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今，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下面是小编精心为大家整理的改革开放论文优秀3篇，希望能够给予您一些参考与帮助。
《从系统论看“改革开放”》
摘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对当代中国命运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抉择，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系统发生了根本变化，促进了中国社会系统的发展，使社会系统在协同变化探索中形成了新的有序结构。而这种有序结构的形成，它是在遵循一定的系统变化条件而形成的科学的系统结构，从而促进了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推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本文拟用系统论视角探寻改革开放的科学合理性与实质精髓。
关键词：系统论整体性目的性开放性改革开放
系统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原理的具体运用，是研究客观现实系统共同的特征、本质、原理和规律的科学。它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中研究事物，成为各学科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基础，并提供了新思维、新方法。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系统工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任何单方面的改革都很难获得成功，所以系统的分析和看待改革开放。
一、改革是个立足整体，统观全局的系统工程
整体性是系统思想的核心，系统科学就是关于系统整体性的科学。整体性思想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以系统方式而存在着的，而系统又是由多种要素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对于社会系统来说，系统整体效应的产生，既取决于系统自身的客观条件，又依赖于人的主观运筹水平，我们必须把客体看作是一个以系统方式存在由若干要素有机联系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并将整体性观点和要求自始至终地贯彻于认识和改造客体的全过程。
改革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心设计和实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始终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看作是一个由各个部分、各个环节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改革系统需要进行系统的改革”。
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把中国的改革看成一个由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他立足整体，统观全局，从系统整体目标最优出发，去协调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首先，“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我国改革要想获得成功，首要问题也是农民问题。邓小平说：“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不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其次，农村与城市相比，不像城市人口构成复杂、行业门类差别甚大，而且农村经济结构、经济关系都相对比较单一，管理方式以及劳动方式都比较简单，改革起来也比较容易成功。正因为如此，所以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先把80%的人口积极性调动起来。只要农村改革成功，稳定发展，城市改革就有了支撑基地。
古人云：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因此，每一项改革何时出台，改革到什么程度，都需要从整体出发，统观全局。如果只强调一个方面，抓住它的重要性而不注意它在整体系统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就会顾此失彼，引发出一系列始料未及的问题。
二、改革方针、政策的制定始终是为了达到系统目标而不断进行完善的
所谓目的性，是指系统在一定的环境下，必须具有达到最终状态的特性，它贯穿于系统发展的全过程，并集中体现了系统发展的总倾向和趋势。一般而言，系统的目的性与整体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若干要素的集合，就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可以讲，没有目的就没有要素的集合。因此，人们在实践活动中首先必须确定系统应该达到的目的，以明确系统可能达到什么样的最终状态，以便依据这个最终状态来研究系统的现状与发展。其次，实行反馈调节，使系统的发展顺利导向目的。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如不能推进发展便是失败。发展就必须不断打破旧的平衡与稳定，而达到发展的有序，自然界每发展到一个新的里程碑，都必有一个基本的物质的、时间的或空间的有序化与之相适应，人类社会每发展到一个里程碑，也必有一些制度的、结构的变革与之相对应。系统的改革和系统的目的相互依存并可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目的制约着改革，改革突破目的，改革又会引起新的目的。
我国的经济制度改革把农村作为突破口，大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都是把推动全国发展作为总方针，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方式作为总目标的。在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我国又开始了城市改革的试验。“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现些差错。”所以“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79年7月15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就决定在广州、福建两省试办特区。文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行区，凡属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首先在特区进行实验和实施，使其先行一步，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为全国的改革进行一系列的超前试验，探索路子，积累经验，在取得实验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向全国推广。不管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虽然手法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进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促使经济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根本目的是不变的，并且一切方针路线的提出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进行的。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为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国家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包括认真落实原来已经提出来的措施，都是为了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为改革开放创造更好的环境。例如，在投资方向、资金使用方向上，根据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的原则，实行适当的倾斜。又如，对那些浪费电力和原材料的乡镇企业，要适当进行调整。再如，在对外贸易方面，要限制进口小轿车、高档家用电器等。这些具体政策、措施、方法、步骤的实施，怎么会意味着要改变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呢？应当指出，所谓改革开放的总目的不变，本身已经包容了具体政策、措施、方法、步骤的可变性。具体政策可变是总目的不变的题中应有之义。改革开放前无古人，如果经过实践检验，某些具体政策、措施、方法、步骤不很成功甚至很不成功，仍然不加改变，那么对总目的的贯彻不但无补，而且有害。当然，在对某些具体政策、措施、方法、步骤进行调整或改变时，不能操切从事，必须周密考虑、十分慎重，坚持从大局着眼，千万不要因为一着不慎，对改革开放的大局造成不利的影响。 三、开放是系统维持稳定的基本前提，是系统不断优化的必要条件
系统的开放性原理指的是，系统具有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性质和功能，系统向外界环境开放是系统得以向上发展的前提，也是系统得以稳定存在的条件。一个国家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不能离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际大环境，只有在同国际社会的交往中才能加速自身的发展。如果脱离国际环境孤立、封闭起来，“就会失去人类文明的滋养，失去世界的支持和帮助，失去正确的方向，必然误入歧途并陷入长期落后的可悲境地。”所以，邓小平强调，“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用我们的话讲，叫对外开放。”
系统离不开环境，只有不断同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传递与交换，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系统适应环境并改造环境，环境选择系统并改造系统，系统与环境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由此维持着系统的存在，推动着系统的发展。正因为环境影响着系统的存在和发展，所以“改革开放”思想的提出以及实施始终是把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置身于所处的特定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
随着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从一国范围向世界范围扩展，从封闭到开放，有彼此隔离到相互依赖，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一个重要标志。当今世界时一个开放的世界。随着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的扩大，经济“全球化”趋势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复杂的经济局面。面对这种趋势，任何国家都不能画地为牢、自我孤立，而必须把自身的发展同世界性的普遍经济交往联系在一起，积极利用这种联系为本国的发展服务，在开放中寻求发展，在发展中寻求更适合自身的开放。
回顾历史，中国在经历了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后，长期处于落后停滞的状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加上我们自己的失误，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封闭状态，使我们同发达国家一度缩小的差距在20世纪60年代又拉大了。因此，我们要汲取历史的教训，坚定不移的实行对外开放。
我国当前要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要全面实现“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必须借助外力，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首先，建设资金不足是我过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必须想方设法利用国际市场的资金；其次，技术管理落后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障碍，必须积极引进外国的新技术，借鉴和吸引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方法。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再次，我国人口众多，解决就业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难题。必须积极拓展国际市场，通过扩大对外贸易，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此外，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置身于国际竞争的舞台，才有利于我国正视世界，正视自己，发现差距，从而激励民族的进取心和创造意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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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实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怎样理解改革开放也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弄清这些问题，对全面认识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民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导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但它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不是否定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实现了目的和效果的高度统一，就在于我们既坚定不移的进行改革开放，有坚定不移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决排除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干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30多年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新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毛概论文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是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行的，要发达起来，必须对外开放。实行对外开放也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需要。实行对外开放要处理好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我们始终要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立足点，把增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原则。
公元197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这关键的一年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生死攸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奠定了随后三十年间中国国力的持续快速发展，使中国真正的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帽子，开始大步流星的走上了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从1978到2008，三十年间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在日新月异的改革变化中不断发展，不断惊奇。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话题，我相信我的父辈们会有更加细腻、更加生动的体会和感触；对于我——一名90后的大学生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留给我们的印象和震撼又是什么？作为一名大学生，对于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知难免片面、肤浅，而对于“改革开放”我们又缺乏宏观的理解和直观的接触，三十年间的历史，对于我们只是浮光掠影的画面，只是教科书中严谨而沉默的叙述。这三十年，究竟是怎样的三十年呢？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首先是思想解放的三十年。正是得益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领导，三十年来国人才从““””期间的保守、落后、偏执的心态变得开明、积极、宽容，为“大国”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一切的改革，首先必须自思想始。正缘于此，从1978年伊始，我党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不断的引进、学习、消化世界范围内一切有益的、积极的意识形态，坚持与时代同步、与世界接轨，因地制宜取长补短，用这些先进理念指引我们的改革，才彻底搞活了计划体制下日益困窘的局面，这才有了三十年间的快速发展。
三十年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成功、获胜、腾飞的法宝，是我们社会和谐、民众安宁的根本保证。30年的风雨兼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0年的沧桑巨变，铸就了华夏儿女近百
年的富强梦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就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永往高攀的历史缩影。
细细的翻阅这段时光，常常忍不住叹息：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民族啊！三十年的时间创造了多少奇迹，留给世人几多感慨、几多震撼？我们默默奉献着的先辈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代人？感慨于我们这一辈人的无知与狂妄，深深叹息，然后又是莫名的期待：对于我们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个和父辈共同的话题，一个打破代沟天堑的良好契机。无论怎样，围绕着这个令我们骄傲的话题，我们应该有共同的自豪和心声吧？
就这次的汶川大地震而谈：汶川强地震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一场抗罕见震救灾斗争正在有序、有力、有效地展开。透视这场抗震救灾斗争取得的明显阶段性成效，我们深切感受到，科学发展观的有力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突出优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物质保证，民族凝聚力不断提升的强大力量，这一切都为夺取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抗震救灾斗争的检验，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而对人生命的尊重则是以人为本理念的最根本最基础的内涵。地震发生后，党中央迅即指示“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人民生命安全”，胡锦涛先后3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并于5月16日亲临灾区，慰问干部群众，看望一线官兵、公安民警和医护人员；温家宝第一时间奔赴灾区，迅速果断高效地指挥抗震救灾，树立了敬民亲民爱民的良好形象，彰显了以人为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为夺取抗震救灾胜利提供了根本保障。
务实高效的政治优势。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之所以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夺取一次又一次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政治优势。比如，强大的动员能力，快速的反应能力，高度统一的组织能力，科学有序的协调能力。地震爆发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时到位、有力指挥，各级抗震救灾组织迅速成立展开工作，应急预案立即启动实施，人民军队快速全面介入，各级各部门通力协作，社会各界大力支援。
日渐雄厚的物质基础。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最显著成就。这给我们今天抗震救灾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地震发生以来，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抗震救灾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各界捐款捐物的热情不断高涨。想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30年来综合国力的增强，没有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面对这场国难，我们很难想像会是什么局面。
不断提升的国民素质。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检验着政府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应对能力，也考验着国民素质。地震虽然震垮了房屋、桥梁和道路，但同时也凝聚了民众的爱心、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在抗震救灾中，我们收获了太多感动。全国人民与灾区群众的心连心，以各种方式为受灾群众献策出力、祝福祈祷，都凸现了人性的回归、社会责任感的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提高。
百折不挠的民族意志力。面对每一次灾难，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凭着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和攻无不克的英雄气概，都能一次次战胜灾害，重建美好家园。英勇的人民子弟兵和全国各地救援队克服灾区路不通、电不通、水不通、通讯中断等种种困难，不分白天黑夜与风雨搏斗，与死神抗争，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接力，靠手挖肩扛，硬是从一堆堆泥瓦砂石中，从一堆堆废墟中救出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在共同抗击自然灾害中凝聚起来的这种钢铁般的意志，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13亿中国人民的心中，涵蕴着战无不胜的强大力量，预示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前途和希望。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1、包产到户的实行和私有资本的产生
1978年安徽凤阳县农民冒死按下手印，实行包产到户[1]。不甘于受奴役的农民开始自发地挣脱人民公社的桎梏，相对于落后僵化的人民公社，即使是小农 经济 也足以冲破这一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樊笼[2]。1979年，全国 农村 只有1%的生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上升到14%，1981年为45%，1982年为80%，1983年则达到98%。[3]到了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赢得了全面的胜利，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寿终正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束了人民公社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占 人口 绝大多数的农民成为独立的生产者，靠耕种自己的小块田地为生。这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使农村生产力得到很大的发展，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大幅度增产：1978年我国粮食产量为30477万吨，1984年达到40731万吨，棉花总产量1978年为216.7万吨，到1984年猛增到1625.8万吨，油料总产量1978年为521.8万吨，1984年增加到1191万吨。[4]
农民在短短的几年里，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使他们对土地充满了希望。他们原本指望依靠土地发家致富，可是农民现在贫困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只经过十几年就产生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
农民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即小私有制是他们之间进行等价交换的必要条件。这在“只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也是 农业 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小农经济对生产力发展的这种促进作用，大量地和短暂地发生在人民公社解体、资本生产方式正在形成、农业尚未从属于资本生产统治的 社会 转型期内。在这种 历史 条件下，小农经济生产的主要目的仍然是直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只是把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的剩余产品更多地拿到 市场 上去交换。这时，直接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还未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普遍的生产方式。有关包产到户可以使农民发财致富的幻想，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高度不稳定、势必为后来 资本主义 农业所扼杀的、临时性的、无法持久的初期繁荣上的[5]。
小农经济本身是不稳定的，随时都在分化，包产到户造成的小农的理想王国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短暂的历史现象。随之而来的就是剧烈的商品竞争，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日益加快，小农的生产条件不断恶化[6]，农民开始分化，生产开始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人则落入无产者的队伍。
农民的愚昧和落后，使他们还不能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所承受的一切苦难、他们的分化的根源就在于这种新生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一切现象都表明，改革开放新生的商品经济正在侵蚀、瓦解着小农经济。
从土地平均分配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农民直接在他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全部产品，并以实物形式向国家交纳剩余产品。这样，独立进行生产的农民就有可能以自己的劳动获得满足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外的某些剩余，这就使得各个农民的经济状况出现很大的差别[7]。
据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典型 调查 ，1984年，农村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99元，比1978年的134元增长1.68倍（扣除物价因素），年均递增17.9%。但这只是开始有点结余。据农区调查户的概算，收支相抵后，人均剩余资金只有42.3元。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数额，但分别很不平衡。在近半数的农户还入不敷出的同时，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已经掌握了一定数量的货币资金。据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典型调查，1984年，农村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99元，比1978年的134元增长1.68倍（扣除物价因素），年均递增17.9%。但这只是开始有点结余。据农区调查户的概算，收支相抵后，人均剩余资金只有42.3元。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数额，但分别很不平衡。在近半数的农户还入不敷出的同时，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已经掌握了一定数量的货币资金。[8]
现在，这些富裕农民获得去直接剥削别人劳动的手段的可能性也已经存在，从而少数富裕农民积累一定数量的货币资金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资本家的可能性也就逐渐发展起来。
1984年，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28个省、市、区的272个村庄的37422个农户，组织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其中，各种类型的专业户占其总数的3.5%。专业户的平均收入为7408元，相当于一般农户的6.1倍。在专业户中，出现了一批平均纯收入在万元以上的大户，即“万元户”，占农户总数的0.56%。1984年同1983年比较，一般农户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增加23.6%，专业户增加51%，“万元户”增加62%。这些收入较多的农户雇工也多。家庭纯收入6000～9000元的，只占调查户总数的3%，而所雇长工数却占长工总数的50%；家庭纯收入9000元以上的，只占调查户总数的1%，而所雇长工数却占长工总数的40%。[9]
所以，包产到户的推行，农民的分化就出现了。随着与地租合一的实物赋税和劳役转化为货币[10]，农民的分化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因为，这一方面使农民遭受剥夺[11]，另一方面使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是，只有为数甚少的小生产者发财致富“出人头地”，变成资产者，而绝大多数的农民变成了雇佣工人。
事实表明，为了农民的利益和按照农民的愿望重新平分了全部土地，反而产生了资本，加速了农民的阶级分化。有人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富裕的根本原因，这一论点完全不对。我们的农民为了获得相当少的一点收入，就必须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在土地上，而且他还不得不把仅有的一点收入上交一部分[12]。平均分配土地只不过使农民摆脱了人民公社的束缚，确立了个人的人身自由，从而能够离开土地外出打工，变成“支配自身”的“自由人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得到了“解放”，这是他们每一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从此，他们成为自身劳动力的主人，可以“自由”地离开土地外出赚钱谋生，而资本家们也就能随时买到足够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
这就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大量自由劳动力的出现，使得乡镇企业[13]尤其是私营企业迅猛发展[14]。它的崛起，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奇观。邓小平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15]”
从各类调查中可以发现，八十年代初时，当内地的私营企业还是星星点点时，1983年、1984年在沿海地区已大量涌现出私营企业，1987年底中国大陆雇工8人或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达15万户，1988年发展到22.5万户。
从下表中也可大致了解各地私营企业的创业时期，温州上海一带的私营企业有一半多是1984、1985年创业的；据安徽省农村工作委员会对该省5556户私营企业创业时间的调查，在1984年至1987年创办的私营企业占93.38%[16]。
私营企业的崛起，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奇观。马克思和列宁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指出，任何形式的土地平分都是纯粹的十足的资本的革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革，“尽管其初衷不是为了实现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和重建部分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历史的进程已向我们展示：这场改革实际上在中国农村发育了商品经济机制，并在不长的时间内，为私营经济的重新产生提供了历史的前提”。并且“货币财富在私人手中日益积聚”，形成的主要途径是农村专业户、城乡个体 工商 户通过自身积累，逐步扩大经营规模、发展为私营企业。“根据私营企业内部的经济关系，包括资产所有制、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形式，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剩余产品的来源与归属”等“诸多质的规定性”，“我国现阶段的私营经济仍然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特征” [17]。
包产到户的实行，为私有资本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私有资本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它的产生和发展，不是由哪一个人设计的，而是客观 经济 规律作用的结果，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现在， 社会 的大部分财富首先落入私人资本家手中。他对工人支付工资，而留给自己的是劳动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准确地说是最大的并且是日益增长的一部分。开放的经济特区的建立[18]和外国资本的“引进”，新的私营企业建立在不受旧经济体制及其计划控制的沿海地区。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资本时代的曙光。
这样，私有资本就以最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它贯穿改革开放的全部 历史 。这样的发展意味着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最迅速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同时也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得到快速提高。
现在，离开土地的农民（农 民主 要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购买生活资料）就要变成这样一种人，他们必须为私人老板劳动才能维持生活，而且不得不到 市场 上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现在的劳动要比在过去在 农村 重多了，因为现在是雇佣劳动。私有资本的积累，使得更多寻找工作的民工进入城市，同时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私有资本也就更迅速积累起来。这就是私有资本积累必然发生作用的道路，也是它二十多年以来在中国实际发展的道路。改革开放的结果是私有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而农民则降到了雇佣工人的地位，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谋生变得更加困难了[19]。
中国的农村改革使大批农民变为雇佣工人，同时分化出少数私人资本家。[20]在农民转变成雇佣工人之后，私有资本就可以把更多的劳动动用起来，他们的结合的劳动在生产中使用，产品就会更多，这样就可以为资本家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资本就会随之加速积累。这样，资本的迅速扩张，就能更迅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你妄想避免的 资本主义 的恶，却是历史上的善，因为它将惊人地加速社会的发展”。[21]
2、私有资本的发展、城市化（ 工业 化）和国内市场的形成
从1992年至1995年，私营企业在全国快速发展，私营企业的户数年平均增长47.1%，雇工人数年平均增长51.6%，注册资金年平均增长98.9%。1992年后，私营企业的经营规模也不断扩大，1992年注册资金1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为1801户，1995年增加到6.5万户，增长了近40倍；1992年雇工100至490人的私营企业为712户，1995年为3829户，增长了近5.4倍；1992年雇工500人以上的私营企业为54户，1995年为292户，增长5.4倍；1992年私营企业注册资金户平均为11.4万元，1995年达到了40万元，增长了3倍。[22]
为资本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20世纪最后十多年演出的。“民工潮”就是这出变革的标志[23]，它是农民大规模离开土地的结果，而拉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的是私有资本积累的迅速推进和大规模的扩张[24]。
留在农村的主要是非劳动年龄的人，而城市则集中了最强大的资本并通过较高的工资收入吸引了大批优秀的劳动力。
“根据1993年的 调查 数据，外出的多半是年富力强（男性占72.1%，35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占71.8%）、 文化 水平相对较高（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占55.7%，比农村劳动力总数的平均比例约高出13个百分点）、具有创业精神和一定技术特长（有技术特长的占33.7%，比农村劳动力总数的平均比例约高出17个百分点）、且掌握一定信息、善于适应 环境 变化的人”。[25]他们根本就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26]，恰恰相反他们是农村的“精英”。从年龄和文化程度上看，他们大多是农村中有知识的年青人。18～35岁的年青人占了近70%，而且其文化程度较一般农民要高。调查对象中的文盲数只占6.8%，显著低于全国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15.3%的比例；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者分别占到50.1%和22.4%，大专文化者占4.5%，显著高于全国农村劳动力37.4%、8.2%和0.2%的水平。[27]
越来越多的农民完全脱离了农村，脱离了 农业 ，聚集到城市，聚集到工业城镇，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即专靠出卖自己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雇佣工人阶级。离开土地的农民成了人数多得无比的无产者[28]。我们可以发现，无数的小农户消失了，但是城市却繁荣起来了，许多现代化的工业城市象闪电般迅速成长起来。
资本越是积累，雇工的人数也就越众多。因为只有资本才能使无产者找到工作，而资本也只有在使用劳动力的时候才能增殖，所以无产阶级的增长和私有资本的发展是完全一致的[29]。同时，私有资本的发展使资产者和无产者逐渐集中在最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城市里[30]。
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绝大部分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城镇，在农村的比例只有12.4%。这表明私营企业空间布局呈“逐步进军城镇”之态势。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表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从家庭劳动、小生产走向机器大工业的过程中，形成了建立在资本生产基础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共同发展、资本趋于集中和社会生产力的集聚发展。
城市化是指农村 人口 逐渐转变为城市人口、人口由分散的乡村转向聚集的城市的现象和过程，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大量的农业劳动者离开土地进入城市。
90年代以来，杭州经济快速发展，“外来人员大量增加，农村劳动力迅速向城镇集聚，使得我市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403.3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8.6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284.4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1.36%。与上一次人口普查相比（1990年），我市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了18.18个百分点” [31]。
由此可见，城镇人口的百分比在不断地增长，这就是说，人口离开农村转向 工商 业在不断地进行着。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的人口从改革开放以来，几乎减少了一半，并且还在继续减少，以达到同资本的增殖需要恰好相适应的那个程度。城市人口即雇佣工人人口增加而相比之下农村人口减少，这不仅是目前的现象，而且正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现象[32]。
以杭州为例：“<杭州>市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数达到了131.06万人，比例为53.02%，首次超过了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文章接着说，“到城镇到工厂去谋生，成了如今农民多挣钱的主要途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农村多余劳动力另寻生计提供了机会。据市 统计 局最新资料显示，这些离开田埂的农民中，从事工业劳动的有59.27万人，比上年增加了 0.62万人，从事 建筑 业的有13.02万人，比上年增加0.54万人，从事 运输 与批零贸易、餐饮业的有58.77万人，比上年增加了5.74万人”。“在农民的总收入中，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已成为我市农民收入的大头和增收的主要途径”。[33]
事实上外出打工的农民大部分并未列入城市人口的调查范围之内，但是我们更有理由把这些民工列为城市人口，而不列为农村人口，因为他们全年或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靠在城市打工而获得生活资料，是城市保证他们的生存而不是农村，就实质而言他们已经完全属于城市，并且往往把与农村的联系看作是一种负担。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刘世庆指出，农村户籍人口中约有30%～50%的人已经进入城市，据此推算，我国城市化水平在50%左右，比国家正式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大约高20个百分点。据成都市有关部门抽样调查估计，成都市户籍城市人口320万，实际上，成都市城市人口已大约有500万，也就是说，“流动人口”已近200万，是城市户籍人口的50%以上。我国把这部分人称为“流动人口”，但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流动人口”，已经完全离开农村而在城市谋生，只不过没有被作为城市人口。这种状况在大城市普遍存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更为突出，深圳流动人口与城市户籍人口的比例，甚至高达2∶1以上。深圳宝安拥有常住户口的居民为26万，但宝安实际城市人口高达237万，是常住户口的10倍。这种情况在东南沿海地区非常普遍，是东部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34]
城市不仅是社会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中心[35]，而且是社会历史变革的中心。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聚集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物质基础，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一方面，城市由于人口的聚集、经济的发达、 交通 的方便，从而形成对农村人口的巨大吸引力；另一方面，受到城市文明影响的农民逐渐接受了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往城市生活，形成向城市迁移的推动力。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变迁的自然历史过程[36]，它表现为农业人口向城市工商业人口的转化和资本在城市的集中。
在改革后时代，除了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同时还有一种新类型的居民点在增长，这是一种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中间类型的居民点，即小城镇[37]。以浙江为例：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浙江全省仅有建制镇167个，城镇居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仅为12.9%。到1997年，浙江全省共有各级市镇1018个其中，县级市25个，建制镇增加到983个，包括城关镇、建制镇和农村集镇在内的城镇总数已达2139个。[38]到2000年浙江省“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2276.51万人，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2400.47万人，分别占总人口的48.67%和51.33%。与10年前相比，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7.5个百分点。”[39]
改革开放20年后，少数人富裕起来了，而大多数人则相对贫困。从浙江10个农村观察情况看，1999年农户家庭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水平悬殊是相当大的。有16.40%的农户家庭基本没有生产性固定资产，有17.40%的农户家庭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不足千元，两者合计占到全部观察户的33.80%，而资产合计仅占全部观察户的0.40%。拥有生产性资产水平在1000～5000元之间的农户占23.60%，资产仅占3.30%，在0.5万～1万元之间的农户占14.80%，资产占5.83%。换句话说，72.2%的农户占到的资产份额仅仅只有9.53%，而≥5万元的农户占8.40%，资产却占67.47%，其中，≥10万元的农户占4.40%，资产竟占53.34%。就趋势看，家庭无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农户比例呈大幅上升趋势，已由1995年的12.40%上升到1999年的16.14%，5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就 投资 来看，1999年，投资水平在5万元以上的农户占11.2%，投资份额占69.24%，其中投资水平在10万元以上的农户占5.00%，投资份额竟占44.37%。[40]
由于人公社的解体，无产阶级不可能像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资本所吸收。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41]。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农民只有几亩能借以糊口的土地，所以他不得不在农闲时出去做“小工”。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生产资料一旦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集中于资本家手中，情形就改变了，农民的土地和农产品变得愈来愈没有价值；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救急办法，现在成了这种生产的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农民唯一的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42]。再加上同时发生的大量农民抛弃土地外出打工，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了[43]。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工人彻底分裂了。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民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商品经济，农民中的社会经济关系结构表明，这里存在着商品生产所固有的一切矛盾，生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落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旧的农民不仅在分化，而且在彻底瓦解和消亡，被完全新型居民所取代。农民分化的根本原因就是私有制下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农民的分化建立了资本的国内市场。
我们知道，市场是商品交换的中介，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有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内市场蓬勃兴起并快速发展，以浙江为例，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消费品的年零售总额，从1978年的46.9亿元猛增到1997年的1757.2亿元，年均增长21%，其中私营经济所占的销售份额则由5.2%上升到了74.1%。
与私营经济的发展相一致，浙江的商品市场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1979年～1984年的迅速形成阶段。1979年，全省的城乡集贸市场达到1322个，年成交额增至11.3亿元。随着乡镇企业和家庭工业的“异军突起”，大量的工业品开始进入集贸市场，浙江的商品市场很快就形成了。温州、义乌、黄岩等地都出现了全国首批工业小商品市场。仅1982年～1984年，浙江的这类小商品市场就由58个增加到252个，年成交额也由1.1亿元增加到4.3亿元。到1984年底，浙江的城乡集贸市场已达2241个，年成交额有26.9亿元。
2、1985年～1991年的加速扩张阶段。这一阶段浙江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原 材料 和日用品市场进一步扩张。永嘉桥头钮扣市场、湖州织里绣品市场、新昌羊毛衫兔毛市场和路桥小商品市场等一批富有特色的专业市场已初具规模，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也开始成为全国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这一阶段（1985-1991年），浙江商品市场由2241个增至3802个，年成交额有26.9亿元增至204.6亿元，增长了10.7倍。
3、1992年以来，浙江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商品市场的规模迅速扩大。到1998年，浙江各类商品市场增至4619个，成交额达3209亿元，比1991年的商品成交额增加了3004.4亿元。全省年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达373个，超10亿元的市场已达58个之多。其间，生产资料市场开始快速启动，1995年就达到了512家，约占市场总数的11.8%。到1997年，全省的生产资料市场为548个，年成交额达605.4亿元。[44]浙江的生活资料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的形成与跳跃式的发展证明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内市场的巨大增长。
因此，随着一部分农民离开土地，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现在变成了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离开土地的农民必须从资本家那里，以工资的形式挣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资本生产使私人老板们发财致富，但工人不过是得到或多或少的报酬，他们分享不到私人老板们得到的好处，即使稍许提高工资充其量也只能使工人勉强糊口的生活稍微好一点。
随着资本生产的发展，它同时在中国促使过去多少带有温和家长制性质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商业性的剥削制度。要使资本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就必须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私有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力。
事实上，使农民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对私有资本的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以前，农民家庭生产绝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原料，因而极大地限制了“国内市场”[45]；现在，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都变成了商品变成了资本的产品[46]。
在浙江商品市场的形成的初期，进场交易的主要还是消费资料，绝大多数是农副产品——水产品、蔬菜、禽蛋和水果等。之后，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和家庭工业进入市场，它们销售生产的商品并购买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从而使工业品和生产资料在商品市场中的比重稳步上升。1984年工业品成交额在全省商品市场成交总额中仅占18.5%。而在1995年，在全省各类商品市场的年成交总额中，农副产品约占23.6%，工业消费品上升至46.6%，生产资料占20.8%。[47]
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为农产品的商品化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刚刚产生的私营企业所需要的机器、原材料根本不可能通过计划渠道来获得，它们从一开始就必须从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并销售自己生产的商品。
随着各类商品市场的发展，劳动力市场、货币（ 金融 ）市场也开始形成。[48]以1995年为例，有1069家职业介绍机构为城乡87.6万劳动力进行了职业登记、介绍和交流，成功率达73%； 金融机构 同业拆借累计 融资 3800亿元，有价 证券 发行172亿元。浙江民间的金融市场也得到了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实际的运作中，私营企业所需的资金，除了来源于国家 银行 和由国家控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渠道之外，还有相当大的一块来自民间的借贷。
据台州市乡镇企业局统计，1988～1995年全市乡镇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银行贷款约占23%，来自民间的资金约占77%。1993年对温州农村资金状况的调查也表明，国家银行、信用社的资金仅占总量的20%，私营企业主自筹资金约占40%，民间借贷资金占到了40%。这种分散的金融市场，以个人和私营企业间的自由借贷、“轮会”或“标会”的互助借贷和民间信用组织的储蓄借贷为主要形式，构成了浙江金融市场形成过程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49]
东部沿海地区私有资本的迅速发展、大量先进生产设备的采用和工业化大生产的建立，使得落后地区的小生产更加难以生存，同时它又把工资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这样数以亿计的民工就奔向几百几千里以外的地方，而东部发达的资本生产则强行把他们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50]。毫无疑问，只有贫困才迫使农民背井离乡[51]；毫无疑问，私人老板们残酷剥削民工丧尽天良[52]。但是，农民转化为雇佣工人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劳动生产率低、生活在小块土地上的农民，由于经济条件的关系必然造成他的无知、落后，并且没有可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对这些反动性的破坏，应无条件地归功于我们的私有资本。它的进步作用正是在于它使劳动者摆脱了小农经济的束缚，促进他们的发展，从而创造了比原先的停滞状态要好得多的生活条件。资本破坏了除自己的小块土地以外什么也不知道的农民的旧有的狭隘生活，使劳动社会化，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开始用强力把无产者推上社会生活的历史舞台。
“在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方面，中国社会在过去二十年中最重大、最有深远意义的变化，不是什么‘市民社会’的形成，更不是什么‘中产阶级’的增长，而是中国社会劳动力的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即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常年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为生。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城镇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从1980年的24.8%上升到1998年的29.6%，同期非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31.3%上升到50.2%。中国现代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中国未来的 政治 、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53]
在中国，这一过程在农村改革后的时代充分显示出来，自由劳动力的迅速增加、东部发达地区私有资本的发展使数以亿计的农民摆脱了落后状态，加入了先进的无产阶级大军的行列。
现在，农民已经成为自由人，他们不受任何约束，已经由构成他们生存条件的小块土地之下解放出来。他们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同“土里土气”的乡下人完全不同，这清楚地表明资本的历史进步作用。它把农民从偏僻落后的被历史遗忘了的穷乡僻壤中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旋涡，并把农民从乡村生活的贫困中解放出来。[54]“总的说来，改革开放所促使的农村和农民分化，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发展进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进程进一步加快，……可以说，在当代中国，只有农民的彻底分化和流动，才能体现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55]
落后的农村地区把自己的优秀劳动力送到东部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本身却越来越落后[56]；而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则由于从全国各地吸收了最好的劳动力，从而更加迅速地向前发展！
3、两种私有制的对立以及私有资本发展的长远影响
庸俗 经济 学 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是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私有资本的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在这里，资本生产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种生产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并存的、落后的小生产和家庭劳动。
我们知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因此，只要劳动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资本积累和资本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为此所必需的雇佣工人阶级还没有。
农村 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 资本主义 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实。而我们的庸俗经济学家却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它本身的对立面即小私有制说成是同一的。农村的本质在于，农民还没有和劳动条件即他们的根基——土地分离，小块土地仍然是农民的生产资料。这些独立的生产者，他们不是为私有资本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
小农经济是人民公社瓦解的产物，相对于人民公社，它是 历史 的进步，但基本上它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时的农民还是为满足自己家庭的各种生活需要而生产，即使有些剩余出售，也不是为了获取利润，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存。
就拿大家都津津乐道的个体、私营经济来说，其实他们也是对立的[57]。个体经济无非是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劳动资料——作坊、手工工具都是个人所有，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分散的。因此，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而在个体经济旁边出现的私营经济由于实行 社会 化生产，它所生产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的便宜。所以资本私有制将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占统治地位，并把个体经济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
这样，大 工业 代替了家庭劳动和小生产，生产本身也从个人劳动变成了社会结合的劳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把这些小的分散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由大批工人共同使用的强大的社会化大生产，这正是资本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从前，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劳动的产品，而现在，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但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自己劳动的产品，而完全是工人们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不是为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们所占有，而是为私营企业主们所占有。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和以直接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即传统公有制的解体为前提。
生产资料的分散是小生产的基础。“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 发展。……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58]。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59]。
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直接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形式上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是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
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是私有资本力量的大大增加，但是，私有资本力量的壮大、扩张，会对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权机构乃至执政党的自我定位产生什么样的长远影响，值得更进一步的关注。资本来到人间，滴滴带血。这血有残酷压榨劳工之血，也有作奸犯科、招摇撞骗、侵吞公产的肮脏之血。资本天然有着极强的扩张性，拼命寻找一切可以获利的空间与可能。“远华案”就是“资本驱使一切”的活样本。据说一些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官员第一次到“远华”用来待客的“红楼”时，大叹“真正感觉到什么是资本主义”。对他们来说，资本的力量真是太神奇、太不可抗拒了[60]。
赖昌星最惯用的手法是金钱铺路。他对认为有用的党政机关、执法部门的领导、 工作人员经常以“过节费”、“加班费”、“压岁钱”、“借款”等各种名目行贿，动辄就是十万、二十万甚至上百万元。据 统计 ，仅厦门海关的涉案人员在案件查处过程中退出的赃款就达5000多万元。
赖昌星听说公安部原副部长、全国打击走私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李纪周的女儿在美国，当即汇去了50万美元。听说李纪周的老婆开公司，赖昌星又“慷慨”地甩出100万元人民币。他还出资1000多万元替杨前线包养情妇，并在香港、厦门购买别墅供其姘居。
凡是看准有用的人，赖昌星一定要千方百计把其拉下水。厦门海关原副关长兼 调查 局局长接培勇在刚开始与赖昌星接触时也明白，“一旦陷入其手，势必不可自拔，甚至卖身为奴。”但赖昌星寻隙以待，在接培勇与其情妇打得火热之时，乘机而入，为其情妇办理赴港定居、安排在香港远华公司工作，还花了近千万元港币为她买房子。从此，接培勇彻底成了赖昌星的“俘虏”。[61]。
我们看到：
“从公安部原副部长到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从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到厦门市原副市长，从厦门海关原关长到厦门市政法委原副书记，……在远华集团大肆施展的‘五子登科攻势’（车子、房子、票子、女子、本子〈护照〉）面前，这些头面人物纷纷与赖昌星称兄道弟，沆瀣一气，织成了一张全方位、多层次的走私腐败 网络，对厦门这个地方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结构性颠覆’的危险。……”[62]
随着私有资本的发展，它对我们的政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观点和偏见。
以下是《信息时报》记者到惠阳市水口镇横沙村南旋毛织厂 建筑 工地暗访的记录：
“他们<民工>的工作时间每天在10小时以上，有时候还要上通宵班。这些民工分属不同的包工头 管理 ，有的包工头经常克扣民工工钱，甚至打骂私禁民工，不拿民工当人看。”
一杂货店店主对记者说：
“那些民工经常来我这里买烟买汽水、看 电视 ，听他们说，包工头打人的事经常有，今年年初，两个人想逃跑回家，结果不熟悉路，又被工头抓回来了，打了个半死。”
另据店主反映：
“那些民工都是由小包工头从外地骗过来的，说工钱高，活儿轻松，结果来到工地，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差、工资报酬低而且发放不及时，一拖就是几个月。<目前工程的层层转包现象十分普遍，层层转包后的大小包工头层层克扣工人，一般只发给工人少量的生活费>”
而我们的政府部门的态度又是怎样的，水口镇劳动管理站吴站长直接否认：
“别说南旋工地，只要是水口镇所有的工厂或工地出现了什么问题，他们都会及时去处理好。给报社投诉的很可能是一些吃不得苦、好吃懒做的人<诬陷！>，被工头炒了，心里不平横，谎报情况<究竟是谁在撒谎？>。”
水口镇综合办杨主任更干脆：
“没这回事，我们从来没有接到这样的投诉。”
水口镇派出所吴所长不得不承认：
“南旋毛织厂将是东南亚最大的毛纺织工业基地，8月份就要投产，时间紧、工程大、任务重，许多工人都适应不了<这种残酷的剥削！>，干几天就想跑，而发给民工的劳保用品，又是工头花钱买的，准备在民工的工资里扣除<这就是资本家的“节俭”！
>，这样干几天就走，对工头来说是一种损失；再说，8月份厂方就要交付使用，工头的压力也很大，他们的 管理 方式比较简单，有点带强制性<血腥！>。”
水口镇钟镇长还为私人老板“喊冤叫屈”：
“不准他们走是绝对不可能的，说要走就打他们是更不可能的。……不给民工的工资是不可能的，老板的资金很充足，到位很及时，绝对不可能拖欠民工的工资。<一句话，这样的政府只能是老板们的，而不是我们工人的！>”[63]
能让我们的政府部门“昧着良心说假话”，能让政府替自己“捂盖子”，处心积虑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帮私人老板真是神通广大。在银弹的攻势下，私人老板和某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猫鼠一家亲”。
“广西南丹发生震惊世人的‘7·17’特大矿难后， 新闻 界可敬的同仁们冒着被矿区打手们盘问、盯梢、被枪瞄准甚至被尖刀顶住喉咙、肚子的生命危险，撕开了南丹矿难的黑幕。黑幕之黑令人瞠目，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发生在依法治国的今天，简直就是钱权交易横行、黑恶势力猖獗、枪支泛滥、腐败盛行的‘法外特区’<矿老板专政的特区！>。
腐败现象之一，矿老板草菅人命，瞒报事故，地方官员助纣为虐，帮忙捂盖子。钱能使得鬼推磨，几个矿老板们上缴的 财政 税收 竟占该县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如此大的‘实力’，地方官员为大款们封锁消息，对此事表现出了惊人的麻木，也‘情有可原’，不然矿老板们一年几百万的‘孝敬费’岂不付之东流？矿老板黎东明更是挥金如土，一次就赠送了二十多辆桑塔纳轿车给当地有关部门和官员，并获得了各种优秀企业家的‘桂冠’。你投之一桃，我报之一李，权钱交易便泛滥起来。因此今天的南丹不仅是矿难的频发地，更是腐败的重灾区。腐败盛行，导致了对矿山开采的监督为零，导致了矿难发生后的援救不力。试想，南丹矿难黑幕没有被公之于众，这种明火执仗的权钱交易将会持续，人民群众宝贵的生命将会继续被吞噬。
腐败现象之二，本该有的监督变成了为矿主瞒报作假、沆瀣一气。当地有关部门不认真履行自己的 法律 监督职责，任凭违法开采活动进行。……有些官员把矿老板们看成了自己的衣食父母，甚至丧失了做人的基本的良知。早在去年10月，该县的大厂镇一矿因塌方冒顶死了200人，最后对外只报‘38人’<一句话，全心全意为矿老板们服务！>。
腐败现象之三，南丹地方政法队伍建设存在漏洞，矿区黑恶势力活动猖獗，‘护矿队’们竟然拥有手枪、冲锋枪，乃至无声手枪。……枪支如此泛滥，黑恶势力<即矿老板们的武装>如此甚嚣尘上，并公然对抗媒体及其监督，实属骇人听闻。……政法队伍为地方 经济 建设保驾护航，有一前提是遵守 宪法 和法律，贯彻‘三个代表’精神。倘不分青红皂白、善恶良莠，只讲服务，不讲法律和原则，政法队伍岂不成了人民币的保护神，极易被金钱利用腐蚀，成为不法经营者的通风报信者和雇佣军<准确地说是成为矿老板们的保护神和雇佣军！>。从矿难发生后的各种蹊跷现象，也会看出南丹地方利益与官员利益和矿老板已‘紧密’连在一起，结成了非同寻常的‘干群关系’。”[64]
当前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由于私营经济在迅猛 发展，私营企业主的队伍在迅速增大，其 社会 地位在升高，社会影响也在随之扩展、深化和增强。而且，其影响所及是全方位的，无论是社会经济生活，还是 文化 生活、 政治 生活、法律生活以及意识形态诸领域，都可看到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华夏大地上的反贪风暴中，当众多官员的腐败行径一一昭然天下的时候，就会发现私人资本家已经成为向无产阶级政权进攻的主力军。综观1999年以来的政府官员腐败大案，几乎没有哪个案件中缺少私人老板的身影，也几乎没有哪个官员能够躲避 资本主义 的银弹攻击。在胡长清一案中，就有江西奥特集团公司总裁胡雪华等一批私营企业老板。据最高人民 检察 院有关负责人披露：2000年1至8月，中国检察机关查办行贿案件810起，同比上升11.7%。行贿者大多是私营企业老板。[65]
某些 经济学 家将腐败的根源归咎为权力，并且认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但从现实中看，将腐败归因于权力的存在是违背事实的。绝大多数四十岁以上的老百姓都知道， 计划经济时代“权力”无处不在，甚至是“绝对的”、“不受约束的”，但那时腐败现象较少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权力存在的场合多少，与腐败的多少并没有必然的 联系，权力的存在只是出现腐败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出现腐败的充分条件。
我们都知道，资本家最喜爱的东西是“钱”，如果“腐败”能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么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并创造腐败，创造这个最有利的赚钱方式[66]。这就是所谓的“适度腐败有益论”。他们认为，“腐败对经济生活有其积极的一面”，“在某些经济 环境 中腐败有一定的价值”，“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因此他们主张“腐败适度存在”，希望民众的反腐败情绪和政府的反腐败举措不要“过分”。在这方面张维迎的说法比较含蓄，他认为，“反腐败力度要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67]。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权力的存在必然导致腐败”，所以根治腐败必须使权力彻底私有化；他们还提出使权力彻底私有化的方案，主张用腐败来“购买”权力。张曙光就认为：“从腐败的正面功能中提出利用腐败问题似乎有悖常理，但却符合 逻辑 。这一点也许在改革中更有意义。”其原因在于，“改革是一个权力和利益转移或再分配的过程。.。.。在人类 历史 上，自愿让出权力的事情是很少的。权力的转移或再分配通过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强夺，二是购买。既然掌握 公共 权力和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权钱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所以，“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68]
对改革开放这个时代来说，私人老板们手里有了钱，就想以资本的力量统治这个社会。在无偿占有了大量剩余价值，聚敛了大量财富后，我们的私人资本家必然向政治领域渗透。[69]
随着资产阶层经济实力的雄厚，他们必然追求政治上的发言权。“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蔡定剑说。[70]随着私营企业主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其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也必然会随着相应提高。最近一段时期私营企业主要求加入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呼声日益强烈正是这一要求的具体表现。对于大多数私营企业主来说，之所以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也许并不在于把自己变成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而在于该党的执政地位。因为他们已经发现，在现有的政治体制背景下，进入中国共产党可能是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发挥其作为一个阶级力量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目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担任全国人大代表48人；全国政协委员46人；省级人大代表372人；省级政协委员895人，总数已达1361人。其中绝大多数为私营企业主。在2000年 调查 的3073位私营企业主中，任县及县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有1495人，其中3人担任主任、22人任副主任、433人任常委；69人担任县及县以上 工商 联主席、副主席、执委；59人任乡以上党政职务；156人在县以上群众性 组织中任职。中央统战部经济局调查显示，有76.5%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表现出较强的政治需求和参政议政愿望，希望得到政治安排。”[71]还有一些私营企业主并不满意现有的政治地位，不满足于边缘性的参政议政功能，他们要求的是实质性的政治权力。
我们的私人老板们掌握并支配相当大的一部分社会财富，由此形成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发言权[74]。新的私营企业主集团的形成必然要求一定的政治结构为之服务。所以，私有资本一旦取得 经济 上的领导权，那么 政治 上的统治权和意识形态上的 指导 权也将一起落入它的手中[75]。一切政治权力都起源于经济条件，起源于 社会 的 历史 地产生的生产方式。
注释
[1]凤阳县小岗村，合作化前共有34户，175人。到1960年，全村只剩下10户39人。大饥荒中纯属饿死（也叫作非正常死亡）的60人，死绝6户，76人背井离乡寻活路。（原载《南方周末》1998年12月18日第18版）。
[2] 六十年代初的分田单干后，过去对劳动工具损毁麻木不仁的农民急急忙忙添置农具，购买小农具的人排成长龙，供销社上千把锄头一个上午卖光，售货员又到库房搬出八百多把，“才勉强应付过去”。修理农具的铁匠铺炉火通红，铁锤叮当，最兴旺的生意是把“新式农具”改成旧式农具。还有一个多月才会宣布食堂下放，但农民已经算定了它的命运，开始为新生活作准备，补锅、补碗、修伞、补鞋、磨剪刀、菜刀、配钥匙的匠人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年最挠动人心的自由 市场 ，到年底 发展到相当可观的地步。郫县一九六一年十月份与年初开放市场时比较，家禽家畜上市量增加三点二倍，蔬菜增加七点四倍，土产增加一倍。郫县城关逢场时进城卖东西的农民成千上万，大街小巷水泄不通。（摘自《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东夫著）。在国家控制暂时受到削弱的时期，社会生产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尽管这一次最终还是被极权统治的力量所阻止——只是给了人民公社以沉重打击，并没有完全摆脱，但二十年后人民公社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彻底摧毁，从而包产到户的实行使中国的 农业 从人民公社前进到小农经济状态。
[3]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 心理 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7页。包产到户表明，农民通往解放的道路是他们自己铺设的，自由是自己争取到的。农民通过自己的反抗斗争逐步挣脱人民公社的枷锁。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1982年底，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是自由人，而且其自由地位已不可逆转。（《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124页）。
[4]《中国 统计 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348页。 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例:包产到户后的第一年全队粮食产量达到13.2万斤，相当于以往五年的总和。（杨勋刘家瑞：《中国 农村 的改革道路——总体评述与区域实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3页）。
[5] “包产到户后，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生活明显改善。根据全国农村农民家庭收入抽样 调查 资料，1979～1983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8.3%，1983年，每人的生活消费支出达248.3元。同时农民的生活消费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1978～1983年，食品和衣着的比重由80.4%下降到70.5%，住房、用品、燃料和 文化 生活服务等项的支出比重由19.6%提高到29.5%。……农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由少到多，逐步增加，其中增加得最快的是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和钟表等。”（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 报告》第207页）。
[6] 同样，个体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即个体户（包括各种手 工业 者）也已经开始破产，他们也将成为无产者，被大工业所取代。
[7] 包产到户后，农民为自己的劳动和为国家的劳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不再分开。实物地租又“根本不需要把农民家庭的全部剩余劳动吮吸殆尽”。因此，农民可以支配自己的全部劳动时间，以获取剩余产品中除地租以外的余额，甚至可以“获得再去直接剥削别人劳动的手段”。
[8] （见《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第259-260页，张厚义明立志主编）。
[9] （摘自《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第234页，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一定数量的货币在少数人手中积累是私营经济产生的前提。“任何雇主在经营开始前，必须首先积累一定数量的货币，以购买生产资料和雇佣工人，然后才能开办工厂，从事经营活动。我国私营经济的产生，也是这样。”（摘自《再造魂魄——中国私营经济问题报告》孟捷、姜少敏编著，沈阳出版社1998年出版）。
[10] 实际上，货币只是实物赋税——所谓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和劳役——这种所谓的“义务工”是 计划经济时代农民最沉重的负担——的简单变化（“折代”、“以资代劳”）。农民向地方政府缴纳的不是粮食和劳动，而是这些粮食和“劳动”折算成的等值的货币。虽然货币赋税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但是这种基础已日趋解体，因为货币赋税要以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一定的发展为前提。
这种赋税在农民可怜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高，我们可以看到，计划经济中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在改革开放以后并没有减轻。除此以外，这种赋税在农村中的分配也是极不均衡的：农民愈富裕，则赋税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就愈小。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业劳动者的负担相对较重。
即使在一个省内，也是贫困地方的负担相对较重。对于低收入的地区和农户，即使拿出较少，对生活影响也较大，这是因为目前全国农村的大部分农民家庭仍然处在勉强温饱的状态。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湖北襄樊、河南鄢陵、江西泰和三县农户的调查，人均纯收入不足1000元的农户，人均各种负担占其纯收入的比重高达36.5%。纯收入在1000～2000元的农户人均各种负担占纯收入的比重为20.42%。而人均纯收入在2000～3000元和3000～5000元的农户，比重则分别为7.87%和8.12%。人均纯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农户负担水平仅为4.17%。（“传统农区农民增收问题研究”，载《改革》2003年第3期第32页）。
[11] 国家明确规定农民必须交的税费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三提五统费，而且，有些税费可以用粮食来顶替交纳，但是湖北省浠水县农委主任杨志祥指出：“原来的保护价，晚稻每100斤保护价是56元，现在顶多只能卖50元，这样无形农民就减少了收入，再加上国家的公粮税费，它的稽征还是按照保护价的价格稽征，原来收实物，现在换成折代稽征，折代征收还是按照当时的保护价征收，这个无形的负担就转嫁给农民了。”湖北省监利县黄歇口镇新熊村村民徐敬志道出了农民的贫苦：“（一亩田）高产的可以打900斤，一般的可以打到六、七百斤，实际的开支又有多少呢？像今年提留要出140块，900斤像今年是5角钱1斤，900斤就是450块，只留下200多块钱，每亩田还有农 药 开支、化肥、种子等开支大概又除去100多块，这样一亩田平均只剩下100多块。”这样的收入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见《不堪忍受负担苦湖北发生7起农民自杀事件》新华网《新华纵横》武汉2002年1月25日专电）。
[12] “据统计，1985年到1991年间，农民人均集体负担年均增长15%，农户直接负担年均增长17.5%；，全国农民涉及的社会负担达150多项，乱摊派、乱集资和乱收费的现象十分严重。”（《参考消息》1994年12月7日第8版）。所以，目前正在全国部分省区试点的税费改革，确实可以把农民过重的负担减下来，但是冷静而深入地分析一下就会知道，税费改革与其说是一场“革命”，还不如说是一次“改良”，因为这样的改革只能解决农民负担过重这样一个局部性的问题，而不能解决困扰中国农村社会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1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过2434元，就算通过税费改革可以给农民减轻30～40%的负担，农民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收入最低的一个群体。
综上所述， 农村税费 改革并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性措施，如果我们认为仅靠搞一次“税费改革”，就能扭转农村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那我们就不能对“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作出科学地分析和判断，就会进一步丧失作出正确对策的机会，而让农村社会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继续恶化下去，就会犯下 历史 性的错误。（摘自《税费改革是“ 农村 第三次革命”吗？》张黎明著）。靠种地为生的小农的生存比打工者的生存更无保障。即使国家和 法律 保护农民的全部合法利益，也仍旧无法将他们从走投无路的处境中解脱出来。
[13]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私营企业中相当一部分是以乡镇企业的面目出现，也就是说，当时多数乡镇企业其实就是戴了“红帽子”的私营企业。“据国家 工商 行政 管理 局根据各地 调查 摸底，1987年全国约有5万余家私营企业是以乡镇集体企业存在的，约占当年22.5万家以各种形态存在的私营企业数的22.2%。……据浙江省工商联1995年的调查资料，原先为城乡集体性质经改变注册性质为私营企业的，约占抽样调查私营企业数的23.8%，实为私营企业但仍登记为集体的占抽样调查私营企业数的6.3%，两者合计有30.1%的私营企业曾以集体企业存在或仍以集体企业注册。”（解力平等著《浙江私营 经济 研究》第73页）由于私营企业地位较低，不少私营企业为便于生产经营，挂着集体牌子，据权威部门测算，在乡、村、镇、街道一级企业中，约有70%是这类企业（《中华工商时报》1996年1月6日）。
[14] 《中国私营经济：贡献与前景》的作者胡家勇认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为私营企业 发展奠定历史条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以下三个方面刺激了私营经济的发展：一是，农村承包制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的产量，出现了大量农产品剩余，这就为 农业 劳动力脱离土地和粮食种植提供了最基本条件。二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财产占有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为私营企业诞生提供了条件。三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把大量农民变成自由劳动力，从而为私营经济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的雇工来源。我国私营企业中有许多是从个体经济演化而来的。个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资金规模日益扩大，产值逐年递增，雇员人数也随之增加，其自身也逐渐演变为私营经济。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
[16] 贾铤、梁传运、秦少相著，《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研究》。
[17]（摘自张厚义、刘文璞著《中国的私营经济与私营企业主》）准确地说，这场改革是一次资本革命，因为它所造成的经济变革并没有超出资本生产的范围。这场改革的总的后果在于它清除了资本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同时使资本生产大大发展起来。
[18] 深圳，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发展成为一座颇具规模并举世闻名的现代化大城市，只用了短短20年的时间，这些得到最自由发展的经济特区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旧的生产方式的许多残余阻碍资本生产发展的话，那么中国其余地方可能而且一定会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
[19] “在经济上，他们<指民工>的状况虽然比农业劳动者好，但一直只能获得低工资，在最近的十多年里，有很大部分农民工和雇工的工资一直处在400～500元的水平，没有任何增加，……在城市里，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工和雇工却处于 社会 的最低层，其社会地位甚至比在自己家乡还低：他们不仅 工作辛苦，而且居住 环境 恶劣，备受歧视。”（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 报告》第181页）。
[20] “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农民是雇佣工人阶层的另一个主要社会来源。在这个阶层中，有相当数量的雇佣工人来自于农村。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除一小部分成为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以外，绝大多数的人成为雇佣工人。”（《 马克思主义 阶级学说与我国当前阶级结构》李延明等著）。
[21] 《列宁全集》第10卷第55页。
[22] 《崛起的中国私营经济》杨雪野著。
[23] 有学者整理过从晚清到三十年代的 材料 ，指出“民工潮”始于晚清 工业 化时期。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就记载：“中国工人伙多，有用之不竭之势。所得区区工价，实非美国工人所能自给。上海如此，他处尤为便宜，盖该口工价已较内地丰厚，致远方男女来谋食者日繁有徒，虽离家不计也”。并且在民国越演越烈，1500万大致可以确定为20年代末30年代初民工潮的基本面貌。（摘自《“民工潮”的问题意识》吕新雨著）。
[24]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全国出现‘民工潮’现象，进入90年代，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据第五次 人口 普查，目前中国有8800万流动人口（实际人数可能更多），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178页）如果说，过去的生产条件本身决定了农民群众固定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那么资本的发展就不能不造成大量农民外流，如果没有这种流动，私有资本的发展就是不可能的。
[25]（摘自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第43页）。
[26] “四川省农村抽样调查队透露，目前全省农村中种田的，有53%是妇女，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妇女劳力甚至占到80%，老年人、残疾人占20～30%，文盲、半文盲也多集中在土地上，占30.8%。”（《文摘报》1998年5月1日第2版）。
[27] （见《中国农业年鉴1994》）。并且四川大学袁亚愚教授在对四川农村进行调查后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详见胡耀苏、陆学艺主编《 中国经济 开放与社会结构变迁》第397页～414页）。
[28] “近十多年来，由于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与三资企业发展很快，加上集体企业转制的作用，雇工阶层人数增长很快。该阶层在农村劳动人口中所占地比例，1989年时仅为4%，现在则达到了16～17%。……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和发展，至1990年，<西部落后地区的镇宁县>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已达15000人，外出打工者达3688人，同时已有少量非农零工。此时，乡村工人合计共有19000人左右。20世纪90年代是乡村工人队伍快速增长的时期。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外出打工浪潮汹涌的基础上，至1999年，乡镇企业工人数量达到24599人，外出打工者也有21700人。”（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180、404、405页）。
到2000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达395.35万人，拥有注册资本总计13306.9亿元，雇用工人2011.2万人。资料来源：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办公室编的《工商行政管理 统计 汇编》(1989～2000)。
[30] “私营企业主阶层最早是产生在农村的。1991年以前，80%的私营企业主在农村，城市的私营企业主是少数，1992年以后，城市的私营企业大批发展起来，农村有些规模大的私营企业也迁往城镇。现在，私营企业主阶层的60%在城镇、40%在农村。”（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195页）90年代以后，私营企业在城乡间的分布发生变化，农村所占比例逐渐降低，城镇所占的比例逐渐提高。1990年，农村私营企业的户数占总户数的61.2%，城镇为38.4%。到1997年，比例完全倒过来了，城镇占62.1%，农村占37.9%。（资料来源: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1999））以浙江为例，“1989年浙江私营企业户数的71.48%，从业人员的73.58%和注册资金的64.38%是以农村私营企业注册的。……1990年农村私营企业数占70.68%，1996年下降到58.72%，到1998年大约为50%左右。”（解力平等著《浙江私营经济研究》第162～163页）。
[31] 《杭州日报》2001年4月13日第2版。
[32] 实际上在20世纪20～30年代，浙北的大部分县已经逐步向工商业发展，像苏南和浙北一带，当时农业人口已经下降到40～50%左右，其余基本上进入了 工商 业。沿海大城市，如上海，在短短百年时间（从五口通商的1842年算起，到1949年），就从原来几十万人的小县城 发展到400万人的大城市。这些 人口 是哪里来的？不都是从周围的 农村 流动过去的。所以，鸦片战争以来，在沿海地区 资本主义 开始发展起来，但在 计划 经济 体制下被完全阻止。计划经济30年，是对这一发展过程的中断，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则又重新发展起来。
[33] 《杭州日报下午版》2001年3月9日头版。
[34]（见《中国城市化水平有多高？》刘世庆著）。
[35] 2000年，浙江建制镇以上的城市地区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份额达到75%，对 财政 收入和利税的份额分别达到85%和90%。杭州、宁波、温州三个核心城市面积约占全省的4%左右，人口约占10%，但其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2%，财政收入占全省的36%左右。
[36] 从 经济学 角度看，城市化是农村自然经济转化为 社会 化大生产的过程，是资本生产发展的表现。城市如同商品生产，只有到机器大 工业 和社会化大生产阶段才逐渐占据经济上的统治地位。
[37] 1994年对28个县市外出农村劳动力 调查 ，进入大城市的占33.5%，中等城市的占9.3%，小城镇的占37.8%。（《28个县（市）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调查研究》，载《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4期）。
[38] 见《浙江社会发展20年》第204页。
[39] 《钱江晚报》2001年4月7日第4版。
[40]（见史清华著《农户经济活动及行为研究》第78～79页）这些结果充分表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浙江农户家庭贫富以同一速度分化，且这一分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呈加剧态势。在1999年人均纯收入不足5000元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54.4%，所获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17.29%，而人均纯收入≥3万元的农户占2.8%，其所获收入却占35.34%。1999年浙江10村10%的高收入户所获得到收入相当于79.40%的低收入户的收入总和，5%的高收入户所获得的收入相当于69.20%低收入户的收入总和，1%的最高收入户所获得到收入竟相当于47.40%低收入户的收入总和（第223～224页）。
[41] 奔向沿海地区及大中城市的许多民工找不到 工作，流落街头，于是在各大中城市，常常游荡着一些身无分文，又无长技且无事可做的民工，给城市的治安、卫生、 教育 等 管理 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该地存在大量外来劳务工，使该地的社会治安形势近几年越来越严峻，据公安局公布的 材料 ，在深圳特区发生的抢劫、杀人、强奸、轮奸、卖淫、贩毒等恶性刑事案件，90%以上是这些主要来自各地农村的“三无”人员（无固定工作、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所为。北京警方公布，在违法犯罪案件中，不少是外地民工所为，以1994年为例，刑事案件中，有46%是外来民工所为。为数众多的盲流，抢劫偷盗、杀人越货，简直无所不为。（摘自《现代化的陷阱》何清涟著）每年5000多万流向沿海大中城市的民工潮，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结果成为犯罪群体的后备军。比如2000年夏轰动中国的张君凶杀集团一案，其参与者基本上出身于贫困农民家庭，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铤而走险，以抢劫杀人为业。（“中国改革的 历史 转折：1999-2001”何清涟著，载《二十一世纪》2002年4月号第70期）。
[42] 四川大学袁亚愚教授在对四川农民自改革开放以来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一般状况、趋势和特点作了相关的社会调查后指出，在被调查的16个村，转向非农产业的农民，在本村劳动力总数中的比重，最高的已超过2/3，而最少的也不低于1/3，一般则在1/3～1/2之间。就所调查的农民整体而言，大体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或规律：越来越多原来利用农闲打工的农民日益向常年外出打工的工人转化，并且也有不少个体工商户因破产而加入这一行列。于是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就有不断膨胀的趋势。（摘自胡耀苏陆学艺主编《 中国经济 开放与社会结构变迁》第397-414页）。
[43] 据棋盘乡不完全 统计 ，到3月31日为止，棋盘乡外出人口13928人，而去年外出人口总计约7500人，今年外出人口比去年增长近1倍。今年外出人口中，青壮劳动力（20—50岁）9014人，占全乡 农业 人口的27.3%。角湖村六组共有50户，有30对（户)夫妻，或携子女举家外出，或将子女留在家中由老人照看自己外出打工。潘河村今年外出人口360多人，占全村人口（886人）的40.6%，而去年外出人口只占22.5%，在外出的人口中有35户（对）是举家外出，占全村总户数（195户）的17.9%。侯王村观有196户，793人，今年有380多人外出，其中举家外出的有60多户（对），分别占总人口、总户数的47.9%和30.7%。(摘自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第七章）。
[44] 解力平等著《浙江私营经济研究》第56～57页、第175～176页。
[45]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农民同土地的分离标志着国内 市场 的建立，所以，要拉动内需要扩大国内市场，就必须使大批的农民转化为自由劳动力。农民愈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愈要在市场上购买自己的生活资料，这就提供了消费品市场。这样，资本的迅速发展就建立了巨大的并且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
[46] 在义乌小商品城和绍兴中国轻纺城，当地小百货业和轻纺业的产值分别占到了工农业总产值得70%以上。在温州桥头钮扣市场周围，钮扣、拉链、皮带等专业生产企业达760多家。在湖州南浔建材市场附近已有家具生产企业800多家，地板线条加工户200多户和年产20万平方米以上的胶合板厂10多家。而在嵊州领带城，当地的领带产业已拥有生产企业2000多家，工人3万多人，年产领带1亿条。（摘自解力平等著《浙江私营经济研究》第184页）。
[47] 解力平等著《浙江私营经济研究》第181页。
[48]以温州为例，80年代中期温州的市场发育程度在全国可以说是最突出的：生产资料市场上，从钢材、水泥、木材到其他原材料，以及柴油、汽油和其他燃料，从零部件和整台机器，应有尽有；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构成的资金市场，解决了家庭企业产销周转资金的40%以上，使可用的资金都处于社会再生产运转之中；其他如信息、技术市场、劳动市场也应运而生（温州市上常见招工广告，当时尚为其他城市所罕有）。地区性市场体系初步形成（林子立《 社会主义 经济论》第3卷第112页）。
[49] 解力平等著《浙江私营经济研究》第185-186页。
[50] 他们只能长期地在外流动，不仅表现在居住地上的“居无定所”：哪里有工作，哪里有钱可赚，就跑到哪里，过着“吉普赛”式的生活，而且也表现为 职业上的“不稳定性”，随时有可能失业，失业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失去基本的生存保障。（“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社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王春光著，载《 社会学 研究》2001年第3期）。
[51]棋盘乡潘河村副书记柳景光说：“全村195户农户有一半的家里出现亏空，靠举债生产、生活。”棋盘乡党委副书记阮仁德讲：像潘河村这种情况在全乡普遍存在，农户靠借债生产、生活的，高的村达80%，低的也要占30%。据了解，农户举债的数额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有的是向亲戚借，有的则要借高利贷，月息达18‰至26‰。（摘自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第七章）温铁军在《我国农村普遍发生高利借贷的问题、情况与政策建议 报告摘要》中指出：把调查资料按照实际发生的利率分组计算，民间借贷中月息低于1.5分的借贷，占了近36.4%。其余为高利率的贷款，占63.6%。高利息借贷分别为：月息1.5～2分的占了20.5%；2～4分的占了18.2%强；超过4分的也占了近25%。从我们对放贷人的调查看，无息和低息贷款仅占不到1/4;而2～4分的高息和大于4分超高利息比重近3/4。调查表明，小额的生活所需借贷33.3%，应急之需28.9%，非农业生产26.6%，农业生产借贷仅11%。这说明民间借贷多发生在生活需求上。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个情况与解放前相似。在已知的56起借贷中，能够按期归还的15起，仅占26.8%，延期的占58.9%。其中，延期归还不加息但要借贷人到放贷人家里无偿帮工的有9起。这使有的借款农民几乎成了放贷户不领工资的“长工”。温铁军接着指出，在这些案例中，雇工们为拥有资本的放贷人无偿劳动，连一点工资都没有，但雇工们自己不仅没能减少自己的 债务 ，甚至还要自己负担帮工期间的部分生活费用。这种现象，看起来新鲜，实际上与旧 社会 的高利贷剥夺没有区别。“只是证明了剩余价值理论在中国的 实践”。（见《农户信用与民间借贷研究——农户信用与民间借贷课题主 报告》）。
[52] 据 调查 ，珠江三角洲地区外来农民工1994年状况：私营企业平均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超过1/3;劳动时间每天平均12.4小时，11.5～14小时的占2/3;多数人从事高温、粉尘严重、噪声大、有毒有害的工种（《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53]（《读沃勒斯坦的< 资本主义 世界 经济 >——兼论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问题》李民骐著）。
[54]农民外出打工在观念上的最大改变就是不想再当农民了，并且现在的农家子弟不仅不懂农活，而且几乎都不愿干农活，更不安心 农村 和 农业 。对他们而言，一有机会就要外出打工去寻求出路。
[55]（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176～177页）。
[56]目前很多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家徒四壁，根本就没有什么 工业 品，他们常年除了买点盐、火柴、洗衣粉及少量的农资等必需品以外，很少发生购买行为。他们的收入，除了上缴税费以外，根本就没有钱去消费工业品，只能过着这种自给自足的原始贫穷生活。（摘自《南风窗》2001年第4期）这种现象比任何理论更令人信服地说明：在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境况，与发达的沿海地区相比，要低下和恶劣得多，也就是说，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境况要比小农好得多。
[57] 有的人把个体 工商 户与私营企业主混为一谈，那是不对的。个体工商户是指企业属私人所有，自己参加劳动，带学徒、请帮工不超过7人的营利性经济 组织。他们中有些人有少量的剥削收入，但剥削收入不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他们不是资本家。他们是既不同于雇工又不同于资本家的“另一个集团”。个体工商户的地位不稳定，在发家致富比较顺利的情况下，有些人可能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在经营不景气的、致富受阻的情况下，他们中的多数有可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后备军。（见《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林炎志）。
[58] 国家工商 行政 管理 总局日前发布的一项 统计 报告表明，截至2001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总户数为2433万户，比上年同期减少138.36万户，下降5.38%。从业人员4760.27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309.74万人，下降6.11%。各行业的户数继续全面下降。在各产业中， 农林 牧渔业下降幅度最大。截至2001年底，第一产业共有个体工商户90.68万户，比上年同期减少46.95万户，下降34.12%，从业人员193.92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89.11万人，下降31.48%。第二产业户数为285.24万户，比上年同期减少24.44万户，下降7.89%。从业人员806.63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59.55万人，下降6.88%。第三产业户数为2057.08万户，比上年同期减少66.97万户，下降3.15%。从业人员3759.72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161.08万人，下降4.11%。截至2001年底，东南沿海地区共有个体工商户1161.6万户，比上年同期减少80.73万户，下降6.5%。从业人员2262.1万人，减少200.36万人，下降8.14%。中部地区共有个体工商户803.54万户，比上年同期减少70.04万户，下降8.02%。从业人员1710.26万人，减少135.73万人，下降7.2%。农村个体工商户户数为1304.44万户，比上年同期减少141.8万户，下降9.8%；从业人员2629.03万人，减少304.85万人，下降10.39%。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私营企业的 发展却一直稳步增长。
[59] 《资本论》第830～831页。
[60] 摘自《南风窗》2001年第4期。
[61] 2001年7月25日新华网。
[62] 文章原载于《北京青年报》，作者潘多拉。
[63] 《信息时报》2001年5月24日A12版。
[64] 《法制日报》2001年8月29日。
[65] 《都市快报》2000年11月12日。
[66] 近十几年来，中国出现了一批以非常速度积累大量财富的富豪。但仔细推究起来，就会发现一个特点：这些富豪当中的相当部分，都是在价格双轨制下、股份制改造和房地产热中通过权钱交易侵吞国有资产致富的。在广东、海南、深圳、北海、上海等地的人都明白，只要和土地沾上边，几乎都有可能“发达”。从征地开始，为数众多的村干部和村土地经办人，以及区、镇、县、市国土和建设部门的 工作人员，几乎每个环节都需用钱来打通“关节”。“前门”往往走不通，最有效的办法是送“公文袋”，袋里装上一扎一扎的现金，一般数目是几万人民币加几万港币。一位“圈地”的参与者曾绘声绘色他讲过他“腐蚀”广东干部的“送礼三部曲”：首先是问清该主管干部的电话号码、住址，第一次上门时提一些水果“投石问路”，第二次再送“红包”，以后就是面对面地“讲数”。（摘自《现代化的陷阱》何清涟著）。
[67] 在“精英” 经济学 家们看来，腐败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就那些腐败的“局中人”──行贿者与受贿者──而言，确实如此。行贿者通过行贿谋取暴利；受贿者也得到了本来可能得不到的好处。所以，行贿者与受贿者都心满意足地为发横财得意。这种“权钱交易”被誉为“ 成本 最小、效益最大”的“交易方式”。如果“精英”经济学家们要让老百姓相信所谓“帕累托改进”指的就是这些，其实是不需要“严格的 数学 证明的”。
[68] 张曙光，“腐败与贿赂的经济学分析”，载《 中国经济 学：199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69] 2002年11月《南风窗》就表达了对中国乡村“新富阶层”走上 政治 前台的欢喜，承认代表乡村新富阶层的私营企业主通过捐资参政，走上政治前台，已不是个别现象，并认为“老板参政”，是 历史 发展的必然趋势，是 民主 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民主的进步。学者党国英指出，乡村社会新崛起的富人阶层对“民主政治”的需求最强烈。浙江省新当选的13.32万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起来的群体”约占30%。浙江省民政厅2003年上半年专门组织专家到农村调查，结果显示，义乌市2726名村委会成员中，富人当选比例高达60%；而在新当选的421名村委会主任中，比例更高达65%。（《2003年中国农民发展的基本状况》樊平著，载《中国 社会学 网》）。
[70] 2003年月22日新华网。
[71] 摘自《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研究》戴建中著，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