船只和机器，这些又用来装备中国的军队。1872年，日本侵台后洋务派便加快了筹建海军的活动，以10年为限，建成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
在这些军用企业的创办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困难，如资金、燃料、运输等。随着军用工业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洋务派意识到，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很难解决这些问题，也就难以实现“自强”。李鸿章“欲自强，必须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的口号，提出发展本国的工矿交通电讯业以“分洋商之利”。70年代，民用企业创办以“求富”。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这些企业虽然机械化的程度很低，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雇佣了大批的工人，已经使中国工业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前进。一些产品还投放到市场上，占据了一定份额，对外国经济侵略也有一定的抵制作用。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的民用企业赚取的利润，使一些拥有资本的商人、地主、官僚开始投资于近代企业，民族企业诞生，民族资产阶级随之产生。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先后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而工人力量的增加，也为日后新的革命的到来创造了条件。这一点可能是洋务派自己也没有料到的。以求“自强”维护清朝统治的运动却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为日后清王朝的覆灭准备了物质和阶级基础，这也就是有些人所说的“种豆得瓜”吧。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的进入，与外国人打交道越来越多，“天朝上国”的进贡制度已经不可能再实行。为了掌管与西方的外交关系，在1861年，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各国事务衙门”或称衙门，这一新的外交政策受到驻北京的西方公使的欢迎，之后，各国纷纷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衙门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常设的外交机构，它打破了清朝闭关锁国的政策，加强了清朝同外国的联系，是清朝中央机构开始近代化的标志。
海关总税务司由外国人担任，继李泰国之后的赫德使用了大量的外籍雇员，他们可以用来对付外国商人并为中国的现代化出力，也成为清中央政府的一个行政臂膀。新的关税收入使赫德建议了另一个新的机构――同文馆，目的是使中国外交官摆脱对外国翻译的依赖。就像李鸿章所说的“先知其用心，通晓其意愿，及……其理之曲直所在。”上海、广州和福州都开办了类似的小型学校，这样也逐渐为中国培养了一些外交和翻译人才。
洋务运动的内容是非常广的，“中体西用”的提出动摇了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价值观的绝对权威地位；早期的维新思想者如王韬、郑观应等也是从洋务运动中走出来的；在交通、服饰、报纸杂志方面也有所进步。
洋务运动未实现“自强”的目的，也不可能提出政治近代化，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他们所处的阶级立场决定他们的出发点是维护清朝的统治，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的。除此之外，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也有许多的不足之处。它没有提出政治近代化，也有很多的不足，但它采用机器大生产，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侵略有一定的抵制作用；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翻译人才，还在军事、外交、教育、思想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是它，在客观上迈出了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第一步，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罗荣渠，牛大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商务印书馆，2004-01.
[3]中国近代史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09.
《论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深刻影响》
[摘要]洋务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推行的一场内容广泛、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内容包括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一度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它虽然没能救中国，却为中国的进步、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是中国近代化链条上的第一环。这场运动前后历时30多年，创办了一大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派遣幼童到欧美留学，开近代教育之先河。尽管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和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勇于实践与创新，为中国的近代化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它揭开了中华民族探求现代化历程的百年大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洋务运动就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
[关键词]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影响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大官僚发起的一场自救运动。它是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洋务运动是世界近代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顺应了世界潮流；它是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思潮付诸实践的产物。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也都是围绕近代化而展开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风行30年，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运动。中央以奕诉为首，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其目的“安内”、“御外”为目的，主张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科学技术兴办洋务；主要内容包括编练新式陆海军、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兴办近代工矿交通电讯企业、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由于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自强、求富，因而他们引进了大量的工业设备，新的技术及文化、思想等，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促进了中国向近代化的进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向工业化迈出的一大步，它加快了中国封建社会向新的社会体制转变的过程，为中国社会开始向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洋务运动引进了新的生产方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军事、经济侵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新式学堂的创办及留学生的派遣，培养了一批新式科技、外交、军事人才，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提出了挑战，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开了先河；近代外交体制的构建开始了外交的近代化。尽管，最终它还是以失败结束，但它是洋务派努力地推进中国工业和国防近代化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它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洋务运动是在外国侵略者的炮声中启动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它的兴起既是维护、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又有明显的“制夷”、“御侮”的战略用意。
一、洋务运动开启中国近代化大门的必然性和局限性
洋务运动的历史环境是洋务运动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只有搞清了当时的历史环境或者说是国情，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洋务运动的必然性、合理性以及它的局限性。洋务运动是当时中国国内外环境的产物，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洋务运动又受到环境的制约又有其局限性。从国际环境来讲，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迫使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要求“自强”，从国内环境来说，农民起义的冲击，迫使清朝最高统治者允许洋务派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于是洋务运动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兴起。但是，洋务运动需要的是和平环境和统治集团的一致努力，而国际资本的不断侵略，又使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将精力和财力集中于军事，无力兴办更多的其他事业，从而限制了它的发展，使中国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就国内环境来讲，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洋务运动缺乏内在的新生活力。政治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重重：一是顽固派的反对和最高统治者的限制；二是满汉矛盾给洋务运动以很大牵制。洋务运动搞了30年，清王朝一直没有设立相应的专门机构，如农业部、商业部、交通部等，也没有制定出长期、稳定的政策。此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到具有独立性格的程度；农民阶级又不代表新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不能建立新的社会，昏聩腐朽的清王朝封建顽固势力因循守旧，不图振作，幻想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反对向西方学习。因此，实现中国近代化的任务最初不能不依靠地主阶级开明派――洋务派来承担。而由于洋务派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他们用“官督商办”的封建主义的方式经营和管理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使这些工业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封建性。洋务派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洋务派虽然在某些地区、某些企业的建设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从全国来讲，它不可能全面推进中国的近代化。
通过对中国近代环境的分析，我们认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任务是繁重而又艰难的。洋务派在当时的环境中兴办洋务很不容易，他们兴办的洋务运动客观上起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作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尽管他们具有种种局限，但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二、洋务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中国近代化的最早启动
洋务派的基本指导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是贯穿于洋务运动始终的一个指导思想，是中国近代化的最早启动。这里的“中学”是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孔孟之道和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体”，是不能改变的；“西学”是指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工艺技术和坚船利炮，这是“用”，是可以学习、效法的。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冲击，社会风气也有所改变。以往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和“士”为“四民”首、商为“四民”之末的传统观念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在近代工业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商品流通的初步发展中，商人和商业的社会地位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在对西方世界和中国自身的认识上，很多开明的官僚和士大夫也改变了传统的“夷夏”观念。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再不被认为是“师事夷人”之举，而被看成是求强求富得重要手段。对西方的技术制造和各种器物，再不被认为是“奇技淫巧”，而被看做是“制造之精”。中国再不是立于世界“中央”的“天朝上国”，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华夏”之邦，而是世界各国的一员，并且是远远不如西方各国的一员。由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其他社会事物的逐步传人，在通商口岸、沿海地区，社会风气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西方的科学技术被视为中国求强求富不可缺少的学问，它们不但被用军事和军事工业，也被用于工业和城市社会生活，从而在城市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方面，传统的风俗习惯有了一些改变。
对洋务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写的《校分庐抗议》一书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框架。后来，洋务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李鸿章曾多次阐述过相同的观点，如1863年2月他在致曾国藩书、1864年春在致衙门书和1865年9月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都反复强调了用外国长技来维护中国的“文物制度”的主张。另外，洋务知识分子如王韬等也都在其著述文字中阐述过类似的观点。直到1898年另一位洋务官僚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才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加以理论概括和系统阐发。在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洋务派的理论纲领。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实际是一革命性的态度”。从理论上看，他们以这种思想模式将西学内容合法化，将现代的世俗价值目标引进传统框架内，肯定西学所指向的世俗价值，肯定其具有传统伦理价值所不能替代的实际功用。这就等于承认中学还有所不足，还有待于西学补充，西学确有超越于中学的地方，从而动摇了“礼义至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绝对、唯一的权威地位。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从实践上看，这一思想不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具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的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的积极作用。以当时设立的学堂而论，尽管每所学堂以及每次派遣留学生几乎都强调“以义理为体，以格致为用”，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实际上是以西学为主的。有的只是规定“仍兼讲中学”;有的只是说“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并不列为正式课程；有的只是要求学生在“闲暇”时阅读一些史鉴之类的书。当发现某些学生偏重中学、荒废西学时，还认为是背离了设立学堂的宗旨而着力加以整顿。毫无疑问，“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理论。
三、洋务运动促进政治的近代化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由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时，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与现代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转换。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链条中不可分割的最初一环，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也有重要的影响。洋务派以“西用”固“中体”，延误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洋务运动以“西学”解“中体”，促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历史进程的按扭一经启动，就会按照历史自身的逻辑向前运行。洋务派们充当了不自觉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工具，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准备了多方面的条件。
洋务论者已把师夷之长、夺夷所恃与变法主张结合起来，在学习西方，通向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洋务派中出现了要求政治改革、主张君主立宪的人。郭嵩焘提出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可见，从仿造坚船利炮、师法工商技艺到要求政治改革，这表明一部分洋务派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已在不断深化。在此思想的启示下，19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维新派，开始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郑观应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从事改革。因此说，洋务运动不仅只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同时还启迪了人们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政治制度，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由于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本身的局限性不可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首先，洋务派是在极力维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来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这根本不可能在国内形成适应近代化工业发展的良好的环境，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这一点在军事工业中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各局厂采取封建衙门式管理体制，不是独立经营的企业单位，成为清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其一，所有权属于清政府，采取封建衙门式管理。其二，就企业的经营目的看，虽打着“求富”的目的，但仍必须满足清政府的特殊需要。这与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的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很难得到充分发展。从洋务运动所处的国内环境看，封建顽固派盲目排斥一切新事物，并幻想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他们反对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洋务派不得不作出让步，使许多计划难以实施。从国际看，列强他们想完全控制中国，以便创造他们经济侵略的良好环境，因此不会真正对中国进行技术开放。因此说由于洋务派本身的弱点、以及当时所处的环境，它不可能真正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不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再次，洋务派创办企业的目的在于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正如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因此，洋务派学习西方只是浮浅的模仿，只是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肌体上的嫁接，他们不能也不敢推翻封建体制，所以在维新思想出现后，他们就同顽固派结合起来共同反对新思想。同时，洋务派在当时由于他们的封建性，不可避免地要抑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且洋务派兴办洋务新政，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因此说，洋务运动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四、洋务运动促进外交的近代化
鸦片战争以前，清朝自诩为“天朝上国”，视他国为蛮夷，对外关系为番属朝贡，因而无需常设的外交机构，由礼部和理番院分管一部分属于外交性质的事物。鸦片战争以后，被迫设立五口通商大臣，专门办理对外交涉事宜，有两广总督兼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和外国公使进京繁杂的外交事物迫切需要清政府建立一个中央外交机构。在外国列强的要求下，1861年初，咸丰帝批准了奕欣等洋务派人士的奏请，设立事务各个衙门，主管外交通商以及其他洋务事宜。这是中国第一个常设的外交机构。衙门的设置，虽是被动之举，却意味着清政府开始放弃闭关锁国政策，冲破了理番外交的传统观念，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体现了早期中国近代的外交意识。
据上所述，衙门的所作所为，基本上都是应顺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的。衙门的首要任务既是自强，因此它的最核心的工作，它的成立和发展，虽也有对外妥协和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要求的一面，但主要方面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它主要着重于经济和文化教育上的改革，机构的改革也限于衙门本身，未能也不能像深入到政治制度和带全局性的体制上的改革。由此可见，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是一个进步的表现。
五、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试图通过练兵制器、兴办军事工业以求“自强”。因此，他们的活动促进了军队的近代化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洋务派创建新式海军的活动结束了中国只有旧式水师而没有近代海军的历史，这是中国近代国防建设中的一项重大成就。新式海军建成不久即投入战斗，在保卫祖国，低抗外国侵略等方面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清末海军一开始就具有严重的封建腐败色彩，各自成体系，彼此之间无统一制度，又无统一行动。在外国教习的主持下，海军的训练从未切实进行过。兵船主要用于运送货物、拖船载勇和迎送官员，缺乏严格纪律和实战能力，因此，它在保卫国海防上所起的作用又是非常有限的。
李鸿章是举办洋务最多、成绩最卓著的人物。他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入之上，独器不能及”。从1861年起，他们开始了以购置西洋枪炮，操练西式阵法的练兵活动。1862年奕新等人在天津组建了洋枪队，聘外籍教练，选派京营八旗兵到天津接受训练。与此同时湘军、淮军逐渐取代了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称作“防军”。中法战争后，清政府更意识到“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大力购置铁甲舰，北洋水师于1888年正式建成，拥有舰船二十五艘。陆军的新发展和海军的创建促进了我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李鸿章创办军用工业，其目的是“期得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洋务派大量购买并进而制造新式枪炮，组建新式军队，实行洋式练操，以促进清军队的建设和国防的近代化。这一军队改革使清王朝的军制进入了多元化时期。同时清还筹建海防，建立新式海军。清过去的海军叫水师，使用的是旧式船只，装备落后，不能抵挡外国的铁甲兵轮。为了“自强”、“御侮”，洋务派开始筹建近代化的海军和海防。1866年，清在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建议下，创设马尾船政局，力图建立起中国近代史上新式海军。七十年代中期，清王朝面临着外侮日亟、边疆危机日益严重的险恶形势，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1875年，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倡议，经衙门核准，每年调拨关税和匣金400万两作为经费，计划在10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三支水师。1884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中法战争中粤洋(福建)水师在马尾遭法军偷袭，几乎全军覆没。战后，清决心大治水师。为此在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统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与国防的近代化。其中北洋海军发展最快、实力最强，到1888年，北洋海军拥有铁甲战舰两艘、巡洋舰七艘、其他船舰14艘。另外，还修建了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通过以上的海陆军改革，清军队战斗力有所加强，对外国的侵略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
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过程，为日后中国军事近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些军事工业都是洋务派封建官僚主持创办的，又完全缺乏近代工业生产的经济技术基础，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半殖民半封建的色彩和特性。
六、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发展，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富强，除了船坚炮利的“长技”之外，还在于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李鸿章说：“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是“御侮之资，自强之本”。他在创办招商局时又说：此举是为了“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基于这种认识与此同时，着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其中包括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以及航运、铁路、邮政等交通运输事业。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除少数采取官办方式，个别的一度采取官商合办的方式，其余企业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方式。这些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虽然要受到地方官僚的控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社会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尽管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道路艰难曲折，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了。这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两个新的阶级力量，它一经产生，就必然要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领域引起新的变化。洋务运动陆续兴办了个近代军用工业和民用工矿交通企业，至1894年为止，这批洋务企业的资本达263443元，占当时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45，22%。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及管理经验，带来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在30多年的时间里它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对此后一个长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洋务运动在筹办军事工业的进程中，由于耗资巨大，有亏无盈，日益感到经费不济。近代中国洋务派理论家，第一位驻外国公使郭嵩焘主张办矿务、修铁路、兴电讯等，寓“求强”于“求富”之中，认为“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于是洋务派又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着手筹办民用性厂矿企业，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及纺织业等。从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二十几个民用企业，其中较重要的有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湖北织布局等。民用企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招集商股作为资本，雇佣工人进行生产，产品主要作为商品销售于市场，以牟取利润。这些民用企业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这些企业采取了机器大生产，引进了大量的机器设备与技术，使中国也有了自己的近代化工业，生产出了自己的工业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轮船招商局，成立六七年后，共收入运费二千万两，将中国航运业的权利收回了约五分之三。所以说这些企业终究意味着中国古老的大地的出现表明了新兴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
洋务派的求强求富活动，最重要的是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指引了道路，创造了机会，起了摧生扶幼的作用。一些企业后来直接转化为民族资本主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种形式也保护了民族资本主义。
同时，洋务派举办的军、民用工业中，产生了大量的产业工人，从而使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扩大起来。据统计，1894年以前在近代军事、民用企业中约有工人3.6万人，这一数字已多于外国在华企业中的工人数(3.4万)，也高于在私人经营的近代企业中的工人数。
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近代产业工人的出现，促进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七、洋务运动促进了文化教育的近代化
“洋务”本来就是引进西方近代军事、工业、技术的活动，不过客观上促进了向西方的学习。洋务派感到，办这些新事业除了需要大量的资金外，还需要大量的人才。于是，他们仿效外国，兴办了一些洋务新学堂，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这些学堂大多是专门性的实用技术学堂，规模大小不等，程度高低不同。洋务学堂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这期间，洋务派还通过派遣留学的途径培养人才，如著名的铁道工程专家詹天佑，便是洋务派派赴美国留学的第一批学生之一。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由于当时科举制度尚未废除，旧的教育制度基本未变，这些新式学堂又缺乏足够的师资和经费、设备，学生人数并不多，但毕竟打破了旧式教育和科举制度的一统天下，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军事人才和知识分子，并且在文化教育上起到了开通风气的作用。尽管洋务派办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目的是为了培养一批效忠清王朝的奴才，但在客观上却输入了西方自然科学，为中国造就了一支具有资产阶级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队伍，也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使人们打开了眼界。此外，在洋务派所办的现代工矿企业中，还锻炼出了一批精通现代科学技术的工程人员，有的还成为最早向中国全面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杰出学者，如精通数学的华衡芳，精通化学物理的徐寿等人。同时，在洋务派所办军事、民用企业的近4万名工人中，还锻炼出了一大批掌握现代大机器生产的技术工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中早期的技术力量。
总而言之，洋务运动瓦解了封建教育制度，洋务派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是与旧教育制度平行并存的，但它提出了新的人才标准，开辟了新的育才途径，并为新型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这实质也是向旧的教育制度发起了挑战，并极大地否定了它的存在价值，从而使中国的教育制度出现了新旧交替的过渡形态。
八、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
对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应该运用“两点论”正确加以认识。洋务运动增强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实力，也有抵制外国侵略的一面，但最终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从倾向性看，洋务派要求改变祖宗之法，反对顽固派盲目排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既顺应发展了“新思想”，又对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客观效果看，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但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诱导作用，是中国从传统手工生产发展到大机器生产的转折点，发展了中国近代的军事和教育，在整体上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和近代化的进程。
洋务运动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开始，历经30余年，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中国一度有机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洋务知识分子谴责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对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这些规定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并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祸害。他们要求通过外交途径取消这些不平等条约。接着，外交保护权也提到了议事日程。这时，人们开始认识到外交保护权也属于国家主权之一，于是主张对处境艰难的海外华侨予以保护。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这是中国人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思想动力。
洋务派在逐步摸索中接受了一些教训和积累了一些经验，并在后来经营的企业中有所改进。如开平煤矿之所以办得较有成绩，这同它摒除官场习气，改善经营管理是分不开的。洋务派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对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成长也是大有补益的。在洋务派所办的现代工矿企业中，还锻炼出了一批精通现代科学技术的工程人员，有的还成为最早向中国全面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杰出学者。如精通数学的华衡芳，精通化学物理的徐寿、徐建寅父子等人。同时，在洋务派所办军事、民用企业的近4万名工人中，还锻炼出了一大批掌握现代大机器生产的技术工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中早期的技术力量。毫无疑问上述在洋务运动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为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发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洋务运动带来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从而刺激和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及管理经验。洋务运动的历史意义巨大，影响深远。它不仅顺应了世界近代化运动的历史潮流，成为世界近代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因率先掀起了中国近代化的改革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1、洋务运动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洋务运动为中国历史提供了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所具备的几乎所有的新事物。这是洋务运动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使中国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初步显示出近代历史的表征。
2、洋务运动产生了两个重要的阶级，把中国的历史推向革命的高潮。以后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发展，都与之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中国近代化一步步地向纵深发展，没有洋务运动的奠基作用显然是不可能的。
3、它揭开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科学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方式，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洋务企业的开办，把阻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冻土顶开了裂缝，示范并带动了民间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民间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4、它加强了国防力量。近代军事工业的发生和发展，对抵制外国侵略、保卫国防边疆起了一定的作用。新式国防的建立，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来，都有重要的意义，这是符合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的。
5、它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洋务运动从70年代可是大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这对于与外国商品争夺市场、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促进早期民族资本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总之，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从西方引进了新的生产力，使中国跨出了近代化的艰难的第一步，为开始创建新社会准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洋务派从西方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从而揭开了中国资本主义历史的序幕；洋务运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学说，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声，推动了社会思想意识的近代化；洋务运动使中国的陆海军开始有新的近代化的武器和装备，初步奠定了近代国防的基础，收回了某些权利，一定程度上推迟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洋务运动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近代生产力与新兴资产阶级，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为以后中国近代化道路作出铺垫，使近代化成为近代展的主流。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新的一页，是中国近代化历史链条上不可忽视的第一环。
九、洋务运动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启示
洋务运动失败了，“中体西用”破产了，却带给中国政治现代化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它对于当今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也有着借鉴意义。其一，政治体制改革对各方面发展起制约作用。现代化的各层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没有政治现代化作保证，单纯技术层面的现代化终归要失败。洋务派急功近利，着急于经济现代化，而对自己有一定认识的政治现代化缺乏实质性的举措，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没有同步进行，从而丧失了机遇。所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入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其二，认识推进政治现代化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政治改革是一次利益的再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甚至流血冲突。洋务派护“中体”而采“西学”，仅仅是器物层面的变动，就遭到强烈反对，使洋务改革举步维艰。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进行，妥善处理各种关系，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又要保持稳定，维护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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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
摘 要：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近代工业化的启动与第一波的推进，对中国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科学教育及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动。
Abstract:Westernization Movement was the first phase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resulting in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times in China and the first wave of industrialization.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modern military-industrial, civilian industry, science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y and culture。That had caused a series of profound changes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关键词：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
Key Words：Westernization Movement; China; Modernization
作者简介：何玲，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教师，女，辽宁抚顺人，1981年9月生，研究方向：党史党建。工作单位：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浙江省温州市高教园区 温州大学茶山南校区城市学院基础教学部
中国近代化是伴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展开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走向近代化的道路。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些论者以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为由否定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这样的评价并不全面。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
一、洋务运动为中国经济逐渐走向近代化创造了条件
第一，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封建大地上栽植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幼苗。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正处于危机之中，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外有西方列强的侵扰。为了挽救其统治，清政府内部分化出一批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的有识之士，即洋务派。他们普遍认识到中国必须谋求富强之道，且需从“练兵”、“制器”开始。如实？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2)曾国藩早在咸丰十年就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因此他极力赞同购买并制造先进枪炮，认为“购买外洋枪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3)。经办洋务最多、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李鸿章在列强侵略面前也悟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4)为此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先后设上海洋炮局、江南制造总局与金陵制造局。洋务运动由此进入以发展军用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求强”阶段。
随着军用工业的发展和洋务派认识的深化，他们懂得了“必先富而后强”即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如李鸿章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饷源，莫如振兴商务”。(5)于是洋务派在继续举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大力兴办民用工业，由此洋务运动进入“求强”与“求富”并重时期。洋务运动期间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矿企业，先后共有29个单位，其中以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上海织布局、湖北官布局等规模较大。同时还兴办了大批现代交通运输企业，包括近5万吨位的轮船招商局，津沽铁路、关东铁路、台湾铁路共计477公里。还有通行全国的主要行省的电报及邮政事业。新式工矿企业的设置，改变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手工操作的生产方式，开始有了以机器生产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近代轻工业、重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起了示范作用。近代工业的出现，也带动了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社会格局开始了较为深刻的变化，产业工人队伍逐渐形成，据估计，到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总数已有近十万人。
第二，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鸦片战争后，外国的入侵首先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企业的兴办以及商品性产品的生产，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经济，促使商品经济发展，使传统的剥削方式开始改变。洋务派在创办民用企业时，主张“官合民之力以收利权”，采取了招引私人投资的办法，倡导商民附股洋务企业。我国早期创办的、规模较大的近代民族工矿企业，大都通过洋务派向清朝政府申请“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洋务派确曾给予过一定的支持或扶助，如为这些企业向清政府请准贷款、垫款，解决企业资金不足的困难。轮船招商局于1872至1877年间向清政府借款达1928万两，电报局于1889年向清政府借款达62万两。洋务运动的兴起，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三，洋务运动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化的进程。洋务派已认识到外国的经济侵略对中国的危害，并提出发展本国的工矿交通电讯业以“分洋商之利”。(6)如李鸿章曾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7)又说：在“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之时，中国“宜购造轮船，运粮揽货，以济公家之用，略分洋商之利。”于是，他创办轮船招商局，希望“渐收利权”(8)。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确也收到了一些实际的效果。以轮船招商局与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例，轮船招商局创办20年间，共得纯利润600万两，是实际资本的12倍。仅在创立的头三年，“洋商少装客货，三年共约银493、3万余两。因与该局争衡，减落运价，三年共约银813.6万余两。是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者，约1300余万两”。(9)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后获得十年专利权，这固然不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但它明确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其用意在于使洋人在中国设棉织厂的“后患庶几可免”(10)。这表明洋务运动使中国市场不再是外国商品的一统天下，为中国经济逐渐近代化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二、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洋务运动还兴办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传播了科技知识，培养了人才。洋务派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11)因此，洋务派一开始就把引进西方科技作为主要手段。但随着科技和机器的输入，对掌握这些技术的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为了培养科技人才和应用人才，“授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不必需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12)洋务派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广东陆军学堂、天津军医学堂等学校，这些学校以学西学为主，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教育，直接为军事企业和工矿企业输送人才。新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由于学习了外语、自然科学知识及专业理论和技能，成为具有近代化知识结构的应用型人才。洋务派注意留学教育，认为要培养足够的、合格的新式人才，必须派人到外国学习“远适肄业，集思广益”,“使西人擅长之计，中国皆能因习。然后渐图自强”(13)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到1875年共派出四批120人，从1877年起，又派出108人赴英法等国留学。从此以后，清政府中央以及一些地方督府不断向海外派遣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接受了近代科技知识，亲身感受到资本主义文明，文化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回国后，倡导西学，成为新式知识分子。在他们当中涌现出许多科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成为中国近代化事业的栋梁。洋务运动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许多近代化新因素，它使中国有了西方的技术设备和生产方式，有了轮船、铁路等新式交通工具，有了邮政、电报等新式通讯手段，有了新式学堂和翻译、刊印西方书报的机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中国社会思想的进步，推动了近代文化特别是科技文化的发展。
三、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思想的近代化
洋务论者已把师夷之长，夺夷所恃与变法主张结合起来，这在封建主义的“祖宗之法”上开了一刀，在学习西方，通向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洋务派中出现了要求政治改革，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如郭嵩焘在1875年时提出“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的倡议，提出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14)可见，从仿造坚船利炮、师法工商技艺到要求政治改革，表明一部分洋务派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已在不断深化。在此思想的启示下，19世纪80―90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维新派，开始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从事改革。
因此说洋务运动不仅只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同时还启迪了人们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政治制度，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由于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当时国内外的环境决定了其只能畸形发展，洋务运动不可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是一个颇多争议的史学课题。本文的论述意在强调，洋务运动是以近代工业化为主体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应是不争的事实。这样说并没有否认这第一步跨得并不好，也没有否认洋务派的决策思路与内部分歧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负面影响，更没有否认它的不彻底性和滞缓落后性。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
(3)曾国藩《覆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见之于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第343页。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
(5)《李文中公全书・奏稿》卷39第32--33页。
(6)(7)(8)《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翦伯赞、郑天挺主编)近代部分上册第358--359、348、358―359页。
(9)《洋务运动》第六册第10页。
(10)郑观应《禀北洋通商李傅相为织布局请给独造权限并免子口税事》《后编》卷七。
(1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变法》第三册第224页。
(12)容闳《西学东渐记》。
(13)《拟选陪颖子弟出洋艺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0。
(14)洋务运动，第1册：142页。
《浅析洋务运动的成与败》
摘要：洋务运动，满清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兴起，开始是以军事自强为目的，到了后来虽然增加了“求富”的内容，但军事自强的目标始终未变。为实现军事自强，洋务派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二是建立近代海防海军，同时改进陆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三是建立控军事学堂，培养新式陆海军人才。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和北洋海军的覆灭，宣告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从而完全否定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这些看法是值得讨论的。
关键词：洋务运动改革影响
洋务运动产生的性质一直以来，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成功的，也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失败的。但是洋务运动是一场无奈下处于压迫后的运动。1840年的鸦片战争，震撼了中华帝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冲破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最强大敌人的挑战。而中国内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政府面临太平天国的英法联军的双重威胁，在内外交困中，沉睡的中国里，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他们从事研究了解西方情势，并提出模仿西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英法联军的嚣张狂妄和大肆侵略，更激起朝野若干士大夫的觉醒，开始具体的推动“师夷长技”，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企业和民用工业，并相应的改革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机构多方面的活动。他们在中央已奕？、桂良、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官吏，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但，慈禧太后又怕改革会对满清的统治和自己的最高皇权受到影响或都说冲击，所以改革之初，受慈禧太后的影响，改革只是牢牢限定在经济领域，不能在政治领域越雷池一步，损害当权者任何既得利益。于是中国只能搞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也就有了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重要和地方一部分当权的官僚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措施。衙门是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不在中央，在握有实权的督抚方面。
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
因为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洋务运动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是以维持封建上层的领导地位而实行的一次运动，为维护清朝的统治。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用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充分地发展起来的。分们既要发展近代企业，去以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想改变封建科举制度。同时，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洋务运动对外国的依赖性，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清政府已与西方国家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受到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和控制，它们不希望中国真下富强起来。而洋务的企业依赖外国来达到“富强”“求富”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还有，洋务运动的企业管理的腐朽性，洋务派所创办的一些新式企业虽然有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基本上仍是封建衙门式的，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是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大多质量低下。即使是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管理大多也是由政府“专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人没有多少发言权，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损。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营么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贫弱找到出路，也不可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其实，对洋务运动的这个错误，当年不少人国人既已看出，除了早期民主思想家呼声之外，有些大臣也一再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如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兼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文祥，在死前不久即1875年上《密陈大计疏》，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认为议院制度清国“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
据袁伟时先生考证，这是中国最高层第一次主张吸取民主宪政精神，改进本国的施政。再如两广总督张树声1884年在自己的《遗折》中更是把民主制度视为救国的根本：“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他恳请清廷下决心“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这些建议揭示了西方富强的真谛，指出了中国应“采西人之体”的正确方向，如被采纳，中国近代史可能因此而改写。但这些意见都被拒绝。政治上的专制导致经济上的垄断。在洋务运动中，大清国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压制民办企业。官营企业内部实行专制管理办法，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政府创办，财政补贴，腐败丛生，浪费严重。官办官营，是大清国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洋务运动的失败证明，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试图在不触动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建立“大清特色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强民富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告诉我们，“中国特色”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自吹自擂，但固守“中学为体”，拒绝从善如流的民主体制，是不可能领跑于世界的。
洋务运动的内容
洋务运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遭到了失败，但洋务运动打开了西学之门；学习近现代公司体制兴建了一大批工业及化学企业，促使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出现和发展，开启了日后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之路。中国人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也逐步被打破，尤其是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反面教材，从失败中汲取深刻的教训，以利于我国更好的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对洋务运动，我们应该进行一分为二的评价，既要看到它的消极影响，又要看到它的积极作用。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也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虽然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工业企业，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先是军事，由于当时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洋务派急于用新式武器来剿灭之。因而在“自强”的旗号下，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中，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仿造西式武器的军事工业；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是洋务派创办得罪大的船舶修造厂。这些军事工业不但进口外国的机器设备，引进国外的技术，以至于聘用外国的技术人员。至1890年，洋务派所办近代军事工业共有24个。这些企业使用新式机器生产，出现了新的生产力。
军事工业除了生产普通军火如洋枪洋炮，还生产机器设备船只等。而且还制造“制器之器”到1894年生产各种车床等。同时，对洋枪洋炮的使用，洋务运动也建立了新式海军和陆军，装备了新式武器。建立了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其中1875年清政府觉得建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计划十年建成。到80年代中期，初步建成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其中以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5年，清政府为统一掌握海军大权，成立海军衙门。1888年北洋海军扩建为北洋舰队。以北洋水师为清政府的海军主力，拥有舰艇20多艘，这支舰队一直归李鸿章管辖。再就是工农业，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相当自足的社会体系，洋务运动引入了许多设备，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机器生产更多地被采用。其中上海的机器织布厂，在开始建立是时候，就派人到美国引进了包括轧花，纺纱，织布等全套的机械设备。
到后来的发扬扩大，在许多如纺织，钢铁等其他制造业，都建立丰收了机器工业企业。还有就是新式学堂的创办，派遣留学生，洋务运动兴起后，对翻译、科技、军事、外交人才的需要日益迫切，洋务派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在兴办工业的同时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主要有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一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一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最早创办的是1862年在北京开设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同文馆，至1896年创办的新式学堂达20余所。并选派了大批留学生出国深造，中国出现了第一批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1872—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3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些留美学生回国后大多热心报国，成为栋梁之才，如詹天佑，邝荣光，唐国安等。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先后共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洋务运动的破产及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1、改变固步自封、轻视科技的状态
中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清政府长期以来沉迷于“天朝上国”的幻境中，顽固派抱着“中国文化独尊”论不放。洋务派从中国被动挨打、屡遭屈辱的现实中看到了科学技术落后的悲哀。洋务运动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国人不再一味以追求仁人先贤之道为唯一理想，奠定了“科学救国”的根基于基础。设立的新式学堂第一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从而培养出我国第一批造船、航海，机器制造以及近代医学等方面的人才，让国人重新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也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大的形势下积极投身科学研究，为祖国的独立与富强作贡献。
2、引发思想上的巨大转变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于是开办民用企业以解决资金等问题。在官办企业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几千年来“重农轻商”的观念。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商业落地生根。历史表明只有农工商都为本，国家才会富强。
3、开新型军事形式先河
中国近代海军开始出现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清政府觉得每年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海防经费，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进程。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统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清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对外国的侵略势力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
4、开源广进、人才培养
清政府开始重视外交，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总结：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虽然它对当时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有消极的不良影响，但这是中国人拥抱西方物质文明的一次努力，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在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是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的近代化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
参考文献
1.《曾文正公全集》作者：曾国藩出版时间：2011年1月出版社：中国书店
2.《李文忠公全书》作者：李鸿章
3.《中国近代史》作者：方敏马克锋耿向东龚书铎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时间：2010年03月
4.《现代化新论》作者：罗荣渠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年：2004-01-01
《浅析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
摘要：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近代工业化的启动与第一波的推进，对中国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科学教育及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动。
关键词：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
中国近代化是伴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展开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走向近代化的道路。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些论者以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为由否定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这样的评价并不全面。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
一、洋务运动为中国经济逐渐走向近代化创造了条件
第一，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封建大地上栽植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幼苗。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正处于危机之中，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外有西方列强的侵扰。为了挽救其统治，清政府内部分化出一批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的有识之士，即洋务派。他们普遍认识到中国必须谋求富强之道，且需从“练兵”、“制器”开始。如实？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2)曾国藩早在咸丰十年就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因此他极力赞同购买并制造先进枪炮，认为“购买外洋枪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3)。经办洋务最多、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李鸿章在列强侵略面前也悟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4)为此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先后设上海洋炮局、江南制造总局与金陵制造局。洋务运动由此进入以发展军用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求强”阶段。
随着军用工业的发展和洋务派认识的深化，他们懂得了“必先富而后强”即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如李鸿章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饷源，莫如振兴商务”。(5)于是洋务派在继续举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大力兴办民用工业，由此洋务运动进入“求强”与“求富”并重时期。洋务运动期间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矿企业，先后共有29个单位，其中以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上海织布局、湖北官布局等规模较大。同时还兴办了大批现代交通运输企业，包括近5万吨位的轮船招商局，津沽铁路、关东铁路、台湾铁路共计477公里。还有通行全国的主要行省的电报及邮政事业。新式工矿企业的设置，改变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手工操作的生产方式，开始有了以机器生产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近代轻工业、重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起了示范作用。近代工业的出现，也带动了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社会格局开始了较为深刻的变化，产业工人队伍逐渐形成，据估计，到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总数已有近十万人。
第二，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鸦片战争后，外国的入侵首先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企业的兴办以及商品性产品的生产，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经济，促使商品经济发展，使传统的剥削方式开始改变。洋务派在创办民用企业时，主张“官合民之力以收利权”，采取了招引私人投资的办法，倡导商民附股洋务企业。我国早期创办的、规模较大的近代民族工矿企业，大都通过洋务派向清朝政府申请“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洋务派确曾给予过一定的支持或扶助，如为这些企业向清政府请准贷款、垫款，解决企业资金不足的困难。轮船招商局于1872-1877年间向清政府借款达1928万两，电报局于1889年向清政府借款达62万两。洋务运动的兴起，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三，洋务运动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化的进程。洋务派已认识到外国的经济侵略对中国的危害，并提出发展本国的工矿交通电讯业以“分洋商之利”。(6)如李鸿章曾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7)又说：在“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之时，中国“宜购造轮船，运粮揽货，以济公家之用，略分洋商之利。”于是，他创办轮船招商局，希望“渐收利权”(8)。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确也收到了一些实际的效果。以轮船招商局与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例，轮船招商局创办20年间，共得纯利润600万两，是实际资本的12倍。仅在创立的头三年，“洋商少装客货，三年共约银493、3万余两。因与该局争衡，减落运价，三年共约银813.6万余两。是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者，约1300余万两”。(9)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后获得十年专利权，这固然不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但它明确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其用意在于使洋人在中国设棉织厂的“后患庶几可免”(10)。这表明洋务运动使中国市场不再是外国商品的一统天下，为中国经济逐渐近代化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二、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洋务运动还兴办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传播了科技知识，培养了人才。洋务派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11)因此，洋务派一开始就把引进西方科技作为主要手段。但随着科技和机器的输入，对掌握这些技术的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为了培养科技人才和应用人才，“授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不必需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12)洋务派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广东陆军学堂、天津军医学堂等学校，这些学校以学西学为主，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教育，直接为军事企业和工矿企业输送人才。新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由于学习了外语、自然科学知识及专业理论和技能，成为具有近代化知识结构的应用型人才。洋务派注意留学教育，认为要培养足够的、合格的新式人才，必须派人到外国学习“远适肄业，集思广益”,“使西人擅长之计，中国皆能因习。然后渐图自强”(13)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到1875年共派出四批120人，从1877年起，又派出108人赴英法等国留学。从此以后，清政府中央以及一些地方督府不断向海外派遣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接受了近代科技知识，亲身感受到资本主义文明，文化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回国后，倡导西学，成为新式知识分子。在他们当中涌现出许多科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成为中国近代化事业的栋梁。洋务运动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许多近代化新因素，它使中国有了西方的技术设备和生产方式，有了轮船、铁路等新式交通工具，有了邮政、电报等新式通讯手段，有了新式学堂和翻译、刊印西方书报的机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中国社会思想的进步，推动了近代文化特别是科技文化的发展。
三、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思想的近代化
洋务论者已把师夷之长，夺夷所恃与变法主张结合起来，这在封建主义的“祖宗之法”上开了一刀，在学习西方，通向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洋务派中出现了要求政治改革，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如郭嵩焘在1875年时提出“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的倡议，提出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14)可见，从仿造坚船利炮、师法工商技艺到要求政治改革，表明一部分洋务派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已在不断深化。在此思想的启示下，19世纪80―90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维新派，开始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从事改革。
因此说洋务运动不仅只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同时还启迪了人们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政治制度，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由于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当时国内外的环境决定了其只能畸形发展，洋务运动不可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是一个颇多争议的史学课题。本文的论述意在强调，洋务运动是以近代工业化为主体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应是不争的事实。这样说并没有否认这第一步跨得并不好，也没有否认洋务派的决策思路与内部分歧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负面影响，更没有否认它的不彻底性和滞缓落后性。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
(3)曾国藩《覆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见之于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第343页。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
(5)《李文中公全书・奏稿》卷39第32--33页。
(6)(7)(8)《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翦伯赞、郑天挺主编)近代部分上册第358--359、348、358―359页。
(9)《洋务运动》第六册第10页。
(10)郑观应《禀北洋通商李傅相为织布局请给独造权限并免子口税事》《后编》卷七。
(1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变法》第三册第224页。
(12)容闳《西学东渐记》。
(13)《拟选陪颖子弟出洋艺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0。
(14)洋务运动，第1册：142页。
《浅谈甲午战争后的洋务运动》
[摘要]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时间跨度比较长的重要历史事件，传统的观点都将洋务运动的终结时间定在19世纪90年代，即以甲午战败为标志。由此，“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一说一度成为历史的定论。然而，近些年来，通过对许多清史资料的发掘证实，甲午战后，洋务运动仍在继续，呈现深化的趋势，并与甲午战后风起云涌的变法思潮产生某种程度的合流。
[关键词] 甲午战争 洋务运动 影响
一、甲午战争后洋务思想的深化
1.批判与反思
甲午战后，社会各个阶层开展了对洋务运动的批判，洋务派自身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检讨。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证明，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在探究战争失败的原因时，出现了对洋务运动莫衷一是的局面。首先是顽固派，他们借着甲午战败之机，把责任全部推到洋务派身上，一时间，纷纷站出来诋毁洋务运动，正如谭嗣同所指出的那样，封建士大夫“徒尚空谈，清流养望，以办洋务为降志辱身，攻击不遗余力”。
在顽固派的攻击和维新派的批判下，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后，即将谈判过程奏报清廷，他以战败获罪之身向光绪帝恳切陈辞说：“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在这里，他提出了“变法求才”的主张，把这一主张与戊戌变法时期李鸿章的态度结合起来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这种“变法求才”不再是甲午战争前开矿设厂、修路造船等一般性的洋务举措，而是含有改革、变革的意味。显然，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有了深化发展的迹象。但这时的李鸿章，因战败在《马关条约》上签字而成为众矢之的，被剥权夺势，代之而起的是经办洋务多年的张之洞。但甲午之战，中国竟败给“蕞尔小国”,这不能不使他震惊，经过探究，他逐渐认识到“救时必自变法始”,并认为“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把变法作为挽救危亡的前提。由此可见，甲午战后，洋务派开始对“富强之术”的本质进行了自我反思。
2.洋务思想的深化
甲午战争的惨败刺激着整个统治阶级，光绪帝在《马关条约》签定后，首先发出类似于“罪已诏”的上谕，在此上谕中，光绪皇帝陈述了签定和约的万不得已的缘由和苦衷，他说道：“其万分为难情事，言者奏章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共谅者也。兹将批准定约，特将先后办理缘由明白宣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毋沿积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内外诸臣有厚望焉！”在这里，光绪帝提出了当前“练兵筹饷”两大要务，表现出急于革兴自强的决心，已经意识到必须“痛除积弊、亟筹兴革”,中国才能“自强”,才能“一新气象”。在光绪帝“兴革自强”上谕的倡导下，洋务大吏们在反思和检讨战前筹办洋务的得失后，纷纷谏言献策，提出新的变革主张。
《马关条约》签定不久，天津海关道盛宣怀连发三信，分别致署直隶总督王文韶、户部尚书翁同龢、大学士李鸿章，痛切地提出了变法的问题。盛宣怀是一位“勤于官、通于商、谙洋务”的洋务派官僚，他从1870年入幕李鸿章府开始经办洋务，至此，他的洋务思想由经办一般性洋务发展到“变法”,这固然是由于甲午战败的刺激，但也足以证明其经办洋务的思想有了深化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甲午战后，受到战争失败所带来的危机的刺激，洋务大员们在深刻反省战前经营洋务的得失后，提出了新的洋务主张。洋务派这一时期办洋务的视野更宽了，而且他们的主张已经涉及到变更传统的大政方针。
二、甲午战争后洋务活动的进一步开展
随着甲午战后各种筹办洋务的主张纷纷出台，洋务事业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军事方面
洋务运动是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入手的，“强兵”是洋务运动最初要达到的目的。战后洋务派在上书奏折中都提出了复兴海军、创练新军的主张。光绪帝首先在“罪已诏”的上谕中提出“练兵筹饷”,各大臣也纷纷提出练兵的计划和建议，在洋务大吏的极力倡导下，洋务运动在军事方面首先从重建海军、编练新军和整顿军事教育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1)重建海军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总揽洋务事业和海军建设的时代已经宣告结束。清政府开始重建北洋舰队，清政府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于1896年先向德国订造驱逐舰、巡洋舰3艘，向英国订造大型巡洋舰2艘，又另向德国订购鱼雷艇4支，这些船只大部分于1898年来华。清政府对此甚为重视，称它们为“规复海军之始基”。此外，根据两江总督刘坤一“节饷增船”的方针，清政府裁停了南洋水师旧式兵轮，于1895年裁撤了海军衙门，还对福州船政局进行整顿。
(2)编练新军
光绪帝在《马关条约》签定后发布的“罪已诏”上谕中，两次提到“练兵”,张之洞、胡燏棻、刘坤一等臣工们上度《清史论丛》上刊登的《论洋务新政与立宪政体改革》一文，把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看作一脉相承的过程，论述了甲午战后洋务运动必然发展为维新变法。
其实，清政府真正编练新军是在1901年实施新政后，但新军的编练早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就已开始着手进行，最初是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奉清政府之命用西法编练“定武军”,共四千七百人，是为编练新军之始。1895年末，胡燏棻调任芦汉铁路督办，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名义接替，遂将“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扩充至七千人；与此同时，张之洞在署两江总督任内也编练了一支两千多人的新军，名为“自强军”。1896年，他又以从两江调鄂的护军营为基础，选募新兵，参用德国军制，开始湖北新军的编练。在洋务大吏的倡导下，各省相继编练新军。
(3)整顿军事教育
在复兴海军、筹备陆军的同时，清政府采用洋务派的建议，加强军事教育。清政府在甲午战后进行了整顿海军教育的举措，充分发挥甲午战后幸存下来的海军学校的作用。福州船政学堂于1897年再次招生，继续派遣学生出洋，当年从福州船政学堂选拔了六名学生赴法，是为第四届留学生。陆军方面，张之洞于1895年11月奏请创办了陆军学堂，1896年，盛宣怀又创办了武备学堂，仿制西法，编制学堂章程。
2.工商业方面
甲午战后，洋务派对战前“求富”无效的原因进行了反思，认识到了“官办”、“官督商办”的弊端，提出了新的发展工商业的主张，光绪阐明了他的经济思想即“以恤商惠工为本源”,也就是发展洋务运动中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两个方面。
甲午战后的工商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之一便是民用工业取代了军事工业的主体地位；之二便是商办企业在洋务运动中异军突起，并且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几年间，即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1895-1900年)全国各地新办的私人工矿企业，其创办资金在一万元以上的(中日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以元为计算单位，即一银元)共104个，资本总额为二千三百多万元。在战前二十多年间，私人资本办的工厂不到八十家，其资本总额为七百三十万元。战后的六年间比战前二十多年，增加二三倍。”
洋务派在经济方面又提出了“奖励工商”、“护商”、“劝工”等主张，在这样一种上下一心发展工商业的氛围中，除了战前洋务派经营的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电信纺织业仍在进行外，又新兴许多工矿业，建设了许多铁路，在金融、邮电方面都有新的发展。甲午战后，新修了津芦、芦汉、沪宁、粤汉等铁路；在工矿业方面，甲午战争前的大多数厂矿仍在运转，战后又出现了汉阳铁厂这样大型的工矿企业。此外，还有江西萍乡煤矿、直隶滦州煤矿等；纺织业方面，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甲午战后一直存在直到1901年由于经费问题，才被招商所顶替。战后又新建了一批纺织企业，如上海华新纺织新局、湖北纺织四局。除此之外，商办企业盛极一时。
3.教育方面
甲午战争之前，洋务派经办教育事业的最大成果，便是设立同文书馆，然而，同文书馆所培养的仅仅是些实用性的翻译人才或“一材一艺”的洋务人才，而“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竞不可得”。战后，许多洋务派官员已经认识到“储才”的重要性，提出许多培养人才、加强洋务教育的议见，其中，张之洞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就提到：“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鉴于洋务派的呼声，甲午战后清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改革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打破了过去以培养军事人才和翻译人才为主的教育模式，开始广设学堂。其中，张之洞于1895的12月，先后创办了储才学堂、陆军学堂、铁路学堂，1898年，张之洞又创办了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二是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洋务派在战后打起了“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的口号，三是派遣留学生规模越来越大。张之洞、刘坤一等洋务运动的领导者认识到，要培养足够的、合格的新式人才，必须加派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清政府在留学人员的选派、留学领域、留学国家的选择以及留学制度的规定上都做了较战前不同的变革。在人员的选拔上，主张“中西会通”,规定凡官派学生，必须在本国新式学堂学完中学和西学基础课。在留学领域上，改变了战前只注重军事学习的狭隘性，学习内容涉及农工商、法律、师范教育等方面。在留学国家上，一改战前只注欧美的做法，大力倡导留日。这样，甲午战后，改革科举的呼声日起，洋务教育走向多元化，留学教育在内容上多样化，在规模上则较战前有所扩大。
4.政治方面
后期的洋务运动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已涉及制度的变革。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的领袖人物，他改革政治的主张可以看作是洋务运动后期政治方面改革的代表。1898年，张之洞出炉《劝学篇》,一直以来，这一著作都被看作是张之洞与维新派划清界限、用以自清的标志，在这一著作中，张之洞改革政治的主张较多地得到了体现。在这部著作中，张之洞指出：在西学中，“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并广泛推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教育等政策的主张，说明张之洞的洋务思想已经涉及政治改革的领域。
经过上述几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甲午战后，洋务运动在军事、工商业、教育、政治等方面，都向纵深方向发展，洋务思想呈普及之势，正所谓甲午战后，“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纷言变法”。洋务运动的深化发展，不仅为维新运动作了铺垫，而且在某些方面与之产生了共鸣。
三、甲午战争后的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应试的举人发动“公车上书”,以此为标志，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此后的几年间(至1898年9月21日),在晚清的政治风云里，变法自强成为一股左右时局的潮流。这股潮流与甲午战后的洋务运动并行不悖，甚至，在某些方面，洋务派成为维新派的同路人。二者的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洋务变法思潮与维新思想的趋同
甲午战后，受到战争失败所带来的危机的刺激，洋务大员们在深刻反省战前经营洋务的得失后，提出了新的洋务主张。虽然这些主张大部分仍是战前各项洋务事业的继续，但通过分析，洋务派这一时期办洋务的视野更宽了，而且他们的主张已经涉及到变更传统的大政方针。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到的变法主张，不外乎军事、工商业、教育等几方面。“公车上书”被都察院以“和约已定”为由，拒绝代呈光绪帝。1895年7月19日，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了九条变法措施(上文有详细介绍),其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是练兵、发展工商业、开办学堂以及富国养民之策，与“公车上书”的内容相比较起来，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此后，御使胡燏棻又上《变法自强疏》,提出十点变法建议，主要有：“一、开铁路以利转输；二、铸钞币、设银行、统一货币；三、开民厂以造机器；四、开矿产以资利用；五、折南漕以节经费；六、减兵、创练新军；七、创邮政；八、创陆军、设武备学堂；九、重整海军；十、设立学堂以储人才，以开民智。”其内容，也不外乎练兵、教育、实业几方面，与康有为“公车上书”所提变法内容似乎异曲同工，而张之洞、胡燏棻等人的上疏均在康有为“公车上书”之后，从内容和时间上来看，起到了前呼后应，此唱彼和的效应。从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所颁布的法令来看，这些法令的内容归纳起来共分四个方面：(1)政治方面，主要是改革旧机构，裁撤了一批衙门，整顿吏治，鼓励创办报纸，提倡上书言事，准许旗人自谋生计；(2)经济方面，保护及奖励工商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局，各省设商务局；注重发展农业，办邮政、修铁路……改革财政；(3)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创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中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提倡西学，奖励发明，准许自由组织学会；(4)军事方面，裁汰旧军，用西法练兵。
从上述维新变法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变法新政在经济、文化教育及军事上都没有脱离洋务所倡导的范围，即使在政治领域，维新派与洋务派也不是完全大相径庭的，只不过维新派除旧的措施多些，而洋务派较少除旧，更多的是布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一直认为，“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执行的是洋务派的路线，是一位洋务皇帝。”通过对上述洋务派与维新派二者各自的变法方案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条结论：甲午战后的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二者是并行不悖的，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合流，产生了共振，这是二者的关系之一。
2.洋务运动为维新变法提供人才支持
3.洋务大吏对维新变法的直接推动
部分洋务大吏参预维新变法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开展，部分洋务派官员之所以能参预到维新变法中来，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二者的主张有相通之处；二是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使然。关于二者的相通之处，上文已有论述。至于民族危机促成的紧迫局势梁启超曾有一段话这样描述：“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之辈，亦稍稍和之。”由此可见，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使洋务派与维新派在“变法”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这是二者合作的前提和基础。这一部分直接参预、支持维新变法的洋务大吏，主要指张之洞、陈宝箴等人，他们对维新运动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创办强学会、《时务报》以及对湖南新政的支持等事件上。
《时务报》的创办与发行，也是洋务派与维新派合作的结果。《时务报》作为维新理论的宣传阵地，创立于1896年8月，它是利用强学会解散后的余款创办起来的。它的筹办得到了张之洞的积极支持。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甲午战后，洋务派在办洋务上逐渐与维新运动不谋而合；基于二者的相通，一部分洋务幕僚乃至洋务骨干顺应了变法潮流，逐渐转变为维新志士；而以张之洞、陈宝箴为代表的洋务大吏则直接支持维新运动，二者在历史的舞台上找到了契合点。
四、结论
甲午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呈现深化发展的迹象。它的深化发展是基于顽固派对它的攻击和维新派对它的批判基础上的，洋务派开始反思和检讨战前经营洋务的得失，并得出新的变革方案。甲午战后的洋务运动，归纳起来是在四个方面进行的：在军事上，洋务派致力于重建海军、练陆军、改革军事教育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提出“恤商惠工”的方针，扶植民用企业的发展；在教育方面，科举改革逐步提上日程，教育的单一化得到改变，各式学堂建立；在政治方面，提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战后的洋务运动与风起云涌的变法思潮彼此激荡，在很多领域产生共振，洋务运动对维新变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洋务大吏直接参与了维新变法，还有一部分洋务幕僚投身于变法当中，完成了自身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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