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社会，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报告的时候要注意语言要准确、简洁。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写报告感到非常苦恼吧，下面是小编精心为大家整理的田野调查报告优秀9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关键词：婚姻家庭法；应用；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7-0225-02
我国新婚姻法一共六章五十二条，法条少而且大多是高度概括的内容，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准确地把握。长期以来，婚姻家庭纠纷在民事案件中的比例居高不下，涉及的法律部门又多，常常需要把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民法、民诉甚至刑法结合在一起。婚姻家庭法的这些特点，要求我们在婚姻家庭法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培养学生对法律的解读能力和实际运用能力。培养学生对婚姻家庭法的运用能力，必须遵循认识论循序渐进地进行。笔者根据教学实践经验，总结出以下几个阶段和主要方法。
一、基础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了解、理解和掌握实体法内容，包括法理、法条、基本原则等。主要方式有：
1.举例说明。举例说明是在法学教学中最常用的方法，其特点是直接明了具体。在婚姻家庭法教学中，适合运用在简单的具体知识点的说明。比如如何理解婚姻法中的男女平等，可以采用例举法讲清婚姻关系中必须男女完全自愿，不是一方强迫另一方；结婚后可以男到女家，也可以女到男家；孩子的姓和民族成分可以随父亲也可以随母亲等。举例说明力求简单明了，不做赘述。
2.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也是法学教学中的基础教学方法，它建立在对基本概念的熟练掌握基础上，主要用于初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适用内容：一般为比较复杂的法条、具有多个条款的法条的理解、涉及与其他的法律一起综合运用的案件等。例如婚姻法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在判断借婚姻索取财物上，一要划清买卖婚姻与借婚姻索取财物的界限；二要划清借婚姻索取财物与双方自愿馈赠的界限；三要划清借婚姻索取财物与借婚姻之名骗取财物的界限。三个要划清的法律界限之间，法律性质不一样，法律责任不一样。此类内容比较多又复杂，采用讲述法很难让人记住，采用案例教学法，融入具体的案件中，就比较直观和感性。案例选择要求：根据教学目的尽量选取源自现实生活的真实、新颖、具体而生动的典型案例。如，婚姻家庭法中夫妻财产关系的处理，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和其他关系联系在一起从而变得很复杂。全国首例“二奶”状告死者发妻争夺遗产案是一个经典的案例。该案涉及：抚恤金、住房补助金、公积金、房产等财产的性质，当事人的财产处置权，遗嘱的效力，法院对证据的采信，民法的基本原则等一系列相关联的法律问题。涉及内容多，且又与当前的敏感词汇“情人”、“二奶”、“第三者”纠结在一起，能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热情。
3.讨论式教学法。婚姻关系实际上是伦理关系。伦理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一样，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有区别。婚姻家庭法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婚姻家庭伦理价值观。婚姻家庭法的运用也考量运用者对某一国家或者地区的伦理价值观的把握和解读能力。而要准确把握某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伦理价值观，不仅要了解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还要了解其他一些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因为，在伦理价值观的选择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既有共性又有鲜明的差异性。比如：拟制血亲之间，直系姻亲之间是否应当允许结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综合历史和现实，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不尽相同。讨论式教学法主要选择具有前沿性的问题、对现有道德伦理具有强烈的现实挑战色彩的问题，甚至会颠覆人类传统伦理的以及其他在现实中客观存在具有一定的群体性或者代表性的问题。比如同性婚姻的合法性问题、代孕的合法性问题、克隆人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在打工一族中出现的临时夫妻问题等等。同性婚姻挑战人类两性婚姻的传统，代孕不仅是生育自由挑战生育传统，克隆人问题是有可能颠覆人类传统伦理，而临时夫妻问题直接拷问夫妻间的相互忠实义务以及现阶段农民工的问题。组织讨论课要有计划性，要给学生充分的收集素材的时间。课堂上、教材上的内容是远远不够的。一般提前布置一周，这样在讨论课上学生才有充分的发言准备。讨论过程中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后在结尾时教师要对讨论内容进行评述、总结和适当的引导。因为学生的发言难免片面，而且比较容易走主观路线。
二、加强阶段
这一阶段开始从理论到实践，使学生了解现实中的婚姻家庭发展状况，婚姻家庭法在群众中的掌握、运用和信赖程度；了解、掌握婚姻家庭法案件的司法程序；形成对婚姻家庭法实际运用的初步认识。
1.田野调查。婚姻家庭关系总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不断发生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生活节奏、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等使得人们在面对婚姻家庭关系时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农村倾向于采用非司法途径解决婚姻家庭矛盾，城市则刚好相反。一个地区的发展程度、发展方式等会直接影响该地区的婚姻家庭关系。如：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城中村村民，在择偶时，为了保持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女子一般不外嫁等。这些都是课本上没有，却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中的婚姻家庭问题。通过田野调查使得学生了解婚姻家庭关系发展的现状和婚姻家庭法在现实中的运用状况，能有效加强学生对婚姻家庭关系和婚姻家庭法的认识，深化学习效果。田野调查的对象、方式和调查样卷的内容，老师事先要予以切实指导，以保证调查的完整性和针对性。调查结果一般用调查报告的形式提交。特别提出的是田野调查实践一定要召开调查报告会议。学生们的调查报告完成后，按照一定的条件再分成几个小组形成小组报告。调查报告会议以小组形式发言。通过调查报告会议，形成学生对我国目前婚姻家庭纠纷产生原因、解决的方式和途径的认识。虽然也可以组织学生在小组报告的基础上写成班级报告再下发给学生们，但是和报告会议上同学们各抒己见的热烈现场形成的影响力是不能比的。报告会议的结尾，针对报告中提到的各种问题，教师应指导学生研究分析其原因，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立法建议，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2.见习。见习是一种很重要的直观教学法，是让学生们直接观察实际的司法活动，感受实际司法活动的重要过程，是了解婚姻家庭关系的司法解决途径，加强婚姻家庭法教学的应用性的重要方式。婚姻家庭法见习的内容有很多，比如：以调解为例，就包括人民调解员的调解、村级干部的调解、妇联干部的调解、法庭外的调解、法庭内的调解等。我们一般讲法律见习主要是见习法庭审判。很多学校在这个阶段流于形式，临时组织学生听一次庭审，写一份见习体验完事。达不到教学效果，也满足不了学生的需要。建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虚拟见习，主要是通过放录像的方法。虚拟见习的优势之一是成本低，好组织，且方便教学。录像播放过程中，学生有问题可以随时解答，老师也可以放一段录像讲解一段要点。优势之二是过程比较完整，从立案到庭审到庭审后材料的整理，在短时间内可以聚集要点，使学生获得对法院审判活动的完整的直观印象。课后要求学生写一份流程图且伴随要点说明，初步形成对庭审过程的认识。第二个阶段现实审判见习。现实审判见习活动中审判活动现场的严肃的气氛，现实的法律过程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当事人的真实表现，形成的心理体验是虚拟见习达不到的。有了虚拟见习阶段的学习基础，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现场体验来加深对法律过程的认识，也感受虚拟和现实的差别。也一过程的缺陷是无法见习庭审前的准备和庭审后的材料整理归档，庭审过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存在并没有听完整的情况。因此教师在组织活动时，课前要把相关情况给学生下发一个简要说明，课后也要把完整的庭审资料下发给学生。然后组织讨论庭审过程，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进行拓展性思维。
3.模拟法庭。模拟法庭是法学类学生的实验室，在这里学生们把学到的实体法知识和程序法知识进行积极的运用，体验法律工作者的艰辛和不易，也是培养学生法律道德的重要基地。模拟法庭工作常常被当成表演课来进行，学生们选取角色后背台词，对案件本身并没有仔细研究。指导老师在指导时，要对案件内容和庭审过程有个大致了解，但是不要过多干涉，先让学生尽情发挥。庭审后观摩的同学要做现场评判，整个过程中，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并提出改进意见。学生评判后，指导老师做总结评判，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聘请有经验的法官、检察官或者资深律师旁听并且提出指导性意见。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一是促使模拟法庭角色扮演者自己加强学习，避免出现错误，增强主体性，减少对指导老师的依赖性；二是增强旁听学生的参与性——没有对程序法的一定的熟悉和对案件的研究，是看不出门道和提不出问题的；三是通过事后指导老师的评析能够加深学生的印象，促使学生反思；四是有法官、检察官和资深律师的参与，能提高学生的兴趣、提高责任心，同时也是学生们学习的好机会。总之，模拟法庭不要走形式，要做成能使学生有实质性进步的学习课程。
参考文献：
[1]王琤。婚姻家庭法实践实训教学模式研究[J].政法学刊，2011，（5）.
[2]庞静。实践性教学在婚姻家庭法教学中的应用[J].新西部，2009，（6）.
[3]姜虹。婚姻家庭法教学中的人文主义素质教育[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0，（2）.
基金项目：邵阳学院教改项目“婚姻家庭法应用性教育研究”（编号：2010JG24）
关键词：农村问题研究农村调查阶级分析法经济社会分析法
20世纪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走过了复杂的历程，形成了阶级分析和经济社会史分析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
关于农村问题调查研究的成果，是阶级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曾经说过，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对农民和农村社会阶级的调查，构成了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理论基础。
毕生重视社会调查，其中包括农村调查。
早在1925年底，就在他的家乡从事过农民状况的调查，并且组织过农民斗争。1926年1月，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初步分析了农村社会阶级。年1月，又进行了湘潭、湘乡、衡山、酸陵、长沙五县调查，后来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列举了乡村农会组织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驳斥了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运动的各种责难。这是从事中国农村研究的开始。后来他说过，年春天之前，自己“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之后，“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
对农村的调查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的最有价值。
年大革命失败后，领导了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年11月和1928年2月，先后在宁冈和永新进行过农村调查，但是这两个县的调查材料在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损失掉了。而年1月湖南五县的调查材料也由于的牺牲而损失了。1930年5月，说：失掉这些调查材料，特别是衡山、永新的两份材料，“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1930年代前期，做过许多有价值的农村调查，并且留下了一些调查报告，其中以1930年5月所写的《寻乌调查》,1930年10月所写的《兴国调查》,1933年11月所写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最为重要。
20世纪30年代农村调查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第一使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和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有了一个逐渐清晰的认识。1926年1月，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把农村社会阶级划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乡村手工业者、游民等八个阶级。在1930年的《寻乌调查》中，把农村社会分级划分为地主(包括大、中、小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手工工人、无业游民、雇农七种，并且具体指出，地主占农村人口的3.445%，富农占4%，中农占18.255%，贫农占70%，手工工人占3%，游民占1%，雇占0.3%。如果对照中国革命的过程，可以看出对农村阶级的划分以及对他们所占农村人口比例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实际上，《寻乌调查》所说的农村地主富农占人口的7.445%，应该是比较符合社会实际的。它的缺点是关于地主富农人口的概念不太明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这里说的地主富农人口，可以包括地主富农分子和全部地主富农家庭人口两种解释。这个问题，直到1947年底至1948年初才解决，当时明确规定了地主富农占农村总户数8%,总人口10%，改变了1947年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最初阶段所规定的地主富农占农村总人口10%的估计。此外，自己说过，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在原有土地关系上，没有分别了解富农、中农和贫农占有的土地状况，是《寻乌调查》的“大缺点”。尽管如此，《寻乌调查》所分析的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7.445%的结论，毫无疑问是一个理论上和政策上的重要成果。
第二，使形成了关于极端重视社会调查工作的一系列科学认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5月，在写成《寻乌调查》的同时，还写出了《调查工作》这篇文章，后来，把这篇文章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等等著名原则。这些思想原则的运用，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方法论之一。
第三，经过社会调查的实际锻炼，初步形成
了一套农村社会调查的科学方法。他称之为“调查技术”，包括要进行讨论式的调查，根据调查需要确定座谈对象，根据主持调查的经验决定座谈会的规模，事先拟订调查提纲并让座谈者知道，要亲自参加，要深人，要自己做记录等等。实践证明，这些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历次上进行过四次著名的社会调查。
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对西北农村的调查。从1942年2月18日起，到1943年2月24日止，先后在陕北神府、兴县、米脂、绥德等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前后历时一年。本人亲自整理或修改定稿的调查报告就有《贺家村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碧村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调查》、《杨家沟地主调查》等，当时还有大量材料没有来得及整理。《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43年10月在延安出版，《杨家沟地主调查》直到1957年5月才由三联书店出版。
二是1950年代前期的农业合作化调查。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到1956年1月全国合作化基本完成，中国农村迅速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集体化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指导合作化运动，和各级党组织用很大的精力进行农村社会调查。为了批判党内的不同意见，在年9月到12月，主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了两篇序言和104份批语。1957年，三联书店汇集合作化运动中各级党委或部门、个人的农村调查报告、工作报告、报刊新闻报道等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一书。
三是1952年12月上旬到1953年3月上旬刘少奇对中央政府32个部、委、直属局工作的调查，和1956年2月中旬到5月初对中央政府34个财经部门与湖北省、广东省、广州市、武汉市经济工作的调查。这次调查，顺应了新中国政权认识政府行政工作的规范、秩序、规律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正是通过这次调查，形成了《论十大关系》所表达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
四是1960年代初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员对农村经济形势和如何纠正“左”倾错误的调查。在这次农村调查活动中，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宁乡，到河北武安，到四川、河南，陈云到上海青浦，邓小平到北京市的顺义、怀柔，了解基层情况；中央各部和各级领导也做了大量调查工作。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调查报告就陈云的《青浦农村调查》;胡乔木的《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韶山讨论农村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访问东塘生产队》;的《关于食堂和评工记分等问题的调查》;邓小平、彭真的《关于农村几个问题的调查》;张平化的(关于在浏阳县文家市大江大队作调查的报告》;的《在长葛县和尚公社检查工作向中央写的第一次通讯》;邓子恢的《关于龙岩调查》、《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等等。这次农村调查对于纠正19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意义重大。
20世纪20年代以来，农村问题研究日渐受到重视，逐渐形成了与农村阶级分析法相区别的经济社会史分析流派。它的特点是：
第一，在研究领域方面，形成了以梁方仲、傅衣凌为代表的明清经济史，以陈翰笙、费孝通为代表的民国农村经济研究，以及1949年以后的当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三大研究领域(当然有的研究作品具有涉及面交叉的性质)。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比较规范和融会的特点。比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的学术方法，作者就表示：“本书在分析方法上同时得助于农民学和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三大学术传统，即革命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历史研究，西方‘形式主义经济学’和‘实体主义’的学术著作，以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成果。”杨国祯教授比较了法国年鉴学派和梁方仲、傅衣凌教授的研究特点后说：“它们的本质都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相结合，学术渊源上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是借助其他人文学科，关注社会下层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私’经济，挑战当时流行的事件史、政治史叙事模式，其发展都构成‘新史学’的动力。”
第三，都花了很大的精力从事收集史料的工作。比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使用了大量的满铁资料。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一书，也大量使用了1939-1943年期间日本人在华北进行的调查资料。傅衣凌教授的研究，非常注意收集乡村社会中当时还不为人重视的契约、族谱、墓志铭、乡规民约等文献，建立了以民间文献证史，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的学术传统。再比如，唐致卿的《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一书，收集了山东省档案馆的2000多卷档案、上千件农村契约文书和数百万字的田野调查资料。
我感到，目前我们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应当下大力气在当代农村经济社会方面取得突破。
在当代农村问题研究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很好的作品。比如，毛丹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弗里曼等人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庄孔韶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等等。但是，这个领域基本上还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学术发展的空间还相当大，我们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实现阶级分析法和经济社会分析法的有机结合。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农村社会，分析农村阶级，制定党的政策策略，实现了农村社会的政治变革。这是它的成功的一面。可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从根本上来说仅仅依靠政治变革是不成的。我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经提出了一个问题：运动“对人们私有观念的摧毁，是否仅仅限于地主阶级？如果一个社会不断摧毁人们的私有观念，能否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近代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为什么没有能够为近代化提供必要的资金积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革命时期的农村社会的政治变革。不过，我们今天在对农村进行经济社会研究的时候，仍然有进行阶层分析的必要。当代农村之后，随着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不同的时期占有的社会资源是不同的，他们的身份、地位、主张、要求也是不同的。研究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会使我们对农村问题的认识更加直观，更加科学，更有价值。
第二，实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当代农村研究的成果，一般有描述某一全国性运动、概况的专史性著作，有描写某一地区的区域性著作，还有描写某一个别乡村的个案型著作。目前个案型著作比较受到重视。个案研究具有相对典型，相对细致，相对深人的特点，但是个案研究必须尽可能地与宏观形势紧密结合。对一个孤零零的村庄的调查，固然是有意思的，但是在中国，完全忽视了与它周围地区，乃至整个国家政策和政治趋势的联系，这个村庄的命运是说不清楚的。
第三，更加小心地收集和鉴别史料。对当代农村的研究，既有难以收集资料的困难，更有对资料难以鉴别的困难。当代农村同样受到当代中国政治的强烈支配，大量材料带有当时政治形势的鲜明色彩，需要我们更加小心地分析鉴别。比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就花很大的精力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共90万字。这部书收集的资料是否全都可靠呢？有人说，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靠“三次会议一本书”发动起来的。自己也把编辑这本书看成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做的第一次社会调查，可见对它的重视。但是，围绕合作化问题，党内发生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尖锐地责骂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年7月和10月，特别是10月的尖锐批评，以强大的权力压制了不同意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共计收集了176份材料，其中年9月份之前上报的材料91篇，年10月之后上报的材料85篇。试想，在大力反右倾政治气氛中这些各地报上去的材料能可信吗？薄一波曾经说过：“由于出版《高潮》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因此，序言、按语和材料选择标准中都存在一些问题。”所以，用史料学的真工夫分析史料，是当代农村研究，也是整个当代史研究必须要解决的重要前提。
一、深化对民间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从综合性的概念来看，民间文化大致包括了民俗、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三大门类。民间美术是民间艺术和民间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它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产生，其形态从形成之初就带着浓郁的民俗特征，并伴随着民俗的演变而发生变化。民间美术适应于风俗、礼仪、节令、娱乐等生产生活的需求而形成了各不相同、多种多样的造型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是民俗的一部分，是以实物面目出现的民俗现象。［1］在教学中，既要以艺术学的视角对民间美术的艺术本体进行具体研究，也要注重结合民俗学的理论针对民间美术作品展开深入考察，进一步深化学生对民间美术与民俗文化联系的理解与认知。（一）理解民俗是民间美术学习的基础对民间美术与民俗之间关系的理解基于下列认识：民间美术的内容与形式充分反映民俗的各种形象；民间美术的内容也受到民俗心理的制约；民间美术丰富了民俗活动，加强了民俗的功用，扩大了民俗的影响与传承；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从教学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学生对于传统民间美术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民俗文化常识知之甚少，相较于西洋美术内容的教学情况看，后者更为学生所熟知。其客观原因在于：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国家，传统民间文化主要根植于广大的农村社会。当今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代大学生因早已远离“乡土”，已经失去了理解民俗文化赖以生存的民俗环境。因此，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习民俗的兴趣，开展各种途径，如文献阅读、视频媒介及田野考察等多元化的学习方式。这对于民间美术的学习来说，是把握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形式规律的根本基础。（二）了解民间风俗习惯是民间美术学习的前提结合民间美术现象了解中国传统民间风俗习惯，是加深对本土文化的记忆的一个有效的途径；了解各个民族不同地域之间的风俗习惯，也是把握民间美术作品内涵的前提条件。虽然民间风俗习惯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项目，但是通过分析研究民间美术所反映出的风俗习惯，可以具体形象地看到民族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和历史发展的概貌。其次，诸如民间美术创作表现最为活跃的年画、剪纸、花灯纸扎、社火花会的戏具等都是在民间的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生子祝寿、迎神赛会等民俗活动中产生与发展的。不了解这些节日活动的风俗习惯，对于民间美术的认识就落入了无本之源，无法真正理解其创作观念、造型与色彩体系。（三）要将民间美术置于民间文化的整体中来考察从古至今，民众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事项和一些传承性活动，逐渐成为人们民俗活动的主要内容，生活中的许多重要内容都围绕着民俗这个中心来进行。民俗文化具体表现在民众的日常起居、岁时节令、人生礼仪、劳动娱乐和民间信仰等方面。它是以语言、行为、文学、艺术等多种形式来表达，民间美术与上述各类型的民间文化相结合，并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内容呈现自身的特点。各种民俗现象，包括民间美术在内，都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表现。所以，对民间美术的学习，不能将各种民间美术形式作为孤立的个体看待，要作为由特定的民俗文化而联系起来的民间文化去整体考察。在民间美术教学过程中，要加强学生对民间文化的认知，使学生理解民间美术是民俗的物化与载体。通过教学使学生从民间美术作品中认识各个民族不同地域的生产生活、民间风俗，理解民间文化艺术不同形式之间的关系，培养学生学会用艺术学和民俗学的双重视角认识民间美术所蕴含的民俗文化内涵。
二、规范田野调查作业的方法
“学习民间艺术必须经常到民间去，而主要不是在民间美术展览会和图书馆中学。民间美术的课堂在民间，老师也在民间，一句话：在民间学民间。”［2］2田野调查是中国民间美术教学的重要环节，学生们走向“田野”，通过调查、研究、整理民间美术活动，有助于全面地了解民间美术文化产生的土壤，掌握民间美术研究的方法与途径，发掘民间美术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民间文化意义。（一）田野调查教学的现状从笔者所了解的各校现实教学情况来看，集中存在的问题有两方面：一是由于课程短，无法安排田野调查；二是将艺术采风、写生等同于田野调查。前者属于教学计划的制定问题，解决的方式有多种。例如可以在寒、暑期利用社会实践进行田野调查的作业，特别是在寒假，因为临近春节，是民间艺术活动的高频期，又因大部分学生返乡，恰是进行田野调查的好时机；后者则属于操作性的问题，是对于田野调查认识论上必须要厘清的错误观念，否则田野调查的研究价值无法完整体现。（二）田野调查与“采风”的区别“采风”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代。当时的统治者设立专门的机构收集各诸侯国的民歌、民谣，以体察民风、民情，了解民众对统治者的意见，以及时改进统治策略。至今，我们所说的“采风”则开始扩展为深入生活收集素材的艺术行为和活动。其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搜集艺术创作素材；二是贴近生活，体验生活；三是培养创作的灵感。［3］艺术采风强调对自然景观、民间艺术的感悟，以“悟”为主，以采集民间艺术的“形”为主；田野调查则是用科学的调研方法，不仅要采集民间艺术的“形”，还要了解其“意”，更要观察背后的“人”。在了解民间美术制作工艺的同时，要更多地把重点转向对艺人的采访。通过一手的田野调查资料，才能开展对民间美术的分析与研究，才能保持研究的鲜活性、客观性。如果以“采风”的观念从事田野调查活动，则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611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4］9。所以，在民间美术教学中，要介绍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懂得运用科学的手段参与实地调查、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到最后写作田野调查报告的完整过程，进而通过这样的过程提升学生的民间美术研究能力。
三、拓展艺术实践教学的模式
民间美术课程的实践教学具体是指选择具体的民间美术类型进行艺术实践操作。其目的在于通过实践操作，增强民间艺术体验，发现造型规律，学习和掌握民间美术的艺术语言。由于中国的民间美术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艺术体系，因此，民间美术课程的艺术实践不能照搬学习西方学院派艺术和中国传统艺术的规律和方法。民间美术的艺术实践课程兼具灵活性和开放性的特点，针对各个学校不同的学情，可以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教学模式和临摹、创作实践与文化创意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具体分析如下：（一）实践教学内容的选择实践教学内容的选择应考虑可操作性和易进入的原则。最好是因地取材，根据学校当地的条件和可利用资源，选择当地代表性的或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民间美术类型作为开展艺术实践课程的教学内容。另外，在内容的选择上，还应考虑以下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角度选择，考虑到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代表类型。第二，从其活态文化的特性的角度考虑，以不同民族重要节日及重要祭祀时间为文化线索选择代表类型。［5］（二）实践教学形式的开展实践教学形式中，除了通过田野调查等方式以身心实践方式在习俗生活中体验民间文化传统之外，还应拓展以下形式：（1）有条件的学校应争取建立民间美术工作室。通过民俗用品展示、民间美术作品收集以及多媒体资料库的建立，创设具有民间文化氛围的教学环境，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对民间美术的认同感。（2）除了将优秀的民间艺人请入课堂外，也可以与当地的民间美术传人、机构建立校外工作坊。在此过程中，让学生动手设计、制作民间美术作品，体会制作过程，通过与艺人零距离的谈艺和交流，学生直接通过民间艺人的传授了解民间美术的传统技艺和传承精神，弥补了民间美术课堂教学的不足。（3）通过走访民间美术工艺品市场，收集、记录、整理民间美术资料。民间美术工艺品市场也可被理解为民间艺术的另一种集中展览形式，学生可以在此见识更多品类的民间美术作品，并通过与售卖者的交流，了解到作品的相关信息，如制作者、制作工艺与价值。这种实践形式扩大了学生们的眼界，丰富了对民间美术作品的感受和认识。（三）实践教学的实施方法实践教学的原则中，应主张学生在学习传统民间美术造型观念、语言的基础上，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进行艺术创作实践和应用于现代生活的文化创意。具体的实施方法有：（1）以临摹为主要手段。通过直接临摹传统的民间美术作品，亲身体验民间美术的创作与制作过程，从实践中体味民间美术所包含的文化传统、造型规律和艺术语言。（2）以创作设计为主要手段。学生自主选题，通过积累的资料，利用感兴趣的民间美术的样式，与生活经验相结合进行设计创作实践和文化创意。（3）以研究为主要手段。学生通过田野调查或者相关资料文献的阅读，针对某一种民间美术类型进行深入调研，结合文字、图片、影像等内容整理设计成为研究报告或专题论文。
四、促进“非遗”知识与课程教学的融合
作为传统美术的一部分，民间美术一直是第一、二、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第七大类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内容，是值得我们珍视、保护和传承的人类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上就发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宣言》，“宣言”中确立了教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作用。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高校应当根据自身的特点来参与。近年来，伴随着国家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教育的深入重视，“非遗”教育进校园活动得到了持续深入地开展。民间美术课程就是推动这一活动的载体之一，它理应承担起“非遗”教育的职责。对于具体的课程设计，民间美术课程受到学时的影响，不可能完整地阐述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内容，所以需要将“非遗”教育灵活地融合进教学设计中。具体的策略有：（一）采用附加的方式进行课程教学不改变现有的民间美术课程基本结构，而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学习作为民间美术的前修课程，布置学生利用课下阅读相关书籍、文章。如王文章先生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并定期读书汇报会的形式交流学习心得。或者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在课下进行在线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等教育部精品课程。（二）采用穿插、渗透的方式进行课程教学在教学中，结合民间美术作品穿插介绍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内容。如针对中国民间印染与刺绣的内容，在对这些传统手工制作技艺作进行讲解的同时，要详细介绍依据“非遗”法规，当地制定了哪些具体的保护和传承措施，取得了如何的成效及目前的发展现状等方面的内容。将民间美术作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学的角度分类进行教学，并优先选择作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美术类型进课堂。例如剪纸艺术、民间木版年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类型中的优秀代表。（三）采用与不同“非遗”文化类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课程教学盘点当地的“非遗”文化资源，也包括传统音乐、舞蹈、体育、曲艺、戏剧等与传统美术不同的文化类型。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定期邀请这些“非遗”传承人进入课堂举办讲座，与学生面对面交流；或参访“非遗”文化传承现场，让学生直接参与实践和体验的方式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习；并且安排课余时间，开展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记录、保护的相关活动，增强学生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认识。
五、结语
中国民间美术作品所呈现出的中华民族本土思维和艺术语言，为当代高校美术教育提供了珍贵资源。学习民间美术的任务不仅仅是汲取传统文化中的养分，或是再现一种传统民间文化的辉煌，而是要重建属于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与自豪感，弘扬民族文化。中国民间美术课程的教学行为与手段，没有固定的模式，它需要每一位教师积极开展自己的教学探索，达到获得最优教学效果的目的。作为教师，要运用好民间美术课程教学这一载体，大力培养学生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感情，引导学生吸取传统文化艺术本源中的活力，找寻到一种表现自己精神世界的语言方式，并把它贯注到新的创造中去，使他们真正成为民间美术的欣赏者、传播者、保护者与传承者。
［参考文献］
［1］彭纲，文艺，徐华颖，等．民间美术［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
［2］靳之林．民间美术的整体认识与教学［J］．美术研究，1987，（4）．
［3］柒万里，俞崧，黄建福．艺术田野调查法［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13．
［4］傅谨．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J］．民族艺术，2001，（4）．
关键词：田野调查；中国民间美术教学；社会实践
在中国民间美术教学中，除过正常的课堂教学、工作室的操作和图书馆的积累外，还需要走出校门，深入社会和民间，让学生近距离接触民间文化和寻找创作素材和灵感，在自然环境和民间艺术的陶冶下培养自己的艺术素养和艺术情操。
近年来，美术院校越来越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每年定期组织学生下乡采风，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笔者认为田野调查不是去拍几张照片，画几幅速写，而是要深入了解民风民情，所以要真正把田野调查和中国民间美术教学结合起来，才能使调查名副其实，才能有利于中国民间美术课的教学。
1 田野调查是中国民间美术教学的重要环节
田野调查教学法，是指学生在教师的组织下，围绕某一教学目的，深入到民间艺术起源地对民间美术素材和相关文化背景进行调查、收集和研究的一种教学方法。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参与包括实地调查、资料收集、整理分析进而最后做出结论的完整过程，并通过这样的过程培养学生对民间美术在研究能力和文化意识方面的全面素质。田野考察教学有助于验证所学知识，增强学生对本地区民间美术特征和文化寓意的理解。
2 定期带学生下乡社会实践
要真正切实地组织一次田野调查，必须对各个环节做充分的准备工作，做到有备无患。
首先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制定了一个细致的工作计划，包括行程路线、车辆安排、人员的组合、日常的活动，还有学生的安全、气候、饮食等问题。另外让学生通过书籍、网络等渠道，搜集资料和信息，对所要调查的地区和文化有一个全面了解。每一个民族或每一个地区都有特殊的社交礼仪，如见面礼节、作客礼仪等，以及各种禁忌等。只有先了解一般礼仪和禁忌，才有可能较好开展田野调查。比如调查乾陵，首先要了解唐朝社会文化、帝王陵墓的形制和乾陵的特点等。学生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后，就会对所考察的对象产生认同感，带着问题和兴趣去认识它，而不是像旅游观光一样流于形式。
在调查过程中，教师或学生针对性地对调查对象进行讲解，这样会使学生亲身体会艺术的魅力，也会积累经验，学会田野调查的方式方法。另外也可以请一些艺人讲述他们的创作过程，或者现场示范。从事民间工艺的人越来越少了，了解和使用它们的人也越来越少。许多学生平时接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仅仅通过书籍或网络了解民间艺术，无法亲自感知这些艺术。如果了解了这些艺术的工序和创作，就会使他们真实的触摸民间艺术，把书本知识和本原艺术紧密结合起来，就会激发学生对民间美术的浓厚兴趣。
在参观凤翔泥塑村的时候，学生在感叹民间工艺的精湛的同时，更多地把重点转向了对艺人的采访。通过采访，学生们了解了泥塑的制作工艺、艺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凤翔泥塑的社会影响，他们都感到受益匪浅。通过这种方法，深入到人们的中间，通过参与他们的活动、与他们交谈和观察他们的活动来了解其社会和文化。田野调查法使得调查者既可作为“参与者”，又可作为“观察者”；既作“局内人”，又作“局外人”，双重的身份及多维的观察角度使得调查者可以对调查对象及社会事实进行深度观察与体验，从而进行广泛和深刻的文化意义的解读与剖析。
最后，指导学生通过文字、录音、影像等方法进行记录。一方面是实习成果的记录，另外也是对濒临灭亡的民间艺术的整理。通过这种途径，会对学生产生深刻的印象，这是课堂教学所不能达到的。考察结束后，要求学生对搜集的资料分类整理，最后写出调查报告。教师在取得学生的反馈信息后，再针对民间美术教学过程的每个环节进行反思和总结，这个过程是个循环不断、持续改进的过程，最终使民间美术课程资源得到更加合理、有效的开发。
3 教师下乡搜集资料
教师既是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者，又是发展者、实践和创造者，自己要发挥作为知识群体对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创造的历史作用。在教学之余，教师可以利用节假日，对周边地区的民间美术以及风土人情进行深入的考察。可以通过拍照、录像、录音等手段，取得第一手的资料，然后对这些信息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归类，形成一个民间艺术的信息库。教师因为自身知识的积累，在考察的过程中容易发现问题，也容易取得成果。近几年来，我利用大量时间，对陕西关中的民间艺术进行了多次调查，收集了大量民间美术、实物、图片、视频等资料。上课时，我把自己搜集的资料和积累的经验运用到教学中，尽可能把中国民间美术中最经典最华美最乡土、最本色的部分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给学生看――或图片或实物；并联系实际生活，引入与民间美术有关的多元艺术形式（如皮影戏等），在增加课程信息量的同时，开拓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对民间文化和中国美术的兴趣。这些资料，一方面为教学工作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也为我个人的科研论文创作积累了经验和素材。
4 学生课余社会调查
每年寒暑假，学生都会有充足的时间整理自己的学习，这是学生进行田野调查的有利时机。许多学生来自农村，或者日常生活经常会不经意接触民间文化和艺术，但是却没有清楚的认识它们。如果加以引导，就会使学生在节假休息之中，近距离的接触民间艺术、重新认识民间艺术，真正地把所学知识和民间社会生活相结合。因为已经有了民间美术的知识铺垫，学生会对田野调查和民间美术有一个新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会对日常所见的事物产生新的认同。在放假之前，教师可以给学生布置作业，让学生进行社会调查。指导学生将中国民间美术知识和田野调查方法论结合起来，对自己家乡或者自己感兴趣的艺术话题进行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由于缺少观察，缺少艺术观察的方法，生活中很多现象熟视无睹，无法生成课题，更没有有意识地去思考它，研究它。通过田野调查法的培养，使学生把观察、思考、分析、研究变成自觉行为，重新发现生活中的美，并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假期结束后，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总结，展示学生的考察成果。学生们带来自己收集的民间工艺品，对它们的制作工序和社会功能，以及对家乡的文化产生的影响等进行讲解。我在放寒假前给学生布置了一项任务：调查家乡的民间手工艺，从中发掘其与民间传统民俗文化关系。开学后班上组织了一节汇报课，学生们不但带来了大量的照片、影像资料，而且还带来了剪纸、门神、皮影、布艺等实物，调查报告也写得很扎实。在交流经验时，同学们都有这样的共识：因为对自己熟悉的民间艺术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实践，所以觉得很有意义，收获也很大，锻炼了自己，学到了书本以外的知识，对民间美术有了更深的认识。通过这种活动，学生们积极参与，把自己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增长了美术知识，也拓展了学生的文化视野。
田野调查是中国民间美术教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为美术教育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通过对民间美术的调查、研究、整理，有助于学生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美术，掌握民间美术研究的方法与途径，发掘民间美术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在民间美术教学中，运用多种途径，将民间美术教学和田野调查紧密结合起来，对美术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将中国民间美术教学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是美术史教学的一条可取之路。
参考文献：
[1] 赵农。民间艺术概论[M].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2] 靳之林。中国民间美术[M].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
关键词：统计学；课程改革；社会实践；毕业论文
一、前言
自2014年教育部提出“加强高校实践环节的教育，进一步将教学与实际相结合”以来，高校教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就一直在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大学课程已增设实训环节。大学生实践与分析能力的提升通常作为人才筛选的评判标准，是培养创新思维的基础，也是判断当下实训课程改革是否成功的依据，在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从现有大学生社会实践报告和毕业论文中来看，大学生真正运用统计方法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还有待提升。学生普遍反映开设的《统计学》课程更多是以案例的形式进行讲解，缺少针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本文以湖南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为研究对象，对统计学课程进行创新设计，在传统统计学课程基础上，引入实践与分析环节，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分析能力，并将统计学课程中所学知识应用到毕业论文设计和社会实践报告中，以此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
二、统计学课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材缺乏数据包，打消学生实际操作的积极性。传统的统计学教材中多以理论教学为主，案例实训操作也多以例题的形式展示，书本中课后习题往往缺乏相应的配套资源。统计学课程中的习题往往针对的是大样本（样本数量超过30个为标准），如果按照书中的例题进行操作，往往需要学生自行将样本数据手动录入软件，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既违背了以分析问题为宗旨的教学目的，也极大地打消了学生进行实际操作的积极性。2.教材案例脱离现实，无法激发学生的兴趣。统计学教材中所用案例较多偏离现实。纵观近年来统计学教材中所使用的案例，编者较多偏向于以管理者的视角对灯泡、机床零件、产品质量等生产环节进行分析。然而，多数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是消费者的角色，从管理者的角度进行案例分析，对于学生而言不仅很难激发其学习的兴趣，而且容易于让学生形成“读书无用”的想法。3.统计图表的规范性要求不能引起学生的重视。对近三年的毕业论文进行随机抽查，在随机抽样的36篇经管类毕业论文中，仅有7篇毕业论文使用了统计图表，使用比例不足20%，若进一步考查其使用的规范性，则几乎全部不合格。对于这一现象，在学生的社会实践报告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看法，调查结果几乎全篇都是以文字性叙述为主，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的调查报告寥寥无几。4.考核方式较为单一，缺乏综合测评。目前，统计学考核方式仍以期末闭卷考试为主，学生出勤记录、课堂表现和平时作业为辅，偏重于对概念、公式的记忆，而缺乏学生实际操作和分析问题能力的考查。这种考核方式容易使学生不注重平时积累，在临考前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无法体现出统计学课程开设的初衷，不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学生今后在实际中遇到的统计学问题也无法有效做到学以致用。
三、统计学实训课程设计
1.选用更加注重实训内容的教材。以统计分析软件R语言为实训平台，选用基于R语言的统计学教材，并将书中例题和课后习题的数据包放置云盘，方便学生下载使用。对于每次课的课后习题，学生只需要复制例题中的命令并依据题意进行相应的修改，就可获得习题的结果。若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时遇到问题无法解决，还可下载教师编制的习题脚本命令，对比自己的操作过程，以寻找出现错误的原因并及时进行更正，以此增强学生实训的积极性。2.增设田野调查环节。增设田野调查环节，用“走下去”的方式，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围绕某一个主题设计调查问卷，让学生们亲自参与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工作。针对同学们自己发现的问题，运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形成最终的调查报告。同时，为了提升学生实践运用统计数据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统计学现有的54个总课时中拿出16个课时用以训练学生的统计作图能力，并将其中4个课时设为实训操作，以解决学生在学习统计软件中遇到的不同问题。3.建立师生合作工作室平台。建立师生合作工作室平台，定期对学生进行图表规范性培训，将学院教师正在进行中的科研和教学任务放进平台，组织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对任务进行分解处理。根据各小组成果的质量和规范性进行成绩评定，对完成情况较好的小组予以嘉奖，对完成情况较差的小组采取退改再评定的方式进行整改，促使学生将课堂中所学的统计方法运用于实践，真正意义上实现教学相长。4.考核方式更加多元化。传统的统计学考核形式是期末考试占80%，平时课堂表现和作业占20%，这种方式不利于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将统计学的考核方式划分为期末考试、田野调查、社会实践能力和平时课堂表现四个部分后，不仅减轻了学生在期末考试中强行记忆的负担，而且让学生更加注重田野调查和社会实践的环节，有利于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统计学，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运用统计学的思维进行思考。
四、改革实施效果
研究小组基于社会实践与毕业设计导向，对统计学实训课程进行了创新改革，以提升学生运用统计数据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为检验改革的实施效果，研究小组对湖南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的“三下乡”调研团队进行追踪调查，随机抽取部分同学的暑期调研报告和毕业论文。调查发现，无论是调研报告还是毕业论文，其统计图表的使用率和规范程度都有大幅提升。学生至少在三个地方有了明显改善：一是图表更为规范化。统计学课程改革后，学生已初步掌握了标题和注释的摆放位置、线条的粗细程度、三线表的使用标准、图形的无框化等制图和制表细节。二是明确了不同图表的用途。对于类别型变量可使用条形图、饼图、环形图、气泡图进行分析，对于数值型变量可使用直方图、折线图、散点图以及时间序列图进行分析。三是借助图表表达自己的观点。学生对于某种现象的描述不再停留于原始的文字性陈述，转而开始利用图表数据进行说明，这种方式有助于增强描述的可说服力。
五、结论
此次教学改革设计解决了传统统计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将统计学课程中所学知识应用到毕业论文设计和社会实践报告中，改善了学生使用统计图表出现的问题，提升了学生的实践与分析能力。
参考文献：
[1]余达锦，杨淑玲。创新创业教育背景下高等数学教学方法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
[2]王红雨，闫广芬。师生认知视野下的高校创业课程体系：问题描述与改进策略[J].教育发展研究，2014
[3]卢淑静。创新创业教育嵌入专业教育的原则与机制[J].求索，2015
关键词：田野调查 少数民族 声乐表演者
一、田野调查的含义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民族学家获取研究资料的最基本途径。”所谓田野调查，指的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居住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对田野点进行较长时间的实地观察，亲身体验某一社区的人群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对其进行长期的调查工作，学习运用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的日常社会活动，掌握其生产生活状况，了解他们的思想观念、与政治制度，并在这些调查工作的基础上撰写田野调查报告或民族志是民族学田野调查对研究者的要求。
二、田野调查和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训练效果间的关系
（一）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者参与田野调查有助于提高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能力
提高中国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能力，进行田野调查是必不可少的。演唱中国少数民族声乐，涉及到少数民族，顾名思义，可以和民族学形成一定联系。少数民族的声乐表演，离不开民族学知识的指导，而田野调查作为民族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必定为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训练效果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歌唱家李双江为演唱歌曲《船工号子》，曾多次到川江一带进行田野调查，感受川江的风土，捕捉当地的情感。在我国许多歌唱家在演唱声乐作品时都有进行田野调查工作的经历。例如，大家熟知的郭兰英、郭颂、吴雁泽、胡松华等，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把自身的审美情感和当地的社会文化、、心理感悟进行恰当地融合，虚心请教当地的民歌手，从他们民间的演唱特征入手，融会贯通自己的作品，力争演唱出具有当地特色的声乐作品。所以，从他们的歌唱中，能感受到个性、生活和情感，他们的作品才能流传至今。
（二）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者参与田野调查有助于提高对所唱音乐作品的理解
少数民族由于种族、人类起源、环境、文化、语言、民俗、心理等差异，致使它的音乐风格也各具特色，区别于汉族音乐，各个民族具有自己鲜明的音乐特征，具有自己鲜明的音乐话语体系。如：新疆的音乐，具有典型的切分节奏类型，它不同于汉族一般的切分特点，是四分之三音，这四分之三音从谱面上很难把握，如何准确的唱出来，不但需要理论上的指导，现场的借鉴学习观察模仿也尤为重要，声乐表演者参与所唱歌曲的田野调查，深入实地获得第一手资料，分析琢磨当地民族的节奏韵味，体验新疆少数民族歌曲特征，采访民歌手对歌曲的诠释，提炼风格要点，加深自己对歌曲作品的理解，有助于提高对所唱音乐作品的理解。
（三）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者参与田野调查有助于声乐表演的创新研究
由于田野调查方法是民族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因此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者应学习运用这种方法，指导自己的声乐实践。当前，我国的民族学正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要发展就必须创新。这不但需要理论创新，也需要方法上的创新。
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艺术形式丰富多姿，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者参与田野调查，到当地观察、访谈、居住体验等取得第一手的资料，从中挖掘提炼音乐素材，归纳整理进行创新。另外，民族地区很多原始的资料对于全国汉族等其他民族来说，其本身就是创新。如：青歌赛土家族选手穿的红蓝两面颜色的裙子，演唱过程中变换颜色这一表演形式，在同年的央视晚会宋祖英演唱《茉莉花》歌曲时，运用了相同的技法，白粉两面颜色的演出服。所不同的是土家族选手变幻裙子时所有人都知道怎么变换的，而宋祖英变换时是由一群舞蹈演员遮住变换的，观众没有看到如何变化，因此，带来了神秘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根植于少数民族演唱形式的一种创新。
三、结语
目前，全国各大高校对少数民族声乐表演专业学生的训练主要在学校进行，学校缺乏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手的音乐资料，有些少数民族特有的材料只有本民族的声乐表演者才能把握住其音乐特点和演唱风格，而其他民族的学习者对此把握还非常欠缺。对此现象，加强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者对所表演歌曲地区的田野调查尤其重要。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者参与田野调查有助于提高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能力、提高对所唱音乐作品的理解，加强声乐表演的创新研究。高校学生参与田野调查，有其现实的困难，笔者认为一是学生应加强自身田野调查素质的训练；二是学校应给予支持，如课程设置，学分设置等；三是应引起社会的关注支持。
【关键词】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政府发展
一、民族行政文化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长期的行政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并为公务员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团体意识、态度、情感倾向、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等的总和。由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导致了该地方的行政文化有其特殊的内涵、内容和特征。云南省滇西地区包括德宏州、临沧市、大理州、保山市、怒江州、迪庆州、丽江市七州市，而民族自治地方有傣族景颇族自治德宏州、大理白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虽民族众多，但主要以白族、傣族景颇族、傈僳族、藏族和纳西族为居多，各民族千百年来，地域相邻、杂居为生、互相往来，因此，历史文化有一定的共性，本文以大理白族地区的行政文化为调查对象，以发放调查问卷、个别访谈、走访公务员等田野调查的形式，试图分析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建设良好行政文化，实现政府又好又快发展的初步设想。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大理白族自治州5个县市，分别是D市、R县、H县、W县和J县，共824名政府公务员参加了调查，发放问卷824份，有效问卷822份，其中汉族227人、白族548人、回族29人，彝族18人；他们当中中共党员759人，共青团员27人，派22人，群众14人；具有大学文化及以上的有649人，占79%，中专（高中）文化115人，占14%，初中文化58人，占到7%。
2、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的施测时间为2010年8月15-26日，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另外，还采用了个别访谈法，走访乡镇公务员等调查方法。
3、问卷统计结果
在调查中发现，公务员对政府存在的目的的观点中，有59%的人认为政府存在是为了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仅有2%的人认为是为了统治人民和维护官僚阶层的利益，还有10%的人肯定政府有抵御外国入侵的职能；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工作的基本理念上，44%的公务员非常赞同，35%的公务员表达赞同；对本地政府的管理工作，81%的人员表示坚决拥护本地政府，有4%的公务员对政府的印象还可以，有4%的公务员对政府的态度很矛盾，只有1%对本地政府持反感情绪。
行政主体分别描述了自己对法律、法治及公平的看法，意见和看法不尽相同。59%的公务员认为法律是广大人民根本要求、根本利益、根本愿望的体现，在社会秩序的维护中应该以法律为主，道德为辅。64%的工作人员肯定本单位的领导者非常重视对员工的教育培训，所在的机关一般对员工进行培训教育，每年平均有4-8次，但同时又有58%的人认为所在机关的学习风气一般。
三、研究分析
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文化是中国当代行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总体上来讲，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文化具有当代中国主流行政文化的部分特征，但是，同时由于少数民族拥有更大的自治权、特别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等原因，导致了民族地方的行政文化有其特殊的内涵、内容和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安于现状、易于满足的保守思想在滇西民族自治地方影响较普遍，特别在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中这种思想很有市场，如果政府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工作人员都抱着这种态度不思进取，不求上进，那么政府发展是没有可能的；二是原始平均主义观念影响尚有，使政府机关内普遍存在“大锅饭”现象，“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利益分配不是以工作绩效和贡献为标准，而是以出勤率、职务级别等为根据。结果是激励机制失效，人们的积极性严重受挫，政府活力下降，政府体制走向僵化；三是缺少开拓创新、勇于竞争精神，“等靠要”思想严重。这种观念对当前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影响特别大。四是带有“官本位”和“权力本位”色彩浓重，独断专行、家长制、长官意志在滇西民族自治地方传统行政文化中根深蒂固。“官贵民贱”的等级观念在民众头脑中一直留存，法律、法治等观念淡薄。
四、研究结论
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的重塑与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笔者根据政府发展理论，结合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文化的具体表现，提出建设三种现代民族地方政府发展的模式，来加速当地民族地方行政文化的变革，并且促进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发展。
1、创建参与式政府模式
所谓参与式政府模式是指政府通过创设制度化的、开放的参与渠道和机制，有效吸收社会公众和政府内的普通工作人员参与行政过程，从而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行政水平不断改善的政府管理模式。参与式政府模式是参与式行政文化的应用和实践。在滇西民族地方，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总体上属于臣属型行政文化，但公民政治文化已经萌芽，少数民族理性的政治参与开始觉醒。因此，建设参与型政府模式，让更多的本地民族精英、人才参与进来，真正实现行政民主化，改善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相对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格局。
2、建设法制政府
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的法治建设已经取得较大进步，《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关于保障一切散居少数民族成分享有平等权利的决定》和《大理白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等各种民族法制实施状况良好，但仍有一些问题。摆脱人治文化的束缚，树立起现代法治文化所要确立的“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确立新型的法律关系，完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关键词：综合实践；小学教育；合作学习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综合实践课程渐渐地被重视起来，其主要内容包括社区服务或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动手制作等，这些内容往往需要多人共同完成。小学阶段的学生对于合作已经有了一定的概念，所以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时，更侧重的应是为学生提供符合年龄特点的策略与方式，强化学生的群体意识，适当地利用外在的因素，激发学生的团队荣誉感，确保最大限度地发挥小组实力，帮助学生树立起合作共赢的理念，为学生日后走向社会打下基础。
一、合理地选择小组结构
在异质分组的过程中，教师往往根据学生的不同特性，进行互补式的分组，以保障各个小组之间的水平差别不大，保障大家学习的积极性[1]。这样的小组在组建的过程中，需要教师对学生的个性有详细的了解，同时也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不断调整小组的结构，让学生得到全方面锻炼的机会。教师在进行“交通安全伴我行”一课的教学时，便合理地进行了小组的组建。首先，本节课的内容是学生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社会规则，所以教师在组织大家了解实践时较为容易；其次，学生在进行本课的实践之前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调查经验，可以很好地完成实践报告。在这些现有学情的基础上，教师先让学生进行自我推荐，选择出相应的组长成立小组，并且在学生自由分组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改变与调整。之后，教师组织各组同学在教材的基础上选择自己所在的兴趣点完成报告并进行展示。为了确保学习效果，教师要及时地深入各组学生的实践当中，帮助学生把握大体的方向，防止出现偏题的现象。这种方式组建起的小组往往更具凝聚力，组长在集体中的个人魅力也可以保障小组合作顺利进行。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学生对自己的定位不够准确，所以也可能会出现小组结构松散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不能剥夺组长的权利，而要进行更多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信心、完成任务。在综合实践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突发状况，尤其是在面对低年级的学生时，教师要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任务要求，让学生有明确的执行参照，这样才能保证合作学习的效果。
二、进行适当的团队建设
小学生的个性比较突出，需要进行很好的磨合才能进行团队作业。面对这样的状态，教师可以在团队组建之初进行相应的团队建设，进行适当的磨合，帮助小学生找到自己在团队之中的定位。针对小学阶段的学生，团队建设的活动大多以游戏为主，这样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让学生在欢乐的氛围内进行集体意识的培养。教师在进行“关于私家车的研究”一课的教学时，便带领学生进行了简单的团队建设。首先在小组确定下来之后，教师组织学生进行了传话的游戏，各组的第一个同学看教师的提示，之后依次以动作向下传递，最后最贴近原意的一组可以获得优先选择课题的权利。在这个游戏中，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进一步地体会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让学生更具集体荣誉感。游戏完成后，教师组织学生找准自己在团队当中的定位，让学生进行讨论，提交自己团队的主题、研究方向以及成员的分工，并以文字的形式将其绘制在本组的实验报告内。教师在这一过程，可以组织一组同学作为代表进行展示，也为未完成的小组提供示范。最后在团队建设的过程中，教师还需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角色所承担的任务及责任，这样才能保障调查报告得以顺利进行。团队建设是确保小组合作顺利进行的基础，学生之间的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才能保障任务的完成。现阶段的独生子女较多，他们缺乏分享合作的机会。在综合实践的课堂中，教师要培养的正是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甚至是集体与集体之间的沟通能力，适当的团队建设，可以挖掘团队的潜力。
三、选择趣味的主题活动
教师在组织合作学习的过程中，要选择趣味的主题活动，保障各组成员对自己的小课题充满兴趣，让学生可以在兴趣的驱动下努力实践、认真学习。这种情况下，需要教师对教材的内容有系统的了解。在针对低年级的学生时，教师还需要提炼出适合学生完成的小课题，以便适应学生的学情状态，促进学生的不断进步。教师在进行“家乡变化小调查”一课的教学时，便组织学生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让小组自由组建。首先，本节课的涵盖内容很广，教师在进行本节课的教学设计时，既想让学生为家乡的飞速发展而感到骄傲，也想让学生意识到近年来自然环境的一些变化。所以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先给出了两个大的分组：一是家乡好的变化；二是自然的变化。教师给出题目后，组织学生进行自由选择，并且在两大组下设计了小标题，如“家乡的环境污染问题”“家乡的交通拥堵问题”“家乡的建筑变化”等多方面。学生可以在大标题中选择自己的兴趣点，进行自由分组，分享自己的想法，完成调研计划。在本次的实践活动中，学生选择的都是自己了解的内容，报告的完成度也比较高。之后，教师再组织各组学生进行交流，以便让学生较为全面地了解家乡的变化。在报告完成后，教师还组织学生讨论应对这些不良变化的措施，最后将各组的内容汇总存档，完成了一次别具意义的家乡“田野调查”。在这次调查的过程中，教师缩小了学生的关注点，让学生的注意力更为集中，同时利用兴趣，凝聚了学生的团队意识，让学生在兴趣的驱使下，目的明确地展开了高效的调研。
四、激发学生的团队热情
合作学习的目的是实现学习效果的最大化。在这个目的的驱动下，小组需要有共同的奋斗目标。除了兴趣以外，教师还需要设置一定的外在刺激，如小组荣誉、物质奖励等。小组合作竞争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良好方法，合理地设置奖惩机制可以更大地激发学生的团队热情，让学生在集体人格的驱动下发挥更大的潜能。教师在进行“校园趣味运动会”一课的教学时，便注重设置奖项，激发学生的团队热情。趣味运动是小学生最为期待的活动，教师在设计趣味运动会时，要注重游戏的合理设置，力求让学生在活动中都能找到自己的长处。为了激发学生的热情、增强学生的班级荣誉感，教师设置了相应的奖项，并采用集体积分制的原则来确定团队的排名。学生在班委的带领下快速地展开工作，很快形成了明确的分组，如选手组负责参赛、文案组负责向广播站输送文案、后勤组负责组织同学加油及保障运动员的物品供应等。这个活动，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凝聚力，促进了学生集体意识的形成，让个体更容易受到集体价值观的约束，进而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激发团队热情这一策略，应用到以班级小组为单位的活动中，便可以转变为物质奖励，比如为获胜小组颁发一样的本子，将宣传板交给获胜的小组进行设计，等等。在集体荣誉与利益的驱动下，学生的合作热情会得到更大的激发。教师在组织学生实践活动时，可以了解学生的兴趣点、吸引学生的注意，确保合作的高效。
总之，在小学阶段的综合实践课堂中，教师要注意学生合作意识的培养，帮助学生树立合作共赢的理念，让学生可以在集体中发挥最大的潜能，努力地完善个体的学习方式，从而为个体的后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参考文献]
女性人类学(FeminismAnthropology)就是将女性主义研究理论与人类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弥补传统人类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不足和偏颇。同时，女性人类学不局限于对女性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是也包括男性在内的社会性别研究、性别关系研究。
女性人类学在西方已渐趋成熟。然而在国内人类学界，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本人拟简明介绍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及学科特点、研究方法，对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进行探讨。
一、妇女人类学(AnthropologyofWomen)与女性人类学
传统的人类学从一开始就有对妇女的研究，只是散见于对亲属关系、婚姻、礼仪的研究之中及各民族的民族志中，女性作为非主流文化群体，只是研究者用以说明其他问题的构件与材料。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女性主义影响下人类学对自身进行反思。人类学家对以往民族志反思，开始了以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和本体的研究。首先引起部分人类学家注意的是民族志中所表现出来的男性意识偏见。大多数西方人类学家在遥远的民族中做田野调查时，仍然本民族中男性文化带着主导的意念，认为他文化中也是男性掌握最主要的知识。因此，男性调查对象提供的情况便代表了全社区、全文化，而妇女的存在以及她们的观点和经历常常被置之不顾，其结果是所谓“真实地”再现文化的民族志每每只表述男性的活动和世界观。
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开展以女性为调查对象的田野工作。这一时期，开始了以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和本体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于妇女身上，研究和描述妇女真正的所作所为，记录和分析她们本人的陈述与态度。一批描写各种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女性生活的民族志问世了。就此产生了与以往传统人类学不同的妇女人类学。在把女性带回人类学研究视野中，妇女人类学是十分成功的。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只注重对女性的研究，明确地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女性”及“女性的观点”而与男性生活的研究相分离，会造成与主流相隔离而被边缘化。
亨瑞塔·摩尔认为：“妇女人类学中大量描写妇女生活的民族志，成功地把女性带回到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的整个画面里来，是女性人类学的前奏。而女性人类学不仅仅研究妇女，更侧重研究性别，研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女性人类学力图建立一种由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交错共视的人文视野。因此，它既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它力图通过对女性生存格局的综合考察和哲学反思来描述“完整的女性”，进而描述“完整的人类”。
1974年出版的美国人类学会年会和斯坦福大学“跨文化观点看女性”研讨会论文集《女性、文化与社会》、1975年出版的密西根大学人类学系关于妇女研究的讨论会论文集《迈向妇女人类学》两本书的问世，标志着女性人类学的成熟。
二、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女性人类学家即开始了关于性别特性的研究，米德(MargaretMead)的一系列有关文化如何塑造性别特征的著述，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关于文化与人格的分析，都表达了文化对性别人格形成的作用，她们的研究开创了人类学女性研究的先河。
米德在《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中，以她对原始部落的研究表明：某种性格特质被认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是因文化而各异的，是人为的，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自然秩序”。米德的研究给予了生物决定论有力的质疑。
在生物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之间进行激烈的学术交锋后，文化决定论最终为大多数学者赞同，构成人类学女性研究最基本的理论。基于性别文化决定论的共识，提出了不同于生物性别的概念“社会性别”。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性别”是文化建构成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并成为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最核心概念。而熟练地运用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去观察我们周围早已熟悉的日常生活的各种现象则是人类学入门的标志之一，“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也使原有的以妇女为关注点的理论，转移成以社会性别为关注点。至9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了“社会性别人类学(TheAnthropologyofGender)”的概念，强调社会性别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分析劳动大军中的社会性别分化、社会性别关系以及社会性别与民族主义、妇女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已从社会性别差异研究过渡到对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
三、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与多元的视角
自人类学开创以来，基于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结构功能理论的二元分析，一直作为有效的分析框架和工具，用来探究社会结构的功能，发现文化的深层结构以总结人类社会文化的规律等。qLQrGsjS7WN0EAl9
奥特娜(SherryOrtner)从自然与文化二元结构入手思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探讨不平等的文化象征意义及其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分析了社会性别关系的建构与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直接联系。她将男女两性关系比作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认为由于男性从事的生产劳动创造了超自然的文化，即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工具，所以创造文化的男性比与自然联系的女性价值高。罗萨多(MichelleRosaldo)则从政治权力的角度，运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来解释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原因。
她们都采用结构人类学二元对立的方法和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概念，对性别不平等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使我们对性别不平等有了深刻的认识。
然而，在人类学家运用二元对立结构分析范式研究了许多非西方文化后，发现二元对立结构存在两方面的缺陷：许多非西方文化中要么并不存在上述二元对立结构，要么呈现出与西方(上述)模式不同的二元结构。二元对立并不是普遍存在的。
20世纪后期，二元论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把二元对立作为唯一的分析框架，存在着男性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女性人类学开始抛弃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转而接受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步入后结构女性人类学阶段。
后结构女性人类学首先对“女性”范畴进行解构，认为“女性”视角其实隐含着一个“同一性”。在对待其他种族的女性时，“女性”视角意味着性别优先于种族、阶级、民族、宗教等其他因素。而事实上不同种族、阶级、民族、宗教的女性有不同的文化、利益观念，性别的生理基础并不具优先性。因此“女性”的含义也必须放到具体的情境中加以考查，这一阶段对女性身份的多重与差异性研究，构成了女性人类学的多种声音。
女性人类学的发展趋势提倡差异、强调多元，反对普遍性。后结构女性人类学的目标，不是为全球女性寻找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统一模式，而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中寻找多样性的解决方式，即“在差异中寻找平等”。
四、女性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及研究方法
同人类学的其他分支不同，女性人类学并不侧重对女性作纯粹的实证性考察，而侧重于对女性进行哲学上的抽象研究和探索，对女性之迷做出解答。
1．女性人类学的特点
(1)女性人类学以“人”的存在作为自己思考的出发点和回归点。认为对女性存在之谜的解答，有赖于对人类存在之谜的解答，因为女性是作为人的女性，女性存在是作为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具有无限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种现实状态，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女性人类学首先立足于从哲学意义上论证人的存在的基本构成，即人的存在的结构、人存在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
(2)女性人类学以“女性”作为自己思考的聚焦点，既注重女性存在与人的存在的同一性，也着力于探讨女性存在的特殊性，力图在女性存在的现实及历史的考察中，揭示出女性存在作为一种特殊存在的生成过程及其特殊规律，描述女性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而奋斗的历程。
(3)女性人类学以“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人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是由具体的男性和女性组成。女性存在和人的存在的相互关系，就是女性存在和男性存在的相互关系。因此，女性人类学始终把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
2．女性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是人类学家研究的基础。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践，深入实地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调查研究。田野工作要求观察的准确性，研究者需要与其研究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学讲他们的语言，亲自观察他们的习俗。通常要求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家在所研究的民族或地区生活1年(或1年以上)的时间，用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来获取充分、翔实的民族志资料。
一大批女人类学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实践，借鉴人类学传统的田野调查、主位与客位研究相结合、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提出以往人类学仅仅是“男人学”的观点，倡导撰写“女性主义民族志”。丽拉·艾布—庐古德(LilaAbu-Lughod)在《存在女性主义民族志吗？》一文中认为，“只有逐渐认识到在相同中存在差异，自我身份可能包含有多种认同，而他者身份也可能是自我身份的一部分，我们才可能超脱僵死的本者身份与他者身份、主观与客观的约束”。卡麻拉·维斯卫斯瓦朗(KamalaVisweswaran)是目前女性主义民族志研究中最有成果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之一，在其代表作《虚构的女性主义民族志》中，不是从正面讨论怎样建构女性主义民族志，而是首先否定主体性的基础，认为不可能建立单一的女性主体，如果女性主义民族志只表现单一的女性主体就是一种失败。她结合自己的研究，讨论了怎样写超越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民族志。
女性人类学发展运用了人类学传统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被广泛应用于对妇女在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权力的掌握等方面同男性差异的分析中，以及揭示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条件下妇女生活意义的研究。如在妇女生育研究中，对现时的育龄妇女和历史上某一年代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比较：有关妇女地位的研究中，对同时间内男女地位的差异的比较等。
女性人类学借用哲学人类学中“思辨”方法，对“社会性别”、“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及“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过程中的作用”都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哲学探索。
五、中国女性人类学的理论建构
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刚刚起步，处于初创阶段。禹燕的《女性人类学》，是国内学者所著的第一部系统地介绍女性人类学的著作。作者力图在各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女性进行“哲学抽象”。全书环绕着“女性存在与人的存在”、“女性历史与人的历史”、“女性解放与人的解放”三方面展开，试图说明：“无论是女性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都是一种文化存在；无论是女性存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女性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在不同文化时序中的不同形态：而女性解放从其实质来讲，也是女性从文化中的解放，是女性对自身的文化现实的不断否定和不断超越。因此，女性人类学实际上始终是在描述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女性存在，是在描述女性存在的文化格局与文化时态”。这种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探求女性文化的研究，实际上也正是女性人类学的着眼点和重要的研究内容。
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的女性研究文集《主流与边缘》，其中收入的论文既包括历史民俗、女性心理研究，也包括对当代影视、传媒、文学中性别文化的探讨，特别是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阐述多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以第一手材料为依据而行文，为读者展示了中国多元文化的色彩及少数民族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学研究的独特价值。从该书的序言中可以了解到，编辑者的初衷是希望出版一本人类学女性问题研究专辑，“期待着来自田野的气息、来自生活的朴实信息”。但结果与其预期目标之间仍有距离：“想做的是人类学方面的专题，却无奈于我们目前人类学研究仍然滞后。专门的人类学稿件很难拿到，囿于专门的人类学家眼下十分有限。遵照人类学的要求，即使有了专门人才，能够去做性别上的专门研究，也必须有一年的时间‘在田野上’作业。根据这样的国情，我们不得不‘顺手牵羊’，在已经‘做着’相关研究的学者中寻觅，在他们各不相同的专业中寻找与性别有关的角度，取所谓‘田野’一域‘边缘’，因此有了我们手中的这本集子”。编辑者的“无奈”真实地道出了目前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的困境。与西方女性人类学发展的现状相比，中国的研究处于初始阶段，需要借鉴西方女性人类学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研究。
1997年，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妇女：漫长的革命》一书出版。和前一部著作均由中国学者评述西方理论不同，此书完全是从西方当代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和学者最具代表性、最为深刻、影响最大的论述中精选出来的。在中国女性学研究走向世界之际，无论是以西方研究经验为借鉴，创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妇女学研究体系，还是以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妇女学为动力，开创自己的道路，研究西方的经验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妇女口述史方面的代表作是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可谓开创之作。2002年又出版了“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让女人自己说话》共三部。
六、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
从文化多元的角度来看，中国有56个民族，若从各民族特有文化的历史动态发展中去研究妇女，展示文化是如何限制和塑造妇女而妇女又是如何创造文化的双向运动过程，不仅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多元性有重要价值，而且也将为世界妇女人类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经正规训练的女性民族学家王同惠深入到广西瑶族山区调查家庭和亲属制度，建国之后训练的一批女性民族学家并没有以性别为自己的研究中心，而是重点研究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模式并出版了许多重要的文献。不同的专家和学者在中国各民族地区进行深入实际的田野调查也留下了宝贵的社会调查报告，如陈乃文教授反映藏族和门巴族的报告：何青教授所撰写的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研究报告：龚佩华教授所撰写的景颇族调查报告；黄淑娉教授所撰写的广东地区不同族群的报告和人类学理论书籍。
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对少数民族妇女问题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1994出版的论文集《华南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为从事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学者深入华南地区田野调查之作。书中着重探讨了“不落夫家”婚俗的名称及类型，从不同历史背景出发阐释了该婚俗的成因及其文化上的差异性。此外，一些作者还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对香港、闽南侨乡、湖南及广东地区的当代婚俗进行了论述。
李泳集的《性别与文化：客家妇女研究的新视野》一书运用宏观和微观、点与面结合的分析方法，对粤东客家村落进行调查，探讨了客家文化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和她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变化以及各种变化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最可贵的是作者提出：“客家妇女地位的低下并不能从她们所从事的劳动进行解释，而应该从制约她们地位的文化的深层意义去研究”，探究了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在不同族群的变异，此类研究是重建中国女性人类学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在摩梭人中发现的“母系家庭”和“走访制”(以前国内研究者通称“阿注婚”)一直吸引国内外人类学家关注，并展开了调查和理论探讨。早期进行民族学人类学探索的有王承权的母系家庭和严汝娴的摩梭母系制写作，后有和钟华的专著《生存和文化的选择——摩梭母系制及其现代变迁》，都是基于长期田野调查对云南纳西族摩梭人的探讨。还有翁乃群的文章《女源男流：从象征意义论川滇边境纳西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结构体系》等举不胜举的篇章从不同角度在探讨摩梭人的婚姻和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