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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公共管理中的道德风险严重威胁着社会的政治稳定、法制建设、经济发展和伦理秩序。公共管理中道德风险的产生与公共管理者的素质密不可分，深刻分析这些导致公共管理中道德风险的主观因素才有可能有效避免公共管理中道德风险的产生。 论文关键词：公共管理；公共管理者素质；道德风险。 “ 道德风险”是存在于委托关系中的一种道德现象，用以描述受托人不尽职责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使委托人利益面临重大损失的危险境况。公共管理中的道德风险是和公共权力的“委托———”性质分不开的，公共管理者是由社会公众委托执行民众拥有的公共权力的人，民众将自己的权力授予公共管理者执行以实现社会公众的利益，而公共管理者接受社会公众的委托，承担着他们委托的义务，按照社会公众的意愿行使他们所赋予的权力并取得相应的报酬。在现实的公共管理活动中，由于公共管理者的权力价值观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冲突以及公共管理者的道德意志状态，使其经常有充分的机会背离社会公众的意愿采取不道德的方式来行使公共权力，给社会公众利益造成潜在和现实的损害与威胁，从而导致道德风险。 一、公共管理者权力价值观的迷失与公共管理中的道德风险权力价值观是关于权力的目的、意义等问题的追求及其评价的根本观点，它指导公共管理者的权力运作方向、决定其道德行为。公共管理者一旦形成特定的权力价值观，就会表现相应的行为选择，如果权力价值观一旦陷入误区，则会产生越轨的权力行为，引发道德风险。在我们当前存在的多种形态的价值观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权力价值观，即集体主义的权力价值观和个人主义的权力价值观。集体主义的权力价值观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个人主义的权力价值观以牟取个人利益为目标。公共管理者应当坚持集体主义的权力价值观，以国家、集体的利益为重，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幸福作为其价值取向的唯一标准。在个人主义权力价值观的影响下，本应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公共权力往往出现错位表现。有的公共管理者把公共权力私有化，把社会公众给予的权力当作个人谋私的工具，执行多大的权力便用多大的权力为自社会科学论坛2008·10（下）己谋取利益；有的权力运用者把公共权力商品化，将权力异化为商品，把权力当作交换中的筹码，搞权钱交易、权物交易甚至权色交易；有的权力运用者把公共权力庸俗化，把权力变成拉帮结派、排斥异己互相利用的工具，使神圣的公共权力走向庸俗；有的权力运用者把公共权力特殊化，认为人性的尊严取决于权位的高低，人生价值的大小取决于支配权力的大小，一旦拥有权力便把自己视为特殊人物，荫庇亲朋、高高在上，却对社会公众的利益置若罔闻，凡此种种，不一而别。个人主义权力价值观影响下的公共权力错位异化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作为公共权力运行中的道德风险，往往对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造成极大的威胁。 二、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冲突与公共管理中的道德风险现实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往往会扮演多种角色身份，公共管理者也不例外，他们既是“个体”的人又是“公共”的人，这样在他们的道德选择中会经常性的面对“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个人义务与公共管理者义务的冲突”“本位职责与社会职责的冲突”，这种由于身份不同而形成的冲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引发道德风险。第一，公共管理者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引发的道德风险。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政府公共性是政府得以产生、运行的内在依据和合法性来源。“公共性是政府的第一属性”①，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价值取向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这种意义上的公共管理者就成了“公共”人。“所谓公共人，是指在公共领域中代表人民的公共利益，并以追求社会公共
关键词：存款保险；道德风险；风险防范
一、引言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全球性金融危机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很多国家都曾出现过严重的金融风险。所 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三大部分之一是十分重要的，该制度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欢迎，有许多国家在这个方面花了很长的时间，通过一步步的探索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建立该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推广已� 我们国家也应该逐步建立与存款保险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这对金融体系持续、稳定、安全地发展，增加公众的信心，社会稳定发展有积极的作用。经过许多年的探索，自2015年5月1日开始，《存款保险条例》被正式推出了，这一条例的顺利推出标志着我国正式迈入了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践阶段。存款保险制度想要得到顺利实施，首先要找到能有效解决道德风险问题的办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深刻地探究存款保险制度及其道德风险的形成原因，找出适合我国并有可行性的措施，让存款保险制度积极发挥作用，使金融系统安全运行和稳定发展。
二、存款保险制度与道德风险相关概念
（一）存款保险制度的含义。存款保险制度是指由各种存款性金融机构共同组成了一个保险机构，各存款性金融机构作为投保人会向该保险机构缴纳一定比例的保险费用，成为存款保险的保证金，缴纳保险费用的机构由于经营管理不当等原因发生破产或倒闭的情况时，该保险机构会将收取的保证金返还回存款机构，从而存款人的利益得到保障，也使银行的信用得到了维护，使金融秩序健康稳定。
（二）道德风险的含义。道德风险是指在一个保险关系里，被保险人为了使自身利益得到保障，会运用有利信息，不惜做出危害保险人利益的行为。在金融经济活动中，理性的当事人会运用得到的有利信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并不顾及其他当事人的利益得失。可以看出，出现这种道德风险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由于双方当事人得到信息的多少、真假不同，做出的决定不同，产生的影响也不同。
（三）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当事人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并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不顾及其他当事人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进行高风险的活动，造成大众不关心银行的投资经营状况和风险水平，刺激其进行高风险运作经营，使得相关监督管理单位过度依赖保险制度，不注重风险监督和管理。
三、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具体表现及成因分析
（一）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具体表现1、存款人的道德风险。当银行或金融机构发生金融危机时，存款人把钱存入之后无法取出，这时存款保险机构会对存款人进行一定金额的赔偿。由于存款人知道存款有保障，因此存款人只关心哪家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更高，而不关心其他问题，使银行毫无约束地从事高风险的活动，冲击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由于存款保险制度的规定，削弱了存款人对银行的调查监督，降低了存款人对自我保护的重视，产生存款人的道德风险。2、投保银行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制度建成以后，投保银行知道如果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出现危机，存款保险机构会帮助它对存款人的损失进行赔偿，甚至银行本身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所以投保银行只追求利益最大化，不考虑经营中存在的风险，不会对产生的风险采取措施。长期来看，这种制度也会诱导稳健运营的银行像其他银行一样只追求利益最大化，不在乎风险，不约束投资行为。3、存款保险机构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机构虽然会保障存款人的利益，保障投保银行的利益，但是它更要保障自身的利益，所以在投保银行出现问题时，它会拖延处理问题的时间，尽量节约本身的花销，但如果投保银行出现危机很长时间后仍不能自己解决，这会使存款人的利益甚至是金融市场的利益遭受损失。这就是存款保险机构的道德风险。
（二）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成因分析1、根本原因。曾经有很多学者研究过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普遍认为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这一因素产生的。一般情况下，道德风险存在三个特征：第一，道德风险的产生是由于存款人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就是说存款人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第二，道德风险的制造者也是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第三，由于信息的来源不同，会分为信息优势方和信息劣势方，信息优势方信息来源多而广，因此会利用信息优势赚取另一方的利益。2、直接原因。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责任与权利之间不恰当的或者错误的分配方式，也就是合约双方在规定责任与权利时，风险规避者支付的费用与风险承担者承担的风险是不对等的，换句话就是合约的签订是不公平的，因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了过重的责任，但是合约的另一方当事人却相对享有过大的权利。原则上来说，正确恰当的权利义务分配方式应该遵循两个原则：第一，应该使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可以享有积极权益或者消极权益，从而免除责任；第二，应�
四、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影响
目前，由存款保险制度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存在一定的危害，会危及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影响国家经济的运行效率。
（一）削弱存款监督冲击金融系统稳定性。根据存款保险制度的相关规定，存款人知道存款所在银行出现问题后会得到一定比例的补偿，因此存款人只会考虑哪家银行给自己的补偿比例比较高，而不关心存款银行的实际经营状况，对银行的监督程度也随之降低，使银行不顾及高风险而从事有巨大利益的活动。由于缺乏监督，从事高风险活动的以及经营状况极差的银行仍然会吸收大量存款并继续经营，不被淘汰。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增加，会使整个银行系统的风险水平提高，出现破产或倒闭的概率也增加。
（二）投保银行道德风险冲击金融系统稳定性。银行的道德风险会表现在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上。由于可以获得赔偿，投保银行也会采取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方案，如果出现投资失败的现象，就会有坏账产生，资产质量变差，资产负债比例失调。投保银行资产和负债上下浮动的幅度会随着道德风险的增加而逐渐加大，并且这种大幅度的上下浮动会造成银行运行的不稳定，从而使银行财务状况堪忧，进一步使银行走向破产的边缘，冲击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投保银行的道德风险会通过控制整个银行体系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从而间接地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存款保险制度中的保险费率实行单一制，运行不稳定的银行与运行稳定的银行支付的费用相同，本质上是后者对于前者的补助，由于保险费率固定，会减少银行间的有效竞争，阻碍银行部门的快速发展。
（三）审慎监管不足冲击金融系统稳定性。第一，在存款保险条件下，与之前相比较，对银行的制约越来越弱，并且在监管方面也越来越宽松，这种情况也会使银行道德风险逐渐增加，促进银行进行高风险的活动，在整个金融系统中，其他的金融机构也会对该银行的做法进行模仿，使整体风险升高，稳定水平随之下降。第二，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以后，监管部门为了节约成本，往往会拖延解决银行出现的问题，希望银行可以自己将危机化解，就会错过最优的解决时间，危及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第三，金融监管部门如果减少了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会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活动，甚至为了利益会产生欺诈投资等行为。
五、我国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防范建议
（一）推行与通货膨胀挂钩的限额保险。如果存款人和投保银行在投保时投保金额没有一定的限制，这种情况会引起道德风险的产生，所以应该恰当地限制投保保险的额度，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可以根据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设置保险限额，目前在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各个国家中，存款赔付的金额限度是有明确规定的，例如亚洲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4倍，非洲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6.2倍，欧洲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6倍。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标准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2倍，也可以以确保90%的存款人可以获得所有的赔偿为目标设置保险限额。在金融市场上，由于有通货膨胀或是通货紧缩的现象，所以应该建立通货膨胀调整制度，从而控制通货膨胀进行作用，使得保险限额的真正数量产生变化。综上所述，通过建立通货膨胀调整机制，设置保险额度，既可以使存款人提前预知，也可以使投保银行对保险额度进行提前预知。
（二）实行合理的风险差别费率制。保险费率可以分为固定费率和差别费率，这两种保险费率制度在存款保险制度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如果实行固定费率制，对运营状况良好且风险较低的银行不公平，使风险较低的银行补贴风险较高的银行，产生道德风险。所以，应该规定保险费率差别化，对运行状况和风险等级不同的银行收取不同的保险费用，其制度内含激励因素，可以促进银行加强自身管理，提高社会公众对银行的关注，强化市场纪律。并且从其他存在保险制度的国家也可以看出实行风险差别汇率将成为未来的进展方向。
关键词：商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防范
一、商业医疗保险的特殊性
相对于一般的保险产品而言，商业医疗保险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表现为保险服务过程涉及到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三方。投保人（被保险人）通过向保险人缴纳保险费而获得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保险人通过向投保人收取保险费对医疗机构进行补偿，医疗机构则通过向被保险人提供医疗服务而获得保险人的补偿。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处于同一个医疗服务和保险运行系统当中。一方面，保险人、医疗机构均以保障被保险人（病人）的医疗需求为社会目标；另一方面，又要维持各自的生存与发展，以利润（或价值）最大化为内在的经济目标，产生相互利益制约。商业医疗保险独特的市场关系，使得保险人除与被保险人关系紧密外，与医疗机构的关系也非常紧密。
在保险公司没有介入之前，医患矛盾可谓由来已久。在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收入与其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数量相联系的情况下，由于利益的驱动，医生给患者开大处方、小病大医的情况司空见惯。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医生和病人在医疗过程中处于不同的信息层面上。病人对医疗诊断和治疗，与医生相比显然知之甚少，而医疗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病人不可能冒生命危险对医生的诊断治疗方案提出质疑。从表面上看病人可以自由选择医生、医院以及医疗处理方案。而事实上，病人在就诊时往往只能任医生摆布。另一方面，医生既是患者的顾问又是医疗服务提供者，这种双重角色是一个矛盾。医生不可能完全从患者利益出发提供治疗方案，医生在决定提供哪种治疗方案上存在经济利益。当病人缺乏医疗知识时，医生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很可能利用其特殊身份，创造医疗服务的额外需求。
医疗保险的介入，改变了医疗服务供需双方的关系，切断了医患双方直接的经济联系，大大化解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患者不太在乎医疗费用的多少，医院也没有了财路变窄的危机，患者和医院都皆大欢喜。可事实上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将大部分转移到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介入使得医疗服务双方的直接经济关系消失或退居次要地位，而保险人和医疗机构、被保险人的经济关系上升到了主导地位。此时保险公司作为医疗卫生领域的外行，作为支付医疗服务费用的第三方，不仅要控制医疗机构的过度服务行为，而且还要面对众多的被保险人在投保之后滥用医疗服务的现实，以及医患双方合谋骗取保险赔偿的可能。所以，保险公司介入医疗保险领域，表面上是解决了医患双方的矛盾，而事实上只是把原来的双方交易关系演变成了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医疗机构的三方关系，这只是矛盾存在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二、商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
投保人的道德风险可以分为事前道德风险和事后道德风险，事前道德风险是指投保后，被保险人受伤或生病之前，他们可能会以一种更为危险的方式生活。例如，被保险人将更有可能抽烟，或者继续保持更易患病或受伤的生活方式。当然这种道德风险在医疗保险领域并不是特别明显，毕竟人的身体（或生命）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一个理性的人是不 事后道德风险是指被保险人患病或受伤以后，对医疗服务的过度利用。事后道德风险在医疗保险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服务付费方式下的医疗保险意味着投保人患病时基本不承担医疗费用。结果，在不需要特别关注成本的情况下，投保人倾向于要求更多的医疗服务，使得医疗费用极度膨胀。
来自被保险人的事后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1）医疗服务消费的选择性问题。一般来说，疾病发生之后，使患者恢复健康的治疗方案可以有多种选择，这要取决于医生的偏好和患者个人的意愿，就患者个人而言，当然都希望在医疗保险的赔付限额之内享受尽可能多的医疗服务，而且我国有不少投保人有“如果缴了费，用不完赔付额度就吃亏”的想法。所以被保险人往往放弃“便宜”的治疗方案而选择“昂贵”的治疗方案。事实上，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并非越贵越好。这种形式的道德风险对于医疗费用的影响非常大。（2）被保险人的保险欺诈行为。在商业医疗保险领域，保险欺诈率一直居高不下，被保险人故意制造假门诊、假住院来骗取保险公司的赔付，给保险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在理赔的时候不易得到医疗机构的配合，取证调查困难，难以制止被保险人骗取保险赔付的行为。 （二）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
来自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表现为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行为，也就是“小病大医”和“开大处方”等随意加大医疗费用的行为。从经济利益驱动分析，医疗机构和保险人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在传统的按实际服务收费制度下，医疗机构的收入与它提供服务的多少成正比，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医疗机构自然愿意提供更多、更昂贵的医疗服务。很显然，这和保险人控制被保险人过多的滥用医疗花费的目标是不一致的。来自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三方支付”的制度设计有关，也就是医疗服务的费用不是由被保险人直接支付，而是由保险人来买单。从心理上来讲，患者（被保险人）和医生在交易过程中的感受都是“免费的”。从被保险人的角度来看，在保险赔付额度范围之内，接受医疗服务都是免费的；从医疗机构的角度来看，在被保险人出现过度消费的同时，医生及其所在医疗机构都能够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在这样的机制下，被保险人的过度消费和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都是一种必然。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医生事实上既是被保险人的人，也是保险人的人，在这复杂的三角的委托—关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保险人根本无法全面掌握被保险人的健康信息和医疗机构的医疗信息，加上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保险人很难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行为。
三、商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防范
（一）投保人道德风险的防范
遏制投保人道德风险较为有效的方式是建立医疗服务费用的共付制。当参保者分担了部分医疗费用后，相应也加强了其医疗费用成本意识，促使其关注医疗费用，合理有效地使用医疗服务。而且，参保者对医疗服务的理性消费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对医疗机构道德风险的制约机制。具体操作上可采用免赔条款、共保条款和保单限额等方法。通过医疗服务费用的共付制将风险在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进行合理分担，可以有效降低投保人产生道德风险的程度。
（二）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防范
关键词：道德风险创业板制度建设
创业板的推出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它不仅为一些创新创业企业打开了进入资本市场的通道，而且推动了风险投资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但由于创业板上市门槛较低、公司规模偏小等原因。蕴含较大的风险。而深入研究其中的道德风险，对确保创业板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从证券市场参与主体的角度看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英文“MoralHazard”的直译。经济学上的道德风险有特定的含义，最早提出“道德风险”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阿罗(Arow)，他在1971年的(EssaysintheTheoryofRisk—bearing)-书提出了“MoralHazard”这个概念。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道德风险是在合约条件下，人凭借拥有私人信息的优势，可能采取隐蔽信息、隐蔽行为的方式，以有利于自己，有损于委托人的经济现象。创业板道德风险涉及上市公司、中介机构、投资者和监管层这四大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
1．上市公司引发的道德风险。上市公司的道德风险是指公司大股东、管理层或发起人利用实际控制公司的优势，为自利目的而隐瞒公司重要信息，从而使中小投资者受到损害的风险。例如，中小企业板公司江苏琼花(002002)上市不到两周便爆出丑闻，因未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如实披露委托理财事项，而遭到深交所的谴责。这是在中小板推出不久．保荐人实施初期就出现这种道德问题，令广大投资者感到失望。2009年3月31日证监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不少于两千万．且不存在未弥补亏损”．“发行后股本总额不少于三千万”．以及盈利能力的要求等规定都低于主板与中小企业板上市门槛，加上创业企业的经营时间短，缺乏经营记录。企业与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管理层有可能利用信息优势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产生道德风险。具体表现为：一是上市前企业因急于进入创业板圈钱而进行虚假和过度包装，不履行诚信义务，并对企业业务记录、市场发展前景等与投资者利益相关的内容进行不实陈述，骗取上市资格；二是由于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其中一些是高新技术企业，其盈利前景难以预测，容易因决策的随意性而导致投资决策的重大失误。当然，不排除个别道德水准低、心术不正者会与机构投资者合谋操纵股价．想出各种办法虚增企业利润，制造各种炒作题材，肆意拉抬股价，以期迅速达到套现目的。
2．证券中介机构引发的道德风险。证券中介机构是为证券分析与上市提供保荐、审计、资产评估等服务的专门机构。它们做出的证明文件是投资者进行企业价值判断的重要依据。如果这些机构及其人员受到利益驱动的影响，违背原则，将其利益的天平倒向于个别利益相关者而出现隐瞒信息的道德行为，无疑会使处于弱势的中小投资者对创业板的底线伦理失去信心，进而影响创业板乃至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在创业板市场，中介机构及其人员因诚信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有：一是以保荐机构为主的中介机构受到利益驱动或因为不负责任过度包装企业上市：二是在制作发行文件、发行及上市辅导等过程中与企业合谋，违反有关规定，制作虚假材料或不按要求真实披露信息。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中介机构及其人员道德品质低下，企业怎么要求就怎么出报表。审计意见你说怎么说就怎么说．法律意见能绕过去就绕过去的情况。较为典型的“麦科特欺诈案”表明，在上市公司的造假流水线上的每个环节．投资银行、会计师、律师们都发生了道德风险行为，不光是公司治理出了问题，而是公司治理生态出了问题，导致投资者蒙受损失。
3．机构投资者引发的道德风险。在股票二级市场上，经常出现主力机构利用内幕信息、资金优势操纵股价的现象。证券投资基金作为股市的重要机构投资者，诚信是基金公司的立业之本，而维护诚信的关键是强化风险控制，但频频爆光的基金黑幕事件却反映出基金业发展中道德风险的严重性。例如，上投摩根基金公司旗下成长先锋基金经理唐建以其父亲和第三人的帐户在基金建仓前买人新疆众和公司股票，然后用公有资金将股价拉升到高位后，率先卖出个人仓位，总共获利超过150万元。2007年5月17日，公司宣布决定．免去唐建担任的成长先锋基金经理及其他一切职务，并予以辞退。创业板的推出，机构操纵股价的现象会更加严重。因为创业板上市公司规模偏小，企业的股份大部分掌握在机构投资者手中，加上企业经营发展变化快，业绩不稳定，股价容易被一些主力机构操纵，道德风险出现的频率会更高。
4．监管主体引发的道德风险。在“新兴加转轨”的市场背景下，作为股票市场体系重要构成部分的监管部门，既承担着执行市场监管的重要职责．也承担着促进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职责。但从目前股市的情况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陈述等证券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缺乏监管的系统化安排，监管手段落后，监管能力不强，作为一线监管的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按照目前的监管水平来衡量。加上创业板推出初期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体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监管人员掌握着内幕信息。这些信息可以用于“设租”，“寻租”而产生道德风险；亲情、人情等关系也会使监管人员产生道德风险。试想，如果监管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授贿赂，或利用职权干预其他领域活动为自己积攒财富。扩大利益，审核人员采取对拟上市企业的重大瑕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工作态度，将难以保证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质量：如果监管人员不及时查处操纵股价等违法活动，投资者不仅会遭受投资损失，而且最终会对创业板彻底失去信心。
二、道德风险难以避免的原因分析
要对创业板存在的道德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就必须进一步研究道德风险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构建防范道德风险的有效措施。
1．从委托关系的角度看创业板的道德风险。现代意义的委托概念是由罗斯(1973)提出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关系就随之产生了。”在委托关系中产生道德风险的原因在于人的利己性和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同时存在。从信息不对称发生的时间先后看．不对称性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研究事前不对称的是逆向选择，事后不对称的是道德风险。证券市场中的道德风险是基于多重委托关系的，其中基础性委托关系是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上市公司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委托关系。
2．从组织行为学角度看创业板的道德风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提出了组织行为学的观点，即组织和社会都将从劳动分工中获得经济优势。组织行为学中有一个基本公式：B=F(P、E)，式中B表示人的行为，P表示人的素质(内在需求)，E表示环境。意味着人的行为由两因素决定．即个人的素质(内在需求)和环境。当人的需求未得到满足时，会产生内部力场的张力，起导火线作用的是周围环境。而从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来看，道德风险源于人的自利性，内在强大需求和外在合适环境相遇，道德风险就会膨胀．由于受到的处罚很低，导致许多人愿意铤而走险。
3．从监管角度看创业板的道德风险。当前新《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为规范证券市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这些法律还存在着不足之处，法律约束软化无形中放大了道德风险的底线。此外，证券监管机构不独立，致使监管不力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以致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不能及时得到处理。从事道德风险活动的低成本是我国证券市场产生道德风险的一个主要原因。典型个案是sT啤酒花(现改名为啤酒花)，2004年7月因未及时披露信息被证监会处以60万元罚款，但投资者损失达22亿元之巨(部分转变为违规人所得)，两者相差3666倍。反观美国，安然事件曝光后，公司前董事长肯尼斯·莱被判175年的监禁外加570万美元的罚款，公司也因此破产。
三、加强创业板制度建设的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对创业板道德风险的深入分析，我们必须正视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防范创业板的道德风险，确保创业板的平稳运行。
1．实行严格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实现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于创业板的风险更大，所以应实行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确保创业板相关信息的真实、公平和对称，有效维护公平交易，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此，应加大信息披露频率并丰富信息披露内容。除了正常的财务信息需要真实披露外，还需要特别强调企业诚信、成长性、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保荐人的情况．上市公司前两年或自成立时起的公司详细发展情况，包括公司的客源、利润、技术以及发展前景等方面的信息披露。并尽快将这些信息规范化、指标化、提升其有效性，以此来减少上市公司利用信息优势损害投资者的行为，保障投资者的合法知情权。使投资者充分了解投资风险和投资收益，在公平、公正、公开交易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投资决策。在完善信息披露的同时还要做好风险警示制度，及时向投资者提示风险。对于披露虚假信息，以不实陈述误导投资者的行为，要�
2．实行保荐人与做市商有机统一的创新制度。从世界范围来看，成熟的创业板大都通过设立保荐人制度来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这对创业板市场建设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我国创业板在引入保荐人制度时保荐人的资格必须严格把关。笔者认为，在对资格认定时有必要增加面试的环节并与其过去的业务记录及诚信记录挂钩，选择一些德、才兼备的保荐人员，同时强化保荐人与保荐机构的责任。对于出现弄虚作假现象以及上市后不久企业业绩变脸现象．必须没收保荐机构的保荐收人，1年内不受理该机构和保荐人的相关业务，情节特别严重的除没收保荐收入外，还应处3倍以上罚款并取消保荐资格。此外，还应加快保荐人刑事责任立法。健全保荐人民事赔偿制度，建立保荐人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强化保荐人的责权利并建立保荐代表人诚信管理档案。
海外的创业板不少实行了做市商制度，即报价驱动制度，是指做市商向市场提供双向报价，投资者根据报价选择是否与做市商成交，投资者委托不直接配对成交。做市商通过提供连续双向报价维持市场的流动性，保持市场的透明度与价格的稳定，抑制过度投机和操纵股价，满足公众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同时通过买卖保价的价差来补偿所提供服务的成本，并实现一定的利润。做市商只是在大宗交易、中小企业股票及一些特定创新产品中发挥一定的辅助作用。做市商制度的缺点是，缺乏透明度、增加投资者的负担、做市商可能，所以，该制度存在一定的风险。笔者认为，在我国股票市场上，可先在创业板引入做市商制度．并采用现行的竞价交易方式与做市商制度并存的混合交易机制。同时加强做市商特定法规的制定以及配套法规的完善，政府相关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做市商的实时跟踪、考评、公告和调整，督促做市商切实履行市场义务，建立退出机制．对不能按要求履行义务的机构要有处罚措施，减少做市商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
为了创业板的平稳有序运行，可将保荐人与做市商整合在一起。即保荐机构对企业上市前的实质性审查与上市后的持续性辅导统一，同时发挥做市商的作用。维护股票的流动性和股价的稳定性，实现保荐人与做市商的有机融合。
3．实行严格有效的监管制度。创业板蕴含较大的道德风险，这不仅直接损害投资者的利益，而且影响资本市场乃至社会的稳定。要避免或降低风险，需要投资者的审慎，但关键还在于法律法规的完善与监管力度的加大，以此强化市场风险控制，防范市场操纵，督促企业规范运作，为创业板的长远健康发展打好基础。
在法律方面．需要建立高效运作的市场法律、法规体系．规制创业板道德风险的相应法律制度要全面调整不同利益主体关系的现实需要，要建立上市公司经营者激励与约束的法律机制，完善信息披露与对创业板市场适度监管的法律制度，完善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架构。可在现有刑法、民法基础上，出台《政府道德法》，使道德对制造道德风险的人员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可依据的量化标准，通过法律手段培养全体公民的职业道德。
在监管方面．必须为创业板设立高度独立性、权威性的检察机构，赋予其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监管体系，即从上市公司的内部监管，到包括监管层、保荐人、投资者以及新闻媒体在内的外部监管力量，都应起到积极的作用。信息披露是创业板监管的关键．监管机构必须加大对发行人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加大对重大违法案件查处，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现象。维护市场秩序，使道德风险行为的成本远高于其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同时要加大对中介机构造假的打击力度，严刑峻法，保持中介机构的公信力。在这方面，美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不太涉及公司治理，主要针对信息披露，对道德风险是决不手软。安然事件发生后，具有89年审计史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由于涉嫌合谋造假．被判禁止5年内从事相关业务。此外，安达信环球与安然股东和雇员达成协议，同意支付6000万美元以解决安然破产案所引发的法律诉讼。
总之．我国创业板必须建立实时监控制度．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检查处理，及时公告。加大对各类主体的败德行为的查处力度，以保证创业板的正常运行。
4．实行严格的退市制度。“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达尔文揭示的这一生物进化论核心观点．在股票市场也同样适用。退市制度有利于保证创业板市场实现优胜劣汰，从而保持上市公司的高质量。目前全球约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50个创业板市场。但真正成功的只有创建于1971年的美国纳斯达克和创建于1995年6月的英国AIM。美国NASDAQ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一是不断地推陈出新，据统计，NASDAQ市场从建立到2006年9月，共有约1万家公司上市，近7千家退市，比例高达70％。上市公司退市标准完备，涉及面广。把资不抵债、股利分配情况以及固定资产处置、冻结等因素都纳入退市标准。二是NASDAQ体现一种扶持创新型企业的特征。三是实行做市商制度和严格的监管制度。AIM成功的经验主要是其独特的保荐人制度，无强制性准人限制，特有的税收优惠政策等。
2001年4月23日水仙被摘牌，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写下了退市的第一笔，但到2008年年底，退市公司不到4％。《公司法》对上市公司退市有相应规定，但实际执行中没有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完善上市公司退出机制是创业板自然的新陈代谢过程，有利于股市实现优胜劣汰，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有利于上市公司管理层不断改善公司经营业绩，也有利于引导投资者的理性投资。2009年3月31日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和深交所2009年5月8日的《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定》都高调规定了公司退市制度，但关键在于能否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希望在创业板推出初期，必须进一步补充出台有关退市操作客观标准．以防止退市的主观行为和行政干预，对严重违规的公司要严格实行退市制度。
关键词：商业银行；道德文化；道德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4-0075-04
道德风险是指由于个人不诚实、不正直，促使风险事故发生。以致引起社会财富损毁和人身伤亡的可能性。商业银行道德风险是指商业银行的从业人员在其自身需要得不到有效满足时，受其思想状况、道德修养、价值取向的影响，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未使其处理的业务最优化，从而故意导致本企业资产处于风险状态或形成损失的可能性。它是金融从业人员违反金融行业职业道德和金融行业内部管理制度而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无法预期的损失。道德风险按性质可分为失职风险、谋私风险和违法风险；按照道德发生的业务领域可分为负债业务管理中的道德风险、资产业务管理中和财务结算中的道德风险。
一、道德风险的特征
1．道德风险的产生带有客观必然性，只要市场经济存在，道德风险就无法回避。按照契约理论，避免道德风险需要签订契约的双方处于信息对等的地位，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信息必须是完全的。而这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是不可能的。商业银行决策层、经营层和管理对象，由于实行区间和空间的原因，在分级管理体制下。加上大多不拥有与其职权相适应的产权，并无足够的经济能力对决策或经营成果负责。或者只负有微不足道的责任，而每个人都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加上对管理者约束力软化，于是道德风险产生也就变得必然。因此。道德风险实际上是人们将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后果时变得不太谨慎的行为倾向，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操作风险。而国际上已将操作风险列为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并列的三大风险之一，也就是说道德风险已成为商业银行第二大风险源。
2．道德风险以团体或个人利益为目标。道德风险是市场中交易的一方违反市场机制的一般要求或道德规范，利用各种便利条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让对方承担损失的可能性。道德风险形成原因：一是为满足生存需要而谋取更多的货币收入所形成的，二是期望自己的价值得到所在企业或社会的承认，并谋求与之对称的待遇。由此而产生的不正当行为。此外还有管理体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存在问题方面的原因，但有一条本质原因就是商业银行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的发生其立足点是为本人需要，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保全自己、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为价值取向。
3．道德风险是以信息不对称、制度不完善、管理不到位为条件的。道德风险是当事人之间获取的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整，当管理成本太高以至超过管理收益时，在获取信息方面占优势的一方有可能为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监督不到位的情况下采取不利于他人的行动，侵占他人的利益。在商业银行内部，银行决策层、经营层明知其作为或不作为不符合商业银行的长远利益，但�
4．道德风险造成的危害极大。道德风险越来越可能成为导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恶化和经营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和长远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道德风险高是导致案件频发的一个关键因素。道德风险直接导致公众对银行信用程度的降低，由道德风险导致的社会风险和诱发的系统风险不容忽视，道德风险败坏了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尽职尽责、奉献人生的良好社会风气，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致使员工落伍。道德风险的发生对金融风险集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引发区域性的金融危机，损害存款人利益，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国内外大量金融案例表明，道德风险已成为主要金融风险，道德风险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有时甚至超过市场风险。
5．道德风险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道德风险制造主体是个人，如果从业人员主观改造有所放松，对企业文化缺乏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难以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和一致的目标追求。思想产生极大波动，思想意识存在严重偏颇，职业道德水准较低，职业技能和进取意识淡薄，将会迷失方向，形成道德风险。另一方面是外部环境为道德风险的形成和加大提供了条件。主要有风险内控机制缺位。业务流程中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对制度执行情况缺乏监督、对不执行制度规定者查处不力以及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薄弱等。
6．道德风险是一种损失的可能性，因而是可以制止或化解的。道德风险虽无法根除，但这并非意味着对此束手无策。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在于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低下，产生的条件在于信息不对称或管理不到位，只要能通过某种制度设计增加信息的透明度。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或提高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就会降低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
二、培育道德文化是构建防范商业银行道德风险最有效的“防火墙”
防范道德风险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组织架构调整、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创新、科技系统建设、企业文化等许多方面。而企业文化分为企业道德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层次。道德文化是企业文化中最根本的，它是指调整企业之间、企业员工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它决定着其它文化活动以及员工的实践活动方向。加强商业银行的道德文化建设是构建防范道德风险最有效的“防火墙”。
1．市场风险通过策略调整可以避免，而道德风险必须通过道德手段才能取得更好的防范效果，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调节手段是多方面的。有市场手段、政府行为和道德手段，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通过对人们行为的善恶评价来反映和认识现实世界，主要是通过社会舆论、人们的信念、习惯以及传统和教育等精神力量来维持。道德的影响力是内在的、无形的，它作用的范围比政府行为和市场手段更为广泛，历史更为悠久。道德风险形成初期有很强的陷蔽性。法规、制度难以对其产生有力的控制和约束，这种风险的发生取决于人的意识形态的偏差，它一般的表现形式为没有使业务最优化，突出的表现形式则是损失和风险。明知故犯或明知不可 对此，制度是无效的，道德风险不能在短期内得以解决。而优秀的道德文化能够为员工确立一种具有群体心理定势的指导意识，树立共同的价值观：能激发员工爱岗敬业、奋发向上的工作热情。使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加以发挥。从而产生归属感、使命感、凝聚力和向心力，从根本上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
2．道德文化体系的核心是正确处理从业人员个人价值观与商业银行发展一致的价值观。道德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从业人员为了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为目标，如果能以社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就消除了道德风险的诱因。企业道德文化建设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内
容的统一的、系统的、协调的道德文化体系，以期在员工中形成对企业共同价值观的认知、认同。使其在思想感情上、价值取向上和行为规范上都保持高度一致，以产生较大的凝聚效应和震撼效应，因此，企业道德文化具有导向、约束、凝聚、融合、辐射等功能。
3．道德文化建设可以不断增强从业人员的自律，道德风险主要靠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操守来抵御，道德文化旨在培植员工的自律，把道德自律作为管理防范的深层机制，能有效地阻抑贪赃枉法的邪念，能激活人才的智慧潜力，提升整体素质。道德自律的根本是良心，良心是理性认识的积累，具有独特的“自我评价”、“自我反省”、“自我监督”的功能，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通过对商业银行员工内在良心的培植，可使员工保持廉洁奉公、正直无私的品格，达到道德自律与相互制约的境界，从根本上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
4．道德文化可以弥补防范机制上“硬约束”不足，对于部分道德素质不高的金融员工，内控制度亦可使某些人的企图难以得逞。然而，现代金融活动错综复杂，每个员工所面临的问题又各具独特性，制度无法对每一人单个行为作出规定，又不可能时时事事有人监督。所以“硬约束”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可以治标，培植廉耻之心，从根本上防范道德风险。
5．道德文化建设可以填平商业银行部激励机制的“功能盲区”。防范道德风险通过激励机制的建立也是有效措施之一，但激励机制也有一定的功能盲区，如内部激励手段有限不足以调动全员的积极性。当个人的自我价值已经得到充分体现或者已经无法得到体现时，他的社会价值和义务只有靠道德发挥调节功能，通过道德文化建设引导员工，自觉自愿的向着实现集体利益和社会价值利益而努力，从而使人生价值得到充分和完整的体现。
总而言之，道德风险与道德文化有着内在的关系，它源自于道德文化上的缺陷，因此，道德上的问题仍然要通过道德的渠道来进行解决。当前，切实加强商业银行的道德文化建设是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道德风险的根本之路。
三、培育商业银行道德文化的基本思路
1．确立“以德立行、以德兴行、以德治行”的管理思想。要把道德文化建设列入商业银行发展战略，把培育自己的商业银行道德文化，培育银行从业人员的思想、观念、意识、精神，增强从业人员的责任感、归属感、凝聚力、积极性和创造力作为商业银行发展的立足点。要通过宣传教育，不断探索有效的方式方法，把建立统一的价值观念体系的工作做细、做实，以进一步提高员工整体素质水平，促进商业银行的快速发展，充分发挥道德文化的激励作用：要通过提高银行内部经营人员的风险意识，加强企业道德文化体系建设。动员各方面力量，利用道德规范约束从业人员行为，保持商业银行的有序发展，充分发挥道德文化的约束作用。
2．塑造商业银行从业人员的良好价值观。商业银行对经营目标要有一个定位，有一个价值观。追求价值最大化并非商业银行经营的唯一目的。商业银行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更多地满足本企业员工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塑造和维护企业的共同价值观，要通过向员工传达企业的愿望、核心价值观，关注员工的成长，为员工的全面发展提供指导和服务。以提高企业凝聚力和激发员工的潜能。要通过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把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结合起来，在每一项工作中体现企业的价值观，从而使企业的价值观念为全体员工所接受。逐渐形成优良的道德文化。人们的合理行为只有经过强化并加以肯定，才能形成习惯并稳定下来，从而使指导这种行为的价值观念转化为行为主体的价值观念。
3．把风险文化作为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容。要牢固树立商业银行是经营风险的行业的观念，商业银行经营成功的标志就是看风险控制能力，防范风险是全体从业人员的共同责任。要将这种风险意识自觉地落实到防范风险。特别是防范道德风险的各个环节中去。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能以未来不可控和不能承受的风险为代价，在市场营销中，要贯彻风险控制先行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发展业务与控制风险和防范事故案件的关系，实现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要牢固树立安全防范意识，由被动变为主动，员工由他律变为自律。防范道德风险才能从根本上得以彻底解决。
4．建立企业道德行为规范。道德的规范性是指商业银行从业人员道德生活中的道德活动方式文明化、正规化。其规范一方面要增强职业道德规范对员� 成为其自觉行动；另一方面要注重道德规范建立和操作过程本身的规范性和合法性，使道德规范与社会公众利益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协调一致。前者涉及道德规范的外在功能，后者涉及道德建设和操作过程的“自律”问题。明确道德标准体系，形成既与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相一致、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行业特色的企业道德文化，将道德标准细化为行为规范，促进职工养成文明的语言和行为习惯，并通过各种不同方法深入广泛地宣传教育培训，强化道德说服力和道德劝导力的作用。使文字化的要求变为具体的、可视的言行规范，起到导向示范作用；同时也可在道德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地纠偏、扩展，保证企业道德文化建设正常进行。
5．积极实施人性化管理。重视疏导和满足员工的需要，并为之提供更优越的条件。要从人的本性去认识银行员工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正当的。商业银行作为企业就是要努力去满足自身员工的合理需求，这也是企业发展的目的之一，并且要为员工提供越来越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员工需要的满足一方面使得他没有必要冒险采取不当行为，也就从根本上抑制了道德风险产生的动机。另一方面，需求的满足也激发其努力工作的热情和创造性。
案例：中国银行近年频频出现高管涉嫌违法的事件。首先是前中国银行董事长、行长，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因在纽约任职期间涉嫌洗黑钱和违规贷款被依法判处12年有期徒刑。而后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主任高山05年初因东北高速失款案暴露，携巨款外逃加拿大。海南中行前副行长覃志新非法收受25个单位或个人贿赂，涉案金额折合人民币共约4000万元。2006年在中银香港不当批准向上海房地产开发商周正义发放巨额贷款的丑闻中，被革去总裁职务，柯文雅则提前退休。2007年公司主管人力资源的丁燕生和主管计划及财务的朱赤因涉嫌将银行资金挪作个人用途而被停职，原中银香港总裁办总经理、今年4月间被调回中行总行的张德宝，也在接受司法机关的调查。下面是一些中行上海方面涉案的高管。王政，2003年7月被“”后逮捕，此前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主管个人银行等业务。严庭富，2003年7月被“”后逮捕，此前担任中银香港特殊资产管理部总经理一职，曾任中行上海分行副行长。顾继东，2004年春节后被逮捕，此前担任中银香港总裁办主任助理，在担任中行上海分行行长时任行长办公室副主任。薛章能，2003年被逮捕，此前为香港中银物业公司一部门负责人，在担任中行上海分行行长时任瑞金大厦总经理。瑞金大厦曾是中行上海分行迁往陆家嘴中银大厦之前的机关办公所在地，亦是中行拥有的物业。张人模，2004年春节后被逮捕，后被取保候审，逮捕前任浦东中银大厦总经理。中银香港为浦东中银大厦的最大股东，中银集团以及中行上海分行亦是其股东。曾长期担任中银大厦的董事长。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薪酬激励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银行高管人员采取的是行政性的官本位手段，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手段运用相当不足，导致高管人员具有很强的道德风险。国有银行的高管人员虽然身居高职，但是却无法获得与同级别的私有银行高管相当的年薪，心理上的不平衡是导致他们违反金融法规的重要原因。下面，我列举了一些上市银行的高管年薪数据：
（二）高管个人素质问题。从素质理论上来说，高管的职位应该是和他（她）的素质相当的。素质可以有以下几个划分——知识、技能属于表层的基准性素质，很容易发现；社会角色、自我概念、人格特质和动机/需要，属于深层的鉴别性素质；而深层特质是决定人们的行为和表现的关键因素。在现在的高管选拔制下，通常只是强调其表层素质，比如专业学历背景、从业年限以及管理经验等。这些都未能明确地鉴定高管的深层特质，故而造成了其上任后难以预测和防范的道德风险。
（三）监督及提醒机制问题。从这几个案例中都可以看出，这些人都是在犯案一段时间后才被外部审计部门发现的。这说明监督机制有一定的缺陷。商业银行内部有审计部门，但是通常审计人员都无法直接调查高层的情况，这就造成了很多高管在银行内部处于监督真空的状态。在银行内部，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提醒作用没能够充分发挥出来，造成了高管不能及时得到提醒而有了违法行为。
（四）金融环境及重大经济事件的影响。在上面的丑闻中，“中银香港”和中行上海分行的案件很特别，因为它们是一个高管集体落马的案件，而其他的都具有较强的个人因素。“中银香港”的高管问题主要是其2001年中银香港重组上市时，几位高管涉嫌挪用“小公帐”，并且毁其账本。分析“中银香港”的情况不难看出，中行在“小公帐”、“小金库”这类国内银行的通病上的疏忽，使得在“中银香港”上市的时候就给高管造就了经济犯罪的机会。国内银行确实要处理好像“小公帐”、“小金库”这类历史遗留问题，减少监管的灰色地带，降低高管道德风险的概率；在像银行重组上市这样的重要时期，应该要加强对负责相关事宜的高管的监督。
（五）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问题。导致这些高管的道德风险事件发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银行内部的信息管理系统建设不够完善。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主任高山这样不是特别高位的管理人员可以席卷巨款，无疑跟中行的信息管理系统不完善有很大关系。
二、操作风险及其管理的相关理论
巴塞尔委员会对操作风险的定义是：由于不当或失败的内部程序、人员和系统或因外部事件导致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贯穿于银行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存在于银行的每种业务中。因此，操作风险是银行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涵盖了商业银行的大部分风险。从商业银行管理的角度而言，对于操作风险的管理是很重要的问题。而操作风险中，内部欺诈是指由于机构内部人参与欺诈、盗窃资产或者违反规章、法律或者银行政策的行为带来的损失。由此可以看出高管的违法违规行为是典型的第一类操作风险。
三、结论
就前面对中国银行高管的违法犯罪情况的分析，我想提几点对中国银行的建议：我认为“高薪养廉”是必要的，只有将高管的阳光薪水和国际同行接轨才能有效控制高管的不平衡心理，从而降低其道德风险。加强信息管理系统和内部监督审计部门的建设，从而有效加强银行内部对高管的监管力度。集中力量解决银行体制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强化关键时期对于高管的监督，将其作为专门处理的问题认真对待。
在操作风险管理中及时充分提取高管道德风险的拨备，有效减少其带来的损失和影响。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从深层上提高的高管的道德水准。
【摘要】操作风险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 而本文就高管的道德风险所导致的操作风险问题进行讨论分析，并以中国银行为案例进行详尽阐释，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认识。
【关键词】操作风险高管道德风险激励机制监督体制
参考文献：
[1]巴塞尔委员会。巴塞尔新资本协议，2004.
一、风险投资运行中的道德风险及形成原因分析
(一)风险投资家的道德风险。风险投资家的道德风险发生在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签订委托合同之后。在这一层委托关系中，投资者是委托人，作为风险资本的真正出资人；风险投资家是人，作为风险投资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由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广泛存在，风险投资家很可能利用其掌握的信息优势，做出有损于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如风险投资家向投资者瞒报拟投资项目的风险，误导投资决策；在参与被投资风险企业管理时，不进行尽职监督；与风险企业勾结共谋，获取私利；风险投资家在未找到好的项目时，将暂时闲置的资金进行冒险的金融投机等。这些道德风险行为将为投资者带来很大的损失。
(二)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产生于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签订委托合同之后。在这层委托关系中，风险投资家是委托人，作为风险资本的名义出资人；风险企业家是人，掌握了企业赖以成功的关键技术，并对风险企业进行日常经营管理。尽管风险投资家也参与风险企业管理，但无法监控企业的每一个领域，所以，两者信息不对称程度很大。基于此，风险企业家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有：风险企业家为了个人在行业领域的地位，投入过高风险项目，对未来的合理收益考虑较少；风险企业家粉饰企业财务报告，制造虚假财务信息，从而独占风险企业的利润。
(三)道德风险形成的原因分析。道德风险是风险投资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产生道德风险的原因除了人自身道德素质问题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拥有私人信息。委托人与人签订合同时，双方掌握的信息是相互对称的(至少双方都认为自己已掌握了对方信息)，然而，在委托人与人签订合同之后，委托人无法观察到人的某些私人信息，特别是有关人努力程度方面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人可能利用隐藏行动或隐藏知识的信息优势，在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利益时损害委托人的利益，给委托人带来道德风险。人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表现为人的偷懒问题，人所付出的努力小于其收获的报酬；人隐藏知识的道德风险表现为人的机会主义问题，人是为其自己而非委托人的利益而努力。偷懒可以通过让人分享剩余索取权的激励机制加以克服，然而我国风险投资中对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的长期激励机制还不够，偷懒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而人机会主义问题的解决则需要建立信息交流基础上的监控机制，目前，我国尽管建立起投资者、风险投资家、风险企业家之间的信息披露制度，但这种停息交流机制仍存在严重的微观监控功能障碍，使信息披露失真，无法逼出他们的隐蔽知识，给风险投资带来高昂的成本，大大影响了风险投资效率。
二、发达国家风险投资中道德风险控制的制度设计
(一)对风险投资家的道德风险控制
1.有限合伙制。美国风险投资机构为控制基金管理人(风险投资家)道德风险，对组织模式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逐渐以有限合伙制代替了公司制，成为风险投资机构的主流模式。截至2007年底，美国风险投资机构中，有限合伙制公司约占80%，其余为隶属于政府或机构的风险投资公司。有限合伙制从出资制度、责任制度、分配制度、管理制度、存续制度等五方面进行了创新，强化了投资者对风险投资家行为的监控，对风险投资家形成了一系列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从而有效降低了风险投资公司的道德风险。
美国有限合伙制规定，普通合伙人(风险投资家)出资1%，享受总收益的20%，同时对公司债务负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投资者)出资99%，获得总收益的80%，仅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这种制度安排，把风险投资家的报酬与基金的收益紧密联系起来，充分考虑了对风险投资家的利益激励。并且，由于有限合伙人不直接干预经营活动，保障了普通合伙人的独立地位，这有利于风险投资家施展其才能，在为自身利益而使基金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投资者利益也得到了保证。
2.基金经理人声誉市场的建立。在有限合伙制中，普遍合伙人1%的出资，同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约束比较有限，因为普通合伙人本身的资产并不多，而建立基金管理人声誉市场对风险投资家具有较好的激励约束机制。在美国，基金经理人市场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竞争条件下，投资者总是选择优秀的专业人才作为基金经理人。虽然基金经理人在管理基金的过程上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以牟取私利，但由于基金存续期的限制，基金经理人不可能永久控制同一基金，如果风险投资基金业绩不好，终究会在基金的清算过程中暴露出来，基金经理人的声誉也会因此大受影响。
根据声誉理论模型，尽管委托人和人的风险偏好不同、人能力的信息结构不同，以及人对固定收入与可变收入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是只要在重复博弈的情况下，人就倾向于选择与委托人合作的行为。将这一模型运用于风险投资基金运作，可解释为：只要存在一个有效的基金经理人市场，基金经理人出于声誉的考虑，总是倾向于选择对投资者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以获得市场声誉。当声誉能够准确地通过市场反映出来，具有良好声誉的风险投资家将能够受托管理更多的基金。因此，风险投资家往往非常重视自己在经理人市场的声誉，这种激励机制能有效降低道德风险。
(二)对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控制
在美国，风险企业家道德风险的控制主要是通过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建立合理的融资契约安排来实现。这主要包括融资工具的选择、阶段性融资策略、股票期权计划和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控制权的安排等。
1.可转换证券融资的激励机制。在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向风险企业投资，通常在企业种子期使用可转换优先股，在企业成长期转向使用可转换债券。可转换优先股是指持有人按照协议在一定条件下可转换为普通股的优先股。转换比例根据风险企业的业绩来确定，通常业绩越好转换比例越低，灵活的转换条件改变了风险收益的分配，对风险企业家产生了激励作用。激励机制表现为：当风险企业业绩优良时，风险投资家将加大投资，而风险企业家为获取更多股份，提高企业控制权，就必须有效运营企业，以避免风险投资公司过高的转换比例。同时，由于可转换优先股赋予风险投资家拥有可优先清偿权，这减轻了风险企业家将企业经营至破产的动机，大大降低了道德风险。另外，在风险企业的成长期，风险投资家使用可转债投资，由于可转债具有比股票优先偿还的权利，可以防止企业家在经济不景气时采取转移利润等隐蔽行为，降低道德风险。
2.阶段性融资策略。这是一种有效控制风险企业家道德风险的制度安排，不仅对风险投资家有利，也对风险企业家有利。在这种融资策略下，风险投资家一开始只投入项目发展所需资本的一部分，然而根据企业中间目标成功与否决定是否追加投资。风险投资家拥有放弃追加投资的权力，也保留优先追加投资的权力。对风险企业家而言，由于面临风险投资家终止投资的风险，企业家不得不努力经营，使企业价值最大化来满足业绩目标。这在苹果电脑公司的案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对苹果电脑公司的风险投资分三期，一是在1928年1月，以每股9美分的价格投入了51.9万美元，二是在1978年9月，以每股28美分的价格投入了70.4万美元，三是于1980年12月，以每股97美分的价格投入233.1万美元。由此可见，通过对企业家阶段性的考核，可以激励企业家提高业绩，而风险投资家也愿意以更高价格来购买股份。
3.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在美国，企业家的薪酬包括四个基本组织部分：基本薪酬；短期激励收入，主要是奖金；长期激励收入，主要是股票期权；额外收入。根据2003年的一项调查，美国风险企业高级经理的收入60%来自股票期权。在风险企业实行股票期权计划，即赋予风险企业家在一定期限内按约定价格购买一定数量公司股票的权利。这是一种对风险企业家的长期激励。风险企业家要在拥有期权后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行权，并且行权时若公司股票市价超过期权协议价格越多，风险企业家的收益也越大。因此，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企业家会尽职经营，促使企业价值增长。企业家可以从股票期权获取高额收益，从而实现双赢。
4.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家控制权的安排。在美国，风险投资家是具有丰富的融资、管理、创业经验的专家。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往往拥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风险投资家通过积极参与风险企业的经营管理，不但可以减少风险企业在经营决策方面的失误，而且也有助于控制风险企业的道德风险。
三、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我国风险投资中道德风险控制的路径选择
(一)加快有限合伙制在我国风险投资业中的应用。风险投资铸就的硅谷神话人人皆知，其背后一个重要的制度优势便是风险投资机构实行的有限合伙制。有限合伙制是一种最能降低成本、激励风险投资家的制度安排。前不久，我国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已把有限合伙制写入了法律条文，修订后的新法将于2007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在这次法律修订中，增加有限合伙企业的内容主要是为了使风险投资机构能够采用有限合伙企业的形式，这就为有限合伙制在我国风险投资业中的应用成为现实。
在我国风险投资领域推进有限合伙制的实践，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拓宽风险资本的筹资渠道。政府可逐步放宽养老基金、保险基金介入风险投资的限制，同时鼓励有创业经验的富人进入风险资本市场，努力构建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风险投资体� 二是加快培训风险投资人才。有限合伙制的普通合伙人一般由风险投资公司的经理来担当，这些风险投资家作为有限合伙机构的核心，必须要有事业心和责任感，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有追求高回报的欲望和承担高风险的能力。这样的人才，在我国还很匮乏，要积极培养。三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积极营造学习和借鉴国外经验的氛围。所以，我国应积极培育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机构，充分发挥其出资制度、分配制度等制度创新的优势，促进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降低风险投资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二)在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之间，建立完备的风险投资交易设计体系。风险投资交易设计，就是在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安排合理的投资合同。根据莫里斯一霍姆斯特条件(Mirrlees—Holmstromcondition)，由于存在非对称信息，为了使人有足够的激励去自动选择有利于委托人的行动，就必须在契约设计中让人也承担一部分结果不确定性的风险，并从这种不确定性风险中得到补偿。在这里，风险企业家具有信息优势，风险投资家位于信息劣势。所以，在两者之间必须有一个合理投资合同，将风险部分地从风险投资家转移到风险企业家身上，让企业家感知风险并做出回应，其结果是风险企业家努力工作，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因此，合理的投资合同可以解决两者之间的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问题，从动态的角度降低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
风险投资合同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设计：一是金融工具交易设计。较适合的品种有可转换优先股和股票期权等形式。在风险企业中，可转换优先股代表风险资本一方，风险投资家不但要参与决策，而且对某些重大事项享有控制权。可转换优先股份的灵活运用，既利于风险投资家，又利于企业家及其管理人员，并将风险资本家和创业家之间的冲突最小化。另外，对风险企业家制定长期股票期权计划，可充分调动企业家的工作积极性，有效激励风险企业家的工作潜能。所以，我国应尽快推出优先股试点和进一步推进股票期权计划改革。二是多阶段投资交易设计。多阶段投资交易是由风险投资家主导的融资过程，其最优合同是让风险投资家在企业不同阶段保持固定比例的股份投入，使风险投资家的收益回报与后续投资阶段的股份定价无关，这样可以减少风险资本家进行信息误导而扭曲股份价格，降低风险企业治理结构中的成本。三是管理渗透设计。这是为防止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对风险投资家设计的保护性条款。如规定风险企业必须定期提供财务和预算信息，并且允许风险投资家随时查阅企业的会计账目，了解风险企业的具体经营状况。规定风险投资家在一定情况下接管企业董事会的权力，用以强制改变企业的融资和经营管理等。
(三)建立有效的基金经理人市场和风险企业家市场。由于基金经理人和风险企业家的努力程序存在可变性，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努力的边界难以确定，所以容易引致主观道德风险问题。而建立基金经理人和风险企业家的声誉市场，基金经理人和风险企业家会通过更努力工作来提高经营业绩和信誉，最终选择与投资者合作，以更好地立足市场。在这里，声誉不再是道德问题，而是制度约束。市场声誉激励约束机制可通过以下方式实施：当事人的历史记录；风险投资公司及风险企业的业绩和红利分配政策；中介机构的定期审查；同行的评价等。
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通过谈判选定一家风险企业后，除了要向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外，还要付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供管理支持。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收益直接与所筹集的风险基金规模以及所投资的风险企业的增值能力有关，所以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除了要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以实现所投资的风险企业最大程度增值外，还要尽量地扩大风险投资基金规模来增加能够投资的风险企业的数量。在风险资本家的精力和时间数量一定的情况下，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平衡以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在向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我们假设：第一，风险资本家给单个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间隔为c；第二，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实现的单期最大价值增值为g>0；第三，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产生的单期最小投资损失为b>0；第四，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的单期利润以的速度递减。这样，如果用ri=γg-b表示风险企业某一阶段i的单期非贴现利润，。那么，就可以表示提供管理支持时间间隔为c的单期非贴现总利润。我们将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可以用来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从而保证现有风险企业能够以p＜0o(0
0<1)新风险企业。现有的风险企业每隔时间c被风险资本家评估一次并受到t轮管理支持，从而在tc时间内通过上市产生了一个市场价值(β代表每期贴现率，0<β<1)，那么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现有风险企业获得的市场价值就为(α代表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的股份比例)。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度的，所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只能在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和评估新型的风险企业两者之间进行分配。这样风险资本家做其中任何一件事都会存在机会成本，即风险资本家对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就是风险资本家通过评估新的风险企业所带来的收益。反之，风险资本家评估新的风险企业的机会成本就是现有的风险企业因缺乏管理支持而减少的市场价值，即现有风险企业成功上市后的市场价值部分。
假设新风险企业从风险资本注资到顺利上市增值共要接受风险资本家s次管理支持，用ps-1表示经过s-1次管理支持后的存活概率、(t)表示风险资本家新接受一家风险企业经过管理支持后的市场价值贴现增加值(α''''代表风险资本家占有的新风险企业股份比例)，即风险资本家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的净值。如果在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考虑机会成本，那么，风险资本家在一家风险企业投资并提供管理支持所能得到的净值αwc(t)就是：
假设为了实现风险企业的价值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必然会对投资收益与潜在的成本和监控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以决定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和提供资本的频率。当风险资本家认为与风险企业家的利益可能发生冲突时，投资的存续期就会下降，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就会加大；再者风险企业资产的性质也对预期的成本和分阶段风险资本投资的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一般来说，有形资产越多，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清算形式获得的投资补偿也越多，这将降低进行严密监控的必要性，增加投资的存续期限。现假设风险资本家能够提供的最优管理支持次数为tv。由于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不能得到有效补偿，如果考虑这种机会成本的话，那么风险资本家的实际报酬就会小于名义报酬。因此，风险资本家向风险企业提供的管理支持数量总是少于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数量，所以，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的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时间周期ce总是短于风险资本家实际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周期cv。除此而外，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次数还可能随着获得新的投资机会能力的增加，及其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股份份额的减少而减少、随着风险企业盈利下降速度的加快而增加、随着风险企业单期利润的增加而下降。但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次数都是不足的，并且总是少于最优次数。这里我们对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管理支持次数进行比较分析。风险资本家所需要提供的管理支持最优次数tv就是能够满足在时间周期cv既定的情况下实现αWcv(t)值最大化；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管理支持次数就是能够满足在ce既定的情况下实现值最大化。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存在着机会成本，并且风险企业家在计算利润并没有考虑机会成本，所以，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存在着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管理支持次数非最优的状态，并且这种状态还会随着新加入的风险企业中风险资本家的股份份额增加和优惠措施的提高而日益加重。
二、问题的提出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与融资方式，其主要目的不是取得风险企业的经营权和控制权，而是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有效运行，以实现增值并通过股份转让来获取高额的资本回报，是一种高风险与高回报并存的投资。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一系列道德问题的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对风险投资主体各方利益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道德风险问题，减少风险投资主体各方的利益损害，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萨尔曼(Sahlman,1990)指出，可转换证券可以有效地解决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激励问题，从而减少道德风险问题的产生；Bigus从风险企业家的角度出发，分析解决风险企业家道德风险问题的多阶段融资契约，研究结果显示这样可能会促使投资方产生道德风险；Bergemann和Hege构造了风险投资中的动态道德模型来研究风险投资问题，指出最优的投资契约应该是债券与股票的混合体；Cornell&Yosha针对风险投资阶段性融资进行研究时，认为风险企业家为获得下一阶段的进一步融资，有动力操纵短期项目信号，这显然对项目的长期发展不利，建议使用可转换债券减少这种信号操纵现象；马克斯(Max，1998)认为将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结合或通过一个可转换优先股能使风险资本家实行有效的干预：即在企业经营不善时实施对控制权(如清算权)进行干预，而当企业发展顺利时，放弃干涉则更为有利；Aghion和Bohon首先将不完全合同理论用于创业融资领域，认为存在利益冲突时(EN不仅关心企业增值带来的货币收益而且还关心私人的非货币收益)可通过控制权的有效分配来加以解决。
从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成果都是侧重于研究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如何控制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问题，而对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研究的情况较少。事实上，风险资本家作为投资人不仅为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且为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并且这种管理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风险企业的生存发展。但这种包括风险资本家对风险企业进行监控与注资的管理支持都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制作报告的机会成本、订约成本、花费的时间成本，风险企业家的资源成本以及签订协议时律师费和相关成本。这些成本数额有时可能相当大，并且在风险投资合约中是得不到补偿的。为了节约这些成本，增加收益，风险资本家在风险投资过程中反而会比风险企业家更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这样就形成了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另一方面，风险资本家作为风险投资基金的受资方和管理方，其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于民间资金，其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是普通合伙人(GP)与有限合伙人(LP)的关系，作为GP的风险资本家作为LP的人，虽然其收益与风险投资基金的收益直接相关，但当其努力程度的机会成本超过其收益时，也可能导致风险资本家放弃努力，选择偷懒行为，从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所以，在信息不对称以及环境不确定和行为不可验证的情况下，负有双重身份的风险资本家极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形成道德风险问题。
三、一般合伙人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
为了风险投资能够生存并沿续下去，各风险资本机构必须周期性地筹集风险投资基金，这类基金存续期限一般为10年，并可以展期，通常采用有限合伙制的组织形式。在有限合伙制组织形式中，风险资本家是普通合伙人，负责管理基金的运营；外部出资人是有限合伙人，能够监控基金的运行并参加基金的年会。但只要其承担有限责任，就无权直接参与基金的日常管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出资数量较大的有限合伙人相对于风险资本家来说就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外部人，而出资额度较小的风险资本家反而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内部人。由于风险资本家获得基金规模的固定费用报酬与基金投资利润，所以，风险资本家有通过发起大规模的后续基金以增大公司管理的资本额的动机，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增加其报酬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使然可以大幅度降低固定管理成本，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而风险资本家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必然带来对所筹集的投资基金管理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这必将引起作为普通合伙人(GP)的风险资本家与作为有限合伙人(LP)的外部投资人的利益冲突，产生风险资本家作为内部人的道德风险，出现损害有限合伙人利益现象的发生。
风险资本家为了增加收益并实现利益最大化，会先后筹集并管理多只风险投资基金，而风险资本家由于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会分散其对单个风险投资基金的注意力，影响到对单只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降低了单只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的收益。
用i代表风险资本家管理基金的数量、cG表示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频率、CL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频率、tG代表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数量、tL代表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数量。根据上面的模型可以得出结论：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必然会考虑其机会成本，导致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总是少于有限合伙人所要求的最优管理支持力度，并且这一个管理支持力度会随着风险资本家获得新的风险投资基金的能力的提高而减少，引起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和投资的潜在问题随风险投资基金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除此之外，在既定的时间约束下，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为了缓解管理支持力度与所管理的风险投资基金幅度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采取投资于风险企业发展晚期的办法来加以解决。这是因为：一是随着风险企业的逐步成长，风险企业就能够提供越来越多的信息供风险资本家进行评估，这样信息不对称程度就会越低，风险资本家就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监控风险企业，从而可以大幅度降低和监控成本；二是在风险企业的后期阶段，风险企业的管理及发展已逐步走向正轨，需要风险资本家投入的管理支持力度就可以大幅度降低，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以分配更多时间和精力来管理更多的基金；三是风险企业的有形资产逐步增多，而有形资产不必通过正式评估就很容易监控，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以选择较长的融资轮次而减少所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从而可以加大基金管理规模。这种事情尤其会发生在是当风险资本家监控风险企业的机会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
我们用模型来分析风险资本家的投资阶段偏好：用表示风险投资基金清算时预期市场价值的贴现值，那么作为有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的份额就为；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外部投资者的份额为其花费时间的机会成本时，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就会偏好于投资风险企业的后期阶段，并且机会成本越高，风险资本家的这种偏好就会越强烈。这一结论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得到验证，据VentureEconomics数据库中统计资料显示，1985-1989年五年间美国风险基金投资于后期阶段的比例依次为：52．3％、56．9％、60．3％、60．0％、65．5％，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投资人和普通合伙人双重身份的风险资本家在管理风险企业和风险投资基金时，由于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提供管理支持时存在相应的机会成本，并且由于这种机会成本不被风险企业家和有限合伙人所承担，得不到相应补偿，从而造成风险资本家的偷懒行为，引起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来防止这种道德风险，激励最优的管理支持力度：对于作为投资人身份的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问题，可以通过对风险资本家的机会成本进行补偿的方法来实现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利益的帕累托最优；对于作为普通合伙人身份的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问题，可以通过在风险投资契约中加入一系列的合同条款(与基金的全面管理有关的限制性条款、与普通合伙人行为有关的限制性条款和与允许投资类型有关的限制性条款)来限制风险资本家的机会主义行为。
关键词：道德风险创业板制度建设
创业板的推出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它不仅为一些创新创业企业打开了进入资本市场的通道，而且推动了风险投资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但由于创业板上市门槛较低、公司规模偏小等原因。蕴含较大的风险。而深入研究其中的道德风险，对确保创业板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从证券市场参与主体的角度看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英文“MoralHazard”的直译。经济学上的道德风险有特定的含义，最早提出“道德风险”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阿罗(Arow)，他在1971年的(EssaysintheTheoryofRisk—bearing)-书提出了“MoralHazard”这个概念。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道德风险是在合约条件下，人凭借拥有私人信息的优势，可能采取隐蔽信息、隐蔽行为的方式，以有利于自己，有损于委托人的经济现象。创业板道德风险涉及上市公司、中介机构、投资者和监管层这四大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
1．上市公司引发的道德风险。上市公司的道德风险是指公司大股东、管理层或发起人利用实际控制公司的优势，为自利目的而隐瞒公司重要信息，从而使中小投资者受到损害的风险。例如，中小企业板公司江苏琼花(002002)上市不到两周便爆出丑闻，因未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如实披露委托理财事项，而遭到深交所的谴责。这是在中小板推出不久．保荐人实施初期就出现这种道德问题，令广大投资者感到失望。2009年3月31日证监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不少于两千万．且不存在未弥补亏损”．“发行后股本总额不少于三千万”．以及盈利能力的要求等规定都低于主板与中小企业板上市门槛，加上创业企业的经营时间短，缺乏经营记录。企业与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管理层有可能利用信息优势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产生道德风险。具体表现为：一是上市前企业因急于进入创业板圈钱而进行虚假和过度包装，不履行诚信义务，并对企业业务记录、市场发展前景等与投资者利益相关的内容进行不实陈述，骗取上市资格；二是由于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其中一些是高新技术企业，其盈利前景难以预测，容易因决策的随意性而导致投资决策的重大失误。当然，不排除个别道德水准低、心术不正者会与机构投资者合谋操纵股价．想出各种办法虚增企业利润，制造各种炒作题材，肆意拉抬股价，以期迅速达到套现目的。
2．证券中介机构引发的道德风险。证券中介机构是为证券分析与上市提供保荐、审计、资产评估等服务的专门机构。它们做出的证明文件是投资者进行企业价值判断的重要依据。如果这些机构及其人员受到利益驱动的影响，违背原则，将其利益的天平倒向于个别利益相关者而出现隐瞒信息的道德行为，无疑会使处于弱势的中小投资者对创业板的底线伦理失去信心，进而影响创业板乃至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在创业板市场，中介机构及其人员因诚信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有：一是以保荐机构为主的中介机构受到利益驱动或因为不负责任过度包装企业上市：二是在制作发行文件、发行及上市辅导等过程中与企业合谋，违反有关规定，制作虚假材料或不按要求真实披露信息。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中介机构及其人员道德品质低下，企业怎么要求就怎么出报表。审计意见你说怎么说就怎么说．法律意见能绕过去就绕过去的情况。较为典型的“麦科特欺诈案”表明，在上市公司的造假流水线上的每个环节．投资银行、会计师、律师们都发生了道德风险行为，不光是公司治理出了问题，而是公司治理生态出了问题，导致投资者蒙受损失。
3．机构投资者引发的道德风险。在股票二级市场上，经常出现主力机构利用内幕信息、资金优势操纵股价的现象。证券投资基金作为股市的重要机构投资者，诚信是基金公司的立业之本，而维护诚信的关键是强化风险控制，但频频爆光的基金黑幕事件却反映出基金业发展中道德风险的严重性。例如，上投摩根基金公司旗下成长先锋基金经理唐建以其父亲和第三人的帐户在基金建仓前买人新疆众和公司股票，然后用公有资金将股价拉升到高位后，率先卖出个人仓位，总共获利超过150万元。2007年5月17日，公司宣布决定．免去唐建担任的成长先锋基金经理及其他一切职务，并予以辞退。创业板的推出，机构操纵股价的现象会更加严重。因为创业板上市公司规模偏小，企业的股份大部分掌握在机构投资者手中，加上企业经营发展变化快，业绩不稳定，股价容易被一些主力机构操纵，道德风险出现的频率会更高。
4．监管主体引发的道德风险。在“新兴加转轨”的市场背景下，作为股票市场体系重要构成部分的监管部门，既承担着执行市场监管的重要职责．也承担着促进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职责。但从目前股市的情况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陈述等证券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缺乏监管的系统化安排，监管手段落后，监管能力不强，作为一线监管的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按照目前的监管水平来衡量。加上创业板推出初期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体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监管人员掌握着内幕信息。这些信息可以用于“设租”，“寻租”而产生道德风险；亲情、人情等关系也会使监管人员产生道德风险。试想，如果监管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授贿赂，或利用职权干预其他领域活动为自己积攒财富。扩大利益，审核人员采取对拟上市企业的重大瑕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工作态度，将难以保证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质量：如果监管人员不及时查处操纵股价等违法活动，投资者不仅会遭受投资损失，而且最终会对创业板彻底失去信心。
二、道德风险难以避免的原因分析
要对创业板存在的道德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就必须进一步研究道德风险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构建防范道德风险的有效措施。
1．从委托关系的角度看创业板的道德风险。现代意义的委托概念是由罗斯(1973)提出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关系就随之产生了。”在委托关系中产生道德风险的原因在于人的利己性和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同时存在。从信息不对称发生的时间先后看．不对称性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研究事前不对称的是逆向选择，事后不对称的是道德风险。证券市场中的道德风险是基于多重委托关系的，其中基础性委托关系是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上市公司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委托关系。
2．从组织行为学角度看创业板的道德风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提出了组织行为学的观点，即组织和社会都将从劳动分工中获得经济优势。组织行为学中有一个基本公式：B=F(P、E)，式中B表示人的行为，P表示人的素质(内在需求)，E表示环境。意味着人的行为由两因素决定．即个人的素质(内在需求)和环境。当人的需求未得到满足时，会产生内部力场的张力，起导火线作用的是周围环境。而从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来看，道德风险源于人的自利性，内在强大需求和外在合适环境相遇，道德风险就会膨胀．由于受到的处罚很低，导致许多人愿意铤而走险。
3．从监管角度看创业板的道德风险。当前新《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为规范证券市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这些法律还存在着不足之处，法律约束软化无形中放大了道德风险的底线。此外，证券监管机构不独立，致使监管不力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以致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不能及时得到处理。从事道德风险活动的低成本是我国证券市场产生道德风险的一个主要原因。典型个案是sT啤酒花(现改名为啤酒花)，2004年7月因未及时披露信息被证监会处以60万元罚款，但投资者损失达22亿元之巨(部分转变为违规人所得)，两者相差3666倍。反观美国，安然事件曝光后，公司前董事长肯尼斯·莱被判175年的监禁外加570万美元的罚款，公司也因此破产。
三、加强创业板制度建设的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对创业板道德风险的深入分析，我们必须正视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防范创业板的道德风险，确保创业板的平稳运行。
1．实行严格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实现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于创业板的风险更大，所以应实行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确保创业板相关信息的真实、公平和对称，有效维护公平交易，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此，应加大信息披露频率并丰富信息披露内容。除了正常的财务信息需要真实披露外，还需要特别强调企业诚信、成长性、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保荐人的情况．上市公司前两年或自成立时起的公司详细发展情况，包括公司的客源、利润、技术以及发展前景等方面的信息披露。并尽快将这些信息规范化、指标化、提升其有效性，以此来减少上市公司利用信息优势损害投资者的行为，保障投资者的合法知情权。使投资者充分了解投资风险和投资收益，在公平、公正、公开交易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投资决策。在完善信息披露的同时还要做好风险警示制度，及时向投资者提示风险。对于披露虚假信息，以不实陈述误导投资者的行为，要�
2．实行保荐人与做市商有机统一的创新制度。从世界范围来看，成熟的创业板大都通过设立保荐人制度来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这对创业板市场建设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我国创业板在引入保荐人制度时保荐人的资格必须严格把关。笔者认为，在对资格认定时有必要增加面试的环节并与其过去的业务记录及诚信记录挂钩，选择一些德、才兼备的保荐人员，同时强化保荐人与保荐机构的责任。对于出现弄虚作假现象以及上市后不久企业业绩变脸现象．必须没收保荐机构的保荐收人，1年内不受理该机构和保荐人的相关业务，情节特别严重的除没收保荐收入外，还应处3倍以上罚款并取消保荐资格。此外，还应加快保荐人刑事责任立法。健全保荐人民事赔偿制度，建立保荐人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强化保荐人的责权利并建立保荐代表人诚信管理档案。
海外的创业板不少实行了做市商制度，即报价驱动制度，是指做市商向市场提供双向报价，投资者根据报价选择是否与做市商成交，投资者委托不直接配对成交。做市商通过提供连续双向报价维持市场的流动性，保持市场的透明度与价格的稳定，抑制过度投机和操纵股价，满足公众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同时通过买卖保价的价差来补偿所提供服务的成本，并实现一定的利润。做市商只是在大宗交易、中小企业股票及一些特定创新产品中发挥一定的辅助作用。做市商制度的缺点是，缺乏透明度、增加投资者的负担、做市商可能，所以，该制度存在一定的风险。笔者认为，在我国股票市场上，可先在创业板引入做市商制度．并采用现行的竞价交易方式与做市商制度并存的混合交易机制。同时加强做市商特定法规的制定以及配套法规的完善，政府相关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做市商的实时跟踪、考评、公告和调整，督促做市商切实履行市场义务，建立退出机制．对不能按要求履行义务的机构要有处罚措施，减少做市商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
为了创业板的平稳有序运行，可将保荐人与做市商整合在一起。即保荐机构对企业上市前的实质性审查与上市后的持续性辅导统一，同时发挥做市商的作用。维护股票的流动性和股价的稳定性，实现保荐人与做市商的有机融合。
3．实行严格有效的监管制度。创业板蕴含较大的道德风险，这不仅直接损害投资者的利益，而且影响资本市场乃至社会的稳定。要避免或降低风险，需要投资者的审慎，但关键还在于法律法规的完善与监管力度的加大，以此强化市场风险控制，防范市场操纵，督促企业规范运作，为创业板的长远健康发展打好基础。
在法律方面．需要建立高效运作的市场法律、法规体系．规制创业板道德风险的相应法律制度要全面调整不同利益主体关系的现实需要，要建立上市公司经营者激励与约束的法律机制，完善信息披露与对创业板市场适度监管的法律制度，完善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架构。可在现有刑法、民法基础上，出台《政府道德法》，使道德对制造道德风险的人员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可依据的量化标准，通过法律手段培养全体公民的职业道德。
在监管方面．必须为创业板设立高度独立性、权威性的检察机构，赋予其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监管体系，即从上市公司的内部监管，到包括监管层、保荐人、投资者以及新闻媒体在内的外部监管力量，都应起到积极的作用。信息披露是创业板监管的关键．监管机构必须加大对发行人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加大对重大违法案件查处，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现象。维护市场秩序，使道德风险行为的成本远高于其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同时要加大对中介机构造假的打击力度，严刑峻法，保持中介机构的公信力。在这方面，美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不太涉及公司治理，主要针对信息披露，对道德风险是决不手软。安然事件发生后，具有89年审计史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由于涉嫌合谋造假．被判禁止5年内从事相关业务。此外，安达信环球与安然股东和雇员达成协议，同意支付6000万美元以解决安然破产案所引发的法律诉讼。
总之．我国创业板必须建立实时监控制度．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检查处理，及时公告。加大对各类主体的败德行为的查处力度，以保证创业板的正常运行。
4．实行严格的退市制度。“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达尔文揭示的这一生物进化论核心观点．在股票市场也同样适用。退市制度有利于保证创业板市场实现优胜劣汰，从而保持上市公司的高质量。目前全球约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50个创业板市场。但真正成功的只有创建于1971年的美国纳斯达克和创建于1995年6月的英国AIM。美国NASDAQ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一是不断地推陈出新，据统计，NASDAQ市场从建立到2006年9月，共有约1万家公司上市，近7千家退市，比例高达70％。上市公司退市标准完备，涉及面广。把资不抵债、股利分配情况以及固定资产处置、冻结等因素都纳入退市标准。二是NASDAQ体现一种扶持创新型企业的特征。三是实行做市商制度和严格的监管制度。AIM成功的经验主要是其独特的保荐人制度，无强制性准人限制，特有的税收优惠政策等。
2001年4月23日水仙被摘牌，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写下了退市的第一笔，但到2008年年底，退市公司不到4％。《公司法》对上市公司退市有相应规定，但实际执行中没有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完善上市公司退出机制是创业板自然的新陈代谢过程，有利于股市实现优胜劣汰，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有利于上市公司管理层不断改善公司经营业绩，也有利于引导投资者的理性投资。2009年3月31日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和深交所2009年5月8日的《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定》都高调规定了公司退市制度，但关键在于能否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希望在创业板推出初期，必须进一步补充出台有关退市操作客观标准．以防止退市的主观行为和行政干预，对严重违规的公司要严格实行退市制度。
5．实行高效规范的做空机制。长期以来，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只有做多才能赚钱，这无疑增加了股市的系统性风险。股指运行常常与宏观经济发生背离，市场投机气氛浓厚。反观成熟的股票市场，融券交易、股指期货等做空机制往往被看作是股市健康运行的基础。因为当股价过分上涨偏离其内在价值时，投资者就会进行做空打压。多空两方不断寻找市场价差，使股价在价值上上下波动，这有利于改变股票市场“单边市”的状况，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规避风险的工具。从股票市场长远发展来看，做空机制的推出是必然的，不仅让投资者获得规避系统性风险的工具。而且可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增加证券从业机构收益和国家税收，促进创业板的规范发展。
关键词道德风险寿险核赔
道德风险，又称道德危险，是一种无形的人为危险。寿险理赔中的道德风险行为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在购买保险时，抱着赢利或（非规避风险）的主观心理态度，采用隐瞒、欺骗或其它故意不实告知的方式和手段，获取保险理赔金的种种违公德和法律规范的行为。
道德风险行为涉及的保险金给付额高，在寿险核赔中非常典型，容易使保险公司陷入财务和法律上的困境，社会负面影响极大。针对道德风险行为的特点采取一定的核赔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1道德风险行为的表现形式
1．1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欺诈
在实务中具体表现通常有以下几种：
①以欺骗方式投保。例如有许多投保人在事故或疾病发生后才购买保险，并采用隐匿病情、替身体检等方法通过核保这一关。
②编造或夸大事故。在事故发生后，以伪造、变造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夸大损害程度，以及隐瞒事故的有关重要信息等方式，来谋取保险金。例如，在保险合同生效后两年内被保险人自杀，属除外责任，然而索赔时，投保人一方可能隐瞒实情，以意外事故向保险人申请索赔。又例如投保人一方伪造死亡证明、捏造死亡事故来获取保险金。
③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例如，为取得保险金伪装被第三者袭击，伪装失足溺死、摔死，伪装交通事故死亡，伪装中毒死亡，伪装海难死亡、伪装失火死亡，伪装自然死亡，伪装自杀死亡等；采取自残方式谋取保险金，如轰动全球的台湾地区的“金手指”保险欺诈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④其它欺诈方式。如就同一事件向同一保险人多次索赔或向不同保险人多头索赔等。
1．2市场营销人员的欺诈
由于保险公司面临着内外双重压力，致使许多公司以业务多少、保费收入大小论英雄。出售保险的营销人员为了取得更好的业绩，可能即使知道投保人投保的动机不正，也故意“视而不见”。另外，有少数业务员还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共谋隐瞒、错报相关信息骗保骗赔。
1．3医疗机构的欺诈
如提供错误诊断，增加治疗费用，延长医疗时间或频率；与被保险人勾结，拒绝提供真实的医疗记录或伪造证据等。
1．4保险公司内部职员的欺诈
主要有：有意错算保险金，挪用差额；拖延保险金给付以自行占用；接受贿赂，不公正地处理投保或赔案，将有关核保核赔的信息提供给进行欺诈的人。
2道德风险行为的特点及其影响
道德风险行为属于欺诈行为，具有以下特点：“保险事故”的发生距保险合同生效日非常接近。许多道德风险行为申请的保险理赔，在保单生效后10天以内就开始“出险”；投保金额高，投保险种、份额多，或多家公司投保；投保人提交的理赔申请资料不完整，或有关收据有涂改、变动，甚至有些内容前后矛盾。
道德风险行为对保险公司乃至整个保险行业都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
①影响保险最大诚信原则的履行。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活动中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其含义是指保险双方在签订和履行保险合同时，必须以最大诚意，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互不欺骗和隐瞒，恪守合同的认定和承诺，否则，保险合同无效。
②影响到寿险核赔处理的效率和服务。由于有这些道德风险行为的存在，在实际核赔处理时，只能将所有的案件一视同仁对待，详细考查。这样的结果使保险人收集处理信息的成本增大，核赔处理的整体效率降低，同时也降低了投保人对核赔服务的满意度，使保险人受到社会上“投保容易理赔难”的责难，影响了服务水平的提升。
③危及保险业的健康发展。道德风险行为使许多保险公司陷入巨大的财务损失和法律纠纷当中，既影响了公司自身的发展，又影响了保险公司在公众中的形象，缩小了保险公司自身发展的空间，道德风险行为已成为保险业面临的严重问题。
3寿险核赔工作的应对措施
3．1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3．1．1改进企业内部管理制度
保险公司内部的管理直接影响业务质量的高低，许多理赔案件的发生，就是由管理上的漏洞造成的。例如，在一些体检中，如果保险公司内部对体检没有严格的规定和制度，对前来参加体检的客户身份未进行有效的确认，很容易出现冒名体检的现象，使一些健康状况较差的客户被承保进来。在赔付时，如采取大额赔款上门服务制度不仅可以防止一些非法分子冒名索赔，还可以扩大公司的影响力，树立良好的形象，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3．1．2对营销员实施内部监控
营销员作为保险业务首次风险选择的把关人，是否按照公司的要求规范展业，严格操作，是影响业务质量的关键，尤其对于免体检件，更是如此。营销员在开展业务时，可以直接接触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通过和客户交流，可以掌握客户的健康状况、生存状态以及投保动机，对这些情况的反馈，是核保人员能够正确核保的依据。保险公司加强对营销员的管理，加强对其业务的审核和控制，可以防止不良保单进入，提高承保质量。
3．1．3加强核保的风险选择
对保险人来说，核保环节是保险业务的入口，也是进行风险选择的重要环节。核保人员对业务的风险选择和核保质量的控制，直接决定和影响事后的核赔结果。在核保时，核保人员不仅通过投保人提供的信息来进行风险评估，而且还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如生存调查、面见被保险人、体检、询问人和各类核保问卷等方式，来获取投保人、被保险人的相关信息，准确地把握风险，较好地防范投保人一方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许多保险人提倡“核保从严，核赔从宽”的政策。但如果没有核保从严的先决条件，核赔从宽将只能是对逆选择和保险欺诈行为的放纵，对诚实善良投保人利益的伤害。
3．1．4加大计算机参与核赔的力度
充分利用网络系统对所有的业务采用集中核保和核赔的方式。具体措施如下：在计算机中设置统一的理赔权限；对各类理赔及各类管理人员均应设置编码及核赔的权限；从案件的接案、立案、初审、调查、理算、复核审批、结案归档均应由计算机全程控制。
为确保赔款案件审定的严谨性，在接案登记后，应由专门人员将报案信息录入到计算机中，若此案未在报案时将信息录入到计算机中，,则各种赔案给付资料均不能由计算机生成。财务部门在支付赔款时，应审核申领人资格，以投保单号或保险合同号查询应付费记录，以计算机打印的付款通知书、付款收据进行付费。所有案件的当前状态均根据理赔案件的进展情况，由计算机在数据表中置入相应的标志。这样既方便了保户的查询，又对假赔案有一定的约束力。同时也避免了同一被保险人出现多次索赔的现象。
3．2提高核赔人员素质，加强核赔调查
核赔人员是核赔案件处理具体的经办人，是保险人防范业务风险最后程序的关键，他们的核赔理念、职业道德、核赔业务能力、知识水平等综合素质，对核赔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
寿险公司应有计划的吸纳医务人员壮大自己的队伍。聘请有经验的医生作为案件的把关人，经其确认后才能进行赔案的处理。道德风险行为者申请的理赔往往不符合医学客观规律。外力、致伤物、人体组织三者间的相互作用，直接关系到机体伤害的形成。了解这一点，会帮助判断伤害的性质、程度。如该机体是否是自伤（自杀）、诈伤（诈残），是否是精神心理因素造成的假象等等。
在核赔中，保险人处于信息劣势的情况下，更需要核赔人员具有较高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在仅掌握投保人提供有限的信息情况下，能够较好地判断一个索赔案件的风险，判断是否有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存在，以及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一个具有丰富经验和较高业务素质的核赔人员，在同等条件下，对于识别和防范索赔案件的风险方面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核赔调查是获取信息和甄别信息的重要手段，为核赔决定提供可靠的依据。核赔人员作出核赔决定，不能凭主观的臆断和想象，而要用事实、证据说话。核赔人员根据自己的经验，即使怀疑一个索赔案件可能有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但如果不能取得有力的证据，也无法作出拒绝赔付的决定。
3．3加强外部协作和同业间协作
对于保险标的和保险事故的许多重要信息，都是来自社会相关机构和单位，而保险人要获取信息，离不开这些机构和单位的支持、配合，他们是保险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如被保险人在医院治疗或病故，对保险人来说，医院就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渠道；如被保险人发生自杀、意外死亡或他杀等事件，公安部门将会进行处理，并掌握事件的有关情况；如被保险人发生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将会处理等等；还有社会保险部门、检察部门、法院等都是重要的信息渠道。
此外，目前寿险理赔查勘人员行使调查、笔录的权力是很弱的，缺少法律强制性优势，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为了得到充分而真实的信息，借助公安部门的手段及威慑力是非常必要的。
保险同业之间相互协作、相互沟通、相互联系和对客户资源信息的共享是非常必要的。每家保险公司都有众多的客户群体，在一家保险公司曾被拒缓保的客户，可能会转向另一家保险公司投保，也可能被另一家保险公司以标准费率承保进来；同样，在一家保险公司进行骗赔的人，其黑手也可能会伸向另一家保险公司，或在多家保险公司恶意投保，通过保险谋取不当利益。如果每家保险公司都孤立对付这些情况，势必得不偿失，难以防范不良客户的进入。因此，同业间应就这些客户的资料建立共享的信息网，将有助于维护保险行业共同的利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有效地将不良保单拒之门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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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官员自利倾向导致的“经济人”行为是产生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
财政赤字的产生有理性的原因和非理性的原因。前者包括政府调节经济周期波动、实现社会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债务利息支出等，这些因素虽然在客观上导致了政府收入减少和支出扩大，但它们导致的财政赤字是政府履行财政职能必须付出的代价，且大多数对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而非理性的财政赤字主要由政府官员的某些不负责任的败德行为导致。由于进行市场干预的政府官员也是普通人，在缺乏有效约束机制下，他们往往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具有“经济人”的行为特点，加上信息不对称因素，他们在财政资源形成和分配过程中的利己倾向会加重财政赤字状况。需指出的是，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假设并不是绝对地适用于每一个政府官员，文中只是对现在各国普遍存在的这种现象进行客观描述，对这些政府行为中的道德失范现象进行剖析。
1.对民意和政绩的争取导致财政支出膨胀。在政治市场上也存在着竞争，如同经济市场上生产者争夺消费者一样，为实现晋升，政府官员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以及做出政绩获取上级部门的注意，这种政治压力往往转化为政府公共支出的扩张，形象工程越来越多，甚至出现公共支出超过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实际需求的现象。当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不是由公众的需求引起的，或没有按照公众需要的重要性排序给予，以赤字为代价提供的公共物品是低效率的，有损资源的合理配置。
2.对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导致预算规模和财政支出的扩大。通常情况下，预算规模的扩大可增加政府官员的财政资金支配权。正如尼斯卡宁（W.Niskanen，1973）指出：“有几个变量可能进入官僚的效用函数，它们是：薪水、公务津贴、公共声望、权力、庇护、机构的产出、变革的便利性以及管理机构的便利性。我认为，除最后两个变量外，所有变量都是机构总预算的正单调函数。”[1]由于以上大多数变量的增加都能提高政府官员的个人效用，而这些变量都仰仗预算的支出规模扩张。因此，政治家在做决策时，总是会有意偏向扩张预算支出。通过模型分析，尼斯卡宁得出了政府官员会产生把公共部门的产出扩大到社会最佳产出水平两倍的规模的结论。虽然这个分析结论的准确性还有待研究，但它揭示的应加强政府官员权力约束的道理是可取的。此外，由于政府官员的效用与公共资源使用部门的使用权力紧紧相连，租金收入、回扣和贿赂的欲望可以击破政治公德心的防线，从而出现缺乏财政职业道德的从业者进行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等行为。这导致了公共支出总量扩张或财政资金投入到不该去的领域，最终造成财政资金的低效率，损害了公共利益。
3.财政资源分配的信息不对称弱化了政府官员财政资源使用的责任感。哈耶克认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就是“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源于每个人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政府行为也不例外，对财政资源的使用其实也需要责任感。但事实上，财政资源分配的信息不对称会弱化政府官员、公共资源使用单位的责任感。一方面，财政资源是由上级政府向基层单位层层下放，具体的投放量主要由资金使用者申报决定（编制预算），决定资金投放多少的上级单位往往不了解基层实际情况，资金使用上存在信息的不对称，下级单位对资金多多益善的追求甚至财政资金倒逼做法使得支出存在扩张态势。另一方面，财政资金管理者并不是资金的创造者，纳税人利益代表处于缺位状态，因而即使有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资源具体使用的监督作用事实上是很弱的，当预算的外部监督者被监督者操纵时外部监督的效力更是乏力。因此，财政资源使用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道德风险。这是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大多亏损，都普遍存在公共工程低效益现象，都有或有债务的原因所在，也是财政支出容易超出合理使用规模的主要原因所在。
二、缺乏监督的金融机构在财政赤字弥补时有赤字货币化倾向
在各国，财政部门与金融管理机构作为政府主要公共机构，两者关系非常密切。当出现金融危机时，政府可以发行国债或对外贷款，以政府债务承担金融损失。而央行也可以通过货币发行，化解财政赤字。正是两者存在如此密切关系，越是金融机构缺乏监管机制的国家，财政赤字就越容易产生道德风险问题。
财政赤字弥补的主要方式是发行国债和货币融资。由于货币发行弥补财政赤字的方式不必为增发的货币支付利息，在央行缺乏独立性的情况下，自然受到财政当局的欢迎。而且长期的财政赤字多带来利率上涨，过高的利率降低了私人部门的资本积累率，带来了货币当局的压力，而金融官僚也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膨胀性货币政策更易获取公众与政治家的欢迎，因此中央银行必然也有通货膨胀倾向。伯恩德和德禾安（Bernd Jan Sikken and Jakob de Hann，1998）认为[2]，由于公众决定着预期通胀率，货币决定着即期通胀率，为了降低附息公债的实际价值，政府就有可能被引诱去通过货币政策操作来创造较高的通胀。当名义票面利率固定的长期公债占公债余额的份额较大时，政府由通胀创造中得到的“资本收益”或“通胀税”会更大。这样，由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都摆脱不了政治压力的影响[3]，财政赤字隐含了货币化倾向。也就是，财政当局制定长期政策时，对赤字的弥补倾向于货币发行，难免出现原定的公债发行最终被货币发行所取代。总之，财政的需要助长了中央银行的通胀倾向，双方不负责任的选择使得公众在被征收了铸币税之后又被征收通胀税。
政府公共机构道德风险带来的代价是很大的。通胀带来政府公债实际值缩减和通胀初期失业率下降，同时也形成了政府信誉或信用度下降的长期成本。阿比迪安和比格斯（Iraj Abedian & Michael Biggs，1998）[4]认为，通过提高货币发行的增长速度或降低实际利率，政府能够将其公债融资货币化，从而产生较高的铸币税，但同时也会引起较高的通胀率。虽然政府会获得较高的通胀税，但由此引致对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产生的负效应会超过该项政策在政治上带来的收益。
三、财政赤字会削弱“官商”的贷款责任感
政府以财政赤字换取金融和私人部门经济稳定的做法，会由于政府干预经济或政府对这些经济部门的过度保护导致金融中介机构和私人部门的寄生性，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也产生道德风险。在政府过度干预的情况下，会形成克鲁格曼（Krugman）1998年指出的“官商”（elite）[5].“官商”是指一些特权阶层，包括一国的大型企业集团、金融中介等，它们是经济中能够进入外国资本市场的人，能以常数利率从国外借人资金，再把资金供给自己所有的国内企业。当这些“官商”出现偿债困难时，政府往往会对之进行财政援助，而不惜以增加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为代价。正是这种政府与经济特殊阶层的高度相关关系和公私不分，往往导致这些企业不管是否会受到市场约束而盲目投资，经济行为变得不理性。此外，由于政府完全掌握了货币信贷政策而形成“官治金融”体制，也由于金融中介机构与政府形成了互惠的制度安排，造成信贷市场严重扭曲，银行缺乏自我约束。有了政府保底，一大批金融机构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也淡化了整个社会的金融风险意识。
在开放经济下，当存在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公私不分，即使财政赤字不一定很高的情况下，往往因为市场对政府财政增收能力的信任危机导致货币危机。Krugman（1998）[6]、Corsetti（1999）[7]等人分析指出，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金融部门大量的贷款进行担保。由于存在政府帮助企业还债的预期，国外债权人愿意为无利可图的工程和缺少现金的企业投资，这很容易造成企业过度借债。危机发生以后，由于政府不能提高税收或降低财政支出来减少财政赤字，因此市场预期政府采取适当的国内改革或通过铸币税来弥补一部分赤字，这就导致今后会产生高通胀率和对本币需求减少的预期。而且，由于国际投资者预期该国财政收入将不足以偿还相关债务，他们将拒绝为该国金融中介机构的短期亏损融资和为他们的债务延期，大量投机性资金外逃，引发流动性危机，贷款者集体行为（collective action）造成的国际金融市场内在的不稳定性导致了危机的发生。最终，高政治风险预期（财政赤字风险）导致了金融恐慌。
所以，当存在政府干预和财政赤字预期时，这些特权企业会权利膨胀，缺乏资金偿还和严格贷款审查的责任感，从而产生道德危机，动摇市场信心。
四、我国财政赤字中的道德风险及其影响
财政赤字形成过程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在我国是存在的。首先，由于我国地方政府在财政资金的使用上有较大的权力，政府官员为追求政绩越权干预经济的现象不少。我国20世纪80年代普遍存在的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就与政府官员的好大喜功和财政资源使用和分配的随意性较大直接相关。目前财政稳性债务（隐性赤字）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地方政府越权担保造成的。其次，我国不少的政府官员也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由于从事有损公众利益的活动而被查处的可能性小以及公共工程投资活动主要由政府部门垄断包办，国有项目负责人办事的公正性和提高国有资源使用效率的责任心大大降低，带来道德风险。这突出地表现在诸多“形象工程”是豆腐渣工程、政府采购长期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和制度外收入成为“第三财政”等现象上。此外，我国地方政府藏税于己的政策偏好也会加重中央财政赤字。由于地方政府与地区经济主体联系更紧密，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纳税能力更了解，这样就难免出现财政博弈行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合谋，企业享受税收政策优惠减少中央税上缴；地方政府擅自采取税收先征后返政策，财政账面上的收入“虚增”增加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和实惠而减少了中央财政可支配收入；地方政府用以费代税等隐蔽形式获取预算外甚至制度外收入……地方政府的利己倾向最终加重中央财政困难。
对财政赤字的依赖事实上削弱了我国微观经济主体的道德约束。受到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是我国的特权阶层，他们对财政的依赖带来的道德风险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例如，1999年我国相继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实施国有企业债转股以后，银行的逾期贷款就不正常上升。我国国有企业普遍有债务豁免预期，“赖账经济”在我国十分泛滥。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了财政赤字的大包大揽会使财政资源使用主体在使用过程中缺乏使用责任约束，成为败德者。
我国金融机构信贷自律的责任感不强，也与存在财政救险预期有关。从我国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坏账率居高不下、财政部发行国债注入国有银行增加其资本金、广信事件发生后中央政府的态度以及各种基金非法筹资问题最终由政府财政解决等事件可以看出，我国银行债务最终向财政债务转化，银行负债实际上由政府负担。正是有这种依赖，金融机构没有真正做到加强自身管理，用财政赤字解决金融问题的做法实际上减小了金融机构的责任约束。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财政赤字虽然规模不算太大，但财政赤字中的道德风险并不小。我国各类负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汇集为财政负债，而政府又可以通过货币发行解决赤字问题，最终损害的是债权人利益。从而，财政赤字的形成和弥补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带来宏观经济主体和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不规范。更重要的是，由于收入分配的微妙变化，违背道德伦理的人往往获取风险收益� 财政赤字中的道德风险不仅降低了道德标准，还引起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正，对经济的有效健康运行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中国已经加入WTO，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政府的行为也更要与国际惯例接轨，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以及地方政府部门中的这些道德风险不赶紧控制和消除，不仅会吓跑国外投资者，也会带来货币危机、财政危机甚至政治危机。当前除了提倡“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加强国民的德育素质教育以外，制定规范的预算制度，提高败德者的预期成本，创造有利于道德伦理健康成长的体制环境等举措也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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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代企业道德风险性质及根源
后金融危机时代，人们又重新来关注企业道德风险和伦理行为。企业道德风险是20世纪中期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经济哲学概念，它是指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环境下的 到20世纪90年代，道德风险的相关理论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深入发展，不仅用于解释公司治理问题，还拓展到公共服务领域、保险和资本市场里发生的相关的行为。有关道德风险这个论题的发展进程，从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广义的企业道德伦理可以追溯到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有关企业经营者的描述。在后来的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1971)论文集中提出了阿罗-德布鲁契约问题，文中阐述了在双方订立契约中隐含特定的道德风险。罗杰格斯奈里在其《阿罗-德布鲁范式与现代契约理论》中对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未来潜在道德风险做出了深入分析，企业管理当局所采取管理决策行为会给契约各方带来经济后果，但在事先的环境条件下各方不能预知和确认管理者的行动，这种后果是可在未来得到证实的，因此，将企业委托的道德风险问题准确地称之为“隐藏行为”和“隐藏知识”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公司量刑指南(FCSG)”,详细阐明了公司忽视伦理道德的作用所带来的风险，若企业没有必要的道德约束和控制，在经济活动产生的道德风险会导致公司面临现实的损失[1]。Sison提出和发展了企业伦理和道德质量问题的理论，说明伦理质量要有良好的先天环境基础和后天精心培养，并且企业组织拥有良好的伦理道德质量关键取决于经济组织中管理当局的伦理道德水平和质量
关键词：声誉效应；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2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0-0070-06
一、引言
企业道德风险一直是国内外备受关注的，历久弥新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道德风险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地影响了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国有企业道德风险问题是阻碍其健康发展的绊脚石，是阻碍其正常运营的根源所在，是导致其效率低下的主要动因。研究如何防范和控制国有企业道德风险，以约束国有企业所有者、管理层甚至员工的机会主义行为，成为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这一背景，分析国有企业道德风险形成动因，构建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将有助于从根本上降低和防范国有企业道德风险。
对于道德风险的控制，相关的研究主要从外部治理（Jerry Mander，2001）、经济法律规范（EllaJoseph，2003）、制度与政府关系（GarywISon，2000）、企业道德创新概念（DomingoGarcia Marza，2005）、内部组织和权力架构治理（Dawn Marie，2005）、道德审计和伦理反思（DomingoGarcia Marza，2005）以及企业分类系统治理，2003）七个视角进行研究。但现有的管理方式缺乏对道德风险的控制，其遏制力度不足。对于道德风险的评价是防范道德风险的关键环节，因此构建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本文从声誉效应视角出发，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探讨，设计出一套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进一步解决国有企业道德风险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并切实有效地降低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这不仅能丰富国有企业管理和治理理论，而且有利于指导实际工作。
二、相关文献综述
从构建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这一研究目的出发，本部分先对声誉效应和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整理、总结。
（一）声誉效应相关理论
声誉即声望名誉，是一种保证形式，一种隐性激励机制。具有代表性的声誉理论有声誉信息理论和声誉资本理论。声誉信息理论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研究了声誉的价值和传播机制，强调了声誉的信息效应。声誉信息效应认为：声誉作为一种有效的信息，作为一个向外界传递公司绩效和财务状况的信号，能够反映出企业的内部特征，影响参与主体的决策与行为。声誉资本理论中，Kreps认为声誉是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企业是声誉的承担者。良好的声誉有利于企业提高竞争力、提升市场价值、构筑竞争壁垒，有利于企业永续发展。
（二）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文献综述
大部分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道德风险的防范与控制上，而对道德风险评价体系的构建研究较少。
对于国有企业道德风险的控制，李翀（2001）从制度因素层面提出用制度创新的方式来抑制国有企业道德风险[1]；彭晓洁（2006）提出要逐渐建立一个市场化、规范化、职业化的经理人市场[2]；陈继初（2010）指出将激励与监督两种防范机制一并融入到报酬合同的制定中[3]；张维（2010）对VaR模型进行修正建立了一个道德风险度量模型（BVaR模型），提出了一种新的国有公司道德风险度量方法——行为偏差分析法，依据企业主体的行为偏离正常值的程度来计算道德风险值[4]；宋卫武（2011）提出的道德风险防范措施中，加强权力制衡的关键点是对决策环节的制衡[5]。
对于道德风险评价体系的建立，孙玉国（2009）针对上市公司，运用财务管理指标设计出一套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应付职工薪酬与净利润比例在内的7个指标[6]；李玉志，赵炳盛（2010）利用回归技术的方法，指出影响过度投资与在职消费的资本结构指标[7]；孟凡良（2012）从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三个视角建立综合测评管理行为分析模型，设计出一套中央企业经营者道德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包括盈利能力、创新能力、企业竞争力、全局观、政治远见、企业共同成长、社会形象和企业内形象8个一级指标和13个二级指标[8]。
（三）研究述评
一方面，国有企业道德风险的控制和防范缺乏力度。仅仅从激励和监督视角提出一些措施，控制内容过于宽泛、防范手段落后、控制措施不具有可操作性，并且道德风险难以识别，难以从根本上有效控制国有企业道德风险。另一方面，从道德风险评价体系指标的建立来看，目前的研究是从财务指标、资本结构来构建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从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三个视角设计企业经营者道德风险预警体系，很少考虑一些个人因素、非财务指标、行业差异性，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标准化的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体系。
我国国有企业道德风险问题日益突出的主要原因就是在选拔前缺乏对管理者的道德风险进行有效评价，进而对道德风险缺乏有效的管理和防范。可见对道德风险进行评价是防范道德风险的关键环节，因此研究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三、声誉效应视角下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新思路
通过对国有企业道德风险形成动因的分析，提出了本文从声誉效应这一视角研究的原因及意义。
（一）国有企业道德风险的形成动因
我国国有企业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片面追求政绩的机会主义风险、追求物质享受的腐化型风险以及满足自身私欲的犯罪风险。其成因主要包括：
1. 制度“硬核”引发信息不对称。在逐步深化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革进程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委托关系应运而生，成为道德风险出现的制度性根源。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是中央政府委托各级政府管理部门进行管理，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委托企业，在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又存在企业经理人与其员工的委托关系。这样长距离、多层级的委托关系势必会削弱委托人对人的监控力度，减慢信息的传递速度，降低信息的真实性，继而导致人有机可乘，出现道德风险问题。
2. 利益驱动。对于国企而言，国家、企业的利益驱动与管理者的利益驱动不一致。前者的动机在于实现国有资产增值、国企价值最大化以及完成政策任务额。而作为管理者这样的“经济人”，其行为动机是多元的，包括获得个人报酬、提高社会地位和政治前途、增大权力以及实现自我价值。其主要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的诱惑力和驱动力，增加了道德风险出现的频率。
（二）声誉效应对道德风险控制机理
前文对于道德风险形成动因的分析表明，控制国有企业道德风险的重点在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加大人与委托人的利益趋同性以简化人的动机。企业管理者的声誉不仅能够约束其行为，减少信息不对称，而且能够激励其努力工作，趋同企业与管理者的利益。因此声誉效应在加强国有企业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的建立，降低和防范道德风险行为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声誉可以披露管理者市场中的关键信息，约束管理者的行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道德风险问题。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良好的声誉是企业管理者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斯蒂格利茨（2010）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经济学“经济人”及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假设前提下，如果博弈重复发生，在长期的、动态的重复博弈下，企业管理者可以通过良好的声誉，实现自身的长期利益最大化。管理者声誉是一种信号，能够向企业内外部传递其个人素质和经营管理能力，是其人力资本的核心内�
另一方面，声誉是一种“隐性激励”，能够激励企业管理者努力工作，将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相结合。在重复博弈下，声誉为契约的实施提供了隐性激励，行为主体往往会为了长远的利益，而放弃由欺骗带来的短期利益，进一步实现合作均衡。KMRW声誉模型证明，当一个博弈参与人的支付函数（特征）不为他人所知时，该参与人为获得长远利益，可能会积极主动地建立好的“声誉”[9]；在有限次博弈中，如果博弈局中人的非理性人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是博弈策略是“针锋相对”，即一旦违约，将不会与其合作，解除合作关系。声誉效应对道德风险控制机理如图1所示。
因此本文着眼于声誉效应这一视角，设计一套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预期采用德尔菲法与D-S证据融合法对每一个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使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测算出不同阶段每一位国有企业管理者的道德风险水平和企业的道德风险水平。一方面将其作为实行奖惩制度的依据，以约束其行为；作为管理者日后晋升考核的依据，以激励其努力。另一方面企业的道德风险水平能够反映其监管力度，为监管部门的工作提供依据。本文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在理论上完善道德风险防范的相关研究，而且还具有现实意义，预期将这一套评价体系应用到具体实际中，从而降低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促进国有企业蓬勃发展。
四、声誉效应视角下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
从微观上讲，管理者层面指标体系旨在评价国有企业最高层管理者的道德风险水平，并建立档案作为其选拔和奖惩的依据，以约束其行为，激励其努力工作，继而降低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从宏观上讲，管理者层面指标体系与企业层面指标体系的组合，旨在反映出企业的道德风险水平，揭示其监管力度和激励程度，为监管部门的工作提供依据。因此进行了以下的框架设想和指标的选取。
（一）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前文分析的国有企业道德风险形成的动因表明，国有企业道德风险发生于管理者个人和企业两个层面。现有研究提出的道德风险防范机制表明，对于国有企业道德风险的规避与防范应采取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相结合的方式，激励与监管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因此，本文依据学者张维、孙玉国、李玉志，赵炳盛及孟凡良提出的观点，借鉴上市公司道德风险指标、职业经理人声誉评价指标的确定，针对国有企业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结合道德风险的防范机制，依据总体性、重要性、动态性和实践性原则，基于声誉效应视角，从管理者个人层面和企业层面两个方面，按照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三个层次设计了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二）评价指标的选取
1. 管理者层面指标的选取。针对国有企业管理者道德风险产生的内在因素，在声誉视角下评价道德风险，将其分为经营管理能力和个人素质两个方面。其中经营管理能力包括业务绩效、经济与成本和满意度。
（1）业务绩效以市场指标为考核标准，包括净资产报酬率在内的7个指标，遵循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结合、短期效益指标与长期效益指标结合的原则。
（2）经济与成本指标能够从成本的角度反映出管理者管理能力和道德风险水平的高低。首先，管理费用占全部成本比例和管理费用增长率与净利润增长率比例这两个指标的高低能够反映管理者支付的管理成本有无价值，评价管理者的道德风险水平。其次，管理者的决策环节是道德风险易发生的环节，一些掌握重权的管理者往往为获得个人利益而有意做出错误决策，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酌量性成本占全部营运成本比例及构成情况能反映出其决策的正确与否，意义所在，能消除其追求物质享受的腐化型风险。经营管理能力层次模型如图2。
大多数学者认为个人素质包括个人特征、领导能力和伦理道德。本体系加入了任职背景这一指标。个人素质选取一些定量指标来评价道德风险，不同的水平分别反映了道德风险的不同程度。包括任期长短在内的12个三级指标。个人素质层次模型如图3所示。因此，管理者个人层面的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2. 企业层面指标的选取。对于企业而言，制度的制定及实施情况和自身的实力水平都能够用来评价道德风险。因此从制度层和实力层两个方面来设计企业层面的指标，制度层包括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能够有效反映企业在道德风险控制措施制定上的规范性和完整性，反映管理者的道德风险水平。实力层包括企业竞争力和政治责任。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自身竞争力和政治责任能从其双重身份角度反映道德风险水平。企业层面的基本框架见图4。
其中激励机制分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指标，监督机制包括资本结构指标、监管力度和惩处力度指标，三级指标的选取：
（1）物质激励指标既有绝对指标又有相对指标，能有效反映其工资水平。
（2）资本结构指标用来揭示管理者的在职消费和过度投资道德风险行为。其中留存收益比率与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都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长期借款率与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都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控股模式是用来衡量在职消费的；国有股东对过度投资具有遏制作用。企业层面设计了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和25个三级指标（见表3）。
表1、表2和表3的�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国有企业道德风险的形成动因进行分析，认为降低和控制道德风险的关键是对道德风险进行测评和度量，基础和前提条件是对道德风险进行评价。本文将声誉效应引入道德风险，借鉴以往学者提出的指标，针对国有企业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结合道德风险的防范机制，依据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基于声誉效应视角，从管理者个人层面和企业层面两个方面，按照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三个层次设计了较为详细和系统的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在国有企业选拔企业管理者时，能够向外界传递候选人的道德风险水平，影响管理者以后的职业生涯，对管理者具有激励和约束的作用，有效控制国有企业管理者的道德风险。相比于高道德风险管理者，低道德风险管理者拥有声誉信号成本优势，更容易获得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职位。与此同时，这一体系还能够评价企业的道德风险水平，有利于监管部门进行各项工作。对于国有企业具有实践指导作用。
鉴于国有企业不同行业各指标权重值不同，国有企业道德风险影响因素复杂，本文并未进行实证研究。而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将会使其更有说服力，这将是该问题继续研究和深入的方向。针对这点不足提出以下两点研究展望：首先，分行业采用德尔菲法和D-S证据融合法确定权重。包括表2所示的管理者评价指标体系的各个层级指标的权重，表2和表3两个表相结合的各个指标的权重。其次，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价。确定权重之后，针对不同行业建立管理者个人层面的道德风险评价模型和企业层面的道德风险评价模型，并将其真正地应用到实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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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业；金融道德风险；金融危机；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DF4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1)05-0116-07
一、引言
2008年，美国遭遇“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危机的中心华尔街危如累卵。五大投资银行中，贝尔斯登和美林证券相继被银行收购，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而剩下的高盛、摩根斯坦利也因形势所迫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世界各国都为美国金融危机而震惊。这场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并逐渐向全球蔓延。全球大多数国家均未能幸免，其经济金融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场危机的影响。正如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主席、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杰・梅尔森教授所指出的，金融危机源于道德风险失控。在危机蕴藏和爆发的过程中，道德风险和金融监管体系存在法律漏洞是酿成危机的重要因素。目在我国，虽然金融业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在新的市场环境中，金融系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隐患比较严重，成为影响金融稳定和安全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金融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存在缺陷和抗风险能力较弱；另一方面，金融企业的外部环境较差。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金融道德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不断滋生。比如，在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证券业运行中，由于专业知识性强、信息不对称严重、投资者理性判断水平不高，公司和职业经理人有着更大的投机和谋私利损他益的空间，“老鼠仓”事件层出不穷，证券行业的大案要案不断涌现。保险业和保险市场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更加不容忽视，骗保、虚构保险标的、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者放任保险事故发生、事故发生后救助抢险的不作为等诸多情况给保险企业造成较大的风险损失。2005年，中国银行哈尔滨支行被发现数亿元资金不翼而飞，后经侦查发现是银行负责人与外部人合谋实施的金融诈骗大案。2008年，海南华银案二审终审，海南华银国际信托公司的负责人被控贪污2.6亿元、挪用公款1.2亿元、伪造凭证诈骗14亿元、非法集资24亿元，时称“中国金融第一案”。2009年6月，融通基金经理“老鼠仓”事件被证监会查处。上述案件不过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案件或事故的冰山一角，这些案件或事故给中国金融业造成的损失难以估算。从金融风险引发因素角度审视，金融案件很大程度上是由私欲、贪婪、蔑视法纪、漠视公众和社会利益等道德因素引发的。当这些案件尚未发生时，在金融业和金融市场中由道德因素所产生的风险即金融案件发生的可能性，便是典型的金融道德风险，控制不好则可能爆发为现实的风险损失事件甚至金融案件。金融道德风险还有其他一些表现和特征，所引致的风险事件多种多样，成为金融业发展的严重隐患。
二、国内外金融道德风险问题研究述评
国外对金融道德风险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和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麦金农与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皮尔合作撰写的两篇论文，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存款担保(显性的或隐性的)与过度借债之间关系中所涉及到的道德风险问题。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这一问题受到国际上的普遍重视。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Krugman，1998)为主的一批学者在着手寻求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时，一致认为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是造成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其中克鲁格曼提出解释金融危机的第三代模型，分析了道德风险对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国外对道德风险问题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1)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道德风险属于人问题；(2)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看，道德风险属于“经济人”伦理道德沦丧问题；(3)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道德风险属于人类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问题。近年西方国家相关问题研究的前沿是金融与法律关系的理论研究，主要表现为“法与金融理论”的发展和成果涌现。“法与金融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关注法律制度与金融市场发展的关系为重点，其核心是关于投资者保护问题的研究。1998年，La PortaRafael、Florencio Lopez de Silanes、Andrei ShIeifer和Robert W.Vishny发表了题为《法律与金融》的论文，对法律制度对金融体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被视为“法与金融理论”的开山之作。此后，相当多的探讨法律、公司治理与投资者保护的成果涌现，其中不乏涉及道德风险和金融危机的，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约翰森、布尼、布瑞彻和佛里德曼(2000)创造性地把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与金融危机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当经济处于衰退状态，内部人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凸显出来，问题恶化，道德风险爆发，内部人会加快对外部投资者权利的剥夺，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此后，还有西方学者分析认为，政府通过法案形式对市场进行大规模干预，干预市场时间越长道德风险越大，金融危机正是政府不当干预造成的。
西方国家对于金融道德风险问题的研究，无疑是前沿性和领先性的。综合分析有几个特点。(1)在每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过后，呈现对金融道德风险高度关注和研讨的热潮，并由此涌现一大批成果。(2)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 (3)以数理分析和模型创建为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然而，西方研究的不足在于：偏重于成因和关系的理论分析，应用对策研究不够；在法律与金融风险关系中，微观机理分析缺乏。
国内对金融道德风险问题的关注，基本上在1997年以后(此前对企业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探讨居多)，主要为一些金融界业内人士所探讨，如《不完全合同与道德风险：90年代金融改革的回顾与反思》(许国平、陆磊，2001)。真正引起一些学者和官员的重视，却是近几年来的事情，如《保持金融稳定，防范道德风险》(周小川，2004)。较普遍观点的认为，道德风险是金融风险防范的薄弱环节。曾康霖等认为，道德风险不仅是引发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且与金融职务犯罪有高度关联性。2007年下半年由美国引发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正是源于道德风险和金融监管的缺失。对金融道德风险的防范，可从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完善金融企业内控制度、加强外部监管、重视金融伦理道德教育等方面进行。姜磊则阐述和检验法治对银行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声誉和法治对银行道德风险治理影响颇大。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对金融道德风险研究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还有较大的差距。综合来
看，国内已经普遍认同金融道德风险的重要性，应从多个方面进行防范和控制，这是值得肯定的。国内研究现状的不足在于：缺少逻辑化和系统性的金融道德风险研究，多偏重于对策研究，成因、机理等基础性的理论研究缺乏；从法律制度层面研究金融道德风险很不够，尤其是从机制角度研究道德风险的法律控制，目前存在较大的空白。
三、金融道德风险责任机制
西方有学者从经济伦理学角度看金融道德风险属于“经济人”伦理道德沦丧的问题。人类活动具有正式约束条件和非正式约束条件两种约束要素，正式约束条件是由制度、体制、成文法、规定和规则等因素构成的整体，非正式约束条件则是意识形态、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等因素构成的整体。伦理道德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在维护经济正常运转，减少社会成本，规范“经济人”道德行为，提高社会效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实，伦理道德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包含丰富的人� 笔者同意伦理道德对控制道德风险具有一定程度的作用，然而坚持认为，这种作用是很有限的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是极微弱的。从伦理学角度看，道德是对人求的一种精神规制，而人的欲求乃人性之本能，无法完全消除和杜绝。因此，指望从伦理道德提升的角度来克服道德风险过于理想化，尤其是在金融领域道德风险更难于通过金融行业从业人员道德伦理水准的提高来克服。因为在物质文明较为发达的社会，人对物质和金钱产生欲望是自然的，而金融业内巨额金钱的诱惑更为剧烈，一般人难以靠道德约束来抵挡。所以对金融道德风险的控制主要应从正式制度安排着手，以道德风险的责任追究来震慑和遏制道德风险行为。
金融道德风险的责任机制包括道德风险行为责任和道德风险损害责任。风险是产生损失的不确定性，并非所有的金融道德风险都必然造成直接的金融资产的损失，某些道德风险的不利后果可能是金融秩序和交易规则以及投资者信心受到扰乱和冲击。风险按照成因不同可分为市场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等，道德风险属于管理风险。如上文所析，道德风险的形成是源于“经济人”的道德风险行为，所以控制道德风险就得控制道德风险行为。责任追究是控制道德风险行为的有效机制，即无论金融道德风险是否造成了实际的可测量的资产损失，只要金融从业人员的行为不正当且违反了风险控制规则，就理应被追究责任。这种不正当且违反规则的行为，可能造成可测的直接损失，或可能引致不可测的间接损失，该� 追究该� 金融从业人员的不正当且违反规则的行为，无论是否造成了金融资产损失均被追究其行为责任，此种机制的目的是对金融道德风险行为进行纠正和惩罚，并以事后惩罚来实现事前警慑。套用一个法律的术语，金融道德风险行为责任机制是“行为犯”的原理运用。在一个金融机构中，若有某个工作人员个人的伦理道德水准不高，在贪欲或私利心的驱使下，欲谋利用职权做出某种行为，其目的是图谋个人正当收入以外的利益，并且行为是违反管理规则和工作规程的，则可能给该金融机构带来资产损失或者商誉上的损害。即便该资产损失没有当即发生或者声誉损害无法被当即度量出来，也应对该� 否则，那些道德水准不高的人就可能基于无责任追究无后果承担的预期，在贪欲驱使下放纵自己的行为。而责任追究机制并不能在事前就防止该� 因此说，金融道德风险行为责任机制是惩罚性机制，这个行为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金融道德风险在某些情况下会酿成金融资产的直接损失。道德风险蕴藏于金融体系内并为日常金融交易活动所掩盖，一旦情况发生变化、金融交易秩序异常，风险即表现为风险事件的发生或直接酿成金融资产的损失。金融道德风险造成金融资产损失的，应该被追究对该损失的赔偿责任。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行为，无论是以侵权还是违约的表现方式造成他人损失的，承担足以补偿该损失的经济责任，同时也承担该道德风险的行为责任。金融道德风险损害责任的主要内容即风险损失的经济补偿，指金融道德风险责任主体按其责任进行赔偿，以弥补相应的风险损失，所支付的补偿金应相当于实际损失大小，是一种补偿性机制。这是“损害赔偿法”原理的运用，即谁损害，谁承担责任，谁赔偿。金融道德风险的损害赔偿既包括违约损害也包括侵权损害。在一个金融机构中，工作人员作了道德风险行为，造成了直接的资产损失或者企业商誉、信用等间接受损，这里面既有其行为的违约因素，也有侵权因素。就违约来说，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入职时与单位签订有劳动合同，要求他遵守单位规章制度、维护单位利益，而他的道德风险行为就违反了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并造成单位利益受损，应承担违约损害的赔偿责任。就侵权而言，工作人员的道德风险行为侵犯了金融机构的正当合法权利，给单位造成了实际损害，应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无论从违约角度还是从侵权角度追究金融道德风险行为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或者两者合并追究，损害赔偿以赔偿受损方因对� 在现实中，很多金融道德风险事件发生后，其责任的追究既有对实际损失的赔偿，也有一部分大于实际损失的惩罚性赔偿或其他制裁措施。从风险行为和风险损失机理来看，惩罚性的赔偿实际上是对其行为责任而非损害责任的追究，因为这些惩罚性赔偿措施往往与实际损害程度无关。
四、金融道德风险法律规制
前文已经论析，金融道德风险的控制不应指望文化伦理、道德水准的提高对“经济人”行为的约束，而应从制度安排着手。法律是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基础部门，较其他制度，法律的优势在于其强制性，可以强制力来保障规则的实施和约束的硬化。
法律对金融道德风险的规制可以分为事前警慑、事中制衡和事后追究。事后追究是以金融道德风险后果承担为契入点。道德风险是行为人不完全承担风险后果所作之自私行为。行为人之所以行自私之不正当交易，正是预期自己所获利益将大于所承担的成本。事后追究旨在使相关行为主体承担金融道德风险的后果。事后追究特别是对风险行为法律责任的追究，着眼于打击风险行为人投机性的心理预期。风险行为人往往预期自己不会承担全部的风险后果。而风险责任的事后追究则通过加大风险行为人所承担的成果(包括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打击其投机性的心理预期，让其预料到行为的不良后果将由自己全部承担，所付出的成本远大于可能得到的利益。事后追究包括补偿性追究和惩罚性追究，即建立金融道德风险行为惩罚的法律责任机制和风险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机制。法律责任是行为人违反规则和义务所承担的法律后果，事后追究法律责任正是打破行为人之不完全承担风险后果的道
德风险行为机理。一方面，金融机构及其投资人因金融道德风险而遭受损害，法律理应对该损害予以弥补，以维护公平；另一方面，金融道德风险行为人更应受到法律制裁，以体现法律的正义，并起着维护金融交易秩序的作用。否则，不正当且违反规则的市场交易行为人不受惩处和制裁，法律的正义荡然无存，投资者对市场法制信心丧失殆尽，这样的金融市场不可能发展。金融道德风险事后追究的法律制度，包括法律规定对道德风险损害进行弥补的民事赔偿责任，法律规定对道德风险行为进行纠正和惩罚的民事责任及其承担方式(如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行政责任及其承担方式(如警告、罚款、从业禁止等)，以及刑事责任及其承担方式(包括有罪宣告、刑罚及非刑罚处罚)。
事中制衡是在金融交易和金融业务过程中，以分权制衡和行为监督为主要手段制约金融道德风险的发生。分权制衡是将金融交易和业务权限在不同岗位、不同业务人员之间进行分配，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从而易于发生的交易行为，并通过业务流程各环节执行权限的分配，达到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目的。行为监督则是设立相应的监督机构和监督人员，如董事、监事、审计、稽核等内部监督部门与外部的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市场的交易活动和业务行为进行监督，发现不正当且违反规则的立即予以揭露和纠正，从而防止该� 从金融道德风险行为机理来看，在行为人进行违规行为的过程中，行为监督则使得该� 因而就防止金融道德风险行为的实际发生而言，事中制衡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阶段，即建设具体控制制度的人手环节和成本较低的方面。金融道德风险事中制衡的法律制度，包括金融契约制订和执行的法律规定，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的法律规定，金融交易和金融市场监管的法律规定，金融信息披露的法律规定等。
法律对金融道德风险的事前警慑，则是建立在事后追究和事中制衡机制之上，旨在遏制金融活动参与者侥幸和投机心理的机理。金融道德风险法律责任的事后追究，特别是风险行为法律责任的追究，着眼于打击道德风险行为人投机性的心理预期。风险行为人预期自己不会承担全部的风险后果，收益将大于付出的成本，在利益预期的驱动下进行投机行为。而风险责任的事后追究即加大风险行为人所承担的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从而打击“经济人”投机性的心理预期，让他预料到自己行为的不良后果将由自己全部承担，所付出的成本远大于可能得到的利益，进而打消进行风险行为的念头。这种“承担全部后果”的事后追究机制所产生的警慑，作用于金融从业人员日常工作中，作用于“经济人”开展投机行为之前的心理活动，便是金融道德风险的事前警慑机理。同时，事中制衡的分权制衡和行为监督能够产生一种让行为主体心理上产生惧怕其投机行为被发现和揭露的作用，这也是事前警慑机理的一部分。金融道德风险的事前警慑主要是从心理层面发生作用，打击和遏制金融从业人员进行风险行为的投机心理。它并非具体的制度安排下的作用机制，而是建立在事后追究和事中制衡的作用机制之上的，是由其衍发和派生出的心理作用机理。金融道德风险事前警慑的法律制度基于事后追究和事中制衡的具体法律制度安排，并加上一些要求遵守和宣告禁止的原则性法律规定，如“保险合同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参与审核和核准股票发行申请的人员，不得与发行申请人有利害关系，不得直接或者间接接受发行申请人的馈赠……”，等等。源于法律的威严，法律规定的这些要求遵守和宣告禁止的内容，人们出于对法律的敬畏而在心理上有着不敢轻易违犯的重视，也形成了一部分的事前警慑。
五、以保险道德风险为例的分析
保险是金融的重要内容。按其形成主体不同，保险道德风险可以分为外部道德风险和内部道德风险。保险的外部道德风险是保险公司之外的人的行为所造成的，比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他相关人。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理应对其财产进行妥善管理，但在其就财产向保险公司投保后，即可能出于由保险公司承担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考虑，而对财产疏于管理，放任财产损失事件的发生，甚至虚构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以汽车保险为例，车主对其车辆投保车辆损失保险后，在主观上可能减少了驾驶的谨慎程度，不能保持小心、平稳地驾驶，造成车损事故更易于发生。按照保险合同所发生的车辆损失由保险公司赔偿，但若驾驶者保持注意提高谨慎，这类损失本应是可以避免的。驾驶者因投保了车损险而放松注意减少谨慎，造成车损事故发生概率增大，即形成无意的保险道德风险。该类保险道德风险并不直接违犯法律规定和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虽然保险合同可以有要求被保险人对其财产妥善管理的原则性条款，但一般情况下很难对被保险人减轻谨慎疏于管理的情况进行具体界定和免责。对这类无意的保险外部道德风险，法律一般不作规制，而是由保险人用经济手段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进行激励和约束，如对上一保险年度内没有发生理赔的减免保险费，而对多次发生理赔事项的则大幅上调保险费率。通过经济手段，激励和约束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保持高度谨慎妥善管理财产，减少无意的外部道德风险。
汽车保险中还有一种情况，即被保险人虚构或者故意制造车损事故来骗取保险赔偿金。车辆损失险是驾驶者责任保险，即因被保险人或其授权驾驶人在驾驶中的责任造成投保车辆遭受损失的，保险公司予以赔偿；而第三人的责任造成投保车辆损失的，由第三人或其保险公司赔偿。但现实中相当多的案例证明，第三人造成投保车辆损失并且予以赔偿后，被保险人又虚构了保险责任内的车损事故，向保险公司索要赔偿。又或者，事实上并非发生保险责任内的车损事故，被保险人却故意制造事故，以车辆旧伤冒充事故新伤，或以轻微车损冒充严重车损，索要保险赔偿。此类以骗取保险金为目的的违背事实的索赔行为，即为恶意的保险外部道德风险，构成了保险欺诈。保险欺诈的外部道德风险受到法律的严格规范和严厉遏制。在合同法角度，以违反合同诚信原则和忠实义务界定保险欺诈，免除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和追究保险欺诈人违约责任。在侵权法角度，保险欺诈人的行为侵害保险人合法利益和正当权利的，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在刑法角度，保险欺诈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构成犯罪，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因而，法律对保险外部道德风险的规制是多角度的。
保险的内部道德风险则是保险机构内部或保险从业人员所形成的。同样以汽车保险为例，保险人员在开展业务中代收投保人的保险费后却并不将保险费和投保单交到保险公司，而是自己私吞了保险费，导致投保人在出险后却发现自己的车辆并没有被保险公司予以保险。这种情况在以前保险人可以代收保险费的规则下屡见不鲜。在保险中还有着保险公司理赔人员与被保险人合谋的情况，如汽车保险的车损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报案并索赔，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可能与被保险人就车损事故的性质、损失程度进行合谋并欺诈保险公司，以骗取超过实际损失部分的保险金或保险
责任外的赔偿。上述情形即为保险的内部道德风险，是保险机构内部的从业人员行为所形成的，对保险市场造成损失和危害的风险情形。法律对保险机构内部道德风险，全方位、多层面、不同力度组合地进行规范和控制。(1)关于保险机构内部治理机制的法律制度。法律通过对保险机构治理结构的规定，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和经理层相互监督和制约的结构安排，规定各自的职责、权限和义务，实现保险机构运营管理中的分权制衡。(2)关于保险业和保险市场监管的法律制度。法律通过明确监管机构、监管权限、监管手段和措施，使得保险监管机构在法律授权下制定监管规则并加以执行和监督，对保险机构的业务经营和内部控制进行全面监管，对违反规则的由保险监管机构牵头追究其相应责任。就上述的保险人私吞代收的保险费而言，保险监管机构制定禁止保险人代收保险费的限制规则并监督执行，即可有效避免代收保险费的道德风险。(3)关于保险信息披露的法律规定。保险市场和保险机构的有关重要信息必须依法向社会公众公布，以确保其知情权及理性投资判断，并以信息的公开、透明来实现社会公众对保险市场活动的监督。(4)关于保险机构内部和保险从业人员不正当且违反规则的行为的法律责任机制，由法律的明确规定来追究保险内部道德风险行为的相应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就上述的汽车保险的合谋骗赔行为来说，法律责任机制可令与被保险人合谋骗取保险金的保险理赔人员不仅必须就其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退还所骗取的保险金，还要受到监管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如罚款、从业禁止等，若是其骗取保险金的数额巨大、涉及人数众多，行为性质恶劣、后果严重构成犯罪的，则可由刑法追究其诈骗罪的刑事责任。综上所述，对于保险内部道德风险行为，法律的规制是全方位、多层面和不同力度相组合的。这既是基于法律对保险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又是法律维护保险市场活动的正常秩序，以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保障和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六、结语
综上所述，金融道德风险责任机制是从道德风险形成机理契入的控制机制。当前我国金融道德风险法律规制体系的建设，应以金融道德风险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的完善为基点，配合完善金融契约制订和执行的法律规定，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的法律规定，金融交易和金融市场监管的法律规定，金融信息披露的法律规定等，形成健全有效的金融道德风险法律规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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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
一、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形式
1、事前道德风险
保险可能会影响被保险人的防灾、防损措施，改变被保险人的行为，个体通过选择不同预防措施会影响自身疾病发生的概率。事前道德风险会对被保险人疾病发生的概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增加保险人在医疗费用方面的支出，给医疗资源带来更多的消耗。心理风险是与人的心理状态有关的一种无形的因素，它指由于人的不注意、不关心、侥幸或存在依赖保险的心理，以致增加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和损失幅度的因素。事前道德风险的发生是制度安排不合理所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扭曲的现象。
2、事后道德风险
个体在患病后相应的治疗成本不是固定的，患者可以在从便宜到昂贵的各种治疗方案中进行选择。实际上，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并非越昂贵越好。由于这种形式的道德风险对于医疗费用的影响更大，因此，在医疗保险中，事后道德风险的防范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道德风险的发生与疾病费用的价格弹性有关。价格弹性大的医疗服务可能产生更大的道德风险。在这种道德风险的作用下，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相对较高的个人可以靠玩弄道德风险来解决不能享受医疗保险或享受待遇较低的家属及亲戚朋友的看病吃药等问题。因此，在经济学中，将道德风险看作是人们医疗保健服务价格的需求弹性造成的经济激励机制的理性反应。
二、道德风险对社会医疗保险产生的负面影响
1、造成社会医疗保险效率低下，进而影响制度的长期运行
当前在第三方付费制度存在的情况下，医疗服务需求方追求医疗资源利用的最大化，造成了其对医疗资源的过度消费：而医疗服务供给方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迎合和刺激医疗服务需求方的过度需求。道德风险引起的医疗费用的上涨给政府和社会带来的沉重负担，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社会医疗保险覆盖面的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的扩大将减少医保卡冒用带来的社会保险基金的非正常转移，而随着我国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程度的加深，更多的人将纳入该体系中，若道德风险问题得不到很好的治理，将会导致更大的财政负担。因此，道德风险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运行和完善，有重大的影响。
2、医疗资源供给不均匀，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社会将承担这巨额的与其所维持的健康水平不相称的医疗费用，进而占用了用于其他方面的资源，破坏着医疗市场的均衡，导致医疗服务提供的低效率。社会医疗保险机构在一定时期所收缴的医疗保险基金是有限的，而道德风险使得医疗保险基金出现差额。这一差额就要由财政来补贴，最终使得社会医疗保险成为财政负担。而政府想要弥补财政赤字，就要么通过提高医疗保险费率，要么降低整个社会的医疗保险水平。然而，降低医疗保险水平不符合建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初衷，因此，只能提高医疗保险费率，在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的缴费主要是由个人和企业来承担的，缴费水平的提高必然将加重个人和企业的负担，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3、破坏社会公平，违背诚信原则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是一个旨在实现社会公平的制度，而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得诚信原则在医患关系中受到了严重破坏，在整个社会形成了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危机，增加了社会运作的总成本。医疗服务供给方道德风险的存在是医疗服务供给方在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信息优势、社会地位优势，赚取在医疗保险中不应得的利益，使社会保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种种不公平，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公平性原则的形成直接挑战。因此，社会医疗保险的道德风险问题应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三、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防控体系的建议
1、加强医疗保险机构能力和制度建设
适当增加工作经费，充实医疗专业人才，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发现道德风险行为的能力：及时总结工作经验，改进监管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减少由于信息障碍导致的道德风险：建立、健全对定点医疗机构的各项管理制度，使监督检查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制定科学、合理的结算办法。
2、加大检查和惩罚力度
建立日常巡查、重点专查和年终考评相结合的监管机制，完善相关的各项管理规定。建立定点医疗机构防范道德风险行为责任制，当出现有关行为时，要逐级追究责任。运用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将必要的信息传播给公众，
3、加强部门间合作，形成监管合力
对道德风险有关行为的监管，涉及到多个部门的综合管理问题，仅仅依靠医疗保险机构是不够的，同一行为，往往会违反多个部门的管理规定。医疗保险机构应与卫生、物价、药监等部门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坚决查处各种违规行为。要充分发挥各部门在各自领域的专家作用，提高整体查处能力，加大联合处罚力度。
4、打破医疗垄断，引入竞争机制
疾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会导致医疗服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一种疾病也有不同费用的治疗方案。医疗服务机构受到利益驱动往往会偏向于选择高费用的治疗方案，造成医疗过度供给。通过进行医疗机构信用等级评价，以及允许参保人自主选择医院和医疗服务，引发医院之间为吸引参保人而展开有关质量服务和节约费用方面的竞争。
结语
关键词：商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防范
一、商业医疗保险的特殊性
相对于一般的保险产品而言，商业医疗保险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表现为保险服务过程涉及到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三方。投保人（被保险人）通过向保险人缴纳保险费而获得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保险人通过向投保人收取保险费对医疗机构进行补偿，医疗机构则通过向被保险人提供医疗服务而获得保险人的补偿。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处于同一个医疗服务和保险运行系统当中。一方面，保险人、医疗机构均以保障被保险人（病人）的医疗需求为社会目标；另一方面，又要维持各自的生存与发展，以利润（或价值）最大化为内在的经济目标，产生相互利益制约。商业医疗保险独特的市场关系，使得保险人除与被保险人关系紧密外，与医疗机构的关系也非常紧密。
在保险公司没有介入之前，医患矛盾可谓由来已久。在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收入与其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数量相联系的情况下，由于利益的驱动，医生给患者开大处方、小病大医的情况司空见惯。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医生和病人在医疗过程中处于不同的信息层面上。病人对医疗诊断和治疗，与医生相比显然知之甚少，而医疗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病人不可能冒生命危险对医生的诊断治疗方案提出质疑。从表面上看病人可以自由选择医生、医院以及医疗处理方案。而事实上，病人在就诊时往往只能任医生摆布。另一方面，医生既是患者的顾问又是医疗服务提供者，这种双重角色是一个矛盾。医生不可能完全从患者利益出发提供治疗方案，医生在决定提供哪种治疗方案上存在经济利益。当病人缺乏医疗知识时，医生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很可能利用其特殊身份，创造医疗服务的额外需求。
医疗保险的介入，改变了医疗服务供需双方的关系，切断了医患双方直接的经济联系，大大化解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患者不太在乎医疗费用的多少，医院也没有了财路变窄的危机，患者和医院都皆大欢喜。可事实上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将大部分转移到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介入使得医疗服务双方的直接经济关系消失或退居次要地位，而保险人和医疗机构、被保险人的经济关系上升到了主导地位。此时保险公司作为医疗卫生领域的外行，作为支付医疗服务费用的第三方，不仅要控制医疗机构的过度服务行为，而且还要面对众多的被保险人在投保之后滥用医疗服务的现实，以及医患双方合谋骗取保险赔偿的可能。所以，保险公司介入医疗保险领域，表面上是解决了医患双方的矛盾，而事实上只是把原来的双方交易关系演变成了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医疗机构的三方关系，这只是矛盾存在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二、商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
投保人的道德风险可以分为事前道德风险和事后道德风险，事前道德风险是指投保后，被保险人受伤或生病之前，他们可能会以一种更为危险的方式生活。例如，被保险人将更有可能抽烟，或者继续保持更易患病或受伤的生活方式。当然这种道德风险在医疗保险领域并不是特别明显，毕竟人的身体（或生命）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一个理性的人是不 事后道德风险是指被保险人患病或受伤以后，对医疗服务的过度利用。事后道德风险在医疗保险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服务付费方式下的医疗保险意味着投保人患病时基本不承担医疗费用。结果，在不需要特别关注成本的情况下，投保人倾向于要求更多的医疗服务，使得医疗费用极度膨胀。
来自被保险人的事后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1）医疗服务消费的选择性问题。一般来说，疾病发生之后，使患者恢复健康的治疗方案可以有多种选择，这要取决于医生的偏好和患者个人的意愿，就患者个人而言，当然都希望在医疗保险的赔付限额之内享受尽可能多的医疗服务，而且我国有不少投保人有“如果缴了费，用不完赔付额度就吃亏”的想法。所以被保险人往往放弃“便宜”的治疗方案而选择“昂贵”的治疗方案。事实上，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并非越贵越好。这种形式的道德风险对于医疗费用的影响非常大。（2）被保险人的保险欺诈行为。在商业医疗保险领域，保险欺诈率一直居高不下，被保险人故意制造假门诊、假住院来骗取保险公司的赔付，给保险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在理赔的时候不易得到医疗机构的配合，取证调查困难，难以制止被保险人骗取保险赔付的行为。
（二）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
来自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表现为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行为，也就是“小病大医”和“开大处方”等随意加大医疗费用的行为。从经济利益驱动分析，医疗机构和保险人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在传统的按实际服务收费制度下，医疗机构的收入与它提供服务的多少成正比，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医疗机构自然愿意提供更多、更昂贵的医疗服务。很显然，这和保险人控制被保险人过多的滥用医疗花费的目标是不一致的。来自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三方支付”的制度设计有关，也就是医疗服务的费用不是由被保险人直接支付，而是由保险人来买单。从心理上来讲，患者（被保险人）和医生在交易过程中的感受都是“免费的”。从被保险人的角度来看，在保险赔付额度范围之内，接受医疗服务都是免费的；从医疗机构的角度来看，在被保险人出现过度消费的同时，医生及其所在医疗机构都能够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在这样的机制下，被保险人的过度消费和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都是一种必然。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医生事实上既是被保险人的人，也是保险人的人，在这复杂的三角的委托—关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保险人根本无法全面掌握被保险人的健康信息和医疗机构的医疗信息，加上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保险人很难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行为。
三、商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防范
（一）投保人道德风险的防范
遏制投保人道德风险较为有效的方式是建立医疗服务费用的共付制。当参保者分担了部分医疗费用后，相应也加强了其医疗费用成本意识，促使其关注医疗费用，合理有效地使用医疗服务。而且，参保者对医疗服务的理性消费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对医疗机构道德风险的制约机制。具体操作上可采用免赔条款、共保条款和保单限额等方法。通过医疗服务费用的共付制将风险在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进行合理分担，可以有效降低投保人产生道德风险的程度。
（二）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防范
目前，医疗费用的控制已经是世界性的难题，而在所有导致医疗费用上涨的因素中，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医疗保险费用的支付方式从付费的时间上来看，可分为预付制和后付制。虽然预付制可以降低医疗服务机构的道德风险，但也有不足。另外保险公司通过对医疗机构提供给病人的医疗服务的审查，可以减少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对医疗服务机构提供医疗服务全过程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医疗服务机构道德风险的产生。
在医疗机构道德风险防范体系的构建上，笔者认 买单式医疗保险模式是我国商业医疗保险目前采用的经营模式。所谓买单式医疗保险就是投保人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后被保险人到医疗服务提供者那里接受医疗服务，医疗服务提供者按照提供的医疗服务收费，被保险人付费后用付费凭据到保险公司那里报销索赔，保险公司间接地按照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进行付费。买单式医疗保险模式导致医疗服务和保险服务是两个独立的过程，保险公司作为支付医疗费用的第三方，仅仅参与了保险服务，没有介入医疗服务，导致道德风险的控制无法得到医疗机构的配合。因此，现有的买单式医疗保险模式是导致保险公司难以控制道德风险的根本原因。管理型医疗是把医疗服务的提供与提供医疗服务所需资金的供给结合起来的一种系统，通过保险公司参股医院或投资医院及医疗费用包干模式将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形成利益共同体，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被保险人被动受制于医院、医院与被保险人合谋的道德风险。管理型医疗保险是一种集医疗服务提供和经费管理为一体的医疗保险模式，具体做法是将投保人交纳给保险公司的保费的一定比例预先支付给医院，然后由医院完全承担被保险人的健康风险，医疗费用超支的部分由医院自己承担，赢余归医院所有，从而达到控制医疗费用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李飞，商业医疗保险领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研究，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