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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学解读》
摘 要：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要求，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首先，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其次，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最后，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实到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行动中去。
关键词：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科学发展 群众路线 落实
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早在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就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提了出来；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总结为55年来我党执政的主要经验，并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就是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6年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再一次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总结为我们党在执政60年实践中，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号召全党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公”即“公众”，“民”即“人民”，故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对于我们党来说就是要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共产党的本质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始终领导全国人民为民族的独立和复兴、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国家的繁荣和富强进行百折不挠的奋斗。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执政62年、领导改革开放32年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89年来，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人民支持不支持、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是检验党的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在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面前，一个党组织就是一座战斗堡垒，一个党员就是一面鲜艳旗帜。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都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危难来临，从未压弯共产党人的民族脊梁；风险考验，不能摧毁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在关键时刻、危难关头，广大党员干部要豁得出去、冲得上去。哪里有危险，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一句“共产党员，跟我上！”一次次向人们昭示着：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公仆，不追求特殊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这个有着90年历史、7600多万党员，在13亿人口的大国执政62年，目前正领导着空前伟大而深刻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执政党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此相反，从上世纪后期开始，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失去了执政地位，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背民情、违民意、失民心，最终成了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特权阶层。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共产党的垮台就是明证。
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
这里的“新形势”指的是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总的来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同时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在我们这个近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党要适应这样的新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党“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既是历史性的课题，又是历史性的考验，更是当今时代对执政党提出的挑战。
这一挑战首先表现为我党如何提高执政能力，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守为民之责、谋富民之策、办利民之事，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一致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以防止滥用职权对党的侵蚀，防止社会意识多样化对党在思想和行动上的高度统一带来的冲击，真正使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地位观和义利观，构筑起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思想防线，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其次表现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党如何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性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由各方面的利益构成的，市场经济越发展，利益协调的难度就越大。对于执政党来说，所有的政策措施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该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其中，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这就要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处理好现阶段影响党群关系的主要问题。
最后表现为如何解决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问题，发扬人民民主，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民主政治的主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宪法赋予人民参与选举、决策、社会管理、监督的权利。政治参与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及时反映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便于党和政府及时整合、协调各方利益，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保证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总而言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时代的要求，是社会的呼唤，是我们党加强和改善自身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
三、在新的形势下，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在上述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呢？
首先，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群关系最终要以群众的利益为纽带，群众的利益既包括经济的，又包括政治的、文化的。因而，新一代领导集体强调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树立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提高生产力水平，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使群众得到切切实实的并不断增长的物质利益，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群众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从而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并取得最终成功的根本保证。
其次，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贯彻群众路线，要求全党坚定不移依靠群众，适应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受群众监督。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头，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做决策、定政策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和承受能力，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切实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只要我们党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切实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诚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人民群众就会发自内心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坚如磐石。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实到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行动中去。千难万难，落实可谓天下第一难。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历程表明，党要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坚强的领导核心，必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今天的中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日益成为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的自觉行动，在解决关乎群众利益问题的过程中，无论大事小事，我们都能听到、看到共产党人情系人民的声音和身影――我们不会忘记，“非典”肆虐，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轻车简从，下基层、进医院，和人民“零距离”接触；淮河洪灾，温风尘仆仆走上大堤，向灾民嘘寒问暖，同吃一锅饭。人民不会忘记，岁末年关，为民妇追讨工钱；新世纪以来，连续8个关注“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专为农民增收而发。我们不会忘记，春节临近，中国领导人身先士卒抗雪灾，国家主席寒冬下矿井，国务院冒险“闯”灾区；汶川地震、世界性金融危机、舟曲泥石流……一次次灾难、一次次危机，我们党经受了一次次新的严峻考验。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坚定沉着、统揽全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共克时艰。党中央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让民族精神得到充分展现，更让党心、民心空前凝聚。实践一次次告诉中国，也告诉世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心手相连，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愧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桩桩亲民、为民、富民、爱民的感人往事，无不彰显出我们党“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无不印证着中央领导集体“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庄严承诺。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艰难困苦，砥砺精神品格。90年的风雨砥砺，我们的党更加坚强伟大，党的机体更加生机勃发；90年的风险考验，我们党更加成熟自信，党的事业更加灿烂辉煌。90年艰辛探索，90载风雨辉煌，不管是“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迹之一”，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经济革命的主角”，中国共产党这90年历史，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90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90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告别屈辱落后的历史，迎着民族复兴的曙光顽强奋进的90年；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意气风发地走向现代化的90年；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经受各种风浪考验、不断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90年。
马克思说：“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关系。”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公众就会支持我们党；我们党“执政为民”，人民就会拥护我们党执政。党――人民，人民――党，这种鱼水相依、血肉相随、声气相通的关系，将产生一种伟力，把中华民族推向到伟大复兴的辉煌峰顶。
《试论科学发展观》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思维观念。人的理性思维并非一次完成的，往往要经过一个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只有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并在实践中认识升华，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探讨人与自然、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农民问题和政治改革五个方面的问题，有助于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内含和外延的理解。
关键词：人与自然；市场经济；和谐社会
树立科学发展观是一个总的题目，其内含和外延至少应包括五个方面：
一、科学地认识人与自然
人既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又独立于自然界，由此就有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威廉・配第说过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所说的土地，应该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自然界。
自然界对人类并不吝啬，广施普渡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可是，人类如果失去了科学发展观，就会变成贪婪的掠夺式摄取。无限度的开荒造田，煤矿的野蛮开采，森林的乱砍滥伐、废气、污水的随意排放，野生动物的灭绝性捕猎，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灾难。每一次资源掠夺，自然界都残酷地报复了我们。恩格斯曾指出：“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然后又感到吃惊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动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大多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可惜，我们常常忘记了他的忠告。姜戎先生曾作为北京知青，自愿到内蒙古边境的额仑草原插队，长达11年，最后奉献给读者一本《狼图腾》，道出了惊人之笔。至于我们到底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这个问题暂可存而不论。但作品告诫我们：大规模的打狼运动和毁除草原造田，必然带来严重后果。狼虽然吃羊，但也捕杀旱獭、野兔和田鼠，而这些生物都破坏草场。这是一个生物链。如果不讲科学一味蛮干，就会造成植被破坏，出现大量流沙。姜戎写的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却说出了深刻道理。不幸的是他人微言轻，并未引起重视，结果使愈演愈烈的沙尘暴直逼京津、辽沈、河北、山东等地。北京居民一觉醒来看到京都的景象，感叹地称谓：“满地尽是黄金甲”。遗憾的是老天赐给我们的不是黄金，而是黄土。
早在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已经饱受环境污染的苦痛。西方学者把这种现象叫做“环境危机”，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代价”的概念。我们对这个问题也许初有认识，但远没有达到高度重视。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科学观念，就会后患无穷。
二、科学地完善市场经济
实现市场经济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主题。现在仔细观察透视，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实现还有诸多的障碍性因素。我们虽已加入WTO，但在很多方面还未和国际接轨，计划经济的观念依然顽固。市场经济不是不要计划，但既然是市场经济，计划就必须适度，更确切地说，不应占主导地位。计划要站在高处，更广阔的空间应该留给市场。计划总是出自政府的计划，所以，计划还有一个别名，称作政府调节。不言而喻，计划一定是政府的权力和行为。
如果说私有制实现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那么。公有制实现的市场经济，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就是一个社会史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改革和开放的过程。
按说，经过理性思维实现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应该更迅速有效，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改革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的传统和偏见，往往比中国古老的社会传统更为顽固。仔细观察，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在很多领域仍处在计划经济观念的统治之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多年来盛行的审批制度，或简称审批经济。审批来自权力，所以，审批经济也就是权力经济。
国家计委虽然几经易名，现在称作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但这并非问题的本质。计划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计划度有多大，范围有多广。一般说来，国家计划只能顾及大的方面，是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诸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公共目标，国家重大项目。可是，我们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比如项目的审批，可行性研究的下达，企业的破产、转让和上市，都要经过审批。政府行为似乎超出了应管的界限。地方建设的项目，除涉及到自然资源垄断和国防工程之外，原则上应由地方自定。诸如市政建设、公共交通，用不着都到国家去排队审批。须知，审批越少，越能促进市场深化。审批经济还有一个上行下效的效应，也可以说是模仿效应。国家既然要审批，地方政府当然也要审批，结果是层层审批。一项工程要盖30多个图章的事情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掣肘可见。审批是权力的产物，审批遇到障碍往往就要用钱铺垫，产生权钱交易，打通关节，疏通关系，这自然就构成腐败的一个根源。
我们经常说在市场经济中要简化政府行为，要从指挥转向服务，要从主角变成配角，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很多地方，政府行为还在强化。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走出权力经济的桎梏，权力转移的主要问题来自政府不愿意放弃本来不应属于政府的权力。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到如今，在民营经济和企业改造方面已显见成效，但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审批经济，至今并无实质性转变。这是市场深化的最大阻力。
三、科学地实现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与此同时，我们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要素分配论”，并提倡“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经过若干年的实践，在个人收入分配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年的大锅饭体制的束缚，平均主义的压抑一经释放，就变成了一股改变分配格局的巨大物质力量，收入差别开始形成。收入差距拉开之后，最令人瞩目和令人担忧的是出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群体。
1 暴富群体
所谓暴富群体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经过资本投入或引进外资通过合法渠道和苦心经营，抓住改革开放大好时机而致富的人；一种是通过权钱交易，“炒批文”、“炒贷款”、“炒产权”、“炒地号”，获取巨额财富，利用体制漏洞贪污受贿、走私贩私、侵害公产、买官卖官。前一种情况，原则上属于政策允许的要素分配之列，只能通过经济杠杆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办法去解决。至于后一种情况，则属反腐败的范围，只能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去治理和惩治。
2 贫困阶层
与暴富群体相对应，出现了一个贫困阶层。这个阶层主要指企业改革中的冗员、隐性失业人员、下岗职工、退休人员、部分吃财政饭的工薪族，以及在城镇中流动的非城镇人口、无业游民，社会应管一时尚无人管的盲目流动人口。据初步统计，1994年全国城镇已有2000万人生活困难。城乡总和约有近9000万居民处于待救济的贫困状态。截止目前，大约有1.2亿，约占全国人口的10%。
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
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并不是让一部分富裕让另一部分永远贫困，而是通过先富的人拉动经济增长，积累国民财富，使全社会富裕，增加贫困阶层的收入，在收入差别相对存在的情况下，防止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这就是邓小平所倡导的――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市场经济的自发行为，一定会产生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这是从封建社会末期就已经呈现出的规律性现象。市场经济虽然伟大但并非万能，调节贫富差距，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必然要依赖政府调控。林毅夫教授曾经提出：“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因为富者太富，而是因为穷者太穷”。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确立一个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最低生活保障线在国外称为“贫困钱”，意指居民收入达到这种贫困程度，社会有义务为其基本生活提供社会援助。生活保障线如何定位，现在尚无统一说法。定得太低，不利于社会安定，定得太高，又不切实际。从理论上说，应定在最低工资标准和基本生活保障费用之间。在现有物价水平和实际消费水平的情况下，应定在每月300～400元之间为宜。
四、科学地面对农民问题
早在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过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说，农民问题还是中国的严重问题。
从国民产值的比重上说，我们已不再是一个农业国，但就人口和就业结构上说，我们依然是一个农业国。中国的人口现在大约有13亿，农民就占有9～10亿，占总人口的70%以上。在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只占不足10%。由于农村人口甚多，中国农户平均占有耕地只有0.42公顷，美国为195.2公顷，西欧为18～65公顷，日本为1.4公顷，韩国为1.2公顷。这里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和发达国家差距依然很大，是不发达的发展；第二，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富裕程度，和城市尚有很大差距，依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
中国要实现小康社会，其基本标志是人均收入为800～1000美元。这个目标可以说在城市早就实现了。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农村，如果占70%以上的农民收入上不去，这个目标就难以实现。
据调查，1995年的计算结果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530元，共有6500万人处于这条线之下。到1997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为5000万人。这部分人尚不能解决或不能稳定地解决温饱问题。农村的低收入标准，是一个以农业劳动力为参照系的概念，标准高于贫困线。1995年，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约为3100元，有的学者认为1240元为低收入线，并据此估计大约有1亿农村劳动者，处在这个标准之下。目前的情况也许有所改变，但基本仍在低收入陷阱中徘徊。
“一五”、“二五”时期，我们曾响亮地提出过农业机械化的口号，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又把“农业现代化”列为四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之后又相继提出“科技兴农”、“绿色农业”的目标，可惜，至今收效甚微。农业机械化最成功的例证应属我们曾经兴办的一批国营农场，崔嵬主演的《老兵新传》至今还留在历史的记忆中，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国营农场固然有经营体制的问题，但大农业集约化管理的含义并没有什么错误。伴随着国营农场的解体和联产承包：大农业的问题也随之消失，这是农业经营体制转换中不应该出现的副产品。包产到户、联产承包每户平均只占0.42公顷的土地，在江南只有0.2公顷，拖拉机一开就到了地头，这如何实现农业集约化，如何实现机械化，从而又如何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改革开放之后，城市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温州模式”，乡镇企业发展曾经出现了一个“苏南模式”，但对农村经济发展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包产到户”为特征的“安徽模式”。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创造性思维在中国向市场过渡的过程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我们必须学会辩证思维，任何一个好的模式都不可能一劳永逸。“温州模式”确实使温州发迹了，但现在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只好到各地去买企业。“苏南模式”使乡镇富了一阵，但如果总是停留在几口大锅、几把铁锹的水平上，又何以谋求更高的目标？“安徽模式”曾经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晨钟，但现在安徽仍属不发达地区，依然很穷。包产到户、联产承包充其量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如何适时改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任务。
农业经营模式究竟路在何方？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必须走大农业的道路，只有大农业，才能实现集约化、机械化、现代化。小农经济，只能造就小农意识。只有大农业，才能造就现代观念，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五、科学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的体制改革，是从经济领域率先发起的，经济决定政治，按照自然和逻辑的推进，必然引伸出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只有配套，才能产生奇效。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生前曾告诫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的改革一直走的是一条单行道，政治体制改革至今未能走向前台。从历史发展的线索上看，政治改革是由经济改革引发出来的，完全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但从和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意义上说，则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这里从后一种意义上研究政治改革。与政治相关的经济体制，目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审批经济
审批来自权力。所以，审批经济也就是权力经济。审批既然表现为权力，在遇到障碍时往往就要用钱铺垫，产生权钱交易，打通关节，疏通关系，这自然就构成腐败的一个根源。反腐败不能只是打击腐败分子，更重要的是杜绝腐败的根源，既治标又治本。批地号、批指标、批项目，完全可以通过竞标会和采购中心去解决，这既有公平，又有效率。须知，审批越少。越能促进市场深化。废止审批经济的最大障碍来自政府不愿意放弃本来不应属于政府的权力，权力转移又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
2 命令经济
命令经济是格留达在《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后来又被艾登堡在《经济体制》一书中做了发挥。指令经济的突出表现是下达经济指标。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经济指标带有强制性，“爱你没商量”，无论是城市企业，还是农村农户都必须按指标完成任务。现在我们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但计划观念依然顽固。即使是指导性计划，对于那些政府任命的董事长、总经理，依然是一种强约束。指令经济的另一表现是政府立项。政府立项不是完全不要，但只能是那些政府投资的项目。现在的问题在于政府立项就象冬天刮的西北风一样，到处都是。甚至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都要排队等待立项批复。现在这种立项制度已经造成了引资障碍，外资机构也学会了看政府批复。市场经济的规则应是企业自行立项，专家审定，这会减少很多麻烦。
3 独占经济
独占就是垄断，但垄断还是不完全意义上的独占，因为它还可以有一二个竞争者，独占则是彻底的独家经营。
在计划经济年代，很多领域都表现为国家垄断。在经济转型时期，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况有所改变。但仔细考察，我国经济目前还存在着大量的国家垄断。这些领域包括：邮电通讯；金融体系；新闻出版；事业单位。
严格的经济分析表明，国家垄断即使赚钱用之于民，仍会降低社会经济效益。“因这将政府企业以低效率赚的钱用之于民，还不如取消垄断，发挥竞争使百姓得到好处来得大”。美国航空提供了明显的例证：原来由国家独占的航空，二战以后出现了“人民快运航空公司”，改变了服务方式，降低了服务费用，票价几乎降低了一半，满座率大大上升，结果使国有航空公司也不得不改变运营方式。我国也有类似情况，电讯业就因多了一家“联通”，服务面貌就已大大改观。日本的国铁民营化改造，也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例证。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行为的转变，政府要放弃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权力，则要求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政治改革来得越迅捷、越有效，社会也就越发展、越进步。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研究》
[摘要]自由是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是一种更加综合性的自由观，它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比自由主义更可取；它能认识自然界的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分化的全过程，它是法律之下的自由观。
[关键词]自由；理性；实践；权力；法律
自由是近代最重要的政治概念之一，是一个能引起众多解释的词语，也是最容易引起人们强烈爱憎的观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共产主义“代替那现存着各种阶级独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一、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一种综合性的自由观
赛亚？伯林在《自由四论》中做出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认为“自由”向来有两种不同的界定。第一种界定关心的是“在什么样的限度内，一个主体可以做他想做的事，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第二种意义的自由则主要考虑“什么人有权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或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做另一件事或成为另一种人？”前者导出“自由乃外在干预之解除”，伯林称之为消极自由。后者导出“自由乃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伯林称之为积极自由。
自由是什么？马克思并未给自由正面下定义，只是在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宪法关于自由的规定时说：“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而且马克思认为“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活，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活；不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地做这些事”。因此就其总体精神气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是积极自由的自由观。马克思把消极自由看成是“孤立的、封闭在自身的单子里的那种人的自由”、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的自由；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自由是走出自我封闭的、建立在人与人结合的基础上的自由，是积极的自由。
二、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理性主义的自由观
马克思早在《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中便指出“人的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质”，是“理性的存在物”。而且他还认为“精神的谦逊总的说来就是理性，就是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马克思认为“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
通过对真实的历史可能性的分析，马克思预见到人类最终的需要和贪婪，并设想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1]。马克思认为，大自然的规律一旦被发现就不费分文：“科学，一般而言，没有什么成本，事实上也没有什么能妨碍它被利用”[2]。但是，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仍然是相对的、具体的、历史的。因此，恩格斯正确地指出：自由“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三、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核心是实践自由观
实践自由观是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核心内容[3]。马克思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马克思说：“人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有意识的活动”，“如果人把他自己的活动看作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么他是把这种活动看作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
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异化是自由和自我实现最大障碍[4]；自由包含在异化之中，自由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分化的全过程[5]。马克思说：“无产者。.。.。.意识到了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6]。他强调，“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
四、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有限权力的自由观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一个重要内涵是，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享有某种抽象的权利，而且意味着个人有能力、有资源享受这种权利[7]。马克思说：“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但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五、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法律之下的自由观
马克思认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人类的法是自由的体现”。他进一步论述道“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一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法律。.。.。.是事物的法的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因此，事物的法的本质不应该去迁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倒应该去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马克思说：“人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因此，政治解放一方面可以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可以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法律就是自由的尺度，是自由的界限，是自由的界标。他指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如果总的说来自由是合法的，不言而喻，每一特定形式的自由表现得越鲜明、越充分，自由的这一特定形式也就越合法”。马克思认为起预防作用的法律是不存在的[8]。“因为法律只是在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才起真正法律的作用。哪里法律成为实际的法律，即成为自由的存在，哪里法律就成为人的实际的自由存在”。
自由应当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要求，共同的价值理念，共同的奋斗目标。正因为如此，一切先进的思想家无不推崇自由、宣扬自由、争取自由，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奋斗目标的革命者，同样把自由列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9]。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人说来，只有是自由的实现的东西，才是好的”。因此，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创造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2、4、10、19、23、27、37、41、42、46卷。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3、20、23卷。
注释：
[1]Steven Best,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Vision:Marx,Foucault, York London:The Guilford Press, 2005:74.
[2] Marx, Capital, vol. 1, p. 422.
[3] 张威，石海兵。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视阈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分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年第5期。
[4] [挪]G?希尔贝克，N?伊耶。。童世骏，郁振华，刘进译。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619
[5] Steven Best,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Vision:Marx,Foucault, York London:The Guilford Press, 2005:40.
[6] 马克思。国内危机[N]。德意志《莱茵报》，1842年12月9和12日，第343和344号。
[7] 李强。自由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宋云峰。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04期。
[9] 杜光。马克思是怎样论述自由的[J]。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
[作者简介]赵航，（1989―），男，陕西省西安市人，西安工程大学纺织学院轻化工程专业09级本科生。姚建龙，（1986―），男，甘肃省庆阳市人，西安工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大家上午好！
我是xx级xx班的xxx。在授位之际，非常荣幸能代表xx届毕业生在此发言。
20xx年的6月，到了我们的毕业季，到了就要和母校话别，和同学老师们说再见的时刻，心中的不舍之情油然而生。四年的时间转眼即逝。从第一次踏上到大学的求学路，到如今学成授位的时刻，四年的时光历历在目。各种各样的第一次，这些时刻，见证了我们从青涩走向成熟；学校的侧门与滨河路相连，青旧的砖楼变成了如今的五教，二教门前的操场矗立着大大的视屏，老操场的看台也改建为通往后校门的大路，这些改变，展现了校园的发展。然而，就是这些时刻和改变延伸出我们美好的回忆和无尽的怀念。
大学给了我们一方锻炼自我和成长自我的平台，老师们不仅传授给我们丰富的专业知识，更是给了我们装上了奋飞的翅膀。他们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更是教会我们为人处世。我们由当初进校时的天真无知、懵懂迷茫，到今天的成熟稳重、壮志满怀。这都是老师们辛勤培育和耐心引导的结果，在此，请允许我提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各位领导和老师们对我们的培育之恩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今天，我们即将离开这片熟悉的土地，踏上属于自己的新征程。
在社会的浪潮面前，我们有些忐忑。我们该如何传承母校文化，不断超越呢？
母校给我们的最大财富，不是权威的理论，不是枯燥的课本，而是一种对理想的执着信仰和由衷热爱。当德高望重的老教师们如数家珍给我们诠释学术概念时，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中青年学者挥洒自如地展现他们恢弘的风采时，我们看到的是追逐理想的光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里严肃而自由的氛围，勤奋好学的风气，悠久的传承，厚重的积淀，已经在我们身上深深烙下了印记。三分信仰，三分思辩，三分历练，教育出了善于思考，勤于钻研，理论和实践同样出色的学生。我们不管将来从事什么行业，都会时刻秉承艰苦创业的品性，这将给予我们负重自强的勇气。
此时此刻，我们四年的努力得到老师的肯定，得到学校的肯定。我们已经是合格的大学毕业生，我们智慧，健康，向上。我们已经充分的做好准备，迎接明天的到来！
大学班长是构成学校管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在以班级为单位的管理模式下，大学班长是学校实施学生管理工作的中坚力量，在院系与同学之间构成了一条纽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工作中，不仅仅要将学校的有关要求和信息完整地传达给同学们，同时也要将同学当中的问题、意见以及有关决策适时适当的向学校反馈。在学生基层管理工作中，大学班长起着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大学班长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辩证的思维本事。在分析和解决问题上，要有大局观，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既要做好同学中的代表，又要兼任好教师的助手。若同学们与院方的意见出现分歧时，要抓住问题的根本，从多方面综合研究，协调并处理好同学与院方的关系。
在那里，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大学班长是班级的领头羊，但并不是牧羊人。大学班长也是学生，并没有批评指责其他同学的权利。很多人认为当上了班长就是在班里“当官”，就要优于他人一等。其实不然，班长，作为班级的服务者与管理者，应时刻谨记“先班级之忧而忧，后班级之乐而乐”，做到以科学的方针指导班级，以多元化的方式领导班级，以人性化的方法建设班级。在班级的管理与建设中，班长的作用应是头脑的作用。这就要求班长具有宏观调配性，而不是像头牛一样，把所有的事全部做完。建设一套相对完善和健全的班级管理制度，并使之高效公平的运行起来，至少保证班级管理制度先于班级管理实践，以制度为矩，用制度管人，规范高效的工作。大学里的同学们都是成年人，对一些事情有着自我的看法和主见。作为班长，就应独具慧眼，善于发现班级里的人才，并想方设法调动他们的主动性，让这些人能为自我所用。构建一个民主团结，本事卓越的班委团队，并进取塑造班委形象，对班级建设做出刚性要求，建立“求同存异，诚信为本，责权相依，高效协调”的班委运行机制，坚持贯彻“顾大局，讲团结，搞民主，立规则”的基本思路，把工作注意力转移到宏观规划上来：对班级事务，只抓总纲；不越俎代庖，不插手具体事务，使全局工作泾渭分明，主次分明，条理分明。
大学班长的主要工作精力不应当放在管理班级的日常事务上，而应当建立一套相对完善的班级制度，组建一个有本事的班委团队，将班委职责细分，并将班里各项事务分配落实到各个班委身上。在班委开展工作中，支持、督促并检查他们的工作情景，严格要求，以便使其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班长作为班级的头脑，应从大局出发，从整体全面地协调班级事务，更重要的是，在得到上级支持和同学理解的情景下，将自我的管理模式与理念深深融入到班级建设中，让班级的发展方向跟着自我的思想走。
构建班级团体精神是大学班长宏观引导班级发展的具体表现之一。之所以将其单独提出来，是因为班级团体精神的构建，是构成班级团体观念和团体荣誉感的基础。让班级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荣辱感和归属感，真心实意地把班团体当作自我的家，仅有这样，班级的存在才有意义。大学班长在班级中的特殊性，决定其在构建班级团体精神成为领袖的必然。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应包括班风学风建设、思想道德建设和班级文化建设三个重点。
(一)班风学风建设
班风关系到个人发展的好坏，共同提高的程度。培养班级各个成员对班级的职责感和团体荣誉感是班风建设的关键。学风是一个班级发展的基础，一切的班级活动都是在此基础上延伸和发展的。所以良好的学风是班级拥有优越的整体素质的前提和保证。班风学风的建设，旨在引导班级各成员追求共同目标，潜移默化的增强团体凝聚力，共同目标的实现也会增加大家的荣誉感和归属感。
(二)思想道德建设
大学生正处于构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时期，更是构成良好人格与道德品质的重要阶段。所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大学班长在构建班级团体精神中的重中之重。借助班委会、主题班会和团组织生活等平台，加强对班级成员的思想政治和法制意识的宣传教育，使其逐步认识到自我的社会职责和历史使命，解决梦想信念上的困惑和迷茫，增强班级成员的内省与慎独意识，更大限度的调动其进取性、自觉性和主动性，让每个成员都具有坚定的政治素质和高尚的道德素质，从而是思想道德建设更具实效性。
(三)班级文化建设
班级文化建设，是构建班级团体精神的载体，蕴含着教育目的与培养目标。苏霍姆林斯基以往说过：“无论是种植花草树木，还是悬挂图片标语，或是利用墙报，我们都将从审美的高度深入规划，以便挖掘其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并最终连学校的墙壁也在说话。”而当今社会，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文化对人们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并且，胡锦涛也指出：加强网上思想舆论的。建设，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努力营造礼貌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营造共建共享的精神家园。所以，将网络文化纳入班级文化建设来是富有时代精神的一大创举。古人云“蓬生府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一个良好的班级文化建设，对同学们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情感取向有着重要影响。班级文化作为一种群体文化，是全体成员共同创造并为他们所理解的，更多的体现出一种人性化的关怀。所以在班级文化的建设中应尽量做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让班级成员在潜移默化中认可并融入到班级文化中去。
研究高校学生班长的职能与作用，并有针对性的培养其素质本事是高校破解学生工作发展的难题，实现学生工作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促进学校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充分发挥大学生班长在高校学生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协调和带头作用，对推动高校发展，异常是构建和谐学校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