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实施，意义重大且深远。让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引导广大群众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为大家精心整理了民法学论文优秀10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给您最好的朋友。
建立健全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以良好民法保障民事善治，是新时期继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全面总结我国的民事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经验，将相关民事法律规范编纂成一部综合性法典，对于以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讨论、审议《xxx民法典（草案）》，是今年xxx的重头戏。经过一代代民法学者接力奔跑，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即将诞生，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我国将告别“散装”民法时代，迎来新的民法典时代。
先哲有言：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民法是市民法、权利法，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民法典就是要将这个“总和”，尽可能囊括到一部成体系的法典之中。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最基本的职能是对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一生各阶段的权利，都可以在民法典中找到答案；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所有民事主体的法律行为，都可以在民法典中找到遵循。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民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标志。我国民事法律制度伴随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编纂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不仅能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成果和制度自信，促进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也能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我国民法典是一部“新法”，对现有民事法律进行梳理、整合、完善，使之更加全面完整，更具系统性、协调性。我国有物权法、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有2017年通过的民法总则，以及仍在继续适用的民法通则等，单行法律数量多，内容庞杂，有的存在抵牾之处。如今，这些法律的主要内容以及司法实践中形成的相关司法解释，共同汇聚成了这部共1260条、10万余字的民法典。经过整理、编订之后，在划定好的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等7个“楼层”里，民事法律各归其位，类型清晰、秩序井然。
民法典对众多民事法律关系进行的“确认”，将在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在民法典新增内容里，用益物权中增加的居住权可能是影响最大者之一。老人把房子过户给子女或“以房养老”卖给他人，夫妻离婚一方没有产权又无房居住等等，都可以要求设立居住权。合同编中，基于此次疫情增加了国家订货合同制度，还增加了4种典型合同；
此前并没有单行法律作为基础的人格权，更是独立成编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定以来，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持续取得积极进展。建立健全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以良好民法保障民事善治，是新时期继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全面总结我国的民事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经验，对现行民事单行法律进行系统编订纂修，将相关民事法律规范编纂成一部综合性法典，对于以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月28日，十三届xxx三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xxx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5月29日，xxx举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xxxxxx就“切实实施民法典”发表了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民法典的地位和意义，也对民法典的宣传、实施和研究提出了明确的指示和要求。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世之仪表也”。无法则无安，这部关系每个人一生的“百科全书”已经开启“阅读模式”，各级党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必须占领法治制高点，在党的领导下，立体布局全面落实民法典精神，更好地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
横向拓展民法典的有效实践。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而实施的关键是有效。xxxxxx在xxx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中强调，有关国家机关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加强同民法典相关联、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强化立法观念，坚持问题导向，以民法典为准绳，对同民法典规定和原则不一致的相关规定，应该及时清理、修改或者废止。同时制定民法典相关法律解释，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动民法典不断完善和发展，确保在司法实践中民法典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在具体实施进程中，行政、司法机关要发挥实施主体的作用，各级政府要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民法典实施效果作为检验行xxx力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试金石；各级司法机关要秉持公正司法，提高民事案件审判水平和效率，不断提升执法质量和司法公信力。
纵向深入民法典的理论研究。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正式步入民法典时代。xxxxxx在xxx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立足我国国情和实际，加强对民事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尽快构建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有效实施民法典、发展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提供理论支撑。__届__中全会对编纂民法典作出部署后，历经5年心血，终于完成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典，实现几代人的夙愿。深入开展民法典的理论研究工作，构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民法理论体系是当前和今后我党在法治领域的重要任务。发挥民法研究会理论研究资源，结合中国法律实践经验，借鉴传统大陆法系民法解释学经验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训诂与解释方法，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性、立足国情的民族性、源于客观的实践性、与时俱进的时代性，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事法律制度，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法治理论体系，在保持民法典稳定性基础上，使之永远葆有生机与活力。
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各司其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让民法典的精神和内容内化于心、外践于行，融入日常生活，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这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必将助推“中国之治”跃上更高境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树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一）二十世纪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的主要贡献（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成就，参见江伟、邵明：《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成就及其发展的若干问题》，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4期； 赵钢：《回顾、反思与展望-对二十世纪下半叶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状况之检讨》，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1期； 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5—50页。本文对于具体成果形式不作过多的罗列，而把笔墨用于分析这一时期诉讼法学界在民事诉讼程序建设和理论积累方面的贡献。）
二十世纪的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与民事诉讼立法和实施是同步发展的，其发展阶段可以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正式颁布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主要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制度建设的直接影响和参与以及在诉讼法学建设方面的理论积累：
1.为制定第一部民诉法提供舆论和理论准备，并通过对试行民诉法和民诉法的注释，为民诉法的适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与其他法律学科一样，是在废除旧法统的政治背景下白手起家的。然而，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和巩固政权的工具之一，民事立法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在无限追求实质正义为诉讼目的的背景下，在“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代表以调解息讼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方式的诉讼文化土壤中，更不可能有民事程序的位置。民事审判工作“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的十六字方针取代了现代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法，当时的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主要是围绕这个方针进行的。
1982年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颁布标志着新中国民诉法学的起步。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正式颁行大大促进了民诉法学的繁荣。90年代的民诉法研究开始呈现出立体化、多元化的特点：（1 ）各类教材从体例到内容仍主要以现行法为线索，着重对现行法律进行理论注释，这些注释对于贯彻民诉法、纠正审判实践中的不良惯性具有很大意义，与此同时，一些教材的理论性和比较法研究的份量明显增加（注：参见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章武生主编：《民事诉讼法新论》、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2）开始注重对诉讼理念和程序价值的讨论， 出现了一批从法哲学层次上进行思想启迪的论文和专著（注：如柴发邦：《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陈桂明：《诉讼公正与保障》、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等等。）；（3 ）检讨现行民诉法中的基本制度并提出改革建议的专著和论文剧增，涉及庭审制度、证据制度、调解制度、再审制度等等各个方面；同时对大量的具体诉讼制度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中产生的特定诉讼形态如破产纠纷、专利纠纷、票据纠纷、股东纠纷、集团纠纷等，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2.初步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法学
（1）树立了程序正义的现代诉讼理念
由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冲击，特别是关于诉讼模式选择的讨论，引发了对中国现有诉讼理念、诉讼文化和诉讼程序从宏观制度到具体规范的全面反思，奠定了建构完整系统的民诉法理论的法哲学基础。诉讼法学界在一系列基本法理上达成了共识-无论在诉讼模式的技术结构选择上还存在着怎样的意见分歧，主流价值却已经实现了从审判权本位到诉权本位的转变，形成了当事人主义（或当事人主导原则）的现代诉讼理念，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诉讼模式影响下形成的超职权主义的司法理念已成为众矢之的；以市场经济下的意思自治、自我责任等原则为基础的当事人程序自主权、参与权和选择权，在民诉法学研究中分解为处分权原则、辩论原则、举证责任原则等等，得到广泛的承认。
（2）建立了较为科学的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框架
严格地说，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框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尝试。90年代以来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一批具有理论深度的论文和专著，标志着我国民诉法学研究步入理论法学阶段。这些研究把民事程序制度从笼统、混合的门类中层层剥离出来，逐步建立了一个轮廓清晰的民诉法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关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的讨论，使程序法从“助法”和工具的地位中脱颖而出，取得了自己独立的位置；关于执行程序的专题研究（注：参见常怡主编：《强制执行的理论与实务》，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第六章“执行程序中的平等与优先原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明确地划分了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的关系，使审判行为规则得以从行政性行为中分离出来而遵循特有的理论；诉讼法理在与非诉讼理的差异比较研究中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这一研究确定了二者在审理原则和程序设计上不同的针对性。（注：参见王强义著：《民事诉讼特别程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当民事诉讼法理成为专门研究的核心，民诉法学对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研究越来越集中和深入，关于诉讼目的论、诉权论、诉讼标的论、诉讼法律关系论、既判力论都有了一定深度的研究，并且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几大基本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尝试建立一个整合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对于具体程序制度的理论设计越来越细密和精致，关于重构民诉法基本制度的许多设想渐渐纳入民诉基本理论的框架之中，并有了法哲学层次的理念支持，超脱了法律注释的局限而具有理论价值。
（3）诉讼理论研究的方法趋于多元
近几年来诉讼理论的研究中除传统性地运用历史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外，经济分析的方法和社会学实证调查的方法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有了比较专门、系统的研究成果。同时，诉讼理论与审判实践的结合更加密切，并且注意融合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如法理学关于司法制度的研究、民法学关于法人人格的研究等。不过这些借鉴还主要限于司法改革的几个热点问题上。
（4）比较民诉法研究开始起步
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民诉法研究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几乎是同时起步的。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关于“当事人主义”内涵和我国诉讼模式的讨论大大推动了引进现代西方民事程序制度的进程，一批外国民事诉讼法论著被翻译或编译，特别是一些作者在前言中对外国制度的评述具有一定的比较诉讼法理论价值；很多专题论文对外国民诉法相关制度的大量引证使外国法真正成为研究中国民事诉讼法问题的参照或借鉴。
（二）二十世纪民事诉讼法学研究存在的主要缺陷
1.对民诉法与宪法的关系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探究。民事审判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一部分，国家宪法对于作为人权组成部分的诉权的确认是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基础；宪法对审判权功能的定位决定着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以及民事诉讼结构中当事人与法官职能的分配格局；民事审判权独立问题依赖于宪法制度对司法机构在整个国家机构中地位的确定……宪法制度所确定的司法理念渗透于民事诉讼法理论和制度的每一个细胞，司法体制制约着民事诉讼法的制度框架和制度运作环境。
2.缺乏与民事实体法学领域的必要沟通。强调程序的独立价值绝不意味着否定民事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密切关系，相反，民诉法与民商法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关系应当受到充分重视，两个相互独立的学科之间在大量问题上存在沟通和合作的必要和可能，例如举证责任问题是我们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但是目前两大学科无论在观察问题的视角上抑或学术活动交流方面都还没有建立起经常性的沟通渠道。
3.民诉法基本理论研究尚停留在纯理论探讨的层面，未渗透到具体程序制度的设计之中；对几大基本理论的个别研究中尚未贯穿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共同法理。例如，诉讼标的理论与既判力理论在确定诉的开始、诉的合并与分离、诉的终结及再审的法定条件方面，都具有决定性意义，但目前对这两大理论的研究既未整合，也未结合我国现行立法或审判实务进行深入分析。诉权论、诉讼目的论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研究状况也大致如此。
4.比较民诉法研究较为薄弱。近年来对美、德、法、日等西方国家的现代诉讼制度的介绍大为增多，但主要是针对民事审判模式改革需要进行的，缺乏对外国法完整系统的介绍，对原著的翻译严重不足，对西方学者的诉讼法理论介绍更少；而真正动用比较法方法进行的制度功能比较和法律移植研究更付诸阙如。
5.对替代诉讼解决纠纷方式（ADR ）的研究尚未成为诉讼法学的一个内容。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已作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民事诉讼相辅相成。世界各国对和解、仲裁等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的研究都在与民事审判制度改革同步进行。面对我国司法资源紧缺与案件数量剧增的矛盾，欲保持程序设计与制度运作中公正与效率的平衡，ADR同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思路。 目前关于法院调解与判决的关系及诉讼和解问题都有一定的探讨，但较少将ADR 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并纳入整个纠纷解决机制中进行系统研究，对国外ADR 的研究份量更显单薄。
二、二十一世纪民事诉讼法学展望
在未来的世纪，我们应当致力于建立现代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花大气力：
1.实现从价值理念到制度建构的重点转移
在20世纪，围绕民事程序制度改革进行的理论探讨，与其说是进行制度建构不如说重在制度批判，关于程序价值、程序保障、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关系、以及当事人程序自主性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在法哲学的层面上确立了民事程序的价值理念。然而法律家得以对社会发展给予推进的最有力的途径，是把价值关怀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在理论的大框架内不嫌微未地进行具体制度的构思和建设（注：参见贺卫方：《“外来和尚”与中国法官》，载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143页。），将是21世纪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更为紧迫的课题。
2.建立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完整的民诉法基本理论体系
理论上缺乏缜密的逻辑联系是立法中制度设计过于粗糙、规范之间出现漏洞和冲突的重要原因，在理论更新和制度改革的时代，理论建设尤其要注意协调一系列关系：法律理念和基本原则在各基本理论中保持一贯性；各基本理论所采学说之间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基本理论与对这一理论有依赖关系的法律制度设计之间的配套性；新的理论与旧的理论之间在制度设计中的相互衔接。唯其如此，才可能建立一套对制度建构具有积极贡献的整合的民诉法基本理论体系。
3.加强比较民诉法研究
正本清源，将是21世纪比较民诉法研究的主要任务。首先应当大量翻译外国法规范，并翻译一批国外民事诉讼法原著。不仅要了解外国民诉法的制度而且要了解外国民诉法理论；不仅要了解其现行法律制度而且要研究其沿革和发展趋势；不仅要了解国外诉讼形态，而且要了解其滋长的文化土壤和运作环境；针对中国国情，注重法律移植的成本效益研究。
内容摘要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论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和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生活中，人们通常所讲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与法律意识近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守法与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对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加以分析，将有助于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出发，有针地性地搞好普法教育活动。公民的法律意识是作为独立主体的社会成员在生活、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心态、观念、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那么，如何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培养和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本文将以公民的法律意识的现状和成因分析为线索，阐述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对如何培养和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提出了自己的建解。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第二部分写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现状及成因分析，第三部分写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途径。论文关键词：法律意识 法制观念 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普法教育 依法治国 法制建设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论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和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生活中人们通常所说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等与法律意识近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的守法和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对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加以分析，将有助于从我国法律意识现状出发，有针对性地搞好普法教育活动。公民的法律意识是作为独立主体的社会成员在生活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心态、观念、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那么，如何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培养和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呢？对此，笔者有以下见解；一、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司法、执法水平和公民自觉遵纪守法、参与法律监督的积极性，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第一，法律意识在完善立法工作，促进有法可依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依法办事的前提是有法可以，没有法，或者法残缺不全，那么依法办事就无从谈起。第二，法律意识在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中的外在表现，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常言说得好“已不正，不能正人”、“打铁先要自身硬”，执法人员不具备良好的法律意识，就会表现出执法素质差，执法水平低，就会造成执法不公、徇私枉法、执法犯法等现象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法律也无济于事。法律意识是国家司法人员正确理解和掌握法律，准确、及时适用法律的必要因素。司法人员在办案中，如果是不知法、不懂法或者对法律作出歪曲理解，那么势必会造成冤假错案。因此，司法人员也要具备较高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第三，法律意识是公民守法、依法办事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法律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利益的体现，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和要求。因此，公民能否自觉守法，做到依法办事，在很大程度上，与公民的法律意识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说来，当公民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水平时，他们就能认识法律中规定的权利、义务、禁令都是与自己的利益紧密相联的，就能做到自觉守法，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从而就能做到依法办事，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否则，则相反。第四，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在实现依法治国、严格依法办事中，具有重要作用。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着重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而实现依法治国，关键是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正确处理好权与法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见诸于报端的一些中高级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把党和人民赋予给他们的权力，当做自己贪污、腐败的专用工具，视党纪国法和人民群众利益而 不顾，挺而走险，最终走上不归之路，他们带给自己身边的班子成员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共同犯罪与集体犯罪，在某种意义上讲，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往往起到了主要作用。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法大于权，而不是权大于法。正如我国《宪法》中所讲的那样“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因此，领导干部，尤其是主管政法的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是正确处理权与法的关系、实现依法治国的现实前提。第五，从法律的监督角度来看，依法治国必须建立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这个体系应包括人民群众的监督，而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力的真正实现，来源于他们良好的法律意识，否则，这种监督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建国来的司法实践，使我们体会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公民的法律意识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国家的法制建设。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只有我国公民法律意识之“水”涨了，依法治国之“船”才能真正地高起来。二、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现状现及成因分析。（一）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现状由于法律意识具有复杂、多样的内涵和外延，要想准确把握公民的法律意识的现状及其特征，是比较困难的。这里只对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总体特征，作一些大致评估与分析。1、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交织我国是一个传统法律意识极浓的国家。在传统的法律意识里，法的地位并不高，作用很有限，权利意识很淡薄，人们普遍有一种耻讼、贱讼观念。中国传统法律意识的最大特征就是“礼”，①几千年来“礼”支配着法律实践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它不仅被制度化，而且还被法典化，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形式。如周“六礼”，②至今在一些偏僻山区还支配着男女青年的婚姻大事，具体表现在：人们重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重视订亲、拜堂的形式，而忽视婚姻登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制理论研究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公民的法律意识现状也有了较大改观，现代法律意识的特征已开始形成。如主体平等意识、权利意识、责任义务意识、遵纪守法意识、监督举报意识等等都有所提高。但，中国几千年封建意识以及建国后极“左”思想的影响，使公民的法律意识还存在着与时代精神相冲突的若干传统观念相交织的状况，特别是产生有法律制度的现代化与法律意识滞后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相当一部分公民仍习惯于按传统观念参于社会生活，评判他人与社会、解决纠纷及维护自身权益、甚至给“权大于法”以相当程度的认可，视法为维护道德的武器，致力于“无讼”来维护社会的安定，特别是封建统治者“言出法随”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存在，给某些公民造成了一种畸形的法律观念，“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这表明，法律权威的削弱和法律观念的动摇成为法制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问题。2、积极态度与消极态度并存由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在我国居于统治地位，因此，我国公民对现行法律的态度总体上还是积极的。在对现行法律的要求上，他们通过生活实践和普法教育的开展，逐步明确社会主义法律的性质、目的和作用，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对现行法律评价上，尽管多数人的评价是感性的，但他们一般都能肯定法律的价值，而且也能够应用相关法律去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与上述积极态度相反，由于非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和传统习惯的影响，我国公民又对现行法律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消极态度，表现在他们对相当一部分法律规范和司法机关持不信任态度，宁愿依赖政策或某些行政职能部门，因而往往把自己置身于现行法律调整对象的被动地位，不懂法也不愿主动去了解、咨询法律，从而用合法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法律赋予给他们的检举、控告权利，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明哲保身，不引火烧身，更有甚者，即使与自己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违法之举，他们也不去检举、控告，有的采取“私了”办法解决，有的用自己的“息事忍耐”之举，求得“消除”后顾之忧，一些见诸于报端的“众人围观街头暴力”、“见死不救”之例多得令人心寒，自己的亲人被流氓分子非礼，而躲在一边不敢吱声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公民良好的法律意识，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础，从这方面讲，我国社会主义的法治之路才刚刚起步。3、法律权利意识弱于法律实用意识。建国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权利意识才刚刚苏醒。首先人们对权利的认识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人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自己应享有的各种权利，越来越多的人们主动参加了普法宣传教育，关注广播、电视、报刊的法制节目，主动接受法律方面的宣传教育。其次，人们对权利的主张要求日益强烈，权利的主张范围在不断 扩大。近年来诉诸于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越来越多，这表明人们已习惯于寻求法律援助的救济方式。近年来，关于人格权、身份权、继承权、知识产权等案件的数量增长也表明了权利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但是，我国公民的法律权利意识还存在较多问题，比如：宪法意识弱于部门法意识、民法和经济法意识弱于刑法意识、程序法意识弱于实体法意识等。4、法律意识层次有待提高。我们知道，公民对法律了解的多寡，与公民的文化素质有关，一般说来，文化素质高的人的兴趣较为广泛，获得信息的渠道也较多，因此他们对法律的认识就有可能较高，而文化素质低或文盲恰好相反。公民对法律的认知程度与他们自身的法律意识有一定关系。一般来讲，与公民的利益关系密切并实现程度较好的法律，他们就较容易知晓，反之就少些。我国公民中绝大多数人对法律实践的认识往往是通过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亲身感受得到的感性认识，因而难免带有片面性，对法律的认识能力也难免带有感情色彩。此外，我国公民中文化素质低下、文盲、半文盲人数占有一定比例，他们缺乏对法律知识了解的主动性，一大部分公民的法律意识处于片面的不系统的法律心理层次，处于法律意识发展初始状态，因而难以认识到社会主义法律的优越性。（二）当前公民法律意识的成因分析从以上对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的列举及存在的问题可见，我国公民法律意识呈现出多方面、多因素的不平衡状态。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意识，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在我国的确立，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现代化法律意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在我国社会生活中还处于低水平状态，并且与许多非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混杂在一起，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1、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目前商品经济还不发达，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自然经济，在我国农村占有较大比重。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将成为影响公民法律意识的决定因素。其一，从商品经济与法和法律意识的相互关系看，没有商品的经济产生和发展，就没有法和法律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是产生民事法律的客观基础。而自然经济却不能提供民事法律之基础，在它的基础上产生的法律只能起到巩固和确立财产归属权利的作用。如果这样的话，势必导致公民法律意识趋于畸形和残缺不全。其二，从商品经济活动的自身特性看，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遵循等价、有偿的价值规律进行的，法律上的平等要求不过是价值规律的法律语言，由此形成平权法律意识。而自然经济由于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结果只会崇尚经验和个人权威，产生法官思想和好皇帝主义，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权利平等的法律意识；而且，既然商品的核心是价值，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人们价值观念的强化，进而对人的价值、劳动价值以及人的平等、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法律肯定，并形成关于人的尊严、人身自由等法律。但是，自然经济在生产经营中不尊重成本和效益，处于盲目无计划状态，这就必然造成忽视和贬低人的价值和劳动价值的现象，就不会将人的平等、自由、权利等上升为法律来加以肯定，那么人的观念中就会形成服从命令和专制的法律意识。 2、特殊的历史环境因素我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逐步过渡到现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革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历了“十年文革”这场浩劫，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某些政策、方针上的失误和偏差，致使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受到了一定影响。一是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在依靠群众、发动和组织群众，搞大规模群众阶级斗争的过程中进行的，没有群众运动，就没有革命的最后胜利。然而，由于群众运动是不依靠法律的，并且在我们发动群众时候，也只能讲明政策和有关规定，而不是用法律来严格规定约束群众，因此也就产生了群众对自己创造的、表明自己意志的法律，有时也不太尊重的副作用。二是由于法制建设的目的主要是创造一个稳定的、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因此，法制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和平建设时期的地位，显然不同。很遗憾的是，当我们从大规模的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转向和平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仍然用“军事进攻”观念来看待法制，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同样为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提高，增加了难度。三是党的正确领导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权利保障。但是，党的领导本身在过去都没有适当的制度予以限制和约束，没有法定的条例来规范，许多本应由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往往用党的政策来调整，形 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党代法以及党组织和党的某些领导可以 随意干预立法等司法活动不正常的状况。3、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文化最灿烂的民族之一，有着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纵观中国法制史，这种传统文化体现在中国法律方面的显著特征有三个：一是缺乏对权利的逻辑规定和论证，权利观念极其淡薄；二是强化专制主义，权利崇拜观念极其狂热；三是宗法伦理精神和原则渗透，影响着法的价值取向，形成以家族为本位的法律观念，并成为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核心。这种宗族伦理传统使法成为一种伦理道德的附庸，这种状况必然产生重人治轻法制的思想，并成为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历史重负。宗族伦理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行为规范，而法只是作为一种国家强制力去保护宗族伦理的工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调整范围被大大地限定，许多授权性规范（如钦差大臣先斩后奏③等）和义务性规范（如“嫁鸡随鸡”④等）都划归伦理范畴，只有禁止性规范为纯正的法律规范。于是整个社会法律调整系统只能凭借刑事镇压而排斥法律的调节、仲裁功能。这种状况强化了人们重伦理修养轻法制的观念，并形成了“民刑合一”的法律现实和“重刑轻民”的法律意识。4、法律生活的失调社会主义国家是法制国家，法律生活应该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使国家法制健全，强化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制生活本身协调和谐是非常重要的。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这为我国法律生活的协调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但是，现实生活表明，我国法律生活要实现真正的和谐与协调，还要作出久远的努力。目前，我国的法制还不十分健全，法律还不是真正完备，法律的渗透还不太强，法律的触角还没能完全伸展到各个角落；再者，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从内容到贯彻执行还不够严谨，有些地方甚至相互矛盾。如：同一性质或后果的行为，在不同地方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应有的权威就会受到削弱，公民的法律意识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不能正确处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这种状况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现实生活中，常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一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官僚主义倾向（如生活中出现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表现在一些国家工作人员要么滥用国家权力，侵犯公民权利或是影响公民权利的实现；要么是不愿充分使用国家权力来保护公民权利，对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疾苦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二是公民权利的滥用，表现在只顾自身利益，不惜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利益。三是公民不知道或不能充分行使公民权利。主要表现在一些公民由于文化程度和经济条件所限，加之我们司法宣传力度不够，使得他们对法定的许多权利不知怎样行使，更谈不上充分利用（比如选举权、控申权、身份权等）。笔者近期在下乡检查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时，曾与四个乡镇八个村委十六个自然村三百二十名村民座谈，了解基层普法宣传的有关情况和公民所掌握的法律常识，除极少数村民外，百分之九十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只知道偷盗、抢劫、杀人放火犯法，其它什么也不知晓。有一个壮年男性公民说：普法教育就是村里主任、支部书记上乡里开会，回来在墙上写点标语，这些事不是俺农民的事，是当官们的事，俺只要交公粮，不犯法算了。由此可见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在一些地方只是空谈，这也是法律生活失衡的一个原因。三、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途径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要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必须充分认识到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重要意义。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是顺利推进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从行政与司法来看，能否实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取决于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如果没有他们相应的法律意识，依法治国工作就难以进行。从守法与护法的角度看，公民能否用法律约束自己的行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取决于公民的法律意识。我国的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要充分认识到，目前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整体水平还不高，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任务还十分艰巨。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把它放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总之，认识必须到位，行动必须自觉，工作必须一贯坚持，才能打开工作的新局面。2、切实抓好普法教育一是要克服形式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普法教育不能只停留做表面文章、走过场上，只有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才能取得工作实效。二是工作形式必须灵活多样。我国人口多，地区差异大，要以尽量少的投入取得最大收益，必须因地制宜，既可 集中授讲，也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宣传；既可采取就地办案的教育方式，也可以采取法律服务与帮助的方式进行，要注重教育材料的典型性、灵活性、生动性。三是要注意普法教育的广泛性和针对性。普法教育要面向群众，要在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和群众务工集中地点广泛进行。同时对于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层次的人要有针对性。当前普法工作应以领导干部为重点，领导干部手握权力，只有提高了他们的法律意识，才能使之依法行政；同时领导干部的责任和影响比普通群众大，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提高其依法办事的能力，使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也是一种积极的影响；对于不同行业，也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行业普法教育。四是要建立一支素质高业务精事业心强的普法队伍，提高司法宣传队伍的综合素质。五是要重视法学教育，开展法学研究，在普法教育的同时，不能忽视这方面工作。法学教育不发达，法律专业人才少，势必影响到法律意识的提高。因为如果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比较差，它将直接影响具体案件的质量而影响法的权威和尊严，影响群众对法的认识、理解和态度。因此，必须重视法学教育，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为执法机关提供尽可能多的受过专门教育的法学人才，并为在职的执法人员继续学习和提高，提供更多的方便。3、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内容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和互相促进的。在文化建设上要注重发展多种形式和多层教育，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法制观念。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异向，弘扬正气，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思想道德上，要用科学思想和理论武装全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道德建设要努力培养“四有公民”，并且要在全体公民中广泛进行“道德规范进万家”和遵纪守法宣传活动，普及法律常识，增强全民的法制观念，使群众懂得公民的权利、义务和与自己工作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促使他们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可以逐步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进而达到真正从根本上提高全民法律意识的目的。4、加强立法，建立良好的法治环境国家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那么对于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显然是句空话，为此，必须做到：一要通过立法健全做到有法可依；二是自觉守法护法，依法办事。从公民角度讲，要自觉运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维护自己的权益；从执法者的角度讲，要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权；三是要维护司法公正，通过冤、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强有力地促进司法人员公正办案，使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法定义务得到履行、违法行为得到惩罚，这样能够避免徇私枉法等司法腐败。另外，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弘扬正气、打击邪恶活动，使好人敢做好事，使坏人不敢抬头；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为此在立法上要限制居于优势一方，保护弱势一方；在实际运行程序上，应给予弱势群体更多更有效的公平救济途径，用法律为他们讨回公道，用法律改变他们的命运；以此激发人们知法、守法和护法的积极性。总之，提高公民法律意识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知难而进，长期坚持、循序渐进、多管齐下、深入细致地开展这项工作，才能真正抓出成效来。 注释1、礼：西周的根本大法，又是国家机关的组织法和行政法，以及刑事、民事、经济等方面的立法之本。它以“亲亲”、“尊尊”原则为基准，强调德的要求，形成了包括宗法制和分封制以及国家活动等方面系统典章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规范和婚、丧、冠、祭等各种仪节。2、周“六礼”：西周时婚姻成立的条件。依次是：①纳采（男方请媒人向女方送礼品求婚）。②问 名（男方请媒人问女子名字、生辰，卜兆宗庙，请示吉凶），③纳吉（卜得吉兆后即定婚姻）；④纳征（又称纳币，男方使人送聘礼到女方）；⑤请期（商请女方择定婚期），⑥亲迎（男子奉父命亲去女方家迎娶）。3、先斩后奏：封建时代皇帝授予自己比较信任的高级官员外出视察工作时的一种特权，意思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可先自行处理相应的事务，事后再向皇帝汇报。4、嫁鸡随鸡：封建统治时代，妇女无权选择自己的丈夫，听凭父、母和媒人的安排，嫁什么人就随什么人。 引用 、《全国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读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6月印刷4、驻马店市委《干部理论读本》（一）、（五）驻马店市委2001年9月印刷5、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9年6月印刷6、《检察学报》2009年第2期7、《党的生活》2009年第6期8、《党建工作》2009年第9期9、《驻马店日报》“法制专版”2009年5月6日10、《宪法》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3月印刷11、河南省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宣传纲要》《河南日报》1996年10月11日第1版12、《民法学总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年5月印刷
一般而言，从一个学者引证域外文献的特征，可以反映知识背景甚至是师承关系等知识性因素对他的影响。受立法继受从“单一继受”向“多元继受”转向的影响，我国的民事立法也充满着“多元复合”的色彩。訛譽在学说的继受中，学者们自然也会引进不同的知识传统以辅助本国法的解释适用。基于这个推论，首先，本文将分别以CSSCI期刊（法学类）刊载的合同法论文以及《法学研究》期刊刊载的所有民法论文作为样本，考察我国民法学者域外文献引证趋势，并揭示学者们受不同知识性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域外文献引证偏好。
1.“与时俱进”的域外文献引证趋势
从上表可以看出，随着年代的演进，学者们研究合同法时，引用域外文献的论文呈明显递增趋势，而且域外文献的语种结构也逐渐扩展。域外文献的语种结构直接体现了学者们域外考证的目标范围。在早期，学者们进行域外考证时，目标范围十分狭窄，主要局限在英、美、德等少数国家，而且囿于语言瓶颈，引用原文文献少之又少。大量引用除英语之外其他语言的原文域外文献，出现在21世纪初期。除法语、德语、日语等的域外文献外，2005年以后学者开始直接援引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文献，这说明学者们域外考证的范围不断扩大。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研究合同法的论文中，比较大规模地出现域外文献的引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与法学界彼时兴起的“出国潮”这一大背景不无关系。在法学界，出国留学潮的复苏大约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如今，在中国一流法学院的师资队伍中，“海归”已经占据一定比例，成为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的重要力量。訛譾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还是这些“海归”的潜伏期，且在20世纪80年代出国的学者数量还是少数，因此在这一时期乃至整个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的文章中都很少有域外文献的引证。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些“海归”终成气候，逐渐活跃在学术界，他们在撰写学术论文时充分利用在海外研修时掌握的一手资料。研究合同法的学者自然也会投身到这种出国热潮中，他们自然也会利用域外文献来武装自己的论文。这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合同法相关论文中就有明显的体现。在这一时期，有关合同法的论文已经充斥域外文献的引证，甚至大量原文域外文献被引用。到了21世纪，伴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出国研修的机会越来越多，在海外进修的学者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规模，这也导致了本世纪以来合同法相关学术论文中域外文献的引证偏好。格外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1999年合同法立法前，主要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段时间，学者们在研究合同法时，引用的文献更多来自于英美法系国家。尤其是在原文域外文献的引证上，除了20世纪90年代已有学者引用日语原始文献外，德语、法语等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原始文献，在这段时间的合同法论文的引证中却难觅踪迹。我国的立法一直以来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因而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奇异的现象。应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学术界的外语水平有很大的关联。因为，从上表可以看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学者在研究合同法时，并非没有引用大陆法系国家的文献，只不过这些域外文献几乎都是来自于已经翻译过来的大陆法系学术著作、学术论文或者台湾地区相关文献訛譿，其中甚至不排斥大量的转引现象。21世纪以后，来自大陆法系的文献数量已经大大超过英美法系，引用德、日、法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文献数量明显增多，而且还有少数学者能够直接引用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原始文献。这种变化与学者们不断赴海外进修以及逐渐提高的外语能力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在已搜集的研究合同法的相关论文中，引用意大利语原始文献最多的是北京大学薛军副教授，引用西班牙语原始文献的主要是厦门大学徐国栋教授。这二位教授都具有海外研修的经历，这也使得他们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充分利用在海外获取的文献资料。訛讀因此，随着时代的不断演进，学者们出国深造的机会逐渐增多，大批学者前往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研习法律，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日益广阔。相应的是，他们所撰写的论文中的域外文献，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语种结构分布上，都呈现出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趋势。但由学者们的知识背景决定的制度借鉴方案却又相互竞争，从而造成了合同法研究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2.不同年龄段的学者引用域外文献的特征
在这一部分，本文将根据学者的出生年月，将作者们分为老年一代、中年一代和青年一代三个群体。具体来说，本文将出生在1950年以前（包括1950年）的学者界定为老年一代学者；将出生在1965年以前（包括1965年）的学者界定为中年一代学者；将出生在1965年以后（不包括1965年）的学者界定为青年一代学者。本文采用《法学研究》历年以来（截至2010年）收录于中国知网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comKI主站点）的民法论文为样本，对其域外文献的引证情况进行分析。从上表，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外语能力不一，中年、青年一代学者的外语能力要强于老年一代学者。从引用域外原始文献的语种来看，老年一代学者主要引用的是英文原始文献，除此之外，仅有1个日语文献被引用；而且，老年学者基本上都是引用已经翻译过来的域外文献，直接引用英文原始文献的数量仅为17.0%。而中、青年学者引用域外原始文献的语种非常广泛，除英文文献外，学者们还能引用日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原始文献进行研究。他们直接引用原始文献的比例也明显上升，分别为36.6％和51.9％。这种富有差距的比例，体现了引用原始域外文献的学者在年龄上具有逐渐年轻化的特征。显然，外语能力的差距是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青年一代与中年一代相比，直接引用原文域外文献的比例又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这进一步印证了外文能力“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趋势。第二，单独分析每一代学者中引用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文献较多的学者，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撰写论文引用域外文献时，与其海外留学或进修背景及师承关系都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先看引用大陆法系文献较多的作者。在老、中、青三代学者中，引证大陆法系文献较多的作者分别是谢怀栻教授訛讁、孙宪忠教授輮訛輥和韩世远教授輯訛輥，他们都有在大陆法系国家研修或受到大陆法系方法论系统训练的背景。同样，引用英美法系文献比例较大的学者，如王利明教授輰訛輥和许传玺教授輱訛輥，大多也有在英美法系国家留学或进修的经历。由此可见，学者们的海外背景或师承关系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深远。与之相应的是，赴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往往在撰写论文时更多地引用大陆法系的文献，赴英美法系的学者则更多引用英美法系文献。
3.小结
日趋“时尚”的域外文献引证偏好从上面两个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论是考察不同年代CSSCI民法论文引用域外文献的情况，还是考察CSSCI期刊上不同年龄段学者发表的民法论文引用域外文献的情况，都表明学者的知识背景对于学者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具有海外知识背景的学者撰写民法论文时，引证域外文献也较多；而且由于他们的外语能力比较突出，故引用的域外文献中，原文文献的引证比例也较大。这种量性的分析，至少在数据上说明学界已初步养成“无洋不成文”的域外文献引证偏好。甚而至于，受这种引证偏好的刺激，中国的大学已普遍要求硕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引用一定数量的外文文献，许多刊物也开始不成文地以域外文献的引证情况作为重要的采稿标准。虽然从比较法之功能的角度看，域外原始文献的引证偏好确能说明我国的民法学研究在充分地利用外国法资源库，但域外文献的引证一旦被制度化，极有可能引发“引证必要性”之伦理要求的拷问。事实上，为引用而引用、二次引用、假引用等现象，已呈蔓延之势。由此，我们也不得不担忧，如果不是真正在海外具有研修经历，对相应的制度有着深入的了解，并且有着较强的外语驾驭能力，学者的域外文献引证偏好更有可能催生大量对国外制度囫囵吞枣乃至以讹传讹的研究成果。
二、制度路径的相互竞争与路径依赖的形成
上文言及的域外文献引证偏好其实体现了学者们研究中的路径选择。在我国民法继受的过程中，不同法系的路径选择方案一直在不断竞争。除了以与伦理、身份有关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亲属、继承法受到中国社会传统的家族主义、差序格局的影响，使得个人主义的西方法律难以植入外，輲訛輥以私法自治、契约自由为中心的财产法和契约法等其他领域，两大法系的制度方案一直都产生着重要影响而且彼此也存在着相互竞争的状态。下面本文将以合同法为例，结合其域外文献引证特征，管窥我国民法研究中制度路径选择的发展历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形成的路径依赖。
1.制度路径的竞争与选择
下面我们将选取各期刊关于合同法的全部论文作为样本，并按照教科书体例对这些论文进行分类，考察各期刊论文域外文献引证的特征。从上表可以看出，学者们在撰写合同法相关论文时，大陆法系文献被引证次数与英美法系文献被引证次数之占比各为62.2%和37.8%。由此可见，大陆法系域外文献在对学者们的影响上更具优势，但英美法系域外文献对于学者们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在“合同法总论”研究中，英美法系文献的比例更是达到41.6％，尤其是在合同法概述輳訛輥、合同的订立和成立、合同的解释这些领域，来自英美法系的文献数量甚至超过了大陆法系。在合同的解除和违约责任领域，学者们引用的来自两大法系的文献数量也基本平分秋色。只是在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以及合同法分论等领域，被引用的大陆法系文献的比例分别为76.5％、77.6％、86.7%，明显多于被引用的英美法系文献的比例。由于我国民法学的研究历来受大陆法系的影响颇深，合同法论文中英美法系文献的引证占比已经是一个较大的比重，尤其是与民法总论、物权法等民法其他研究领域对两大法系域外文献的引证占比相比。比如在物权法论文中，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域外文献引证各自占比为71.1%与28.9%輴訛輥，其域外文献引证中大陆法系的优势就会体现得更为明显。而且，即使学者们研究物权法时引用英美法系域外文献，也主要集中于介绍英美法系物权法精神、原则性较强、较为抽象的“物权法总则”的范围。輵訛輥合同法论文中英美法系域外文献的引证之所以相对强势，法律文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合同法是协调国际贸易规则的主要法律规范，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与国际规则接轨是合同法的一个重要趋势。即使是判例法为主的英美法法系国家，也通过“合同法重述”等成文法的形式确立了相关规则。我国的合同法同时受到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影响，是多元继受的混合产物。因而，我国合同法自然会受到多元法律文化的影响。而前文提到的物权法领域研究中大陆法系文献的主导影响同样是受法律文化的影响所致。由于法律传统、社会经济条件和观念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属于英美法系财产法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法律用语方面，都与大陆法系物权法迥异。輶訛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曾经评论到“：在我国（德国）的财产法中，其所使用的术语与这些术语具有的实际功能之间的关系有如英语中的拼写与发音之间的关系一样，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輷訛輥我国近百年继受传统以及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固有习惯决定了我国物权法主要继受大陆法系物权法的特征。在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学者们在研究合同法与物权法时的域外考证范围会各有不同，这就导致了上文中所总结出的合同法领域两大法系文献两相竞争、物权法领域大陆法系文献“一枝独秀”的现象。学者们在撰写论文时引证域外文献的特征对于学者们对于制度借鉴的路径选择有着很大的影响。偏好于引证大陆法系域外文献的学者更偏向于大陆法系制度路径，而偏好于引证英美法系域外文献的学者则更倾向于英美法系路径选择。因此，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者们制度借鉴方案的选择，进而决影响着我国合同法与物权法的制度路径选择。
2.路径依赖在制度路径的相互竞争中逐渐形成
从对合同法论文的域外文献引证情况的统计来看，两大法系制度方案的制度竞争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合同法研究更多地受到苏联立法的影响。輮訛輦建国以来的很长时期里，我国各方面建设实行“一面倒”的方针，全盘学习苏联，在法制领域也是如此。当时，我国合同法基本法律文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便是移植苏联模式的一部法律。这一时期合同法研究路径更多受苏联模式的主导，客观上促成了我国民法研究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对“苏联模式”的路径依赖。实际上，自上世纪50年代始，我国就开始从苏联移植了基本的法律体系、大量的法律制度，并且照搬了许多法学术语，更有甚者，就连政法院校的课程设置和教材体系都是仿照苏联有关模式。可以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以移植苏联模式为肇始，继而长期受其影响以至于今天都尚未完全脱离其模式制约。輯訛輦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之间贸易交往愈发频繁，合同法作为协调国际贸易规则的主要法律规范之一，其国际化的需要也日益强烈。“苏联模式”主导下的《经济合同法》显然已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于是学者们纷纷将目光转向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合同法制度。从而在合同法领域内，制度借鉴方案便开始出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互相竞争的格局。整个20世纪90年代，合同法相关的论文中，来自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域外文献数量激增，而且英美法系的域外文献的引证数量要多于大陆法系。輰訛輦这体现了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们在研究合同法时，在制度路径选择上，颇为关注英美法系的合同法制度和精神。实际上，不仅仅在合同法，我国整个民法研究领域，在这一时期都深受英美法系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法律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到国外去学习的，也以美国居多，从学者专家所持的立论来看，英美法也有越来越超过大陆法的趋势。甚至有一些学者主张在民商法立法中应抛弃大陆法的模式而改采用英美法模式，已经不限于仅仅采用某些个别英美法制度问题了。许多主流学者也已承认“今天制订民法典时的主要争论可能是在多大程度上采用英美法模式和如何采用英美法模式之争”。輱訛輦上世纪90年代学界普遍存在的对英美法系制度路径的青睐，对于我国合同法研究路径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许多英美合同法中特有的制度都被介绍或者引进至中国。以间接为例，我国原有的民商立法及民法学说，仅承认所谓的直接制度，并不认同间接。惟在外贸经营活动中，长期存在外贸制度，即作为人的外贸出口公司，得以自己的名义，而非被人的名义进行行为。合同法第402、403条以此为实践基础，借鉴《国际货物销售公约》中的相关规定，正式承认了袭自英美法系的间接制度。輲訛輦间接制度的引进并非个例，根本违约制度、预期违约制度等英美法系的制度都被引进中国，这充分反映出上世纪90年代英美法系制度对我国合同学研究的影响。对不少学者而言，甚至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研究已经开始形成对英美法系的路径依赖。而进入21世纪后，合同法相关论文中来自大陆法系的域外文献数量则明显超过了英美法系的文献。这说明在我国合同法研究中，大陆法系制度路径在相互竞争的制度借鉴方案中开始占据优势地位。毕竟，受中国深厚的传统观念、文化背景以及法典化和判例法的特点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自近代以来我国的立法体系更多的受到大陆法系的影响。輳訛輦我国这种对大陆法系的继受“惯性”导致了我国合同法在体系上受到了大陆法系更多的影响。甚至于，合同法的部分制度是通过对大陆法系的“无机”移植而制定的。我国的民法学者大都经历了大陆法系的严格训练，在方法论的养成上受到了大陆法系很大程度上的影响。而且，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21世纪，如何适用法律理应取代高歌猛进的立法论，成为法学研究的主要阵地，也即，我国民法研究已经开始面临从立法论向以法教义学为中心的解释论的转型。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学者们的研究焦点自然集中在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如何才能在本土得到良好适用，也即实现本土化。是故，学者们的“问题意识”开始形成，在研究中更多地关注面向中国的问题，关注移植自国外的法律制度如何与中国本土法律文化实现有机契合的问题。輴訛輦本土的法教义学与本土解释论也开始在这一时期开始孕育。在形成本土法教义学与本土解释论的过程中，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的方法论体系成为了我国民法学者的范本。尤其是台湾取法德国的成功经验更是坚定了我国学者师从德国的信心。著名法学家王泽鉴在总结台湾对德国民法的继受时，提出的“实务的继受”阶段即是台湾法学本土化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台湾民法学界在立法继受和学说继受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法在本土的适用，致力于建立“台湾化”的法教义学体系和法学方法论。輵訛輦在台湾形成本土法教义学体系的过程中，“德国学派”发挥了扛鼎的作用。台湾学者不仅引进、翻译了大量德国文献，他们所出版的系列民法体系书也都有着鲜明的德国血统。台湾的文献资料是大陆学者研究时的重要参考文献资料，甚至是大陆不少主流学者的法学“启蒙”读物。台湾的学说体系对大陆学者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比如王泽鉴先生自德国引进的“请求权基础”理论至今仍影响着不少大陆学者的民法思维模式。因此，台湾经验为我国大陆民法学者指明着转型方向。进入21世纪以后，合同法论文中德国域外文献不断涌现，民法学界中的德国法“拥趸”犹如雨后春笋，“德国学派”也逐渐掌握了我国民法研究的话语权。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如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民法学说也不断地被我国民法学者关注，但它们的功能更多地是对德国法的补白，并没有占据主流。随着整个民法学界中德国学派主流地位的确立，再加上日本学派、法国学派以及新近蔚然兴起的意大利学派与“拉丁法族”的“辅佐”，学者们正在不断形成对大陆法系的路径依赖。当然，合同法只是一个侧影，在我国整个民法学研究中，都存在着两大法系此消彼长的相互竞争，而在竞争过程中，学者们的路径依赖也在不断形成。
三、结语
路径依赖与本土民法学的培育诚然，适度的路径依赖对于缺乏民法传统的我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对于我国民法解释论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迪。然而，过度的路径依赖对于我国本土民法学的培育并无裨益。本土民法学的培育是建立在本土法教义学与本土解释论的形成的基础之上的。上文述及的我国自本世纪始开始孕育的教义学本土化充其量只是披着德国法“外衣”的教义学方法的引进，并没有从根源上摆脱对德国学派的依赖。本土法教义学之形成必须建立在自有的立法、判例和通说基础上，如果不能摆脱对继受源的路径依赖，本土法教义学的成长何从谈起？解释论是以法教义学的理论体系作为解释基点的，本土解释论的形成又依赖于本土法教义学的培育。我国目前的解释论路径亦过多地依赖于英美法系或者是大陆法系的文献资料，尚未形成自主的、具有本土意识的解释论路径。因而，民法论文中域外文献欣欣向荣的景象也许只是“看上去很美”的表面繁荣。这种表面上的繁荣究竟能够为我们的法学研究带来多大的好处？究竟能够为我国的法治建设事业带来多大的推进力？确实值得反思！实际上这种研究现状，直接延缓了我国本土法教义学的养成，也导致了我国当下法学研究问题意识的严重匮乏。长此以往，最终势必阻碍我国本土民法学的成长。当下，随着侵权责任法的独立成编，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了较为完备民事法律体系。此时，高歌猛进的立法论似乎也该歇歇了，中国的传统民法也走到了一个面临转型的十字路口。至于中国传统民法应该如何转型，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如何使我国本土民法学更快成长必然是其题中之义。
关键词：民法学；课堂教学；实践教学
民法学课程作为法学本科教育核心主干课程之一，其教学的基本目的，在于培养法学专业本科学生基本的民法知识和理论素养，为学生大学毕业后所从事的法律实务工作或者进一步深造奠定基础。那么，如何通过合理的教学安排顺利地实现以上教学目标，培养出优秀的法律人才呢？根据笔者的经验与研究，民法学的本科教学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一、明确民法教学目标，热爱民法教学工作
(一)热爱学生与民法教学
对学生及民法教学的热爱，是完成好民法教学工作的基础。只有内心充满对本职工作及学生的热爱，才能激发出教师的热情与潜能，并用教师的热情去感染和激励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论语》有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意思就是讲，只有对某个事物热爱，我们才能更好地完成这项事务。民法学的教学工作同样如此。从心底深处喜欢民法学的教学工作，能够从工作中找到解决民事问题与纠纷的答案，并得到学生的认可与尊重，可以极大地满足教师的职业自豪感，树立教师的职业自信心。反过来又可以促进教师对民法教学投入更大的精力和热情，更加促进自身业务能力的进步，得到职业上的肯定，从而实现一个完整的良性循环链条。国外学者的研究也同样表明了这一点：有美国学者对300多名法科学生做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作为一名优秀的法学教师，需要良好的个人品质、教学仪表和个人魅力。学生们也希望法科教师是他们所在领域的专家，对自己有充足的自信，对工作投入满腔的热情，并成为学生们学习的榜样。相反，学生们不喜欢那些不能很好地控制课堂讨论，对学生不尊重，或者在校外事务上过多地分散精力的教师。①
(二)明确民法教学的基本目标
“如果不明确方向，我们走的越远，就可能越偏离最后的目的地。”同样的道理，要想顺利地完成教学任务，要先明确民法学的教学目标。公认的看法是，大学民法本科教学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民法的基本知识，包括基本范畴的含义及其相互间的基本逻辑关系、以一般原理为视角的民法基本制度；2.民法的基础性理论，包括前述基本范畴及其相互逻辑关系所蕴涵的基本原理、重大学说争议以及重大法律制度的比较法阐释；3.我国的民事法律制度，包括我国民法的基本制度介绍及其基本的法律适用。以上述三个方面为基本框架的民法学教学模式，构成了我国法学院校民法本科教学的通例。在民法学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应该牢记自己的基本教学目标是要帮助学生掌握这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能够有进一步的熟练掌握和灵活应用，为此，教师不但要让学生了解民法的基本规则，而且也要教会他们掌握对这些规则的应用，以及这些规则背后深层次的法律政策，帮助他们理解事实对法律适用的重大影响；让他们学会案例分析以及对重要案情与非相关事实的区分。只有如此，学生才可以真正称得上掌握了规则。民法的基本知识和理论都是建立在一个个鲜活的具体规则之上的，理解与掌握了民事规则，就为牢固学习民法知识和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加强课堂教学，培养民法思维能力
(一)努力培养学生的民法思维能力
著名美籍德裔法学家博登海默先生认为：教授法律知识的院校，除了对学生进行实在法规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础训练以外，还必须教导他们像法律工作者一样去思考问题和掌握法律论证与推理的复杂艺术。这说明，对于法学院的学生来说，能力的培养比知识的传递更为重要。能力关乎学生的整体素质。民法学教学应当以能力的培养为主。这些能力包括：法律思维能力、理论整合能力、解决争议能力、法学论文与法律文书的写作能力、交流能力、辩论、谈判能力、分析判断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法学研究能力，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思维能力，因此，民法思维能力的培养对民法学教学至关重要。民法思维能力是法律职业能力结构中的决定性因素。②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还不能满足法律职业的从业要求，“法学院的毕业生出了校门当律师不会办案子，当了法官不会审案子”的状况甚为普遍，民法思维的培养与训练，是解决这个问题所必需的，我们在课堂上不仅要告诉学生什么是民法，更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们民法是如何实现的；如果把民法问题的解决比做目的地，那么民法思维能力的培养，就是到达目的地的方向和途径。法学院的目标应该是使毕业生“能够在无需课堂教授的情况下也能依靠自身通过法学教育培养起来的素质和基本知识迅速理解和运用新法律”,民法学教学的目的不是记住法律，而是能够运用法律。运用法律的前提是有较强的民法思维能力。民法思维能力是学生能在将来的职业中进行具有创造性的法律实践活动，对所学民法学知识进行精确运用的基础条件。
(二)坚持以法条为核心的教学模式
如果想让学生牢固掌握并熟练应用民法中的具体规则，法学教师一个很重要的教学方法就是要在理论教学中坚持以法条为核心，以法条来分析印证理论。这就要求学生的学习模式从以抽象掌握一般原理为主向通过学习法律条文掌握法律基本精神为主来转变。教师在讲授民法理论时以法条为中心展开，倡导学生研习法律条文。如此一来，弱化法学理论的抽象思辩，将乏味的民法理论的学习转变为对有声有色的法律事实和法律现象的分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主动思考与学习中掌握民法学的规则。
有其应该注意的是，以法条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应把民事法律的司法解释放在首要的位置。因为在我国广义民事法律体系中，司法解释虽然在民法渊源的效力位阶中处于宪法、民事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等之后，但实际上，与民事法律相比较，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内容更为具体、细致，操作性更强，因而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作用也更大。对于大学本科民法教学来讲，如果培养学生的民法实务能力仍然是教学工作的目标之一，那么对于司法解释内容的介绍及其适用方式的讲解，就应当成为教学活动的重要内容。在现行大学教学体制下，教师的授课内容，基本上以教材为基础；而由于篇幅和体例的约束，大学本科教材在阐释概念、原理、理论和学说之外，对于“我国民法的相关规定”部分，往往仅列举最为基础性的法律规定，而对于以此为基础而详尽展开的司法解释的内容，则无力涉及。因此，在以教材为蓝本而设计的本科教学内容，对于我国民法规定的介绍，通常也局限在基础性法律规定的层面上，而鲜有提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内容。由此所导致的结果，不仅在于系统学过民法的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学生在应对司法考试时，对于考试中所涉及的大量司法解释的内容仍然感到陌生，而且在他们专业实习之中和就业之后，在知识储备上也无法直接胜任法律实务工作的要求。③
三、推进实践教学，让学生作主角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民法是一门应用学科，学生学习这门专业的最终目的是处理社会中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实践性教学环节在教学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为了提高学生自己动手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民法教师除注意平时的课堂传授外，还要适时地开展一些专业实践课。这类课程的教学模式有别于理论教学模式，民法实践课中，让学生作主角，教师在选定素材和设定条件以后，就把大部分时间交给学生来发挥，在实践课的最后，教师再做一个起到指导意义的点评。
模拟法庭的应用就可以作为实践课的一种良好模式。在模拟法庭的准备方面，教师应注意在课前要悉心选择好案例，尽量选择比较典型的案例，可以使学生尽量结合其所学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专业知识来分析案例，另外还要注意选择争议性较强的案例，这样的案例具有一定的难度，可辩性较强，学生可以在模拟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中，有较大的活动空间。经过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评议和宣判后，应留出一段时间由教师进行点评和总结，教师应对学生的开庭效果、知识运用、论辩能力、形象气质等方面作出评价，肯定其成功之处，同时及时地指出其不足之处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
除了模拟法庭的实践教学外，在学期中的适当时间安排学生到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旁听庭审、集中实习，也是帮助学生直观学习民事司法裁判过程，感受民事纠纷妥善解决方法的很好形式。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生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基础上对民事理论问题的理解和消化。这就要求教师应提前与法院联系、协商，提出旁听实习计划，争取法院对民事教学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除了以上所讲的讲好民法学课程的一些重要的基本方法外，备课的认真、准备的充分，在课堂讲解中突出重点、化解难点，做到条理清晰、逻辑严谨，注重知识的融会贯通，注重学生思路的拓展，让课堂内容充实饱满、信息广博详实，并结合自己的理解、思考和科研内容进行讲解，再比较国外相关规定，从而使所讲的内容更加丰富，具有前沿性，使学生从教师的讲课中学到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也都可以实现非常好的课堂效果。
四、结语
民法学知识体系博大、理论精微。对于民法学教师而言，课前的准备、课中的讲授以及课后的安排，都应该是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的。从教学安排的时间顺序上来说，首先要做勤勉、严谨的课前准备；其次是规范、生动的课堂讲授；最后，要有严格而明确的课后“作业”,让学生能够对所学习到的民法知识做一个总结和复习，以便达到“温故而知新”的效果；另外，还要为学生传授学习方法，指明学习方向，从而达到“传道解惑”之目的。
总之，民法教学工作的圆满顺利完成，需要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发挥自身的专业实力，充分调动各种教学资源，调动学生学习研究的热情，利用各种可行的手段，最终实现让学生掌握完整的民法理论框架体系，并能够运用相关理论与规则解释民事法律关系、解决民事纠纷的能力。
注释：
①JamesB.Levy:AsaLastResort,AsktheStudents:WhatTheySayMakesSomeoneanEffectiveLawTeacher.MaineLawReview,Vol.58,No.1.50,2006.
②陈年冰。民法思维能力的培养与民法学教学的创新。中国校外教育。2009(5).
物权法是内地法所特有的概念，在内地法的民法体系中，物权法是其间一个首要的法则。一些专家认为，物权法与债款法相分别的观念来历于罗马法。罗马法曾存在“对物法（iura in rem）”和“对人法(iura in personam)”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是现代物权法与债款法分立的来历。实际上，罗马法中并不存在着物权与物权法的概念，罗马法连物与物权甚至连权力的概念都没有严峻区别，直至罗马帝国期间查士丁尼拟定的《法学畅谈》（The Institutes of Justinian）中对物和物权的概念都未作严峻区别。《法学畅谈》中将物与用益物权、全部权、地役权等都是混杂在一起的。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也深受罗马法上述规则的影响，仍然没有严峻区别物与物权等概念，然后也没有明确提出物权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无缺的物权法。但是，17世纪当罗马法在德国得到广泛传播时，德国法学家便初步提出物与工业的区别，然后初步构成物权的概念。
与罗马法的上述体系不一样，1900年《德国民法典》将物作为权力客体移到总则有些，并将物权、债款和继承作为三种不一样性质的工业权，分别成编加以规则，物权法恰是从《德国民法典》初步才实在构成为具有本身独立体系的、内容无缺的法则，并成为民法中的一项首要原则。
英美法本无所谓民法的概念，当然也不存在物权法的概念，有关物权的法则规范在英美法中被称为工业法，它是与合同法、侵权做法法对应的法则。从内容上看，英美法的工业法基本上包含了内地法的物权法有些，甚至在内地法系通常是包含在合同当中的疑问，如租赁、赠与等也包含在英美工业法的规划当中。
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规范，民事法律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社会发展，一些特殊的民事行为中往往会牵扯到多部法律，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或出现各部法律之间的适用重叠，或出现超出了单行民法调整的范围而造成管辖空白的情况，从而给立法、司法、普法、守法造成困扰。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实施，在社会各项基础都基本健全的前提下，迫切需要将民事行为规则系统化、体系化，同时切实解决民法内部的和谐问题，促进社会文明、和谐、稳定发展。因此《民法典》的诞生，可以说既是势在必行，也是水到渠成。
作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民法典》除了内容丰富、涉猎范围广，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从法条之后所体现出的深刻的立法指导思想。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法典的出台，就是为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提供更全面的法制保障，更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思想。(参阅全文请登。录“新时代文库”)
“徒法不足以自行”。一部好的法律，不仅仅是看法条的科学性和周延性，更多的是看实际运行效果。良法善治，需要全社会的参与，以法律的视角审视社会活动，固守法律底线。新时代的中国，需要一部这样的《民法典》，让她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给社会生活提供权利和义务的规范，用法治构筑稳稳的幸福。
5月28日，十三届xxx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xxx民法典(草案)》。这部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法律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标志着我国进入全新的“民法典”时代。
民法典，立足实践符合国情。民法典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也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民法典开宗明义指出“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事实上，无论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绿色原则，还是契约精神、自愿原则、诚信观念，都是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法层面的转化和表达，彰显了浓厚的中国特色。
民法典，构建法治社会的利器。《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以“典”命名的法律，也是第一部以“民”法律的法典。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和__年先后四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但均因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理论准备不足等原因而搁置。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保障社会基础稳定是前提，而保障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则是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善治善为。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不断地探索，历经千辛万苦，民法典终于横空出世，这无疑为治国理政增添了信心和底气，成为治国安邦的又一利器。民法本质上为“人”法，只有以人民为中心，充分保障人民基本的民事权利，才能够调动人民参与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积极性，国家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繁荣富强。所以说，民法典不仅秉承着“大同”的执政精神，还将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xxx”和“催进剂”。
为民立法，强国图志。民法典不仅是强国之法，也是富民之法。随着民法典的出台，必将会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势能，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在新时代迎来新曙光。
>> 中国民法学在民法典创制中的分析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历史法学派对近代民法学的影响 论我国民法法典化的路径选择 有关民法学教学的初步探讨 基于民法学视角下的非法取证行为 民法学个案实例教学探索 基于应用视角的经济法学教学与民法学教学之比较构建 《民法学》教学创新设计之“专题教学法” 浅析我国民法的本位 论案例教学在民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在《民法学》课程中应用“研究型教学方法”的难点探究 论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民法学原理 浅议高职院校民法学教学方法的改革 案例教学法在《民法学》课程教学中的实施 论民法学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德国民法典之债法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高校“民法学”课程网络教学模式探析 浅谈《德国民法典》对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启示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我国商业银行外汇业务发展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08-04-28/2011-08-07，2013年12月15日。
{7}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学者们撰写的合同法论文中，引用台湾地区的文献数量在原文域外文献中的占比为11.4%。
{8}薛军曾于2001年赴意大利比萨大学法律系作访问学者，随继在罗马第二大学（Tor Vergata）攻读博士学位，并于2005年获得该校法学博士学位；徐国栋教授曾于1994年至1997年间，二度在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任访问学者；徐涤宇曾于1997年5月至1998年5月，在哥伦比亚开放大学作访问学者，随后于1998年9月―1999年7月，在阿根廷国立萨尔塔大学、萨尔塔法官学院和莫龙大学作访问学者。
{9}谢怀教授在1939年后的三年间，曾师从梅仲协教授，接受了严格的大陆法学术训练。谢先生虽然未曾出国留学，但是这3年的学习使得他在德日民法方面就有颇深的造诣。参见：张谷：《情系两岸的民商法泰斗》，《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08年第2期。
{10}孙宪忠教授曾于1993年获得联邦德国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iftung）研究奖学金，赴德国汉堡马克斯・普郎克外国和国际私法法研究所留学，主攻物权法、不动产法。德国学习的这段经历，让孙宪忠教授成为国内顶尖的德国法专家。
{11}韩世远教授曾于2000年10月-2001年9月在日本法政大学担任HIF招聘研究员；又于2006年10月-2007年9月、2009年6月-2009年9月先后两次赴德国（汉堡）马克斯・普朗克外国私法与国际私法研究所任访问学者，其在日本和德国接受的严格大陆法训练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也很明显。
{12}王利明教授曾于1998年8月受教育部的委派，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
{13}许传玺教授获得美国耶鲁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
{14}苏永钦：《韦伯理论在儒家社会的适用――谈台湾法律文化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载苏永钦著：《经济法的挑战》，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中华民国83年，第64-65页。
{15}合同法概述包的括了合同概念与合同分类、《合同法》概述、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等内容。
{16}对于物权法的引证分析，笔者的分析样本是《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外法学》、《法律科学》、《法学家》、《比较法研究》、《现代法学》、《法学》、《环球法律评论》、《当代法学》、《法学评论》等11种CSSCI法学类期刊中有关物权法的论文的域外文献引证数量。
{17}其中，研究物权法的诸论文一共引用了411个来自英美法系的域外文献，其中“物权法总则”的论文共引证了227个来自英美法系的域外文献，占比55.2%。然而，受英美法系普通法自身发展轨迹的影响，这些域外资料对于我国物权法具体制度的构造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英美法系的物权法（财产法）带有较为浓郁的封建法色彩，其大部分词汇仍带有封建痕迹，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其财产法主要是关于田地、庄园、庄稼和畜牧的法律。因而即或是在英美法系，财产法也历来被誉为最难理解的法律制度之一，许多学生认为财产法犹如吞嚼难以下咽的肥肉，既难学又枯燥。参见：F.H.劳森，B.拉登：《财产法》（第二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序言”Ⅰ～Ⅲ，第11页。
{18}2005年10月《环球法律评论》与汕头大学法学院举办的“英美财产法与大陆物权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上，对于我国财产立法的体例选择问题，武汉大学余能斌教授提出了这一观点，认为我国物权法还是应该主要采大陆法系之体系。参见谢增毅，冉昊：“英美财产法与大陆物权法比较研讨会综述”，载《理论参考》2007年第6期。
{19}F.H.劳森，B.拉登：《财产法》（第二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序言”，II。
{20}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学者撰写合同法相关论文时引证的域外文献的数量很少，而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域外文献中，来自于苏联的参考文献占据了较大的比重。比如，高敏1988年发表于《中国法学》上的“关于违约金制度的探讨”一文仅有的三个外文引证文献中，源自苏联的域外文献有2个。
{21}周少元：《二十世纪中国法制变革与法律移植》，《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22}在“制度路径的相互竞争与路径依赖的形成”部分中，关于域外文献印证情况的描述，参考了本文表1中的相关数据。
{23}江平：《制定民法典的几点宏观思考》，《政法论坛》1997年第3期。
{24}徐涤宇：《间接制度对仲裁条款的适用》，《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
{25}冯玉军：《西法东渐与学术自觉――中国移植外国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26}可以说，法律移植以及法律的本土化，不仅是近代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形成与扩张过程中突出的现象，而且也是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等各个时代、各种法律体系之间发生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是法律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一。参见：魏琼：《关于法律移植的一个实证分析――以希伯来法对古巴比伦法的移植为视角》，《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6期。
{27}王泽鉴：《德国民法的继受与台湾民法的发展》，《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6期。
{28}陆静：《罗马法与日耳曼法关于夫妻财产制的比较分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Abstract：To analyze foreign references citations of civil law papers collected in CSSCI journals （Law class），we could discover that Chinese civil law scholars had the preference of citing foreign references， which even led to formulating the trend of developing into a research pattern of“no foreign references，no papers”。 According to this citation preference，we can find the competition and choice of system path in the civil law researches from one aspect. In the process of path competition，the scholars will gradually formulate the path dependence of the civil law system or common law system. Once the path dependence becomes excessive，it will do harm to the cultivation of native civil law.
Key words：citation analysis；foreign references；citation preferences；path depen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