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揭示高质量发展之路范文（精选3篇）
亲爱的兄弟们：
今天是618，也是京东12周年的生日。每一年，我们的生日都是在灯火通明中迎来，在通宵达旦中度过，在仓库、在配送站、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兄弟们或汗流浃背、或风尘仆仆，正是你们这些年的坚守和付出，才为京东赢得了今天的尊重和成就。
这12年正好是中国传统经济向互联网经济转型的一个时代更替。京东的发展离不开这次互联网浪潮带来的历史机遇，但回归个体，我们更需要感谢的是这些年来我们所经历的波折和坎坷，这些艰辛让我们学会了把握机会，学会了珍惜资源，也学会了审慎和反思。站在12年的关口，我也想借此机会，和大家再次回顾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京东走到今天的力量是什么：
1、不忘初心。
京东是为创造价值而生的企业。从创业第一天起，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考虑这件事是不是苦、是不是累、是不是利润少。无论是自建物流，还是农村电商，还是O2O，进入每一个领域之前我们都会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件事有没有改善用户体验、有没有提升产业效率、有没有降低社会成本?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做!请大家牢记，京东的现在和未来一定取决于我们在产业链当中的价值贡献。
2、坚持信仰。
“诚信”是京东的企业信仰。我们没有背景、没有资源，完全依靠兄弟们白手起家一路走来，诚信是京东唯一的立足之本。虽然总有人不断的试图从道德上击垮我们，从根基上动摇我们，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地实际行动证明了京东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坚持恪守诚信的企业价值观使我们持续赢得了尊重。
3、放下骄傲。
京东发展的历史是战斗拼搏的历史。由于客观原因，我们每一项业务起步的时候都不是第一的业务，但我们硬是凭借超强的执行力和创业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现在公司做大了，则更需要我们保持英雄本色，放下骄傲、心怀敬畏，依靠组织的灵活变革和制度的有效保障，传承创业时期的敏锐、执行和激情，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4、以人为本。
在京东的倒三角管理模型中，团队永远都是我们发展的基石。过去，我和管理团队花了大量的时间在人才的培养和梯队建设上，无论是内部人才培养计划、管培生计划还是国际管培生计划，几年来，京东孕育出来的大量优秀人才已经走到一线挑起大梁，撑起了京东未来发展的大帆。努力为有梦想的京东人提供更多机会和更大舞台也是京东得以不断超越自己的秘诀。
兄弟们，12年的时间公司从一个小柜台变成了服务上亿中国人的大型企业，团队从几十个人变成了几万人，销售额从几百万变成了几千亿。我们成长了，但我们的核心使命和精神永远没有改变。未来我们的困难和挑战要远比前12年来的更多，让我们心怀激情、牢记使命、勇敢前行。下一个12年，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加强大、更加努力，更受尊敬的京东!
新发展理念科学回答了在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重大问题，对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总是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适时提出相应的发展理念和战略，引领和指导发展实践，推动中国实现了发展跨越，使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光明前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让新发展理念落地生根、变成普遍实践，才能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新发展理念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的发展理论。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的发展理论。新发展理念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发展的生产力标准，强调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实现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强调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强调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协调性。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新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发展理念深刻洞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跨越两大关口。第一个关口就是非常规的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特有的关口，特别是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第二个关口就是常规性的长期性的关口，也就是要大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新发展理念科学回答了在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引领我国发展全局深刻变革的科学指引，对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新发展理念为解决我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提供战略指引。在新时代，我国发展既面临难得机遇，也面对一些突出问题和挑战，如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生态环境形势严峻、民生领域短板突出等。新发展理念是针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提出的战略指引。坚持创新发展，就要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坚持协调发展，就要推动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重、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融合，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坚持绿色发展，就要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美丽中国。坚持开放发展，就要通过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坚持共享发展，就要解决好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够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使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再迈上一个大台阶。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无论与哪个经济体相比，无论拿什么尺度来衡量，这些成就都是辉煌的，值得大书特书。需要引起注意和思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个案是否就证明：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呢?恐怕未必如此。从世界历史来看，不管是在过去420xx年里还是在过去40年里，很多国家、地区都进行过改革或开放，但事实上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那种认为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必然会带来繁荣昌盛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缺乏依据
这里只以两个时期为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与经济挤压，很多国家都曾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希望实现现代化。在埃及，19世纪中叶总督萨义德开始进行土地、税收、法律方面的改革，他创办了埃及银行，兴建了第一条准轨铁路。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前，它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改革。在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礼萨·汗曾仿效西方，对伊朗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兴建伊朗纵贯铁路，创办德克兰大学、进行国会改革等。在中国，清王朝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继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后，又推出清末新政，改革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教等各个领域。上述改革都没有成功。只有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日渐强盛，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在过去40年，1980年土耳其宣布开始经济改革。同样在1980年，数个东欧国家已经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在上世纪整个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喀麦隆、冈比亚、加纳、几内亚、马拉维、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尼日尔、坦桑尼亚、扎伊尔)开始改革;印度也开始改革。1983年，印度尼西亚开始经济自由化的改革。1986年，越南开始革新开放。1986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新思维”导向的全方位改革。上世纪80年代末，一批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国家开始结构改革。到1989年、1990年，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以及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彻底按西方模式转型。上述这些改革有的比较成功(如越南);有的经过多番试错，才慢慢走上正轨(如印度);大多数失败了，有些还败得很惨，比如东欧的某些国家。
由此可见，进行改革开放的案例很多，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太多。很多人不假思索地以为，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必然会带来繁荣昌盛。这种想法其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缺乏依据。仅仅有所谓的改革开放，未必能够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
除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外，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飞跃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要成功，必须具备两类前提。
第一类前提条件是坚实的基础，包括政治基础(独立自主、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消除“分利集团”)、社会基础(社会平等、人民健康、教育普及)、物质基础(水利设施、农田基本建设、齐全完整的产业体系)。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这种奠基的重要性，不管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第二类前提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政府，即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因为每一项改革都必然导致利益重组;越是激烈的改革，利益重组的广度、深度和烈度越大，翻船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要应付这种局面，前提就是得有一个有效政府，能够掌控全局，调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缓和、减轻随利益重组而来的冲击，克服各种各样的抵制和阻碍;这样改革开放才能成功。换句话说，经济实现增长，除了改革开放以外还需要一个因素，就是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所谓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办成的事，但是要把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绝非易事。我认为，基础性国家能力中以下七个方面至关重要：强制能力，即国家要掌握暴力、垄断使用暴力的权力;汲取能力，即国家要能够从社会与经济中收取一部分资源，如财政税收;濡化能力，即国家使得人民有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有内化于心的一套核心价值;此外，还有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等。
从东方与西方的“大分流”看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是什么关系?从东方与西方的“大分流”中也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东西大分流”是指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最后称霸世界(有人称之为“欧洲奇迹”)，而东方却一蹶不振，远远落到后面。而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就是分水岭。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是否发生过其它一些什么事情，而在东方却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也许与工业革命有关联，时间上的先后预示着逻辑上的因果。
在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之前，欧洲已经发生了五件大事：军事革命(16-17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17-18世纪)、大规模殖民主义(16-19世纪)、大规模奴隶贸易(16-19世纪)、税收增长(17-20世纪)。这五件大事都反映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国家能力的增强很可能与工业革命的出现有关。
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欧洲出现近现代国家(即具有一定的强制能力与汲取能力的国家)之前，世界各个地区的状况差不太多：经济长期停滞，几乎没有什么增长。欧洲近现代国家开始出现以后(1520xx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开始提速。起初的增长提速并不明显。不过，西欧那些国家的基础性能力提高后，它们的经济增速就逐渐加快了;二战以后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中国在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人均GDP的增速很低，甚至是负数。两相对比，“大分流”的态势十分清楚。
关于这一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霍布斯看得很透彻。“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 他的意思很明白：一个有效国家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比霍布斯晚了一个多世纪。流行的观点认为，亚当·斯密只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强烈反对国家干预。其实，这是对他极大的误读。如果认真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如《国富论》第三篇与《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就会发现，暴力始终是其关注的一个重点。在他看来，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之所以经济停滞，是因为暴力盛行。换句话说，有效国家是斯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有效国家的保障下，市场才能运作;没有一个有效国家，市场主体根本无法正常运作。
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大分流”的时点，或更具体地说，英国工业革命的时点恰好与中西军事大分流的时点吻合。这绝不是因为巧合，而是因为军事革命造就了强制能力更加强大的现代国家，而具备强制能力的现代国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强制能力具体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呢?从欧洲的历史看，其作用表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对内，强制能力可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创造一个霍布斯、斯密期盼的和平内部环境。对外，强制能力可以用来做三件事情：一是掠夺海外资源，其方式是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二是打开海外市场;三是培养管理人才。