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对这个书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作者黄仁宇的传奇人生，我是赞同人生要有不同体验的。所以一个当过军人的学者，一个颠沛流离远走异国的历史学家，这本身对我就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因为评论说这个书和我们以往看待历史的视角不一样啦，研究的很深入啦什么的。能从和我不一样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也是很吸引我的。
我对这个书最大的感受，还是从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看到的，吴晓波说，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美丽，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说实话，我认为对于离我们远的历史，我们需要更多的细节，因为抽离和宏观天然就多。但是对于激荡三十年这样的书，仅仅才过去三十多年，当事人都还在，这种时候细节就显的不是很重要，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视野和宏观上对历史规律的把握才是最难得的。在这一点上我有些苛求了)
黄仁宇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源于他对历史第一手资料的潜心研究，这种态度在现在浮躁的年代越来越少了，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代人。这个书语言平实生动，并没有晦涩之处，所以一般人都看的明白。但是其中所表现的逻辑却不像他的语言那么简单。我读历史也不算少了，但是我对这个书最多明白了六成。如何去认识历史，怎么去认识历史，这个东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但黄仁宇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觉，让我们觉得这样也可以啊。我觉得这个书是扎实的，也是有趣的。
三国演义的第一句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此定下了三国的基调。万历十五年的开头，也定了这本书的基调，就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从事情的微小发端，从而进一步能预见到后来的演变，这就是读史明智的缘由，这也是基于对长期历史演变的深刻理解而提炼出的历史性规律认识。读历史的确是明智啊。
万历当皇帝其实挺失败的，想做的事情一件没做成，不想做的事情却得天天做。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皇帝的日子久了，增加的也仅仅是不做不想做的事，想做的依然做不了。这也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决定的，文人集团过于势大，程朱理学深入人心，那个时候什么最大，不是皇帝，是礼法是制度，任何人都逾越不得。
张居正有多优秀自不待言，但是生前如此风光，死后却如此萧索，这其中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得不出可以一句话总结的原因。但是我想到了俾斯麦，他在位时纵横捭阖合纵连横，让德意志始终处于最主动的外交地位。但他一退休，他的那套体系土崩瓦解，德国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由此导致了一战。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能建立一套长久的体制和政策或者在政治体制中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呢，总是政治过渡的这么不顺畅。以儒家的观点就是没有以德服人，还是不够优秀的。
反观申时行，不似张居正那般锋芒毕露一手遮天，但申时行是懂得进退为人为官之道的。他们最大的差别不在能力上，在为人之道上。我其实最佩服的是汾阳王郭子仪了，那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人物的典范啊。
还有两个人的对比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继光，虽然他们是一文一武毫无关联。我想对比的其实是海瑞的不合实际和戚继光的实事求是。海瑞和社会政治现实格格不入，我们可以敬服海瑞的高洁，但我仍质疑海瑞的做法对社会有什么积极作用。而戚继光呢，在明朝军制如何落后的情况下，充分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现实，从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实事。明朝有此名将，军事上却难有进取，不得不说，中华历来被外地入侵都是内部不团结的时候。武将有好下场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来还是得读书啊。
至于李贽，我没什么想说的，以前小时候看到李贽估计会说一些肤浅之言，但是这次看了之后，我却不敢说什么了，以后看了他的书或者有更深刻的了解再说吧。
这个书挺好的，以后有机会还要重读。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它的重要在于，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颠覆意义的叙述历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国人的历史写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一种模式，一种口吻，一种角度，只提供了一种画面。黄仁宇的这本书，简直是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大陆人都会震惊，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单调、格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像一道匕首，撕开了由意识形态统治历史写作的铁幕。
在书中我看到了世态炎凉，做一个好官特别是做好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是多么的困难。由于万历皇帝继位时非常年幼，张居正又当老师，教育培养小皇帝，又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由于居官高位，独揽大权，有时候也难免有一些错误和问题。但这些个人的私欲，缺点引起的问题在张居正死后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种证据使皇帝无法容忍，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0xx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点出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也是我们大明王朝乃至我们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描写的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一段历史，但它没有像传统的正史书籍一样按时间顺序写一个王朝的由盛到衰，也没有像名人传记一样单独介绍每个人物的一生，而是截取万历年间的一个时间段，通过一个皇帝和当时著名的五位大臣(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的群像描写，折射出万历年间中国社会的完整面貌，也让我们以小见大，在细节中去思考当时的大明朝是如何由盛转衰的。
书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人物，要数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查阅了对于明神宗的相关介绍：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之初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在神宗支持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国力得到恢复，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神宗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执政后期荒于政事，因国本之争等问题而倦于朝政，自此不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使明朝逐渐走向衰亡。从其生平简介来看，这个皇帝前后判若两人。前期的皇帝少存壮志，并且是真的身体力行想要有一番大作为。而后期，却数十年不问政事，任由这个他当初想要有所作为的王朝自生自灭。
皇帝，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在我们的想象中，这是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角色。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皇帝，也有许多的束缚，许多的无奈，如果想成为一个好皇帝，一个明君，所受的束缚会更多。明神宗亲政后，他以为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治理国家，结果却发现，他勤勉于朝政，时刻关心国家和子民，却依旧受到文官集团的干预。他最初不满，反抗，可这种束缚一直都在，他的对抗似乎无休无止，而且自己似乎没有办法胜利，立储之事无法按自己心意而行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以一种近乎赌气的方式——不问朝政，做出了他最后的抵抗。万历皇帝想要随心运用自己的权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却没能意识到，权力，是需要束缚的，从而，也就没能用正确的态度去应对这种束缚。在xx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越大，责任越大，相应的对于权力使用的束缚就应该更强。拥有权力，就会有更多的资源分配自主权，如果没有一个牢固的、可以困住权力的“笼子”，仅仅依靠一个人的自觉，生活中的诱惑很多，我们就很有可能成为那个出现在群体内部，剥夺其他成员资源的“坏家伙”。我们可以将束缚当做是划在身边的一道道警戒线，它虽然限制了我们的一些行动，但另一方面，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着我们，提醒我们慎重地对待每一次权力的使用。明神宗的最后的对抗——不问政事，他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这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做法，无疑给了整个国家深重的打击，直接导致了王朝的由盛转衰。由此可以看出，不作为、不担当的渎职行为，所带来的危害也是很大的，而且所处的职位越高、越重要，不作为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就越大。所以，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一定要尽职尽责，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样，才不会给单位的发展拖后腿，才能在工作技能上不断进步!
书中所描写的一位皇帝、五位著名大臣，他们或是身败，或是名裂，没有一个能够功德圆满。书的作者黄仁宇先生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牺牲品。我赞同这种观点，忽视制度在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是不行的，但仅仅重视制度问题也是不够的。当今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经济更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此带来的社会浮躁心态也被广泛诟病。如何保持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快速崛起的中国没有涌现出一批思想家、哲学家是值得我们警醒的。在关注经济发展、推进机制体制改革的同时，更要创造一些有利条件，让我们的思想界保持活力，真正实现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翼齐飞、哲学发展与制度变革之间的良性互动。愿我们铭记历史的教训，以正确的态度在正确的道路上平稳前进!
我尚未为人父母，无法了解与孩子的深情。我在猜测，我的父母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触，看着我成长，且喜且忧，无法茁壮成长的小雏鹰总有一天会独自飞翔，却无力抗拒我的成长。
小时候，父母是子女最亲密的人，晴天雨天都相伴，阳光下，星光里，都是一路同行。曾有时候，我以为一辈子大概都是这样了，以为父母子女是一生不变的缘分。
每每谈及我的小学时代，我妈妈总会念叨，第一天送我去上学，在教室的窗外看我，看了整整一节课。爸爸最会烧面条，只要我说想吃面条了，爸爸就会一大早去买新鲜食材，等我起床，已经有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在等我了。一样的配料，一样的味道，天天吃都吃不腻。我家在镇上，不大不小，生活所需一应俱全。小时候常常会觉得，世界大概就这么大了吧。
高考之后，我来到了上海求学，毕业以后，也选择了继续留下。工作了就没有寒暑假了，能回家与父母团聚的日子越来越少。聚少离多，父母不再是一个眼神一碗面条，而是电话那头的声音和时不时的牵挂。与父母的联系像蒸发的水汽一般，从可以触摸的材质变为了无形和抽象的存在。
首先介绍作者，黄仁宇，美籍华人作家。《万历十五年》主要讲的是明朝的一些制度与官僚集团中的一些事，就如书中所言，在万历十五年，对中国本土而言，没有发生格外显眼的事情，但就在这一年，中国步入衰亡。但这不是今天演讲的重点，下面我举几个例子说明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先说皇帝，在平常人眼里，皇帝是天之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天下之人，莫非皇臣”，但事实并非如此，明朝越往后期，皇帝的自由是越来越少，皇帝立储、提拔人才甚至出游统统要受到文官集团的管制，以至于万历皇帝立储之事就拖了十几年。
万历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朱常洛，一个叫朱常洵，常洛为长子，常洵为幼子，万历比较喜欢的是常洵，表面看来，立储之争完全是万历乱来，常洛既为长子，就理应为太子，若废常洛立常洵，谓之曰废长立幼，有悖伦常，亦易生乱。但凡事不能看表面，细想一下，常洛是否真的天生就有继位的权利呢?不一定。第一，明朝里皇帝儿子在受封之前均没有名义，第二，立长不立幼，只是习惯，不是法规，当年的永乐皇帝就是逾越了他的两位哥哥登极的，第三，朱元璋规定，嫡子有继位的优先权，由此引申，子凭母贵，常洵的母亲的头衔是比常洛的母亲的头衔要高的，从这个看来，似乎常洵更有资格继位，第四，万历大可废后重立，立常洵的母亲为后，那么常洵继位也就理所当然了，但万历没有这样做，究竟是他不想这样做还是不能这样做，尚是未知之数，如此看来，立储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选谁的问题，而是最高统治者与官僚之间的矛盾了。
再说首辅张居正。张居正我们不陌生，他是从万历小时候就作为首辅辅助皇帝的，至于首辅这个职位的权力来源，可参照本书或者《张居正传》。张居正在职期间可以说是大刀阔斧改革，其中有一个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条鞭法，还有土地丈量、官僚“年审”制度等。这些措施都牵涉到全国上下，但同时也触犯了文官集团，冒犯了明朝所推崇的“中庸”思想，从而导致了日后清算张居正运动。张居正究竟是好官还是坏官，怕且不好说，他的措施是适合当时还是违反潮流，也很难讲。古人对张居正褒贬不一，而现在的人对他也是众说纷纭。
最后，说说海瑞。海瑞是一个清得不能再清的官僚，但他到哪里也不受欢迎，我想，他犯了一个与张居正相似的错误：从表面看王朝。其实明朝从朱元璋开国到万历皇帝继位，已经210多年了，很多问题是从以前、从帝国的底层盘缠而起的，众多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的努力就能改变。海瑞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他不和谐，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与其他官僚的关系。所以说，世界上最值钱的还是和谐两字。
未知事实，不能下判断;既知事实，也不能轻易下判断，不是局中人，无法看见局中关键，但若是局中人，就难免当局者迷。
夏日午后，站在旧式的胡同中透过交错的电线杆，望着并不太蓝的天空，两旁的行人似乎是在穿梭，但却听不到糟杂的声音，就连呼吸的声音也不能感受到，我只是在享受这种静，心灵的静，真想投入于静中不再回来，这实在是很享受呀。
初读村上春树的作品被吸引，似乎在作品中体验，又似乎是个旁观者。挪威的森林贯穿全书的就是作者多次提到了的，“死不是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全书的结构也如作者所说，并不以死为终结，这里有作者的无奈即每个人都会死，也有作者面对生活的勇气即有死才有生。
作品中最主要是两次死，很相似的两次死。一次是木月的死，木月死后直子和渡边的关系便开始了，另一次便是直子的死了，按玲子的话说就是“你选择了绿子，而直子选择了死”两次都是由死而引出了新生。另一个相似之处是，木月在死前见的最后一个人不是他最爱的直子而是渡边，这似乎应该是木月把直子托赋给了渡边，直子在死前见的最后一个人也不是渡边而是玲子，同理应理解为直子把渡边暂时托赋给了玲子。
书中所描写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醒着的，但由是他们价值观不同，心理成熟程度不同，所以他们的生活本身是有着巨大差异的。渡边本书的男主角，一个实在是很普通的人物，普通得让人难以留下印象。他对学校这个小社会内部虚假、肮脏也是很厌恶的，但他却也没有去改变这一切的想法，甚至有点逆来顺受的意思，因为他很清楚这是无法改变的，这就是渡边的无奈了。
不过这家伙最强捍的也就是这种逆来顺受了，似乎任何人都不能影响他的生活轨迹，虽然他也并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或将要去哪里。不过渡边的心理也不太成熟，他在寻找一种既不伤害直子，又不伤害绿子的方式，但这种方式是不存在的，“如果每个人正义都大行其道，每个人都得到自己的幸福的话，必然导致混乱”，在直子死后渡边想通过旅行来找回自己但却失败了。直到渡边见到玲子，玲子说“你选择了绿子，而直子选择了死”，此时应该说渡边解到了相对于已经失去的更应该珍惜眼前存在的，应该停止对生者的伤害。
直子本书的女主角之一，很执着于完美。本书一开始直子就提到了一口井，一口在森林边缘的井，一口深的并且一但坠入便只有孤独陪伴直至死亡的井，但又是很吸引直子的井，因为坠入井中便与现世隔绝，她也明白这是危险的，但这才是她真正想要的，这就是直子的无奈了。
绿子本书的另一位女主角，应该说是森林里一棵非常奇异的树，她似乎可以冲破黑暗享受到阳光，也是我非常非常佩服的一位女性。之所以说她是一棵树是因为她非常坚强，面对生活的苦难，亲人一位接一位在经历了非常的痛苦后慢慢死去，应该说她是以常人无法想像的毅力坚持了下来(这是绿子的无奈了)。
她也想逃避，也许逃到那个被她称做驴粪蛋的乌拉圭去，也许是借助性幻想(其实从这点看她的道德观远比看起来要严格得多)。她也很想有个依靠，就像她对渡过说的那段关于买饼的任性的话。绿子从心理上表现得相当的成熟，甚至很有策略，她很明确的向渡边表白，因为她尊重自己的感受，也尊重渡边的选择。当渡边因为陷入对直子的思念而忽视了她时，她选择告诉渡边自己当时的真实感受并选择暂时离开让大家可以冷静的思考。
玲子，虽然作者赋予了她身世背景，但玲子更多的时候还是以直子的附助者，或者是替身的形式出现的，替直子写信，以至在直子死后和渡边发生了关系，我们似乎看到的是直子。
关于玲子来到疗养院的原因到是有点要说的，在我看来玲子相对于对事件本身的打击来说，似乎更看重玲子丈夫对此事的冷静处理，应该是这件事在玲子价值观里这件事是重大事件，解决方法只有马上离开换个新环境，而从玲子丈夫的价值观看首先是家庭本身的稳定，这件事应该是排在第二的位置，玲子感到自己没有被重视于是崩溃了。
完美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行驶的船，而是暴风雨过后洒在甲板上眩目的阳光，完美不是来自由我们对它的执着追求，而是源于勇于面对磨难的坚强的心。
万历十五年是公元187年，平平常常的一年，作者黄仁宇开篇即说道"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既然如此，作者又是为何执意将此年份用作书名?作者指出，该年份发生的一些不为史学家注意的小事，虽是"末端小节",但实质上确是"前事之节症、后事之机缘，期间因果，恰为历史之节点"从这些小事上，也许更能看清楚历史的真面目，还原一个本的神宗，和神宗统治下的明王朝。
作者开篇即为读者介绍了皇帝的繁重工作，每日早朝、祭天祀祖、庆节封赏、见宾阅军等等活动都是由皇帝亲为，并按照严苛的礼仪行事。皇帝贵为天子，即为天命所选之人，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也是全国臣民行动的指南。因而，皇帝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不可过分随性，以乱礼法。
事实上，作为庞大的帝国，要想井而有序地运行，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人官僚阶层都明白，仅依严刑峻法是不够的，甚至是错误的。有效的统治必须以"礼"治人，儒家的礼教已实行千年，"礼"之所以能被有效地贯彻并非强大行政力量的强制，也不是严酷惩罚性后果的威慑，而是自上而下"穿透式"的实行和"上行下效"的学习、模仿。这一系列活动的关键人物即是皇帝，这位天选之子、人之楷模要"事必躬亲"地践行礼教规范，再由官记录并撰，传颂天下以为范。
尽管皇帝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掌有至上权利，但皇帝在维持统治的礼教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中以早朝为例，从朱元璋时起就确立的早朝制度意在督促皇帝主动了解国情，行使权力。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工作狂，自朱元璋后，早朝制度逐渐成为皇帝的包袱，想甩也甩不掉，这种百官受累、皇帝厌倦的制度却又不得不实行，原因即在"礼"早朝制度是先帝所定，不仅百官要遵守，当朝皇帝也不能避免，不上早朝即是不守祖训。
弘治皇帝因宫中失火彻夜未眠，精神恍惚之余用央求的语气要求免朝一日，经过大学士们的商议才同意辍朝一日，足见皇帝为"礼"所累。若皇帝有不符合礼教之态，整个官集团，包括皇太后等皇室成员会群起而攻之，进而矫正，以复规矩，达到合"礼"十七岁的万历皇帝因一场纵酒狂欢、恣意而为的游园闹剧被认为是有失礼教，皇太后自责督育不足，众百官齐奏何为之过，甚至皇太后以废失德之君以立新主为要挟迫使万历悔改。
成年以前的神宗处处受张居正和皇太后的管教，不得胡作非为，更不得恣意妄为，有板有眼地遵守着"礼"的规制。但在其成年后，张居正去世时，神宗尽管已经大权在握，却绝望地发现纵使再无喋喋不休的张严师和皇太后，他依然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获得突破"礼"的自由，这一点充分暴露在立皇子时。
"立长不立幼"的固化观念使得整个官阶层不惧严刑、前赴后继地反对神宗，使得他连立皇子都不能自己决定，因为不守祖训即是违背礼教，而不守礼教将会被推向道德的反对面，除非神宗想做昏君，否则就必须被官集团牵着走。此时的官集团已经成为礼教的象征，而在强大的礼教面前，即便贵为天子，也不得不屈服，成为礼教的代言人。
皇帝从礼教中受益，统治全国，同时也为礼教所虏，成为礼教的代言人。没有礼教，就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没有皇帝，礼教就不可能有效地实施。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使得皇帝逐步沦为统治帝国的工具，借助这个工具，官集团可以尽享鱼肉百姓之乐，而免受严苛礼教之苦。
有时候，父母莫名地会打个电话过来，却没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有时候，他们会突然想到我几天前说过的一句话，继续深究一下。有时候，我会觉得背井离乡很苦，希望回家发展，他们却鼓励我不要放弃。我知道他们在想念我，却无法定义出他们想念的形状。
龙应台在她的《目送》里说道：“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很感动，就与妈妈分享。妈妈对我说，她去年也在网上看到过这篇文章。我说我很感动。妈妈说，一代传一代，都是这样的，没什么应该特别感动的。
妈妈的淡定和从容出乎我的意料。大概，亲身目睹了孩子的长大和离开，才能真正体会“目送”中的深意。当我还陷在目送的伤情中时，妈妈已然明白了“不必追”的境界。父母子女一场，永远亲密无间是不可实现的目标，孩子的成长，总是意味着不可抗拒的告别。
苏霍姆林斯基就是前苏联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就是当代出类拔萃的伟大教育实践家和理论家。
《苏霍姆林斯基选集》就是他一生心血筑就的纪念碑。人们在这纪念碑面前，可以玲听到许多烩炙人口的有益教诲;可以汲取到许多用来丰富和指导自己工作的理论和经验;它可以作为一面如何做人的镜子，给人以启迪;它更就是一部全面培养人的教科书、素质教育的教科书，给人以借鉴。我选了其中三段著名的话，来谈谈我读书的心得。
一、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教师不想办法使学生形成情绪高涨和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就急于传授知识，那么这种知识只能使人产生冷漠的态度，而使不懂感情的脑力劳动带来疲劳。
我们上课时有时说这堂课上得很没劲。原因也许不同，但教师讲课时激发不出学生的真正的激情可能就是最重要的。教师对教材讲述的含糊不清，针对性不强，以至于在孩子们那里形成了一种沉闷的感觉。教师对教材无所谓的态度，立即会传递给学生，这样一来，教学内容似乎成了架设在师生之间的一条鸿沟。面对着难以逾越的宽度，试问学生怎么能精神得起来呢?在这样的课堂上，比起那些需要注意力集中和内容丰富的'课来学生本不需要紧张，但却前所未有的感到疲惫，也许只有下课铃才能让他们更兴奋一些。
学生对学习的热切愿望，明确的学习目的，就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的动力。培养这种愿望与学校整个教学工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它的实现首先得依靠课堂教学，需要教师的不断引导与激励，作为教师的我们，更要时刻注意克服那种令学生昏昏欲睡的课堂语调，用饱满的热情激发学生求知的动力。
二、苏霍姆林斯基说：在人们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要求，就就是希望感到自己就是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而在儿童这种需要特别强烈。
学校里会有这样的场景：教师正讲解一个新的教学内容，学生们认真听着，讲述结束了，教师问学生：有什么问题吗?教室里一片沉默，于就是教师得出结论，新内容学生们都搞懂了。但就是当教师把学生单个叫起来，让他复述的时候，往往又根本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于就是，教师不得不把刚才讲述的内容重述一遍。但就是，在讲述之前，教师常常不无愤怒地对学生们说：既然你们一点都没懂，为什么刚才不提出问题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气愤学生的不懂装懂。可就是，在读了苏霍姆林斯基的分析之后，我不得不承认就是错怪学生了。其实，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学生们根本无法判断他们对新内容就是理解了还就是没有理解。因为在讲课之初，教师并没有明确告诉学生，在学习这一新内容时，他们应该理解什么，在思考过程中应达到什么目的。
思考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脑力劳动。教师越就是善于把学生的思维活动赋予解决问题的性质，学生的智力也就能越加积极地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学习中的阻力和困难也就越加清楚，因而脑力劳动的过程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克服困难的过程。那种认为把教学内容讲得越清楚，越明白，学生的问题就会越少，他们的知识就会掌握得越牢固的教师，就是大错特错的。好老师决不会越俎代庖地替学生解决难题，他们对学生的关心首先表现在让学生明白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就是什么，要想克服困难，不仅仅需要孩子们集中极大的注意力，而且需要他们付出极大的意志力。要想真正地掌握知识，不仅仅要在学生面前揭示教材内容的本质，而且要教给学生怎样思考，让他们独立地，自觉地深入到教师的详细讲解中来。
学生被动，消极地掌握住的知识，对学生思维发展起不到多大的影响，而就是让他们扮演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积极主动收获的知识，不但让人深信不疑，更会不断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与热情。
三、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好的教师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热爱孩子，感到跟孩子交往就是一种乐趣，相信每个孩子都能成为一个好人，善于跟他们交朋友，关心孩子的快乐和悲伤，了解孩子的心灵，时刻都不忘记自己也曾经就是个孩子。
作为一名教师，很少人不爱自己的学生。但就是，在教育中，尽管有时我们为他们的成长付出了很多，可他们并不领情，甚至常常事与愿违，收到相反的结果。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就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没有把他当做一个乎等的人来对待，其实孩子也有自尊心。作为一名教师，只有在教师关怀学生人格尊严时，教导才能成为教育，就本质而言，教育的核心就就是关怀学生，让他经常具有作为智力劳动者的自尊感，作为公民的自尊感，作为自己父母儿女的自尊感，作为因自己崇高的意向、激情和成绩而变得美好起来的个人的自尊感。我们要让学生经常看到自己的成功，让他们感到每一天都不白费力气，每一天自己都有新的收获。读了这本书后，我不但对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对他的伟大人格也充满了深深的敬意。他用赤诚的心、火热的血、坚强的毅力、辛勤的汗水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让每个教育工作者不忘己任，努力完善教育方法，贴近学生的心灵，给他们发展的空间，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热情，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有用的人才。
儿子长大了，母亲依然目送他离开，就像曾经她的母亲目送她走远。父亲老了，走了，女儿想要抱起他，再走一次尘世的路，就像她的儿子，总会有一天“在小路转弯的地方”目送她的老去。这是一场轮回，一场目光和生命的轮回。儿子的疏离不可避免，父母的老去无法抵抗，他们的离开不能停，而你我不必追。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记忆衰退的母亲认不出自己的女儿，电话里一遍遍重复：“你是谁?你是我的女儿?”但她知道她“只有一个女儿”。
女儿陪母亲买衣服、做按摩，给母亲涂指甲油玩。长长的夜，空荡荡的街，女儿牵着母亲散步。母亲已看不懂写着安慰话语的便条，母亲衰老得手背只剩一层皮，母亲一遍又一遍回到四十年前的记忆。韶华逝去，时光不返，但她的女儿，还是那个谁也夺不走的女儿。
“你放我走，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母亲拨开女儿的手，恐惧溢满深陷的眼睛。她要回到她的旧时光。旧时光里，她的家在小溪尽头、群山深处，那儿有一座传下几代的房子，开着叫不出名字的野花。田里种着豆，杨梅和桃子挂在树上，晒辣椒的竹篾子靠在井边。
袭人转过了头，对于着宝玉轻轻一笑，黛玉看了宝玉一眼，宝玉也只一笑，何处的宝钗一句话没说，只要些深意的看着，贾母笑的却合没有上嘴了。
《红楼梦》有两年夜营垒，一是宝钗，二是黛玉。
该当说，宝钗是一个深受传统思惟文明监禁的女孩，文中也不说起她终究是否是爱好宝玉，只是昭示了贾府最高威望元春站正在了宝钗的一边。没人会在乎宝钗的定见，她以及宝玉同样。只是封建贵族制的就义品。
宝玉出错挨了打，宝钗义正言辞，劝道“你是要改正了罢。”因而她被学者定位封建统治的卫羽士。
贾宝玉最初怎样说?他说：没有改!打逝世也没有改!
咱们对于《红楼梦》停止细读品尝，就会发明“愿全国无情的都成为了家属。”只是一个空洞而美妙的希望。
说究竟，唯其困难，仆人公的受难，更能凸显宝黛二人恋爱的代价感。咱们其实不能过火的说谁对于谁错。可是，咱们不能不供认，它比名利，比款项，比芳华都要紧张一点点，未几，就一点点。
袭人能够说是外面最不幸的一个脚色，袭人是宝玉的通房丫头，往后宝成全婚了，她也是有一席之地的。林黛玉偶然还会笑称袭人是嫂子，可见黛玉对于这事也是有观点的。
当我看到袭人开端正在人前挑拨离间，想让黛玉搬进来的时分，我从她身上看到了伟人简单犯的缺点，无私，脆弱，首鼠两头。可她该当失掉体谅，由于没有是差别情别人，便是没有怜惜本人。
等咱们看到了红楼的了局：黛玉的悲剧，宝玉的喜剧，宝钗的闹剧。
故事就会发明可以受伤也是一种福分，即便是像黛玉那样失恋了，一晚上之间老了十岁也没有介怀，假设能年夜哭一场就行了。有几多人能像她同样抱着本人的志向与才气以及对于宝玉的爱以及恨走呢?
我的意义是：假设有一种人生回宿能够挑选，那末，逝世于悲伤，比活正在心如干枯没有抽芽的昏暗糊口里，更合我意。
林黛玉那种“碧云天，黄花地”的忧愁，并非空洞无由的，好的豪情老是最靠近人类美的实质。男子对于此的寻求要更偏偏执些，必定也要受更多的苦。
宝黛二人的故事通知了咱们：豪情是一种如斯稀缺的资本，除爱护保重，咱们别无它法。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学记》曰：“是固教然后知困，学然后知不足也。”对于我们教师而言，要学的东西太多，而我知道的东西又太少了。有人说，教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应该有一桶水。这话固然有道理，但一桶水如不再添，也有用尽的时候。愚以为，教师不仅要有一桶水，而且要有“自来水”、“长流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固教然后知困，学然后知不足也”。因此，在教学中，书本是无言的老师，读书是我教学中最大的乐趣。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方法，有方法才有成功的路径。教师今天的学习主要不是记忆大量的知识，而是掌握学习的方法——知道为何学习?从哪里学习?怎样学习?如果一个老师没有掌握学习方法，即使他教的门门功课都很优异，他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学习者。因为这对于处在终身学习时代的人来说，不啻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学习型社会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了充裕的学习资源。学习化社会中的个体学习，犹如一个人走进了自助餐厅，你想吃什么，完全请便。个体完全可以针对自身的切实需求，选择和决定学习什么、怎样学习、学习的进度等等。
比方法更重要的是方向。在知识经济大潮中，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应该认准自己的人生坐标，找准自己的价值空间。教书的生活虽然清贫，但一本好书会使我爱不释手，一首好诗会使我如痴如醉，一篇美文会使我百读不厌。我深深地知道，只有乐学的教师，才能成为乐教的教师;只有教者乐学，才能变成为教者乐教，学者乐学，才能会让学生在欢乐中生活，在愉快中学习，这就是我终身从教的最大追求。
比方向更重要的是态度，比态度更重要的是毅力。“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天爱读书容易，一辈子爱读书不易。任何人都可以使梦想成为现实，但首先你必须拥有能够实现这一梦想的信念。有信念自有毅力，有毅力才能成功。有一位教育家说过，教师的定律，一言以蔽之，就是你一旦今日停止成长，明日你就将停止教学。身为教师，必须成为学习者。“做一辈子教师”必须“一辈子学做教师”。教师只有再度成为学生，才能与时俱进，不断以全新的眼光来观察和指导整个教育过程。使广大教师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创造性地开展教书育人工作。
常读书使我明白了许多新道理：教学不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移植的过程，应当是学习主体(学生)和教育主体(教师，包括环境“人——环境”系统。学生将不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自主知识的习得者。面对知识更新周期日益缩短的时代，教师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把教师知识的储藏和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比为“一桶水”与“一杯水”的陈旧观念，而要努力使自己的大脑知识储量成为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筛滤旧有，活化新知，积淀学养。
比方向更重要的是态度，比态度更重要的是毅力。“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天爱读书容易，一辈子爱读书不易。任何人都可以使梦想成为现实，但首先你必须拥有能够实现这一梦想的信念。有信念自有毅力，有毅力才能成功。有一位教育家说过，教师的定律，一言以蔽之，就是你一旦今日停止成长，明日你就将停止教学。身为教师，必须成为学习者。“做一辈子教师”必须“一辈子学做教师”。教师只有再度成为学生，才能与时俱进，不断以全新的眼光来观察和指导整个教育过程。使广大教师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创造性地开展教书育人工作。
学生)和教育主体(教师，包括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教学模式将“人——人”系统转变为“人——环境”系统。学生将不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自主知识的习得者。面对知识更新周期日益缩短的时代，教师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把教师知识的储藏和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比为“一桶水”与“一杯水”的陈旧观念，而要努力使自己的大脑知识储量成为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筛滤旧有，活化新知，积淀学养。一个教师，不在于他读了多少书和教了多少年书，而在于他用心读了多少书和教了多少书。用心教、创新教与重复教的效果有天渊之别。
周末，天气苍白，发霉的心情，觉得该出去晒晒太阳了，和好友一起到书店，买了本中华书局出版的《万历十五年》，一口气看了半本。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
万历十五年，没有人能拯救朝政的腐败。高拱，张居正，海瑞，申时行，直到最后的自以为明君的崇祯皇帝，在整体制度体制的腐败下，中华民族也迎来的自己的文化危机。资本主义的萌芽很难兴起，传统的力量依旧强大。在全球化城市化的今天，中国人如何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以德治国的传统，如何保持以孝道为核心的中国式价值观呢?这是《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思考的问题，也在现实中不断激荡着无数中华赤子的心胸。
这一段时间，国学兴起，伴随着百家讲坛的推波助澜，传统文化复兴的势头似乎一浪高过一浪。国学、历史类图书开始盛行街面。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说论语，王立群讲史记，汉武大帝，明朝那些事儿，讲座，电视剧，小说，历史以各种形式体裁不断出现。国学兴旺，历史重温，文化复兴，这是好事。我们小时候，四书五经，史记汉书，都是稀松荒疏的很。这些书对我来说都是近几年开始恶补的，感觉也只是走马观花，粗略浏览，很难记住了。为什么小时候没有早早把它们看过呢?追究其中原因，除了七八十年代的消费问题外，更多的是教育界的不重视，我辈只是从语文书的枝节中记住了星星点点的古籍名句。中国的古籍、历史是我们民族的财富，是我们文化的载体。经史子集，诸子百家，里面名言哲理多多，但是，这些财富却在很长时间内不受重视，甚至发生断层。有时候阅读古籍，真的有种韩愈《石鼓歌》中的痛苦。看了些古籍，我个人觉得，五千年的文化积累，既有精华智慧，也有糟粕垃圾。不能丢弃自己民族的根本，也绝对不能一窝蜂的去全部接受。学习的原则，根本的方法，还是毛主席的话，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比方说，孝顺，古代人讲究孝顺，今天也要讲究孝顺。对于老人的孝顺，什么时候能过时呢?区别只是里面的度而已。但三纲五常放在今天就过时了。这就要整理。像今天做媳妇的很少能孝敬公婆的，好媳妇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下传统文化的教育培养呢，必须的。四书五经中很多言论，像一些礼节的规定，到今天已是陈规陋习，肯定要废除，但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时习之，士不能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也……到今天还是不过时的。
今天的社会，国家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体制问题，医疗教育问题，贪污问题，很多人麻木，很多人按部就班，很多人在扯淡。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学习国外先进的科技，求真务实，不说大话，虚心进取，励志创新，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下，产生我们新的文化。它即不同于传统，又不是西方照搬，而是一个自信自强开放创新的新的文化。这文化，产生于对体制的不断改革中，产生于对问题的不断解决中，或许，这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好书，它让我思考如此之多，我们学习西方的不只是枪炮，还有思想，但我们传统的思想又如何放置呢?还在思考中……
《万历十五年》围绕明史“无关紧要的一年”展开，看似仅论及1587前后数年，实际上是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为视角思考中国整个近现代史的失败与救赎。
失败与救赎：两千年传统溃退之必然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从此往后的六个世纪、五百多年，中国与欧洲西方世界一同迈入一个新的近代史阶段，然而，如钱穆所言，西方历史在这一阶段是进步的，中国却是退步了。欧蒲台认为，《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有关衰落的研究”，全书犹如“一纸诉状”。七个章节讲述了六个主要人物，其结局均是悲剧。黄仁宇以一个年号、六个人物为镜，折射出近代中国这部失败的历史。“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文末的这一句结论，有如一声沉重的叹息。其实，凡中国人对祖国近代史都不忍卒读，百年以前祖国之落后与窘迫，仍足使百年后的子孙无地自容。
正因知祖国之耻，黄仁宇汲汲于用“大历史观”来观察中国现代化的路径及进程。《万历十五年》揭示了近代中国失败之因由正是“宪法危机”。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宪法精神，以道德代替法律和技术治理国家，文官系统越来越僵化;以“平衡”为国家行动的出发点和目的，拒绝变化和创新，法律和技术都得不到发展，这些导致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缓慢。1587年，16世纪中后期，中国东南沿海如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都出现了国际贸易的需求和行动，明代的行政首长乃至整个文官系统却一再漠视、拒绝和镇压这种需求。殊不知国家之间的贸易和交流已是世界历史发展大势所趋，顺者昌、逆者亡。自此，东、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和先进的分水岭已经形成。此后纵仍有清代“康乾盛世”的强盛之景，不过是大国天朝“死而不僵”的回光假象，这个曾为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一步一步走向落后挨打的颓败结局。
黄仁宇毫不掩饰对祖国现代性的渴望，不止在一部作品中多次强调“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强调法律和技术的发展，强调数目字管理的实现等。然而，迈向现代化的障碍却并不能仅在技术层面得到解决。其另一本著作《中国大历史》也承认，“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因此，他认为，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方位实现“现代化”，方为近代中国落后和失败的救赎之道。只是《万历十五年》更侧重从文化的角度，研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官文化及民族精神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张力。
黄仁宇曾提及其现代性理论深受马克思·韦伯的启发和影响。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探讨的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从文化精神宗教的角度描述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动力。他认为，新教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有直接影响。在中世纪，教徒们为了追求救赎，完全从尘世间隐退，认为这是达到救赎的唯一途径。宗教改革后，尘世中的禁欲主义者认为现世便是他们的责任，财富的享受虽是禁止的，但是致力从事经济活动是他们的天职。假如成果伴随获利的结果，就会被认为是上帝赐福给信徒的显示。而韦伯所定义的资本主义以合理地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为特征，这种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与新教徒井井有条、系统安排的入世禁欲主义生活方式一致。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韦伯认为，儒教、佛教、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则会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万历十五年》阐述了类似主张，即“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为韦伯观点提供了一个儒学思想于东方国家经济现代化之负面影响的实证注脚。
诗和远方：西方文明范式超越之必要
《万历十五年》成书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亦即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因此黄仁宇在著书之际没有目睹波澜壮阔的三十年成就。中国发展至今，正如任正非对华为的评论一样，已经步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世界史上没有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到中国当今程度的经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能直接移植中国;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能走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雄伟步伐。
黄仁宇的赤子之心以及由此激发的对中国失败原因与发展前路的探求，与“五四”运动以来的无数智贤勇烈的救国图存一脉相承，与近现代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努力一脉相承，也难免一脉相承地落入现代化话语窠臼。从16世纪中期出现国际贸易萌芽起，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频繁，随后便出现全球化浪潮的开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人们对于人类社会是否存在某种普世的价值和终极的发展状态有了更多关注和讨论。以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后现代学者们提出，“现代性”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几乎与“资本主义”等同，这是“西方中心说”的典型谬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同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活动的丰富，人们逐渐更倾向于认同现代性的多元化。资本主义并非每一个国家迈入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和必经阶段。黄仁宇也承认，“当一个十亿人口的国家以超过一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革命，则以前的名词和词汇都有重新审定的必要。”中国近六、七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及成果已充分证明资本主义并非摆脱贫穷、落后、失败的唯一出路，那不是中国人民和全体人类唯一的远方。既然如此，以儒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也应重新审视。
纵观中国哲学史，儒学思想具备适应社会发展的弹性和能力。从孔子作为“至圣先师”，系统地构建儒家的学术体系，后有孟子和荀子分别发展出儒学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派;到汉朝，董仲舒把阴阳家和儒家的思想相结合，适应了当时汉朝建立政治社会新秩序的需要，使儒学成为国家的教义，确立了独尊的地位。到唐代，韩愈应时代变化之需，重新解释大学、中庸，吸纳佛、道两家的观点形成“新儒家”。“新儒家”到宋代又分成“理学”和“心学”两个学派，前者以程颐和朱熹为代表人物，又称“程朱理学”。
“心学”则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人物。《万历十五年》所言明代以儒为宪指的就是当时作为科举考试指定内容的朱子理学。不仅近现代学者，在明代中后期的知识分子援引了陆王心学的观点对程朱理学做出了反思和批判。发展至今天，陆王心学在中国和世界仍有其现实指导意义和生命力。
必须指出，强调民族性，强调传统文化并不是要排斥文化与文明。正如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任何既有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都力不从心。这突显我们的薄弱，又潜藏着我们的机会，因为社会大变革后面必定尾随着思想理论大变革。有志于道，倾心于国者，没有理由不投身这个时代，拥抱这个时代。诚然我们大部分人都无法像黄仁宇先生一样立言传世，但起码能够通过片槠零墨，以“我思故我在”的方式在这场超越西方文明范式的历史潮流中搏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