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论文写作的过程是人们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写论文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下面是整理的优秀历史论文范文3000字【精选4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并分享出去。
一、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关系
自古以来，文学与历史便具有深刻的联系与渊源。许多重要的历史典籍同时也是优秀的叙事文学，比如《史记》与《左传》等。史学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小说不断地从史学中汲取营养而发展演变。史传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春秋笔法及纪传体叙事技巧的运用。文学师法历史，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生存发展，这是历史对文学单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文学对史学家的叙事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具有深厚的文学造诣，不但善于吟诗作赋，而且在作文方面尤为擅长《史记》不仅具有温润的语言而且在叙事方面张弛有度，且富有诗意与饱满的情感。从司马迁开始，我国史学著作中叙事一般都采用纪传体的叙述方式。在这一叙述方式中，文本是以某一人物为叙事中心，围绕这个人物展开叙事讲述这个人一生的故事。这是一种富有文学精神的叙述方式。历史作为过往事件的记述，在时间方面保持线性发展，在叙事方面则是事件的客观再现两者交织发展，构成历史叙事的时空构架。纪传体的叙述围绕着人物展开，由于人具有主观性，因而叙事过程中时间与事件则置于人物的描述范围内。
二、现代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
以鲁迅小说桩人日记为例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新的历史语境，文学以其独特的话语进入历史的叙事中，共同参与着历史的叙述。在现代，中国发生了历史转型，新的历史主体代替旧历史主体走上历史舞台，采用符合历史形势与文化语境的文学话语，以显现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便是诞生于动荡的“五四”时期，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了新历史主体话语权争夺的要求，以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达契合了当时的历史语境。
（一）文学对历史的解构行为
鲁迅在小说中借助狂人之口把中国历史喻为一部吃人的历史。其中叙述主体即狂人所叙述的事件几乎都是对这一历史观的现实反映。不但赵家的狗表现出吃人的信号，而且周围的人都在设法陷害“我”，亲人包括哥哥与母亲都吃过人，最后发现自己也吃人，推测是不是孩子也吃人。小说通篇的叙述都是对吃人这一历史的叙述，构成了对历史的解构行为。解构历史是为了重构历史，探寻一种崭新的历史叙事话语。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一叙事人称内蕴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内涵。第一人称叙事首先是对个体意识的张扬。个人声音的出现意味着摆脱了以往文学叙事中中允、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中国文学中开始出现了一个响亮的个人的声音，这个声音能够大胆地坦陈自我的内心，在诉说着、呐喊着这个作为个体的、独特的我的想法、愿望以及各种情绪与欲念，这在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足以令人兴奋的变化。中国历史上人们惯于压抑个人的声音，将个人的个性与心理隐匿在群体之中。而小说中狂人的声音则象征着新的历史主体出现他能够在这一历史舞台上响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作为叙述者，主宰着新的话语，也掌控着叙述文本的发展，这意味着新的历史主体同样具有这些对历史话语的主宰权与掌控权。这位叙事者具有清醒的头脑，能够看清历史的真正面目，富有怀疑精神，敢于自我解剖，信奉进化论，相信历史发展的进步性，文明在不断进步与发展，总有一天这个世界“将容不下吃人的人”。这位叙事者是一位走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与启蒙者。狂人作为小说的叙事者，是叙事的主体，也是可以代表新的历史主体的中心人物。
（二）启蒙者的历史叙说
这一叙事主体兼历史主体，以解构历史为立论依据，叙述历史上的种种吃人表现。小说中主要采用日记体的方式来进行叙说，以内心独白的形式为主。内心独白是一种自我言说，是自己与自己对话，但是在小说中，以自我言说的方式分明试图在向他人表达，语言与叙述的指涉对象是外部而非内部。小说中具有一些体现出这种对外表达意图的句子，诸如“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或者“救救孩子”等。这些句子缺少主语，是一种启蒙者的言说方式。这个启蒙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深刻的思想。他对历史的看法远较一般人更为深刻，不但可以看透历史上吃人的真相，可以穿透其他人的虚伪表象看到内在本质，而且对自己也有极为勇敢与透彻的认识与剖析，清醒地发现“我也吃了妹子的几片肉”。最后，这位启蒙者将历史的真正面目揭开，让所有人看见这一真相，并斩断了人们在精神上的退路。小说以独白的言说方式表现启蒙者的思想，以内敛的叙述方式展现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显示出了鲁迅小说艺术技巧的高明之处，同时也是现代启蒙者高超启蒙策略的成功。
（三）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双重叙事手法
《狂人日记》采用双重叙事的手法，一是狂人日记式的叙述言说，一是文言小引式的叙事。在日记体的前面，有一段文言文形式的引子表明叙述人发现日记手稿，表面上增加了小说叙事的可信度，从而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双重叙述。因此，小说便有了双重的叙述人，一个是文言文之“余”，一个是白话体之“我”，双重叙述人之间构成了一种叙述的张力，大大地增加了叙述文本的丰富内涵与深刻意蕴“余”与“我”的叙述，建构了一个清醒的世界与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疯狂的世界，这两个文本构成的世界是相互对应并相互对峙的，使得整个叙事呈现出一种复调的关系。这两个叙述世界是整体叙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其中之一而忽略另一个世界都会造成对文本叙述的误读。在前面的文言叙述中，关于狂人已经病愈并赴某地候补的记述，是对后文精神世界的一种对峙与终结。这段文言叙事似乎在暗示，无论狂人多狂思想有多么深刻，终究都被现实所“治愈”，成为一个正常人，为功名利禄而奔波。这种叙事方式似乎在暗示启蒙者的命运。
三、当代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
—以苏童小说《妻妾成群》为例当代文学依然沿袭了与历史的复杂关联，以小说的叙述言说着某种历史的景象。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也在发生着某种改变。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呈现了一个与之前不同的历史图景。苏童将控诉封建淫威的题材建构出一种不一样的文学景象与历史言说。
（一）文学叙事中历史图景的转变
《妻妾成群》中，文本叙述者围绕着颂莲这一关键人物进行叙事，呈现出一个日渐颓败但却充满了诱惑的旧家庭景观。这个即将没落的旧式大家庭中充满了各种利益的争夺、工于心计的争斗、欲望的挣扎与煎熬。历史被作者推到了文学的背后，作为一个故事展开的大背景。作者故意忽略当时一些富有政治与历史意义的人物与事件，而把笔墨倾注在一些对主题表达有价值的事件上。叙事者采用了聚焦的手法，并且这种聚焦是多层次的，即存在焦点的转移。叙事中的聚焦在对某些人事提高重视的同时，也忽略了对其他一些人物与事件的表现。聚焦的焦点在一些人与事之间进行转换。这不是局限于叙事学方面的转换，而是延伸到社会文化领域意味着一些可能非常重大的历史景观在叙事中遭到忽略，而另外一些不那么明显甚至不为人知的历史景观则在叙事过程中得以凸显出来。小说叙事通过叙事焦点的变化表现出这种历史的转变，呈现出一幅独特的历史图景。
（二）小说叙事与历史图景的审美距离
小说中的历史图景呈现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渐渐发展，最终促进了市民社会生活图景的产生。在这一历史图景之中，启蒙话语与政治话语都不再作为一种主流的言说，经济利益与欲望及权力的争斗则占据历史发展的中心地位<妻妾成群》以一种独特的文学话语方式再现了这种历史图景的一个侧面，但同时又与这一历史景观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与其保持了一种文学的审美距离。文本中对这一历史景观的书写，是以一种诗意或审美的态度进行的。比如文中出现的“井”的意象，便是一种象征，暗示着这种生活图景中暗藏的危险性，让人们对其保持警惕之心。陈佐千则象征着一种“古旧文化的历史记忆”他试图从年轻女子身上获得新的生命力，使其生殖力得以保持下去。陈佐千这种意图的落空意味着某些古旧的历史存留依然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与延续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展现出了一种历史颓败的图景与陈旧事物没落的命运。
20世纪文学叙事中既包含对既往历史的解构行为，又具有对历史形象的重新塑造，充分展现出文学与历史相互缠绕与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文学叙事中建构了一幅幅多姿的历史图景，背负着种种历史赋予的责任，起到或启蒙、警示，或娱乐的使命。文学正是在与历史的纠葛与缠绕之中，保持着自身的艺术立场与审美距离，介入历史并言说历史，以文学的话语呈现出历史的图景。
《新唐书·百官志三》“国子监”条云：“祭酒一人，从三品；司业二人，从四品下。掌儒学训导之政，总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凡七学……丞一人，从六品下，掌判监事。每岁，七学生业成，与司业、祭酒莅试，登第者上于礼部。主簿一人，从七品下。掌印，句督监事。七学生不率教者，举而免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广文馆的学生与其他六学的学生一样，是被国子监统一管理的，而且唐代广文馆的地位排在国子学和太学之后，在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之上。唐代广文馆创立之初，虽然经历过“雨坏庑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但是并未“自是遂废”，而是一直存在至唐末或许直至唐亡。
一、唐代广文馆创立的时间
《大唐六典》是“初唐以迄中唐的一部社会制度史”，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书中在讲到国子监的机构组成时，提到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等六学，并未提及“广文”二字。经学者考证，并非《大唐六典》遗漏不记“广文馆”，而是在开元二十六年以前广文馆还没有创立。
在《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志四》、《唐会要》卷六十六《广文馆》、《唐摭言》卷一《广文》、《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等史籍记载中，广文馆是于唐玄宗天宝九年（750）秋，在国子监创立的。据《唐语林》卷二《补遗》中所知，初建之时，“国学增置广文馆，在国学西北隅，与安上门相对”。
二、唐代广文馆存在的时间
唐代广文馆的创立时间已是确定无疑了。接下来，要澄清的是唐代广文馆的存废时间问题。据《新唐书》卷二〇二《文苑传中·郑虔传》记载：郑虔在广文馆中就职，“久之，雨坏庑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又据《唐语林》卷二《补遗》中记载：“廊宇粗建，会（天宝）十三年，秋霖一百余日，多有倒塌。主司稍稍毁撤，将充他用，而广文寄在国子馆中”。广文馆创立之初使用的房屋，在第四年（754）就因天灾倒塌或损害严重而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了。面对没有教学地点的事实，广文馆的命运是“自是遂废”呢，还是继续存在下去呢？正确答案是后者。且看：
《唐会要》卷九十一《内外官料钱》记载着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的一条史实：“四月二十八日，度支奏：加给京百司文武官及京兆府县官每月料钱等，具体如后……国子太学、四门、广文等博士……各十二贯文，国子主簿十贯文；大学广文助教各四贯一百一十六文……”这说明，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23年，时任广文博士和广文助教的官员都在继续工作，并由上级部门发放每月的“料钱”。广文馆并未被废除。
《唐会要》卷九十一《内外官料钱》记载着唐德宗贞元四年（788）的一条史料：“中书门下奏：京文武及京兆府县官，总三千七十七员，据元给及新加，每月当钱五万一千四百四贯六百十七文，……国子祭酒八十贯文……司业六十五贯文……国子博士四十贯文……大学、广文、四门博士各二十五贯文……国子助教、广文助教各二十贯文……”这说明，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34年，时任广文博士和广文助教的官员仍在工作，并由上级部门发放每月的“料钱”。广文馆并未被废除。
《全唐文》卷548韩愈《请上尊号表》中曰：“臣某言，臣得所管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及书、算、律等七馆学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状称，身虽微贱，然皆以选择得备学生，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识，皆由上恩……”文章中有“臣得所管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及书、算、律等七馆学生”言，可知，当时广文馆存在于国子监中。此文为韩愈任职国子监领导即国子祭酒时所作。韩愈任国子祭酒之职的时间段为唐宪宗元和十五年至唐穆宗长庆元年，即公元820~821年。换言之，至唐宪宗末年或唐穆宗初年，广文馆依然存在于国子监中，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66~67年。
《唐故朝请大夫尚书刑部郎中上柱国范阳卢（就）府君墓志铭》（大中六年二月廿三日），“开成末，李公任宰相，以卢氏甥有嫌，不得为御史拾遗，旬月除广文馆博士”。此墓志铭中记载，卢氏甥在开成末年被任命为“广文馆博士”。“广文馆博士”一职既然在开成末年存在，那广文馆亦存在于开成末年无疑。“开成”为唐文宗的年号，时值公元836年正月至840年十二月。所以，到公元840年左右，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庑舍损毁之后的第86年左右。
另外，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之《乾符013》记载：李推贤在唐宣宗时任过广文博士一职；据《新唐书》（卷70上）记载：李彬在唐宣宗时任过广文博士一职。唐宣宗李忱于公元846~859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46年，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92年。
还有，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之《咸通105》记载：贾洮在唐懿宗时任过广文助教之职；据《新唐书》（卷75上）记载：郑顼在唐懿宗时任过广文助教之职。唐懿宗李漼于公元859~873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59年，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105年。
另据“张策，字少逸，敦煌人。……妙通因果，酷奉空教，未弱冠，落发为僧，居雍之慈恩精庐，颇有高致。唐广明末，大盗犯阙，策遂初返初服，奉父母逃难，君子多之。既丁家难，以孝闻。服满，自屏郊薮，一无干进意，若是者十余载，方出为广文博士，改秘书郎”。文中“大盗犯阙”是指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城，时间为唐僖宗广明元年（880）。此后，张策奉养父母，避乱田里十多年。大概在公元890年以后即唐昭宗在位时“召拜广文博士”。那是在唐代广文馆庑舍被损毁的136年之后。仅仅再过17年即公元907年，唐朝灭亡。
由此可见，唐代广文馆自唐玄宗天宝九年（750）创立以来，一直存在至唐末。
我们进一步讨论。按照现有的研究结论，广文馆之所以在盛唐之时才创立，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中央政府采取的“重诗文轻经学”的政策。这种取士倾向，导致唐代国子监的学生入朝为官的几率下降。为提高国子监生徒在科举考试中的竞争力，换言之，也是为了挽救在国子监读书的公卿子弟们的仕途危机，“亦救生徒之离散”，广文馆应运而生。于是，天宝九年“秋七月乙亥置广文馆于国子监以教诸生习进士者”。唐代广文馆的主要存在价值就在于，它为国子监生徒努力登进士第提供一臂之力。从唐玄宗钦点的第一任广文博士即为诗、书、画皆精妙的郑虔，也可以看出广文馆要教学生的是如何作好诗文而不是如何解析经学中的义理。
《唐才子传》：“裴说，天佑三年礼部侍郎薛廷珪下状元及第。”《唐诗纪事》：“（裴）说与（裴）谐，俱有诗名，谐唐天佑三年登第，终于桂岭，假官宰字而已。”《仙溪志》载陈光义唐天佑三年登第（参《莆阳志》）。唐天佑三年即公元906年，也是唐代在历史上将终结的倒数第二年。公元906年二月，裴说、裴谐、陈光义等二十五人擢进士第。这说明，唐代科举制度一直被执行至本朝灭亡。那么，在唐代最后的这17年里，与科举制度命运息息相关的唐代广文馆没有理由被废除。
所以，我们也有理由说，唐代广文馆自唐玄宗天宝九载（750）创立以来，一直存在至唐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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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时期晋商“重商轻学”，形成了“学为商之用”、“学而优则商”的教育价值观。
本文对晋商这种教育价值观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明清时期晋商教育价值观
山西的民风，从春秋战国以来的“尚武”到隋唐之后的“文风极盛”，直至明清时期的“由文入商”而最终形成了晋商一贯的“重商轻学”的风气，这种风气深入人心，因而晋商将其培养出的最为优秀的子弟大多投入经商贸易之途，从而在对待教育的问题上形成了“学为商之用”、“学而优则商”的教育价值观。
一、“学为商之用”
商人与教育之间有着不能忽视的密切联系。
晋商兴起后，山西出现了明显轻学的倾向。
这种倾向主要发生在下层民众之中，他们对于科举不寄希望，在经过基本的知识教育之后，便将子女送出业商。
与此同时，晋商又有重学的一面。
商业有了一定的规模，商人从实践中体认到学对商的重要助益作用，因而对学转而十分重视。
如乔、常等商业家族，就十分重视对子弟的教育。
盐商张允龄在外经商，非常关注子弟的学习，他常常“购诸子传疏义及史汉诸书，车载之”(明张四维《条麓堂集》卷30)。
他们重视对子弟的教育，最重要的原因是认识到了读书对于经商的重要性，为经商服务是其教育的最终目的。
我认为，晋商对教育功能的认识是从外部、内部两个方面的需要出发的。
(一)商业经营对教育的需要
很多晋人在经商的过程中，依然坚持读书学习。
这其中有个人的兴趣，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他们可以多闻博识，增强搏击商海的能力，“以心计阜通货殖”。
晋商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并自觉地加以利用。
晋之俗谚有云：“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晋商认为在商业活动中商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需要各种知识：谋略、兵法等)，而这种素养的修习甚至比高中状元还要难许多。
商人只有综合运用所具备的各种知识才能，才可能准确分析变化莫测的商场形势，运筹帷幄，取予进退之间不失时机地作出最优选择，获得厚利。
高的文化素养必须依靠教育，所以说，教育为商业活动的展开和辉煌提供必要的智力和人才支持，是最为基本的。
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和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有一定修习的人，在商界往往也能胜人一筹，例证比比皆是。
(二)商人内心对教育的渴求
中国悠久的“抑商”传统形成了人们一贯的“轻商”、“贱商”思想，商人往往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衡境地：在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强大的经济实力的同时却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民众的肯定。
晋商对于这种“富可敌国”的财富和“卑微低贱”的社会地位之间的极度失衡是不甘心接受的，晋商由于社会的不公评判而产生这种认知和情感，并由此而引起各种思想倾向和行为倾向――希望能改变社会的失衡评判，得到社会认可和肯定。
但是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失衡的状态呢？社会主流意识长期为“荣宦游而耻工贾”，为了赢得尊重，重要手段就是借助教育：首先，他们通过教育来提高自身素养，结交文士，以期在知识上与士阶层缩小距离，在心理上与士阶层达成沟通，同时使自身的经商品位有所提升，赢得上层社会的理解和认可。
因此，在晋商商帮中，不乏学识渊博、文采风流的商人，连自视甚高的的清朝举人刘大鹏都不无赞叹地说：“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于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
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其次，他们在经商成功之后，积极从事社会公益事业，而重心就在教育事业上。
晋商家族在延名师以课子侄的同时，还不忘投资资助或开办私塾、义学乃至书院，匡助了家乡的教育事业，为没有能力受教育的青年俊秀提供了良好的受教机会。
这些惠及桑梓的教育活动，实现了商人作为社会一分子的对地方文化生活的实质性参与，以某种具体的形式显示出自己在地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自身价值，即可以“显亲扬名”、“光耀门楣”，重塑和提升其在民众间的形象和地位。
晋商的这种教育价值观，正好表明了：商人不再仅仅局限于治生获利这种较低层的需要满足了，而是诉求于更高层次的道德追求和精神向往――商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中包括上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认可，满足了商人内心对肯定自身价值的一种渴求。
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儒家一向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个人完善、修养的一个最完美的过程。
“尽己”之后而能“及人”，属于仁德的范畴，这种观念深深根植于晋商的精神血液之中，他们在拥有了财富之后，“尽己及人”的传统观念让他们不会将财富全部据为己有，而是通过种种“散财”的义举来达到“及人”的目的，表达对社会的关怀。
对教育的投资是晋商“尽己及人”的最重要方式，他们捐资资助、兴建的义学、书院等惠及当地贫寒子弟，为他们提供了正规学校教育。
这种深入骨髓的传统观念，在晋商心中形成了一种对教育的渴求――将自身经商所得财富通过投资教育惠及他人，切实践履儒家“尽己及人”的观念。
二、“学而优则商”
“学而优则仕”是长期以来封建社会教育的最高鹄的，也是人生的唯一价值标尺，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备一种符合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并进而入仕作官，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价值取向。
然而就在这一背景下，山西商人在经商的同时介入教育，将商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渗透到教育领域，冲击了传统的教育价值观，带来了一些新的气息。
(一)晋商对传统教育价值观的改造与突破
山西商人深懂得：“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不然！”于是，他们以过人的勇气，超人的胆识，打破了数千年形成的“学而优则仕”的金科玉律和“士农工商”的传统职业定律，树立了“学而优则商”的新观念。
他们重视教育，但其教育的目的更明显地指向了商业。
培养经商所需的优秀人才，成为他们教育的重要目的。
晋人视商为本业，不再只是把经商看作迫不得已的选择，他们往往读几年书就去经商了，很平淡又很自然。
如果说少部分人弃儒经商或许为境遇所迫，那么大部分人经商则主要是对人生事业的一种选择。
榆次富商常氏，以商起家，八世后便兼儒贾以传家，有清一代其家族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子孙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的祖训。
将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并非只有几家如此，这对晋商来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二)晋商教育价值观中的“重商”与“重仕”
重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晋人在重商的同时同样重仕。
这是因为传统的重仕观念仍有影响，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着眼于入仕对于商业的益处，以官来保商、兴商。
家族中有做官的子弟，不仅能直接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而且能为其商业提供政治上的保证。
他们所更看重的是官位给经商带来的实际益处。
晋商对于经商和入仕二者的态度，总的来说是“厚利而薄名”，这种价值观缘于晋人务实不尚虚名的传统观念，“有儿开商店，强如做知县”(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304页)、“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坐”……在“名”与“利”的取舍上不仅明显地倾向于利，而且可以看出他们把从事商业而取利作为人生的目标和寄托。
原本是中国传统教育目的的功名官位，已被晋人当作经商的手段。
对儒贾观的改造，是晋商的一个大胆创造，同时又与明清时期的“实学”思潮相一致。
他们巧妙地消弭了儒与贾之间的对立，使儒贾相通，为他们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
这种观念的变化包含着他们在道德评判和价值取向上的变化。
从晋商的儒贾观来看，他们重儒又重贾，甚至在取舍上更倾向于贾。
既然经商被他们看作是最佳选择，以商业作为其教育价值的指向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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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寺田隆信著。张正明等译。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历史讲述的是过去的一些人和事，但历史长河浩如烟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接下来小编搜集了历史小论文800字，仅供大家参考，希望帮助到大家。
篇一：秦的大一统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这首诗以及历史书上的“秦始皇建立中国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社会国家”都对秦的大一统给予了高度赞扬。可我们曾否想过：秦到底有没有完成大一统？历史书上说的是否有水分？没有！现在，我可以告诉你：秦并没有完成大一统！
证据有三：
一、《过秦论》记载战国众国“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伐秦，前六被秦“远交近攻”灭掉了，宋，中山分别被齐、赵所灭，还剩一个卫国。《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卫国到卫元君时就只剩濮阳一地了，秦灭魏之后把濮阳划为东郡之地，把卫国赶到了野王县。还记载了一个大证据：“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为始皇帝。”证明了秦建立是，卫国依旧存在！所以，秦国没有统一中原是一定的。至于为什么没被灭，那是显而易见的：有两个对秦国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来自卫国！第一个：卫鞅。他有一个更有名的名字：商鞅。商鞅变法为秦国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商鞅的变法，就没有后来的秦朝！第二个：吕不韦。他本身就是濮阳人，扶立秦庄襄王，任秦国相邦，著《吕氏春秋》，更为一代英雄。
二、秦国除了卫国，还有没统一的地方，《越王勾践世家》记载：“楚威王大败越，尽得故吴地，“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一样的，《东越列传》也记载：“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东海王被楚打败后，奉楚为正统。在江南发展七年，才被秦灭掉，还有不少他们“滨与海上”的地方未被秦统一过。
三、“大一统”的概念是“统一全国”，而秦朝当时并没有“中国”这个概念，那只能按东周的疆域算，东周曾经把朝鲜收为附属国，故有“朝鲜不灭，东周不亡”的说法，然而秦朝并没有打下朝鲜，就不算完成了大一统。秦始皇打败六国之后，忙着巡游，立碑记功，宣扬自己统一天下的功劳，并且开始大享其乐和寻求长生不死。他已经无心去攻打路途遥远的朝鲜：消灭楚国的残余；也无心去与擅长水战的越人争夺滨海之地而完成真正的大一统了。
所以，历史书上的评价只是历史学家们在不完美的情况下追求的完美罢了。历史的车轮在不断前进，我们只有以严谨的姿态，挖掘出历史的真相，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
篇二：世袭贵族主宰政权时代的基本结束
西周的分封制度和世袭制度使得世袭贵族永远在政权的中心，西周的宗法制确保了世袭贵族的利益，这是一种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准绳的“遗产（包括统治权力、财富、封地）继承法。”世袭贵族一代代牢牢把握着政权。
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以及秦国的商鞅变法，其中以商鞅变法最为彻底。
《史记》记载商鞅变法，“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该规定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因而，招致了世袭贵族的怨恨。“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商鞅后被车裂，但商鞅的新法却一直执行下去，帮助秦统一六国。秦统一后采用皇帝制、郡县制，高度的中央集权，此时，世袭贵族主宰政权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
而在秦末期的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可见在当时世袭制度已经被进一步削弱；楚汉战争最终刘邦胜出，而刘邦的身份地位很低，表明了春秋战国以来的贵族政治行将结束。汉初的皇帝和大臣，大都来自社会的下层，形成汉初布衣将相的局面，它标志着春秋以来统治集团的更新大体完成。官职不能世袭，而贵族对政权的影响渐渐削弱，在汉末，越来越多的大地主阶级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掌控着政权，世袭贵族也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在汉及其后的两千年里，世袭贵族虽然还一直存在着，但是他们却大多远离政权中心，除了个别的对政权有较大的影响，却再也谈不上什么主宰了。
篇三：正视历史
历史，是过去的事。历史带来的仇很我们早已经忘却了，但历史带来的教训，我们不能忘记。面对历史，我们要正视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们不能忘记南京大屠杀时惨痛的教训，那三十万鲜血淋淋的数字至今还屹立在那里。我们不能忘记在地铁站的那个小孩，在那炮弹声中，他在无声的痛哭着，他的声音早已变得沙哑。这只是一个不足几岁的小孩啊！看着他那孤独无助的眼神，我们感受到了那种家破人亡的痛苦。日本人的导弹一颗颗的落下，我们中华民族的族人一个一个的倒下了，在那炮火的轰炸声中，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悲哀。落后，就要挨打。
时至今日，我们国家的经济在日益的繁荣，我们国家实力在日益的强大。但对历史，我们始终无法忘怀。如今，面对过去惨痛的历史，我们想要的，只是一句微不足道的道歉的话语。而面对我们这一小小的要求，日本，还是拒绝了。
想想当年的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是那人道的那一跪，那时，他正视了历史，对着成千上万的波兰人民，在无名烈士墓和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无声的跪了下来。他在为德国纳粹党犯下的恶行所忏悔，在为为所有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失去生命的人所默哀。他，正视了德国在历史的长河中犯下的错误，并为这次错误承担了他应尽的责任。
而反观日本，对他所犯下的罪行只字不提，或许他提了，带着被美化的花圈，他们修改了教科书，美化了所有在中国大地上犯下丑恶罪行的日本人，他们对他们的罪行拒不承认，并撒下一个个弥天大谎。他们不敢正视历史放下的错误，还在一步一步地伤害着经历着法西斯创伤的中国人。我们想要的不过是一句真挚的道歉，而日本，在一次次的逃避着历史。
日本没有正视历史，反而再一次次的“纠正”历史，就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日那天。日本首相当众参拜神社，这神社里安葬的，每一个都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级战犯，他们的每一个人的手里，都沾满了无数中国人的鲜血。而日本首相的这种做法，无疑是给受过灾难创伤的中国人的伤口上撒盐。
历史的的仇恨可以忘却，但历史带来的教训不能忘却，我们要正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