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工作的法宝，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下面是的小编为您带来的思想政治专业论文【优秀4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家。
把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中去，使它成为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还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原则？思想政治工作还要不要进行灌输教育？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像“牧师”，思想工作的方法应该像“做弥撒”，人们有信与不信的自由，有做与不做的自由，思想政治工作只能是和风细雨、顺其自然，不应该有任何的强求。正是这种观念的影响，我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一提灌输，有人就认为是“强加于人”，就会妨碍人们“自由地思想”。我们认为，愈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愈要强化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切实抓好政治思想中的灌输教育。这是因为：①从历史经验上看，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发生和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之中去，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社会主义就不能在众多国土上生根开花。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同理，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也不可能自发地进行，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革命理论，强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灌输教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②灌输教育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不可能在人们中自发产生，而是继承人类文明发展的先进成果，对工人阶级斗争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产物。这种理论和意识常常先被少数人所掌握，然后再通过反复地宣传教育，即从外面灌输进去，才能为人们所掌握。在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事业中，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有许多天才的创造，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不可能自发地形成一套系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样的任务只能靠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的理论家、革命家来完成。我们都非常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和创造性的工作，不断地从理论的高度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就不会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就不会有第二个十年的指导方针和宏伟蓝图的形成。从另一个角度讲，人们认识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将来利益并不是一个直观的问题， 而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所以，要人们接受一种思想观点，必须首先把道理讲明白、讲透彻，人们觉得有理才容易接受。③从社会大气候的角度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西方资产阶级腐败没落的思想具有极大的腐蚀性，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健康的机体。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对人们的思想也会不断产生种种冲击，因此也就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原则和方法。
④从全民族尤其是农民的文化素质上看，其水平还不高，人们对学习革命理论的自觉性、主动性还没有达到相当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教育还很不够，党的思想建设还存在薄弱环节，仍需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灌输教育，以统一人们的思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⑤坚持灌输原则和灌输方法的导向问题，也存在一定的偏差。近几年在处理这一问题上，一是强调了寓教于乐及各种活动之中，而忽视了系统的学习和教育；二是对灌输的客体，尤其是对当代青年的特点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忽视了对他们进行基本理论的灌输。
如何搞好新形势下的灌输教育？鉴于目前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状况和客观需要，在方法上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坚持正面灌输，坚持灌输工作中的党性原则。这种灌输起点要高，要求要严，观点要明确，准备要充分，说话要透彻，要理直气壮，联系实际，力戒在灌输过程中只讲趣味性、知识性、实用性而不讲科学性、原则性、系统性，只讲“活血顺气”而不讲“正骨强筋”，只讲心理分析而不讲阶级分析，只讲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不讲积极的思想斗争，只讲物质鼓励而不讲奉献精神等等。
二、灌输教育要与启发疏导相结合。灌输和疏导是并行不悖、互为补充的，既不能使两者对立起来，又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我们所提倡的灌输绝不是要回到过去那种“生灌硬灌”、“我打你通”的老路上去，绝非板着面孔，生搬硬套马列主义的词句，搞“单向式”、“填鸭式”、照本宣科的空洞说教，而是要求哲理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内容、方法和效果的统一，提高灌输的艺术和水平。要抓好四个结合，即外部灌输和自我教育相结合、单向灌输与双向交流相结合、正面灌输与反面预警相结合、灌输原则与疏导方针相结合。
三、注意灌输教育的层次性。一是在灌输对象上，要根据群众不同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岗位职业、接受能力等各个方面，从实际情况出发分为若干个灌输教育的层面，因层次施教，各有侧重，区别对待。二是在灌输的内容上，要重视科学理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既要宣讲基本理论又要阐述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实实在在、由浅入深地进行灌输，克服断章取义和片面的说教，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同时要考虑到它的通俗性、实用性和可行性，以及共性和个性等不同特点，立意要高，起步要实，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四、抓好灌输教育的基础建设。一是采取专业与兼职相结合的办法，组成一支强大的灌输队伍。如下派宣讲队员，深入基层进行系统的灌输教育；根据单位具体情况确定专兼职宣传员，及时向群众宣传政策和形势等。二是加强两种形势的阵地建设，如办好各级各类的党校、团校，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宣传栏、黑板报等。三是要将灌输教育形成制度，使之达到经常化、规范化。
浅析思想政治教育中个人价值观念
摘 要：本文基于工作实践，分析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中个人价值观念的现状，指出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中个人价值观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着重介绍了增强个人价值观念，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发挥学校和家庭的教育作用，明确社会责任，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等多种解决方案和应对策略。希望给相关人员以启发和思考，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使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中个人价值观念所面临的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只有确保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拥有正确的个人价值观念才能使人民群众更好的实现个人价值，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观念；解决方案
一、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中个人价值观念的现状
1、个人价值观念不强，价值取向多元化
目前我国广大群众中有些人存在个人价值观念不强的问题，之所以出现个人价值观念不强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一直都在片面强调社会价值的重要性。人们的个人价值观念不强，其主要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面对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常常有奉献精神却忽视了个人价值；其次，为了实现社会价值而强迫自己放弃对个人价值的追求；最后，不顾个人价值而追求理想化的社会目标。这些表现反映了当代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对个人价值的认识。当然，由于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在某些地区存在着价值取向不明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问题。这从一些外部因素考虑主要是因为西方一些观念的植入，从内部考虑则是传统的一些庸俗的甚至是错误的观念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走向错误的方向。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很多人追求庸俗的社会潮流，追求个人享乐；其次，利己主义和狭隘的小团体主义盛行；最后，很多人的价值观念易变且易受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影响。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才使得加强人们价值观念的引导成为必要。针对价值取向多元化的问题一定要让群众坚定信念，不能在盲目中迷失自己。
2、个人价值观念不成熟，对社会认知失衡
近年来西方思潮在不断的涌入，我国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又没有进行有效的引导，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中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缺乏正确的引导，所以国人在个人价值观念上出现了许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个人价值观念的不成熟，对社会的认知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多数人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不知道自己的价值何在，这对个人的人生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其次，很多人由于受到挫折或是感到压力太大而对社会产生一种抗拒心理，这往往会造成许多社会问题；最后，大多数人缺乏系统的人生观，在面对很多问题时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也会影响到个人的健康发展。这些现状集中反映在一些青少年和大学生的身上，为此，必须采取措施加快解决这一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问题。
3、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盛行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我国各个阶层的人开始迷失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逐渐开始向腐化堕落的方向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以政府机关为代表的一些社会机构中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权力成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其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以金钱为为人处世的标准；最后，有些人在对金钱与享乐的追求中逐渐丧失了本性扭曲了人格，缺乏对社会的关爱。这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逐渐恶化的结果。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经济利益的纠缠出现在各个社会领域中；其次，包括学生群体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也逐渐被金钱的洪流所吞噬；最后，市场竞争中出现诸多不和谐的方面，特别是企业间为了谋求利益而采取诸多不合法的竞争措施。这些对我国广大群众的价值取向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由此可见，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不可取的，是我国人民要坚决抵制的。面对众多的庸俗的价值取向，我国相关部门一定要采取措施积极解决。
二、如何引导国民建立正确的个人价值观念
1、增强个人价值观念，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为了引导国民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首先要增强个人价值观念，要有实现个人价值的意识。要增强个人价值观念主要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发挥相关教育部门的宣传作用，加强对群众价值观念的教育工作；其次，要树立一批榜样，要让一些优秀的人引导群众认识自身价值；最后，要积极构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要让人们群众都积极重塑自己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要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要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求个人明确个人的价值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其次，要求社会提供更加宽容的环境为广大群众树立独特价值取向提供便利；最后，要求相关部门对人民进行科学合理的引导。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人民加强自身的思想政治的教育工作。
2、发挥学校和家庭的教育作用，明确社会责任
针对许多人个人价值取向不明且混乱的状况，为了引导学生群体特别是青少年建立正确的个人价值观念学校和家庭应该在这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对于学校而言：首先，要在学校内部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以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其次，要培养一批有高度责任感的老师积极引导孩子们向正确的方向前行；最后，要让孩子们从自身经历出发，积极建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这是学校在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任务。对于家庭而言：首先，家长们要尽可能的给予孩子更多的爱，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其次，要从小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和自我意识，要让孩子们明白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内在联系；最后，要通过家长们自己的具体行动去感染孩子以发挥其在培养孩子价值观念中的重要作用。
3、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未来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将继续快速的发展着，我国人民的思想也将更多的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为了保证人民的思想不受到外部不良思潮的侵蚀，为了保持中华民族思想的纯洁性，我国必须加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积极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武装我国国民的头脑。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对传统的正确的价值观念进行改造，特别是对尊老爱幼等基本人伦思想的继承与改造，使之与我国国情相符合；其次，要积极吸收国外的先进思想，特别是与我国传统思想相符合的部分，要积极利用并发挥好其独特的作用；最后，要根据新时期的国情积极创新我国的核心价值体系，要做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这方面特别要联系国家的思想体系建设，例如“八荣八耻”的提出，这就是对我国当代价值观念的最后指导，全国人民都应该好好的学习好好的重塑自己的价值观念。
三、总结
总而言之，积极引导国民建立正确的个人价值观念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确保我国人民实现思想解放并拥有正确价值观的保障。为此，尽快加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迫在眉睫的事。所以相关人员应该对此多多予以关注和研究，通过多种手段了解和学习如何根据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去解决好我国部分群众的个人价值观念确立的问题，只有进一步解决好这一问题才能实现我国人民群众的思想独立和个性解放并最终实现人民个人价值观念的更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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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小亮；思想政治教育制度论[D]；首都师范大学；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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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个人修养和人格魅力对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
摘 要： 本文从个人修养和人格魅力两个方面，论述了加强个人修养和锻造人格魅力对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个人修养 人格魅力 思想政治工作 政工人员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专门针对人的工作，在单位内部，起到承上启下、协调左右、沟通内外的作用。做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单位工作的全局。本文就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从个人修养和人格魅力两个大的方面，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加强个人修养， 胸怀全局
个人修养是指个人认识、情感、信念、言行和习惯的修炼和涵养。一个人只有自觉遵循社会道德体系的要求，更好地履行个人的社会义务，不断提升个人的人生境界，才能提高内在素质，形成高尚的个人修养。个人修养的重要环节与道德品质的结构及道德教育的过程有一定的一致性，可以概括为“知”、“情”、“和”、“信”、“行”五个方面。
1、以“知”为先 参谋有方
所谓“知”，是人们对道德关系以及处理这种关系的道德原则规范的认识，包括道德概念的形成和道德判断力的提高。政工人员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责就是当参谋、出主意。要当好高参，必须加强学习，做到先知而后动。努力向知识要宽度，向理论要高度，向历史要厚度，向实践要深度，向群众要新度。切实增强参谋本领，提高参谋艺术，增强三种意识：一要增强大局意识。站在大局的高度想问题，以“一览众山小”的境界去想问题，力争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做得细。注重换位思考，“身在将位，胸为帅谋”，提出比较成熟的意见和建议，供领导决策参考。二要增强超前意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具备超前意识，多在“预”字上下功夫。要赶前不赶后，尽可能早半拍、快半拍，提高敏锐性，增强主动性。三要增强创新意识。是否具备创新意识，是衡量一个干部综合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尺。现在新问题层出不穷，一些老办法已经不管用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善于用创新的思路谋划，充分发挥参谋助手的创造性作用。
2、以“情”为谋 服务有度
所谓“情”，是指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关系和行为所产生的情绪反应。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服务性，必须养成不事张扬、不尚空谈的工作作风，就要围绕一个“情”字做文章，以情感人，以情动人，气度尽量大一点，胸怀尽量宽一点。一要能受委屈。能受委屈也是一种能力。著名的教育改革家魏书生提出一个论断：能受委屈的人才是强者。做思想政治工作，免不了要受一点委屈，招一些非议，面对这些情况，要甘做“受气包”，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二要迎难而上。压力是一种磨难，能修炼人的心态。思想政治工作非常繁杂，压力较大，有时还会处于矛盾的焦点，这就要求能够顶得住压力，迎难而上，善于化压力为动力。三要甘当配角。企业界有一条规律：越是百年的品牌，越是低调；越是世界级的品牌，越能耐得住寂寞。如微软、索尼、奔驰等世界级品牌，总是很低调，一直在默默地打造和提升品牌形象；而风光一时的秦池酒之所以成为短命品牌，就是因为它只注重知名度，一味追求“标王”效应。思想政治工作很多时候都处在幕后，因此要甘于奉献，把握适度。做到争作为不争座次，揽责任不揽荣誉，抓工作不抓权力。
3、以“和”为贵 协调有序
所谓“和”，是指人们在履行道德义务中，为完成目标而在各方之间所做的协调工作。协调正是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内在要求，协调工作做好了，就能团结一致，形成合力。一是同级协调讲风格。思想政治工作既是独立的个体，更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应主动加强与同级部门的沟通协调，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相互理解和支持。二是上级协调讲尊重。尊重上级机关，借助上级的力量和影响来推进工作。三是内部协调讲团结。同心山成玉，协力土变金。要有懂团结的大智慧，会团结的大本事，真团结的大境界。
4、以“信”为心 管理有效
所谓“信”，是指人们对某一道德的深刻而有根据的真诚信服及由此产生的对该道德义务强烈的责任感。厚道得人心，刻薄失人心。要推行柔性化管理，做到和风细雨、以柔克刚。一是要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人。平和心、平常态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要用大度的心态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尊重个性，引导共性，容言、容人、容事。容言就是能容逆耳之言，忍得住误解，决不能听到难听的话就大发雷霆，更不能恶语伤人；容人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个性，能容人之短，不以偏概全；容事就是能容失误之事，对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多分析原因，给予提高和改进的机会，而不求全责备，一棍子打死。二是要以高尚的人格感召人。政工人员要着力塑造人格力量，以此影响和感染别人，使大家心悦诚服，服从自己的管理。关于人格魅力方面，这里不再展开吗，下文详细论述。三是要以“狼性执行”制度影响人。管理学上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狼性执行”，一个是“人性化管理”。柔性管理需要以制度作为保障。为什么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组织？就是因为军队是最具狼性的团队，严厉的军规和对命令的绝对服从，让军队获得了强大的执行力。政工人员应带头执行各项制度，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
5、以“行”为终 落实有为
所谓“行”，是指人们由于自身的道德修养，使其自觉遵守道德原则和规范并形成一种日常的行为习惯。“信”是道德修养的归宿。抓好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正是思想政治工作成果的最终体现。要有一股看准了不松手，干不成不放手的韧劲。一是抓细节。细节决定成败，细节成就完美。科学家研究发现：一只蜜蜂酿出一公斤蜂蜜，需要飞行约30万公里，采集约1200万朵鲜花。正是这些细节的积累，才给人类奉献了甜蜜。同样，如果没有各个工作环节上的精细化，就没有整体工作的高质量。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严谨细致，既抓大，又顾小，专注细节，成就完美。二是抓反复。时紧时松，抓抓停停，工作难以见效。只有坚持不懈，才能促进工作的落实。三是抓重点。只有抓住重点，工作才算抓到点子上，才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二、锻造人格魅力 力压群芳
所谓人格，是指一个人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表现出的一种独特的行为模式、思想模式和情绪反应的特征。而人格魅力则指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具有的吸引人的力量。政工人员锻造出良好的人格魅力，如果得到别人的认可甚至欢迎，就意味着他的工作已经成功了一半。
1、做一个老实人
政工人员首先要做一个老实人，办老实事，不能弄虚作假。否则，就没有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国家会计学院请朱F基题词，老人家就四个字：“不做假账”。的题词言简意赅，道出了真谛。虽然这只是对财务人员提出的要求，但对于政工人员而言，诚实守信何尝不是我们应该坚守的道德底线。只有我们自己做到了，做好了，才有底气、也有勇气去管好别人。
2、做一个明白人
做思想政治工作，人要学得精明一些，要做一个明白人，甚至要做一个精明的人。我们常说精明强干，可能有时候大家理解起来稍微带点讽刺的意味，但用在这里是一个褒义词。就是说政工人员心里必须要有一本账，员工的思想动态，都得弄清楚。谁在干实事，谁偷懒耍滑；谁刚正不阿，谁打歪主意，要做到心知肚明，心如明镜。年终评先评优的时候，领导问起来，能将事实摆个清清楚楚，让大家心服口服。
3、做一个读书人
这里说的“读书人”，并不是说要受过多么高深的教育，而是强调一定要有“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学习精神。现代社会对文盲的定义，是指不具备再学习能力的人。政工人员切记多学习，财务、人力资源管理、秘书工作、电脑等相关业务知识，都要去学。只有做到自身素质过硬，而且在不断提高，做起工作来才能得心应手。
4、做一个贴心人
一名合格的政工人员，一定要脾气好，耐得烦。要用自己的大度和容忍来感化大家。拔高了说，就是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来征服大家。要记住，发火代表不了个性，骂人也代表不了血性。要做一个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的人，做大家的贴心人，才是一名政工人员的最高境界。
参考文献
[1]蒋南林。办公室主任履职五功[J]。领导科学2009(3)
摘要:荀悦基于儒学体系，以伦理规范和通变思想为方法论，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理论，把政治内涵规划为六个程式，而政治运作的过程正是这六个程式的落实过程。具体说来，可分为君臣关系、德刑关系、重民和明制思想等四个层面。从中不难探知法儒、道儒思想的融合，反映了东汉末年思想合流的倾向。
关键词:东汉 荀悦 政治思想
荀悦是东汉末年颍川名士，自小学综儒史，才华出众。长成后，因宦官用权，托病隐居，得以体察民生痛苦，并对政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曾任秘书监侍中，“侍讲禁中，旦夕谈论”[1]，对汉献帝产生很大影响。为匡救时弊和给献帝以政策指导，他作《申鉴》5篇和《汉纪》30篇，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其政治思想以儒家为主，许多概念和观点都沿袭了儒学，但受两汉思潮流变的影响，对其又有所改造，从而呈现出独特性。
一
政治思想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理想、理论、方针、政策，是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进行的精微的理性思考和深刻的哲学透视，理论基础是思想者的哲学观念，理论框架也受其哲学思想的统摄和支配。因此，要了解荀悦的政治思想，首先要明了他的政治哲学。荀悦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从观念形态到现实的政治实践存在着四个层面，即“天”、“性”、“道”、“人”。这是荀悦思想演绎的基本脉络，是其哲学思想从观念形态落实到现实人间的思维过程。“天”是世界的本源和主宰；而“天”对人的映射形成“性”，人之“性”是“天”赋予的，是“天”对“人”的规定性；“道”则是“天”的意志在现实生活中的衍化和复活，集中体现在人活动中。这样，“人”及“人事”便作为其哲学理念衍化程式的最后一环和终极目标而受到极力关注。[2]
无论是“天”、“性”还是“道”，作为纯哲学理论的范畴，只是隐存于政治思想里的一种支配力量。在荀悦设置的理论框架中，哲学理论在政治思想中的实现、实施，必处于两种境态中，即行为的伦理规范和具有通变思想。这就是说，一切政治行为都是在这两条原则所构成的环境中完成的。荀悦每一项政治主张的提出都是这两条原则整合的结果。因此，伦理规范和通变思想是荀悦政治理论之思想方法的起点，是其哲学方法论。他们贯穿于一切政治行为中，是哲学理论走向现实政治的桥梁和纽带。
“仁”、“义”、“礼”、“信”、“智”等儒家伦理哲学范畴本来就已被荀悦承袭，而由“性”所派生的“贞”、“达”、“志”、“诚心”、“正志”等更不必说。“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3]，作为政治思想总指导的“道”，其根本也是“仁义”。因此，政治不能不流于伦理化，对人对事的伦理道德要求就成为政治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帝王，“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4]所谓“德、能、功、罪、行、言、事”都得遵循这一道理；对于臣，要求“必竭其诚，明其道，尽其义”；对于民，则“匹夫匹妇处畎亩之中，必礼乐存焉尔”，[5]把伦理规范提高到巩固统治的高度，要求全社会普遍接受这种价值模式。
由于古今社会出现很大的不同，因此，就不能墨守成规，荀悦认为“鉴前之弊，变而通之”[6]，提出了通变思想。他说:“古今异制，损益随时。”[7]应该根据现实条件的不断变化对政策进行调适。“夫立策决胜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宜也，进退之机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8]，从而规划出事物的三种形态，说明其时时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这就为“通变”思想找到了现实依据。因此，“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8]，认为“变”同样是政治实施的关键原则。“圣人之道，必则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变”，同伦理规范一样，通变思想是政治实施的手段和形式，“通于天人之理，达于变化之数，故能达于道”。[9]在这里，“通”、“变”是条件，最终目的仍然“达于道”，实现其政治理想。于是，通变思想也就渗透进各个具体的政治实施过程，始终贯穿于政治行为之中，起着指导作用。
在如何处理政治的实施上，荀悦把整个政治内涵规划成六个程式:“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贤，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业，是谓政体也”[3]。认为处理好这六方面的内容，就掌握了为政的“纲”，因此，这六个程式就构成荀悦政治思想总的理论架构。
为了具体落实这六个程式，总体的政治实施上，他认为:“致治之术，先屏四患，崇五政”，所谓“四患”，即:伪、私、放、奢。这四患对政治统治的危害相当大，其负面效应影响到六个政治实施程式的各个方面，“四患不除，则政未有行矣”。[3]这些应该是在政治实施前首先破除的。与此相应，为了维持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转，必须“崇五政”，即养生、正俗、章化、秉威、统法。这是政治实施的中心任务和达于治世的根本途径。“屏四患，崇五政”并不与“道”相违背，而是统属于“道”，是“道”支配下产生的为政的原则和手段，目的是更好地实现“道”。因此，“屏四患，崇五政”与“以立道经”而规定的“六则”（中、和、正、公、诚、通）相辅相成，是实现政治理想必须遵循的政治实施模式。
荀悦的政治思想固然很丰富，存在许多层面，但他的政治主张几乎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依据。他认为，如果能按照他规划的途径执行，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垂拱揖逊，而海内平矣”[5]，勾画出一幅完美诱人的治世图景。
二
政治理想的实现关键在于政治理论的实施。荀悦将政治实施的具体过程进行明确的界定和详细的解说，从而使他的政治思想体系更加充实、系统，更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他主要围绕“君臣关系”、“重民”、“德刑关系”和“明制”四个方面展开了论述。
荀悦认为“君”、“臣”及其关系是政治实施过程中的重要方面，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分析。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六主”、“六臣”的说法，即王主、治主、存主、衰主、危主、亡主和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从而为帝王提出一个参照系，以起警示作用。他认为“夫为善之至，易莫易于人主；立业之至，难莫难于人主。至福之所隆，莫大于人主；至祸之所加，莫深于人主”[10]，帝王既然处于这样高的一个地位，就必须为政局和社会的安定承担很大的责任。因此，他对帝王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人主之患常立于两难之间，在上国家不治，难也；治国则必勤身苦思，矫情以从道，难也”[5]。前者是昏君，后者才是明主，只有明主才能使国家臻于治世，但垂拱而治似乎很难，“在上者”应该“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获华名，不兴伪事，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11]，首先要有一种务实的精神，每一项举措都必须以有利于统治为目的，而且帝王要“抑情绝欲”，常常“厉志”，[5]“守圣典”，“作民则”，[6]勤于政事，这样做的目标是“达道于天下，达惠于民，达德于身”[3]，这是所谓“治世之君”所具备的。如果帝王能“总统纲纪，崇业王业”，那么“施之当时则为道德，垂之后世则为典经”。[12]这样，祖宗功业非但牢不可破，并且延之千古。
“臣”作为帝王与民众的中介，是皇帝制定政令的助手和政令的执行者，是政治实施的中间环节。同“君”一样，荀悦认为“大臣之患，常立于二罪之间，在职而不尽忠直之道，罪也；尽忠直之道焉，则必矫上拂下，罪也”。前者是庸臣，后者才是忠臣，虽“矫上拂下”，但那是为了“道”，从这个意义上讲，“道”高于“君”。他讲:“臣必竭其诚，明其道，尽其义”，而且要有敢于坚持己见的魄力来维护“道”。因此，忠臣是那些“违上顺道”的人；“违道顺上”则是“谀臣”，帝王在现实政治中“必察乎违顺”，以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不致于以己废道。“臣罪有三:一曰导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宠”，这三者都会使朝政混乱，影响政治清明。因此他主张“导臣诛，阿臣刑，尸臣绌”，他又对臣谆谆教诲:“进忠有三术: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最下”，[5]无非是要求臣要积极主动于朝政，要有政治远见，而且对帝王必须忠。他坚决反对嬖臣，认为他们“不安于道，智不同物”，“唯欲是从，唯利是务”，如果信任他们，“其为害深矣，其伤德甚矣”。在选择大臣的问题上，要求帝王“唯大臣是用，唯正直是用”[13]，臣处理政事要做到“平、直、真、实”，这些在他看来是“正之主”，是对政事处理的态度和原则。而“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帝王要“远而绝之，隔塞其源，戒之极也”。[4]经过对臣的一系列劝教，使其达于“三顺”，“心顺、职顺、道顺”。荀悦认为这是“治世之臣”所应具备的。
在君主专制条件下，“君”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关键的。君臣之间关系的发生，除了臣协助帝王制订行政政策，最主要的是意见的交流，即进谏和纳谏。荀悦认为“进谏难”是“以受之难故也”，“若受谏不难，则进谏斯易矣”，[11]君臣之间意见交流的障碍在君一方。因此，帝王不应该独专，应当向臣让步，即“屈”。但这也并不是无原则的，而是“在上者以义伸，以义屈”[5]，原则是君臣所固守的“义”。进谏体现臣的素质，为了能“任贤能”，荀悦提出“恤十难”，即“不知、不进、不任、不终、以小怨弃大德、以小过绌大功、以小失掩大美、以奸讦伤忠正、以邪说乱正度、以谗嫉废贤能”，这十方面是吏治应该坚决避免的，否则，“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3]。所以要“恤十难”，把这一问题提高到国家的高度，可见荀悦对此的重视。如果“以难言之臣于难闻之主”，君臣两方都不注重“谏”对政治的影响及其在君臣关系中的地位，臣非贤臣，君乃昏君，那么社会实际情况就不能被皇帝察知，即“情弊”，情弊则政治昏暗，将会危害统治的稳定。因此，君必须为臣创建进谏和展现政治才华的机会。他对“以天之高而不敢举首，以地之厚不敢投足”[12]的现象非常痛恨，认为这是忠贤之臣不见于朝的原因，从而为庸臣把持朝政制造了机会，他感叹“夫知贤之难，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难也”[7]，指出这是为君者的重大失误，必须有所警惕。总之，“明王慎所用”，因为“存亡成败之机在于是矣”。[10]但是，荀悦同时又强调君臣意见交流的主导在君而不在臣，臣只提供建议，而是否执行则完全在君，要求臣“不已，则奉身以退，臣道也”[14]，从而保证君权的权威不受侵犯。
君臣为了能达成和谐的关系，必须重视伦理的规范，除了双方固守的“义”，还提倡“君戒专欲，臣戒专利”，把精力集中于“道”，共同搞好政权的稳固。“天子内守在身”，“明王慎内守，除内寇，而重内宝”，[5]认为帝王应该有内在的道德要求，而人臣被要求“乐天知命，审物明辩，定心致公”[11]，籍以维系巩固君臣关系的和谐和团结。荀悦认为伦理道德在人身上的体现并不是困难的事，“其要不远，在乎所存”[10]，关键还是行动，只要主动产生一种道德要求，就能达到目的。
三
在荀悦的政治思想中，其“重民”思想是重要组成部分。荀悦长期生活在民间，了解民众疾苦，他本身也是“少孤贫”。而且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发扬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并向前更进了一步，把民众作为政治的根本，提出“民作基”，“圣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为，所以为民也，不得专其权利”。因此，要求把“恤民”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恤民惟勤”，并把“养生”作为五政之一，力求“国无游民，野无荒业，财不虚用，力不妄加，以同民事”，[3]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民安于现状，以固国本，进而维持政权的长治久安。因为“民存社稷存”要求帝王“重民轻身”，即使是“爱民如子，如身”，都非“仁之至”。[5]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先丰民财，以定其志”[3]。首先应该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要求，把经济生活的状况作为道德状况的基础。“不加力于无用，不殚财于无益”[15]，提倡节俭，爱惜民力，使他们有充裕的劳作时间从事生产，“教之种植，蓄养以时，用之有节”，并且，“因其士富，任其智力，安其居，乐其业”，重新摹画出一幅天下晏然、大治于世的田园风光。但这只是他的一种社会理想而已，是荀悦目睹东汉豪强之盛，以及民生痛苦后而萌生的政治空想。尽管如此，为了实现其理想，他提出抑制豪强，反对兼并的主张，强烈谴责了西汉“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的社会现实，认为最合理的方式是“以口数占田，为立科限，民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民弱，以防兼并”[7]。而且主张“不与民争利”，如果有之，则要求“绳之以政法”，坚决杜绝这样的现象；认为对人民的赋役的征发“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克祀”[6]，并规定了利益分配的“度”，“必也正贪禄，省闲冗，与时消息，昭惠恤下，损益以度可也”，[16]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安民。为此，他大力抨击西汉“在位贪于财产，规夺害民之利；殖货无厌，夺民之利不以为耻”的状况，指出掌握规定的“度”是为了达到“民主两利，上下俱便”的目标。[6]他认为这是巩固政权的最佳途径。荀悦这种主张，只不过是一种统治方法罢了，终极目的还是“治民”，但是这种“富民足君”的思想客观上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生产的发展。而这样的统治方法仍旧有它的思想根源。荀悦认为“善治民者，治其性也”，只要依顺人民首先要满足物质要求这个“性”，就能达到治世。他说:“民由水也，水可使不滥，不可使无流”，并以小孩赶鸡入笼为比喻，“不驱之驱，驱之至也，志安则循路入门”。从此可以看到道家在荀悦思想上合流的痕迹，不过这只是手段上的变异，在终极目标上又返回儒家。即然“民由水”，他进而认为“以智能治国者，泅也；以道德治国者，舟也”，“泅者，劳而危；乘舟，逸而安”，因此，他主张道德治国，“慎庶狱，以昭人情；稽五教，以绥民中”，削减对人民的压迫剥削，“上以功惠绥民，下以财力奉上”，[3]号召君民一体，“天子达于庶人，好恶哀乐，其修一也”，即“下有忧民，则上不尽乐”，[11]要求达到所谓“大道”，尽量使君民形成一股聚合力，互相依托，以巩固政权。
四
荀悦认为政治实施的贯彻方式无非是“德”和“刑”。“凡政之大经，法教而已”[3]，“德”的实现是通过“教”；“刑”的实现是通过“法”。“性虽善，待教而成；性虽恶，待教而消”[11]。德刑实施的手段是教、法。在德与刑的关系上，荀悦主张“德刑并用”，“义法并立”，他认为“德刑并行，天地之常道也”，无论在治世还是在乱世，两者都不能不被执行，否则，只能使治世变成乱世，而乱世更乱。但在具体实施上，是德先，还是刑先，并没有固定的程式和标准，这一点与原始儒家的始终讲求先德后刑有所不同。荀悦认为是先德还是先刑，应该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定，“或先教化，或先刑法，所遇然也”，“拨乱抑强则先刑法，扶弱绥新则先教化，安平之世则刑教并用”，这是其通变思想在德刑关系上的反映，并且显示出儒法合流的迹象。同时他主张，在德行实施上要循序渐进，与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的演化相适应。“教初必简，刑初必略，则其渐也”，这样，使其逐渐地影响人民，并为人民所接受，从而保证政权的稳固。如果德、刑有所偏废，二者不能协同，不能维持在一个平衡的“度”上，即出现所谓“虐教”、“峻刑”的局面，那么后果是严重的。“虐教伤化，峻刑害民”，实行“虐教”、“峻刑”的政策实际上就是“陷民以恶，陷民于罪”，都是“害民”的举措，无疑是自堕长城，是一种政治自杀的行为。他认为历来之所以有先德还是先刑的德刑之辩，是因为各持其端者“未究治体之终始，圣人之大德也”[9]，指出他们没有注重对社会现实的考察和理解“圣人”思想的真意。他这种思想方法是进步的和值得肯定的。荀悦的德刑观实际上是给统治者开出了一剂济世治民、巩固统治的良方。
虽然荀悦讲求伦理观念对人的规范，但他同时也主张“明制”。“制”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和已形成的政治传统。他认为“先王之政，以制为本”，提出要有一个整肃的统治秩序，“上有帝制则政不颇；下有帝制，则民不二”，[17]把维持一个“制”看成是政治安定的保证。有了“制”，就是建立了一个有序的社会统治秩序的框架，使不同层次的人处于不同的位置，享受不同的权利，使其安于其位，“位必称德，禄必称爵”[6]，不相变乱，于是天下太平，籍以此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荀悦进而指出，要达到尧舜那样的治世，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得象尧舜本人那样，而是“服尧之制，行尧之道”，去践行他们那个时代的“制”和“道”。尧舜也只是因为践行了这种“制”和“道”才成为尧舜，否则不过常人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同样，“行桀纣之事，是桀纣也”，人人也可为桀纣。“制”、“道”“常并存于世，唯人所用而已”，[5]希望帝王行尧舜之制。同时，他对不从“制”提出警告，“一物不称，则乱之本也”[6]，认为每一件事物如果不符合统治秩序的观念要求，都会导致天下大乱，因此乱“制”是政治混乱的本源，“夫矫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9]，要求帝王谨慎行事，针对西汉的情况，他对汉武帝封公孙弘为侯提出批评，指出不依据功绩而是依据地位封侯，不合于制度，他认为诸侯王只是“有分土而无分民，王者其一统，以御其政”[6]而已，这才是符合“制”的要求的。如果越制，容易出现“名设于外，实应于内；事制于始，志成于终”的情况，就会发生变乱，威胁皇权，因此要求皇帝谨慎从事。他甚至认为刘邦“白马之誓”也是违制，是错误的。“是教下犯上，而兴兵乱之阶也”，他说:“若后人不修是盟，约不行也”，[18]因此，他主张提高君权以统镇诸侯，要靠“明制”来完成，并引用《尚书》:“法惟上行，不惟下行”之训来进一步说明“明制”目的，就是要保证权威，“圣王之制，务在纲纪，明其道义而已”。[17]他讲“道义”，说明“明制”本身也存在一种“伦理内核”，然而，“权其轻重，而为之制，宜焉”，[9]也是受其通变思想支配；认为“制”是“期于应变，济时也”，[4]则反映出其政治思想的灵活性。但无论如何变通，都不能损害君权，不能中断汉统的延续，“古今异制，损益随时，然纪纲大略，其致一也”，[7]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由此可以体会到荀悦为挽救东汉王朝真是不遗余力、用心良苦。
荀悦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政治思想体系，目的是挽救一个分崩离析了的、不可救药的东汉王朝。这是不合时宜的，反映了其迂腐、落后的一面。然而其政治思想作为东汉末年社会思潮的一部分，显示了那个时代思想多元化发展和各家学术合流的趋势，为我们全方位地认识东汉社会提供了思想素材，同时也为探讨古代政治思想史准备了资料。
参考文献:
[1]后汉书·荀悦传[M]。济南:山东省出版总社，1998.
[2]夏增民。试论荀悦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J]。洛阳师专学报，1996,(4)。
[3]荀悦。申鉴·政体[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4]荀悦。汉纪卷22[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5]荀悦。申鉴·杂言(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6]荀悦。汉纪（卷5）[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7]荀悦。汉纪（卷8）[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8]荀悦。汉纪（卷3）[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9]荀悦。汉纪（卷23）[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0]荀悦。汉纪（卷16）[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